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死后，他收藏的文物到哪儿去了
康生死后，他收藏的文物到哪儿去了王力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也即是作者）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 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附录：王力与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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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习仲勋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被康生往死里整
提问者采纳
小说《刘 志 丹》是 刘 志 丹 的亲属 李 建 彤 撰写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1956年创作，1962年出版。作者曾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老审阅过小说稿。由于小说中有一化名被认为是暗指 高 岗，故在出版的同时被 康 生 等诬指为反 党 小说。1962年8月，康 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 志 丹》之事陷害.习.老，把.习.老等人定为“习.XX反党集团”，要把.习.老置于死地。大量干部因而牵涉在内，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关键时刻，周.出面保护了.习.老。周.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XX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周.提出，可以把习.XX安排到 中 央 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 让他住在那里学习。 中 央 接受了 周.的意见。其实，在那年诬陷.习.老时，康 生 不过是一个 马 前 卒 而已，刘.的亲信 华 北 系 才是真正的主力，其中bo是主力中的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 平 同志指示复查此案，冤案终得以昭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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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秘闻_1
第一章初试锋芒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原籍山东省胶南县大台村，即现在的胶南县王哥庄大台村。一九一八年因躲避土匪，全家才搬到诸城县城居住。
康生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家是胶南县的首户。其曾祖父张鸿仪是贡生，祖父张葆元有三个儿子，长子张呈祥，他是康生的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出身，他是康生的父亲；老三张其祥，他是康生的叔父。
张家原有六七十亩地，除少量留下种菜，其余全都租给佃户，每年收租达几十万斤。到了康生父辈这一代，一家分为几股。康生家仍有近两千亩地，房屋几十间。那高门大院，青堂瓦舍，雕梁画柱，远看就像一座位神秘威严的堡鹤立鸡群，颇有大家之威风。
一八九八年冬日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空中正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古老的大台庄，笼罩在一片黑白混沌之中。随着一阵婴儿清脆的啼哭，打破了院里令人窒息的沉寂。
张发祥正在客厅里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房门打开，老妈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道了声万福：“恭喜老爷，太太生了个公子！”
张发祥脸上露出了笑容，兴高采烈地奔向东厢房。他早已胸有成竹，如果是个儿，就叫张旺，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
张旺渐渐长期了，他聪明伶俐，也很淘气，是父母的骄子。张旺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大；在亲兄弟中，是最小的一个。老儿子，又聪慧机灵，自然是另眼相看了。张发祥望子成龙，他把光宗耀祖的期望，都寄托在张旺的身上。
转眼张旺就八岁了，他像匹野马似的，只知道昏天昏地贪玩；张发祥为了管住张旺，特意请来一位私塾先生，给他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让他学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张旺一直念到了十三岁。
这一年，正是天下大乱的一九一一年。神州大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辛亥革命。
平地一声雷，主宰神州大地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真龙天子，金口玉牙，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帝，居然被凡夫俗子推下龙廷的宝座。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罕。但废除帝制，却还是头一遭。
住在偏僻农村的张家，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庭。虽然革命后时局变了，但张家依然因循守旧，走着往日的老路，就像一滩死水里扔了块石头，激起了几个浪花后，转眼又平静下去了。
张家的匾额、堂号丝毫未变。“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依然供奉在正房中间的客厅里。与此同时，胶县县城已经办起了“洋学堂”，一些开明士绅，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学点新知识。唯独张家不同。有人力劝张发祥也随着潮流走，但他却不屑一顾地说：“我孩子不学那些洋玩艺儿，那是离经叛道，违背老祖宗的东西。”就这样，张发祥在张旺十三岁念完私塾后，宁肯让他闲散在家，也不愿送他去洋学堂。
五年的私塾，张旺一知半锊地懂得了些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历代五朝兴衰……等等。在农村，也够得上识文认字的小书生了，没有事干。他和同龄的几个哥儿们，从早到晚，东游游，西逛逛，谁也管不住。
张旺的衣着打扮，在大台庄，也十分显眼。虽然他十三岁时，长袍、马褂、疙瘩帽，这身标志清王朝的国服，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进了坟墓，但他却与众不同，仍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疙瘩帽，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根又长又大的辫子。手里拉着板胡，嘴里吹着微子，同拜把子哥儿们，喝酒、赌傅，吹拉弹唱，甚而打架斗殴，闹得鸡犬不宁，四邻不安。
大台庄纷纷议论；张家知书达理的，怎么出了这么个有娘养无娘教的东西。从张家门口过，见到张家大门贴着苍劲有力的对联：“家养余粮鸡犬饱，架上书多子孙贤，”有人狠狠地啐了一口：“呸！挂羊头卖狗肉，什么子孙贤，是无赖！”
夜，万簌俱寂。张发祥在客厅里，反剪双手踱着步。邻人对张旺的斥骂，他已听到。如此下去不只败坏家风，也会把他自己给毁了。俗语道：“养不教，父之过，”再不能让他这样放荡不羁了。“这个孽种！”张发祥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横了心：“非严格管教不行，这简直是个败家子！”第二天，他便把张旺关了起来。
张发祥认为如此一来，儿子就会改邪归正。但张旺已不是三、五岁的孩子，眼珠一瞪，吼叫几声，就会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地听话。眼下的张旺，不仅脑子灵，点子多，还有一群为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拜把子兄弟。单靠关起来，是无法让他收敛野性的。
