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震溢批注历史名人八字之：朱元璋开国与崇祯帝失国
穆震溢批注历史名人八字之：朱元璋开国与崇祯帝失国
朱元璋与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人，一个纵横捭阖，成为英明神武的开国帝王，一个内外焦灼，
明史的开篇就是太祖本纪第一，朱元璋的冠名全称是“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厉害吧！其实在古代的皇帝名字前的称号都很长，什么文治武德，什么奉天承运、老子天下第一的话说的都可以加上，其实只是自我标榜与后代子孙的吹捧罢了，当一个新的武装政权推翻已经腐烂的旧政权时，开国的又要被加冕，被神吹了；当透过历史的尘烟回顾人类的发展与追求，似乎战争是永恒的主题，也只有战争才能造就千古流传的英雄人物，此谓时势造英雄。
朱元璋字国瑞，造反前的名字是重八，生的时候非常的唬人，“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翻翻二十四史，开国皇帝生时有异常的占了大多数，有的更神，如刘邦是这样出生的：&&
刘邦是沛县人，姓刘字季。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当年刘媪在大泽（也就是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的堤岸上小睡，当时雷鸣电闪也未醒，在做着自己与神交合的梦。太公见天气大变就去寻找在地里劳作的刘媪，正看到一条蛟龙卧在自己的女人身上。不久刘媪就怀孕生下高祖刘邦。
高祖降生，相貌就不用说了，自然是象龙，且左腿有七十二颗黑痣。性情仁厚爱人，心胸豁达，常有宏大的气度表现。但他不愿意做日常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情，就是想做官，贪好酒和女色，这点有些象现在的官吏，也许是那时候传下来的。当他看到秦始皇的时候，心发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样的瞎话你信吗？当然不信，刘邦的来到人间，应是他母亲在大泽的一次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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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
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
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
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
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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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皇帝为何沦为空前绝后的孤家寡人？[原创] &&
熊飞骏 发表在
华声论坛 .cn/forum-49-1.html
　　（******朱元璋的反贪措施相当于一方面无情屠杀妓女；一方面又创立一套体制使漂亮女子只能在妓院里谋生存求发展。崇祯智囊团认为大明王朝根本体制不能变，要坚持太祖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动摇，只能在总量不变基础上盘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样另起炉灶。）
　　大明崇祯皇上的悲剧启示
　　――熊飞骏
　　盘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君王，最悲剧的莫过于大明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
　　李自成的平民革命军攻陷大明首都北京之日，崇祯皇上去煤山上了吊。
　　人死不算什么，末路自杀也在情理之中，无限悲剧的是，崇祯皇上在上吊之前，为了防止爱女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叛匪强暴凌辱，亲持上方宝剑把把公主砍成重伤。
　　更具悲剧意义的是：皇上去煤山上吊时，文武大臣不但没有一个追随他，还争先恐后去迎接革命军首领李自成，妄想在李朝谋得一个能继续贪污受贿玩腐败的官位。
　　据说崇祯皇上投缳自尽时，身边只有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太监。皇上平时无限宠信的太监总管曹化淳则拿着皇宫钥匙欢迎李自成去了。
　　崇祯皇上临终前的众叛亲离可谓前无古人！孤家寡人状破了历史记录。
　　历史上就算昏庸残暴如隋炀帝杨广者，被叛军勒死前也有尽忠赴死的宫女大臣。专好和儿媳爬灰的杀猪皇上朱温，被儿子一刀捅死后也有不少文武大臣为其讨还公道。
　　…………
　　崇祯皇上孤家寡人到了如此地步，是不是因为昏庸残暴在帝王家族空前绝后啊？
　　非也！
　　崇祯皇上虽然算不上治世明君，但勤政和责任心却是没得说的。
　　大明王朝的的十七任皇上，勤政有责任心的就只有区区四个：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三任帝朱棣，七任帝朱祁钰外，再就是末代皇上朱由检。
　　朱由检在位时的勤苦辛劳甚至超过前三位皇上。
