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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如何
做口述历史访谈
蒋 蕾<font color="#13-1-29 11:34:15
　　进入21世纪，我国电视媒体开始引入“口述历史”的新闻访谈方式，形成“电视传播与口述史的跨界之作”口述历史节目。从2002年开始，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进行中国当代电影史的“口述历史”资料积累，他在《电影传奇》中采用了许多见证人的独白。近年来，他又进行了《我的抗战》口述历史记录。8年时间里，崔永元采访了3500人，留下200万分钟的影像、300万张老照片，受访者平均年龄80岁。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推出由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栏目，强调“抢救记忆，反省历史”。同年，上海电视台推出《纪事》栏目。一直至今，“口述历史”成为新闻界的热门，新闻传媒出现许多打上“口述历史”标签的作品，许多媒体记者也投身于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　　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是否相同？记者做口述历史访谈有什么优势和劣势？笔者根据自己做口述访谈的实践来谈谈心得体会。　　一、对话体新闻作品的特征分析　　以对话为主体的新闻作品绝大部分不是口述历史记录，只是访谈录或者谈话类节目。新闻采访和口述历史访谈的人物关系很相似，都由访问者和受访者构成，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极相似，都是通过提问获得回答。这种相似性使许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只要是内容涉及过去的新闻报道同时也就是一份口述历史记录了。其实二者差别很大，区分的关键在于谈话内容与谈话方式。口述历史访谈的内容核心是“过去”，访谈目的是为了系统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那些以对话录形式呈现的新闻报道关注的是“现在”，即使涉及“过去”也只是为了获取新闻背景。例如，央视的《高端访问》栏目定位为“讲述世界性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为当今世界留下一部由中国人制作的口述历史。”但它的访谈内容是“当下”，所以实质上还是一档时事类访谈节目。　　口述历史与新闻采访的访谈方式也不同。口述历史访谈尽可能地让受访者诉说，给予受访者充裕的谈话时间。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时要求“首席记者”：“你去听故事、听经历就行了，尽量不要去打断他，让他流畅地说。我们只是记录他们的口述，把所有资料都留下来，以后做研究的人，可以引用这些直接的口述。”而新闻采访是有选择地寻找一部分重要事实，不能任由受访者尽情诉说。　　按照口述历史访谈的规范，不仅要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还要将录音全部整理，最后的访谈录文本要由受访者签字同意，而记者做新闻采访时很少与受访者签协议。如果想做口述历史研究或者让报道具有“口述历史”性质，记者就必须遵循口述历史的操作规范，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　　二、新闻记者做口述历史访谈的优势和劣势　　口述历史与新闻事业的关系密切，美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就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他曾与李普曼一起任职于普利策的《世界报》社论版。1948年，艾伦·内文斯于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第一座口述历史档案馆，“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这被认为是现代口述历史研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多年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在访谈中直接借用了许多新闻采访的现成经验。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写了一本《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其中关于“如何提出尴尬问题”等访谈技巧主要借鉴名记者的采访方法。口述历史访谈强调与受访者建立良好关系、要求访谈者尽可能倾听被访者的谈话，这些有助于提高访谈质量的基本方法和观念大都来自于新闻采访。　　依据我的实践经验和课题研究，新闻记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具有许多优势：　　1、擅长提问。　　记者和口述历史访谈者都是“发问专家”，都需要事先精心准备，罗列问题提纲。他们也都要取得受访者的信任，让受访者以坦诚的态度讲真话。二者都要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打破彼此间的陌生感。记者在紧张的新闻工作中经受锻炼，更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从多个角度调动思维进行提问。　　2、具有核实意识。　　口述历史访谈要去伪存真，新闻采访也要对信息进行核实。