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剧主要内容：
上海某大学女生江玲玉（白杨 饰）寄居在姨母家。抗战爆发后，她不顾家人反对阻止，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演剧队，到抗战前沿作鼓动宣传。与她同在一起的音乐家高礼彬（陶金 饰）是个热血青年，两人逐渐相爱。演剧队随着战事的发展，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表兄周家荣（高正 饰）此时在渝做投机生意并纠缠江玲玉，遭江拒。抗战胜利后，变成“接收大员”的周家荣大发国难财，而结婚后的江玲玉和高礼彬却一贫如洗、捉襟见肘，幸得旧友夏光原（石羽 饰）相助，租了个亭子间栖身。长期的颠沛流离加上营养不良，当教员的礼彬患了肺病，担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玲玉，不顾身怀有孕，奋笔疾书，揭发“劫收”大员们肮脏的嘴脸，终因体力不支，昏倒街头。 （《八千里路云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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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时年幼，绝大部分都记不起名字了，只记住了一个：孟慕寒爷爷，就是“韩庄惨案”时曾落入鬼子手中的三位老师之一。而能够记住韩爷爷的名讳，现在想来，是因为这个名字极具音律感吧。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有时间，自己开车，沿着书上的记录，能大致的走一遍西迁路线——不可能完全一致，幼时曾听祖父讲过，西迁途经老河口的事，应该走的是水路。
不知道先生现在还上铁血否？
国立二十二中的新校址就坐落在这安康最具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的月河川道上。当年，沈氏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就是沿着月河川道走出去，成为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艺术大师。沈尹默先生原名沈君默，为讥讽国民党政府不许老百姓谈国事而将君字的口部去掉，变成了沈尹默，足见先生的勇气与智慧；沈兼士先生痛恨特务、侦探进入学校监视学生和教师，对特务行为嗤之以鼻，不畏强权，积极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沈士远先生不畏官府，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危在旦夕亦不畏惧，他接受并信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三位先生的高洁人品与爱国情怀，感召着父亲和同学们。这里居民多是明、清两代从江南的移民而来，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沉淀，形成了独特的端午节习俗打露水：端午节的那天早晨，人们起床后不洗脸，到田野水草茂盛、干净的地方打露水，用干毛巾在青草上吸露水，再用吸湿露水的毛巾洗脸、擦头。在安康，父亲和同学们打过露水。直至回到胶东老家工作，还保留着这一习俗。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在端午节的早晨，带领我们兄妹去打露水。不同的是，我的故乡称端午节叫“当午节”。在远离战火的安康，父亲和同学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学习。西迁后学习的课程安排和阜阳时期基本相同，“每周国文五节，英文四节，数学五节，物理三节，化学三节，历史二节，地理二节，生物两节，公民两节。每日六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其余两节为劳作、体育、自习和自由活动。”从早到晚，井然有序地学习。上课时，全神贯注，认真听讲；课余时间，认真做作业或阅读。尤其是晚饭后或星期天，学校附近的月河边和山坡上，同学们三三两两，手捧书本，或寂静地默读，或琅琅地朗诵，在当地人眼里成为一道怡人的风景。教与学，永远是不可分离的。经过西迁，在阜阳用的石印课本丢失较多，课本远远不够分配。因此，老师讲课在口授的同时，辅以大量的板书。“五米斗，五车书，十分师表；一颗心，一支笔，两袖清风。”老师们渊博的学识根基、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尚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学生和当地人士的称赞和爱戴。二十二中在当地的声誉甚佳，一些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自费进二十二中插班就读。父亲和同学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可由于校风校纪严格，加之都自幼受到封建社会的旧礼教约束，所以男女之间虽然多年同校同班，但彼此之间除非在文娱等活动中少数人有必要的接触外，基本上男女同学不太互相交往，甚至有的连一句话都不说。女同学平时上街，散步，进出教室，多是两人以上结伴而行，很少单独行动。师范部有一位叫何方平的女同学，在平梁铺不慎落入月河中，被一位男同学救上岸来。后来，何方平见到这位救她一命的男同学，尽管内心充满感激之情，但也只是羞涩地红着脸一笑而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曾多次乘火车路过汉阴，每每透过车窗遥望着如飘带的月河，就情不自禁想起唐朝刘禹锡的《竹枝词》。这含蓄宛转、朴素优美、清新自然的词句，宛若月河的清流，从我的心底缓缓地淌过。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陕南的民风淳朴厚道，抗日情绪高昂。李仙洲将军的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汉阴县城西，凭借老校长的声誉威望，在选定校址时，安康、汉阴当地政府及开明士绅，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把当地的三处小学校址让给校本部、二分校和师范部办学，而把原来的小学搬到了偏僻的乡村庙院。二十二中的四处校址顺着汉（中）白（河）公路和汉江或其支流月河，自东迄西一字排列，长约140余华里：校本部设在汉阴县城以东20华里的涧池铺,一分校设在安康县城内的文庙,二分校设在汉阴县城东35华里的蒲溪铺,师范部设在汉阴县城西10华里的平梁铺。这四处校址除一分校条件较好外，其它校舍基本上都是因陋就简，特别是住处成了大问题。同学们有的就住在庙宇祠堂，有的住到附近居民家中，有的住进早已废弃的碉堡里。因为当地的蛇多狼多，同学们的起居生活总是担惊受怕。二分校一位同学曾被蛇咬伤。所以同学们夜晚走路，多提根木棍或竹杆，边走路边抽打，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打草惊蛇”了。校本部的一位同学夜间出来小便，腹部被狼咬伤，并与狼展开一场生死较量，最后狼仓皇逃走。为此，同学们都按照防狼的常识，在宿舍的墙上画些白圈，让狼望而生畏，不敢偷袭。父亲和同学们在安康安顿下来已是冬天，尽管陕南的气候较皖北温和，但在冬季仍是寒冷。在古庙里、民房里，在潮湿的地面上，大家铺些稻草，垫上布单，就地而卧；早晨洗脸刷牙要到旁边的小河沟里破冰取水。在阜阳出发时，为了轻装行军，同学们多把被子的棉絮取出来卖掉，到了汉阴，只能盖条夹被御寒。寒风雪花从破旧的房顶上、瓦缝里吹落下来，同学们被冻得彻夜难眠。许多同学都两人睡在一个被筒里，彼此以体温御寒。更可怜的是衣物在西迁途中丢失的同学，只能身着单单衣来抵挡刺骨的寒风。直到1945年元旦，李仙洲将军才设法从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调来一批灰粗布旧棉军装发给大家。连年的战争，导致国力剧减，物资匮乏，物价急増。在阜阳，穿不起布鞋还有草鞋可穿；可刚到汉阴时，因物价飞涨，连草鞋也买不起了，不少同学都光着脚板走路。父亲向当地老乡学会了打草鞋，才勉强度过了冬天。伙食还是每天二餐，每餐约三、四两米饭，菜里见不到什么油水，大多数同学吃不饱。更甚者，由于烧柴供应困难，父亲和同学们还得在课余或星期天上山背柴。近者十多里，来回得几个小时；远则二十多里，往往是一早出发，天黑十分才归来。为了不耽误学习，同学们每次进山背柴，都尽量争取多背一点，以求减少进山的次数。有的同学一次要背上百斤，一般的也都背上五、六十斤。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一双双稚嫩的肩膀，一条条瘦弱的身躯，扛着、背着重重的木柴，在步履艰难地行进，不时有“呦呦”的声调响起，那景象宛如当地的“背二哥”。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柴扔在路旁，换一口气，直一直腰，再背起柴捆继续前进。