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的翻译_百度知道
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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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辛亥革命黄花岗烈士，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林觉民这位历史风云人物。在福州市乃至福建省有关部门所列的辛亥革命历史名人中，往往首选林觉民为代表；林觉民的故居现在也辟成了《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林觉民何以能成为福建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们会说，因为他参加辛亥革命，特别是在“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的广州起义中英勇奋战，壮烈捐躯之故。然而，在黄花岗烈士中，福建籍的有二十几人，为首者是当时同盟会福建支部的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追封为“大将军”的林文。为什么代表人物不是林文而是他呢？或许人们会说，因为林觉民在赴义前写下脍炙人口的《诀别书》，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也与林觉民一样怀着必死的决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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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东磐 &&上传： &&下载： &&更新时间： 19:43:31 &&文章状态：连载中
上一章 &&&&&&
==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它让流落在历史之外的那支部队和那段往事，再一次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关于中国远征军，国人长时间集体失忆。如果现在上街随机采访，一一询问路人有关这支军队的信息，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地摇头。对于这段学校不教、书店看不到、档案馆查不到的历史，人们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一个甲子之前，在滇西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军队参加过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最后用十数万年轻的生命换得了国家今日的安宁。而其中的细节和之后发生在许多幸存老兵身上的故事，至今仍鲜为人知。 　　在本书作者章东磐之前，已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这一次，章东磐和几位同行者决定重走当年远征军之路。他们先后踏上滇缅公路，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进行战场调研；他们还寻访到了多位幸存老军人，并用这些垂垂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 　　作者把几次滇西采访的经历整理成文，辑成了这本《父亲的战场》。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个人物，五六处战场。没有恢宏的大场面叙述，也没有战略战术的专业分析，有的是动人心魄的小细节，和一个个人物命运的波澜诡谲。《石牌》荡气回肠、《高黎贡山》震慑人心、《功果桥》令人扼腕、《松山》惨烈揪心，那场大战和无数小战役的剪影，都被作者一笔一划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书中的人物更是让人不禁落泪。因为每个月得到200元资助而对资助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的士兵叶进财；错遇26年牢狱磨难却依然优雅安详、出狱后选择教书育人的上尉张子文；在战友墓前不能自持地颤抖的士兵陆朝茂；为了将战友遗体迁入墓园而到处奔波的刘老伯……曾经英勇的卫国战士，如今命运坎坷的垂死老人，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真实得让人如受剜心之痛。 　　作为一部涉及历史内容的纪实作品，书中还对围绕远征军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所谓的“史实”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力图还原这些历史细节以真实；作者也对所采访老兵 “口述历史”的内容进行了辨识和指正，没有盲目采信，对于其中一些大话和诳语也未做修改装饰，展现出生动的人物原貌。 　　随书首度发表的近百张美军拍摄的远征军照片，展现了战争当时的地形地貌、武器装备，远征军士兵的音容笑貌，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可能都没有子嗣，但作者选择《父亲的战场》这个书名，就是为了表达后来人对于我们民族的光荣父辈们最深切的敬意。 　　全书人物形象刻画细致，战争和战场的描绘画面感强，人、物、事、景的描写均着眼于细节。文字情感浓厚，一唱三叹，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纪实作品。
