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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的清王朝*
［美］罗友枝 著
&&&&&&&&&&&乾隆时期（）代表了清王朝发展的顶峰。而清王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征服王朝”，它对中国的统治从1644年延续到1911年。经过清军浴血奋战所缔造的清王朝，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疆域版图的基础。 与它的前代——明朝相反，满族统治者将东北亚、蒙古、西藏、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等纳入到清朝版图之内。明朝则从未完全控制过位于中国西北部河套地区的不毛之地——鄂尔多斯地区。&乾隆帝完成了清朝疆域扩张的最后阶段。清朝疆域的扩张始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满族的皇帝阻止了沙皇俄国对东北亚的渗透，并签订条约确认了中俄之间共同的边界。清廷意识到对其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控制，是控制蒙古人的重要途径。1720年，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蒙古之间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黄教最高领袖——合法性问题上的争执达到了顶点。准噶尔入侵拉萨，招致清军的讨伐，而后，清军在西藏首府的驻防制度也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原与西藏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康区和青海原先处在四川的管辖之下；1725年，雍正帝（年在位）将康区分为两部分，将其西部归入西藏地区管辖，东部由当地部落首领统治。同时，与喀尔喀蒙古的结盟增强了清朝征服准噶尔的能力，通过发动一系列战役，清朝最终在1759年将塔里木盆地（今新疆南部）和准噶尔地区（今新疆北部）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至此，清朝的疆域由太平洋延伸到中亚的门户。&就关于清朝皇帝的夏都——承德的研究而言，清朝统治的某些领域显得特别突出。清朝是一个植根亚洲腹地的征服王朝。其建立者属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族，他们认为自己出身女真族，该民族曾经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建立了统治中国北部的金国。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建立起一支由女真、蒙古和汉军八旗组成的多民族力量。八旗是军事组织，也是满族及其盟友的户籍注册组织。1644年，满族仅仅动员了其部分军事力量便攻入中原。&征服明朝统治区的战争非常艰苦，差不多持续了40年才告结束。在统一了东北各个部族，并迫使朝鲜称臣纳贡之后，满族军队接到了进军关内的邀请。此时，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清军在进入明朝首都时受到了欢迎，然而形势很快就明朗了：清兵入关不是为了拯救明王朝。在降服了明朝的忠臣顺民之后，清朝面对的是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崛起的地方军阀。1683年，清廷最终成功地平息了“三藩之乱”（清军平定三藩之乱是在1681年——译者注），同年，清朝的水师摧垮了盘踞台湾的明朝残余势力。从那时开始，清朝的统治体系得以确立。此前清朝统治者曾经试图与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的汉族居民混居，但是这一尝试没有成功。1648年，清廷下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分开居住。在首都北京和国内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旗人修筑了内城并在其中生活，以确保与汉族居住区的隔离。&有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应当视为一个汉族的或是汉化的朝代。这一观点近来在学术界受到挑战。乾隆皇帝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采用不同的制度来治理不同的被统治者。最初，在17世纪，当满族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兴起于中国东北之时，清朝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障碍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清朝社会中，一方面是满族、蒙古族、汉族贵族以及汉军旗人，还有一些大体在1644年以前新近表示愿意臣服于满族统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征服精英，他们身着旗人的服装，遵守旗人的法律；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人，这些人是基本上曾经接受明朝统治的汉族人。&康熙皇帝（年在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感，使他们臣服于满族的统治。朝廷资助学者进行纂修明史的工作，恢复全国性的科举考试，接受汉族葬礼的规制等，这些措施表现出康熙皇帝多面政策的各个方面。康熙的多面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满族统治者开始学习说汉语、读汉文和写汉字。他们研究儒家经典，支持汉人的文学艺术。讲求孝道成为清朝统治的必要条件。满族皇帝的成功还在于他们把自己描绘成汉族人的统治者，这一点使20世纪的学者更加强调满族政权的汉化。&尽管辽、金和元朝的传统是推进汉化，然而清朝统治者积极地抵制汉化。