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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n excellent idea to let the link owner know.)论改革的起因与动因
在世界各国，改革的起因一般开始时往往不是基于某种理论，而是基于某种现实。或者说，它是一种利害权衡的结果，特别是在没有学习目标和参照系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往往是在外来力量、外来文化诱因下，看到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才有了新的改革动因。而且即便是有外来威胁，往往也是主动的改革很少，被动的改革居多。
外部威胁与国家民族危机
1.1& 直面外部压力的主动改革
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能够正视外来压力，主动进行改革的国家不多，像彼得大帝那样的改革寥寥无几。之后各国能够主动改革的日渐增多，应该说，是得益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
当代各国改革日益频繁，也日益主动。从东欧到东亚，从南美到东南亚，可以说出现了竞相改革的世界潮流。中国当代改革便是外部压力下的一次影响全球的主动改革。
在考察改革开放起因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来自外部的现代化的压力。当然，外部压力并非自今日始。可以说自1840年以来这种压力便已经产生，而且随着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长期在泥潭里难以自拔，这个压力便越来越大。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中国不可能走现代化的道路。那种认为没有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中国也会自然缓慢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是一种历史自然决定论的思想，没有事实依据。在西方之外的非洲、中东、远东、美洲社会，都找不着不受西方影响自然走向现代化的例证，而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是不能拿来说明任何问题的。
但是在以往，这个压力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一压力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关闭的国门打开了，各种信息蜂拥而入，人们终于发现：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同国际社会的对比中，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生活水平的低下，科技与生产的落后，国家地位的衰弱，犹如“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的差距。当时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相当惊人的。198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1369美元，西德是13590美元，日本是9890美元，英国是7920美元，法国是11730美元，中国仅仅290美元。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分别在他们的《第三次浪潮》与《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中，系统描绘了西方从工业社会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社会:处理信息的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国家、大公司的重要资源不是钢铁厂，而是信息；电脑几乎普及每个家庭；通讯和航空的发展使人们空间缩小，世界成为地球村，如此等等。中国人自从看到这两本书后，才恍然明白经济发展已不在一个层次。
1978年广东省出现汹涌的逃港潮，成为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也成为改革开放启动的直接刺激因素。当时与香港靠近的大陆宝安县，共有31万人口，竟有10多万人冒险跑到香港谋生。深圳有句民谣，“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这种事情恰恰是在大陆高喊反“和平演变”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习仲勋就深圳中英街两边的巨大差距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1]
活生生的差距变成了压力，压力转化为动力。邓小平1988年一次谈话中说道:“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2]这就是说，中国在一些领域，本来和一些国家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发展路径问题，导致了更大的差距。事实面前，中国人开始清醒，中国的确落后了，已经不是一般的落后，而是相当的落后。这种对比中所显示出的经济社会的反差，成为开启中国当代改革的极大的动因。
1.2&& 外部威胁降临时的改革迎战
在各国改革中，外部威胁到来时的改革迎战通常要比威胁来临前的主动改革多一些。虽然多少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份，但这时的大彻大悟和果断的彻底改革，也还不算晚。
日本明治维新是在威胁面前主动迎战的范例。自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浦贺港开始，1863年英国舰队炮轰鹿儿岛，1864年英、法、美联军摧毁了下关沿海地区的炮台。西方列强于1853年和1858年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日本开放7处商港，同时获得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降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等特权。从1860年起，西方商品大量充斥日本市场，而日本的生丝、棉花则大量出口，使日本的家庭手工业破产，工场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而岌岌可危。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世界市场的情况，用白银套购黄金，使日本黄金外流，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中下级武士境遇恶化，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城乡市民、农民暴动不断。[3]可以说，明治维新是一次困境中奋而自强的民族自救。
凯末尔改革也是当时土耳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自救行为。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相继遭遇了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投降后，协约国开始对土耳其进行瓜分。规定:土耳其军队立即解散，交出全部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由协约国军队控制海峡地区要塞，协约国军队在黑海自由航行，协约国对土耳其的铁路、交通、电信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协约国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占领土耳其的任何军事要地。协约国列强的瓜分活动，给土耳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凯末尔所做的，其实就是用激进的改革拯救土耳其民族于危亡之间。
