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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至16日，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二战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德坤教授，国防大学副政委、二战史研究会高级顾问李殿仁中将，外交部海洋局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国防大学、后勤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军队和地方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等单位长期从事二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二战史研究会注册会员等10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左一为国防大学教授马骏。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贾宇研究员作了题为《从国际法的角度解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及旧金山合约的违背》的大会主题发言。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裕声少将作了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兼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热点问题》的大会主题发言。中国抗日战争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的历史贡献，为中国赢得了大国的地位，成为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和当之无愧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战史的研究目的是厘清历史问题，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树立正确历史观，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教授作了题为《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会主题发言。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但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战后七十年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却受到西方的漠视，作为主要战胜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成为“被遗忘的盟友”，这是不公正的。在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的作战，为二战的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讨论主题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二战与战后国际秩序、二战与中国边海问题和树立正确历史观问题等。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有36位历史、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
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召开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会
8月14日上午，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在北京京东宾馆召开了庆祝抗日胜利70周年纪念会。
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会长万伯翱（右）、老会长段存华（右二），北京八路军山东研究会总会代表杨培青（左二），副会长杨秋华（左）及曾经在冀鲁豫工作战斗过的老革命后代90余人出席纪念会。
他们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聚集一堂，分享父辈们的抗日故事，积极研讨、宣传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会长万里之子万伯翱在会上表示，1939年开辟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共产党的军队一次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围剿”，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重大胜利，作为冀鲁豫英雄的后代，应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廖海平、杨建华、潘豫莎、曾丽等老革命后代先后发言。
　廖亨禄烈士之子廖海平在讲话中指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冀鲁豫抗日英雄纪念谱对弘扬抗战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是对历史的铭记和先烈的缅怀和告慰。
杨得志之子杨建华在会上向参与出版《八路军冀鲁豫抗日英雄谱》的同志们表示感谢。杨建华说：“冀鲁豫抗日英雄纪念谱是他们付出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的结果。这本书丰富了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史料，大家要把父辈们的话题给儿辈们听，继承父辈们的顽强精神和光荣传统。”