　　大明多数皇帝的懒惰昏庸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历史上无论多么昏庸残暴的帝王，都要按时出席和文武大臣进行政治互动的早朝，连对美女有亡命爱好的隋炀帝杨广也不例外。
　　可大明王朝中后期的多数皇上，居然长年龟缩深宫不上朝办公，不出见政府官员？
　　十二任帝朱厚骢在位46年，1540年起不出见政府官员，一直到1566逝世，27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4次面，平均7年出席早朝一次。
　　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49年，自1589年开始象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一直到1620年死亡，三十多年只在1615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一味龟缩在深宫吸毒酗酒和打杀宫女宦官。
　　十六任帝朱由校在位八年精力充沛，但把过剩精力不是用于治国安邦而是用于木工活上，经常在宫中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运刨轮斧，制造桌椅案柜雕刻屏风；对政治则是**，把朝政委托给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太监魏忠贤。
　　和那些玩忽职守不知责任为何物的懒皇帝相比，末代皇上朱由检可谓尽职尽责，不但天天按时上朝理政，还加班加点操劳国事。
　　可朱由检的勤政尽责却结出了苦涩的恶果，不但给国家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也给朱姓皇族带来屈辱的灭族大祸。
　　一个忠于职守甚至称得上爱民的皇上，为何最终把自己推入万丈深渊呢？
　　因为朱由检的“力道”用错了方向！
　　中国人都知道“南辕北辙”的典故：一个人本来要去南方楚国，可却拚命往北方赶车，结果他出的力越多，离要达到的目标就越遥远。
　　末代皇上朱由检就陷入了类似的悲剧，因为“力道”用错了方向，那么他越勤奋辛劳越尽职尽责，就离治国安邦的目标越遥远，最终给国家和自己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这要从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说起。
　　朱元璋出身卑微的底层，骨子深层有深重的自卑情结，对贵族和书香世家出身的上等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敌意。他只有在没有任何智识的文盲和无道德底线的痞子面前才能感受到安全和舒畅。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和自卑，朱元璋把有治国才能和家国责任心的书香贵族屠杀一空，把不肯泯灭良知责任心的上等人排挤出政坛，取消了中国历史上沿续几千年的宰相制度，把公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并为此创立了一整套登峰造极的“唯上是从”森严等级制。
　　个人服从官场，下级服从上级，众官服从皇上！
　　因为只知“唯上是从”，官员的个人能力和职务责任心不但可有可无，甚至成为当官的负面因素，越无能越渎职的官员越容易得到上司的赏识，因而提拔得越快！
　　最终导致大明王朝覆亡的四大政治毒瘤一是贪污受贿；二是宦官干政；三是公务支出恶性膨胀；四是禁言控制舆论。
　　开国皇上朱元璋对贪官的惩罚最为严厉，官吏贪污区区10两银子就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各州县都建有专门惩治残杀贪官的“剥皮亭”。
　　可大明王朝的贪官规模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后期几乎是无官不贪。一个贪官剥皮倒下了，千万个贪官站起来。
　　为什么大明王朝的贪官不惧酷刑前赴后继死而后己呢？
　　因为朱元璋创立的那一套“唯上是从”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体制是造就贪官的肥沃培养基。
　　因为“唯上是从”，各级官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政治权力上司手上，就只有挖空心思贿赂讨好自己的权力上司，否则不但升不了官，多数还要丢官甚至锒铛入狱。为了筹措巨额贿款，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就誓所必然。
　　因为“不负责任”，只要和权力上司保持“高度一致”就能官运亨通，各级官吏就没有任何正当的职务情操，贪污受贿玩享受就成为为官一任的主要甚至唯一爱好。为了多快好省地贪贿享乐，弄权拉帮结党就成为当官的必备技能。
　　于是大明王朝的各级官吏英勇无畏地贪污腐败弄权乱政！
　　崇祯皇上在位时差不多每年都要杀一个国防部长，可想当国防部长的人依旧排起望不到头的长队。一个想当国防部长的官僚的一句话很有启示意义：
　　“如果皇上一天杀一个国防部长，我不会想那职位；如果皇上一个月杀一个国防部长，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去争取！”
　　大明官场的巨大含金量由此可见一癍。
　　朱元璋的“反贪”措施等于是一方面无情屠杀妓女；一方面又创立一套体制使漂亮女子只能在妓院里谋生存求发展。
　　大明王朝的官场就是一个庞大的妓院，正经淑女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
　　只对历史知识感兴趣的朱元璋深知宦官的危害，对“宦官干政”的警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君王。