泰国朱拉隆功改革同样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浪潮中，为保持民族独立的自强行动。1854年英国迫使泰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依照条约，泰国对外开放市场，英国人在泰国获得了采矿、设立领事馆、最惠国待遇及军舰驶入其内河等特权。随后列强接踵而至，泰国先后被迫与法国、丹麦、葡萄牙、荷兰等国签订了内容类似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泰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特别是1896年《英法关于泰国和湄公河上游的宣言》的签订，使泰国成为英、法的势力范围，泰国的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英、法殖民帝国的直接威胁。与东南亚其它国家相比，弱小的泰国很了不起，以改革挽救了民族独立。
1.3&& 陷入危机后的被动改革
古今中外，只有在国家面对严峻的外部侵略，深陷外部危机时，才不得已去做一些被动性的局部改革，甚至是半心半意、半途而废的改革的事例，举不胜举，可以说最为常见。而危机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改革，作为治病的“药方”来说，常常都是每一次都太少、太迟了。这一类改革，失败自然是注定的结局。
中国宋代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动因，是辽国、西夏的步步侵逼，及对其的沉重“岁贡”。当时大宋王朝面临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对外战争一败再败，从宋太宗时“不敢向北”之后，宋军不但无力收回燕云16州，反而被不断进击，以至宋真宗时不得不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的协议，以大量的银绢换取暂时的安宁。在与西夏的作战中，也因宋军的溃败而被迫向西夏纳以巨万的“岁赐”。虽然不论是范仲淹的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作为“药方”，都明显不足以彻底治病，而大宋王朝连这样的“药”也不愿意吃下去。
在19世纪的俄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国内的改革进程是作为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而被迫开始的。1853年—1854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法等国家，尼古拉一世因而自杀。继承者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失去大国地位的威胁下，做了不得已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但保持专制制度依旧。可以说，自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的改革道路就陷入一个怪圈，每当俄国打败仗后，沙皇会自上而下地施行一些改革，但为了维护专制制度，改革无法彻底，于是若干年后又会再次陷入困境。
前苏联的改革也是同外部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局部性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前苏联破坏了缓和政策，为推进“世界革命”对亚非拉奉行冒险和扩张政策，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西方世界因此一致地同前苏联对抗。作为对前苏联破坏缓和政策的回应而展开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大国地位产生了严重的挑战，出现了在军事技术领域大大落后的紧迫危机，同时，长时期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早已使国民经济难以为继。显然，正在衰竭的斯大林模式的制度不能够支撑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事实上，与西方逐渐拉大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显著差距，及对前苏联大国地位提出的军事技术上的挑战，是迫使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真考虑要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显然，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改革无济于事，反而成了苏东剧变的导火索。
外来文化影响与新思想的兴起
东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普遍实行愚民政策，以中国孔圣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经典之论。但同是东方国家，面对外来先进文化与新思想时，接受程度却相距甚远，直接影响了各自改革的方向。
2.1&& 全面拥抱外来文化
日本对西方文化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众所周知，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后，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归来撰写《西洋事情》等书，广泛介绍欧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推动了“洋学”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明治维新前后，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穆勒的《自由之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名著已被译介成日文，在知识阶层中广为传诵，从而掀起了“文明开化”的思潮。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系统导入，为日本变革传统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也为日本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泰国人这一点与日本相似，易于全盘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泰国没有类似中国的凝固了全社会精神的儒家礼教文化及建立其上的制度，封建思想并不根深蒂固。从朱拉隆功的父亲蒙固王开始，就“一改先代国王的遗风”，开始兴利除弊，提倡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难能可贵的是蒙固王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国王申诉”。[4]而且蒙固王对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蒙固王因为跟随法国科学家探险队去观测日全蚀，不幸染上疟疾而去世。这种因对科学的兴趣而逝世的国王，在亚洲乃至世界恐怕再未出现过，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惊世之举。泰国蒙固王对科学、对探险的热衷行为，更像一位欧洲国家的君主，而不像一位亚洲文化传统下的君主。泰国有如此思想开明的国王，其臣民在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当然会渐渐的开化。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当然对朱拉隆功国王的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俄罗斯的外来先进文化则更是彼得大帝主动引进，并自上而下强行推广的。他说:“我们的人民，由于没有学习，从来没有接触过字母表，没有受到教师的熏陶，像无知的小孩一样。”
