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女星》、《女青年报》、《妇女》为中心-上海档案信息网
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女星》、《女青年报》、《妇女》为中心
马长林& 杨红
近代以来，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紧跟着外国商人来华经营传教事业。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福音思想、建立宗教组织和发展基督教信徒过程中，印刷出版了大量介绍宗教思想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书刊，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出版和教育遂成为基督教在华活动的重点领域。由于传教士在这两个领域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因此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诞生和发展的推进者。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颇有成果，对于近代书报杂志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而对于有基督教背景的面向社会的出版物研究甚少。最近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凯立博士所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表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有人在这方面做过研究。然关于基督教组织和机构出版的专门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刊物，至今很少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其实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活动中，女性和女性话题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女性话题也是近代以来社会转型期间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为此研究以女性基督徒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出版物，对于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活动情况，了解女性基督徒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基督教组织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如何对女性基督徒进行宣教等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即围绕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几份宗教刊物，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的主体内容，是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宗教资料中选择几份有代表性的以女性基督徒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刊物，对这几份刊物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做些梳理和分析，同时试从这几份刊物的特点来看基督教组织对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事务。
第一部分& 面向女基督徒的家庭刊物----《女铎》与《女星》
一、广学会与《女铎》的创办宗旨
《女铎》由广学会出版。众所周知，广学会是基督教在华出版机构中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专业出版机构。自188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后，其出版的各类图书、期刊和小册子总数超过1600多种。广学会早期的出版物为当时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方便。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出于各种原因，广学会集中力量出版宗教方面的读物。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期刊占据重要的地位。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达25年之久的李提摩太曾明确指出：“期刊给我们西方国家带来了革命，我们要将这场革命继续进行下去。”1912年后，李提摩太的这一指导思想在广学会的出版政策上得到更加明确的贯彻，不少新出版的期刊都定位于宗教刊物，而且它们的宗旨全都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教会。
广学会要创办一份主要面向女性基督徒和普通妇女的杂志，早在1887年就有计划，只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具有一定文化、能够顺利进行阅读的知识女性并不多，此事才搁置下来。辛亥革命前后，不但社会上有文化的女性逐渐增多，女子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流行，各地创办女性报刊的高潮正在兴起。当时较为著名的女性报刊有：1902年陈撷芬主办的《女学报》，1904年丁初我编的《女子世界》，1904年、1907年秋瑾主办的《白话》和《中国女报》等，1905年张展云主办的《北京女报》，1907年陈以益主办的《神州女报》等，从1902年至1913年，全国涌现的女性报刊达50余种。在这种背景下，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决定聘请美国传教士亮乐月具体创办一份面向女性的刊物。