随后，杨得志之女杨秋华、之子杨建华代表全家向《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纪念馆》捐赠了5枚父亲杨得志将军所获的国家级勋章的复制品。“希望展览馆的展览工作更深刻、生动。”杨建华说。
潘炎将军之女潘豫莎在会上说道，在革命战争中的妈妈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她们在抗战中爱国、爱党、爱军的崇仰精神，坚毅、坚强、坚韧的奋斗精神，同心同力同向的团结精神，仍激励着英雄儿女不断艰苦奋斗。作为冀鲁豫英雄的后代要感恩于父母、感恩于党、感恩于国家。
曾思玉将军之女曾丽在会上说，冀鲁豫边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冀鲁豫边区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父亲在甘草崮堆村成功突围，解救人民群众的故事，更向大家展示了革命先烈们不畏强敌、英勇抗战的革命精神。现在甘草崮堆村的突围地建立纪念碑，能和“刘玄德携民渡江”相媲美是冀鲁豫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高度评价。
《八路军冀鲁豫抗日英雄谱》主编李春光介绍了成书情况，
菏泽《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纪念馆》馆长也出席了本次纪念会并报告了目前纪念馆的改造情况，
随后冀鲁豫英雄儿女们向纪念馆赠旗、捐赠资料和文物。
热烈庆祝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实爆成功70周年！&
波兹坦公告后，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为了迫使日本迅速投降，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军向市内投下一颗代号为“”的铀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造成广岛市24.5万人中的20万人死伤，整个城市化为废墟。广岛遭受到核攻击后，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同意波茨坦公告，盟军认为
应进一步攻击摧毁日本抵抗决心。
1945年8月9日，第2次空投任务落到了第509混成大队斯威尼机组身上。斯威尼曾率领他的机组驾驶"艺术大师"号观测飞机在广岛轰炸中担任轰炸效果观测任务。由于这次"艺术大师"号上仍保留着科学仪表，将再次当作观察机使用。斯威尼只好用另1架B-29飞机--"博克之车"作为原子弹载机。8月9日凌晨3点39分，"博克之车"装载着"胖子"从提尼安机场起飞向日本飞去。斯威尼一次次地祷告，希望自己和保罗·蒂贝茨一样幸运。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飞机刚起飞不久便发现有一只油箱出了故障，600加仑燃料可能无法使用。斯威尼粗略估计了一下航程，认为燃料基本够用，决定继续飞行。
　　当"博克之车"飞到硫黄岛上空汇合点时，另外2架提前起飞的观测和照相飞机本应在那里等候与他汇合，可他只遇到了其中1架。斯威尼在那里等候了30分钟仍不见另外1架的踪影，于是毅然朝小仓飞去。9点5分，"博克之车"飞抵小仓上空。这天小仓上空气象条件很差，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层，地面也是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盘旋了3周，始终未能找到瞄准点--5号军火库。这时小仓的地面防空部队发射了密集的高射炮火，斯威尼只得提高飞行高度。
　　当斯威尼决定再一次进入小仓上空搜寻目标时，接到无线电报务员报告：从截获的日本截击航空兵使用的频率看，可能会有战斗机升空拦截。机上一阵慌乱。斯威尼来不及与基地联系便调转机头向西南方向飞去。他决定改为轰炸长崎。离开小仓后他命令向基地发报：小仓上空无法投弹，改炸长崎。10点28分，飞机抵达长崎上空。恰巧这天长崎也是多云天气，第1次进入长崎上空也未能找到目标。燃料表的指针在急骤地下降，斯威尼心情异常紧张，他决定第2次进入时无论如何也要把"胖子"投下去，于是向机上人员宣布：“改用雷达瞄准，准备投弹，返航。”
投弹手克米特·比汉像菲阿比一样也是一位老手。当他正准备换用雷达仪器瞄准时，突然发现身下两块云团之间有一大段空隙，透过空隙可以清楚地看到瞄准点，他立即通知斯威尼，可进行目视轰炸。10点58分，“胖子”脱离“博克之车”飞向长崎。“胖子”的爆炸当量比“小男孩”大，但长崎地形三面环山，所以损失小于广岛。
上午11时02分，继袭击广岛之后，美军对日本实施第二次原子弹袭击。由5架B-29轰炸机组成的突击队将原子弹“胖子”投到长崎市中心。“胖子”是一颗钚弹，长约3.6米，直径1.5米，重约4.9吨，梯恩梯(TNT)当量为2.2万吨，爆高503米。轰炸造成长崎市23万人口中的10万余人当日伤亡和失踪，城市60%的建筑物被毁
这是侵略者应付的代价，
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伤害遗留至今，幸存者饱受、和皮肤灼伤等辐射后遗症的折磨。
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迄今，广岛、长崎因受原子弹爆炸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分别超过25万和14万。这是战争贩子自寻的苦果，是军国主义应得的惩罚！
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他说：是日本军阀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
中国参加2015国际军事比赛的12支部队和装备
& &8月1日至15日，2015年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在该国10个州同步举行，此次比赛共设“坦克两项”“炮兵射击能手”和“里海赛马”等12个项目。有16个国家参加比赛。应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邀请，我军自带武器装备参加了全部12项比赛。
中国和俄罗斯参加了12项全部项目，白俄罗斯参加了9个项目，委内瑞拉参加了4个项目，哈萨克斯坦参加了3个项目，安哥拉和埃及参加了2个项目，蒙古、塔吉克斯坦、尼加拉瓜、塞尔维亚、亚美尼亚、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国家只参加了一个项目。