[5]为此，彼得下令建立翻译局，翻译西方典章书籍，把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介绍到俄国，还亲自签发了关于建立帝国科学院的诏令。他下令俄国设立了第一批承印世俗书籍的印刷所，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俄文报纸，开办了第一批航海、矿业、算术、外语、医护等专科学校，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公众剧院、第一批公园等等。彼得为因袭闭塞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养分，自此以后，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2.2&& 被动接受外来文化
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与日本、俄罗斯形成鲜明对照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中国自近代时至今日，与东方其他重要国家截然不同，接受外来文化基本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缓慢自然吸收，而且是不彻底的局部接受。
在近代中国，能够弄清该向西方学什么的人寥寥无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前，“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6]他所说当时无人知的这个“学”就是指西方的思想文化，无人知的“政”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
对西学无人知的原因，是不愿正视西方文化冲击的史无前例特点。康有为所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古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7]能够有此见识的，并非知识分子的主流，更不是社会的主流。
对西学无人知的原因，还因为西方主要的学说、思想未被系统地传入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主要有3家: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局，主要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籍；北京同文馆，主要出版了一些有关洋务知识的书籍；广学会，翻译的时政类书籍稍多一点。一般认为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中，影响较大的只有两本：一本是《泰西新史揽要》，由李提摩太翻译，它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欧美各国发展的历史，对中国人了解西方有一定启蒙作用，所以，被梁启超称为“西史中最佳之书也”，也被传教士誉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宝筏”。另一本是《中东战纪本末》，全书共16卷，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译的，该书刊载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并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论文。除了少数在华欧美传教士的这些零散介绍，严复借翻译《天演论》传入了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观念而外，西学未被全面地传入中国。
严格讲，当年戊戌变法是在没有真正彻底接受西学的状态下发动的。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接受程度之低微、之浅薄，可用梁启超的话相佐证，他说:“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8]
改革的旗帜人物的思想都是如此，可见中国社会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了，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后来，被动并局部接受外来文化变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流倾向。任何一样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人们往往会首先带着警惕的心理，用排斥的眼光对之审视、抵制一番。除了纯技术的东西，没有什么会被顺利接受。
2.3&& 思想启蒙力度的影响
当代中国改革的发动，可追溯于一篇文章的启蒙。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可誉为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针对当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文章明确提出，“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9]这篇文章引爆的理论大论战，使长期为极左政策所困的知识界和千百万民众，开始从精神枷锁中挣脱。
思想解放浪潮的兴起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为一篇文章而开始苏醒；也罕见有一篇文章能够唤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
这篇文章的启蒙价值源于深重的历史背景。由于中国自50年代中期以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极端主义思潮而不能自拔。从“反胡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浩劫，强调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人的精神，试图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强制统一国人的观念，这种改造并且结合了群众运动的形式，对思想异己分子进行“无情打击”，最终演变成“从灵魂到肉体”的民族灾难。当时人们受极端主义的苦难并不少，却不能引起全民族的反思。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文化大革命作为极端主义的登峰之作，对外否定所有外来文化，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修正主义；对内摒弃所有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陷入既无现代、又无传统的深渊之中。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极端主义推向了高潮，从而将其危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才有了拨乱反正进而启动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
