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是指哪里？_百度知道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是指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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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指的是日占区，国统区指的是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指的是共产党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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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解之谜
（微信号：imysteries）：奇闻异事、占卜预言、奇景异象、考古探秘、时空穿越、洞穴宝藏、天外来客、宇宙始末、总总未解之谜！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烽火连天、国运相赌的生死大决战，不仅在血火悲歌的枪林弹雨中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执笔为剑的无声战场进行，那就是中国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的尖锐对峙。中日两国作家都奔赴前线，一手拿枪，一手握笔，蘸血为墨，以笔助战，互相展开了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创作竞赛，用他们凝聚着热情与激愤、鲜血与生命的作品，在激烈争夺的思想战场上短兵相接，一较高下。1939年5月，无家可归的重庆市民经过被日军轰炸而着火的建筑物，奔赴城外寻找比较安全的避难所真实与谎言、良知与罪责、艺术和政治的纠葛挣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时考验着中日这两支截然不同的“笔部队”。其中，来自日本、国统区、冀中根据地不同阵营的三位作家，以他们各自的战争遭遇和创作经历，演绎了这场特殊战争的隐秘一面，留下诸多关于战争文学的深刻话题，令人至今感慨唏嘘。石川达三：灵魂输给刺刀1938年l月8日，当日本作家石川达三辗转来到在南京担任警备任务的第十六师团时，刚刚发生的南京大屠杀鲜血未干，四处尸骨未寒。这是一支凶悍的日军部队，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石川深知采访军官们只能听到冠冕堂皇的谎话，无法得知战场的真实情况。于是他成天和士兵们混在一起，一同逛街、喝酒，重访硝烟犹在的战斗遗迹，很快就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在亲自听到无数真实血腥的战场故事后，石川的内心深受震撼。他了解到的南京真相，与日本报刊的粉饰太平完全两样。1939年《武汉作战》封面1938年《活着的士兵》封面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本当局迅速实行了严厉的新闻管制，撒下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巨大“文网”，文学作品彻底沦为战争机器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若有随军记者、作家胆敢以身试“法”，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严酷镇压。作为一名曾荣获首届芥川文学奖的优秀作家，石川达三不愿轻易让渡出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他极度反感日本国内那些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文章，决心摆脱军部当局的政治指挥棒，亲自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酝酿一个更为深刻的小说主题，表现“没有谎言——没有隐瞒，充满了不道德、残虐、凶暴和恐怖的战争的本来面目”。他要忠实描写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士兵，即“活着的士兵”，而不是日本舆论广为宣传的所谓虚假的“神兵”。身临其境的战场采访，让石川充满创作的冲动。一回到日本，他顾不上劳累，从1938 年 2月1日至10 日，连续11天奋笔疾书，一口气完成了8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在1938年2月出版的《中央公论》杂志发表。《活着的士兵》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侵华日军的暴行写真集，是他们心灵变异的病历记录。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原型，描述几个下层官兵在进攻南京战役中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天皇的“勇士”们被赤祼祼地扒去了一切伪饰，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们心中的“英雄”竟然如此凶残可怕：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根本不加询问就挥刀砍下青年的脑袋，将尸身扔进河中，回到营地继续谈笑风生。笠原对待中国军民冷酷无情，对他而言“杀死一名敌兵与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两样”。抗战时期，攻占山西的日军部队用刺刀胁迫中国百姓一等兵近藤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这个原本以救人性命为职业的医生近藤，就当众剥光女孩的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将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原本是到战场来超度亡灵的随军僧片山玄澄，本应崇佛向善，但他缠着念珠的双手挥舞着工兵锹，接连劈死五六个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当他那凶狠的锹头旋风般劈进中国兵的脑袋时，他手腕上的佛珠随风发出哗啦啦清脆的响声。这个本应慈悲为怀的和尚在战场上变成了酷烈的凶徒，他在大肆杀戮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日军杀人的种种理由荒诞到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影响了日军休息，一等兵平尾便狂吼着冲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而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白糖，就愤恨地将他一刀刺死。相反，他因为无法给团长做饭时再放点糖，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就是这样一群原本善良质朴的日本平民，随着战争的深入逐渐变成了残暴的野兽，成为“戴白手套的杀人犯”，犯下烧杀抢掠的野蛮罪行。尽管编辑小心翼翼地删除了其中约80 页的“敏感”文字，这篇作品还是在推出的当天就被迅即查禁，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被警视厅逮捕调查。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被起诉，石川达三于9月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惹下的“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这起事件，就是要“杀一儆百”，向胆敢自作主张的作家们传达一个强硬的信息：日本文坛必须彻底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军部当局“国策”宣传的需要。