记者每天都与事实打交道，具有质疑一切的态度，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时会自觉地对历史真实性进行考察。口述历史访谈最忌讳有言必录，完全被受访者所左右。唐德刚为李宗仁做口述传记《李宗仁回忆录》时曾查阅了大量资料，证明李宗仁所说的某个细节是错误的，李宗仁看到佐证后不得不承认记忆有误。　　3、懂得保护受访者。　　新闻工作与口述历史研究在职业伦理道德方面有相似之处，都要求尊重受访者、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不受侵害。口述历史工作者在与受访者签订的协议中明确标出哪些内容是目前不能发表的以及发表的时限，并承诺在一定情况下隐匿受访者姓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口述历史协会都有详细的工作手册，其中重要内容是访谈者对受访者应尽的义务。新闻采访也遵循类似规则，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愿意公布某事（对犯罪新闻的揭露性报道除外），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在法制报道中尤其要保护未成年人。　　另一方面，在新闻传媒界，长期从事新闻报道所形成的工作习惯也会使不少记者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存在一些劣势：　　1、缺少长期意识。新闻工作追求时效性，记者往往习惯于打“短平快”，进行有效提问、完成任务后就迅速“转场”。而口述历史研究在时间安排上常常“不惜工本”，要对一个访问项目进行十几天到几个月甚至数年的长时间工作。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对于记者的耐心和毅力是一种考验。　　2、缺少完整性意识。新闻报道呈现出碎片化，记者提问也是截断式的，即只围绕一些关节点、关键性问题来展开。而口述历史访谈对于信息的需求是越完整越好、越全面越好，因此在问题提纲的拟定上具有一种覆盖性，要穷尽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经历的了解。记者做口述历史，需要在问题提纲的拟定方面改变思路。　　口述历史访谈强调完整性——全程录音、全部整理。由于录音时间与整理文本时间之比常常是1：4以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对记者的耐性又是一大考验。记者在新闻工作中一般只对录音中的重点信息加以挑选、利用，不做全部整理。记者做口述历史访谈常常会把重心放在访谈上，忽视对于录音后的文本整理，而文本整理恰恰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关键。笔者曾做过11年报社记者，从2007年开始对十余位东北沦陷区文化人做口述历史访谈，起初仍沿用新闻采访时养成的习惯——全部心思扑在访问上、疏于对录音进行全部整理，结果“债”越欠越多，影响了研究的开展。　　3、随机应变有余，案头准备不足。记者在采访中常常脱离预先准备的采访提纲，随机应变是记者的风格。但口述访谈非常重视和依赖访问提纲，即使发现预先设计的问题不恰当也要在访问之后进行补充访谈，尽量不改变原来的提问顺序。口述历史工作者在案头准备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对受访者的个人情况、家庭状况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访谈者还要对受访者进行预访，根据预访得到的信息——受访者性格特征、简要经历等，有针对性地写出访问提纲征求意见稿，当提纲得到受访者同意后才开始正式访谈。而以快捷为特征的新闻采访，无暇在访问正式开始之前进行如此漫长的铺陈。　　口述历史访谈往往是书面递交问题、延迟提问，而新闻采访是口头提问、突然发问。提交问题时，口述历史工作者以书面递交方式呈送给受访者，并给受访者留出一段时间进行思考和回忆。在口述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基本上按照既定的访问提纲来提问，偶尔根据现场变化追加一些问题或补充采访。而新闻采访一般以口头提问为主，预先准备好的提纲多是掌握在记者手中而不完全交到采访对象手中（即使按要求预交问题提纲，也不必提交全部问题）。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控制着主动权，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提问，不拘泥于问题提纲。新闻记者有时还对采访对象突然袭击，不给采访对象太长的思考时间。这种差异是目标不同决定的。口述历史访谈要尽可能多地挖掘受访者的记忆，因此延迟提问。而新闻采访恰恰相反，有时候记者有意让采访对象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面对问题，以求最直接的反应。二者在问题设计方面也大不相同。口述历史是“过去时”的，要求受访者回忆多年来以前的事情；而新闻报道是“现在时”的，要求采访对象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口述历史访谈多以人物为中心——研究受访者的“生命史”，而新闻采访多以事件为中心。新闻采访的提纲针对性很强，而口述历史的采访提纲比较宽泛。这种差别的存在，需要记者调整工作方式以适应口述历史研究。　　4、访谈中常常打断对方。在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不让采访对象漫谈，而口述历史访谈则让对方尽情述说。新闻采访是一问一答，记者要进行大量的追问，而口述历史以受访者讲述为主，访谈者以眼神与对方沟通、很少插话。特别是在录像记录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如果只有一台摄像机，画面集中在受访者身上，访谈者的形象和声音是淡化的——甚至不出镜和不出音。