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尚能勉强完成任务，而女同学和瘦弱的男同学则往往天黑了还背不回来，只好由体壮的男同学回去接应。国难当头，安贫乐道。而在父亲和同学们看来，经过数年的艰苦抗战和漫长的西迁之后，仍能有这样的读书环境已是难能可贵了。1945年元月8日，父亲所在的校本部首先正式复课，一分校、二分校和师范部也陆续复课。在离开阜阳五个多月后，父亲和他西迁流亡的同学们，在陕南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陕南的第一个冬天里，父亲和同学们青春的年轮、激情的理想，与祖国母亲的躯体一样，被寒凉的风雪抽打着。可冬天已经来临，春天就不会遥远。父亲的生物老师说：“麦苗一定要挨冻，小麦才丰收。”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西迁途中，每当遇到险阻和情绪低落时，父亲和同学们都要唱起《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大刀进行曲》，是最解恨的抗战歌曲。”父亲对《大刀进行曲》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危亡中发出的呐喊，歌词中最后一个“杀！”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刻骨的仇恨和满腔怒火。而在黄昏日落和夜晚睡前，父亲和同学们会情不自禁哼唱起怀念家乡的曲调《思乡曲》：分别四年了/苦难的四年间/祖国的山河破碎半边/慈母的心灵破碎翩翩；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举目回望四野苍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哎噢咦啊，想家乡/夜寒啊星辰做账/草高啊盖着牛羊/家乡啊，想念不忘/想念不忘/啊依呀噢/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这思乡的歌分明是为父亲写的，自1940年起，父亲离别家乡已有四年多。在国破家亡的岁月，故乡与亲人音信皆无，身后战场血腥，前方路途遥遥，奔波劳累一天，唯有乡情母爱才能慰籍流离失所的父亲。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在正殿的两侧有一幅引人深思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为辨襄阳南阳。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躬耕南阳”，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家就在南阳。而湖北的襄阳，也能拿出一些史料证明诸葛亮的家住在襄阳。因此，诸葛亮究竟家住在河南的南阳，还是在湖北的襄阳？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写对联的是清朝的湖北人顾嘉衡，当时他在南阳任知府。为了既不得罪他的湖北老乡，也不得罪他统辖的河南子民，他提出了不要争论的建议，并撰写了这幅对联，深得人们的好评。老师们之所以带领同学们去武侯祠，可谓用心良苦，是想从中启发大家：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全国人民和不同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党，要求同存异，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把日寇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在南阳休息两三天后，父亲和同学们继续向西进发。中秋节前，西迁的各大小批队陆续到达了内乡。内乡地处豫西平原的尽头，是当时“宛西自治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创建“宛西自治区”的头面人叫别廷芳。内乡县的史记有这样的记载：别廷芳，出身猎户，枪法很准。年轻时，有一次因外出被匪盗抢劫，愤而参加了匪帮，打入内部，掌握匪情，伺机消灭了土匪，并在枪林弹雨中打下了一个小天下，立志产除邪恶，造福乡里。在当时乡村建设派学者彭雨亭的帮助下，他联络周边的各县建立了地方自治区。在自治区内，别廷芳推行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严明，公开公正，赏罚分明，开辟农田，兴修水利，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禁绝抓壮丁、拉民夫和苛捐杂税。自治区的青壮年大都配有武器，定期集训，平时务农，偶遇情况，鸣枪为号，半天内可集结数万兵力。对内保一方平安，对外则严防外界政治、军事势力侵入，以排外促安内，实行高度的自治。别廷芳令出必行，严于自律，为禁毒他将贪婪毒品的女婿公开枪决，一时间辖区匪盗娼赌绝迹，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父亲和同学们来到内乡时，别廷芳虽已故去，但其政绩和遗风犹存。平坦的公路边还像以前一样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沙子，路旁的树上依旧挂着“雪后扫雪，雨后铺沙”的牌子。内乡百姓的安逸的生活，可见一斑。在内乡休整的一个多月，是父亲西迁途中最温暖的日子。远离战火的内乡，青山绿水，风物宜人。父亲和同学们借住在城郊农村的老乡家里。秋天的内乡乡下，更是幽静安逸，河水清凌凌的，天空蓝莹莹的，地里金灿灿的，一片田园景象。在内乡的主要任务是休整，恢复体力。而父亲大多的时间是在村边的树林里读书。读书是父亲一生的爱好。当时的内乡，还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内乡公园。内乡城南关图书馆就坐落在公园内。随身带的书读完了，父亲就去县城图书馆借阅书籍和报刊。常常是带着笔记本，早饭后出发，中午到住在县城的同学们处垫垫肚子，直到黄昏才返回村子。在内乡，父亲还学会了做手擀面。到达内乡后，学校按照人数下发麦子和盐，由同学们自己磨面，自己做饭。这对许多同学，包括一些女同学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父亲在房东大娘的指导下学会了做手擀面。多年后，父亲病退闲赋在家，夏天里经常为我们做手擀面。有时还会像内乡那位大娘一样，在面条里放些嫩芝麻叶子，吃起来有些拉嗓子。至今，我还记得那又麻、又拉的滋味。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水灾：日，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水汹涌而出，一泻千里，水到之处，尽成泽国，仅河南省就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从此，中国地理书上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旱灾：1942年全国性大旱，河南受害最重，几个月滴雨未下。河南中部、南部（父亲西迁途径地带）一带赤地千里，庄稼绝收，人以黏土、树皮充饥，大批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以草根树皮充饥，仅河南省就饿死300万人，濒临死亡等待救济者超过1500万人，另有300 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者无数。蝗灾：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1942年8月，蝗虫蔓延获嘉、辉县，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数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汤灾：水、旱、蝗是天灾，而汤灾却是人祸。抗日战争后期汤恩伯主政河南期间，所属部队军纪败坏，欺压地方，鱼肉乡民，河南百姓生不如死，“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漯河、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河南人民称汤恩伯所部是与水、旱、蝗并列的四害之一。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通讯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也印证了父亲的回忆。1943年2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白修德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而实际上“收税的野蛮和侮辱”比饥饿更伤心惨目：“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白修德一行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语：“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正如《中国惊雷》一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于他们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 。