周人对殷商政治得失的反思暨启示
历代王朝，兴有兴的经验，亡有亡的教训。尽管周初的统治者还很年轻（周武王去世，除姜子牙外，周公，召公等都自称“冲子”即童子，年轻人），可他们对前代的关注，对自己王朝的担忧，是很多王朝的领导者无法企及的。周王朝能存在数百年，至今我们有很多制度，很多思想都来自于周人，实在了不起。
应该说，周与殷商不在一个等级。殷商号称中央帝国（当时已有中国之名），西周只是一个偏远侯国。虽然周文王有德，但实力远非殷商可比。人家商王朝在中国已统治数百年，可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统治者，有着是人民选择，历史选择的政治优势；纣王智商能力也不差，“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天下一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税赋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受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说苑。刺奢》说：“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用现在的观点看，纣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武全才，又很年轻，爱美女，爱音乐爱跳舞，能文能武能喝酒，不可多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官员不少。能修千尺高楼，能厚敛，说明经济实力强，如果是都很穷，纣王也干不了那么多大项目，大贡程。至于酒池肉林，男女裸逐，更能说明纣王时物质丰富，社会开放。可就是纣王因天怨人怒，被撮尔西周给灭了。
西周取代殷商，虽口上说是替天行道，可实际上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敢相信，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此不堪攻击。据说，周武王攻殷时，“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而殷纣王有大军七十多万，可殷军临阵倒戈，一夜垮台，纣王自杀。他们在胜利之余，总在总结反思殷商以及更前一代的夏朝，为何能统治几百年，又因何很快垮台的深层因素。在周人看来，夏商的成功和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周人对夏商能存在数百年的成功经验总结的虽不多，但他们能够以客观公正地人识前代王朝的正确经验是不容易的。
能敬天明德。在周人看来，“上帝引逸”，天帝对淫乱荒佚之人包括王朝是厌恶的，本已通过天象，通过人民的不满传达出来，可夏桀不听上帝教诲，不节制荒淫之行，“不适逸”，“弗克用帝，大淫泆有辞”，还强辞夺理为自己开脱，殷商的开国者即汤武王才顺应天意，“成汤革夏，”取而代之。“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都能发扬好的德行，严肃对待天地祖先的祭祀。在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事，祭祀是对天的敬仰，如果不敬天，就会任意胡为。“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尚书。酒诰》），殷优秀的先王上敬畏天明，下敬畏百姓，行德而执敬，因此深得人心。人有敬畏，才会知道做人作事的底线。
能节制敬业。周人认为饮酒过度是坏事，误国误民。商能在较长期内保有政权，是与最高领导者注重节制饮酒有关系。“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棑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敢其崇饮”，各级官员都上行下效，“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尚书》酒诰》）。成王畏相，即成德有德之王，和忠于职守的丞相，心里只想干好工作，对事业诚信恭敬，从不敢自我放松，更不敢天天喝酒。各诸候和大小官员也都不敢沉湎酒色，不仅不敢，也没闲功夫，都想帮助有德的上级使其德名流芳光大。大家都是正人，敬守法制。因此才使汤王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康。
能任贤才。国家兴亡在于人才。做为领导，要成大事，必须有杰出人才。对上帝的意志是靠优秀人才来帮助完成的。周公对召公说，不知天命难得与天命很难信，就会失去天命，“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咸。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盤”（《尚书。召奭》）。汤代每个有作为的王身边都有好的帮手。君主能获有道明君的称谓，是因为有此有道之臣，安治殷商使之“多历年所”，统治中国数百年。在《尚书。立政》一文中，周人认为商汤不因上帝赐福于汤为满足，坚持选拔“三宅三俊”，也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和下属用贤俊的原则，“其在商邑，用协于其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在商人直管的城邑，这些官员能让辖地社会和谐，在四方做官，能严格执行大法，光大国家仁德。
