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百家讲坛 周岭 周雷3人有亲戚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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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曹雪芹——代前言周岭 (一)我之与“曹学”结缘,肇始于二十二年前的一段往事。一九八六年的新春,接到胡德平兄的盛情邀约,加盟中国曹雪芹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兼艺术委员会主席。当时,央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正进入最艰苦阶段,剧本亦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因为身在导演组,复又负责通部剧本的统稿修改事宜,正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兹事体大,关乎曹雪芹,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推脱的。中国曹雪芹学会请了周汝昌先生出任名誉会长。我记得,当年的两会期间,周汝昌先生还就中国曹雪芹学会的成立、挂靠、经费、编制等事宜作了专项提案。其后,提案由全国政协批转国家人事部、文化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落实。常务理事会由七个人组成,德平任会长,从中国红楼梦学会过来了四位,杨乃济、胡文彬、周雷和我,再加上社科院经济所的俞敏生(俞正声的弟弟),以及一直追随德平从事曹雪芹生平调查研究的严宽。下设四个专业委员会,分别为学术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那段时间大家对于曹雪芹研究的热情很高,几乎每周都要聚会共商“曹学”大业。有时在敏生供职的经济所,有时在文彬供职的人民出版社,甚至偶尔在会计司胡同的总书记家中。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德平时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巡视员,算是有职衔的,余下几位多为学者,当时都很清贫,每会都是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来。我骑的一辆,是从胡小伟处借用长期未予璧还的旧车。德平兄的坐骑也差不多,铃铛和其它地方一起响。&(二)我这个“艺术委员会”成立以后,做了几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帮了一家酿酒企业的忙。这家酒厂在四川宜宾,是个省内颇有影响的村办企业。厂长是十二大代表,不甘心只为五粮液供应原酒,下决心自创品牌。为求振聋发聩,数度苦思冥想之后,灵光乍现,想到了《红楼梦》。于是决然将企业更名为“红楼梦酒厂”,产品定名为“梦酒”。接着,不远千里,赴京求助。先找到红学会,接待某公当即拒绝。理由无任正确:未闻曹家有谁去过四川,《红楼梦》中亦未有一笔写到四川!厂长想的却很朴实:中国最好的酒,以中国最伟大的书命名,即使风马牛不相及,又有什么要紧?于是索性住下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经高人指点,找到了胡德平。德平说,咱们帮帮他?于是,我接了这个活儿。此事的确既犯愁又好笑。我想,怎么都得想办法让风马牛相及才好。也是灵光乍现,:雪芹既然能“假作真时”,我等又何妨“无为有处”?好,想明白了,就“制造”联系。于是,提了两瓶“梦酒”、兜了一手绢五香花生米,拉来时任中国书协秘书长的 王景芬先生以壮声威,诣启功先生府上求字。敲门时,见门上那一纸著名的“大熊猫病了”的字条仍在。启先生亲自应门,看见酒和花生米,拊掌大笑。甫一落座,又有人敲门,启先生道:“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敲先生门,要是先生不愿意见,即由下人回说:‘先生不在家。’你看,现在都是自己开门,横是不能说:‘先生不在家’吧?”来人求“辅仁大学校友会”题字,启先生拒写,说:“辅仁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应该找美国人写。”待求字的人走了,启先生找出个酒杯,问:“酒怎么样?”我用厂长的话说:“这酒到五粮液!”接着,顺势慷慨陈辞了一番,其实自己都觉得没有说服力。不想启先生笑嘻嘻的,搁杯援笔,是一支大提斗,居然写下了两个擘窠大字:“梦酒”。据王景芬先生说,启先生没给人写过这么大的字,是空前的。多年以后,王景芬先生说,后来再也没给人写过这么大的字,是绝后的。启先生意犹未尽,问我:“拍的怎么样了?”我知道问的是《红楼梦》电视剧。我说:“快了。”启先生换了支笔,一边写一边念念有词:“伟大红楼梦,曾经万口传;摄成电视剧,陆地有群仙。”&然后呵呵笑道:“给你的。”可惜这幅意外得到的墨宝,后来被人自告奋勇拿去装裱,竟连人带字失踪至今。