亮乐月女士（ Miss Laura White）是美国人，生于1865年，此时她已在中国教会学校任教多年，“对于我国风土人情日益熟悉，尤其对于中国女子之思想习惯尤为了解。当初执教鞭时，已经觉得中国女子教育程度幼稚，女校稀少，一般女子体质羸弱，知识浅薄，至于道德偏重温柔贞静，终身禁锢深闺。其见闻广学识深，品德纯，在文章方面极具才能，故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慕其才德，力请她编定期刊物，为我国女界之引导”。从亮乐月女士来说，创办《女铎》的指导思想也很明确，即“唤醒中国妇女起来争取生存与自由的权力”。对此她曾经这样说道：“教育妇女们起来救中国，这并非受个人野心的驱使，而是受牺牲精神的鼓舞，要鼓励她们崛起而不是骄傲，给予而不是索取，服务而不是控制，养育而不是毁灭，扶持而不是破坏，在必要时舍命而不是苟活。”
唤醒妇女，教育妇女，将妇女引向光明，《女铎》的这一办刊指导思想，在事隔三十多年后仍然十分明确。抗战胜利后，《女铎》在上海重新复刊，其发刊词说：“自始至今，女铎的目标，是促醒中国妇女，负起国家兴亡匹妇有责，同时对于她们加入社会工作，不可为个人出风头，而应为同胞服务。”1948年3月，《女铎》编辑部在回答读者询问刊物的立场和使命是什么时说：“我们的立场是站在妇女的地位说话，同时也站在家庭的方面说话，以后者来说，我们所站的地位是父母子女的地位以及代婆婆媳妇说话。讲到我们的使命是宣扬耶稣爱的福音，促进基督化家庭，和贡献一般的知识，所以本刊所选的材料，多注重这几方面。但有人觉得我们不甚注重‘现实’的批评，这倒是事实，因为我们不愿布露所谓‘黑幕大观’，或尽力揭发他人的私隐，因此，我们给予读者看的资料多是属于光明的，我们以为只有光明的资料可以给人学好的榜样，反之，则易引人入黑暗。”由此可以看出《女铎》创办以来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
二、《女铎》的发行和版式变化
首期《女铎》发行于1912年4月，每月一期，至1951年2月停刊，持续近40年，发行总数达100余万份，可谓近代中国妇女类刊物中出版时间最长、总销数最多的一份。《女铎》在近40年发行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波折。1927年因时局不稳，各处邮件不通，各省学校也多关闭，而且暑期内学生多数回家休息，所以7、8两月停止发刊。从1928年起，每年只出10册，将6、7两月合并作一册，8、9两月合并作一册，凡合并两册为一册的时候，都增加了页数，以补“量”的缺欠。从1935年6月（第24卷第1期）起，又恢复原状，按月出版一册，全年12册。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处于战争状态，受此影响，在上海出版的定期刊物停刊者过半，而《女铎》1937年10、11月两期也改为《明灯》、《道声》、《女铎》合刊。广学会为此在致读者的函中特加说明：“敝会因会所紧邻战区，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以来，每日皆有流弹袭击之可能……各项工作不能照常进行，兹将月来敝会情形，择要奉告于右：（一）前因各印刷局，或在战区，或因工友解散，未能按常印刷，且航路阻碍，邮递困难，以致敝会所发行之各种杂志不能如期刊行……近又因纸价昂贵，故敝会不得已决定将明灯、女铎、道声三杂志合刊。”当年12月杂志又恢复原刊，但篇幅大为减少，只及平时的三分之一，也不分栏目，直至1938年才恢复正常。尽管如此，刊物的发行量反比战前有所增加，1940年的定户就比1939年增加65%。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受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影响，《女铎》的出版又一次受到影响，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又出现《女铎》、《明灯》、《道声》三种刊物合刊出版，刊期也不正常，改为不定期，实际上这段时间总共出版了4期，约5个月出版一期。对此编者向读者解释道：“太平洋战事爆发，风云突变，环境更移，影响到纸张与印刷的困难，影响到营业与运输的停顿，所以我们辞去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缩小工作的范围，但我们干部人员仍然继续不断的在工作在努力在奋斗……我们的事工并没有停止一日……为酬答读者的雅意，在万难中暂时将定期改为不定期刊物，当然这种不定期的形式也须以环境为转移。如果环境许可这种形式自然是继续一个时期。如果环境不许可就是这种不定期的形式也得停止。”这种三刊合刊的形式到1943年8月后，终因环境恶劣也停止了。第二年春天，《女铎》在四川成都复刊，1944—1945年连续出了两年。“复刊后该杂志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除了突出妇女在家庭事务中的重要意义之外，也开始强调要让妇女们了解当前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并有必要让她们在这方面掌握更多的知识，以便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许是《女铎》编辑部从实际的艰难经历中对妇女社会使命真切感受的一种表达。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女铎》又在上海复刊。
《女铎》创办初期为32开本，1935年6月期开始改为16开本，此后其开本版式一直没有变化。然刊物的栏目设置，变化较多。据《女铎》自己介绍，“女铎的内容出版以来历年改良，以期合阅者心理，顺世界潮流。1922年季夫人代理任内略更动，分：社论，家政，说部，道域，服务，坤范，教材，杂俎，余兴，通讯，时事，西艺等；亮返华后又略改，分：社论，家政，道域，学术，说部，坤范，杂俎，教务，时事，逸兴，西艺，通讯等，文体多用普通白话，少用文言。”在创办初期，《女铎》的主要栏目设置为家政、学术、道域、说部、坤范、文艺、时事、戏剧，这些栏目的具体内涵如下：
家政—为“相夫教子”之说；
学术—为普通科学知识，与夫高歌雅曲；
道域—为宣扬宗教意义；
说部—为各种长短篇小说，写情写景，落笔构思，如生龙活虎，情态逼真；
坤范—为世界范围中西闺秀传记，名媛淑女，阅者想见其为人，激励我女子登创业之程；
文艺—为诗词课艺，足以培养文学之士，保全国粹之精华；
时事—记载中外妇女新闻材料，可以广见闻，通国际妇女团体之消息，新颖有趣，巨细杂陈，可供人茶余饭后之谈助；
戏剧—为剧本，情节可歌可泣，令人怡情悦性，改变气质。
除了这些基本栏目，每期《女铎》还发表手工制作两页，歌谱一则，后因手工制作没有新作品而停止。另外，早期《女铎》篇末都有一篇英文短文，同时还附有英文目录，后来这些版式也逐渐消除，而变为纯中文刊物。
《女铎》存在期间主编人员变化不大。第一任编辑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亮乐月，她的任期是年，此后是季理斐夫人和她从教会大学毕业生中挑选的两位助手李冠芳和朱懿姝，从1936年起是刘美丽，她是亮乐月的学生并被送到西方国家留过学，其任期直到《女铎》1951年停刊为止。