了解社会民情。最高统治者不知社会，不了解人民想什么，是不可能用心治事的。周公还政于成王，语重心长的说：“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你不要贪图安逸啊。一个人只有先知老百姓种田的艰辛，若忘乎所以求安逸享乐，就会知百姓所依赖。看看民间的普通人，他们的父母辛苦劳动，而儿子不知父辈的辛苦，就会追好逸恶劳，任情胡为。长大了，还会羞辱他们的父母，说他们没见识，不懂享乐。说的多好啊。现在年轻一代不就有很多是这样吗？瞧不起前辈的忠诚劳动。周公再一次以殷人为例，说：“昔在殷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欋，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久）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壅。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中宗祖乙，严肃恭敬对待天神人民，不敢荒废国家大事，当了七十五年商王；武丁时商朝一度衰败，他长期与父小乙带兵在外，与人民在一起，知民忧苦，即位后三年不说话，观察下级，尽心振兴王朝大业，老百姓都拥护他，当政五十九年；祖甲因上有兄长，父亲本想让他接班，可他认为这样不义，就逃到民间做百姓，至到兄死才回去，当过很长时间平民的他，知道百姓的要求，坚持施惠于民，不欺鳏寡无助的人民，当了三十三年王。周公还从反面为例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从祖甲后，所立之王，都出生于安逸环境，因为安逸，他们就不知百姓生产生活艰难，只会追求自己享乐，让百姓怨声载道。同时太追求奢侈享乐，反而使帝王个个短命，长的当十年帝王，短的四年三年就死了。要使国家命运长久，最高领导者必须了解社会，知普通劳动者生活如何，在想什么，有何要求，如果领导都是不知民情的人，是不可能长有权力的。当官以为会享受，生活好，就能长寿，也是错误的。应该说这一见识在后来也多为历史所证明。汉宣帝因父流落民间十几年，当了皇帝后能体察民心，成为中兴之主；唐太宗也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正是这一经历，能时刻关注民生，开创贞观之治，而他担心“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会出大灾（《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周公的良苦用心，实在值的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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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奭》）。周人不仅思考殷商优秀领导的治国成公经验，更多是在总结殷商亡国的教训，以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强烈的忧亡意识使周公，召公等对殷商的亡国原因进行反思。在周人看来，夏商特别是商纣王亡国至少有以下不当造成的：
1，缺乏敬畏之心。对天地祖先鬼神的敬畏说明统治者尚有良知。在纣王心中，我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上天既已将天下交给他，就不会出事。“慢于鬼神”，西伯灭了藜国，大臣祖伊急忙跑来向纣王报告说，天要亡我殷朝了，卜筮几十次都是凶兆，无人敢对你说，这不是先王不帮我们后代，都是领导你淫戏过分造成的。“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无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名不挚，今王其如台”？天神抛弃我们了，连糟糠之食都不会让我们吃了。你不想天的本性是爱民助善的，办事不讲祖法。现在老百姓无不盼我们快灭亡，说：老天爷为何不降威惩罚这个坏蛋。天命已失，大王怎么办？纣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一切都是天命所给，没什么，天会保佑我的。祖伊感叹说，“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你做了那么多错事，犯了那么多罪恶，懒惰懈怠在上，你岂能求命于天啊！殷朝就要快亡了。天已明示，你怎么还不努力改过，挽救国家！可周纣王仍我行我素。《泰誓》说：殷纣“罪浮于桀”，比夏桀罪还大，“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天无常德，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敬天就是要敬民，可纣王自以为权力是上天给的，一旦给了他，就可以不顾修养敬天爱民之德。在武王讨伐纣的《牧誓》一文中，列举纣的恶行，其中之一是“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祭祀是古代国家大事，可纣连祖先的祭祀也不搞了，对自己的前辈也不用，不仅不用，还杀害。不敬天敬神敬祖宗，敬长辈，他就会谁也不敬畏。《酒诰》说纣王“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意思是纣王暴戾，以为自己能当帝王是天命，有上天保佑，连死都不畏惧，全国都是罪恶，以至亡国，他都不忧虑，不害怕。这样的领导必然天怨人恨。