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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和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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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和书法
&&&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瓶生、韵斋等，晚号瓶庐、松禅，江苏常熟人。他自咸丰六年（1856）中状元后，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先后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在朝达四十余年，以清正廉明、忠君爱国闻。他对外主张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主张变法图强，支持并参与戊戌变法，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旋被慈禧罢免、禁锢，赍志以没。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瓶庐诗稿》、《瓶庐丛稿》等。 　　翁同和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学者、诗人。他的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评价甚高。《清史稿?翁同和传》：“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杨守敬《学书迩言》评：“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刘体仁《异辞录》则曰：“常熟（指翁同和）书法，在石庵、完白间，于本朝可称第一”。陈宝琛、汪洵，沈尹默等人之论翁书，亦与上述诸说略同，兹不赘引。现就翁氏的书法、书论以及对后世之影响，略作论述如下。 　　翁同和幼年学书，取法欧，褚与赵孟\，现存他十五、六岁时写在试卷上的小楷，已经珠圆玉润。《赠济之世一兄金笺四条屏》，是他学赵的代表作，共三十四行，每行三十四、五字，字与字之间虽无连接引带之笔，但参差错落，用笔流畅，一气呵成，足见他用功之勤，崭露了他书法艺术的天才。《亡妻汤氏权厝志》》是他三十一岁时书，已参颜真卿笔意，惟捺笔仍守赵氏法。这件墨迹是研究他早、中年书风演变的重要资料。以后他致力学颜，得其风骨，而欧、褚、颜俱以严谨端庄为体，故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见《绥崖一兄联》），学苏轼回翔台阁时的丰腴流丽（削籍归里后沉郁凝重），更参以二王之平和飘逸，章草之古拙。转益多师，是他中年时期的书风，作品中多有上述诸家之韵味。他临的《张翰帖》，用笔既学欧的露锋，又间有颜的藏锋，结体既有欧之内敛，又参颜意略加扩展，然神完气足，此真善学欧书者。当时碑学盛行，他在《题金农墨戏册跋》云：“国初人书，多沿董派，振奇之士，又或以鸥波法入磔，徒见纤媚而已，先生独效北碑，笔曲而横出有力，世有知者，当韪余言”。（转引自翁万戈：《略谈家藏书画》载《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他不但提倡北碑，而且身体力行，晚年（大约在五十五岁左右）沉浸于汉隶、北碑，得力于《衡方》、《张迁》、《礼器》等碑，还吸收学颜后自成一家的刘墉、何绍基等人之长，尤其是学何绍基的回腕法，含英咀华，冶古今碑帖于一炉，才开创了结体森秀宽博，运笔遒劲，力透纸背，似纯绵之裹精铁，具雍雍穆穆庙堂之气的翁体。《节临华山碑扇面》，用笔基本上规模原碑，惟波磔略参北碑。题款学北碑，因字小，字体稍修长，以舒笔意，静穆古朴，从中可见他隶书、北碑的深厚动力。行书则师刘墉笔而稍变其结体，翁氏晚年的信札，亦多用此体。 　　他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造诣，一方面固属天资颖悟，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临池的功夫。他习字先从写小楷入手，幼年即工小楷，稍后，又受米芾、董其昌论书影响至深，用中锋提笔写小楷。他积学书心得，谓“锋必抵纸”（《瓶庐丛稿》卷三，《论书十六字》）就是要保持中锋用笔，尤其要注意横竖撇捺等笔画的起止处，力须送足，锋藏画内，这样就能锋势齐全。他刻苦学习，强化训练，有时竟至“指腕欲脱”，日久自然纯熟。他在四十岁时为铁琴铜剑楼瞿浚之题《虹月归来图》所作小楷书，筋骨神气俱备，可见其功力之深厚。 　　翁同和是晚清政坛的要员，正当“中华未有之艰难”时，他在繁忙之余，还要教皇帝读书、批阅试卷等，耗去了绝大部分的精力与时间。但他酷嗜书法，把写字作为养生之道，日记中记：“归，写对，稍疏其气，否则必病矣”。读书写字不敢稍闲之状亦屡见于日记。他向张荫桓借观《大观帖》退朝后犹挤时间临摹。这种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寸阴是竞的学习精神，加上深厚的文化修养，是他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黄山谷云：得欧书真迹数行，精思学之，名满天下。