那“空前绝后”的“梦酒”两个大字成了酒厂的镇厂之宝,并作为商标印在包装上,为酒厂赚了不少的眼球和钞票,此是后话。接着,给酒厂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大型评酒会。应邀出席的各方贤达有全部在京的全国评酒委员,有周汝昌、吴世昌、朱家溍、吴祖光、杨宪益、端木蕻良、谢铁骊、王立平、廖沫沙、陈昊苏等文化名宿和官员,有各大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老台长戴临风、时任台长的王枫、副台长阮若琳、副台长洪民生、副台长陈汉元等悉数到会。现场采访的新闻部某君感慨道:“曹学会真有面子,台长办公会怕都到不了这么齐!”电视剧《红楼梦》在京未出外景的演员张明明、成梅、王忠信、刘宗佑,电影《红楼梦》的贾母林默予,电影演员杨再葆等一干大星小星悉来捧场,亦成为亮点。尤其是演过样板戏《杜鹃山》里“温其久”的王忠信一曲“今日痛饮庆功酒”,竟引得自称票友的戴临风、朱家溍相继引吭,其字正腔圆之声、裂帛穿云之势,直令全场雷动。朱家溍先生是与梅兰芳同台串过戏的,水平之高自不待言;而戴老的铜锤竟然唱的如此之见功夫,却是谁也不曾想到的。二十多年过去,朱先生已做古,戴老亦称耄耋。当时得聆清雅,只道寻常事耳。而今欲享耳福,却是再无可能的了。当然,曹学会全体上阵。会由我主持,与会的各界名流约二百余人,能写的都留了墨宝。尤其是吴世昌先生的“莫道醉魂飞不起,一杯梦酒上红楼”句一出,厂长欣喜若狂:“这不联系上了么!”会开得很圆满。“梦酒”自此由中国曹雪芹学会监制,并连膺省优部优国优。曹学会收获亦丰,不只是展示了实力,还顺理成章,每瓶酒坐收五分钱监制费。得瓜得豆,皆大欢喜。再后来,我给酒厂拍了一个电视广告片,用的是邓婕和陈晓旭。央视播出后,颇得好评,算是第一个无损明星形象的广告。邓婕和晓旭各得酬金一百元,居然不好意思要,几经推让,还是捐出来请了客。&(三)第二件事,组办首届“红楼梦艺术节”。一九八六年的春夏之交,第二届国际红学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国红学界正式代表五十人,我忝列其中,同时负责“红楼梦艺术节”。这是个苦差使。首先,偌大件事,“艺术委员会”的力量太过单薄了。于是,胡德平、杨乃济、胡文彬、周雷和我分头全体出动,次第拜会了即将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即将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负责人程思远、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及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辗转近两月的时间,终于促成了由文化部、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以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架构。接着,便逐一邀请与《红楼梦》有过渊源的艺术家。如,主演过越剧《红楼梦》的徐玉兰、王文娟,主演过京剧《尤三姐》的童芷苓,主演过电影《红楼二尤》的林默予,主演过舞剧《红楼梦》的陈爱莲以及侯宝林、黄宗江、谢添、骆玉笙、王立平等。当时,我的“委员会”的义工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军界及演艺界,多为一时俊彦。例如近年来频频出镜的学者胡小伟,蝉联多届“青歌赛”评委的田青,首位在哈佛大学出版“创意经济”专著的文丰,文职将军刘宗佑,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外的一位,今天已是赫赫有名的大腕儿,侯耀华。那时,他还蛰居在恭王府左近的烟袋斜街的一个小院落里。他出了不少好主意,联络了一批演艺界的人士共襄盛举。当然,最重要的,是确保了乃父侯宝林老爷子如期莅会。为此,他从北京一直随扈到哈尔滨。艺术节以大型演出的形式拉开帷幕,黄宗江先生做主持人。黄先生是周汝昌先生的同学,因为他也雅好《红楼》,复以家住恭王府附近,所以周先生曾戏赠“湘莲旧台”、“焦大故居”等题额。黄先生的英文很好,因为有多国外宾,所以他中英文兼用。其风度、文采令人倾倒,整个大体育馆里,竟不断响起送给主持人的热烈掌声。因为当年春节期间曾试播了六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剧中的插曲《枉凝眉》已为广大电视观众高度认可。全剧要到一年后播出,大家对通部音乐的期待可想而知。我和王立平商量,拿出重磅的《葬花词》作为红楼梦艺术节演出会的压轴。一来添光彩,二来听听各路神仙的反映。我和立平兄是好朋友,早在《红楼梦》前的一九八二年,就合作过翌年的春节晚会“新春乐”。我撰稿,他作曲。转年,又接了《红楼梦》的活儿。我编剧,他作曲。有一段时间,我单身在京,差不多每个周末,他都要拉我到家里吃饭。我们谈音乐、谈文学,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曹雪芹和《红楼梦》。他真的很虚心,整个创作过程中,对别人的意见极为重视。