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慈禧、光绪、翁同龢、奕譞、李鸿章。
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尽管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再打一阵子，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甲午到底败在哪里
这一年，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120年前，清朝具有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当现实无法兑现其理想时，便寄托于神灵。于是，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 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称“天皇统治的日本才是万国之宰，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福泽谕吉等政客的军国主义扩张论，成为日本建立天皇专制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了一条“近代文明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主导着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
日本在军国文化导引下，发动甲午战争，天皇颁诏，举国动员，进入战争体制，成立参谋总部，组建联合舰队。国会一致对外，全力支持战争。媒体一致转向战争话题，激发国民的战争狂热。幼童从军，操枪舞刀，高呼击沉“定远”、“镇远”。娼妓募钱献金，加入军妓劳军，旅顺攻陷后，第一师团从日本征集12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庆贺“胜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动员将国民挟持在战车上，使之成为全民战争。
中、日两国的海军旗反映着军事文化的显著差别。日本海军旗主体是太阳，外加16道红光芒，意为日本是太阳神创造，光芒普照世界，充满征服世界的霸气。中国海军旗的主体是中国龙，传说中的龙能兴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着内治和祥瑞。
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
清末处于封建制度的没落期，宫廷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便是皇权独尊，一切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为基。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诞辰，为老佛爷操办一次规模盛大的花甲寿庆，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深层的政治动因。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门人，她想在60寿庆中卷帘归政，大肆建设颐和园准备颐养天年。寿庆有可能是中国内部政治的权力交接，结束慈禧垂帘听政的一场国家大典。当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光绪皇帝俯首听从慈禧，但踌躇满志，寻机登基掌控实权，他一直提防着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事务“能收就收”。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官位户部尚书，他同李鸿章争夺权势，对北洋海军实力“能削即削”。光绪父亲奕譞，主持海军衙门，一切以光绪平稳掌权为先，海军衙门只是一个平台，表现得“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军，但受制于朝廷权斗，北洋海军孤军奋战，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困局。
慈禧太后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任何变革的“越轨”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没落的轨道。所以，慈禧的60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着战争准备和对外交涉，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选择甲午年发动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所以他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以稳定政局。因而，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当一个封建王朝把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必定走向穷途末路。正当日本发动全民战争，倾力开动军国主义战车向中国杀来时，清政府没有战争动员，更无作战方针，毫无抗敌气氛。正如李鸿章自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不能忘却的甲午遗证
现今，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它们现状如何？而大连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应弥补甲午文化的短缺。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镇远”等10艘军舰被俘，“定远”等军舰被肢解，“致远”等沉舰被拆卸，军舰和大量部件被掳去日本。日本为炫耀甲午海战的胜利，曾把“镇远”舰的主锚、主炮弹头和锚链围绕于东京上野公园展示，并立碑炫耀军国主义战绩。
1947年，中国以“二战”战胜国地位，派遣中国驻日代表团参谋钟汉波海军少校向盟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将“镇远”舰铁锚等战争遗物归还中国。经过艰辛复杂的谈判，盟军总部最终同意依照中国意愿撤除展览、归还铁锚。盟军总部与中国驻日代表在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移交仪式，并由中国缉私船运回上海。现在该铁锚静静地安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园内，诉说着在日本公园展示了30年的国耻。
然而，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有的展示在战争博物馆，有的被民间收藏，有的流落荒野。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上，就印上了丁汝昌像、中国海军旗、“定远”的舵轮、“靖远”的船钟、“操江”的舰长印章等，侵略罪证被当做战利品炫耀。一方邮封，凝聚着北洋海军的血与泪。