中国参加“２０１５国际军事比赛”的１２支代表队分别来自解放军５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的１２个师旅团级作战部队，全部从某一个师建制部队中独立选拔组建，没有经过大范围遴选，代表了中国军队真实的训练水平。
&&&&参加“坦克两项”竞赛的是陆军第１集团军装甲10旅。这个旅曾于２０１４年参加过俄罗斯坦克两项比赛，也是唯一一支参加过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的陆军部队。参赛的国产96A型主战坦克，是我军目前装备部队的现役陆军主战装备。坦克两项赛也是参赛国最多的一项赛事。
&&&&参加“苏沃诺夫突击”竞赛的陆军第３９集团军190机步旅，是我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这个旅参赛的装备是国产86A型履带式步战车，比赛场地与“坦克两项”同在莫斯科州的阿拉比诺军事基地，这里还将承担国际军事比赛的开、闭幕式。
&&&&参加“炮兵射击能手”比赛的是陆军第２０集团军机步58旅。这个旅是“杨根思连”所在部队。这个旅参赛装备是国产05式120轮式自行迫榴炮。
&&参加“安全路线”竞赛的是陆军第４１集团军123师，其前身是著名的“塔山英雄团”。这个师参赛装备主要为国产84B-GQL111型重型机械化桥。
&参加“防空战斗能手”竞赛的是陆军第４１集团军防空旅。这个旅参赛装备是国产飞弩-6（FN-6）肩扛式单兵防空导弹。
&&&&参加“开阔水域”竞赛的是陆军第２０集团军舟桥团。这也是本次比赛中，中国参赛人员最多的项目。这个团参赛装备是刚列装的国产新型舟桥。
&&&&参加“安全环境”竞赛的是北京卫戍区防化1团。这个团是全军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曾参加过多次非战争应急救援行动，参赛装备主要为国产92轮式侦毒车。
&&参加“汽车能手”竞赛的是陆军第１集团军1旅。这个旅参赛车辆主要是国产勇士指挥车和包头出的北奔重卡。
&&&&参加“侦察尖兵”竞赛的是陆军第３９集团军特战团。这个团参赛装备为国产09式8*8轮式步战车。
&&&&参加“里海赛马”竞赛的是海军南海舰队陆战一旅。这个旅参赛的主要装备是国产05式水陆两用突击车。
&&&&参加“航空飞镖”竞赛的是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28师。这个师参赛的主要机型是国产歼轰－７型飞机，又称“飞豹”。
参加“空降排”竞赛的空降兵来自空军空降兵15军44师130团黄麻起义红三连，其参赛装备主要为03式国产履带式空降战车，可以实行空运空投。
18军暨西藏军区北京子弟军旗签名仪式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
2015年7月12日，原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52师师长吴忠、副政委阴法唐，53师师长金绍山、军宣传部长夏川、干部部长陈钦峰、青年部长周家鼎、联络部长平措汪杰、卫生部长陈致明、供给部长赖荣光、后方司令部司令兼政委胥光义、162团政委翟寿亭、政治部记者部主任陈家琎；后西藏军区司令曾雍雅、政委任荣、副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参谋长王亢、副参谋长吴晨、政治部副主任宋开元、群工部长张铭、后勤部长杨义山、军区顾问张均等人的后代和西藏八一学校的老大哥、老大姐等48人，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欢天喜地的来到藏学研究中心，参加18军暨西藏军区北京子弟军旗签名仪式。
18军老战士、军科研究员王贵叔叔亲临现场指导并题字祝贺，还郑重地在军旗上签字留念。
在西藏工作多年，曾经当过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长的藏研中心书记朱晓明，积极参加签名活动，热情地提供了活动场地和服务，有效地保障了仪式的进行，藏研中心藏学专家王大斌积极到场，协助活动举办。
军旗签名活动下午3点开始，大家首先自报了家门，介绍了父母在18军工作的情况和自己的现况，张小康介绍了军旗签名的发起因由和重大意义，该旗将被甘孜18军纪念馆留存纪念
而后大家自由发言，共同表示了为传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做好工作的决心。
18军联络部长、西藏第一个地下党员平措汪阶的儿子彭康发言。
18军政委谭冠三的女儿谭齐峪发言。
原52师副政委阴法唐的女儿阴建白发言
西藏军区政委任荣的儿子任戎征发言
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的女儿王江华发言。
4点，签名仪式正式开始，大家分别按规定，庄严肃穆地在旗面划分的18军军直、52师、53师、54师、后方司令部；西藏军区、自治区等位置，郑重地签上父辈和自己的名字。
18军军长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签字
18军副政委王其梅的女儿王昌为签字。
52师师长吴忠的儿子吴小川签字。
53师师长金绍山的儿子金坚、军区后勤部长杨义山的女儿杨军签字。
军旗签名仪式结束后，大家与18军军旗合影留念。
让我们永远珍惜18军的光荣形象，永远珍惜18军子弟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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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印象之二：朱德为何放弃了与毛泽东的领袖之争？
说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们都知道最早上山的是毛泽东，他率领数百人的秋收起义余部，收编了当地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后来，毛泽东还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但是，说到根据地的创建，还是不能不提到朱德的名字，由于朱德及其部队的到来，才使得井冈山根据地真正巩固，并且日益壮大。而井冈山会师后的红军也被称为“朱毛红军”，请注意是朱在前，而毛在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朱德又作出了怎样的重大贡献呢？