他比我年长,但从善如流的神态让我永难忘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所以我知道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红楼梦》音乐的许多段落,我都是第一个听众。他为《红楼梦》流出的泪水的总量,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比我见到得更多。所以我说:“脂批有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我改一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曲’!送给立平兄。”红楼梦艺术节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坐在立平兄的钢琴旁,看着他的泪水滴在琴键上,等着他的《葬花词》的总谱。此情此景,多年以后,历历仍在目前。红楼梦艺术节大获成功,没有人想到开口要一分钱的劳务费,就像曹雪芹没有拿过稿费一样自然。大师、艺术家、义工,都一样。功成,身退,而已。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四)一九八七年一月初的一天,胡耀邦总书记辞职。那天的傍晚,曹学会常务理事会聚会,地点是在人民出版社隔壁的友联饭庄。德平来得稍晚,当天去家里看望的人很多,他要往来迎候。见了面,大家使劲握手,好像要把所有要说的话都握过去。德平很平和,看到大家一脸凝重,笑了笑说:“那个‘红楼梦艺术节’的挂毯,已经说好赠送给文化部了,什么时候搞个交接仪式吧。”我心里突然蹦出一句辛弃疾的词:“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后,再也没开过会。在德平,或许怕连累了别人;在别人,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乱。于是,一切复零。&(五)二月,我奉调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开始了职业研究生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例由文化部部长兼任,当时的常务副院长李希凡是红学家,副院长冯其庸是红学家,前副院长王朝闻、周汝昌是红学家。红研所更不用说,红学家成堆。所以有人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了红学研究院了。我调入的时候,正值红研所顺风顺水。然而倾全所之力编写的《红楼梦大辞典》,虽经六年的努力奋斗,“服饰”、“器用”部分,仍暂付阙如。来了个整劳动力,焉有不用之理?所以“服饰”部分的编写任务就交给我了。这部分难度很大,幸而我在三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曾经参与过《汉语大词典》的编写,算是略熟词典编写体例;再加上《红楼梦》剧组自建组以来我一直在给服化道部门讲课,算是不经意中没断了“热身”。所以紧赶慢赶,总算赶在开印之前交了差。当然,我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曹雪芹。曹雪芹太特殊了,一生无传,资料极少。无论是从作家作品的角度还是谱牒学的角度,都是疑案重重。不甚久远的二百余年,却比千年前的李杜、比两千年前的屈宋还要困难许多!但越是迷离,就越是诱人。尤其是他的倾倒众生的《红楼梦》,不但以其深闳博大的包孕量只立千古,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震撼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这样一部作品的作者,怎么能看着他永远空白呢?况且“文献”二字的本意,“文”指“典籍”,“献”指“宿贤”。如果不尽快搜集整理已发现的资料,记录宝贵的“故老传闻”,那么,再过数年,岂不是“文”更少而“献”尽无了吗?所以我以为,发现新资料是重要的,而记录已有资料更加紧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抢救性质的大事。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了漫长而趣味盎然的特种研究。这“特种研究”的题目,当然是“曹雪芹与《红楼梦》”;“特种研究”的成果形式,则是“电视文献片”和“文献图录”。我不敢妄称治学方家,亦不敢妄称影视里手,但在学术与艺术的结合部上,由于“不务正业”的关系,反而占了一点便宜。因此,这件事后来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学问之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周游列国的孔子,到“探禹穴,窥九疑”的太史公;从天竺取经的玄奘,到踏遍名山胜水的徐霞客。所谓见多识广,端赖一个“行”字。所以这个项目也要从“行”做起。于是,自一九八七年秋至一九九一年夏,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带着一彪人马,沿着曹家所有移徙的路线,亦步亦趋,全部走过,重点去处不止一遍。