===《父亲的战场》并非讲史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一书日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不少读者追捧。昨天，该书作者章东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滇西战场是一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断续续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讲述的故事只是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期望更多人一起来拼完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辈们的背影。”
　　用片段拼贴记忆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滇缅战场上，中国军队展开反攻，后来赢得胜利。但随着1945年内战爆发，滇西战场很快被人们遗忘了。《父亲的战场》是章东磐历时6年，深入滇西调查中国远征军当年抗战情状的纪实之作。书中，章东磐用平实的语言、动情的笔触，用片段和人物链接碎裂的记忆，描述了中国远征军惨烈悲壮的历史。《石牌》《高黎贡山》《功果桥》等20多篇文章，生动再现了士兵叶进财、上尉张子文等十几个人物，以及五六处战场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
　　章东磐退役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来在人民画报出版社编辑美术史，而后又进入一家彩印厂，如今的他身份是民间学者。对于写作《父亲的战场》一书，章东磐表示，早在1999年，他在腾冲国殇墓园买到一本书《剑扫烽烟》。“那是一位当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我们完全不了解远征军历史的情况下，这本书是许多人踏入那段历史的启蒙性读物。虽然我们在随后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书中大量故事并无踪迹，但那本书的作用不能忽视。它推开了滇西战场的历史之窗，让我下定决心去寻访父辈的光荣战场。”
　　章东磐的父亲没有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书中也很少提到他的父亲，但书名却叫做《父亲的战场》。对此，章东磐解释说，他的父亲母亲都在新四军，从小就听他们讲惊险的过封锁线的故事。“我这本书不是讲自己的父亲，而是讲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父亲们。”
　　田野调查并非历史
　　章东磐说，他必须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他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只是脚踏实地做田野调查，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为了找到那支远征军的足迹，章东磐和几个同伴曾三次徒步翻过高黎贡山，这是二战时海拔最高的战场。当地的老人说，他们走的是一条“只有毒贩子才走的路”。章东磐说，当时的战壕还在，阵亡者的尸骨还在，电话线的磁座还在。但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场，几乎没有什么学者实地考察的记录。
　　章东磐说，其实滇西战场很小。“我们走过的都是穷乡僻壤，那里交通不发达，人们的记忆鲜活且准确。在高黎贡山脚下，你随便问个老人，他都能给你讲战争年代的事情，而且很生动。一位老人说美国人睡觉都挂在树上。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睡吊床。对山里人而言，一辈子可能只见过一次外国人，所以印象深刻，讲起来就像在讲昨天发生的事一样。”章东磐说，采访、调查是发现喜悦的过程，没有常规意义上的困难，“走路是累一点，正好减肥。”
　　期待真实被还原
　　于是，在章东磐的笔下，就有了“终于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的士兵叶进财；错遭26年牢狱磨难、出狱后选择教书育人的上尉张子文；舍己救人的杨连长；为了将战友遗体迁入墓园而到处奔波的刘老伯等。此外，他们还寻访到了一些幸存着的老军人，并用这些垂暮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
　　章东磐说，关于滇西，关于抗日战争史，他只有力量和勇气写这一本书。“亲耳听到亲历者的述说和看书是不一样的。听着一个一个生命的叙述，才会知道什么叫残酷，什么叫沉重。我陪着他们难过，写的时候难过，修改的时候还难过。”
　　章东磐说，对于他来说，近6年的艰辛调查，唯一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看到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尊严；从书中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最坚硬的脊梁，“希望有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理性与客观的调查反思。”
　　章东磐认为，他们几年来只是断断续续地走访了滇西战场很小的一部分。“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能一起来重新拼完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辈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槃与重生。”
　　遗迹被开发成景点
　　章东磐透露，当年英雄流血牺牲的地方，现在或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或被人们默默遗忘，由此他感到愤懑与无奈。“我只是想说,父辈们用命留下的历史遗迹不是‘景点’,其实这个观念应该是常识,并不深刻。能不能专用一个词汇来称呼这些关乎国家命运与尊严的遗存,例如:国家纪念地。而且最好不要卖门票。”
父亲的战场
三等科员熊文定
去寻访熊文定老人的那天,很冷,很冷.
老人腿脚已很不利落,陪我们谈话,只能长时间地坐在一把旧藤椅上,背后和腰间都垫着棉被,面前放一个电热炉.虚弱的老人和蔼而慈祥,总觉得像是一位教了几十年书的乡村先生,而不是见过那样大阵仗的英勇军人.