朱德在生死关头为中共保住了南昌起义队伍不散
首先，朱德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在南昌起义失败，部队面临溃散的关头挺身而出，为中共保留了从铁军独立团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昌起义的一支最宝贵的军事骨干力量。众所周知，朱德在南昌起义过程中曾利用自己的身份配合起义，为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在起义的领导指挥系统中，朱德的地位并不高，他不是前委的成员，所带兵力只相当于一个营，500人左右。（起义军南下后，这500人几乎跑光，朱德成了光杆司令。）据陈毅回忆，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位置并不显赫，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位老同志。撤出南昌后，朱德在军中主要负责执行一些辅助性的任务，如开路或殿后。1927年10月初，朱德带领一部完成殿后任务，来到三河坝与主力汇合时，却从前方传来消息，南下的主力已经全军覆没，领导人都跑散不知去向（后知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了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叶挺去了南洋）。一时间，起义部队就只剩三河坝收拢的2000余人，有人说不如散了吧，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朱德。当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朱德说他有办法，于是大家就跟着他走。到10月底，队伍越走越少，到江西安远时，再度面临一哄而散。而朱德没有动摇，在整编会上坚定地对大家说：“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1917年就成功了。我们的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当时在场的陈毅后来回忆：我们站在下面，谁都不知道俄国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从朱德充满激情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给大家以信心，这就是总司令的伟大。经过整编，这支部队仅剩800余人，但正是800人当中诞生了后来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三位：朱德、林彪和陈毅，还有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人们都知道，后来中共的四大野战军中，兵力最多战功最盛的两大野战军，分别是林彪指挥的四野和粟裕指挥的三野。可以说1927年10月站在这里的800人队伍奠定了日后中共埋葬蒋家王朝的主要班底。后来，在部队弹尽粮绝之时，朱德又利用自己是与敌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滇军旧谊，将起义军编入范部隐蔽休整，获得补给。可以说，没有朱德，就保留不下南昌起义这支部队的火种。
油画《井冈山会师》
朱德带来的部队无论从兵力、军事素质和装备上都大大强于井冈山原来的人马，
图为当时朱德使用过的冲锋枪
其次，井冈山会师时，朱德所部无论从人数还是战斗力上都明显强于毛泽东所部，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获得了真正的巩固和发展。对于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红四军的情况，陈毅1929年1月给中央的的报告中讲：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1000余人，袁、王各300人，全军约万余人。也就是说，朱毛会师时，朱德带了万余人，而毛泽东只有不到2000人。但是应该说，朱德所率的这万余人里是有水分的，特别是湘南农军，人数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包括了大量农会会员等随军行动的非战斗人员，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对红4军的部队来源和构成，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归结为：“叶贺旧部、武昌警卫团、平浏农民、湘南农民和水口山工人”。所谓“叶贺旧部”就是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兵力约800余人，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周子昆、李奇中、李天柱等。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是红军中武器装备最好，战术素养最高的部队，其骨干力量可以追溯到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此外，朱德所部中还包括了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军的残部约200余人，人数不多，但革命立场特别坚定，也有相当的战斗力。毛泽东提到的