2010年10月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和2014年《法制晚报》组织编写的《甲午遗证》详细记载了流落在日本各地的甲午遗物。“定远”的舵轮现存于日本长崎的格拉巴公园，舵轮平置、上覆玻璃，改为咖啡桌，曾专供海员聚会使用。“镇远”舰的船钟有两个，一个悬挂在神奈川的小田原高中的钟亭铁架里；另一个留存在四国香川县的栗岛商船学校。在日本福冈的太宰府，“定远”舰残骸被肢解后建成别墅，任人展览；太宰府的光明禅寺，厅堂摆着刘步蟾舰长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个募款的功德箱。在冈山县福田海神社里，立着一枚刻有“西京丸遗品”的260毫米炮弹，系清军“平远”号打入日本“西京丸”船舱却未爆炸的炮弹。在日本神奈川的三笠舰公园，存放着从“致远”号上拆走的机关炮；而在冈山的吉备津福田海神社，“镇远”另一个未能回归的铁锚倒卧在石台上成为神坛祭品。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陈列着旅顺口的海岸炮，写着“战利品，清国要塞炮”。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东北角，埋葬有6名清军官兵，上刻的“清国 刘得起”、“清国 吕文风”等字样依稀可辨。“刘汉中”墓前，在名字旁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字样，经考证为祖籍辽宁的一名清军中层军官。看到这些令人唏嘘，那么多的甲午遗烈和遗物在异乡沉寂了120年，国人怎能将其遗忘，何日方能回归故里安息？
大连应建甲午战争纪念馆
大连是洋务运动的缩影和受益者，旅顺因而成为崛起在东方的近代化城市，旅顺船坞及配套的工业设备和多项市政建设一直沿用至今。大连又是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邓世昌等英烈从大连湾起航投入战场，再也没有回来。大连更是日军花园口登陆、侵占辽东半岛并在旅顺口进行大屠杀之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应有更深的感受。威海、丹东等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城市均建有甲午战争纪念馆，仿制了“定远”、“致远”号战舰供人瞻仰，成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在大连尚无一座整体介绍甲午战争的纪念馆，多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相当茫然。
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纪念和弘扬与大连有着血缘乡情的甲午英烈，是提高城市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途径。不少专家、学者曾提出，应在原海之韵广场建一座邓世昌雕像和甲午战争纪念馆。一座城市、一方海湾、一个雕像便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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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慈禧忙于过寿：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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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旗。
清朝海军旗。
刘步蟾舰长办公桌
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
“镇远”舰铁锚
“定远”舰舵轮
“镇远”舰船钟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慈禧、光绪、翁同龢、奕譞、李鸿章。
特约海洋学者陆儒德
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尽管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再打一阵子，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甲午到底败在哪里
这一年，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120年前，清朝具有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当现实无法兑现其理想时，便寄托于神灵。于是，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 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称“天皇统治的日本才是万国之宰，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福泽谕吉等政客的军国主义扩张论，成为日本建立天皇专制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了一条“近代文明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主导着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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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慈禧忙于过寿：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
　　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慈禧、光绪、翁同龢、奕譞、李鸿章
　　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尽管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再打一阵子，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甲午到底败在哪里
　　这一年，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120年前，清朝具有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当现实无法兑现其理想时，便寄托于神灵。于是，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 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称&天皇统治的日本才是万国之宰，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福泽谕吉等政客的军国主义扩张论，成为日本建立天皇专制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了一条&近代文明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主导着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
　　日本在军国文化导引下，发动甲午战争，天皇颁诏，举国动员，进入战争体制，成立参谋总部，组建联合舰队。国会一致对外，全力支持战争。媒体一致转向战争话题，激发国民的战争狂热。幼童从军，操枪舞刀，高呼击沉&定远&、&镇远&。娼妓募钱献金，加入军妓劳军，旅顺攻陷后，第一师团从日本征集12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庆贺&胜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动员将国民挟持在战车上，使之成为全民战争。
　　中、日两国的海军旗反映着军事文化的显著差别。日本海军旗主体是太阳，外加16道红光芒，意为日本是太阳神创造，光芒普照世界，充满征服世界的霸气。中国海军旗的主体是中国龙，传说中的龙能兴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着内治和祥瑞。
　　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