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2，用人失误。任人唯贤国家才可以兴旺发达。可纣王用人是“惟妇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牧誓》）。“拂其耉长旧有位人”（《微子》）；在他的周围都是年轻人，小人，对于年长者和原来在位的旧官员一律不用。“厥终。智藏瘝在,”贤智有德的人或被他赶走，或自逃藏匿，身边都地只会害老百姓的谗慝之徒。《诗经》说：“非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诗经。大雅。荡》）。意思是不是上帝不善，纣王厌老厌旧臣，只爱用年轻人，朝中没有老成持重之人也罢了，先祖留下的典章制度不能丢啊，可他也不用，因此国家让他不用贤不用先祖的好制度给搞丢了。朝廷内外都是年轻骄傲的人，全凭自己所好用权，老百姓怎能活命，“以哀爚天，徂（诅）厥亡，出执”（《尚书。召奭》）。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呼吁上天，诅祝他快亡，快垮台。
3，荒淫腐败。桀纣是中国古代荒淫腐败帝王的代名词。其腐败荒淫堪称一绝。在《酒诰》一文中“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沉湎于酒，不思改过。《诗经》称纣时“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使昼作夜”（《诗经。大雅。荡》）。没有白天，没有夜晚，大小官员都在酒桌上大呼小叫，夜以继日（西周后来也是如此）》。《史记》说他造酒池肉林，数千男女官员宫女裸饮“牛饮”，脱光衣服象牛一样狂饮。“故天降丧于殷，无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要亡殷，不爱殷，是因为纣王为首的王朝太腐败，不是天暴虐，是殷人自己召罪。各级官员都任情纵欲，贪赃枉法。“政以贿成”，“逸”风盛行，就是好逸，官员们都贪图享乐，不愿干事。“无逸”，周人多次告戒自己的官员和后代，正是对殷商的教训的总结。
4，暴虐执法，聚敛无度。《吕刑》说蚩尤为政，“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轻义为奸，用诈言谎言编造理由，强夺民财，老百姓不听命令，就“制以刑”，用重刑对待人民，“杀戮无辜”，“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不论有无道理辞说，都用刑罚，“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用暴虐杀戮人民，人们向上天控诉，上帝看民间情况，没有一点馨香美德，只是闻到满地腥臊，那是暴政在杀人，于是上天灭了蚩尤。《牧誓》说，殷王朝的大小官员“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奸宄”，是乱的意思，乱在外为奸，乱在内为宄。对老百姓残暴，主要是执法严酷。殷人的贤者微子也说：“殷网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微子》）。“草”，钞，掠夺之意。从上到下，大小官员都在想法设方略夺占有人民财产，没有法度，犯罪的人只要有钱，要么抓不到，要么抓了就放走，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相见都象见仇敌。《立政》说，“其在受（纣）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其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纣王的德太差了，爱用不遵法制的犯法之徒，暴虐无德之徒与他们一起治国，纣的身边都是他的亲信和腐败分子，同列于其官长。《史记》称纣王为了打击对子己不满的百姓和诸侯，“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西伯昌，九侯，鄂侯位居三公，因九侯女不喜淫乱，纣就杀了九侯父女，鄂侯因提出不同意间见，“并晡鄂侯”，把鄂侯杀后制成肉干，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也被关进大牢，差点送命，因重贿才保住小命。对人民，对官员烂用刑罚，必然让人民不满。纣时也许国家经济有了发展。但即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民的承受力也不是无限的，何况在几千年前。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广修林苑，建千尺高楼，大肆修粮仓，征收百姓劳动成果，也让人民不堪重负。无道之君总想先富国，以为国富则民富，其实国富而建立在民穷之上，将会使民心绝望，更容易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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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前代治国得失的总结，使之有针对性的出台了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措施。