翁同和富收藏（《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可窥一斑），服官京师四十余年，师友间常互携所藏观摩析赏，又获观内府珍藏，经他过目的名迹难以计数，久之自然胸罗宏富，眼光精深，这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翁同和认为学书当先规模古法，练就扎实基本功，在《题曹东谷尊人遗墨》中引黄山谷论书：“‘李西台如法师参禅，王著如小僧缚律’，语有低昂，不知舍律无由悟道也。先生之书，左规右矩，毫芒皆有法度，非墨池笔V不能造此境”。（见《瓶庐丛稿》卷三）他也批评一些人，“囿于所习”，“习欧则欧，习褚则褚，未肯少越，以为规矩体势当尔也”。（《瓶庐丛稿》卷三，《跋梁山舟〈碑版异辞录〉》）综观翁同和的书法之路，是一个从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到自成一格的过程，而这种风格，是从规矩、法度中自然形成的。他在《杨吉南藏z叟书跋》中说：“z叟书自入蜀而一变，甲寅所赋z臂翁诗尽之矣。叟于篆日写数十，于《张迁》、《衡方》各临数百通，笔势乃如蛟龙翔舞，而兢兢于悬臂中锋，横平竖直，岂狂怪一流者哉”。（《瓶庐丛稿》卷四）这对于一些轻薄为书，侈言创新的人来说，是一大棒喝。 翁同和还认为书家除了要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之外，还要心正，心正则笔正。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品，有人品才有书品、画品、诗品；二是指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与创作要有灵感并不相悖，因为凝神澄虑，恰恰能激起灵感，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翁同和生于道光十年庚寅，生肖属虎，每喜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写虎字，以应人求。寅月是阴历正月，寅时是每天凌晨三时至五时，是一年中最冷之月的最冷之时。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正是寅年寅月寅日，七十三岁的翁同和在寅时起床“秉烛写‘虎’字数十幅”，因为人家来求是藉以辟邪的，所以他在书写前“如对神明”，臂力浮起，运椽笔挥洒如意，收到了“淋漓纵逸”的艺术效果（见该日日记）。随后即被巴慰祖裔孙巴西农选取真、草、隶、篆体、“虎”字各一幅，勾摹刻版，拓印以广流传。 　　翁同和的书法，生前就已享盛名。日本驻清公使林董求他写字，朝鲜使臣曹东谷请他题辞，谭钟麟亲自把一部分翁同和寄给他的信札交其子延]珍藏。即使在翁同和被禁锢时，东吴大学建校，仍请他写校名，常州天宁寺方丈冶开专程来常熟求他写大殿匾额与对联。翁同和逝世后，他的书法更为世人所重。汪鸣銮送的挽诗曰：“黄扉归去白云深，翰墨流传自有神。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徐兆玮撰的挽联中，亦有“深心托毫素，即论余事亦千秋”之句。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学习、收藏、刻印翁书之风历久不衰，兹分别略述如下： 　　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与其弟泽]的书法同学翁同和，中山陵内有些碑是由谭延]写后勒石的（见1926年第一期《良友》杂志），酷似翁同和四十岁以后所书。谭延]对翁同和其人其书更为倾服，自号瓶斋，就是取自瓶生、瓶庐之意。谭氏兄弟在现代书法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吉林成多禄为翁同和致尧山将军书作跋语曰：“每观颜书，便觉他人之书有佻弱气。翁书亦然，昔人谓之老罴当道百兽震恐，不虚也。”（转引自韩厉君《吉林近代书家成多禄》，载1991年第三期《书法》他得力于翁同和最多；同邑的赵石亦然，他们都是学翁书后成名成家的。 　　宣统元年，谭氏兄弟把翁同和致其父的全部信札印成《春及草堂翁帖》，这是首次问世的翁同和书法专集。宣统三年，阳湖陶湘辑集的《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一，就有石印的翁同和尺牍八通。李笏得翁同和晚年为缪少村临苏轼《西楼帖》，吴昌硕观后作跋，赞叹为“超绝千古”，“他日当与坡书并垂不朽”，李笏即摹刻拓赠同好，原迹则辗转被庞莱臣以重金购得。听一些老辈说，那时翁同和写的对联，每副值银元四十至六十枚，于是邑中就有好几个人专作假翁字出售，其中以赵石为最著。至于盛传翁同和生前曾嘱赵石捉刀之事，现在的一些知名的掌故专家，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中也采此说。据笔者考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已另撰文驳正。自1920年起，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先后影印了翁同和部分遗墨：《翁松掸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手札》、《瓶庐丛稿》、《翁瓶笙书扇集》、《翁松禅山水人物画册》，为学习翁书的人提供了范本并资鉴赏。 。 　　1925年，涵芬楼影印的《翁文恭公日记》问世，这部四十厚册的巨著，记录了作者在四十六年之间亲历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宫廷见闻、朝章掌故、官场酬答与自己的思想演变，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是治中国近代史者的必读之书。