　　清末处于封建制度的没落期，宫廷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便是皇权独尊，一切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为基。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诞辰，为老佛爷操办一次规模盛大的花甲寿庆，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深层的政治动因。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门人，她想在60寿庆中卷帘归政，大肆建设颐和园准备颐养天年。寿庆有可能是中国内部政治的权力交接，结束慈禧垂帘听政的一场国家大典。当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光绪皇帝俯首听从慈禧，但踌躇满志，寻机登基掌控实权，他一直提防着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事务&能收就收&。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官位户部尚书，他同李鸿章争夺权势，对北洋海军实力&能削即削&。光绪父亲奕譞，主持海军衙门，一切以光绪平稳掌权为先，海军衙门只是一个平台，表现得&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军，但受制于朝廷权斗，北洋海军孤军奋战，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困局。
慈禧太后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任何变革的&越轨&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没落的轨道。所以，慈禧的60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着战争准备和对外交涉，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选择甲午年发动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所以他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以稳定政局。因而，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当一个封建王朝把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必定走向穷途末路。正当日本发动全民战争，倾力开动军国主义战车向中国杀来时，清政府没有战争动员，更无作战方针，毫无抗敌气氛。正如李鸿章自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不能忘却的甲午遗证
　　现今，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它们现状如何？而大连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应弥补甲午文化的短缺。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镇远&等10艘军舰被俘，&定远&等军舰被肢解，&致远&等沉舰被拆卸，军舰和大量部件被掳去日本。日本为炫耀甲午海战的胜利，曾把&镇远&舰的主锚、主炮弹头和锚链围绕于东京上野公园展示，并立碑炫耀军国主义战绩。
　　1947年，中国以&二战&战胜国地位，派遣中国驻日代表团参谋钟汉波海军少校向盟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将&镇远&舰铁锚等战争遗物归还中国。经过艰辛复杂的谈判，盟军总部最终同意依照中国意愿撤除展览、归还铁锚。盟军总部与中国驻日代表在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移交仪式，并由中国缉私船运回上海。现在该铁锚静静地安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园内，诉说着在日本公园展示了30年的国耻。
　　然而，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有的展示在战争博物馆，有的被民间收藏，有的流落荒野。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上，就印上了丁汝昌像、中国海军旗、&定远&的舵轮、&靖远&的船钟、&操江&的舰长印章等，侵略罪证被当做战利品炫耀。一方邮封，凝聚着北洋海军的血与泪。
　　2010年10月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和2014年《法制晚报》组织编写的《甲午遗证》详细记载了流落在日本各地的甲午遗物。&定远&的舵轮现存于日本长崎的格拉巴公园，舵轮平置、上覆玻璃，改为咖啡桌，曾专供海员聚会使用。&镇远&舰的船钟有两个，一个悬挂在神奈川的小田原高中的钟亭铁架里；另一个留存在四国香川县的栗岛商船学校。在日本福冈的太宰府，&定远&舰残骸被肢解后建成别墅，任人展览；太宰府的光明禅寺，厅堂摆着刘步蟾舰长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个募款的功德箱。在冈山县福田海神社里，立着一枚刻有&西京丸遗品&的260毫米炮弹，系清军&平远&号打入日本&西京丸&船舱却未爆炸的炮弹。在日本神奈川的三笠舰公园，存放着从&致远&号上拆走的机关炮；而在冈山的吉备津福田海神社，&镇远&另一个未能回归的铁锚倒卧在石台上成为神坛祭品。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陈列着旅顺口的海岸炮，写着&战利品，清国要塞炮&。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东北角，埋葬有6名清军官兵，上刻的&清国 刘得起&、&清国 吕文风&等字样依稀可辨。&刘汉中&墓前，在名字旁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字样，经考证为祖籍辽宁的一名清军中层军官。看到这些令人唏嘘，那么多的甲午遗烈和遗物在异乡沉寂了120年，国人怎能将其遗忘，何日方能回归故里安息？
　　大连应建甲午战争纪念馆
　　大连是洋务运动的缩影和受益者，旅顺因而成为崛起在东方的近代化城市，旅顺船坞及配套的工业设备和多项市政建设一直沿用至今。大连又是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邓世昌等英烈从大连湾起航投入战场，再也没有回来。大连更是日军花园口登陆、侵占辽东半岛并在旅顺口进行大屠杀之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应有更深的感受。威海、丹东等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城市均建有甲午战争纪念馆，仿制了&定远&、&致远&号战舰供人瞻仰，成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在大连尚无一座整体介绍甲午战争的纪念馆，多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相当茫然。
　　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纪念和弘扬与大连有着血缘乡情的甲午英烈，是提高城市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途径。不少专家、学者曾提出，应在原海之韵广场建一座邓世昌雕像和甲午战争纪念馆。一座城市、一方海湾、一个雕像便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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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略都获得胜利。日本通过军国主义的一次次铤而走险的侵略扩张,迅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次次的冒险成功,反...