临歧不忍去，来作登山呼。”日，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再一次踏上了向内地流亡的征途。9月12日，出发的第二天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与日军作战中阵亡。河南的确山县，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乡。学校西迁越过平汉铁路的位置就定在确山以北至驻马店之间。按照事前制定的西迁计划，自安徽的阜阳到河南的内乡为第一段行程，在内乡略作休整再至陕南为第二段行程。从阜阳到内乡有1100多华里的路程，而这段路最危险的是只能在夜间偷渡的平汉铁路和铁路两侧约100华里的地带。学校之所以将夜闯平汉铁路的地点确定在驻马店与确山之间，是因为驻守这一带的伪军庞炳勋部，和铁路以东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及铁路以西高八级一位叫高国武同学的家人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经过李仙洲将军和学校做工作，都答应对过路师生给予关照和帮助。同时，学校在阜阳至内乡的路途中设立了5个联络站，而设在平汉铁路东侧的韩庄联络站是最为危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韩庄是河南省汝南县西南方的一个小镇。当时的韩庄，只有南北一条街，南北两个寨门。南门外是一片长着树林的开阔地，韩庄的集市就设在这里。北门外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韩溪河，对着寨门的河面上有一座小桥，过桥后南北大路的西侧有一座名叫清凉寺的古庙。日，经过7天的行军到达了韩庄。这一天的韩庄逢集，南门外赶集的人很多。父亲和同学们到指定的农户和店里吃饭、休息，准备夜间冲过平汉铁路。忽然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同学们仓皇奔出房屋和赶集的老乡一起向北门外跑去。日本兵在后面边追边开枪，一些同学当即倒在血泊中。被俘的五、六十人被集中到北门外的场地上，鬼子们端着刺刀狼嚎般地吼叫着。这时，有个鬼子在一位被打死的同学们身边的包袱里发现了一只手枪，他高声吼叫着：“谁的！八路的干活，不说统统地死啦死啦的！”旁边的鬼们也闻声跑过来，端着抢对着大家，形势十分紧张。原来这把手枪是学校联络员郭荃逢携带的，是学校送给铁路西一位抗日游击司令的见面礼。郭荃逢被俘后担心被鬼子搜身时发现，就趁鬼子不注意把包枪的包袱扔在了遇难同学的身边。在这危急关头，郭荃逢同学正想站出来解脱大家的危难，不料女生指导员段开秀却挺身而出。她用日语向鬼子说明情况：“我们都是学生，学生哪来的枪？一定是外人混进来了！”一个叫姜琳英的女同学也急中生智地指着那位已经死去的同学说：“我看见了，是他带的。”鬼子见姜琳英是一个小女孩，便信以为真。到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远处不时传来枪声，鬼子们也有些慌张，喝问人群：“谁是老师？”化学老师张荫轩和王光亭、孟幕寒老师随即勇敢的站了起来。鬼子把他们捆绑后，押着他们和从集市上抢来的布匹、白糖向确山方向撤走了。所幸的是当西迁至内乡时，三位老师已经被营救出来。惨案发生时，大家都跑散了。有的顺着韩溪河往西越过平汉铁路逃荒要饭到了南阳，有的跑到庄稼地里躲了起来，而大多数女同学则被鬼子堵在了老乡家。在一家店主叫王世清的店店里，有十几位女同学被鬼子堵在了店里，多亏店主人的妻子把他们藏在一间小西屋里，用烂柴破衣将门堵上，才没被鬼子发现。有一个小同学，听到枪响被吓懵了，别人向北跑，她却向南跑，幸亏被一位妇女拉到家里藏起来，还叮嘱说：“如果被鬼子发现了就说是她的家人。”为了不漏破绽，这位妇女用洗碗布把小同学的脸擦得又黑又脏。鬼子走后，经过一天多的时间，绝大多数跑散的老师和同学才集中在一起。韩庄惨案，父亲的同学有１１人被日寇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他们是１４岁的祁恒雨，１５岁的张猛、申景琦、刘玉栋、朱日痒，１６岁的燕世华、陈永伦、褚光铮、田义兴，１７岁粟福真、宋育寅。第二天，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同学们买了棺材，依次将他们安葬在清凉寺的东侧一个长长的墓坑里。在墓前，同学们献上一束束黄色和白色的野花和一幅幅流泪泣血的挽联：恨日寇，人面兽心，杀我同胞，多好友生命，今日竟成永诀。忆往昔，寒窗共度，切磋琢磨，创锦绣前程，此刻苦duan肝肠白发爹娘依闾望，关山万里，骨肉儿女今何处？兄弟姐妹盼团圆，天涯海角，手足同胞在梦中。9月19日深夜，父亲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胜利穿越了日伪控制的平汉铁路，奔往西迁中转地南阳和内乡方向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日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父辈们原本美好的青春岁月。每餐每人一个杠子馍和一碗油花青菜的生活，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忧虑国家命运的情愫，思念家乡亲人的心结，孕育了父亲这一代人特有的忧国思乡、激情悲愤和渴望关爱的青春心理。在阜阳抗战中学，父亲第一次读到了李大钊的名篇《青春》：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而我第一次知道李大钊先生的《青春》，是在故乡莱西二十三中（现莱西四中）读书时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大学中文系毕业，原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被赶回故乡。放学回家提及此事，父亲竟脱口背诵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名句。在菡萏待放的季节，我离开了第二故乡。胸怀凌云壮志，张开了翱翔的翅膀。希望的种子萌芽了，散出芝兰的幽香。一颗闪亮的心，温暖着另一个心房。这是我看到的父亲的同学们当年留下的唯一描述青春与爱情的诗歌。父亲校友的回忆文章里说是王鼎均写的，后来与远在美国纽约的王老先生取得联系，王老在日回复我：“诗是程明光同学写的，《怒目少年》（王鼎均回忆路三部曲之一）有交代。” 《怒目少年》在台湾出版，大陆买不到，我至今也没读过。经王老点拨才知道，诗中“散出芝兰的幽香”的“兰”，是指他的同班女同学、国立二十二中才艺双磬的校花于允兰。于允兰，是于学忠将军的千金。这首诗，是同为国立二十二中学生的程明光写给于允兰的。程、于之恋，自1948年徐州一别，天各一方，于允兰去了台湾，程明光辗转定居武汉。八十年代末，经王鼎钧多方寻启搭桥，于允兰由台湾赴武汉，有情人终于相见，只是白了少年头。现在，大陆和台湾已经三通，也不知昨日隔海鸿雁不断的两位老人，今又如何？王鼎钧，是父亲国立二十二中的校友，山东临沂兰陵人（今苍山县），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是定居美国的台湾著名的散文家 。他的作品大都以青少年时代在大陆的经历为背景，对故乡有着极深的感情：“还乡，我在梦中作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当有人问起他：“鼎公，有没有回过故乡?”他的回答道：“没有。因为亲人都已不在了。”可“赤条条来，易，赤条条去，难。”他的乡愁带著像感冒一样的温柔，浅嚐一口已是微醺，第二口便醉了，再饮就要入梦。因为故乡是一棵没了根的菡萏花，是天地间的一瓢水。所以，他只能在梦乡里“ 怀想年轻，怀想年轻时所踏过的土地”。鼎公出过一本散文集《左心房漩涡》。医学上讲，人的心房由心脏内部上面的两个空腔组成，左边的叫左心房，右边的叫右心房。左心房接受从肺部回来的血，右心房接受从全身其他部位回来的血。心房与心室之间有带瓣膜的通路，心房收缩时血从通路流入心室。心房的部位很神奇，如果只是用尖锐的东西刺进去，不会造成生命危险，这叫不死结，但要在血流干之前。文人们说，左心房是痛,右心房是爱。而父亲这一代人的痛与爱很少关乎自己，大多是与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凶残血腥的日寇，挥霍的何止是父亲这一代人的青春。父亲曾对我讲起中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蔡公时的故事。80年代末，我在烈士遇难地济南山东省青年干部学院读书时查到了这样的历史资料：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与日本军队和浪人发生冲突。5月3日，时任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员交涉员的蔡公时，率外交人员到济南与日军交涉。