1，重塑敬畏意识。敬畏天地神灵，经畏民心，突出德治。“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必须敬天敬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在周人眼中，上经畏忠诚之下民，作为领导要敬畏上天，效法上天，敬畏真诚。用真诚感化人民，人民的真实情形情感就能让你知道。民心是时可变化的，你一定要尽心，不可贪图享乐，就可治好百姓，“惟命不于常，汝念之哉（《康诰》）！”，天命是没有规律的，天命取决于民心，因此要时刻关注人民的要求，尽力做“明德之君，”有“明德”之观，“予攸好德，汝则赐之福”，我有德，也要下级也要有德，要明确告诉下级，我喜欢有德，你们都有德，我才会给你们赐福。这样才能保政权的长久。“庶民有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洪范》），人民都爱有润泽的有德领导。为了求上天保佑，周人“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经。颂。时迈》）。那意思是遍敬百神，黄河神，五岳神都祭拜，向神灵保证用美德治理华夏，决不学纣王，也希望神灵保佑周的君王们长有江山。同是也要求“百辟卿士”即各地各级官员，要紧密团结在天子周围，敬天爱民，“不解（懈）于位，民之攸墍”（《诗。大雅。假乐》）。“墍”，专家解为爱的意思。大家都能尽忠职守，对天地神民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马虎，不懈慢，人民就会爱我们。应该说周初的领导在敬天爱民的道德修养上是很有口碑的。周公为了吸纳人才，“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正在洗头，听有人来，把头发先盘起，见完人再洗，正在吃饭，听有人来汇报工作，马上吐出正在咀嚼的饭菜，去听人汇报，“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永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治燕国，让百姓和睦，为了方便群众，在棠梨树下断案听政，多么亲民的领导。办事公正，思了人民还忘不了他，一颗树，因为好领导在此工作过，人们都不敢不愿砍伐，《甘棠》诗至今存于《诗经》。敬民爱民的官员，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2，借鉴吸收前代的优秀治国经验。周的领导并没有以自己的祖先为正宗，也没有因取代殷商而全盘否定前人特别是殷王朝杰出领袖的成功。“我时其惟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康诰》）。纣是反面教材，但殷王朝统治中国数百年，他们的前辈有不少还是很好的，我们应向他们学习。虽然是夺权之初，殷人还有很大势力，对一个外来政权统治一个曾比他们强大先进的小国很不服，为了安服殷人，但的确周的领导者是真心吸取前代的经言与教训。
3，明确了用人唯贤的思想。纣王用人唯亲唯年轻，谁拥护我就用谁，而周人的用人是开放的，又是有准则的。《召诰》说:“今冲（童）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童子是成王的谦称，当了王，决不学纣王厌恶老成人，我会不忘聪明有经验的成人，教我古代明君的美德。我不会说我的能力，权力都来自天，我须要你们的帮助。姬封也就是周公之子被封到殷商旧地，周公在儿子上任时告戒他：“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汝不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康诰》），要他的儿子在殷的旧地治民，要多学习殷商前代的好帝王治民经验，还要重用殷人年长的老成人，了解民心，知所训导之方。《洪范》说治国要用有“三德”之人，刚，柔，正直叫“三德”，刚柔是相对的，要刚中有柔，唯正直是不可缺少的。《吕刑》把“敬顺，正直，勤劳”叫“三德”，敬天地鬼神听顺领导，正直不邪，是品质，勤劳，是工作态度和作风。忠诚，正直，聪明智慧有能力，勤劳，大约构成了周初政治用人的标准。而德又是关键。“无虐焭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榖，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焭独”是孤寡无后台之人，“高明”是有后台有背景之人，相当于现在的黑社会或有领导支持的人，“羞”是献的意思，“既富方榖”，大概是年富力强，有德行，名声很好之意。一个人能不欺负没有背景的弱势百姓，又不怕有后台的强人，这样的人有能力有作为，要鼓励他们献出德行，国家才会昌盛；如果正人君子德行名声很好，你不用于为国家服务，当时的人就会责怪你，你就会垮台了。相反“于其无好德，汝虽赐之福，其作汝用咎”。一个没德行的人，你喜欢他，重用他，给他很多好处，他得势后的所作所为，只会给你给国家带来灾难。多么深刻的见解啊
4，慎用刑罚。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理念都是周人所创。刑罚可以制止人为非，但很难鼓励人为善，但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的。法要明确，要有约束力，不是越严越好。法律更在于公正公平，不能成为领导和执法者的显示权为或谋利的工具。因此周人特别看重法律制定的“中”和执法者的“中”。即公正，洽当。周公对康叔说：要“明德慎罚”，“义刑义杀”，不能随意刑人杀人，断狱案要要有爱民之心，分清罪过大小，是有意还是无意，原情定罪；要有专门执法者审判，“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要思考多日，不能一说有罪就定罪，慎重尽心，不能草率（《康诰》）。