他们认为汉化是上述这些少数民族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1635年，皇太极就公开宣布，今后他的子民必须牢记自己是满族人。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建州女真的先世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强邻——蒙古族的影响，而蒙古族中有很多部落是满族在征服战争中结成的盟友。满族统治者采用了两种语言并行的政策——满语和汉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这与先前的几个少数民族王朝如出一辙。尽管蒙古语在处理蒙古族的行政问题时也被广泛使用。满文在1599年创制，并由官方认可和颁布，17世纪30年代进行了修订。满文成为供满族统治者使用的一种较为安全可靠的语言文字，直到1750年前后，许多军国大事都只用满文书写和处理。&清朝的统治被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是用政治界限将征服者精英从被征服的明朝臣民中分离开来。管理原来明朝统治区的官僚机构实施的是“二元政治”，或者称为“共享政治”。大批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僚机构中担任中低级官职，而省级高官和中央朝廷的官职，则被汉人和征服者精英分享。但最具实权的职位则从未分散过。在征服时期，满洲贵族把持着议政会议。议政会议是康熙时期最高决策机关，完全由征服者精英组成。雍正时期，权力由议政会议转移到一系列特别机构，这些机构由内廷主管大臣和军事专家掌控。最终，从乾隆时期开始，军机处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由汉族官员和征服者精英组成。在乾隆时期，军机处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满族官员在数量上超过汉族官员。&清朝对生活在原先明朝统治区和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对生活在亚洲腹地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政策相比，是有明显区别的。对于华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朝廷的政策是遵循汉族对其实施的传统统治模式，即让这些还处在原始状态的少数民族通过接受汉化的方式而开化，然而对于居住在亚洲腹地周边的少数民族则采取不同的政策。&按照地域，清王朝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即原先明朝统治的各个省份；“外”，即亚洲腹地周边的地区。清代的统治模式是：原先明朝的统治区省级以下的地方行政管理权主要掌握在汉族官僚手中，而腹地周边地区的管理权则掌握在旗人手中。位于东北亚的满洲故土是由几名旗人总督管辖的。1644年以前即已归附清朝的蒙古地区被编为若干旗，这些旗又统一编为两个盟。17世纪，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落联盟，他们也被编为盟旗，到清朝末年，总共有大约200个旗和8个盟。世袭的蒙古可汗被清廷授予亲王衔，但是其管辖旗的实际权力则被清廷任命的官职——扎萨克接管。所有的喀尔喀蒙古都要听命于由旗人担任的清朝的将军。最终，蒙古地区就有两个将军——其一驻跸科布多，负责管理漠西蒙古事务；另一驻跸乌里雅苏台，管理喀尔喀事务。仅次于前者的第三号官员——办事大臣——驻所设置在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事务。哲布尊丹巴是蒙古地区最高级别的转世喇嘛。&1720年以后清朝在西藏的政治统治最初是间接的。五世达赖（）在位时期得到强化的达赖权力，在随后的几十年明显削弱。由西藏贵族组成的议事会议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内讧导致了西藏内部的战争（），此后，西藏事务落入内战的胜利者颇罗鼐的控制之下。颇罗鼐死于1747年，他的继承人争权夺利，最后于1750年被清朝两位驻藏大臣杀死。这两名驻藏大臣在其住所遭到暴徒袭击而身亡。乾隆帝被迫介入西藏事务。他扩大了拉萨驻军大营的规模，并且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既是世俗领袖又是宗教领袖。一个新的大臣议事会成立，而清朝的驻藏大臣也被赋予监督西藏事务的额外权力。1792年以后，驻藏大臣能够直接参与西藏地方政府。&在更远的西部地区，清廷执行了相似的政策。与清朝结盟的玛罕木特·霍集斯被授予亲王衔，并纳入到征服者精英的行列。年，清廷延续了厄鲁特蒙古统治准噶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的先例。一位清朝的将军被派驻伊犁，管理准噶尔地区。在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库车设置办事大臣。被称为“伯克”的当地贵族，获准按照伊斯兰法来管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但是新的制度废除了伯克的世袭权力，限制了他们的势力。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直与对内地的管理有所差别，直到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正如柯矫燕在《历史透镜》一书所说，在乾隆时期，满族的统治理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总的统治理念是建立在万民来朝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臣民所归属的文化依旧是彼此孤立的。儒家思想中有把所有臣民（及其文化）都置于一个儒家君王统治之下的内容，乾隆帝的这一理念与儒家的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乾隆时期，朝廷试图扶植满族人、蒙古人、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和被清朝皇帝视为其主要统治对象的汉人等五类人。这“五类人”所使用的语言被确定为清朝的官方语言。皇家使团的翻译、字典的编纂和其他工程促进了上述每一种语言的发展。