即日晚，日本兵闯进交涉署 宣读日军屠杀外交人员的命令，蔡公时对大家说：“日本兵要枪杀我们。没办法，赴死可也。”日本兵，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将其鼻子割下，剜掉双目。在极度痛苦中，蔡公时悲愤冲天：“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的嘴里，将其舌头剜掉。是夜，蔡公时壮烈殉国。5月11日，济南失陷，日军屠杀中国军民近8000人，史称“济南惨案”。“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烈士的殉国遗言，至今读来仍令人垂首、顿足、怒目、落泪、无语。1979年，亚洲排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决赛的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喊到收音机旁，和他一起收听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亚军的实况转播。当宋世雄那特有的金豆落地般的声音传来“中国女排第一次以3比1击败前世界冠军日本队”时，父亲离开板凳站了起来，挺起那已微驼的脊梁，边做扩胸状边说：“我们把日本赢了。袁伟民这个人，了不得。郎平，真是一把铁榔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有这样的举止。1981年，父亲病逝两个多月后，中国女排在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顶着现场万余名日本人的呐喊，又一次战胜日本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杯赛冠军。原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讲：“体育不需要政治。”可父亲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始终关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父亲说的李杰民老师，山东聊城人，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艺术大学，后转入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1928年入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暑假闹学潮期间，他因与冼星海等三名同学赴南京请愿被校方开除学籍。1931年，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和钢琴，后又转入法国巴黎西撒•佛朗克音乐学院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从巴黎回国，经四川辗转至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批会员，1964年在济南逝世。80年代末，我在济南读书，学校离先生曾任教的山东师范学院（当时已改称山东师范大学）不远。出校门沿经十路西行，路过隔壁的山东中医学院，再穿过一个南北胡同就到，单程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饭后，我常自己或约同学去山师院内散步。每次去，都要到声乐系的小礼堂逗留一会。小礼堂是一座独体建筑，红砖青瓦，小巧别致，古色古香。由西门进入，右侧是观众席，放着二十几把木椅子，里侧有一架脚踏风琴，左侧是一个小舞台。大都是男生在台下用琴伴奏，女生在台上演唱。听过的歌中，印象最深的是《延水谣》。那是一个暖春的傍晚，在悠扬的风琴声中，四个女生轻声吟唱：延水浊，延水清 ，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啊要当抗日军 ，不是好铁不打钉。拿起锄头好种田， 拿起枪杆上火线，救国有名声 。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子来送情郎哥。哥哥你前方去打仗， 要和鬼子拼死活。奴家织布又开荒， 冬有棉衣夏有粮，莫为我难过。我坐在台下的木椅子上，也跟着哼唱。这首歌，是先生当年教唱的许多抗战歌曲中的一首。在阜阳，父亲还向李杰民博士学会了弹脚踏风琴。70年代初，父亲任教的莱西水集中学（我的母校莱西二十三中、现青岛莱西第四中学的前身）仅有的一架脚踏风琴，也在父亲的半间屋的单人宿舍里。学校最前一排平房西侧的第三个门的两间屋，是父亲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间做办公室，一间一分为二当宿舍。父亲的宿舍在朝阳面，窗前放一张三抽桌，床靠西墙壁，脚踏风琴就放在床铺底下。拿开被褥，掀开活式床板，底下就是风琴的键盘。晚饭后或星期天，父亲弹琴的时候都要敞开窗户。窗外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下，坐满了听父亲弹琴的老师和家属。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们，则聚在父亲宿舍的窗口。我们最喜欢父亲演奏《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几个女孩随着欢快的节拍载歌载舞，煞是热闹。父亲不是音乐老师，但弹琴不用乐谱，这与在阜阳读书时受到李杰民老师良好的音乐素养教育有关。和李杰民博士一样，父亲的老师们大多是抗战前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朝阳、山大等当时国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极具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悉心执教的毅力。祖籍寿光的国文老师杨沛如，毕业于当时中国法学最高学府——北京朝阳大学，五四运动时期就是济南市学生会中学分部的负责人。１９３５年，他和中共新闻战线上的著名人物李竹如在济南创办了《新亚日报》，宣传新思想。抗战爆发初期，他曾任山东国民政府秘书长。日，共产党领导下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召开成立大会，他是唯一到会的山东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他讲课联系实际，暴露黑暗，抨击时政，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要关心抗战、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反对死读书。他服膺三民主义，倾心辩证唯物论，并以极大的勇气坦然表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主张，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山东单县的牛多安老师强调学生要“把死的东西写活”，把不动的当成能动的，把没有思想的写成有思想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拟人”写作方法。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课堂上举的例子：“红杏枝头春意闹，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闹字、一个明字，把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山东聊城的张箸生老师批改作业十分严格，有的同学的作文竟被删掉四分之三，以培养学生“能用一句说清楚，绝不用两句”的简练文风。“字字有讲，句句不通”，是他对学生作文的著名批语。老家泰安、毕业于北师大外文系的女高材生吴惠波老师，年约五十，端庄文雅，和蔼可亲。讲都德的《最后一课》时，以她那特有的母性的声音，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对日寇侵略者怒不可遏的义愤。下课时，她刚迈出门槛，教室里的同学们就高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化学老师张荫轩在讲水分子一节时说：“当你逃离沦陷区奔来大后方时，你的母亲留下的那一滴眼泪，就是水的分子组成的。与泪水同时存在的还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质，感情是精神，泪水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用母亲送儿女抗日离家时的泪水来说明水的物质构成以及与精神的结合，这岂只是一堂化学课，分明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讲授历史课的单丁秋老师，讲课时脸部少有表情，使人觉得他胸中压抑着许多东西。