《女铎》的订户数量总体上说不算太多，1917年大约是每期1000份，1925年增长到1400份，1937年发行量剧减至590份，但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则达到过每期3000份的历史最高记录。
三、《女铎》的社会影响
《女铎》由于其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主体内容非常适合具有一定文化的基督徒家庭主妇和一部分未婚的年青女基督徒和女性读者阅读，它对这些读者的影响可想而知。《女铎》在1950年的总结报告中说：“根据我们所搜集到的意见看来，《女铎》在一般基督徒的家庭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一些读者也写信向编辑部表示她们对刊物的感受：“从来不知祖国有这样丰美新颖的治家读物，详载各国女界的时事要闻。”“我们生在这个狂风似的时代，无日不为政治社会信仰婚姻择业等切身问题所困惑，简直叫我们有些彷徨不敢前进了。可是感激《女铎》月刊，于这些问题上常给我指导和勇气。”“我们喜欢看《女铎》月刊，因我们校中开会时，教员常采用其中材料，讲给学生听。”
《女铎》独特的家庭月刊面貌，在基督教界也深有影响。中华基督教协会在1936年5月召开第二次基督教文化出版界会议时，任命了13位咨议员，负责对相关类别的出版物提供咨询，在家庭教育类出版物3位咨议员中，《女铎》主编刘美丽即为其中一员，可见《女铎》作为家庭刊物在基督教界的影响。
总之，“《女铎报》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由书局出版的中文妇女刊物。该刊物的初衷是希望在中国的混乱时发出甜美悦耳的声音，呼吁全国妇女担当家庭的责任，做到基督教的节制，弘扬社会的美德。以后该刊又将主题范围加以扩展，包括了工作天地、社交活动以及政治问题。该刊最关注的题材文章，如治理家务、哺育孩子、教育以及小说，很多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或是带有明显的西方倾向。明显的基督教信息在杂志中并不是主流，通常每期只有一两个版面的内容是家庭灵修方面的读物。该刊的文风比较清晰而纯朴，《女铎报》最不容置疑的成就在于它承认了妇女的重要地位，这使读者感到十分满意。”
四、平民家庭月刊《女星》概况
《女星》也是广学会出版发行的一份刊物，创办于1932年，1937年停刊。月刊，小32开本，每期篇幅不多，一般在20来页，4至5篇文章。抗战胜利后，1946年又恢复，但刊名改为《人民之星》，1949年停办。
《女星》作为面向农村和城市妇女的家庭读物，其特点也很鲜明，对此在它的发刊词中说得十分明白：“一切住在乡村、街市、城镇，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国妇女们，请你们听着！如今我们又出了一样月报，敢信这个月报对于你们的日常生活，必大有帮助。”“记者知道你们很忙，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除了照顾儿女以外，又要打算一家人的衣食，每天要把房屋打扫，还要上街买东西。你们中间也有要下田工作的，年年按时浇种，按时收割。到了冬天，又要织布为一家人穿用。作了一天工作以后，身体自然累得很。我想你们一定觉得没有工夫再作别的事。但是妇女们，如今新时代到了，你们的机会来了。你们天天所忙的事情，虽然是必需的，知识那不过是关系身体一方面的事。除了身体以外，你们还有灵魂与脑筋。恐怕你们不大知道这个事，或者以为虽然有脑筋，却也纯的很，不能学习了，但这是不对的。”“中国文字，是非常多，又很难认。你们想若是要能看书写字，必须经过许多年的工夫。从前是如此，如今却不同了。有些人已经选出一千个平日常用的字，这本报里，大都是用这一千字写的。至于那不认得千字课的人，在字旁边，也都有注音符号。注音符号一共有三十九个字，个个字都是很浅很容易学的。国民政府急于要个个国民都识字，所以宣布用注音符号。中国若是要成为大国家，国民必须都识字——妇女须与男子一样地能读书。”“本报每月出一次，里面的文字很浅，我们盼望你们能用一点工夫看，一定会给你们一些帮助。使你们觉得工作少些，又轻松些，也能使你们明白儿女们，最要紧的是能帮助你们多认识耶稣基督。”
从这些发刊说明中可以看出，《女星》面向的读者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通过浅显的文字，来传播基督教知识。因此《女星》创刊不久，即设置言论、故事、宗教、祈祷、家事、常识、新闻七个栏目，基本固定，偶尔增加卫生栏目，除了每期有一段祈祷文和几则有关各地宗教活动的消息，《女星》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1．宗教故事，主要是《圣经》中有关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的故事。
2．宗教伦理性文章，即“言论”，其内容主要涉及家庭教育、父母责任，侧重于对孩子的教育。
3．家庭卫生方面的知识，主要侧重于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等。
4．事井故事，主要是根据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编写而成，内容均与宗教伦理道德有关。
《女星》杂志的最大特点是通俗化，主要表现在其刊发的文章文字非常浅显，用字都在一千个常用字内，个别疑难生字还特别用注音符号标出。同时每期都有一篇短文，全部用注音符号注出，以方便那些文化程度更低的读者阅读。创刊半年后，《女星》又进一步降低文章阅读的难度，把常用字的范围限制在五百字以内，如它在本报启事中所表示的：“当《女星》初次出版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将一切的论文，所用的生字，都以青年协会所编的那千字课为限；而有的时候，除了关乎基督宗教上所必须用的生字，而不得不另外加上。但是以后查考，有许多的生字，是为妇女们所不可少的，连那很简单的论文，对于妇女们所必须用的字，亦很缺少。我们看那未曾受过教育的妇女们，对于那一千个生字，是很难学完的。我们在本月份起头的一篇论文，就试用只以五百个生字为限。盼望后来在每月的《女星》中，能有一篇论文，不出乎这所规定的五百个生字之外。我们现今正在和那关心这工作的人，商量这五百个生字，且打算日后把这五百字，列为一表，印刷出来，送到那些在各处关心这工作的人，而使他们教那些不曾读书的妇女学习。”由此可见《女星》的通俗化程度。这同《女星》曾明确将刊物定名为平民月刊是相一致的，它曾这样解释自己之所以称为“平民月刊”的原因：“灌输平民智识，提高平民地位，增进平民福利，此是平民月刊唯一的使命，故平民月刊者，平民唯一的福音也。”
第二部分 女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女青年报》与《妇女》
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与《女青年报》的创办