只要张发祥不在家，张旺便可以在“囚室”里邀朋会友，商量对策。张发祥一迈进大门，信息立刻会传到“囚室”，顿时鸦雀无声。就这样，经过几天的策划，搭救张旺出“狱”的妙计终于想出来了。执行这条妙计的最佳人选，自然是张旺的好友陈舜庭。他能说会道，足智多谋，是张家的常客。
一天傍晚，陈舜庭走进张发祥的屋里。“怎么，”张发祥抬头望望，气鼓鼓地说道：“你是来做说客，为张旺说情的吧？我告诉你，张旺不改邪归正，就休想出去，你们在一块都干了些什么！”
“大伯！”陈舜庭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和张发祥对阵，他笑眯眯地说：“在这方圆几十里内，哪一个能有张旺这样绝顶聪明。”他一伸大拇指头：“不是我夸海口，他可是百里挑一呀。”让他出去闯闯，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成一个大人物呢！就连宋朝创业主赵匡胤，年轻时候还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名扬四海。有的人，虽是老实，可什么也干不成。
这一席话，令张发祥有点动心。自把张旺关起来后，张发祥有如手抱刺猬，所以抱着扎手，扔又扔不下，进退维谷。张旺已不是小猫小狗，而是个大活人了，总这么关着，也不是长久之计，传出去也不好听。“让他出去闯闯吧！成不成气候，听天由命了！”张发祥下了决心，但一定要有几条约束，不然出去后，还像现在这样，那不是要惹大祸吗？想到这，他讨价还价地说：“出去可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陈舜庭见大功告成，高兴极了，他一拍胸脯，打下保票：“大伯你说吧，我保证他做到。”
“你们必须去念书，”张发祥严肃地说：“你们都不到二十岁，正是求学上进的时候，不能荒废学业，我们张家是书香门弟。张旺念了五年私塾，那顶什么用？真正光宗耀祖，扬名显亲，念那么点书太少了，还要继续深造！”说到这停一停后，接着又道：“第二，出去不能惹祸，要安份守已，规规矩矩，不能让人指着后脊梁骂！”陈舜庭满口答应。
打这起。张旺改名宗可。他从“囚室”放出来后，同拜把子兄弟陈舜庭一道去了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这是一间赫赫有名，非一般贫寒子弟所能入读的学校，于德国占领青岛的第三年，即一九OO年，由德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8226；卫立姆一手创办。
礼贤中学的教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和西方社会的科学知识揉合在一起；它规定了约法三章；一、闭门读书；二、不过问政治；三、不参加社会活动。张宗可在礼贤中学的几年，学到了在穷乡僻壤的私塾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他对德国崇拜得五体投地。
一九一七年，张宗可十九岁，他从礼贤中学毕业了。他本想找个工作，从此脱离那落后的偏僻乡村。可是，天不遂人愿，不论在政界，抑或军界，都未能谋得一席之地。无可奈何，只好打道回府了。刚返故里时，张宗可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念了这么多年书，连个出路都找不到，他消极悲观，怨天由人，颇有怀才不遇之感。
不久，张宗可突然遇到了一件使他丧魂失魄的事。
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几个土匪突然从墙上跳进张家。“都给我滚起来！”持枪者双目瞪得溜圆，杀气腾腾地吼叫着。顿时，张家老少慌作一团。张宗可的哥哥，见势不妙，撒腿便向外跑，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人应声倒在血泊里，当场被打死。
土匪翻箱倒柜，把张家折腾得底朝天。全家吓得魂飞天外，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洋学堂毕业的张宗可，心惊胆颤地对他父亲说：“快搬到县城去吧！”
一筹莫展的张发祥，一时没有了主意，不走吧，人命关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土匪会再血洗大台庄；走吧，故土难离，房子都得扔下，还要花一大笔钱重新置业。他犹豫了一阵，最后终于打定了主意：保命要紧，他在诸城县城买了一块地皮，大兴土木，很快就建成了一幢公馆。
新建的公馆，气魄非凡。深宅大院内，一排正房，回上东西厢房各六间，另有一幢两层小楼，监街一头，还修了一个讲究的门楼。张家又成为诸城县的名门望族了。
一到诸城，张宗可即改名为张裕先。一九一八年，张裕先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他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一年后，张裕先在教师讲习所毕业。他旧念不忘，仍想在军界和政界里谋职，但奔波一阵子，都无功而回。最后，只好到他最看不起的地方（所谓“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即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去了。
就在这一年，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学生们义愤填膺，高举反帝反卖国政府的大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很快，这股革命的流潮，由北京传到青岛、再传到诸城。他像冲开闸门的波涛，水急浪涌，泥沙俱下，将抱着各种人生观念的人都卷了进来。年轻的张裕先亦不在外。
一九二四年夏天，张裕先又告别家乡，奔往当年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一到上海，张裕先又改名张耘，进了上海大学读书。这间大学是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同创办的。李大钊推举原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挂个名，真正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这是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间学校。
张耘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
这间大学可说是藏龙卧虎，集中了未来的国家栋梁，中共的精华。学校里洋溢着革命气氛。巨大的革命洪流，冲击和考验着校园内的每一个人。
一九二五年，是他生命旅途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这一年二月，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二月罢工”。二十七岁的张耘，参加了这次罢工。这是他入党后的头一次革命活动。
通过这次实践，他感到自己有非凡的才能，虽然暂还不能由党内的一些著名领袖平起站坐，但想距也不会太远。他要在中共夺取天下的战斗历程中显露身手。
同年夏天，张耘和好友孟超、李宇超一起回山东诸城探亲。他是以当时最时髦的国民党左派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的，他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前来探望的，打听消息的，谋求出路的，络绎不绝。张耘为此而感慨万分。一年前，被赶出家门。那时，他简直陷于“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魄不如鸡”的处境，谁都看不起他。哪知时来运转，一进上海大学，便找到了出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父亲也改变了态度。一年多的时间，儿子便有之么大的出息，虽然还没有爬上显赫的地位，但已算出类拔萃了。这次回来，尽管不是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毕竟也替张家增添了光彩。儿子过去的一切不良品行，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张发祥笑逐颜开，热情地款待张耘，有这样的好儿子，他感到自豪。
一向死气沉沉的张家，这时突然热闹起来。亲友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专程登门拜访。“三岁看老！”亲友们奉承说：“张旺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多聪明的孩子，一目十行，过目成育，在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内，你能挑出第二个吗？”亲友们的一片赞扬声，令张耘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他在家住了一段日子后，便返回上海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的张耘，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第一章初试锋芒 2