站在今天的视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局限于打破旧枷锁的思想启蒙，还不是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新方向的思想启蒙。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中国人再一次思想启蒙的深度和广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前景和走向。
内部社会矛盾激化
促成一个国家起而改革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因素，还有内部因素。而内部的原因往往是决定性的。
3.1&& 财政崩溃引发改革
中国宋代范仲淹、王安石先后变法的重要原因，是大宋王朝的财政处于困境。有宋一代，冗兵、冗官加重了政府对财政的需求；对辽国、西夏战争的庞大耗损，战败后被索求的高额赔款，对政府财政构成了很大压力；再加上宋朝皇帝对官员的奢侈赏赐之风，形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漏洞。宋真宗景德年间岁支为600万缗，过了不到5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政府年度开支竟增加到1200万缗。虽然财政都接近拖垮了，却由于对武将的防范和兵制的配置及指挥等方面的不善，使宋军将不专兵、兵不识将、指挥无方，失去了战斗力。
在晚清戊戌变法暴发前，大清王朝财政就濒临破产边缘。甲午战争开战前，清朝财政已经十分困难，据统计，这时每年的收入是接近9000万两白银，开支绌于应付，勉勉强强维持度日。战败以后，要缴付日本勒索的2.3亿两白银的赔款，清政府唯有借债一条路，而这又几乎是毁灭性的。从年，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借款总计3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6亿多两白银。面对甲午战后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财政“万分奇绌”、“罗掘已空”，要偿还洋债，实在到了“挪无可挪，借难再借”的地步。[10]
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解决财政窟窿，命令户部“妥筹办法”，“通盘筹划”，竭尽搜刮之能事。以致一些地方督抚都坐卧不安，向中央政府呼吁“民脂已尽”，要求“体恤商艰”、“体恤民隐”。清政府加紧筹款的恶果之一是，各地官吏乘机贪污、勒索，“对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不遑顾问”；加之“旱潦流行”，“颗粒无收”，以致“哀鸿遍野”，人民不断地举行反抗斗争。康有为在恳请变法的《公车上书》里形象地描绘道:“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11]
可以想象，如此财政危机下，既便是没有“强敌之逼”，改革也会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了。
3.2&& 社会危机促成改革
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成的原因，无不是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人民生活困苦联系在一起的。
彼得改革前的俄国可谓“百病缠身”。17世纪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土地为皇室、贵族、教会和国家所有，农奴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政治上是一小撮贵族把持国家大权，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皇权处处受到大贵族特权和教权的制约，在80多个中央官僚机构中，居然没有专职的财政和司法机关。经济上虽自16世纪末就有了炼铁、酿酒、玻璃等手工工场，但仍然无法自供自给。全国仅有20余家手工工场，教育上十有八九的学校条件简陋，甚至简陋到全国没有一册像样的教科书和科技书。恰如俄罗斯作家别林斯基所说：“彼得的出现恰是时候：他如果晚25年出现，谁能拯救俄国？”[12]
凯末尔改革前的国内情况更糟，土耳其正处于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债台高筑、民不聊生的境地。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人民大众担负了苛捐杂税、强制供应和强迫劳役等战争的全部重担；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战争耗费逾10亿里拉，国债由1.563亿里拉剧增到4.657亿里拉，足足增加了两倍，相当帝国预算的19倍；物价暴涨15-20倍；耕地面积和粮食收获减少过半，耕牛也由270万头减为38万头；战争引起的瘟疫、饥荒夺去了250万人的生命。正如土耳其历史学家阿罕默德·莱菲克所记载的:战后的土耳其“到处是饥饿、贫穷和破坏，人们失去了人的面貌。”[13]
朝鲜甲午改革之酝酿，是因为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最终汇成了全奉准领导的甲午农民起义。统治阶层深感“危急存亡之秋”己经到来，担心“不施以止血回生之方”则必然灭亡。他们认识到农民战争的根子在于封建弊政，在于各级封建官吏的腐败，地主阶层的残酷剥削，使农民“无法糊口，穷窘莫甚”，无法安居乐业。于是开始酝酿变法，改革的发动者们希望以新政求得“保国安民之策”，“以矫积久之弊、振萎靡之风”。[14]
中国当代改革启动前的国内形势同样严峻。长期实行的高度的计划经济和全盘的公有制，使经济运行愈来愈缺乏生机和活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破坏。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革”期间，经济基础濒临崩溃，人们极低的生活标准有时也难以保障，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1976年产钢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5年；农村劳动力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6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有近一亿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株连，有成千上万名干部、群众死于非命。知识分子被当作异己的力量加以“改造”和专政，在每个文化领域都有一串死亡名单。民主荡然，法制毁弃，使冤狱遍于域中。那种高度集权、最终集于一人之手的政治体制和广大民众丧失民主权利而造成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使整个社会生活失去了生气。对文化教育也破坏严重，大学从1966年起就停止招生，10年累计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学生和几万名研究生。科技、教育、文化领域人才出现断层，历史上长期积累培育的精神文明成果被无情践踏，社会风气恶化。“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危机，而是一场全局性、持久性的民族灾难。[15]