1855年世界上第一个女青年会在伦敦建立后，女青年会组织随着欧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开始产生。1890年在杭州的教会学校弘道女中率先成立了学校女青年会，发起人是司徒雷登的母亲。1899年男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开会时指定了一个由中西妇女各半组成的中华全国女青年协会筹备委员会。1903年世界女青年会派出贝宁格（Martha Berninger）来中国担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任干事，贝宁格女士在上海靶子路（今武进路）设立女青年协会事务所，并向纺织女工布道。1905年和1906年世界女青年会又先后派出潘达克（A. E. Paddoek）和顾恩慈（Grace Coppock）两位女士来上海，分别担任全国女青年会及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此后美国女青年会和世界女青年会陆续派遣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女青年干事多人来华，在各地筹建女青年会。1906年上海女青年会正式成立，接着广州、天津、北京、长沙、福州、香港、成都、杭州、南京、沈阳、济南等城市也相继成立女青年会。与此同时，各地的一些教会学校也分别成立了学校女青年会。
女青年会的宗旨和活动内容与青年会相仿，也是以服务社会为口号，以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德育主要为宣传和培养基督教信仰，智育以介绍新知识为内容，体育为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和比赛，群育主要是介绍、参观、旅游之类寓教于乐的活动。
由于上海女青年会成立较早，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机构也设在上海，因此全国协会的活动往往同上海女青年会早期的活动共同进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办的《女青年报》，在具体工作中实际上得到上海女青年会的协助。1917年1月创刊时初名《女青年季报》，每年出四期，三年后因成绩甚好，便增加篇幅，年出八期，因读者不少是教会学校中的女性青年，故2、7、8、9月不出报，到1922年才改为月刊，后改名为《女青年月刊》。早期编辑部设在上海女青年协会书报部。初为季报时只印300册，1922年改为月刊后册数逐年增加，1923年3月发行600余份，各地女青年会订阅占一半。至1927年6月，印数增加到1600份，订阅对象主要为各地女青年会会员。据1927年统计，有1100余份是各地女青年会订购的，其余中外女士订购仅300余份。
早期《女青年报》设一部分英文内容，主要为报道各地女青年会活动动态等，到1925年10月，另印英文增刊，专注于国际消息和对外宣传。由此《女青年报》成为完全的中文刊物，篇幅与内容日渐丰富。抗日战争前，《女青年报》报道女青年会的方针、事工及交流各地市、乡、校会工作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停刊，抗战结束后复刊。上海解放后新中国建立前夕，因为看不清整个女青年会运动在新中国的前途，很多女青年会都陷入彷徨和观望状态，因此《女青年报》在1949年9月无形停刊。1950年3月在全国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凡是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事业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而解放了的新中国又提供了发展女青年会工作的有利条件，此后女青年会的各项工作又蓬勃开展起来，对于《女青年报》的复刊也有了迫切的需要。1951年1月《女青年报》刊载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的文章，对重新复刊作了说明：“《女青年报》是女青年会的会刊，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沟通市乡校各单位之间，协会与各单位之间的消息，交流工作的经验，协会可以通过《女青年报》加强事工和会务政策的领导，了解各单位的情况，并听取各单位反映的意见。所以《女青年报》是我们交流经验和探讨问题的最好工具，通过《女青年报》也是加强我们联系团结的最好方法。自从扩大会议后，女青年会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担负起新的工作任务，为搞好工作，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女青年报》传达和发表各单位的意见与情况，因此《女青年报》对于完成女青年会在新时代的任务中，是可以起一定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期《女青年报》一度又停刊，至1957年再次恢复，对此当时担任女青年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王国秀讲述了再次复刊的由来：“1955年5月在北京举行女青年会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时决定恢复《女青年报》。扩大会议以来，我们的工作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市会都有不同的经验与教训，需要通过《女青年会》来交流，《女青年报》复刊象征着我们工作发展前途的新气象。扩大会议时确定了女青年会在中上层家庭知识妇女和基督教妇女中进行教育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鼓励她们展开一些有益于妇女群众的社会服务事业。希望今后充分利用《女青年报》来交换对工作的意见和经验，分享在灵性上的长进，交流在思想意识上的体会心得，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女青年报》的风格和内容
1．性质特征
《女青年报》作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机关刊物，其创办目的是使各地的会员能够明悉该会工作中最紧要的种种情形，以使每一个会员能借助该报得知各城市学校中女青年会之种种景象，能互相协力共谋会务之进行。1923年女青年会全国大会召开，会议形成的议决案第四项上有一条对《女青年报》的性质和方向作了明确的规定：“《女青年报》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机关报，为中华女青年会喉舌的刊物。”为此《女青年报》围绕女青年会的宗旨组织刊物栏目的设置，其主要栏目包括：社论、女子职业、基督教学生事业、文艺、通讯、各地青年会会务消息。后来随着编辑增加以及阅者需要的转变，该报从1926年2月起，除了有趣味的插图外，又增加了涉及妇女切身问题讨论、家庭实用常识灌输、世界最新思潮介绍、优秀文艺作品欣赏、世界妇女生活研究、提倡全国妇女运动等方面内容。1936年刊物栏目再次改变，增添了漫画、书报介绍、真心话等栏目，原有的论文、家庭、生活等栏目也进一步充实。