其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张耘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张耘，双眸放射出闪闪光芒，他似乎从未来的中国的光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又是领导者，名誉、地位和权势，自然不在话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与中共翻了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有夹着尾巴落芒而逃的；有踏着烈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当然，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以求一逞。
权术，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因应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长期存在着，并不断有所发展。它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者，可以一步登天；反之，弄巧成拙者，则会招来身败名裂之祸。
熟悉中国历史的张耘，对盛行封建社会的权术，深感兴趣，而且他还将现代的“生意经”、“赌傅经”与之揉合到了一起。在他看来，眼下搞的政治投机，就是一种权术的支用，它虽不是现钱交易，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位。目前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看准机会下“注”。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做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机灵的张耘一眼便可看出，向忠发这位书记，是聋子的耳朵——虚设，他缺才少德，没有文化，性格粗暴，处理问题鲁莽，在他身上下功夫，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的实权是在李立三手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投点“资”，准能名利双收。
正是这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
张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准这个火候，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的赏识。李立三没有辜负张耘的一番苦心，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O 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
张耕瞠目结舌，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呀！政治舞台，也和赌场一样，一“注”押错，就会输个精光。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刹车，再不转弯子，就会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想到这，他一反常态。“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在，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翻脸不认人，严厉地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他冷讽热嘲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
张耘这反戈一击，很奏效，不便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候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原来是一场虚惊。”心里暗暗高兴，这次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根据“风向”及时转了“舵”，今后要好好地运用这一诀窍。
李立三下台了，今后谁又是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式人物呢？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他是死狗扶不上墙的窝囊废。他看准了王明是未来中央的实权派。
王明，原名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学习时，就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被委任为学生支部局副书记。书记则是一位苏联人。
王明的为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他认为莫斯科远离祖国，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在这块天地里，是苏联当局说一不二。于是，他百般奉承米夫。他的领袖欲望，驱使他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培植自己的一股子势力。他笼络一帮人马，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小集团。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党的领导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每次会谈都由王明担任翻译。善于钻营的王明，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中共的一些内幕。他更加得意忘形了。他把那些未曾在苏联留学过的领导人，看成是“土包子”，自视高人一等，是有资格担任中央领导的党的精华。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是书香门地出身，颇有文化修养，待人和气，不端架子。他经常深入留苏学生中，关怀他们，听取意见，并在思想上帮助他们。
中国留苏学生，对苏联当时搞的反托派斗争，耳闻目睹，身受其害。运动一来，刹那间，托派帽子满天飞，把好端端的一所大学，变成了一个森严恐怖的世界。学生们将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瞿秋白。他同情学生们的遭遇，坦率地向苏联当局提出意见。他没有想到，此举却得罪了苏联当局。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一条划线的标准。谁无条件地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响当当的左派，谁不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战争，谁就是右派。瞿秋白居然敢提意见，这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也因此而失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这一情况，王明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像明镜似的；要想飞黄腾达。离开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后台是寸步难行的；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惹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加冕”，他的位置是朝夕不保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巴结、讨好它们。