“武昌警卫团”是秋收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也是由毛泽东率领进军井冈山约900余人中的骨干力量，主要将领有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朱云卿、毛泽覃、伍中豪等。此外，毛部中还有经过秋收起义洗礼的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和水口山的矿工。“湖南农民”就是指参加了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转移上山的农军，号称近万人，实际上只有两千来条枪。另外，还有井冈山的地方武装，即王佐、袁文才的人马约三百条枪。这几部分人在会师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组成四个团，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正是以南昌部队为主的28团。据大将谭政回忆说，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带上山，井冈山的队伍力量太小，也很难存在下去。谭震林也讲：朱德的队伍上山前，井冈山根据地一直取守势，偶尔下山去打只要国民党来两个团就打不过。而朱德的部队一到，因为队伍中多是黄埔的军官，士兵不少是北伐时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办法，井冈山的军力大增，从此转为攻势，能够一打永新，二打永新，甚至把江西敌军三个师的进攻都打败了。可以说，正是由于朱德所部的到来，使井冈山根据地真正得以巩固和发展，再加上后来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的加入，使得红军能够从井冈山的崇山峻岭走向平原地区，创建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红军时期的朱德
&&&第三，朱德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后来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军事指挥才能是极为高超的，军事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但是再伟大的军事家也不是天生就会打仗，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也是在革命战争中一点点学习磨练出来的。在革命的早期，毛泽东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对军事是外行，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主要还依靠卢德铭等军事人才。秋收起义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成功，部队连战连败。但他的长处在于政治，他有极强的政治敏感和领导力，他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军队的改造，看得最远，做得最早，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他正确处理了与地方农民武装的关系，从而为部队在偏远的农村山区找到了立足之地。但是，仅有这些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还是不够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斗争的胜利还是要靠一次次具体的军事行动、靠一场场精心组织策划的战役和战斗来完成。而这种才能，当时的毛泽东尚不完全具备，但却正是朱德的长处。
朱德曾为滇军名将
朱德是参加过护国战争的滇军名将，虽然只是一名团长，但却指挥过师一级规模的战斗，是当时井冈山上唯一具有师以上大部队实战指挥经验的军事人才。此外，朱德早年在滇军中还有过剿匪的经历，因此对山地游击战也很有心得。1925年，朱德从德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战术。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们知道，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的，但其核心内容，朱德等人在实战指挥中早就探索实践过了。可以肯定地说，在井冈山会师后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朱德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为他日后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指挥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后,
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 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而如果没有朱德等人在军事上，将毛泽东的战略性思想转变为现实可行的方案，并在一系列具体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以弱克强，那么井冈山的道路仍然走不通，毛泽东的思想也只能停留在思想而已。
朱毛首次会面的龙江书院
&&&第四，朱毛之间总体来说合作无间，但并非没有过矛盾，不过朱德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的领袖潜质并甘心辅佐的重要将领，并成为毛泽东的军政班底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朱毛关系的长期稳定，对中共和毛泽东个人走向成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朱毛的长期合作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井冈山会师后，作为井冈山的两大革命领袖，朱德长于军事，毛泽东长于政治，朱德任红四军军长，毛泽东任政委，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但也有一个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按说依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特殊时期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党组织机构）的毛泽东地位本应高一些，但是朱德年事稍长，而且在当时军事斗争重要性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作为军事主官的朱德的排名反而在毛泽东之前。就影响力而论，朱德在职业军队出身的官兵中显然威望更高，而毛泽东则在与地方农军、基层农会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中根基更深。