稳健为《女青年报》的一贯风格。在《女青年报》创刊之际，当时中国纯粹女子出版物尚不多见，社会上即使有几份妇女的定期刊物，也多半是站在男子立场上讲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女青年报》坚持以稳健为自身的办刊风格。在文章选取方面，“务求对于女界有切实的贡献，谋女界无量的幸福”。所以刊登的文章皆具有稳健的建议。虽然这样的出版物不免受社会上激烈分子的误解，以为它过于拘板，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趋势，但编辑部认为：“世界上的事，凡是新而激烈的虽易受当时的欢迎，却总缺少延久性，不足语以长久，那是不稳固的。反之，主张稳健的，当时虽不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可是在切实的贡献上，却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女青年会宁愿忍受着暂时的指责，始终坚持稳健的方针。
由于《女青年报》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机关报，在内容方面比较重视与青年会活动相关的题材，每次都很丰富地刊载有关女青年会事业的文章，且“时常忽进忽退，太注重该团体自己的宣传”，这不免影响那些与女青年会无关的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一些该会的干事，竟然也不大理会报刊的内容，最多看看会务消息，这使刊物的发行量受到影响。编辑注意到这一情况，逐步将报刊内容从局部问题扩展到全部社会问题，经常讨论各种妇女社会问题，以期对于现代社会能有切实的裨益。在面向基督教女青年的同时，也开始为一般少年女学生、家庭少妇、职业女性解答问题，愿意为在妇女运动的阵线上奋斗的姐妹们觅一个可以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互相给予感情上鼓励的园地。并从1935年起又增添“读者通讯”，由此逐渐增强了刊物对社会上一般青年女性的吸引力。
2．内容特色
《女青年报》作为女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对女青年会有关活动进行报道是其基本职责，除了每期刊物有一定篇幅介绍全国协会和各地城市女青年会的活动动态外，还不定期地对女青年会一些专题活动进行介绍。加之，《女青年报》创办初期因各地女青年会正处于初创时期，因此刊物十分重视对女青年会建设意义的阐发，以扩大宣传，推展会务。
《女青年报》还特别注重宣传妇女与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融合，发表了如新妇女与新家庭的矛盾，新家庭的基本条件与目前障碍，如何维持美满的婚后生活，怎样相互适应，现代妇女的婚姻问题，结婚之目的等文章，同时也注意用大量篇幅对轻视女子职业者和提倡女子从业表示关注，发表了关于女子解放、女子经济独立、妇女职业与婚姻、生活的职业与生存的职业、职业与家庭责任的冲突、结婚与职业如何兼顾等文章。
鉴于国内研究妇女问题者因限于耳目见闻，对于下层妇女之劳苦生活隔膜太深，因此《女青年报》还约请海内妇女问题专家，组织妇女生活调查委员会，大量征求关于劳动妇女之写实文章或照片，以全面反映各个层面的女性。
劳工事业是女青年会一贯注重的一项事工运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劳工运动勃然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罢工风潮更加扩大，劳工运动成为当时主要的一种社会运动，当时国民政府虽已颁布劳资仲裁条例，设立社会局以调解劳资双方冲突事件，可是工潮并未减弱，女青年会深感劳工事业使命的重大，尤其是英国劳工立法专家韩励生（A. Harrison）那时出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因此劳工问题成为一个时期《女青年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20年代末期，《女青年报》提出刊物今后的方针与工作为：“提倡及制造强有力的舆论，使社会民众彻底明了改善劳工情形的重要，协助雇主和政府，努力谋求现有劳动界生活的改良；由教育入手，使散乱的劳动界渐渐进入有组织有系统有目的的正当的劳工运动，因此女青年会当注意训练这种运动的领袖人才；于日常生活中，注重实行基督教的原则；于进展的社会思想中，能循序渐进于基督教社会的程序。”并分期载登各种讨论改善劳工生活的文章，如劳动立法与女工保护，工会条例问题之经过及现在之趋势，工厂生活等。男女青年协会的劳工部与编辑部还多次联合编辑劳工专号，组织海内政府要人、劳工专家及专门学者，研究劳资冲突或合作问题。
农村服务运动是女青年会的又一项重要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刊物上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呼声，欲以此唤醒各社会改造家以及各社会服务机关从速觉悟乡村工作的重要和急迫。《女青年报》发表的“我们怎样帮乡人的忙”、“半年乡村服务的经验”、“乡村生活与基督教会”、“兴办模范乡村的几种管见”等文章，阐明了乡村的迫切需求，少数人的努力不会发生伟大的效果，呼吁应有更多的人有‘到乡间去’的决心，呼吁努力于妇女运动的工作的人们，“不能只在城市里享清福，也不要嫌乡村的工作太苦，更不要鄙视乡村妇女的俚俗不足语，要坚决的厉行这‘到乡村中去’的口号。
女青年会作为一个基督教机构，宣教是其一项重要的事业，而《女青年报》正是其开展宣教事务的一个窗口，因此在刊物发表的不少文章中，都渗透了基督教的思想。如基督徒是什么，宗教与人生的关系，竞争制度与基督的思想，儿童宗教教育，基督教的性道德，少女的宗教，宗教与社会服务等文章，表达和宣传了基督教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当时，中国15个城市的女青年会中有80%以上是家庭妇女，“而她们最大的乐趣和问题限于家庭小范围，对儿童问题尤其注意；一般无产阶级的儿童需要家庭以外的帮助；现在一半的儿童是将来的妇女。”这也正是《女青年报》特别注重儿童工作的由来。刊物注意从儿童的宗教教育、法律保障、儿童的活动性及其对于游戏的需要、儿童性问题、儿童的神秘性、预防儿童疾病方面为读者提供相关的知识, 包括儿童的生活起居，儿童的心理特点，儿童的教育等，如儿童服从与命令的因果关系，小宝贝应穿什么，如何应付婴儿的啼哭，儿童训练法研究等等。