此刻的王明，洋洋得意，一想到将来自己会成为叱咤风云、主宰乾坤的大人物，便腾云驾雾起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夏，他被派遣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赋予他一个重要使命，即让他代替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孤高自赏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威风十足地回到了国内。
王明回到国内之际，正是张耘在李立三身上下“注”之时。他立三也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根本就没把王明放在眼里。以李立三马首是瞻的张耘，有一天约见王明，“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张耘冷冷地说：“你先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吧！”
顿时，王明犹如触电一样，浑身肌肉收缩，额角上冒出虚汗。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自以为手持上方宝剑的王明，怎么也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冷遇。难道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话不灵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暂时必须屈就一下。“李立三是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他暗自咬牙切齿，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俗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薛仁贵挂帅前，还当过火头军，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他自我安慰着。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精明的张耘，此时就没有看出王明的来头。因此，王明回国后，张耘曾积极参与了李立三接连给王明的两个下马威。
第一个下马威，是在一九三O 年三月十日。
在这之前的一月份，于上海闸北地区，党召开了一次秘密集会。会议正在进行时，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特务突然闯了进来。王明被捕了。平时惯于唱高调的王明，在节骨眼上却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还没有给他上刑，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幸亏党组织采取了果断措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王明也被营救出来。
事后在讨论这次事件时，张耘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帮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为名，给予王明以警告处分。
第二个下马威，发生在一九三O 年七月。
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的王明，终于忍不住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是左的一套，是错误的，他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那么自负、专横，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
早已决心在李立三身上押“注”的张耘，认为这正是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好时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李耘说：“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在他的建议下，王明被戴上了“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下，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料到，不几个月，政治风云突然发生剧变。一九三O 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大驾光临，亲自来指导中国革命。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
这个情势对王明来说，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因祸得福了，处分变成为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政治资本。他陡然身价百倍。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也该显显身手了。”他有一种蛟龙得水的心情：“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到捍卫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时候了！”他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双重的角色：一个是坚决拥护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共产党人”；一个是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英雄”。有这两张王牌，外加扮演“摄政王”角色的米夫的“保驾”，坐上中共中央头把交椅，是十拿九稳了。
米夫手里攥着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秘而不宣，却偷偷地向王明透露。这时的王明，既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破格享受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待遇。
“我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王明向米夫激动地表态说：“但我们党内，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天老爷是老大，他是老二，未必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他一挥拳头：“必须先给头面人物来点颜色，只要把李立三拉下来，其他人也就老实了。”
“你说得对，正合我意，”米夫哈哈一笑，拍拍王明肩膀，鼓励地说：“在这关键的时刻，你能同共产国际站在一边，这很好，将来在会上，你要积极的站出来的！”
王明受宠若惊，他对米夫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拍胸脯，打着保票说：“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我王明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随后，王明废寝忘食、昼夜突击地赶写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出版时，又把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是王明的施政纲领，比起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是左的出奇。
王明抓住李立三的错误做文章。“我因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在党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慷慨激昂地控诉：“在我们党内，正气受打击，邪气却占了上风。”王明的这一手很成功，有声有色，确实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为了把忠于共产国际的王明扶上台，米夫也费了一番苦心。他心里明白，按照正常选择程序，像王明这样名望不高的人，硬“保驾”上台，也十分困难，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九三O 年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消李立三给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佳冠”。转眼之间，王明和共产国际划了等号。谁反对王明，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反对王明，当然是反对共产国际了。李立三下台的命运是注定了。