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基本绝迹了。日本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充斥的是歌颂日军光荣“圣战”的作品。日本当局可能觉得大敌当前，像石川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应该对正在进行的“圣战”宣传有更多贡献，所以有意放他一马。很快，他们就给了石川达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仅十几天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为了争取早日恢复“荣誉”，石川达三这次倍加卖力。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回到日本，他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很快便拿出了长篇纪实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1939年1月，这篇“改过自新”的作品依然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在作品“附记”中，可以看到石川达三仍然心有余悸的表白：“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至此，石川达三完全变成了拿着粉刷粉饰战争的工匠，《武汉作战》对日本侵华战争颠倒黑白的描写，对“皇军”的全面歌颂简直让人不忍卒读。他在作品中全力渲染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显然试图抵消《活着的士兵》中有关“负面”描写造成的不良影响，为“皇军”挽回“尊严”。于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一个也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诬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他写到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就消灭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在《武汉作战》中，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侵华战争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石川认定：“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下一个作战区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痛烈的洗礼，就不会迎来和平。”这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不伦不类的“歌德式”作品，使石川达三暂时为军部立下了一“功”，却使先前欢呼石川为“正义作家”的中国文坛大感失望，愤怒地声讨和批判其“内容荒谬到不得了”。石川终于和他先前鄙夷不屑的那些“御用文人”们走到了一起。在将日本兵神化的同时，他也放逐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艺术良知，和魔鬼们一起狂欢舞蹈。讽刺的是，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公布了因协助战争而受处分的12人作家名单。此时，战时惹来“笔祸”的出轨之作《活着的士兵》，却成为使石川免于受罚的“挡箭牌”：因为这部作品浓厚的“反战”色彩，使他准予不受处分。去世的3个月前，石川对日本近代史学者阿罗健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求证做出了迥然不同的回答：“我到达南京时距日军进城已有两周，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那些事实，都不愿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辩解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纵观石川达三的一生，他并没有像德高望重的作家幸田露伴那样，在战争期间敢于不迎合当局而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像当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那样，以其大气的民族气节真正地反思战争，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相反，石川许多左右摇摆的思想显然带有很大的蒙骗性，充分体现了日本知识分子至今对侵华战争保持的暧昧态度。阿垅：两头茫茫不到岸1938年夏天，刚刚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诗人阿垅，在湖南衡山偶然结识了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这两位“从敌人的一边伸过兄弟的手来”的日本朋友，有一天不无遗憾地告知阿垅，以前他们对中国的抗战文学期待很高，但现在日本的一些随军作家已写出了反映南京战役的作品，影响力极大，比如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还有一位参加杭州湾登陆的日本通信兵火野苇平，竟然“一手挥刀，一手操笔”，创作了所谓“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 》、《花与士兵》。火野苇平为侵华战争大唱赞歌的作品，虽然从意识形态上不值一提，但“放一枪写一笔”的态度和分量却不可低估，远非中国作家所能及。1987年《南京血祭》的封面听完鹿地夫妇的话，刚直倔犟的阿垅震惊到无法自制，为自己，也为中国人。事实上，当时直接表现国军奋战的作品确实寥若晨星。首要原因是南京之战中大量作家随政府撤退而逃散，很少有战斗亲历者。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作家缺少亲历、目历和心历，纵有天才也难以下笔。其次，南京惨败溃退的结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参战部队的评价。许多文学作品更专注于表现南京沦陷后日军的暴行，以左翼人士为主编撰的刊物如《烽火》、《七月》等，更以激进的风格猛批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暴露的不足，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强烈政治倾向难以客观地就事论事、真实全面地评判南京之战。1933年，阿垅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军兴，刚刚毕业任少尉排长的阿垅立即随所部第八十八师开往淞沪战场。上海血战近三个月，1937年11月中旬，部队西撤回防南京一线整补，匆匆增补三千名新兵后，第八十八师便撤至南京，这时阿垅已升为连长，全程参与了惨烈悲壮的南京之战。中国守军在坚守一个多星期后终告不支，大撤退演变成大溃败。阿垅能在混乱中再次侥幸不死，是因为一位于姓职员及其家人冒死相救。他在民间辗转潜伏了一个多月，才最终脱险离开南京。可以说，阿垅既是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是日本法西斯罪行的见证人。同样作为作家，听到日本“笔部队”的动向，阿垅惭愧之余，爆发出彻骨的愤怒：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1937年，中央宣传队在南京城外进行抗战宣传。