初创的工农红军经过三湾等一系列整军运动，确立了内部的军事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官兵平等，待遇一致，财务公开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极大地提高了红军内部的凝聚力。但是，军事民主制在战斗决策中的实行却是有问题的。在红军早期对军事民主的要求下，部队中凡事都要层层讨论，层层上报，讨论来讨论去多数人作出的却可能是错误的决定。这样的错误如果是和平时期的一般行动问题还不大，在战时因为敌情复杂，瞬息万变，一旦失误便可能招致兵败山倒血流成河的局面。比如，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四个月间，队伍力量壮大，革命形势发展本来很好，但是来自湖南省委的指示却要求这支部队打回湖南。因为井冈山生活的艰苦以及人数众多的湖南农军普遍有恋乡情结，在军事民主制下，毛泽东等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主张成了少数，大多数人同意打回湘南的主张并付诸行动，导致了毛泽东在著作中所说的“八月失败”。这次失败，使得以湖南农军为主的红29团几乎全军覆没，好在战斗力最强的28团在毛泽东的接应救援下损失不大，但是由于主力的离开，四个月来辛辛苦苦开辟的平原地区丢失殆尽，如果不是山上留守部队拒险死守并用仅有的三发炮弹击中敌指挥部，井冈山根据地也很可能不保。毛泽东痛感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能事事讨论，久议不决，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决策上必须迅速果断，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战争形势，因此有必要改变极端军事民主，而赋予最高指挥机构以专断决策之权。应该说在军队应适度集权这一点上，朱德也是赞同的，但是由哪一级的指挥机构行使决断权，朱毛之间有分歧。朱德主张权力集于军内的军委，而毛泽东则主张统归于领导军队与地方的前委。应该说，朱德在军队中影响较大，而毛泽东则是前委书记，军委前委之争也确有领导权之争的意味。在朱毛之争中，一开始毛一方略占上风，但是当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来后，朱德方面又占了上风，毛泽东一度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离开了红军一线。但是，在其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发展极不顺利，先是进军闽中不利，后南下广东失败，部队损失严重。这时，陈毅从中央带回周恩来起草的“最高指示”，肯定了毛泽东的治军路线，毛才得以重回领导岗位。而通过这一段的经历，朱德也认识到自己虽然有比较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但是在政策理论水平和全面的军政领导能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比，特别是作为一名领导人的战略预判力上，毛泽东显示出了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从此，朱德心甘情愿地成为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拥护者，朱毛组合也成为各红色根据地中最成功的一对黄金搭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井冈山?
从小就从课本中知道“井冈山”的名字，知道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起点，毛泽东在这里创建了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后来的朱毛红军，没有这里的星星之火，就没有后来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但是，毛泽东是湖南人，他的家乡离井冈山至少也有几百公里，那么毛泽东是怎么知道了井冈山?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井冈山，作为其武装革命斗争的落脚点？井冈山又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成为载入史册的光辉之地？对于这样的问题，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直到最近有机会到井冈一游,
才对这座因中国革命而尽人皆知的名山有了更多的了解。
&&& 先说井冈山。人们都知道，它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罗霄山脉中断，这个位置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如果我们把井冈山周围的四个省会级大城市：长沙、南昌、福州和广州作为顶点，会构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四边形，而井冈山几乎正好处在这个四边形对角线的交叉点上。这意味着它是区域内距离上述四大城市距离最远的地方，其中距离最近的南昌也有375公里之遥。城市向是统治的中心，距离大城市如此遥远，又是高山大岭，对于反叛的力量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毛泽东住过的八角楼是典型的客家民居
井冈山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条件是它的民情。井冈山地区的居民，有强烈的客家文化的烙印，“井冈山”的地名便与客家的移民有关。大约明末清初，一些来自广东的客家人为避乱世，来到江西西南一带的山区落户，相传其中有蓝、黄两家，来到当地五指峰下一处盆地，发现这里四面环山，林密沟深，如同井底，便称之“大井”。旁有溪流穿过，客家称“溪”为“江”，名之曰“井江”，附近高山便称“井江山”，而客家话发音“江”“冈”不分，日久又有“井冈山”之名。客家先民本就有反抗压迫、逃避捐税的传统，每到一地，为对抗土籍的排斥与欺压，客家人往往比较抱团，而官府向来忌惮这种民间自组织力量，常在土客矛盾中偏袒土籍，以弹压客家势力，这也导致客家人中普遍存有对官府天然的敌意。中共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曾注意对这种土客矛盾加以引导，而受到阶级与土籍双重压迫的客籍农民也往往是农村革命最坚决的力量。