据说，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日本兵杀害了。一次他讲南宋名将刘掎在顺昌（现在的阜阳）抗击金兵，声音悠悠然、苍苍然地叙述南宋委屈求和，金人毁约南下，烧杀抢掠，别有一番悲愤，讲得同学们的脊梁骨都挺了起来。当讲到刘剞派敢死队偷袭金兵跳起来杀敌时，两眼圆睁，锋利有光，许多男同学不觉挥手做刀劈状。课堂上，老师口里说的是金兵，心里想的却是日本鬼子，父亲和同学们耳朵里听的是顺昌，心里想的是淞沪、台儿庄和长沙会战。国立２２中提倡“学校家庭化，老师父兄化，学生子弟化。”教务主任张敏之老师，既关心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又关心学生的品德修养。针对学校缺医少药而学生经济困难的情况，他耐心的向同学们介绍一些不花钱能治病的偏方，如嚼白萝卜出汗可治感冒，吃大蒜可治泻肚、痢疾，小块肥皂塞入肛门可治便秘等。而对少数富家子弟生活奢侈的现象，他则公开严厉训导：“你老子当顺民，当汉奸，刮地皮，搜民膏，取不义之财，让你们挥霍浪费。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你们不配作国立中学的学生。”训育主任王明伦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要求同学们穿着整齐，走路昂头挺胸，有革命青年的气概，“竖起两根硬骨头，打下牙来和血吞”。父亲家境贫寒，在最困难时，连姐姐送他的那件夹袄也卖掉了。一位姓同乡老师，借给了父亲可以买一块（家乡民间计量单位，相当于１８０市斤）麦子的钱。而父亲至死也没有还上老师的这笔“物质加精神”的债务。据母亲讲，这位老师是莱阳（今莱西）岚家寨人，而姓氏名谁已无处查找了。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2008年晚秋的一天，我来到父亲回忆中的柴集小镇和后湖的倪氏庄园。当年阜阳的柴集镇，现属阜南县，后湖的倪氏庄园现位于柴集镇的三塔集。从阜阳市区向西南行20多公里就是柴集镇，再由柴集镇向东北行三几公里，便到了父亲当年在一分校读书的旧址——后湖的倪氏庄园。倪氏庄园是民国时期安徽第二任督军倪嗣冲的旧居之一。安徽第一任督军张勋建立了“辫子军”，倪嗣冲则创立了一支称着“安武军”的新军。1914年，倪嗣冲为纪念及缅怀在历次战役中阵亡的安武军将士及倪氏家族的子弟兵，在蚌埠黄庄清真寺北建了一座庙祠。1941年，蚌埠沦陷后庙祠原址被改为学校。1942年春天，倪嗣冲老家的倪氏庄园也被征为成城中学的分校校址。当时的倪氏庄园，为庄主倪老布所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对倪氏庄园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东西长约400米，南北约200米，分成四面水濠环绕的东西两部分，中间有木桥相连。水濠两侧有参天大树，古藤缠绕，浓荫蔽日。东部是茂密的竹林，西部南半空旷，为农用打麦场院，后来成了学生露天饭堂；北半是住宅区，四面环已更阔更深的内濠。内濠南面架一木桥与外界相通。住宅区内的西边一小部分是倪家佃户居处，其余的地方建成三个院落。最北端是倪家内宅，倪老布一家居住。南端的东西两院，分别处于联系内外院落的大路两侧。倪家把这东、西两院和整个竹园都无偿借给学校，并允许在竹园内兴建教师和宿舍。还在外濠的南面拨出十多亩良田，辟为操场和菜地。1942年3月初，姜冸润、孙啸东两位老师，开始在后湖收容初一、初二年级新生。”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年头。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此间，日军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所以阜阳虽然是抗日大后方的前哨，但仍是一块未遭日寇侵占的乐土。1942年9月到1944年8月，父亲在后湖的倪氏庄园度过了极其宝贵的近两年的抗战中学时光。伫立在事过境迁的倪氏庄园，迎着颖河畔清凉的风，我遥想着1942年皖西北阜阳的秋天。这年九月的一天，早操、升旗仪式结束后，国立二十二中正式开学了。这一天，父亲“穿着退掉了颜色、打着补丁、洗得很干净的衣服，背着流亡途中一直在身边的旧书包，按高矮个排着队走进了教室”。这一天，父亲“很幸福，上第一堂课，是摒住了呼吸在听课”。因为对年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他们手中的笔就是回击日寇的钢枪，这安静的课堂就是抵御日本强盗的战场。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当时，学校开设了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军训、体育、音乐、美术等十多门课程。同学们学习起来，如饥似渴，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父亲回忆说：“那时候，觉肯定要睡，饭也没有忘记，只是常常吃不饱，饿肚子。”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大后方人民的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抗战前中国有４亿人，当时的西部有１、５亿人，抗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１亿人口，而当时的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３０％，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著名的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上街卖过刻章，教授自己养过山羊。处在抗日后方前哨的阜阳，老百姓的生活更每况愈下。父亲说：“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有一种饥饿感。许多人的理想是打败日本鬼子，吃一顿饱饭。”“当时，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一切行动听从号兵的号令。起床、集合、吃饭、熄灯，都要听号兵的号声。不同的号声，表达了不同的号令。起床号是升调，朝气蓬勃；集合号声调短促，事情紧急；熄灯号调子舒缓，温馨悠扬；开饭的号声最有意思，两断一长，‘滴滴...嗒,滴滴...嗒’,像是在喊‘开饭了’。”开饭号一响，父亲和同学们就冲出教室直奔操场。学校德操场成了露天的饭厅，碗筷饭菜摆在地上，男同学都是蹲着或席地而坐。吃的是一箩到底的粗面粉和高粱面做成的杠子馍，每人每餐一个，每个重约十二两（十六两秤，相当于现在的），而大多的时候，只能吃糙米混合着稗子、稻壳、小石子、稻谷、老鼠屎等杂物的混合米，同学们戏称是“抗战八宝饭”。菜盘里，“三峡星河影动摇，米盆热水几滴油”。副食有名无实，同学们多半弄一撮盐撒在饭上佐餐，可谓“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盐好”。饭量少的女同学尚可饱腹，饭量大的男同学到了上午第四节课已是饥肠辘辘。父亲和许多男同学一样，吃不饱，正餐之外，会以槐花、榆叶、田螺、麻雀、鳝鱼、蚕蛹、野蒜和野韭菜充饥。实在饿极了，有时就到附近田里偷吃老乡的花生、向日葵、玉米。“拔老乡的长果（花生），只是握住花生叶子向上提一提，摘几个成熟的再按下去；掰葵花子时候，每只只掰十几粒；剥苞米（玉米）棒子，只取米，苞皮仍放在苞米杆上。其实老乡到了第二天就知道自己的庄稼被偷了，但很少有人声张。掩耳盗铃啊。”父亲的忆述，是我听过的对成语“掩耳盗铃”最生动的解析。父亲离开家乡时得到的消息是学校管吃管住，所以走得时候为方便行路，只是身着时令衣物，连被褥都没带。据《校史》记载：1941年冬到校的一小部分同学发过一身单军衣，1942年暑假后到校的发过几尺白布，直到1943年元旦，全体同学才每人发过一身棉布军衣。和许多同学们一样，父亲一年到头只有一套军衣。尤其到了冬天，因没有衣服换洗，衣服的襟缝与身体得腋窝部位都长满了蝨子。每到星期天，大家避开女同学，在太阳底下脱下棉衣捉蝨子。蝨子藏衣缝里，肚子吃的白胖，像一粒上等的白米。由於卫生不好，同学们都生过疥疮，连女生也不例外。“疥是一条龙，先在手背上行，腰里转三圈，腿弯里扎老营。”疥疮奇痒，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水疱，伸手去挠，水泡挠破了，黏液流出来，就开始溃烂。结疤的时候，形成片片鱼鳞状，令人恶心生厌。 “疥上脸，用席卷。” 疥疮严重时无药可救，可以致人死命，只有等著用草席裹尸。据当地人讲，蝌蚪性凉，疥疮性热，以凉祛热，生吞蝌蚪治疥疮有疗效。于是，有胆大的同学生生吞蝌蚪，“喝下去，凉飕飕、滑溜溜的。”父亲胆量不大，可为了治疥疮，也吞咽过蝌蚪。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大都经历过被日寇奴役的屈辱生活，所以极具发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志气。上课饿了，就回宿舍猛喝水。春天到了，把棉衣改成夹衣，夏天将长裤裁成短裤，衣服补丁摞补丁。买不起布鞋，就在春、夏、 秋季节穿草鞋，到了冬天穿用干草编成的草窝鞋。