　　为了防范宦官伤害大明王朝，朱元璋在宫门处专门立了一块牌匾：
　　“不准宦官干政！”
　　没想到大明王朝的宦官灾祸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一是大明宦官规模空前绝后，王朝后期宦官数量膨胀到十多万人。取代大明的大清早期只有区区一百多名宦官，后期也只膨胀到五百多人。大清后期疆土仍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大明后期疆土则萎缩到区区350多万平方公里。
　　二是大明宦官的权力空前绝后，不但垄断了国家的行政大权，还把握了国家的经济、军事命脉。
　　三是大明宦官的活动空间空前绝后，不只限于皇宫和中央政府内活动，而且派驻全国各地指挥监控军队和征收赋税。
　　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祁钰和任用大贪官严嵩的朱厚骢外，大明历代帝王在位时都有权倾朝野的宦官领袖把持朝政为所欲为。
　　大明十一任帝朱厚照在位时的大宦官刘谨牢牢掌控朝政大权。他有一个名为“八虎”核心集团，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皇上拒绝相信，把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之怒，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刘瑾当权的五年中，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决定，既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大明十六任帝朱由校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木匠，整天在皇宫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营造各式各样的木器，对政治则既无热情也无智慧，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滑到离他最近又最受信任的魏忠贤手中。
　　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权势的宦官，他的势力集团比刘瑾的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达官显贵，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名号就可窥知他们是些什么狗东西！
　　魏忠贤执政的末年，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发明这种新型拍马屁招数的是浙江军区司令官潘汝桢，他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效尤，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 魏忠贤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对国家的伤害达到什么深度？各地“生祠”就是最好的说明书。
　　一个曾经高度警惕宦官作恶的王朝，为何宦官为祸的惨烈空前绝后呢？
　　一样是开国皇上朱元璋造的孽！他创立的高度畸形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自然把宦官推向权力的近水楼台，宦官要想不干政都不可能。
　　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把国家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虽然有效防范了大臣掌握超过帝王的权力，但也极大增加了帝王的工作量。
　　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政局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的大国，每天要处理的大政要事必然庞大而繁杂。朱元璋，朱棣这些出身行伍，精力充沛，深知创业艰难的开国帝王，每天也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后世那些在深宫和女人堆里泡大的荷花大少，就既无能力热情，也无必要的责任心去整天分析批阅政务奏章。
　　因为面对的政务工作量太过庞大，大明王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数具有厌恶政治的逆反心理，为了逃避政务居然长期呆在深宫不上朝办公，不出见政府官员。
　　这现象有点类似我国中小学那些名目繁多的“特长培训班”，掠夺孩子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时间去培训钢琴、绘画，书法，结果效果适得其反，使很多本来拥有一定音乐、绘画天赋的孩童日后一看见钢琴、画板就头痛。
　　皇帝拒绝出见政府官员上朝办公，大明的政治体制又不允许拥有过人能力、情操和责任心的官员替皇上代劳；国家的政务又必须有人办理，离皇上最近对皇位威胁最小的宦官自然就代皇上处理国家大事，打着皇上招牌主宰朝政胡作非为了。
　　在皇上一人高度集权懒皇帝辈出的时代，宦官若不干政那才是活见鬼了。
　　…………
　　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人不是神，一样拥有弱点和七情六欲，就算能力过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面对一人能力德操难以负荷的无限集中权力，犯错和出丑自然在所难免。