这样做是为了让受访者有流畅的表达，也便于后期的剪辑整理，尽量保持受访者大段完整的语言表述。笔者曾有过教训，最初做访谈时总忍不住插话、随想随问，重看录像时就发现：被访者原本流畅的讲述被割裂了。　　口述历史访谈比新闻采访更强调倾听。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称他们是一群“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的人。　　5、缺少档案保存意识和签约意识。对于访谈的原始记录，记者通常以个人方式保管（是否长期保存全凭自愿），而口述历史学者以档案管理的方式长期保存。做口述历史访谈将获得大量资料，记者要学会运用档案管理的方法进行保存和利用。另外，按照口述历史研究的规范，访谈者需要与受访者签订授权协议，得不到授权不能随意使用访谈结果。目前，口述历史的法律授权样本也已形成了固定模式。而记者一般没有与受访者签协议的习惯，如做口述历史需要注意授权问题。　　新闻记者做口述历史访谈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当一位记者去做口述历史访谈时，他应该知道口述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知道那些容易犯错的误区：喜欢追问，打断对方，不完整记录……弄清这些，有助于记者向口述历史“借”方法，也有助于记者从事口述历史访谈类工作时进行适当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1、《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高端访问〉》，来源为中央电视台网站的栏目介绍：　　2、张侠：《崔永元与“口述历史”》，《每日新报》日　　3、（美）戴维·哈伯斯塔姆：《媒介与权势（上卷）谁掌管美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4、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作者：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授、文学博士）　　本专题责任编辑：章瑞华宋晓农大家都在看
视频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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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野岛刚 ： AV女优不能做新闻记者吗？ _ 腾讯 · 大家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1968年出生。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国际编辑部副部长，朝日中文网主编等职。《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外滩画报》等报刊杂志开设专栏。著有《两个故宫的离合》《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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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女优不能做新闻记者吗？
最近日本的《周刊文春》杂志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是AV女优”，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多数人对报道持批评态度，认为“AV女优怎么就不能当记者？这是职业歧视”！但我觉得类似职业歧视这种批评未必妥当。当然，“职业无贵贱”是一种理念。可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从法律上看并不违法，但处于灰色地带的职业。例如，未经行政许可就借贷金钱就属于这一类。我认为，出演AV也算灰色地带。日本的状况与中国不同，对AV本身并不禁止。所以，她在日本以演AV为工作并获取报酬的权利是得到保障的，警察不会因此逮捕她。虽然如此，但在众人面前毫不避讳的“我是AV女优”又属另外一码事儿。作为日本经济新闻的一名记者，她同时也是个年轻的社会学者。去年6月她以“铃木凉美”的笔名出版了《AV女优的社会学》（青土社）一书。内容深受各方面好评，还获了不少奖。她一边出演AV作品，一边完成了这本书。可是关于这一点，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如果仔细读的话或许能发现，作者本人可能有过AV从业经验，因为一般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写书时有的人会在文中介绍自己采访和调查研究的具体过程，也有人不写明。基本上对作者来说这是他的自由。明确写清楚的好处是容易说服读者，获得信赖。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这与作品本身的质量并无关系。所以，她在书中没透露自己演过AV的这段经历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这本书获得很高评价，但并没有火到在全国范围内尽人皆知的程度。所以不难推测，《周刊文春》也许正是出于这一点才选择特别强调她的“日经记者”身份。关于这一点，无疑反映出了AV女优的社会地位之低。我已经说过，在日本，演AV本身并不犯罪，但却包含了一定的代价——20来岁没什么学历和工作的年轻女性，通过演一部半小时就拍完的AV，能获得100万日元左右的报酬，这本身承担着性产业的一部分“社会罪恶”之风险。如果是我知道了自己女儿去演AV的话，会气得发疯并拼命阻止她。对此，她本人也在这次的风波中发表了这样一篇颇有深意的文章。