《吕刑》主张“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治乱世用重刑，太平时用中典，新建国要用轻刑，无论轻重，都要有道理，有要求，“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刑罚有疑要赦免，不能严苛。“罚惩非死，人极于病”，岁刑罚没有达到草菅人名的程度，但乱用也会让人民受不了，必须深慎。因此周人特别看重执法者的素质德行，“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佞人是小人，专门迎合领导口味的人，这样的人不能作执法断案的官，要用“良”即公道正派的人做法官，要用有同情心敬业心的人做法官，他们办案会按刑书条款来判罪，而不会任情胡来。断案的标准是“中”，“中正”，不偏不倚，合理合法。周人严禁执法官以权谋私，称：“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主持判案贪财受贿不是好事，只能取罪，对卖法求财的要数罪并罚，从重严惩。
5，高度重视反腐败。周公告戒成王，要“无逸”，就是不要安于逸乐，荒废政务。“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要沉迷于追求观视大搞楼堂公园等形象工程，不要追求逸乐，不要经常游山玩水，不要打猎，旧社会的皇帝田猎，是要动用军队和官员作陪的，要用钱的。“无若殷王受（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不要象殷纣王那样酗酒误事。要求公侯们“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丕显其德，百辟其刑之（《诗经。颂。列文》）”。“封靡”就是泛滥腐败之意。不要腐败，要注重修德，为人民作好表率。周人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酒令《酒诰》，规定除了重大祭祀可以喝点酒外（但也有限度，“德将无醉”，不能喝醉），除了殷人的臣工，即下级官员和技术工人，因为他们已有瘾，要以教育为主，其他人饮酒，都要禁止，特别是多人一起喝酒要严惩。“群饮，汝无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凡聚在一其喝酒就要杀头。可能在周人眼中，酒时粮食所酿造，节酒可以节约粮食，减少国民负担，酒喝多了会导致官风靡烂不振，不会尽心于所肩负的工作。历代官场喝酒盛行之时，往往都是与腐败盛行并存。周人还将“贪”，“货”，列入为官之罪，严格禁制。
6，以“富民”为重心，发展经济，规范负税。据说一次文王问吕望：治理天下应该如何办？吕望也就是姜子牙回答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无）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连连称吕望讲的极是，并接受吕望建议，立即从国库中拿出粮食救济鳏寡孤独的弱势百姓（刘向《说苑。政理》）。最有道的的国家以富民为最高目标，强国，霸主诗的国家是让文士武士们富，政治脆弱维持型国家是大夫们即高官们富，而亡国无道的国家就是只追求国家的粮仓金库粮钱越多越好。周人统一天下后，很重视天下税赋的正常正规问题，“以庶邦惟正之供”，要求国家对诸侯的纳贡要只收正税，“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老百姓也之交正税。《康诰》说，“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不责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专家周秉均先生解释说，远乃猷，“猷”是徭役的意思，裕乃以，裕是足的意思，以是用度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当领导一定要敬畏百姓，不要造怨结怨与民。不要想坏主意，坏方法来杜塞诚信。要勉力修德教，让其安心，能顾念你是好领导。要宽其徭役，国家财政足用就行，不是越多越好，老百姓安宁了，富有了，就不会挑你的疵瑕，不会想让你灭亡。“引养引恬，自古王若此，监罔攸辟”（《尚书。召诰》），学习古代的好帝王，恬静无为，引养百姓，不行偏僻邪恶之政，不是为了政声私利。当是用的制度据说是井田制，十税一，虽今天看来是比较重的，但在整个封建社会，周人至少对社会负担有了明确规定，不是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统治阶级都很关注经济，周成王“率时农夫，播厥百榖（谷）”（《诗经。颂。噫嘻》），亲自种田，后宫也带头养蚕织衣。《诗经》还给我们描写了农业丰收的景象：“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其秭。为酒为醴，丕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经。颂。丰年》）。丰收了，收了很多小米稻谷，还有粮仓，家家都满满的，很多很多。家家造美酒，献给先祖，家家都降福，享受丰收的欢乐。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周人不是重赋税以国库充实为最高经济政策的。人民在周人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生产的热情是高的，经济是发展的。