淞沪战争后，国民政府在江南镇制作各种抗日标语1938年7月，阿垅在武汉初识恩师胡风，便引为知己。胡风极为欣赏这位年轻人的才情和志向，曾形容他为“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阿垅也情不自禁地向这位志同道合的师友表达了内心的苦闷。他原想以枪杆子救中国，但腐败的国民党军队使他完全失望。理想信念的轰毁，带来巨大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楚。诗人性格的阿垅，甚至曾想到过自杀。他吐露非常想到延安去，向往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在胡风的积极引荐下，阿垅见到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让他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于是阿垅开始了一段和余则成几乎一样的神秘潜伏经历。1938年，经过一翻周折，他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正当他满怀激情沉醉于新天地时，却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因体力不支摔倒在野草丛中，右眼球被地面的杂草蒺藜刺伤了。经组织同意后，他辗转来到国统区西安医治眼睛。可眼伤还未痊愈，回延安的交通线已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我所爱的山水”。阿垅一边设法在西安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谋了一个少校教官，一边开始创作他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南京》。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诞生，和他本人的苦难命运一样曲折艰难，病体的折磨更让他心力交瘁。阿垅没有侵略者火野苇平那样的好运气，《南京》在中国难以找到它的容身之地。这部作品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阿垅一生悲剧命运的谶语，历经重重阻碍，长年湮没人间。《南京》创作完成后，阿垅把它投给了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举行的抗日征文活动，立即获得全国一等奖。可国民政府当局认为，这部纪实作品的内容“太真实了，过于血腥，渲染了战争恐怖，易产生引导民众仇日情绪之负面作用”，将之打入冷宫。其实，事实的真相则是，这部作品中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描述过于真实，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血淋淋的经验！这是血淋淋的教训！这是战术的错误！”阿垅以一个优秀职业军人的眼光，明白无误地揭露了南京当局在整个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他从军人角度分析，南京保卫战“就是从战术说，从防御本身说，在相对的力的运用上，一样有重大的缺陷”。他还明确指出，“南京的防御战，我们虽然承认是不利的，劣势的，脆弱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一定得那样狼狈，非那样落花流水不可。”试想这样直白地批评当局，岂有这部作品的容身之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表现国民党政府正面抗战的作品，在大陆无形中成为禁锢，像《南京》这样的作品自然同样难以问世。不仅如此，因为与胡风的密切交往，阿垅还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他曾长期奉命“潜伏”为共产党提供大量情报，而如今这段历史要么因为怕受牵连无人敢证明，要么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而逐渐湮灭，连周恩来出面为他说话，也无法挽救他的命运。相反，他头上那块日本弹片留下的伤疤，竟成了“替国民党卖命的铁证”。此时此刻，再回想年轻时那悲歌击筑的词句“太子人来，将军头在，肝胆吾济重。指心而誓，男不死何用”，走投无路的阿垅，是否曾感到了一丝神秘的宿命？他无数次申诉，碰壁，依然坚守那份书生情怀的纯真理想。这份天真执着一直伴随阿垅一生，1950 年他因两篇文艺评论莫名受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理论批判后，9月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期待与最高领袖娓娓交心，“有理说理”，结果不但石沉大海，还等来一副遥遥无期的镣铐。日，阿垅病死狱中，连唯一的独子也不敢来探望。此前两年，彻底失望的阿垅对自己的冤案作最后的评判时，写下斩钉截铁的宣言：“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文革”结束后讨论为他平反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听到这里时，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阿垅平反昭雪后，从退还的查抄物品中发现了他的《南京》手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更名为《南京血祭》出版，这部“出土文物”般的作品终于重见天日。1994年11月，日本学者关根谦将《南京血祭》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为《南京恸哭》。抗日战争中，日本“笔部队”的作家受到全民追捧，即使在战场上走马观花创作一点“从军感想”，也有大量日本读者趋之若鹜。而在中国，像阿垅这样为中华民族大声疾呼的优秀作家，却屡遭打压。他惨烈的人生悲剧，浓缩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矛盾痛苦，也映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中国为何至今没有诞生伟大的抗战作品，从阿垅的文学人生与时代政治的纠葛，我们似乎已可窥见某种症结。王林： 画纸为牢三十年1942年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生死存亡的拉锯战，一时难见分晓。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反攻储备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要暂时转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这一年王林只有34岁，却已是一位成熟的抗战老兵。1937年底，王林在家乡参加了吕正操建立的人民自卫队，担任了军政治部宣传队长。此后八年抗战，王林一直没有离开冀中革命根据地。他组织领导“冀中火线社”，自编自导了许多优秀战地剧目，为平原抗战文艺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这样优秀的年轻干部，自然属于转移保护之列。血气方刚的王林拒绝转移。他掷地有声地表态：“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经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王林破例留了下来。1949年《腹地》封面在如此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留下来，是因为王林还有一个惊人的打算。他后来回忆说：“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日军来势凶猛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这一时期冀中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王林开始了创作：“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留在冀中的同志们，当时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来，也不一定能吃完这顿饭。’