简单说就是她对《周刊文春》的报道，在某些部分上表示出了一定的理解：“围绕AV女优的负面印象若能够完全抹消的话，那她们的金钱报酬将会暴跌。我在21岁时领到的一部片子80万日元的薪水里，应该是包含了对于10年后我31岁时被《周刊文春》杂志爆料惹得母亲大发雷霆的风险的补偿。”而且一般在日本企业里不允许员工搞副业。要在公司以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话，得有上司的许可才行。就拿我来说，要在《朝日新闻》以外的地方写稿时，得给上司交一份A4纸的申请书。脑补一下，她肯定不会跟上司说“接下来我得去要AV了”吧。当然用艺名的话一般不会暴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普通白领的她确实出格了。报道这条新闻的《周刊文春》基本上是男性白领们读的杂志。擅长曝光政治家、明星、社会人物或企业的丑闻、秘密等，发行量多达50万册，是很有影响力的周刊。用中文讲或许可以定位为“八卦杂志”，但有时它也发挥着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如揭发那些报纸上不好谈的话题，掀起社会讨论。媒体报道往往伴随很多棘手的问题。报道是为了同时实现社会正义和商业利益，当然也不是对政府惟命是从、也不是为了争取国家利益。但有时候确实承担了社会系统中的“公共”要素的成分。媒体也分很多种类。我所在的日报读者众多，但限制也不少。议会上会把我们的报道拿出来说事儿，学术论文的参考资料里也会被提及。可是，光靠这样的报纸社会是不满足的。想更直接地了解别人的失败经历、探寻秘闻八卦的读者就去看《周刊文春》这类杂志。对社会来说，它们发挥着必要的作用。对于AV女优的“真实身份”，《周刊文春》把焦点放在了“日经记者”上，而非优秀的论文作者。也就是说，杂志聚焦在“日本社会深得信赖的著名媒体‘日经’聘用了AV女优”这一巨大反差上面。当然，所谓“翻旧账当众曝光”肯定是不好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但仔细想来，如果所有人都觉得演AV这件事稀松平常，再普通不过，那这样的社会就有问题了。在这样的日本，苍老师也不会出名的。如果知道坐在自己旁边的女士在AV里出过镜，我也肯定会吃惊。社会道德上将AV或者说性产业视为灰色领域，这是良知的体现。这条底线崩溃的话，社会本身将陷入道德风险。这次“日经记者是AV女”的新闻所引发的思考实在是不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真得感谢周刊文春抛出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责编：赵琼）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1968年出生。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国际编辑部副部长，朝日中文网主编等职。《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外滩画报》等报刊杂志开设专栏。著有《两个故宫的离合》《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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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所在谈资:270本谈资其他文章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第12期 作者：
今天我们怎样做新闻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平台和渠道,生产流程和方式,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对媒体工作者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某些传统新闻理念的动摇,也表现在操作上的困惑。评价好新闻的标准变了吗?新闻是更好做了还是更难做了?该怎样认识和借鉴网络语言?“微”时代还需不需要“大”记者?这些问题,既是困惑,也是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做新闻,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探讨。今天我们怎样做新闻&正&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平台和渠道,生产流程和方式,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对媒体工作者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某些传统新闻理念的动摇,也表现在操作上的困惑。评价好新闻的标准变了吗?新闻是更好做了还是更难做了?该怎样认识和借鉴网络语言?&微&时代还需不需要&大&记者?这些问题,既是困惑,也是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做新闻,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探讨。(本文共计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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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青年记者杂志编辑部
出版周期：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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