考虑到家庭妇女理家的需要，《女青年报》还注意介绍家庭实用常识，如家庭布置，家庭工艺，配合颜色，家庭卫生，烹饪等日常知识，目的是方便妇女在工余的时候用来调剂一下家庭生活，帮助她们将家庭生活做得更美满，更有意义，更艺术化。
《女青年报》的内容在三十年代以前译述多于创作，因此在客观上也使中国女界直观地了解了不少世界妇女的生活，如外国女士对中国新妇女的观感、西方国家妇女观，世界各国的女子教育等，而一些译论更是代表了国际上妇女最新思潮，如理想的女性、妇女的感应性、妇女思想的解放、妇女参政问题等，这些介绍既是《女青年报》的一大特色，也为国内女性开了眼界。
《女青年报》对社会问题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当时中国社会烟、酒、嫖、赌等一些恶习流行，1924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曾联合青年会等团体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女青年报》也发表“今日我国妇女界与拒毒运动”，郑重地表明在拒毒运动中女子应有的态度。
《女青年报》在刊登涉及妇女切身问题文章的同时，也刊登有趣味、有价值的小说、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以给一般女子在空闲时候能得到正常的娱乐。即便如此，在这里文艺也不是纯文学的东西，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性。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类似“出走的娜拉”这种现象，《女青年报》及时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已出走的娜拉，以及尚未出走的娜拉，醒来吧，你们应该认识这是什么时代，你们不该再莫名其妙地做着小松鼠，而该认识自己是人，更应该有坚强的意志，不怕苦难，集中力量，来与这重压抗争，这才是新中国所需要的娜拉。
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妇女》的创办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上海女青年会）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所属的第一个城市女青年会，1906年成立。按照该会宗旨，上海女青年会在初创的10年中主要举办圣经班、祈祷会等宗教事工，同时也提倡妇女天足运动和宣传女子教育权利，以及结合妇女特点开展妇女俱乐部、婴儿保健会等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女青年会在女学生中宣传民主进步思想。上海女青年会也是中国女子体育运动的最早倡导者，早在1915年就开设了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上海女青年会的托儿工作也是领风气之先，其主持的上海职业妇女托儿所和上海托儿所成绩斐然，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孤岛时期，上海女青年会一度成为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各地的女青年会纷纷满怀希望投入重建工作，为让妇女了解新时期的责任，1945年上海女青年会创办了《妇女》月刊，它在发刊词里宣称：“现在胜利是终于实现了，回顾这一段艰辛的路程我们真有不少的经验教训要说，我们要在这歌颂胜利，迎接新生活、新时代的今日，写下我们女青年会八年艰辛的历史，写下我们青年妇女血泪的奋斗生活，检讨我们过去的一切和确定我们将来努力的路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出版这本刊物有了必要。”
《妇女》月刊于1945年10月创办，1949年7月停刊，发行历史较短，因此订户不多，基本上在二三千份左右，编辑部曾以1万户为目标，开展了各种扩大征求订户的方法，如聘请女青年会征募队队长100位兼任刊物征求队队长，每队征求订户50人；还鼓励大家，如介绍订户10人以上，赠阅一份，但收效甚微。每期页数32页，但1948年的第3卷第8期起，由于物价暴涨，印刷费一跳几近十倍，所以连续几期杂志不得不临时决定缩减篇幅至20页。
《妇女》的稿源基本来自各地各个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内容十分广泛，有国外妇女动态报道，国内各地妇女生活报道及通讯，妇女界人物素描或特写，有关女青年会活动事工特写，家庭、儿童生活常识，有关妇女生活的文艺创作及诗歌民谣，妇女问题之书报剧艺评介等。为避免抹杀撰稿者的创造才能，《妇女》对投稿的格式不作硬性限制，生活通讯、幽默小品、游戏等各类稿件皆受欢迎。编辑部为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实况，引起读者的兴趣，经常开展征文活动，并为打消应征者的顾虑和提高征文的质量进行辅导。这也是《妇女》杂志的办刊特色，让妇女来养育《妇女》。
《妇女》主要设有论坛，妇女生活，事工介绍，文艺，消息，一月妇女，会务花絮，人物素描，影评，青草地等栏目。“一月妇女” 每期都有，是新闻剪贴，让读者了解时事，了解环境，更了解妇女的许多活动和要求，也是《妇女》通过事实揭露国民党统治腐败的一个窗口。事工介绍包括上海女青年会所办的托儿所、女工夜校、少年服务团、学生救济工作等各项事工。青草地栏目是一个让读者舒适地说心和谈天的园地，读者可以将听到的、看到的、欢喜的和不平的事情，只要有具体内容，皆可在此坦诚流露。人物素描每期一人，让读者对今日妇女界领袖有一层深刻的了解。文艺栏中经常登载一些欧美各国作家作品的译作。生活知识和家庭生活常识，则包括了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觅职途径、基本生活起居注意事项等。在读者信箱里，编者对于许多妇女姐妹提出的生活中遭遇到的问题，给予答复。
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独裁政策，压制民主，摧残文化，因此全国许多刊物报纸纷纷被迫停刊，《妇女》虽然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刊物，但也时时顾忌着政府当局的排斥和压制，对此它曾经这样表示：虽然“这声音是那么微弱，那么暗淡，我们的声音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股小小溪流，当然，今后要汇向全国妇女解放的溪流。”上海解放后，《妇女》月刊为担负起为“妇女界喉舌”的责任，推进妇女自我教育的工作，用“人物介绍”、“社会科学讲座”、“各地各阶层妇女动态”、“人生修养”、“文艺”等方式报道妇女动态，加强妇女学习和认识，推动妇女参加生产等。为了让妇女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世界上的人的生活，《妇女》从1949年8月起，不但在封面设计和版式上有了变更，在内容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动和革新。除了“各地妇女通讯”、“妇女生活报道”、“文艺”外，增辟了“妇女界伟大人物介绍”、“娱乐”与“修养”等栏目，还特别聘请了马月青女医师主持“医药问答”栏目，为女性提供相关咨询。