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策划下，又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了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带有突击性，只开了一天，却长达十五小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自始至终，都由米夫唱独脚戏。他对王明大肆吹擂，几乎捧上了天。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五会者纵有千言万语最后都要由米夫拍板。
更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亮了底牌：“今次政治局委员，由九名组成。”说罢，他匆匆忙忙地念了九人的名单。他心里有鬼，知道王明难以通过，于是一反常规，作了一项奇怪的规定：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一律都有选举权。
会议室顿时哗然，与会者中有一些人对米夫的专横十分不满，甩袖而去。米夫却毫不在乎，他望着这些退出会场的人，反而更忘形得意。多走一个，就少一个反对()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选举结果，，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打这起，名义上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党中央的大权却落入王明的手里。
一天深夜，王明正在房内深思着什么，忽听得“笃笃笃”的敲门声，他本能地提高了警觉，没有马上去开门。紧接着，“笃笃笃”又轻轻地响了几声。这不是特务，是自己人。究竟是谁深更半夜来敲门呢？他把门打开一看，迎面而立的是赵容（张耘此时已改名为赵容）。“请进！”王明惊讶地把赵容让进屋里。赵容拘谨地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王明。
“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赵容说话声音很低，表情很诚恳。王明无动于衷地望着赵容。他对赵容没有好感，他是为虎作伥的家伙，是李立三的亲信。
“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赵容叹了一口气，歉疚地说：“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到这他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王明听了赵容这番诚挚的话，态度开始有所触动。他思忖着，当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有天大的宿怨，登门道歉，也就不应该再计较什么上人恩怨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冤家宜解不宜结，总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嘛！他面露笑容，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劝慰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全伤口。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不计较旧怨。”
“这次六中全会太重要了，它有划时代的意义，把一个既无知又专横的领导撤换下去，把你选上了。这是全党的头等大喜事。”他看了王明，接着又说：“像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雄韬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这样，中国革命便有了希望。我坚决拥护这次选举，我投了你一票，也愿意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
“这次我当选，是蜀中无大将，谬化作先锋。”王明谦虚地说：“光我干不了什么，好花得绿叶扶，希望你支持，合作。”“哪里，”赵容忙不迭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多指示吧，一定尽力去办。”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一切旧怨，都烟消云散了。
王明正苦于缺少一个助手，赵容破门而入，投在自己门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又肯出力的人支持，总算增加了一份力量。
没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真可谓立竿见影。
王明心里明白，赵容的一前一后，令他名声不雅，有点缺德，但这又算什么，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地痞、流氓、吹鼓手等下九流，只要跟着他干事的，还是一律委以重任。
康生在李立三和王明身上的这两着棋，都大有收效，这使他进一步感到，盛行于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层内部的“权术”以及现代社会的“生意经”和“赌博经”都是一个人飞黄腾达所不可缺少的诀窍。他向上钻的劲头更大了。第二章发迹莫斯科
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天，一桩突发的爆炸性事件，震动了全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了。这一事件，阴差阳错地把总书记的位置送到了王明手里。
同年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热得像火烤似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汗流浃背。突然，几辆警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一个不显眼的里弄。一群特务，手持短枪，包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所在地。宣传部被破坏了。
王明听到这一消息，吓得面如土色。总书记虽然大权在握，但太危险了，好比脑袋掖在裤腰上，随时都有落地的可能。他考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既可行使总书记的大权，又能不担人头落地的风险。他辞去只当一个多月的总书记的职务，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共的遥控。
紧跟王明的赵容，不仅在推行王明的组织路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宣传鼓动上，也干得极为出色。他忽而口若悬河，忽而笔下千言，仅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的一半时间内，他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宣传王明的思想。这个时期，党的工作是一片冷冷清清。
错误的决策，为中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地的地方都没有了，不得不转移到根据地。但上海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阵地，不能轻易放弃，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局，留赵容在上海局工作。
此刻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都有身陷囹圄、人头落地的危险。