人民对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领导还是比较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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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其中政治文明很难说好说坏，因为封建专制下的弊政实在太多。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让国人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但是在政治文明中也有不少优秀文化。中国有不少时代所创造的经济文化辉煌也给中华民族增添国光彩。其中之一，就是周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周文化，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华文明。我以为周人对前代治国得失的反思，不仅促进了当是经济发展，促成周人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完善，先进的国家意识形态思想和国家管理制度，也为后来想做圣君明主，想巩固政权的人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经验可借鉴：
1，治国为官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心是做人的基础，是有良知的表现。在古代，主要是敬畏天地鬼神祖先和人民。现在我们信奉唯物主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不复存在，但作人做官，要对人民有敬畏心，对先祖父母有敬畏心，对自己的德行名节要有敬畏心，要对为人良心要有敬畏心，对国家的法律要有敬畏心，这些敬畏还是须要的。中国历史的好坏是靠领导和人民共同写作的。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却不知，“天命靡常，”，“民心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依”。人民更不会因为你叫共产党就拥护你，他们拥护所爱的是有德。民心向背，常关系国家存亡。我们今天有少数官员，心中只有追求权力和财富，没有任何可让他们敬畏的。我们拿着人民的钱，却视人民为草芥，如为了所谓发展，强拆民房，强行挖民祖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先祖对人民的轻蔑。本来乱建坟墓有浪废土地的一面，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推行火花或集中建公墓也是可以的，可某些地方官员因国家规定新征土地要以地补地，为了招商卖地，就打起挖人祖坟的主意，除了某级别以上官员的祖坟外，其他一律挖掉，重埋则很草率，多数农民祖上尸骨被当作废物处理。引起百姓反感。中华民祖的爱国之心主要体现在对祖先，父母的感恩记念上。只要有祖先墓在，无论多少代，都会想起他们，想念家乡，从而产生对祖国的眷恋。数典忘祖，是耻辱，而作为官员，大张旗鼓以挖民祖坟为政绩，这样的官员是不会有敬畏感的。我们是党的官员，不为当执政能否长久思考，而是破坏党的名声，巴不得共产党早亡；作为官员，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可官员们在国内当官，有不少拿海外居民证。“为恶勿近刑”（《庄子》），作人如果想做做恶事坏事，要不触犯刑律，这也是作官的底线，可有多少官员有此畏惧心？
2，治国要任人唯贤。吏治决定国家命运。应该说我们的干部政策和制度是有的，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和制度的严肃性。我们口上文件上都说要任人唯贤，可至今没有一套真正制度话的干不规范管理。比如封建社会的科举选官，三年考核选官，至少让官员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何方。而我们现在无论考公务员还是领导干部，都是随心所欲，领导觉得关系不好平衡，就考一次，提拔干部说是凭能力政绩，可更多是讲机会，关系，后台和金钱。一讲年轻化，就是一刀切，今天一个年龄段，明天一个年龄段。各地想怎样制定干部政策就制定什么政策。周人用人重忠诚，有智慧，正直，刚柔性格相济，不唯亲，不唯年轻得作法是值的我们学习的。
3，要敬慎制法执法。治理天下靠法制，可是我们的法治不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多是为了部门利益，少数人利益。很多部门都在借助国家权力搜刮民财。法律规章成了部门的摇钱树。而执法者更是胡作非为，同样的罪行，判的结果是天壤之别。只要有好处，就可以轻判或不判。许多执法者视法规制度为儿戏，领导干部更是弄权枉法。可真正受惩罚的有几个？