在化学老师的指导下，父亲和同学们还学会了用染布的颜料拌着明矾和水制成墨水，再用筷子和木棍捆上旧笔尖做成钢笔，蘸着墨水记笔记、写作业。上晚自习是几张桌子并在一起，用弧形的瓦片、桐油、草绳做成的土灯照明。有一时期，学校供应紧张，学生要自费买桐油，父亲和一些穷同学不得不停止上晚自习课，而在十五前后圆月朗照的几天夜里，借着朗朗的月光读书。抗战岁月里，父亲这一代中国少年要想安安稳稳地读几天书，是多么的艰难。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仙洲先生晋见周恩来总理时说：“总理，我还有一个问题没交代。”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没交待呀？”李仙洲说：“我还办过一所国立二十二中学，跟党争夺了青年。”周总理笑着说：“这有什么错？这是一大功劳，你培养的青年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国立二十二中学，是抗战时期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由中央教育部直接管理，主要是收容、安排敌占区流亡的青年学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后备力量，免除一切费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事实上， “国立中学”虽然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但它的创建任务却现实地落在了抗战军队的肩上。李仙洲将军晚年在与校友的谈话中曾回忆道：“1941年，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时，山东沦陷区的知识青年继续前来找我安排工作。来得多了，我一时无法安排。但山东父老信任我，让这些娃娃们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通过日军封锁线来找我，我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啊！……年龄较大，体格健壮，愿意充军者进鲁干班，年轻的包括女孩子进成城中学。鲁干班学员的生活及其费用，由我部队统筹。成城中学学生的衣食，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命令他们报出‘吃空却’的名额，按上等兵待遇发给学生，其他费用与校舍等动员地方绅士捐献。”伙食、学杂费等一律免除，“吃饭读书不要钱”，对于这些沦陷区来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１９４１年冬天，成城中学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其校训是“众志成城”。在一次师生大会上，李仙洲校长讲过这样一段话：“同学们，你们经过考试编班，马上就要开学上课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完成学业。我们办成城中学，是为了抗战救国，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抗战建国必须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的意义就是团结一致，为收复失地献身捐躯，为国为民尽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众志成城要靠你们这些爱国青年。你们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来，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背井离乡，不怕受苦，这就是一种爱国精神。所以我们九十二军官兵要尽力救济沦陷区青年，培养爱国青年成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靠你们来恢复国家的元气，靠你们来恢复国家的实力。现在抗战需要你们，将来建设国家也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勤学苦练，学文化，练身体，长本领，将来能为祖国和家乡贡献一份力量。”60多年后父亲当年的校友李之勤在撰写《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阜阳部分时回忆道：“当时成城中学学校借用了一所小学，位于柴集寨墙以北半里路坐北朝南，前为操场。校舍以北、以西，水沟环绕，清水长流。东院为厨房与食堂，西院为女生宿舍。学校大门两侧书写：‘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的大字对联。”“ 每日两餐，早晨出操、升旗。九时早餐，午前午后各军训两小时，四时晚餐。餐后朱天民老师教歌一小时。六时半降旗，九时晚间点名，集合唱歌，十时就寝。”一时间，安徽阜阳成城中学管吃、管住、管穿、管学习的消息，在沦陷区广为流传，吸引了大批山东青年冒险远道而来。国立二十二中学生花名册显示，当时山东全省一百零八个县，仅父亲的家乡莱阳地区就来了二百多名学生。成城中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已没有力量负担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大量青年学生。因为招收名额有限，学校被迫停止收容新生。常常是有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学校哭哭哀求，最后只能是心凉而去。父亲的胶东同乡刘晋，1942年从渤海边的烟台，来到东海边的上海，从上海经南京转皖北宿县碰到日寇清乡扫荡又折回上海，在上海流浪了一段时间再一次北上宿县，闯过封锁线来到阜阳的国立二十二中。正是因为“阜阳的学校名额已满不收留”，又几经艰难投奔到了远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一向主张用公费培育由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1942年初，李仙洲将军趁去重庆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亲自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了成城中学的现状和改建国立中学的理由，后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等人的帮助，1942年9月私立成城中学正式改建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的《国立中学概况》记载：国立二十二中在民国31年第二学期全校共四十四班，学生2430人。成立之初的国立二十二中，设校本部（原成城中学）、一分校（设在后湖的倪氏庄园）、二分校（设在阜阳县城西英国人建的打蛋厂）和师范部（设在三王寨）。1942年的春天，从故乡辗转流浪了一年多的父亲，由阜阳刘棚战区流亡学生收容站审查和口试确认了其来自胶东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成城私立抗战中学设在后湖倪氏庄园的分校。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于学忠将军少年时随父从军，其父于文孚与张作霖标同为清军宋庆的部下。191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通州速成随营学堂，随后在毅军中任排长、连长、中校副官长。川鄂战争中率部击退川军，声名显赫，受到吴佩孚的赏识，升任团长、旅长。北伐战争中，大势已去的吴佩孚把队伍交给于学忠：“我的部队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去投张学良，但绝不能投蒋介石。”