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王林被掩护在暗中拥戴共产党的“堡垒户”家的地道中，夜间用麻袋遮住一盏昏灯，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有时他刚刚动笔便听到敌人冲进村子，立即起身迅速转移；有时战友中弹的鲜血还洒在他的身上，他就忍住泪水摊开稿纸，拿起了笔??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叠纸他就秘密藏在地道里。这些血泪凝成的文字，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在时间和心灵的重压下“熬”出来的。《腹地》写好后，王林将底稿悄悄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然而，《腹地》从地下挖出来那天起，就面临被重新打回地下的悲剧命运。因为王林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才不想以简单机械的歌功颂德，去作虚假高亢的精神表白，而是真实地以一种参与者的体悟，把疼写成绛紫的疼，把泪写成血色的泪。王林希望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现实主义的限制，为冀中抗战乃至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一部真实感人、生动形象的历史文本。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普通的农民，他们可能怕死，可能偷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带有民族的劣根性，但是他们最终的人心向背，才决定了抗战最后的胜败。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它太真实了，被一些人批评为“自然主义”。抗日胜利后，恰逢延安的一些文艺大员们陆续来到晋察冀。日，王林在日记中记下了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所提的意见：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这些刚刚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大员们，带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不只规定了写什么，还规定了怎么写，蕴涵着一整套具体的美学规定。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家们无比坚定地捍卫着这些最新的“文艺圣经”，符合者全力维护，不符合者坚决排斥。如果以《讲话》条文为衡量准绳，王林这部冒着生命危险“当作遗嘱写”的小说，包括那些在炮火中锤炼出的独特艺术个性，在他们眼里统统成为不合时宜的“异类”，违反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一时间，围绕着《腹地》出现了许多流言。有人甚至认为王林故意“暴露黑暗”，同王实味联系起来。见惯了敌人枪林弹雨的王林，面对自己同志比炮火还猛烈的批判，也感受到了莫大的精神压力。在争取出版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建议从未间断，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折腾了六年多，直到日，王林终于在日记中欣慰地写道：“圣旨算下来了，周扬叫王子野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了封信，叫他排印《腹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油墨清香四溢的《腹地》。他像捧着刚出生的孩子一样，赶去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腹地》的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样是从冀中平原上走出来的大作家孙犁，一改惜墨如金的习惯，用他少有的激情不吝赞扬道：“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民族苦战图，作者王林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地道的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1950年2月，出版总署给王林来信说：《腹地》要再版。到三月份，此书先后印发了二万册。没有料到的是，正当《腹地》的影响如旭日东升时，一颗重磅炮弹横空出世，猝然间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并从此给王林带来不尽的厄运和磨难。这颗炮弹便是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所发表的《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陈企霞历数了小说的种种问题，诸如村民被小丑化、党员有私心杂念、村支部书记不够正面，最后的结论让人触目惊心：“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的问题的核心。”自己含辛茹苦创作的作品，成了建国后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王林的第一反应肯定震惊不解。经过最初的痛苦、惶惑、悲观之后，他对自己渐渐产生怀疑，开始思考怎么自我改造，跟上新时代的文艺思想。1954年，王林终于低头，写了一份《我的检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此后，王林至少写了八次检查。因时期不同，内容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委屈，有辩解，有抗争，有困惑，也有屈辱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时而感到呼天不灵，时而又信心百倍。两个分裂的王林，一直痛苦地撕扯挣扎。原本才华横溢的王林，此刻已经越来越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失去了创作的能力。王林努力揣摩和消化中央精神，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断地试图用“新的文艺思想”修改《腹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等于重写”。反右、大跃进、“文革”??随着每一次轰轰烈烈政治运动的到来，《腹地》的主人公们就在王林笔下变脸似的“焕然一新”，重新登场，以迎合反映当下的“时代新风貌”。1985年《腹地》封面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终于出版了这本面目全非的《腹地》，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林是谁。此前一年王林已经病逝，没能看到这本代表他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8月下，作者：王龙。）下期更精彩........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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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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