中国进行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探索，尤其是“文革”中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清楚地表明，若不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的经济生活将面临彻底崩溃，难以获得温饱的民众的生活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动荡。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是一种最深刻的学习。如果说“文革”是一次背离世界主潮流的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那么选择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从理想“天国”重新回归到了面向世界。
3.3&& 专制制度腐朽迫使改革
中国北宋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的目标指向之一，就是腐败的官僚体制和官僚队伍，希望通过整顿吏治，裁汰臃肿的官僚队伍，使北宋政权焕发生机和活力。
宋代官僚机构之空前庞大，官僚队伍冗员之众，是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江山，为尽快统一中国，收罗了南方各国的大批旧官僚，因而宋初保留了唐、五代以来许多旧官衔，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新官衔。此外，宋初为防止权力集中，从中央到地方分化事权，使得中央机构臃肿庞大。除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为实权外，三师、三公、三省长官及六曹、二十四司，大都形同虚设。《宋史·职官志》指出:“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16]由此可见机构设置的臃滥和冗员之繁。据记载，宋朝的官吏人数空前扩大，到1063年，全国官吏的人数竟“十倍于国初”。立国不到100年，官吏膨胀了10倍，创造了一项古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与之相仿佛，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面对专制制度日益腐朽的局面进行的最后的自我拯救。
直到20世纪初，沙皇政府的专制性质仍未改变。俄国专制主义政体在世界几个大国中，除中国之外是延续时间最久的。当时不仅英、美早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连后起的德国和日本也分别于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颁布宪法，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俄国却始终抱住专制政体不放，日益走向腐朽没落。19世纪俄国官吏人数的增加比居民人数的增加要快7倍，供养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1890年，俄国的行政开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6%，相比之下，同期英国只占9.4％，法国只占12%左右，德国仅占4.5％，意大利为11.1％。如果说这些桌面上的巨额开支让俄国老百姓还能勉强承担的话，那么，上层无法无天的贪黩腐败行为，各级官吏的贿赂公行，却让俄国老百姓怎么也无法应付了。
沙俄专制官僚制度的腐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国家的司法部长遇事都得行贿了。“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司法部长潘宁在发生诉讼的时候也要行贿，甚至当他完全有理，而根据法律应该判他胜诉的时候，他也行贿。”[17]沙皇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试图以改革把俄国从这种状况下拯救出来。但这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在这个腐败的专制制度下已经不可能抓住了。
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主动改革也好，被动改革也好，世界上各种改革的基点，一般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既便是面对外部威胁和内部矛盾，如果影响政权生存就不会去改了。但在内忧外患俱增的状况下，不改革政权又迟早会走向灭亡。这恰恰正是历史的悖论。
俄罗斯学者米格拉尼扬曾谈到彼得大帝之后的改革：沙皇及其身边的人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西欧开始了迅猛的发展过程，这在将来可能会对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缺乏足够大的内外挑战，又使他们对改革采取冷漠的态度。[18]若准确地补充一句：面对改革时的犹犹豫豫，往往并不是内外挑战还不够严峻，而是没有意识或者是不愿意识到：高压锅要爆裂了。
不仅是俄罗斯，其它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同样如此。中国的慈禧太后为维持政权的生存，就走过了从镇压改革到推动改革，再到拖延改革的三步曲。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但让一部分人匪夷所思的是，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却热热闹闹地搞起了清末新政。这真是历史的悲喜剧，上一幕演恶人，下一幕演好人。这其实并不矛盾，扼杀改革也好，推动改革也好，都是为维护自身的统治。
慈禧太后的新政是因为大清王朝岌岌可危。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2000人，攻占大沽炮台后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的《辛丑条约》。
此时，慈禧太后在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的途中，决心变法图强。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这次急转弯应该说是迅猛的。日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邪?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9]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发上谕，决定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先后考察欧美及日本等10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亲眼看到了这些国家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回国后，慈禧多次召见，询问考察心得。他们一致赞扬这些国家的立宪政治，载泽、端方等都先后上折，请慈禧太后准备立宪。自听取出洋大臣的考察报告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慈禧便下旨，宣示仿效西洋，为立宪做准备。
变革图强的正剧演到这里，应该说，慈禧太后已经有点像一个真正的改革家了。但在接下来的一幕里，当立宪改革到了操作阶段，可能具体危及大清王朝的君主集权时，改革的脚步又开始变的停滞不前了。
其实也不能责怪慈禧，在维护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利益面前，叶公好龙，往往无可辩驳的就是历史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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