从以上四种面向女性基督徒刊物的创刊背景和性质内容特点来看，可以发现这几种刊物有以下几方面的异同：
第一，由于这些刊物的编辑出版机构都属于基督教组织，因此都把传播基督教福音思想作为最基本的职责和使命，无一例外地将宣传《圣经》、传播崇敬上帝等内容放在相当的位置，差别在于宣传、传播这些宗教内容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女铎》以知识性介绍为主，并通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将这方面的知识和思想融会于中；《女青年报》多从理论层面来进行宗教理念的传播和灌输；而《女星》则完全以大众化、通俗化方式，向读者讲述《圣经》中的故事。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刊物面向读者不同层次的定位所决定，换句话说，是这几份刊物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采取错位编辑和发行的缘故。
第二，这些刊物因面向女性世界，故都对与妇女生存、社会地位、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关的问题表示了很大的关注，差别在于关注这些问题的层面、角度、深度以及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思考和方法不尽相同。《女铎》、《女星》多侧重于女性个人所面临问题的解释和指导，其内容比较具体，很有针对性，甚至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关于怎样选择丈夫、怎样处理夫妻关系、怎样维持家庭和睦等等；《女青年报》则较多从提高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来阐述一系列思想，内容比较宏观，具有哲理性、思考性和鼓动性；而《妇女》则对女性从事社会职业、处理家庭、婚姻的矛盾等问题表示了更直接更深沉的现实关怀。
第三，这些刊物都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办刊方针和发行方向都十分明确，因而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女铎》、《女星》定位于家庭月刊，主要围绕读者所处和关心的家庭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展开。在这前提下，《女铎》又定位于面向一般知识女性家庭或职业女性家庭，读者对象为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女性；而《女星》则定位于面向农村和城市最普通的妇女，读者对象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妇女；《女青年报》则定位于女青年会会刊，把它视为联系广大会员的桥梁和推进会务、扩大会员队伍的阵地；《妇女》则从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出发，定位于面向职业女性，期望通过刊物给她们指明一条走向解放和光明的道路。明确的定位和不同层次读者群的选择，决定了这些刊物在所面向的读者群中有相当的市场效果。
第四，这些刊物的主编大多是神学专业出身，受过系统的宗教教学的训练，如《女铎》历任编辑多为教会大学毕业生，因此她们在主持刊物进行宗教宣传方面，都能把握主旨。尽管如此，刊物主编者不同的经历和个性等，也使这些刊物呈现不同的风格。《女铎》首任主编亮乐月是美国来华传教士，她主持《女铎》时刊物有明显的西方风格。其后任李冠芳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女性，后因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而遭受迫害，因此在她主编《女铎》时刊物呈现较浓郁的抗日爱国倾向。而李冠芳的后任刘美丽1936年担任基督教家庭顾问，指导圣经文学计划，因此在她主持《女铎》期间刊物刊登的圣经文学作品则成为一个特色。《女青年报》主编蔡葵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这不免更增强了《女青年报》作为女青年会机关刊物的特征。而《妇女》主编徐学海曾担任国大妇女代表，并在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中任职，政治态度较为激进，这对《妇女》杂志较重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无影响。
由此观之，以上这四份同类刊物所表现的异同，充分反映了基督教组织以定期刊物方式向女性基督徒包括一般女性开展宣教工作对象的针对性、形式的多样性生动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风格的独特性。
由广学会率先在1912年开始创办《女铎》这一专门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刊物后，《女青年会报》跟着出版，随后其他同类女性刊物陆续问世，这实际上反映了这类面向女性基督徒刊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就是说，各种面向女性基督徒刊物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近代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末，在陆续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女性传教士占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半数以上，相对于男性传教士，她们自然更关注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来华传教士中“不乏女权主义者，其男女平等观念和毫不妥协地与持歧视态度的习惯势力做斗争的精神也随之输入中国”。这些因素决定了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和重视迟早会被列为基督教宣教事务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中叶教会所办女子学校的兴起，在给一部分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培养一批女性基督徒的同时，也提出了怎样使更多女性在学校之外得到持久的知识获取方式。19世纪80年代一批教会女子中学相继建立，大致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能在社会发挥影响，能够兼通中西的世俗人才，”即毕业后能走上社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另一类是“贤妻良母”，即她们“信仰基督教并能履行日常的宗教礼仪，学会必要的家庭训练”，“如育儿、厨事和美化家庭，掌握基本的西学知识”等。就这两种人才的培养来说，前者要求的知识训练系统性较强，后者则相对松散，然而社会需要量很大。由此通过学校之外方式培养此类人才便被提上日程，除了专门性读物，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办期刊。