4，要坚决反腐败。任何一个王朝，灭亡时无不是腐败盛行。官员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搞楼台林园，吃喝挥霍，周游列国，作风惰懈，不想干事，只想权，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腐败与亡国之时的政治有很多相似之处。官员卖买已经是公开的密秘。特别是一些地方县市委书记已将官帽商品化，原山东省副省长当地委书记时卖一个县市委书记价是三十万；近些年所查出的县市委书记以上案件，无不与卖官，包二奶多奶，插手工程有关，数额之大让人吃惊，而且被查处的官员多都很不服气，认为他们是得罪了领导，有人整他们，真正的大贪官他们还算不上。“无官不贪”正在成为社会共识。中组部长讲有些地方县乡办公楼比美国白宫还要气派，最近从公布的三公开支看，吃喝，出国，小车开支占了大半。我们现在可以说老百姓不富，一般公职人员待遇不高，而大量的钱财都被一些领导挥霍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的反腐有了一些成绩，可腐败的势头并没有下降，而是在继续漫延。反腐败如果不下决心，我们党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的亡国之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5，要明确发展经济的目标。必须为人民谋发展，要让人民都沾光，要处理好国家财政收入与民富的关系。“王国富民，”“亡(无）道之国富仓府”，每想到古人的这一观点，我觉的他们实在太伟大。殷纣亡国时，国库的粮食成了周武王赢取民心的物资；隋炀帝时国库粮食可供京城数十年，也成了农民起义争取民心的东西。南宋王朝统治区比北宋少一半以上，有人说南宋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超过北宋，可熟读历史的人不应忘记，这个偏安王朝对老百姓残无人道的剥削是历史之最，利用各种手段，害人民，如加重负担，他们实行纸币，却大肆在兑付时贬值，借民间自救之名无偿收购粮食，常被政府征作别用，后贾似道掌权，觉得过去取财之法还太低下，取财太少太慢还不够用，就想出了把民田强征为公田，再高价租给农民种的聚财法，先是规定两百亩以上家庭要低价捐卖三分之一土地给国家，后两百亩以下也要强征，老百姓反租则出几倍赋税的价格。为了抗击蒙古人，朝廷一次出钱七千万缗，比北宋最高财政收入的年全部收入还多。可人心失尽的南宋难逃灭亡。我以为要坚持以经济建社为中心的思想实不可动要的，但要把重点放在富民上，不能为发展而发展，污染环境，祸害子孙；要让绝大多数都沾光，而不能永远只顾少数人先富，让大多数人民永远贫穷，要关注社会公平。对于政府来说，一是要从直接插手经济官理经营中逐步退出，，我们的各级政府管的事太多，权力太大；长期下去对经济发展有害无利；二是要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富民富国库的关系问题。我们经济发展了是实事，可得益最多的是政府财政，是国库收入的猛增。而不少企业和广大劳百姓包括党政机关无权势的工作人员，他们并没从中感受到得到了经济发展相称的好处，有的甚至感到生活质量在下降，这是危险的。主管者也许永远都不会说国库钱财多是坏事，也许希望国库钱越多越好，可对于国家，对于人民而言，政府财政要放水养鱼，“裕乃以”，“惟正之供”的思想不能抛弃。财政要有够用就行的理财聚财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富往往是民穷，国家掌握的财富太多，就会加剧腐败和不公。以我国财政为例，每年增加的收入数以千亿计，过去主要是政府领导说了算，年底突击分钱用钱成为风气；我们因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对项目的支持资金大增，可项目审批权在少数人手中，每年各地官员进京进省数以千万计，各有权部委门庭如市，都不是空手去的，许多项目资金通过层层拔毛，真正用于实处则无几。当今腐败现象的漫延与政府财力过多且使用不当有很大关系；国库收入取自百姓和各类企业，而能得到无偿支持的企业很多是有名无实或假企业，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一些私企，经国家之手把多数人和企业创造的的血汗钱，变成另外少数私人的资产，有些私企获得的国家投入每年以数千万计，其资产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库，国家的无偿投入超过了私人投入，这种劫贫济富的行为，对纳税人来说也是不公道的。国家政府应该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取的太多就应少取，把钱留给社会，发展经济应以减免税收收费等措施为主，让利于民，而政府不应有钱，过多投入，特别是无效投入，不公投入太多，会引起社会的反对.战国时杰出思想家甚至提出，国家聚集财富过度，是“招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在荀子时代，国富而无道常会被大国强国以暴虐为名讨伐，历史上民富国穷导致亡国的没有多少，而国富民穷亡国则不少。强大富有的殷纣，秦胡亥，隋炀最后都让他人夺了天下。从今天来看，由于政府掌控的财富过多，很多企业，部门和个人，都想分得，和“寇”差不多；有些得了好处的企业老板或个人并不感谢政府，甚至骂政府，“肥敌”，我们在喂肥自己的敌人，同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搜敛民财，然后挥霍腐败，必然引起民愤，把人民推向和送给了敌人，这也是“肥敌”；因为有钱分配不公，形成腐败横流，会成为“亡国”的重要因素；而一些官员，因为掌握了太多财政资金（包括公程项目）的权力，贪污受贿，“危身”坐牢送命的还少吗？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化解社会两极分化，消除腐败的土壤，加快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政府财政预算收入和分配制度应该加快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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