因为曹家的发迹与清王朝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满族早期的活动作为背景资料,自然也就进入了踏勘范围。记得从努尔哈赤建立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回程的途中,吟得七律一首,颇能记述当时的情景。诗云:帝业依稀逝梦遥,岭头紫气固飘飘。五丁破壁痕应在,三径迷天雪未消。苏子碾寒冰作筏,陵宫攀险树为桥。精疲力尽归途里,犹指残碑认旧朝。之后,辗转数千里,从萨尔浒古战场、浑河古战场、太子河古战场、大凌河古战场、一片石古战场,到山西大同城下,到浙江杭州城下。想象着曹锡远、曹振彦父子兵败被俘,想象着“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想象着曹氏家族“从龙入关”,想象着年轻的曹玺平姜襄之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浴血搏杀而建功立业,想象着更年轻的曹寅随驾征伐平三藩之乱。再从沈阳、辽阳、京城,到苏州、南京、扬州,寻找曹家在有明一代世袭“沈阳中卫指挥使”的痕迹,寻找曹家在后金朝擢升的证据,寻找曹家在内务府获宠的原由,寻找曹家三代四人“专差久任”江宁织造的恩遇本事,寻找曹家突然败落的真正内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寻找曹雪芹的“秦淮旧梦”和“燕市悲歌”。其间,有幸见到了所有已发现的曹家档案原件,见到了所有与曹家有关的文物、文献原件,见到了所有在国内的《红楼梦》早期抄本、刻本原件;找到了所有与曹家有关的遗址,找到了大量《红楼梦》里述及的实物;同时,记录了大量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记录了大量红学与红学家的珍贵史料。个中甘苦,虽不足与外人道,而“物到难求得尚疑”的非常喜悦,却也不是他人所能够品味的。言及此,有一位前辈的名字要在这里郑重地提及。他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雪峰前辈与我是忘年交,在我的记忆中,他无论是“出”还是“处”,都是认真而又豁达的。雪峰前辈酷喜读书,尤重《红楼梦》。凡有新的版本一出,必设法多方搜求。那时,他找我要有关《红楼梦》的书,我一定敬诚奉览;我请他参加有关《红楼梦》的活动,他也一定拨冗莅临以增光辉。记得一九八九年底,原定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红学研讨会因故停办,希凡院长和我应贺敬之部长之召前往汇报工作,借机面陈拟将第二届红楼梦艺术节移至广州筹办的计划,得到了贺部长的赞同。那段时间所遭遇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我从广州往北京给雪峰前辈打电话,我知道他曾经主政广东,如果他出面,事情可能会顺利得多。电话的另一端翟英阿姨的话传进来:“给周岭捧场去!”我的眼圈儿一下子红了。其实,“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立项,也是雪峰前辈在一九八七年的两会期间,一纸提案给促上去的。曹雪芹、李雪峰都有一个“雪”字,缘分真是太奇怪了。——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并不需要答案的联想。“特种研究”出了不少副产品,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曾经出访新加坡的“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当团长冯其庸来到新加坡国际展览中心,看到“平地起雷”的精美展场时,大呼没想到,“简直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副团长胡文彬站在刚刚搭起来的彩焕辉煌的大牌楼下,哭了。我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兼“红展”的总体设计,我知道是怎么变出来的,我的左右臂助李耀宗和风雷,央视版《红楼梦》的摄像师和美术师,快累死了!这是一九八八年初夏的事,屈指二十年矣。&“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初编版十八个小时,红研所全体同仁一口气看完,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六)后来,我离开了,下海了。有个算命先生跟我说:“你是‘异路功名’!”我笑了笑:“何不直说我‘不务正业’?”再后来,——很后来了,新版《红楼梦》的顾问委员会成立,我算是附骥尾被礼聘的一个。我的老院长李希凡一把拉住我:“我好不容易把你调来,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良久,叹了一口气:“真的不怪你……”。我忽然想到了一件往事,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年底,央视版《红楼梦》的顾问们评议剧本。