在奉系，少帅张学良对他一直十分赏识，多次委以重任。张学良生前常说：“我最主要的两个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主席出于对抗日名将的尊重，最初选定于学忠为赴朝慰问团团长。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荣誉啊，可是于学忠跟传达这个消息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说：他不能去，张学良还在台湾，他要是出任志愿军慰问团团长，张学良的生命就会有危险。90寿辰时，张学良还不胜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九一八事变”后，于学忠将军先后担任河北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积极主张抗日。据《回忆于学忠将军》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天津肆意挑衅，制造事端，甚至在河北省政府(现金天津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抢夺门岗哨兵的枪。于学忠严厉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而亲日派何应钦却要求于学忠：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梅协定》签订，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在任河北省主席时，他就讲过：“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他率51军到陕、甘后，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不予理会，并指责奉行“攘外必先攘内”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于主席勋鉴：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并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即颂勋祺，不一。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这是西安事变后，于学忠将军收到的中共毛泽东主席派彭雨峰(彭雪枫)面交的亲笔信。张学良也曾郑重向东北军的将领写下手令，交代:“关于东北军的事，听命于孝侯（于学忠）”，此后又写信“要求大家必须对兄（学忠）如对弟（学良）一样”。抗战爆发后，于学忠将军先后率部参加了守卫山东海防和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利用淮河屏障阻击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消灭矶谷、坂垣两个师团。因此，能否守住淮河关系到北线作战的胜负成败。日，于学忠将军接到坚守淮河的作战任务，当即率领部队赴淮河北岸布防。下级请示他：拼不拼？他斩钉截铁般回答：“拼！现在打日寇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我们在中国还能站得住脚吗？”台儿庄战役中，他率领的由东北军改编而成得51军“这支永远也打不散的没有家得军队”，4名旅长3人伤亡，8名营长7名伤亡，营一下军官伤亡过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身居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是唯一一个主动请缨去敌后山东打游击牵制日军南侵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拟派一支军队到敌后山东省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征询各将领谁愿意去，于学忠将军见无一应者，就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临行前，他鼓励手下的113师师长周毓英和114师师长牟中珩：“在南昌会议中，蒋介石问各将领谁能去，各将领互相观望，无一应者。我们都是山东人，为了抗战，为了家乡，我们应当到沦陷区去担此重任。有困难也不可怕。我先带一个团突进去，你们师长、旅长也各带一个团突进去，就这么办吧!”随后，于学忠将军亲自带领一个团率先突进沂蒙山区。在沂蒙山区，于学忠将军率部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先后四次负伤，一次次濒临死亡，坚决抗日的决心却矢志不渝。而对一心抗日的八路军，他采取了友好合作的姿态。蒋介石多次电令枪毙在东北军任团长的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中共开国中将），都被他拒绝：“叫我枪毙万毅，我就是不枪毙!每次来电都被我顶回去，共产党不犯死罪!”1939年，山东抗日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月，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6月，徐向前率一批干部进入鲁中山区，8月组成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同时，一些国民党部队也相继投靠日伪政权。鉴于于学忠部与日寇作战失利，又与山东八路军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蒋介石密令徐州会战后已退至湖北通城的李仙洲部北开，准备入鲁增援于学忠。1939年秋，李仙洲接到何应钦自重庆发来的电报：“委座意欲吾弟入鲁，如何？盼电复。”这年9月，李仙洲到重庆晋见蒋介石。李仙洲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对与蒋介石的谈话作了如下记叙：蒋介石说：“你率九十二军到山东去增援鲁苏战区于学忠总司令。”李仙洲问蒋介石：“到山东以后怎么办？”蒋说：“你听于总司令的指挥好了。”又说：“据报告，于学忠部的许多团、营部队，常被共军袭击围歼，你们无论行军宿营都要特别注意警戒，严加防范；遇有什么情况，来电报告，我会给你命令。”这段话表明了当时蒋介石派李仙洲部入鲁的背景与动机。1941年初，李仙洲率部开到皖北阜阳、蒙城一带。因“皖南事变”，蒋介石电令李部停止北进入鲁，暂留皖北地区阻止新四军向苏北转移。李仙洲在滞留皖北两年间，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武校称鲁干班（中央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的简称），李仙洲自兼鲁干班主任；一所文校叫成城学校，李仙洲兼任校长。成城学校，就是国立二十二中的前身。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一个民族的灭亡，首先是其民族文化的变异与消失。青年学生是民族文化的未来与希望。1946年，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时曾经指出：“抗战8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军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早在１９３８年底，国民政府就拟订了《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将沦陷区分为５０个教育指导区，先后选派了28名“意志坚强、思想纯正、具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的教育指导员，分赴平、津、鲁、苏、皖等地，积极开展与日寇争夺沦陷区青年学生的工作。当时，在经济与文化居国家领先行列的胶东半岛地区，有国民政府派出的教育指导员和其发展的下线组织在秘密活动，宣传抗日救国，联络爱国师生，鼓动学生去大后方。教育指导员的宣传口号，简单明了：“青年学生都爱国。爱国，就不当亡国奴！”父亲走得很突然，只是在临行前的晚上才赶回家。“靳它个妈姆（家乡俗语，有不管那一套的意思），不当亡国奴。去那边，念好书，回来打这些x养操的（家乡骂人的话，指日寇）。”爷爷没有文化，却深明大义，支持父亲去后方。奶奶舍不得儿子，但也没有办法，只是流着泪为父亲打点衣服和干粮。父亲已经出嫁的姐姐闻声连夜回到娘家，送给父亲一件夹袄。1940年初夏的意清晨，17岁的父亲离开家乡，和事前约定好的几个同学，徒步奔向大后方。当时山东的大后方，是指现在安徽西部与河南南部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南下流亡的师生就达3000多人。到1937年年底，仅到达河南许昌组成了山东联合中学的各地中学就有50所。按照事前的计划，父亲一行的南下路线大致是：出故乡南至蓝村，渡过胶莱河后，再沿高密、诸城、五莲、莒县、临沂、苍山、枣庄、徐州、宿州一线西行，最后到达安徽的阜阳。可在路上，父亲还没有走出山东，就因体力不支而掉队了。我的新浪博克好友唐师曾先生是新华社最有影响力的战地记者之一。2003年，他从北京出发，一路翻越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昆仑山，跨越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穿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最后回到中国，重新丈量了早已陷入历史的玄奘之路，记载了唐僧当年走过的那些古老土地的沧桑巨变，完成了其闻名于世的《一个人的远行》。而在抗日战争兵荒马乱的岁月，父亲一个人徒步流亡的艰难与险恶，老鸭哪怕是用最新乳剂的高科技反转片也是无法扑捉到的。漫漫征途上，父亲一个人夜宿昼行。带的干粮吃完了，所带无几的盘钱舍不得花，就沿路乞讨。父亲行走得地方都是敌占区，部队和政府早已撤离，日伪政权欺压一方，百姓穷困潦倒，有时一天竟讨不到一顿包饭。饥肠辘辘的父亲，常常是靠一块咸萝卜就着白开水充饥。有时候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村头的草垛里和农家院落的门楼里住上一夜，天亮后再接着赶路。