从书法的角度来说，这部日记展示了翁同和四十六年间书风演变的过程。有很多日记，就是一帧帧情美的书法艺术品，翁同和纪念馆内展出的日记影印件，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到此参观，无不叹服。日记中还有许多论书与考证碑版的精微之见，如：“看苏书赵碑，始悟丛帖所刻皆伪迹耳，苏自欧出者也。”“看孔羡帖，……因悟魏刻变篆为竹节，两头皆方，而实中锋也。”这部日记，对于学习、研究书法的人来说，同样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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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一个更精良的版本
中华读书报
《翁同龢日记》（1-8卷），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中西书局2011年12月出版，680.00元
&&&&经多年考订琢磨，《翁同龢日记》终于付梓，有以呈现于读者了。&&&&翁同龢乃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两朝帝师，军机重臣，他以近50年坚持不懈所记的日记，跨越了三个朝廷，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保存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对清季政局、外交、社会生活及思想风潮等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翁氏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鉴赏家，《日记》中提到的大量名人法帖、画作、古器皿，对文物研究者来说，都是翔实可靠的资料。他对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有关医理方面的独到见解在行文中随处可见，亦足资参考。这部多达数百万字的日记巨著，可谓包罗万象，泽溉学人。&&&&在翁同龢被倚重的同治、光绪两朝中，朝政的实际掌控者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年轻的同治帝驾崩后，出现了一件关乎清朝国运的大事，那就是择立新君，慈禧太后垂帘多年，有很强的权力欲，立谁为帝直接关系着她的切身利益。为此，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集近支宗室和军机大臣开会讨论，翁同龢作为同治皇帝的师傅，亦得列席。此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并无记载，野史笔记虽有涉及，但基本是推测附会，并无实据，最可靠的记载即见于《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慈禧太后想继续垂帘，势必要皇帝年幼方可行，军机大臣为宗社考虑，欲立长君，故曰“请择贤而立”，但仍然“恳乞垂帘”，这实际上是与慈禧的一种讨价还价：虽然立长君，太后一样可以垂帘。慈禧并不买账，她的回答看似简单，却大有玄机。首先，“文宗无次子”。此次选立的新君继承的本应是同治帝的皇位，但如此一来，慈禧就会退居二线成为太皇太后，大权将会旁落到下一任太后即同治帝的皇后手中——众所周知，太后与皇后素来水火不容——这是慈禧太后最不愿看到也绝不容许发生的事。为此，她决意舍弃同治，转而为文宗，即咸丰皇帝选择继承人。其次，她将立储之说改为“承嗣”，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转换，告诉人们：此次择立新君不单单是皇位传承，同时也是为咸丰皇帝过继子嗣，那么立幼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须幼者乃可教育”。最后话锋一转，“一语既定，永无更移”，不留任何反驳的余地，众王公大臣只有唯唯“敬听”而已。这短短数语的记载，言简意赅，却很值得玩味，将慈禧的机警善辩、强悍跋扈表露无遗。&&&&日记所载多为日常琐事，却让读者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略窥一斑。如每日日记开头一般都记该日天气如何，春季的天气记载则常见“黄沙漠漠”、“黄沙蔽天”、“大风黄沙”等语，而且出现的频率相当高。由此可见，北京春季的沙尘暴由来已久，并非近年才有的现象。还有“股票”一词，一般人皆以为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才出现、使用的词，却在《翁同龢日记》中被多次提到，这说明至少在晚清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有股票的买卖。当时财政困难的清廷甚至利用股票来集资，“设昭信股票，自王公至齐民皆准领，每百两为股，周息五厘，廿年本利并完”、“是日户部值日，奏昭信股票京中得七十四万，各省七百馀万”，甚至以官员认购股票为“报效”，“张汝梅报效银十万，命归入股票”、“电旨：报效者仍归股票”，只不过当时的股票更像是一种国债，与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不同。