1999年的时候,孙敏就访问过老人,老人家那时尚住在县城里,身体也还好过今天.我看过那时孙敏她们给老人拍的照片,是在他狭小的旧屋中,老人凝视着窗外,背后墙上即张挂着古代英雄的警句,那不是临时弄上去摆样子的,那样的信念伴随了老人几十年.就是那位平凡如水的照片中人和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在讲述了近乎宿命的一生苦难后,平静地告诉孙敏:我只是做了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这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地心酸.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很多当时没有做这件事的胆小鬼,在十年和二十年之后的极左风潮中一拥而起,全无风险地用语言,用纸笔,用权力,用拳头,用皮带,用绳索,甚至用日本军人留下的刺刀和军刀,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灵魂和身体上施暴,如此每一个国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至今都没有被细细地翻捡和追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曾如我们这样大比例地伤害自己的抗敌军人而永不需追悔的吗
什么叫胸怀,认识了这位老人就知道,那原本不是与深不可测的大学问绑在一起的.熊文定老伯是1922年生人,少年时候成了孤儿,跟着祖父讨生活.他没有介绍自己的祖父,但这位祖父一定是一位场面上的文人,与张问德先生有着够深的交情,才能在战乱中把年轻的熊文定托孤于他.二十岁,在今天的时代,正是在大学读书的年纪,熊文定被祖父从逃难的人流中牵了出来,亲手交给了正在筹组抗日政府的老县长张问德.祖父那一刻的选择,决定了熊文定一生的命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年迈的祖父让孤儿熊文定离开自己,跟上注定颠沛流离险境重重的张县长去打仗,去抗敌救国.
熊老伯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没有一句对于当年选择进而迭遭不幸的追悔与抱怨,一句都没有.他强撑着显然孱弱的身体,娓娓地讲述着老县长,讲述着追随老县长一同打游击的那群抗日乡绅与知识分子,讲述着惨遭牺牲仍无怨无悔支援抗战的老百姓,讲述着在日寇铁蹄下挣扎求生的顺民们是怎样的无奈而不愿今人苛责他们.显然地,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又与孙敏打过交道,知道我们来采访不是赶热闹,所以他鼓起老迈生命的余晖,尽量多地向我们讲述那段虽然局部,但是真实的历史.只是,唯独没有对自己不公的抱怨.真的一句都没有.
熊文定就是在界头决定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告诉我们,日,县长邱天培和腾冲海关周姓官员从城里逃到界头,在街上一位姓杨的家里过夜,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要继续东行翻高黎贡山.邱天培想必也与熊文定的祖父相熟,提议让熊文定与他们一起走,祖父没有同意.其实邱县长此议真是好心,因为山东面的怒江早已严防死守,如果不随县长同行,到了江边也过不去.可就是这样的险境,祖父偏没有让已经丧父的膝下独苗跟他走.
界头是腾冲县境最东边的一个乡,离县城几乎一百公里.那时的界头比今天繁盛,因为从云南内地通往缅北的古道必须经过此地.今天再到界头,仍能依稀看到上百年前奠定的那个古镇的规模,远不是一个偏远山村的样貌,连街道都比今天的一些贫困县城宽.所以那个时候,界头这个以今天眼光看极狭促的小地方,是真藏着几位有远见,敢担当的人物.
二百多个日本兵占了县城,从政治意义上,腾冲就&沦陷&了.但腾冲有多大,不用双脚去丈量,去攀爬,谁也体会不了.即便在今天,走汽车的公路能通进每个乡,每个村,但每一条公路都是在离开县城几里路,就一头扎进莽莽无边的群山里,这样的地方,真要占领到藏不下一个抵抗者,全滇西几万日本人都过来也不够.所以,远离县城的地方,自然就成了敌我互相纠缠的游击区.准确地说,在日军真正占领高黎贡山脊之前,这里基本是抗日政府的天下.
刘楚湘,张问德筹组临时县政委员会的时候,手里其实除了几个不怕死的老头,什么资源也没有.不要说兵,连印都被最不该跑的在任县长邱天培背跑了.仅有的地方武装叫护路营,其中两个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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