而对这种情势，赵容又在为自己的前程和出路盘算着。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可怕，上海不能呆下去了，必须找个安全地方，避避风头再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决定也像王明那样，到最可靠的大后方苏联去。此举对他来说，可以一举三得：一则离开这个终日令人惶惶不安的恐怖世界；二则去苏联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人生在世，谁愿意总过那苦行僧、清教徒式的生活；三则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现时的白区工作。形势不妙，万一有那么一天，追查起责任来，自己虽然不是罪魁祸首，起码也是个帮凶，离开了这里，就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主意已定，他立刻写了报告，不久便获得批准。
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中午，几个衣着整齐的男女，在上海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其中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大个子男子坐这之后，镇静地从车窗向外望去，不一会，响起了几阵汽笛的尖叫声，火车开动了。这时，他松了口气：“特务未有发现，总算是脱离了虎口。”
这位大个男子，从这天开始，就由赵容改名为康生。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康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与同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曹轶欧结婚的。还在他十七岁那年，他父亲为收敛他的野性，曾让他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桢的女儿陈宣结婚。婚后育有一男一女。女儿叫张玉瑛，独生子叫张玉珉（即张子石）；后来在上海，康生抛了前妻，曹轶欧弃了前夫，两个志同道合者结合在一起了。
康生一家抵达莫斯科后，所见一切令他们十分兴奋，不愧是列宁的故乡。古老的建筑，宽阔的大街，热情好客的苏联人民，都使他们这些曾经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人，产生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苏共中央是把康生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待的，规格很高。他们一家住在讲究的招待所里。“俄国的房子，日本的女人，中国的菜”。康生望望这窗明几净的招待所，心里思忖着，果然名不虚传。
在随后的日子里，颇有心计的康生，便按其预定计划开始了社交活动。他首先拜访了曾经以“钦差大臣”身份自居、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的“太上皇”米夫。米夫对这位来自远方的兄弟党大员，也十分热情。
康生拜访的重点，自然是中共中央实权人物王明。如果没有王明的批准，他是无法来到莫斯科的。康生对王明如此关怀自己，感激涕零。
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王明在“留斯科”招待所，特设便宴为康生一家洗尘接风。“康生同志，万里迢迢来到莫斯科，咱们又到一块了。”王明举起酒杯，同康生碰了碰杯：“为康生同志一路辛苦，平安到达莫斯科干杯！”王明这样破格隆重地招待康生，使康生受宠若惊，“为我们党的英明领袖王明同志，”康生站起身来，举起酒杯，激动得向王明回敬了一杯：“身体健康干杯！”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的话匣子都打开了。“这次如果没有王明同志的关照，我们一定是来不了莫斯科的。”康生满怀感激的心情，向王明说：“今后还是要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夙愿，也是最大的幸福，我代表全家，要为王明同志制定的路线奋斗终生。”说到这，他站了起来，像在举行效忠仪式上宣誓那样：“王明同志指到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那没说的”，王明拍拍康生的肩膀：“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嘛！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今后更要密切合作！”
“哪里！”康生急忙表白道：“你是领导，我是被领导，请多加指示。”康生这样巴结王明，王明自然对康生另眼看待了。他不久便任命康生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全家人都为康生跃进“龙门”而高兴。而康生自己心里有数，在莫斯科，有不少党的高级干部，论资历，不相伯仲，但都没有当上代表团副团长，这是王明对自己的器重。王明是党的领袖，自己是名符其实的副领袖了。紧跟王明这条路是走对了。
这一对知音，已经好得形影不离了。王明特意让康生搬到“留斯科”招待所。康生对于能和王明住在一栋楼里，平起平坐地在一块办公，感到十分荣幸。
“留斯科”招待所是沙俄时代一个权贵的公馆，建筑十分考究、豪华。室内设备也是现代化的。厚厚的地毯，雕有图案的硬木家具，洗澡间，健身房，客厅，餐厅，宽敞的办公室，应有尽有。室外庭院里苍松翠柏，奇花异草，绿绿的草地。四周则是高大的围墙，门口有持枪警卫把守。每逢康生外出，都有秘书、警卫陪同，他已俨然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架式。
有一天，四周静悄悄的，康生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追忆着自己的往事，不胜感慨。人过二十日过午，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奔波半辈子，才第一次享受到这现代化的生活。自己祖家虽是大地主，吃穿不用发愁，但那算得什么生活，土里土气的。在上海那十年，虽然身居闹市，但终日提心吊胆，被特务追得到处奔跑，饥一顿，饱一顿，那又算得什么生活，连睡觉都不敢合眼。回顾往昔，看看现在，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现在看来，有权力有一切。他闭目深思：一定要保住权！
康生没有辜负王明的厚望，他时时都琢磨着王明的意图，心领神会，寸步不离，紧跟着指挥棒转。王明的每句话，康生都奉为“圣旨”。他是王明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每逢什么纪念日、庆祝会、宴会、和社交活动，他们都双双出场。神采奕奕的康生，也很知趣，从不喧宾夺主，他尾随王明身后，一唱一和，十分协调、得体。
康生已看透王明的心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是王明的命根子，既是他的政治纲领，又是他的理论基础，尽管在国内，有不少人把这本小册子看成比洪水猛兽还可恨，可憎。而自己在上海时，曾积极地宣传过这本小册子，从而博得了王明的欢心。王明自有他待人处事的标准，谁拥护他这本小册子，谁就可以成为他的心腹，谁反对他这本小册子，他就把谁看成眼中钉。眼下就要更加卖力地宣传这本小册子。
一天下午，康生在前呼后拥者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东方大学，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当年，俄国人民在列宁领导下，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震撼了全世界。各国的革命人士纷纷投奔苏联，来寻找革命真理。这所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中共派到这里来的第一批留学生，只有八名，后来陆续增加到六十名。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派来的留学生猛增至一千多名。蒋经国也是这时派到这里来学习的。后来，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五年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接受中国留学生。
此刻，学生们热烈鼓掌欢迎康生，他满面春风，频频点头，像一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凯旋而归的英雄，稳步走上讲台。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中国革命的情况，康生同志是刚从国内第一线来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斗争，他不仅身临其境，还亲自参与领导，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现在请康生同志做报告！”主持会议的中山大学领导人的话音刚落，一阵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康生有礼貌地站了起来，向学生招手示意。