诸如此类，在《翁同龢日记》中比比皆是，随手翻阅，皆有所得。&&&&作为“日记”，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日常行事必然是重要内容之一。翁同龢身为帝师，饱读诗书，理应修身齐家、律己甚严，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就日记中所载，他与陆姓妾氏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因为“与妾语不合”，竟“抵以茶具，败血流面”，将陆氏打至头破血流。他自己也说：“自念于伦纪中无甚愧行，而闺房中多任性暴戾，可惧哉。”其妻汤氏固然因病而逝，但据年谱所载，亦因“余气刚，偶口角，疾复作，入秋益剧，诸药杂投无效”。显系二人争吵，翁同龢言辞激切，导致汤夫人旧疾复发，以致不起。当然，人谁无过，但从日记中，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了解翁同龢其人，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翁同龢日记》原手稿字多行草，间有异体，又因涂改而导致笔划不清，凡此种种，使得此书出版面临的一个首要难题即是文字的识读。1925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线装40册，现在一般称“涵版”。张先生是翁同龢的学生，为尊者讳，在影印过程中将原稿删隐多处。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此制为缩印本。历来的排印本有赵中孚编辑之《翁同龢日记排印本（附索引）》，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精装6册，第6册有人名、地名索引，以及常见人物重要事迹、翁氏老大房支系图等，简称“赵版”。“赵版”源于“涵版”，对日记做了整理，首次标点断句，识读原文，做了很多工作，但错讹之处亦不少，包括标点、断句讹误，字句脱漏等，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继有中华书局的简体横排本，陈义杰点校，称《翁同龢日记》，1989年初版，2006年第二版，平装6册，无索引等便利读者之项目，但增附年翁之《军机处日记》，简称“陈版”。“陈版”亦源于“涵版”，对“赵版”之误既有改进又有沿袭。&&&&为了使翁同龢日记以最完整、最准确的面貌呈现，翁同龢的后人——远在美国，已九十高龄的翁万戈先生偕其侄翁以钧先生，以家藏的翁同龢日记手稿为底本，费时两载，逐字校订，查漏补阙，重新点校了这一晚清日记巨著，这也是目前首次使用翁同龢手稿原件进行整理、研究的版本。&&&&新版首先完善了日记的整体内容。已有的几种本子仅限于“涵版”《翁文恭公日记》所载的内容，即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的部分，“陈版”虽将军机处日记编入，但仅有年的中法战争日记，尚缺年的甲午海战日记。此次重新出版的《日记》除将此两种军机处日记全部收入外，还有一部分由翁万戈先生提供的翁同龢早期日记，包括己酉夏南归赴试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初六日）和庚戌恭赴西陵日记（道光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是翁同龢早年参加学政会考及随父亲翁心存护送道光皇帝梓宫入西陵时所记日记，保存了不少珍贵史料。此外，《日记》还增补了翁同龢的自订年谱（原名松禅年谱）及其侄曾孙翁之憙所作的年谱补，后续还将编印出版日记人名索引，以便于查阅。&&&&其次，是关于挖改、删隐之处的补充复原。翁同龢日记共经过两次删改。一次是翁同龢自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将日记中所载与维新活动有关的人物、事件等作了改动，其中有挖改之处，亦有将整页剪下重新改写之处，此类挖改在手稿中均有明显痕迹，但木已成舟，无法复原。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凡此类翁氏自行挖改之处均拍成照片作为插图放入日记附录《删改真象》中。另一次即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时所作的删改，此次重新整理已将其一一复原。此外，日记手稿原件中有不少翁同龢的手绘图，多为地形图、星象图等，出于保存文献的考虑，此次整理对这类图均作了保留。&&&&&如上所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最为繁复的工作还在于草书及插补文字的辨识工作，前此的版本虽已做了大量工作，然误识之处仍复不少，尤其是人名，此次重新点校均尽可能作了查考，以归于正；至于文中错字，及因错而文意龃龉、断句失准处，也尽可能作了改正，增加了日记的准确性。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内容宏富的煌煌巨著而言，探究是永无止境的，整理过程中对种种疑难、争议的解答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日后漫长的探索中，必将有更正确、更接近真相的答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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