父亲后来得的痨病，就是这个时候落下的。从敌占区到大后方，必须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日本兵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密麻麻，东洋狼狗虎视眈眈，令人顿生阴森恐怖感。日寇的狼狗也会看人脸色，你如果心惊胆战，它就扑上来。父亲藏好学生证藏，十分小心地混过层层封锁线。在江苏乘船过一条大河时，船刚到河中心，日本兵开始搜身。父亲因身上没有半点值钱的东西，船上的日本兵执意要将他推进河里。幸亏一名二鬼子（伪军）讲情，才免遭劫难。“你父亲自小体弱，可他却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从老家到阜阳近千公里，那么远的路，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过的！”每每回忆起父亲，母亲总是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深情。人有了希望才会奔走四方，否则就只能叫逃离。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日，“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4日，毛泽东等又致电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国军官兵云集正面战场，八路军开赴敌后战场，抗日爱国武装风起云涌，与日寇展开了血淋淋的殊死拼杀。虽然中国军人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换来了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等局部战役的胜利，但却无法抵挡住强大日寇侵华的铁蹄。军队在移动防御，从长城退至西北，从华北退过黄河，从淞沪退到南京，从黄淮退到中原。随着抗战的节节失利，不仅抗战部队在移动，整个中国都在移动。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武汉直至重庆，沦陷区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业厂矿、商业团体和学校以及一亿多民众，也由华北、华东地区向西部的大后方迁移。在中华民族的危亡之际，上至国家政府下至民间团体，从党政首要到有识之士，无不有这样的觉察：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只要民族文化教育的命脉不断，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希望就不会破灭！中华民族就不会亡国灭种！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被任何列强征服！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公私立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1938年1月,新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就职时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陈立夫的讲话，代表了国民政府的观点。因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工业文明兴起而产生的，大多数学校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据统计，1937年抗战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国立24所、公立2所、省立29所、私立53所，分布在沿海及东部地区的就有91所。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深知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也棉里藏针。所以日寇在用飞机大炮进行武力征服、经济掠夺的同时，对绵续中国文化、培植中国未来的各类学校实行了人类文明史上极罕见、极野蛮的轰炸，中华民族的教育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长篇英文声明:北自北平，南迄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不可胜数。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有预谋。中央大学即为日本空军所圈定之轰炸目标，连续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轰炸不足，继以焚烧，全成焦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甘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实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为挽救民族教育，国民政府首先订颁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规定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暂行停闭之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证明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科别、年级等项，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最先内迁的是平津地区的六所著名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再次南迁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转移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陕南城固、南郑（汉中）一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华东地区的高校相继被迫西迁。山东的齐鲁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迁至四川成都，云集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则成为有名的“五大学”。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大迁移，自东向西次第展开。1938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取消了“临时”二字。1939年再次规定，将内迁的中学按成立的时间顺序命名。从1938年到1942年，共成立了22所：河南晰川上集镇（后迁到陕南）国立一中，四川合川的国立二中，贵州铜仁的国立三中，陕西安康的国立四中，甘肃天水玉泉观的国立五中，四川绵阳梓潼的国立六中，陕西洋县的国立七中，湖南花垣的国立八中，四川江津的国立九中，甘肃清水国立十中，湖南邵阳国立十一中，四川长寿的国立十二中，江西吉安的国立十三中，贵州贵阳的国立十四中，四川的荣昌国立十五中，四川永川的国立十六中，四川江津的国立十七中，四川射洪的国立十八中，江西石城的国立十九中，湖南芷江的国立二十中，安徽界首的国立二十一中，安徽阜阳的国立二十二中。西迁途中，由于日军天上飞机的轰炸，地下步兵追赶，地方土霸趁火打劫，道路遥远险恶，使内迁的学校蒙受了损失惨重。山东大学的师生与物资在迁移中散失殆尽，到达重庆之后就宣布停办。国立六中的前身——山东联合中学，从河南西迁四川途中横渡汉江时，因木船触礁沉没，有30名女生不幸溺水身亡。1943年秋，宋美龄创办的中正中学由安徽黄山迁至湘西芷江柳树坪，改名国立第二十中学。1944年3月，学校挑水工勾结土匪100余人，将女生部的钱、物洗劫一空，并野蛮地奸污女生，掳走女生14人，杀害教师1人。案发后，蒋介石、宋美龄十分震怒，严令特警队剿匪，救出女生10人。受此劫难，师生长期处于惊恐状态，不得不于同年秋迁往重庆。日寇侵华期间，中国被迫进行的大规模教育西迁，虽然时间上阅时数月至半年各异，距离上历地数百到千余公里不等，但其巨大影响却穿越了时空，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它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严峻关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检阅，它是在日寇蹂躏祖国山河时中国人反对强盗的一次大示威。父亲，就是这次接受民族检阅和向日寇示威的行列队伍中的一员。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