　　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力不从心，确保皇上英明神武的伟大形象，自然只允许下属臣民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听不得任何有益家国的逆耳忠言，尤其是听不得那些与皇上伟光正和形势大好不一致的真话。
　　为了扼杀真话和逆耳忠言，朱元璋发明了短寿的“文字狱”，把有良心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砍头甚至灭九族。科举取士也一律采用“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内容就是歌颂皇上如何伟光正；下级如何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官员理政如何“本末倒置不识大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朱元璋的发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反右”、“样板戏”和高考“标准答案”。
　　…………
　　木匠皇上朱由校和生祠太监魏忠贤专政的八年，把大明帝国推向腐败登峰造极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崩溃的悬崖边上。
　　木匠皇上因为废寝忘食专注木工活，精力透支早早死掉，崇祯皇上朱由检登上皇位。
　　朱由检继承的是一个被朱由校和魏忠贤折腾得烂透了的危机帝国，被腐败无耻掏空了根基的大明王朝遥遥欲坠，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崇祯皇上朱由检对他接手的帝国深重危机了如指掌，对大明怀有极大的忧虑。
　　朱由检和那些长年龟缩深宫懒惰无能的前任不同，对大明拥有强烈责任心，决心力挽狂澜拯救他的帝国。
　　朱由检一上任就把权倾天下的生祠太监魏忠贤革职，还没等到查办魏公公就吓死了，“生祠”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祠堂”。
　　接下来崇祯皇上开始寻找拔乱返正救国救家的治世良方。
　　大明王朝之所以朽烂到魏忠贤那种地步，根本原因是开国皇上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唯上是从”、“高度畸形中央集权”和“说假话舆论环境”造成的。
　　这个全面反智反文明体制到了朱由检即位时已丧失最后的弹性调节功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铲除贪污腐败和宦官干政赖以滋生的政治土壤才能给朱姓帝国注入新的活力，浴火重生转危为安。
　　崇祯皇上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中央放权地方自治，就算不实行地方政府自治，也应该恢复开放民间精英自治传统；官吏任免实行“双向负责制”，虽然仍由上级任命但必须尊重民意，适度开放民权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大刀阔斧消减公务开支，减税节流休养生息刺激经济发展；允许知识分子畅谈国事揭露监督贪官，不以言论对读书人定罪……
　　可崇祯皇上和他身边那帮从朽烂前朝继承下来只知拍马屁看脸色无任何胆识的狗屁智囊团却不这么认为。
　　崇祯智囊团认为大明王朝的根本体制不能变，要坚持太祖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动摇，只能在“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盘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样“另起炉灶”。
　　崇祯智囊团认为打击腐败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体制内进行，绝不可让民考官，也就是只能由体制内的监察官员出手反贪反腐。
　　问题是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官场已经无净土的末世帝国，奉命反腐的各级监察官员多数也堕落成了大贪官。他们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净化官场，而是为了向问题贪官索取贿赂，从落网的贪官口里分一杯腐败羹。
　　这样的体制内反腐自然成了官官相护交流腐败经验和心得的闹剧，最终结果是越反越腐。
　　崇祯智囊团对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贪官剥皮亭印象深刻，认为乱世用重典，对贪官大开杀戒就能有效整肃贪污。
　　问题是在一个无官不贪的朽烂官场，如果只由体制内的官员来反贪，谁来执掌杀贪官的刀柄？最终结果自然是大贪官审判监斩小贪官，贪污一千万两的召集贪污一百万两的研究惩治贪污十万两的腐败问题。
　　最终反贪反腐运动演变为肃清异己的政治迫害和官官相护的腐败盛会。
　　崇祯皇上在位时冤死的治世能臣，多是在“贪污”的名义下受害的。
　　事实证明朱元璋那套反贪反腐制度，在王朝末世只能使贪污腐败更上一层楼；死于“贪污”名义者要么是副职替罪羊；要么是良知尚存的官场精英。
　　在重启朱元璋的反贪制度下，大明王朝走向无官不贪的腐败盛宴，官吏的职务责任心荡然无存，只注重急功近利视国家王朝命运如草芥。