&&&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是中共早期党内的农运之王，他不但对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有着先知先觉般的深刻认知，而且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就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国共分裂的危险，对此他早有“上山”的打算。1927年2月，毛泽东在衡阳地区作农运调查，在与地方同志座谈时，就讲到要做好统一战线破裂的思想准备，一旦形势恶化，要“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决不放弃武装斗争。据李维汉回忆，“马日事变”（日）后，毛泽东在武汉对湖南同志明确指示，在农民武装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应该上山。1927年7月，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上山”问题，强调“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更是作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但是，直到这时候，在毛泽东心里，上山还只是作为革命斗争形势极其不利情况下保存实力的退路，也并没有提及进军井冈山的计划。
这是井冈山毛泽东旧居的八角天窗，在这
朴素的农居中是最具艺术气质的房间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注意到井冈山的呢？
&&& 作为一位走南闯北的职业革命家,
毛泽东走过很多地方，但却从来没有到过井冈山。在上井冈山以前，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听人提及这个偏僻的地名。第一次是1927年2月，他在衡阳考察农运时曾对一些同志讲起，如果形势恶化，他准备带领工农武装到江西的安源山打游击。原因有两个，一是湘赣两地的反动势力比较，湘军较强而赣军较弱；二是毛泽东曾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对安源山比较熟悉。这时，一位叫黄庆云的工友对他说：“去安源干什么？江西有个金刚山（即井冈山）更好。”黄给毛泽东讲他有个表兄，在乡下犯了人命案，结果就逃到金刚山，投奔了劫富济贫的锤子兵（山匪），那里山大林深，官兵也无可奈何。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当即问了金刚山的位置和路途。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写下了两篇重要的文章
《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筹划秋收暴动上的军事会议上，和同志们讨论暴动一旦失利的退路问题。这时来自安福县的农民自卫军首领王兴亚（一说王新亚）又提到了井冈山。原来就在几个月前，王兴亚曾与井冈山一带的袁文才、王佐等农民武装一起会攻永新县城，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等80多位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后来，在强敌进攻下，王兴亚率部分人马撤往萍乡、醴陵一带并参加了秋收起义，而袁、王所部则留在井冈山一带。王兴亚告诉毛泽东，井冈山林深草密，蜿蜒数百里，安藏个几千人马不成问题。从王兴亚这里，毛泽东不仅再次听到了井冈山的名字，还了解到了当地农民武装的情况。
从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一直沿湘赣边界
南下，最终在井冈山一带周旋落脚
在此之前，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也曾向中央报告过井冈山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许多有利条件：第一，这里距离反动统治的几大中心城市均较远。第二，邻近四省，影响较大。第三，有一定的党和群众基础，附近各县普遍成立过党组织、工会、农会。第四，地形易守难攻，有利开展游击战争。第五，当地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能够解决一定规模的部队的给养。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以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对农村斗争的重视，说他曾看到过这份文件或了解其主要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不久即在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这是三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根据地的形势图
不过秋收起义之前，即便对井冈山已经有所耳闻，但在毛泽东心里很可能依然只是将其作为最后的退路选择之一。事实也正是如此，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是攻打长沙，结果几路人马还未接近长沙就纷纷受挫，死伤逃散降，一下就损失过半。随后起义部队试图开往江西萍乡，以为赣敌较弱,