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自我思想束缚尚多。休息时,我不慎引发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想着怎么岔开,见吴组缃先生正色道:“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周扬先生针锋相对:“鲁迅说的也不一定对!”曹禺先生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吴祖光先生:“嗯?”吴祖光先生垂着眼皮,脑袋慢悠悠地画了一个圆圈,既不是摇头也不是点头:“唔……”。我当时实在是忍俊不禁,更对吴祖光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真的遭遇了“帮谁都不对”的尴尬。这应该就是希凡院长“真的不怪你”的注脚了。我的另一位好友,作曲家金湘,为“曹雪芹与《红楼梦》” 而写的华美音乐,陪伴着我,年复一年,浪迹天涯。常常午夜梦回,耳边响起孔尚任的话:“我有《桃花扇》传奇一部,尚秘之枕中……”。&(七)我已脱离学界多年,却总也不能忘情于《红楼梦》,我经常自问,为什么?其实,由“青萍之末”,渐次会起更多的设问:清乾隆间,《红楼梦》问世传奇。其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家弦户诵。为什么?弘历、纪昀、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众多历史人物的名字竟然与一部小说发生了联系。为什么?以一部书而形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为什么?因为,中国出了个曹雪芹!正是凭着这种感悟,我才敢于“置喙”今天的百家讲坛。&周 岭述于戊子年立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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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周岭是的研究者,而且也是《红楼梦》的捍卫者。   
周岭出生在书香世家,他的家族中里曾经出过一个跟红学有渊源的人,这位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家曾是齐鲁文学院的院长,写过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被收在《红楼书录》里,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周岭小时候,听家人闲谈的话题很多都是关于《红楼梦》的,甚至表哥来家里找他玩,才那么点大的孩子,也会跟他讲某一段判词该怎么解。研读红楼变成了这个家族的世代传承。   
1981年,31岁的周岭带着论文参加了在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两位副会长刘世德和胡文彬。周岭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发言,之前的发言都规定不能超过20分钟,但看过他论文的刘、胡二人特批他可以不受限。当天,他讲的是对贾元春判词的新解,讲完后,全场给予他长时间的热烈鼓掌,那一场演讲精彩让参加过会议的人在事隔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周岭,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中国创业板研究会研究员、常务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曾在、、、等处讲课或讲学,曾成功操作过中国境内资源性项目在北美上市及境外融资,曾受托管理、重组国内大型主板上市公司。现在还兼任《》杂志社社长,该杂志重在关注区域和产业经济、指导优势投资……   
70年代末,考入了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修读古典文学专业,在校期间,在导师蔡义江和的指导下写了很多有关红楼的文章,在红学界崭露头角。   
1983年担任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
1987年负责筹办红楼梦艺术展,担任总体设计。
出访新加坡,担任中国红楼梦文化艺术代表团秘书长。   
1990年承担大型科研课题"曹雪芹与红楼梦"。   
1997年校注《红楼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担任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顾问。   
2006年主编《红楼梦中人-红楼小百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相关信息:2007年登录《百家讲坛》主讲《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端午节、春节》。(目前正录制《奏折的秘密》)。