“同志们！”他操着浓厚的山东乡音，开始作报告：“中国革命的形势，在我们领袖王明同志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的力量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敌人是每况愈下。”他挥了挥手：“一句话，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他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来聆听着。这个报告会，对远离祖国而渴望了解国内情况的游子，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
康生除了绘声绘色地介绍王明的业绩，也把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讲得十分动人：他是怎样深入虎穴，闯魔窟，同特务周旋；又是怎样同狡猾的敌人攻心斗智，使他们顾此失彼，狼狈不堪。
“尽管在白区特务如麻，我们要拎着脑袋干革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虽狡猾，我们比他们更高明十倍、二十倍。我们照样能够以智取胜。”说到这，高材生提高了声音：“在我队伍内部，也有一些胆小鬼，他们被敌人吓破胆，专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一有风吹草动，就跪倒在地，屈膝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这时，他激动地挺了挺胸：“我在白区工作那么久，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他们又能把我怎样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我的脑门上，并没有贴有上面写着康生二字的批条。”接着，康生又把话锋转到王明身上。顿时，他慷慨激昂，大喊大叫起来，就像示威似的：“谁反对我们领袖王明，谁就是反党，就是打进来的暗探；破坏领导人的威信，就是分裂党、破坏党。我们要坚决捍卫王明同志，捍卫王明同志亲手制定的路线。在这种捍卫和反对王明同志的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要旗帜鲜明，挺身而出，为捍卫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而斗争。”
会场上鸦雀无声。学生们以一种崇敬的眼光，望着这位身经百战、从龙潭虎穴里来的领导人；能听到这样的领导人的教诲，感到十分自豪。报告一结束，学生们一拥而上，热情地把康生围在中间，有请教的、有提问题的、有激动地握手表示敬意的。
康生所到之处，以及每次他的报告，都把王明挂到嘴上。一谈到王明和他的小册子，康生就立刻改变腔调，情绪激动，扯高嗓门：“王明同志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谁怀疑或反对王明同志和他的小册子，他不是反党他子，也是别有用心的坏人。对于这样的人，就要手下无情，进行坚决斗争！”
康生对王明称得上忠心耿耿。他这样对王明效忠，王明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更加把康生看得情同手足。
事有凑巧，康生到莫斯科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赶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康生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会议。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题目是《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王明的口才，是令人赞叹的，他不仅讲得有条有理，而且富有煽动性，听了能使人的血沸腾起来。他说：这几年“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它表现在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情况，坚定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天地更加相信了：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的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使苏维埃获得更大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王明的报告一结束，康生像运动场上的拉拉队长一样，立刻带头鼓掌，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鼓掌，王明满面春风地走下讲台。
第二章发迹莫斯科 2
北国寒冷的夜晚，朔风呼啸。坐落在莫斯科西北角的“留斯科”招待所的大院里，一片宁静。大楼的灯，大部分都熄灭了。只有一个窗口透出明亮的灯光。室外冰天雪地，室内却温暖如春。
康生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他皱紧眉头，思索着即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所作报告的稿子，这是关键的一炮，这一炮打响了，便在共产国际内亮相了，说不定还能捞上一个席位。王明靠什么一步登天的？论资历，他排不上号，论才华，他也并不出众。他就是靠共产国际这后台，硬是拿鸭子上了架。尽管背后有人说三道四，那管什么用，他照样坐上第一把交椅。什么叫威信？“信”值几个大钱一斤，关键是“威”，有了“威”，就会有捧场、吹喇叭、抬轿子、喊万岁，就可以名扬天下。不吹，谁知道你是老几？光有“信”，而无“威”，那是虚的。他自言自语道：“自己也应该在国际场合上亮亮相了。”
给中国党的干部做报告，他是驾轻就熟了，可在国际场合上做报告，他还是第一次，他在想，不鸣则已；一鸣就要惊人，既要显出自己的才华，又不能喧宾夺主，他暗暗地给自己招呼：“绝不能让王明听了不舒服，引起他的嫉妒，这就失策了。”
康生有自知之明，自己毕竟是王明的副手，不能太锋芒毕露，要想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就得学会平庸，心甘情愿地在上司的翅膀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呆着，不能越俎代庖。你就是有天大的聪明才智，也不能外露，否则，成了出头的椽子，就会大祸临身。对待上司的最佳诀窍是，上司说一，你可不能说二，逞能、出风头，都不会有好下场。越是碌碌与世沉浮，就越能稳步上升。历史上的福将，自觉不自觉地都运用着这一宦海哲学。在庸才和上司面前，只能捧场做戏，要留一手，装得糊涂一点，像萧何那样，处处让着刘邦。而韩信吃亏就吃在太聪明了。
人世间有几个大权在握的人，爱人才而不爱奴才，这太少见了。三国时代的田丰是怎么死的，他不是死在愚蠢上，而是死在过分聪明上。曹操为什么杀杨修？也是因为杨修聪明过人。
康生从历史上的宦海生涯中总结出这一处世哲学，对王明也要小心翼翼。自己的翅膀还不硬，伴君如伴虎，他能捧你上台，也能让你身败名裂。“可不能为一时之风头，而酿成百年之大祸，”康生提醒自己，“这个报告，一定要善于掌握火候。”