　　李自成革命军打进京城前，崇祯皇上在金銮殿上流泪请求台下的文武大臣捐款给守城的军队发饷抵抗农民军，结果百官纷纷哭穷，最后只弄到可怜的一百万两？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先前习惯了高薪后因国家财政崩溃，长达五个月未发饷的大明城防部队霎时叛变，象钢铁一样铸成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李自成革命军把大明那些在崇祯金銮殿上哭穷的文武百官抓来上夹棍坐老虎凳上烙铁，一个晚上就敲出七千万两！
　　重拾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过时体制不但使腐败愈演愈烈，而且极大损伤帝国的经济。
　　大明后期的经济形势和开国皇上朱元璋时代有天壤之别。朱元璋当政时中国是纯农业社会，土地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后期的工商业开始繁荣，工商业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
　　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扼杀私营工商业基础上的，重走朱元璋之路玩“国进民退”，必然造成国家工商业大衰退，国家失去大宗税收来源，这对于维稳工程艰巨的王朝是要命的。首都城防部队在国家“不差钱”时期习惯了高薪和加薪，后因经济衰退税收衰竭，几个月没钱发饷，导致卫戌部队掉转枪口叛变投敌，就是重走朱元璋之路结出的经济恶果。
　　…………
　　对大明王朝拥有强大责任心的崇祯皇上并非不想把国家治理好，可他的智商和败家智囊团不容许他那样做。
　　虽然皇上高度畸形集权是造成大明后期危机的主要原因，可朱由检却不肯下放哪怕一丝一毫的权力，认为权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
　　于是宦官干政再度重演。
　　在明王朝后期那种财力捉襟见肘的被动情势下，朱由检一方面在朝中表演“减膳”和“撤乐”；一方面又维持十多万宦官和一万多宫女的庞大公务消费大军。
　　结果三公腐败支出在崇祯时代有增无减。
　　仅供养十多万作威作福腐败宦官的开支就足可供养上百万军队。如果大幅裁辙宦官达几百人，北京城防部队何以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铁桶样的北京城何以会霎时陷落？崇祯皇上何以会砍杀亲生爱女后去煤山上吊？
　　因为醉心于权力高度集中于自己手中，崇祯皇上对朝野有过人能力责任心有威望得民心的文臣武将高度防范，以“汉奸卖国贼”罪名把抗金英雄袁崇焕千刀万剐，亲手拆毁了大明帝国的钢铁长城。
　　袁崇焕是否真个“通敌”迄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糊涂公案，其实“通敌”真假已经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连袁崇焕这样位高权重在危难之际舍身拯救过祖国命运的民族英雄也逼向“通敌卖国”的那一步，这个国家一定有正常人难以忍受的邪恶之处。
　　历史经验证明地方自治不但不会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在危难之际还是王朝稳定的坚实力量。
　　满清的太平天国暴乱，组织、规模和破坏力远大于明末的李自成流寇叛乱。可满清是一个民间精英高度自治的社会，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大明王朝充分。当政府军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满地找牙时，民间精英自发组织起地方防卫力量保家护土，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中流砥柱。太平军最后就败于民间自治武装湘军、淮军之手。
　　大明王朝的民间精英自治程度远不如满清，当李闯流寇攻城掠地烧杀抢时，民间根本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力量自卫，只能眼巴巴地指望政腐军从遥远的京城前来平叛。政府军的每次调动都要支付大批军饷，帝国的国库很快被掏空。当政府军力量不济时叛军就如燎原烈火不可收拾。一盘散沙般的不设防民众要么任流寇抢掠砍杀；要么加入到流寇队伍中去。
　　…………
　　到了崇祯统治后期，朱由检几乎开罪了大明帝国朝野绝大多数臣民，沦为空前绝后的孤家寡人。
　　一是官僚队伍恨他！因为他一方面坚守只能造就贪官的官吏人事体制不动摇；一方面又无情大杀贪官。官员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立足；贪污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什么事啊？
　　二是平民百姓恨他！把民众当贼来防，各级官吏敲骨吸髓盘剥草民欺男霸女，连未成年幼女也不放过，不恨他才是天大怪事。
　　三是知识分子恨他！不让他们说真话，禁绝任何良心声音，动不动就污蔑他们为“汉奸卖国贼”？知识分子还有理由爱他吗？
　　最后的时刻来临时，崇祯皇上孤零零一人去煤山上了吊？
　　…………
　　都是走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老路惹的祸！
　　都是那些灵魂卑污的体制内智囊团惹的祸！
　　崇祯皇上的悲剧深似东海！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熊飞骏：湖北黄冈人，医生出身，好旅行探险；
　　中国民间知名人文历史学者，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想者。
　　代表作：《中国在这里反思》（五卷150万字）；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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