　　图为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资料照片）。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明确制定了武力侵略中国的政策。会议公开发布的《对华政策声明》，宣布“满蒙”不是中国本土，要把“满蒙”与中国分离开来；如果中国国内出现危及日本条约权益的事件，日本要出兵干涉。这是日本公开提出了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政策。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提出了著名的《田中奏折》（《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提出“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后来日本侵略扩张的总方针。
　　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走上不归路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于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其实质却是在学习西方文明、发展日本近代工业的同时大力推行对外侵略扩张，以掠夺中国和朝鲜的领土资源，打下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日本的侵略扩张，使得日本获得了急需的发展资源，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与此同时，近代日本的发展建立在掠夺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基础上，军国主义的冒险一次次获得成功，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不归路。一部日本近代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军国主义扩张史。明治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造成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德伦理观，日本统治者却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因为自古武士把武士刀和弓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提倡“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当这种淡然面对死亡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变为了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同时也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的疯狂信念，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让日军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提出军人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重申军人要严守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后，受到武士道精神训练的日本皇军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是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利用日本古代神话，把日本称为神国，把日本民族称为“天孙民族”，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八纮一宇”；把日本当作是世界诸国的中心，日本天皇是世界理所当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强化这一神话，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造出神道宗教，以国家的名义宣扬神道教。1869年，在天皇指示下，东京设立了“招魂社”，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开始只放入了西南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官兵灵位，后来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死亡的日军牌位都被纳入。放进“靖国神社”的阵亡者受到自天皇以下所有人的祭拜，驱使人民效忠天皇、积极参与对外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近代教育把武士道精神和皇国史观渗透到整个日本社会，为对外侵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1890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遇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2年日本天皇直接发布了教育军人的“军人敕谕”，它首先强调日本军队由日本天皇亲自统帅，“皇军”要“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在乡军人则成为军国主义信条的义务教员和鼓动者，从而使整个日本社会兵营化。在国民教育方面，文部省通过对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融入中小学教科书中。1890年“教育敕语”发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1911年修订的“国定教科书”突出渲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军的辉煌战绩，培养青少年无条件效忠天皇、为天皇战死是光荣的思想。
　　明确制定武力侵略中国的政策
　　在军国主义思想形成阶段的明治初年，日本就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扩张。先是试探性地侵略台湾（1874年）和朝鲜（1875），迫使中国清政府、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几年后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最早的侵略扩张初试成功。从1894年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之后，几乎每过五年或十年，日本都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侵略。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略都获得胜利。日本通过军国主义的一次次铤而走险的侵略扩张，迅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次次的冒险成功，反过来也强化刺激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割去第一个殖民地台湾，获得战争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王朝三年、日本近四年的财政收入），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成功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后来也获得了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和一系列特权。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传统的帝国主义强国俄罗斯，迫使沙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夺取中国东北南部，取得修筑南满铁路权利，在旅顺大连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并派驻军队保护铁路沿线，形成了后来侵略中国东北的主力日本关东军。
　　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再次出兵中国，占领山东。战后，日本一举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巨大提升。日本接收了原来德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的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可以抗衡美国的强大力量。