康生冥思苦想，终于把报告的稿子写了出来，毕恭毕敬地送呈王明审阅；王明也很客气，只在稿子上写了“同意”二字，退回给康生。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他在报告中说：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白区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从数，从三万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万分，百分之六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他满怀激情地大声疾呼：“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悲观情绪，说白区工作都被敌人破坏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被敌人一网打尽了，斩尽杀绝了。不对，这是取消革命的调子。这种悲惨的论调，不仅是对王明路线的诽谤，也是对共产国际的污蔑。无数的事实，早已粉碎了这种悲观论调。事实又怎样呢？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名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康生的这个报告，搏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兄弟党代表的一阵阵掌声。但这个报告，一是为欺骗共产国际；二是为邀功请赏，也是为美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来的选举证明，康生的心血也没有白费。在王明的“保驾”下，一九三四年一月，党的中央全会上，康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康生这样竭力地吹捧王明的错误路线，自然要回国内实行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已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不紧急刹车，眼看中国革命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正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这天，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峻的现实使很多中共人士觉醒到，再按照王明那条路线干下去，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走石达开的道路。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着的问题。
会议室不大，当中摆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是一些藤椅子、木椅子和长条板凳，两扇窗户上，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
因为白天要研究军事部署，指挥作战，会议只能安排在晚上开。天冷夜寒，屋内炭火盆烧得很旺。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道德由他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军事路线进行分析时，一再强调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实，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前进中的冒险主义，休整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就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在会议上摊牌了。接着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都发了言，支持毛泽东领导中央军委。周恩来也指出：只有毛泽东来领导，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这时，中共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坐在房门旁低着脑袋，一声不吭，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他情绪沮丧，但态度仍很顽固，死不认错。经过三个晚上的讨论，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参加书记处；解除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会上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
这次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议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康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一人事上的大换班，又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肯定会受连累的。他感到前途有虞，能否平安的度过这一关，还是一个未知数。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康生环顾左右，只剩下自己和身影，面对四壁，真是茕茕立，形影相吊。这一次是否能转危为安？他缺乏信心。原来在李立三这棵大树底下乘凉，结果李立三倒了，投靠到王明旗下，现在王明又要倒了，该投靠谁呢？没有后台，自己的地位能保住么？还不是小碟里的咸菜，人家想动，一筷子的事。
他越想越不堪设想。这是他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发生的政治危机。“政治啊，真有点像娃娃的脸，美人的心，一天三变，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变化无常。真难掌握啊！”他有气无力地靠在沙发上，拍着脑袋，自言自语道：“十年的呕心沥血，苦苦经营，才取到今天的地位，中间经过了多少急流险滩，大风大浪，难道就此收场么？”想到这里，他忽然站起身来，“不，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宝盖’还没有最后揭开，谁输谁赢，还没见分晓呢，慌什么！”
他很快地冷静下来，共产国际能支持新选出来的毛泽东吗？他们的胆子太大了，共产国际没派人监场，他们就居然敢自行其事，先斩后奏，这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吗？要是没有共产国际的“加冕”，他们的屁股能坐稳吗？未必，他们不要高兴太早了。毛泽东的优势，是手里有枪杆子，但他没有来过莫斯科，他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的劣势，是手里没掌握枪杆子，是他的优势，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山无二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他们的较量，势在必行。究竟谁胜谁败，这还不是最后的定局。“根本用不着紧张，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安慰着自己。不管怎样，眼下是在莫斯科，王明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红军被蒋介石追得满山遍野的跑，像闯荡江湖一样，飘泊不定，将来能否成大气候，还难以预卜。更换门庭，还不到时候。你们选毛泽东当领袖，他只能在红军里发号施令。而在莫斯科，万里迢迢，鞭长莫及，这里是王明的天下。“唉！”他叹了一口气：“县官不如现官，顶头上司厉害呀！”
康生打定主意，对遵义会议采取三条应变措施：一，表面上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置若闻，给自己留一条回旋余地。二，封锁消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采取愚民政策；这一消息要是向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达，必将引起八级地震的。三，分庭抗礼，我行我素，继续拥护王明为党中央领导；这名正言顺，因为他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领袖，现在共产国际并没撤他的职呀！
遵义会议几个月后，妈一九三五年夏的一天，国际列宁学院和中山大学的一些学生，三五成群，若无其事地来到“留斯科”招待所，康生笑脸相迎，热情地把学生们让进会议室。室内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又像开会，又像聊天。有的学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有的则经过面授机宜，对康生的用意，心领神会。康生像摆迷魂阵一样，并不开门见山亮出自己的意图，而是借他人的口，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一些天真幼稚的学生，出于对中央领导人的信任，把这些话当成为“正宗”中央的指示。几天之后，这个迷魂阵的内幕揭开了：共产国际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