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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是.《诗经》第一部浪漫主义的诗歌总集是 .《楚辞》第一手长篇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是.《文心雕龙》我国古代诗人中诗作数量第一的诗人是陆游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资治通鉴》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是关汉卿开创“建安风骨”新风,被鲁迅称为“一个改造文章的主师 曹操
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女诗人,宋代婉约词派成就最高者是李清照《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去掉史记,按顺序就是答案
1,2,3,4,5,6,7,8,9,10
2 1 3 4 5 7 8 9 10
顺序应该是2,1,3,4,5,6,8,9,10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
2,1,3,4,5,6,8,9,10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评是什么?_百度知道
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评是什么?
提问者采纳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钟嵘的《诗品  按你所说,应该是《诗品》了  《诗品》,钟嵘著。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1]  历史影响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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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试析山水诗研究的空前力作―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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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是中国古典山水诗的集大成时代,其山水诗的体裁、类型、风格、流派之多,在中国山水诗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清代山水诗的大观园里,作者为我们命名了一系列别具异彩的山水诗人类型,例如,《灵境》第六编的第一章、第二章,将“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的山水诗命名为“明末审美型山水诗”,“入清政治寄托型山水诗”;&将“‘诗与人为一’的吴梅村”的山水诗境命名为“虚构型山水诗境”、“激楚型山水诗境”、“闲适型山水诗境”;将“写境兼造境的诗人吴嘉纪”的山水诗命名为“忧思型山水诗”、一审美型实景山水诗”、“审美型虚景山水诗”;等等。这一系列新颖别致的命名,不是作者的随心所欲、顺手拈来,而是对这些诗人的山水诗作悉心揣摩、反复咀嚼之后的知音之赏,中肯之评,是作者对审美对象的了然于胸、对审美主体的全面把握之后所作的点睛之笔、闪光之点。其他称苏轼为“宋代山水诗的艺术大师”,称朱熹为“山水理趣诗的杰出创造者”,称元好问为“金代山水诗的巍峨之峰”,等等。这些极具山水诗人个性特征的命名,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它们犹如一粒粒闪光的珍珠,体现出颇为厚重的学术份量。 &&&&四,审美观照,揭示本质山水诗是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达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山水诗的美来源于自然美。自然美是山水诗美的基础,而山水诗的美是诗人对自然界的美感认同的结果,此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语)。所以,山水一旦成为“山水诗”,它就是审美客体的“山水”与审美主体的诗人亲近融合的宁馨儿。鉴于此,《灵境》在阐析众多山水诗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审美的理念与审美眼光,既注重“山水”自然物的审美把握,又注重诗人本身性格与思想的审美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古典山水诗丰富的美学内涵。正如《灵境》“导言”所指出的那样:“山水诗并不限于描山画水,它还描绘与山水密切相关的其他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山水诗是诗,诗的天职是抒情。许多山水诗就抒发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美惊奇、喜爱、沉醉、赞赏之情。这种审美型的山水诗,是典型的山水诗。但中国古代的山水诗,还往往和优国伤时、怀古咏史、羁旅行役、送行游宴、田园隐逸、求仙访道等题材内容结合,抒写并非单纯审美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山水是美的,而渗透融合了诗人之思的山水诗更具灵动蕴藉之美,其中由于时代的差异与诗人个性、思想及遭遇的不同,他们的山水诗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灵境》正是就此作了颇为精彩的审美观照,以揭示出山水诗美的本质。例如第三编对苏轼影响下的几位诗人山水诗美学风格的归纳便是如此。书中称苏辙是“雅适中见深醇,’;秦观是‘.风骨俊秀,刚柔兼具”;晃补之是“凌丽奇卓,善写动态”;张未是.‘自然奇逸,雄拔疏秀”;陈师道是“质朴深挚,凝炼精工”;孔武仲是“雄丽豪迈,意气腾凌”;孔平仲是“夭矫流丽,清奇自然”;贺铸是“清刚豪放,工于发端”等等。《灵境》中还较多采用“境界”这个美学概念来阐析山水诗人的美学特征,来探论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从而揭示山水诗的美学意蕴,委实是高人一筹的山水诗研究佳构。 &&&&五、赏论精妙.可读性强《灵境》所选诗人诗作众多,大多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名家名篇。对于所选山水名篇佳构&&的鉴赏论析,堪称别有会心,得其环中。既有精妙的剖情析采之赏,又有精微独到的理论概括。如果说名家名篇是支撑&&《灵境》巨著的骨架的话,那么,鉴赏论析便是丰富《灵境》巨著的血肉。阅读此类文字,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流连往返,回味无穷。如对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诗的分析。其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鑫,参差烟树五湖东。”阐析说:‘.真是千古沧桑一抹云烟的感觉。杜牧此诗的卓立处,在于已将世事感叹与眼前风光全然打破,然后重新组合。这样一来,景语与情语,风光与思想,几乎无法分辨。由此达到了诗情、画意与史诗三者完全复合的新境界。”如此“人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精妙解读,既有助于对诗歌本身精义的很好把握,又有助于审美的理论的体悟,可谓其味无穷,百读不厌也。像这类优美雅致、别具魅力的精妙赏论,全书不胜枚举。因此,《灵境》除有很强的学术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过去的同类著作难以比肩的。 &&&&总之,《灵境》一书,其学术性之高,可读性之强,创新性之最,委实是山水诗研究的空前力作。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此书在编写体例上尚有不统一之处,有的“编”内有“绪言”与“结语”,有的只有“绪言”而无“结语”,有的则“绪言”与“结语”全无。此外,清代山水诗史只写到“乾嘉”时期,这样,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似有欠妥之处。不过,瑕不掩玉,《灵境》必将以其自身特有的学术价值而永载山水诗研究之史册,由此影响并推动中国山水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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