当时周岭的编制是在安徽煤炭师范学院,其后就被调入了红楼梦研究所,开始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但在他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作,所以,当王扶林导演筹拍电视剧版《红楼梦》时,他就非常积极的参与了进来。  
当年和周岭一起担任编剧的还有刘耕路和周雷,三个人的分工是:负责1至40回(其中秦可卿那部分是周岭撰写);负责41至80回,(其中有一部分由刘耕路撰写),周岭负责后40回和整个剧本的统一定稿。
周岭直到现在还有没抛出的地很难把作为87版《红楼梦》编剧的周岭和作为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周岭联系到一起,但事实上,企业家才是他的正式身份,他曾经成功操作过中国境内资源性项目在北美上市及境外融资,也曾受托管理、重组国内大型主板上市公司,在商业领域的声名丝毫不比在界逊色。
在几十年前,周岭第一次读《红楼梦》时,便对其中的“水满则溢,月满则高,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不是人力所能常保”印象深刻,而其中传达出的哲理也早已让他烂熟于心。《红楼梦》里的众生相,还有那些哲理意味很强的诗词曲赋对他人生观的架构、心灵的调养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读到懂的过程却很漫长,完全就是一个少年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之旅。
周岭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在他的家族中已经出过一个研究红学的人,也许是对红学执着的热情血脉相传,研究《红楼梦》竟然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世代传承。1981年,31岁的周岭参加《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他关于贾元春判词的理解,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随后,周岭就被调入了《红楼梦》研究所,开始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当王扶林导演筹拍版《红楼梦》时,周岭作为编剧之一负责《红楼梦》后40回和整个剧本的统一定稿。
1985年,周岭跟随中央电视台到深圳拍摄专题片,采访对象是如今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这次机会,周岭认识了王石这个影响他下海从商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刚刚下海的老板们对于企业知识、文化知识有着如饥似渴的需求,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懂经济,还能说管理,不但通天文,还知晓地理,于是纷纷请他做顾问讲课,有时候头一天看的书,第二天就要讲,那段时间看的很多书都是从王石那拿来的。就这样,红学专家摇身一变又成为了企业界的宠儿。
然而这些并不是周岭想要的,自己没有做过企业,给人讲课怎么能说清楚做企业的方法?1992年,周岭终于决定辞去研究所的职务,南下海南组建公司,进行防盗系统的电子产品开发,也无例外地卷入了当时的房地产热潮。“那时炒地根本不需要钱,你卖给我,我卖给他,只是倒一下手而已。”说起当年的炒房经历,周岭记忆犹新。“最快的一次,一个星期签了两份合同,上家的钱还没付,下家的款已经到账了。”
然而,这中间却不都是一帆风顺。1993年,周岭投入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然而突然之间整个海南的房地产戛然而止,周岭被套牢了。因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周岭一直在等待经济政策的改观,没有料到,这一等就是一年。随着炒房的热潮渐渐退去,直到现在他手里还有还没抛出去的地。 一个奇怪的人2006年9月,北京电视台“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启动,这场号称“要打尽天下美女”的活动在当年的电视屏幕刮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一夜之间参赛选手红遍大江南北,同时被人记住的还有评委席上的评委。
“分付东风莫浪吹,葬花溪畔浣花迟。前身合是,洒向人间知不知。”像如此文采斐然的评判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他对《红楼梦》更是如数家珍,对选手循循善诱,独到的见解和侃侃而谈的大将风度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位评委便是周岭。