但是没想到仍然是屡战屡败，部队甚至连立脚睡个安稳觉都做不到，只能且战且走，沿着湘赣边界南下。又经过卢溪、莲花等一系列的战斗，起义军终于清楚以自己的实力，就连小县城也是守不住的。最终，在各种试图在条件稍好的地区立足的努力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出于生存的需要，起义部队还是来到了井冈山一带。由于毛泽东对当地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又由于对当地的农民武装采取了正确的联合政策，这支不足千人的部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块立足地。虽然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只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正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毛泽东和朱德创建了全国最早也是实力最强的一支红军部队，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初的火种。而毛泽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对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老坦克积极为禁毒预防宣传教育作贡献
6月26日是第28个国际禁毒日，老坦克积极参加禁毒宣传活动。作为北京市的公益禁毒讲师，被特别邀请于6月26日到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义务为青少年进行禁毒预防宣传教育。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是全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禁毒教育基地之一，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观摩了老坦克在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举行的禁毒教育公开课，
亲切慰问并夸赞老坦克的禁毒课讲的好。
课余，郭部长还与听课的青少年、社区群众深入交流，了解大家参加禁毒宣传教育的心得体会。
他指出，以青少年为重点，全面加强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社会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使拒绝毒品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行动，锲而不舍地把禁毒人民战争推向深入。
预防教育是治理毒品问题的关键环节。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毒品预防教育，不断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吸毒人员。要针对青少年思想实际，不断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和载体，着力提高宣传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和趣味性，让广大青少年筑牢自觉抵御毒品的思想防线。
郭声琨部长特别感谢像老坦克这样的公益禁毒讲师和禁毒志愿者积极参与禁毒公益活动，称赞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人民群众是禁毒工作的不竭力量源泉。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支持禁毒工作，大力发展群众性禁毒自治组织，努力在全社会营造“禁毒工作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切实形成禁毒人民战争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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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17”
1953年年初，我军从苏联接过第三批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的装备（共接过55个团的装备），5月13日，总参谋部批准成立9个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其中有坦克自行火炮317（112师）、318（113师）、319（114师）、323（118师）、324（119师）、325（120师）、393（188）、394（189）、395（190师）等9个团。
坦克自行火炮394团简史
坦克自行火炮394团于1953年11月20日在河北束鹿县组建。
第一任团长韩仁勇，政委刘清所。
1969年8月15日在北京长辛店改称陆军第189师坦克团
1969年9月在长辛店改称北京卫戍区警卫第四师坦克团；代号51104部队
1985年7月于山西洪洞县改称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9师坦克团，代号51388部队
1987年12月，于山西洪洞县改称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9师装甲团，
历任团长：
韩仁勇、蒋连义、刘子胜、刘毅、董玉斋、周德胜、周希海、张恒周、吉冠忠、狄永合、王成锁、田书成。
刘清所、曹文彬、刘毅、刘一平、傅福增、李俊山、张志宽、孙紹莹、刘汝耀、刘二丑、赵俊才、尤德开、张振海、郑清玉、李建业。
坦克自行火炮第394团，设有司、政、后、技四个机关，下辖一个坦克营（辖三个坦克连）、一个火炮营&&（辖三个自行火炮连）、指挥连、坦克修理连，全团计494人，代号？部队，
配备T-34坦克24辆（每连7辆，营指挥车1辆，团指挥车2辆），PT-76自行火炮16辆（每连5辆，营指挥车1辆）。
1966年5月，全团跟189师改隶北京卫戍区，移防北京市朱家坟
1969年9月坦克自行火炮第394团改为警卫四师坦克团，
1976年部队扩编，增编坦克三营。
辖三个坦克营（9个连）、通信连、步兵连、汽车连、修理连，指挥连（改称特务连）共14个连队，计1249人，装备59式坦克80辆（一个连8辆，9个连，营、团指挥车8辆）。部队搬迁到北京长辛店二老庄。代号51104部队。
1985年7月，坦克三营撤编。
1986年4月，团搬迁移防到山西洪洞县甘亭镇。代号，51388部队。
1994年2月1日，江泽民视察坦克团，
1998年坦克团撤编
坦克二营和81的一个营一块去了福建，组建31集团军91师装甲团
时任营长周任昌、教导员李耀龙
坦克一营转隶189旅坦克营，
时任营长王玉江。
2000年63军撤编，坦克营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