广学会、女青年会这些机构和组织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们创办女性刊物的必然性。广学会在中国创立后最初使用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其直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与普通知识协会”。因此通过翻译出版各种书报杂志传播和介绍基督教和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是广学会的使命。民国初年，社会面临转型，不少传统的观念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如新教传教士“破天荒地在教会学校中推行了男女同校读书”，“自主婚姻也越来越多”，“两性道德观也开始改变”。在这女权主义呼声上升，社会女性需要进一步得到知识，进入社会时，广学会适时推出具有综合知识的《女铎》杂志，以为处于社会观念激烈变动之中的女性“指点迷津”，是完全符合广学会出版实践的逻辑发展的。而女青年会建立几年后即创办《女青年报》，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基督教组织对女性基督徒的专门关注，由于女青年会这一组织的建立而有了具体结果。
总之，这几份女性基督徒刊物虽有各自独特的创办背景，但它们的创办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共同点：通过各种方式的宣教，实现对女性基督徒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改善她们物质生活的引导。虽然还很难说能将这一结论推广应用到所有有关女性基督徒的刊物，但是可以说它对相当一部分这类刊物是适用的。
（作者马长林系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作者杨红系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参阅何凯立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以下简称《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译者序、作者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广学会1888年年报，转引自《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88－89页。
简姿亚：《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办报活动及其特点》，《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女铎》，第20期第12册。
《广学会年报》（1919－1920年），转引自《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252－253页。
《女铎》，第31卷第1期。
《女铎》，第33卷第3期。
《明灯》、《道声》均是广学会出版的刊物。
“本会公函”，1937年10月《明灯》、《道声》、《女铎》非常时期合刊。
《女铎》，第30卷第1期。
“告女铎明灯道声读者”，1942年5月《明灯》、《道声》、《女铎》合刊。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255－256页。
广学会36周年纪念册。
《女铎》第20期第12册。
《广学会年报》（1947年）。
1950年总结报告，《女铎》第36卷第1期。
《女铎》广告，1931年4月《女青年报》。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161－162页。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257页。
《女星》第1卷第1期。
《女星》第1卷第8期。
《女星》第10卷第4期。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6页；杨树因：《丁淑静和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的宗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1996年版。
《上海宗教史》，第947－948页。
1951年1月《女青年报》。
1957年1月《女青年报》。
“本报启事”，1923年12月《女青年报》。
1926年1月《女青年报》。
1926年3月《女青年报》。
1926年3月《女青年报》。
1927年10月《女青年报》。
1929年5月《女青年报》。
1928年12月《女青年报》。
1930年1月《女青年报》。
1945年10月《女青年报》。
1949年6月《女青年报》。
贝德士辑《中国基督徒名录》，章开源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同上，第471页。
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章开源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80页。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31页。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73、77页。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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