周岭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他都有兴趣,但不一定在每个领域都能成功。“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也挺成功,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可以做这样一件事,过一段时间失败了,又觉得可能不是这块料,干脆找个别的试试,以前那个丢掉算了。”
离开海南,周岭去了在那做起了电子产品,在他看来,那是一段教训比经验多的日子,高科技的饭并不好吃,不久周岭便放弃了。之后,离开新加坡到了。在一场资源与资本市场峰会上,周岭被能源产业吸引住了,在那他认识了很多能源企业的负责人,还摆放了、,当时最大的证券公司总裁……短短三年的时间,周岭在加拿大买了房,买了车,随即便是移民,但这个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回国后,周岭说服中、中石化等大企业和他合作,他开始了四处奔波的日子,寻找石油、、……他想要推动境内可以对外合作的项目境外借壳上市,融资计划已经全盘出路,却最终因难以说明的原因中途夭折。
周岭说自己不是一个会吃回头草的人,既然做了,就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在香港,周岭与人合作成了上市公司辛康海联,这便是后来的南海石油。对于后来的那场突如其来的股灾,周岭坦言“我知道一些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不是单一的,有美国基金的阻击,有香港某些人的恶意动作,也有我自己的疏忽大意。”
将近14个亿瞬间灰飞烟灭,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南海石油重新开盘的那天,周岭是所有人中最忐忑不安的一个,尽管在以后的日子,南海石油的股价升升降降,但这些在周岭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股市规律。这次重创周岭并不完全认为是坏事,至少,把他内心积累的对于股票是否会暴跌的担心全部释放了,自此他再没有了任何担心。
与菲律宾能源部长签订7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勘探协议;在英国投资迄今为止华人投入的最大的电子产品工厂;成为方略投资有点公司董事长……以后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周岭从容淡定去面对。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既是做企业的人,又是做投资的人,又是文人。”周岭曾这样评价自己。 像熊一样做好减法即使在商界,《红楼梦》也没有离开过周岭的生活。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聚会上,大家都会逼着周岭谈《红楼梦》。“和很多国内的企业家在一起的时候,本来是谈业务,可话题不知怎么就会转到《红楼梦》上去了。”
2008年,周岭登上了央视,成为继刘心武、周汝昌、王蒙、冯其庸之后登录《百家讲坛》讲红楼的第5位主讲人。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表达对周岭的喜欢与钦佩,更有网友留对联评价周岭的讲演为“引经据典数处,挥洒自如有余。横批‘最脱稿先生’”。
在周岭看来《红楼梦》会给他一种特殊的感觉,这让他想起了一个形象——狗熊,这是他自嘲的说法。“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有点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扔一个再掰一个,但狗熊是大智慧。如果所有掰下的棒子都不仍,内存就不够了,如果所有掰下的棒子都扔了,最后就一无所获。他最后不是还夹了一根吗?”
周岭终于开始像狗熊一样做减法了,他开始改变自己凡事必亲自过问的习惯,把公司交给一群年轻人打理,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和《红楼梦》有关的事情。12期的《百家讲坛》,录制最后两集的时候正值周岭上海的公司准备在加拿大上市,彻夜开会,早上8点30上床已经无法入眠,躺了不久便去录节目。
有一个故事:人问人:“你们音箱做得特别好,但为什么我们把所有参数都抄下来做,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呢?”英国人回答他:“因为我们的工程师都是音乐家。”做文化和做企业没有太大区别,做到最后都是在艺术,比的只是一个境界。
离开红学圈很多年,周岭并没有丢掉什么,当他回来后,依然被认可。虽然不管作为企业家还是红学家,周岭并不是最出众的,然而,可以时髦地说,他是红学界最会做生意的,是企业界最懂红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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