　　侵略战争使日本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企图称霸世界的不归路。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明确制定了武力侵略中国的政策。会议公开发布的《对华政策声明》，宣布“满蒙”不是中国本土，要把“满蒙”与中国分离开来；如果中国国内出现危及日本条约权益的事件，日本要出兵干涉。这是日本公开提出了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政策。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提出了著名的《田中奏折》（《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提出“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后来日本侵略扩张的总方针。
　　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11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吞；并进一步入侵华北。1936年，日本在国际上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反共产国际联盟，打着反共的旗号推行侵略扩张，一时间所向无敌。西方列强希望祸水东引，没有及时制止法西斯侵略。
　　日，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日本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沼之中，为了占领东南亚，取得更多战争资源，日本日偷袭珍珠港，对美英正式开战。由此，世界形成了以中苏美英四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陷入孤立。此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进入最高阶段，也走向了最终的覆灭。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土崩瓦解。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战后处理上出现巨大缺陷，美国出于稳定占领日本和冷战需要，没有彻底肃清军国主义势力，以昭和天皇为代表战争集团基本保留下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后来多数被无罪释放。这是战后日本始终难以直面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空前严重罪行
　　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邻国的大规模侵略和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首先是在侵略过程中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中国，最早发生的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对台湾高山族牡丹社居民的大肆屠杀；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把全城居民2万余人屠杀殆尽，只余下三十多人填埋尸体。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射杀、火焚、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其他许多地方制造的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冀鲁豫、山东、苏皖等7个根据地，中国军民被杀戮者即达318万人，房屋被焚烧达1952万间。
　　在占领东南亚期间，日军在新加坡和马尼拉进行了2次超过十万人的大屠杀。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人之前支持中国抗日和新加坡的义勇军，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达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日军从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日军无法抵挡美军攻势，竟然在撤退过程中对马尼拉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在持续一个月的屠杀中，超过10万菲律宾民众遇难。
　　日军还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的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几百万中国军民死亡，甚至对中国军民实行“活体解剖”。至今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仍然对中国民众造成伤害，日本没有完成销毁在华遗留化学武器的国际义务。
　　日军还在其占领区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二战期间，日本强迫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称作“慰安妇”。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也有许多日本本土、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有组织、大规模强制各国妇女充当日军随军妓女的罪恶制度。根据研究估计，历史学家认为沦为“慰安妇”的各国妇女高达70万人，其中近20万人是中国妇女。
　　其次是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在东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作《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 提到，战争期间，裕仁天皇委派叔父朝香宫鸠彦和弟弟秩父宫雍仁、三笠宫崇仁和表兄竹田宫恒德负责“金百合计划”，具体由日本宪兵队 、大公司、黑社会负责执行，日本皇室从南京掠夺走的黄金至少在6000吨。在占领南京后，还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从中国的图书馆抢走无数珍贵的藏书和文稿。战后，美国经过调查后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日本仅归还了大约16万册，不足6%.
　　其三是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以维护其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按照“以华制华”政策和“以战养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占领区，强迫中小学生每天学习日语、过日本节日、祭拜日本天皇等；在最早被占领的台湾地区，还强迫台湾人民改日本姓氏，做日本皇民。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和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现在二战结束已经70周年了。回顾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历史，历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是要记住仇恨，提倡复仇，而是要牢记这段不幸的历史，反思历史教训，以史为鉴，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也给日本自身带来了巨大灾难。战后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还是有人对当年的侵略历史耿耿于怀，不肯诚实面对。回顾历史，相信日本人民仍然会继续支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已经成为不可能的道路。（作者系山东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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