清朝皇帝本人，为了保持与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的密切联系，为了团结这些人，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并且至少要钻研一些藏语和维吾尔语。&档案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一个观点，即满族人将不同的统治形式传播给清帝国的“五大族类的人”。正如早期档案所记载的那样，在原明朝的统治区，清朝皇帝标榜自己为儒家的君主。满族的亲王尊皇帝为“圣主”，在1644年以前，皇帝与他们形成的是主奴关系。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大汗”，他们承认清朝的统治。他们每年朝贡一次，经常是去承德进贡，当然朝贡也是与满族皇室通婚互惠的一部分。&清廷在西藏问题上的看法可以体现为皇帝与藏传佛教高级僧侣之间的关系。这里，始于1260年忽必烈汗时期的二元体制，控制了彼此孤立但又地位平等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世俗领域的君主还是精神领域的领袖。乾隆帝向西藏人宣称自己是“曼殊师利大皇帝”——智慧菩萨，这是供奉在华北五台山寺庙里的神灵。只有穆斯林不受乾隆帝的这一影响，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清朝统治者向穆斯林宣传宗教宽容，并允许他们教产免税，包括支持玉素甫墓——一座阿帕克和卓的圣地。阿帕克和卓是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白山派的创始人。 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非伊斯兰教信徒像伊斯兰教信徒那样来进行信教活动，于是乾隆帝从未完全接受其直接统治之下的伊斯兰世界的最终权威。&清朝皇帝即使在寻求适应亚洲腹地人民的政策之时，也在用他们精明的措施来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并对社会和经济施加深刻的影响。在消灭对手和报答盟友的同时，他们还重建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僧侣集团。他们侵蚀着边疆自治的权势资源，来建立他们世俗的权威。东北的许多部落入旗，成为“新满洲”，其中一些还迁徙到盛京（1644年以前清朝的首都）、北京和新疆的八旗驻防区。此时，蒙古贵族的爵位由皇帝授予，未经皇帝许可，不许传给子孙后代。清廷支持格鲁派在西藏和蒙古的统治，然而作为报答，朝廷坚持其对喇嘛转世的确认权和对高级僧侣的任命权。尽管早期的政策封禁边疆地区，不许汉人进入，但是清廷无法阻止汉族商人进入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无法阻止这些移民加快当地经济商业化的步伐。18世纪建立在蒙古和东北的旗人学校，使当地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使当地更加“满洲化”。&许多学者都批评乾隆生活奢侈，但是在乾隆时期清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顶峰。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迅速膨胀，中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同时海外各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白银的进口。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与商业化的发展同步进行。当地的和远方市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这些都为乾隆皇帝自诩的“黄金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乾隆帝所察觉的“反满”运动组织的骚乱都被迅速平定。这个时代的自信集中体现在了乾隆帝自己身上，乾隆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皇帝，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生活把他的万千臣民的价值和愿望人格化。他在承德的活动反映出清朝皇帝的重要一面，同时这一面恰恰为历史学家所忽视。&作者罗友枝，哈佛大学博士、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唐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原载米华健康、罗斯·丹尼尔、欧立德和菲利浦·弗里特编：《新清史：以清代承德为中心的亚洲腹地王朝的构建》，15—21页（Evelyn S. Rawski,“The Qing Empir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in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RoutledgeCurzon, 2004）。& 何炳棣：《清代的重要价值》，191页（Ping-ti Ho,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VI, no. 2, February 1967）。许多学者将乾隆朝和清代当作“现代中国依旧从中汲取经验的时代”。这种说法，参见牟复礼：《18世纪中国的知识氛围》（Frederick Mote, “Intellectual Clim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oebus，vol. 6，no.1 1991, p.17）。牟复礼认为，弘历，即乾隆皇帝，是一个“精神卑劣”并且“无比自负”的人，他要对开始于1777年，并且直到1796年才宣告结束的灾难性的文字狱负责。在《停滞的帝国》中，阿兰·佩雷菲特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分析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停滞的中国与蒸蒸日上的西欧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近20年的学者为文字狱和18世纪的中欧冲突做出了太过复杂的解释，未获成功的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则成为后者的一个突出例证。（Alai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translated by Jon Rotschil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2）在《皇帝的四库》中，盖博坚发展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文字狱”是清朝专制统治的产物之一。最初，对地方学官进行文字检查的授权没有带来什么成果；只是当文字检查的任务压在那些候补的学官身上，他们才会努力寻找悖逆言语，推动文字检查成为一件主要的行动。这是因为这些候补官员进入了帮办名单，他们将因工作勤勉而得到封赏，从而填补空缺的官职。盖博坚得出结论认为，乾隆帝发起的“文字狱”并未成功，它没有触及汉族文人中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也没有对其产生什么刺激。中国的模式化印象作为毫无变化的亚洲世界的一部分，为西方所困扰，它受到了历史学关于“东方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辩的影响，正接受着学者重要的重新评价，并已经接受了他们对中国资料的新见解。（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何伟亚在《怀柔远人》第1章中就全面回顾了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上曾经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理论框架。他认为，中西冲突应该重新解释为“两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清帝国和英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帝国构建——的碰撞”。（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2）这一观点成为该书内容中具有突破性的重要补充。& 罗友枝：《再观清朝》（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no.4 1996,pp. 829－850）。& 柯矫燕、罗友枝：《满语概论》（Pamela K. Crossley and Evelyn S.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3, no.1 June 1993 , pp.63－102）。& 费正清、邓嗣禹：《清代政府三论》（J. K. Fairbank and Teng Ssu-yu,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HUP, 1960）； 白彬菊：《君主和大臣》，27、49、107、178页和第4章关于雍正皇帝设计的决策体制的细节描写（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米华健：《乾隆时期的维吾尔穆斯林》（James A. Millward, “A Uyghur Muslim in Qianlong’s Court: The Meanings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no.2 1994,pp. 427－458）。& 米华健：《乾隆时期的维吾尔穆斯林》，440页。&（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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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3.156.162清朝乾隆年间大臣姓名及官职_百度知道
清朝乾隆年间大臣姓名及官职
我有更好的答案
一、乾隆早期（乾隆二年十一月至乾隆十年四月）
　　乾隆二年十一月，恢复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处不再存在。此时的五位军机大臣是：
　　鄂尔泰（领班大臣），本官为少保、保和殿大学士，爵位为一等子，不久晋三等伯。
　　张廷玉，本官为少保、三等子、保和殿大学士，爵位为三等子，不久晋三等伯。
　　讷亲，本官为兵部尚书，爵位为一等果毅公。
　　海望，本官为户部尚书。
　　纳延泰，本官为刑部左侍郎。
　　班第，本官为理籓院左侍郎。
　　乾隆朝最初的六位军机大臣，三人为满洲（鄂尔泰、讷亲、海望），二人为蒙古（纳延泰、班第），一人为汉人（张廷玉）。一方面，军机大臣的人数比雍正时期大有增加：雍正年间军机处一般只有三人，最多不超过四人，而乾隆一上来就有六人，...
你要问的具体哪位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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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清王朝第四位皇帝·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乾隆承其祖、其父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弘历。腥风血雨之举例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的欢心。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名胤?、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乾隆还曾说，“（朕）自幼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写《》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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