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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高跟丝袜游戏独家出品新闻由机器选取每5分钟自动更新高跟丝袜游戏源于互联网新闻网站和频道，系自动分类排列，高跟丝袜游戏不刊登或转载任何完整的新闻内容汤显祖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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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显祖评传　
见裴化行（H.Bernard）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 65 页，萧睿华译，1936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来》卷六十八《三案》引御史王安舜的说法，以为红丸即红铅，“乃妇人经水，阴 中之阳，纯火之精也”云云，完全不可信。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即帝位，月底病危，服 用鸿炉寺丞李可的献的一颗红丸，病势好转。再吃一颗，感觉依然良好。第 二天死亡。这是明末皇室内部的所谓三大案之一。《明史·方从哲传》所记 红丸的服法和疗效同《本草纲目》所记十分接近，当是同一种药品。这是鸦 片进口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起小小风波。它的重要性虽然远不能和二 百五十年后的鸦片战争相比，但即此一端可见服用鸦片在当时所造成的危害 已经不小。汤显祖的这首小诗带有敏税的时代感，可以说不亚于龚自珍在鸦 片战争前夕所写的那首同题材的七绝《已亥杂诗·津梁条约偏南东》。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他广东之行 后的第六年。戏曲明显地带有他在肇庆、澳门会见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及外 商的印象。戏曲所依据的话本《社丽娘记》原来并不涉及广东风物，显然是 由于作者对此感受很深而有意加以渲染。　　汤显祖往来途中所经过的韶州和肇庆是利玛窦多年氏住并且进行过宗教 活动的地区。汤显祖在韶州写的诗没有提及教士，不等于他不知道或不曾去 过当地的天主教圣堂和会所。他南贬途中特地绕道澳门，一定到过洋行会见 过洋商。《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可以证实上述推论。 曲中“香山岙里巴”指的是澳门耶稣会圣保罗教堂（SanPao1o），中译三巴寺。吴历《澳中杂咏》三十首，题名《三巴集》。第一首自注：“三巴即耶稣会之堂名”。“番鬼”正是本地人对洋商的带有排外倾向的称呼。利 玛窦前后在肇庆和韶州的会堂都以自鸣钟、表、玻璃三棱镜、耶稣图象、烫 金的精装本书籍、地图、地球似、西洋乐器等吸引当地人士。戏曲描写在番 鬼建造的多宝寺展览宝物以迎接收主官员的盛况，正是当时圣堂传教和洋行 贸易在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综合反映。曲中把某些西洋进口货说成是“朝廷 禁物”，即皇帝的专利品，不许别人参观，虽然多少有一些夸大，但是朝廷 授意广东地方官采办高级奢侈品以供御用的情况确是实际存在的。利玛窦在 撤离肇庆前夕就曾经受岭西道和两广总督的委托前往澳门葡萄牙商人那里洽 购紫色帏幔运往北京。《谒遇》有两支《驻云飞》曲写道：
这是星汉神砂，这是煮海金丹和铁树花。少什么猫眼精光射，母碌 通明差。嗏，这是靺鞨柳金芽，这是温凉玉斝，这是吸月的蟾蜍，和阳 燧冰盆化。径寸明珠等让他，便是儿尺珊瑚碎了他。天地精华，偏出在番回到帝子家。他重价高悬下，那市舶能奸诈。 嗏，浪把宝船。看他似虚舟飘瓦。?? 一是受到戏曲演南宋故事的时代限制，二是为了文辞典雅，三是作者本人对那些来自欧洲的新事物还不太了然，因而觉得神奇和怪异，他才不直接写上内中无人而自行敲响的时钟，把平淡无奇的阳光析成七色光谱的三棱镜 等等，而代之以古代传说中光怪陆离、无可名状的星汉神砂和煮海金丹之类 宝物。汤显祖和当时人一样不赞成和外国通商，看不起他们的物质文明，同 样的想法曾出现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他写作的《惠州兴宁县重建尊经阁 碑》中。　　利玛窦在华的自然科学著作有《勾股义》、《圈容较义》、《测量法义》 以及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六卷。尤以后者最著名”利玛窦不知道中 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圆周率、代数方程、天象和地震测报等方面曾长期在世　　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些发明是不联贯的无系统的个别的进展，由于得不 到相应的社会发展的配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几乎在后世处于被遗忘的 状况。有系统的近代数学是由利玛窦开始传入中国的。中国人民下会忘记他 在这方面的贡献。　　利玛窦带来的地球仪、天体仪、世界地图使得中国人民大开眼界。尽管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郑和率领的大船队已经通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 而抵达非洲东岸，然而明朝统治者依然以天朝自居，盲目地认为只有自己才 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把其他各国一概看作蛮夷。从汤显祖的某些作品可 以看出他还没有欧洲的概念，把它和西域、天竺混淆在一起，误以为所有西 方国家都崇拜佛教。后来，比西域、天竺等概念进一步，又把葡萄牙、西班 牙，以至整个欧洲加在一起，都含混地称之为佛郎机。利玛窦说，他在中国 看到的地图，明朝居于世界中心，广大世界的所有其他部分不过是分散在四 周的一些小岛，加在一起还不及中国十五个行省中最小的一个那么大。利玛 窦制作的有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打破了天圆地方的古老偏见，传播了世界上 存在着五大洲，同时又因气候不同而分为热带、南北温带、寒带的科学知识， 并且受到中国官员的欢迎。　　存在于汤显祖和利玛窦之间的科学水平的对比绝不会由于前者是文学作 家，而后者带有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而显得不公平。汤显祖足以代表中国当时 的科学文化水平并不亚于利玛窦之于欧洲。汤显祖曾在学术界的广阔领域内 进行多方面的涉猎和探索。他是杰出的戏曲作家，同时又以古文、五七言诗 的创作而见重于世，由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的事迹被载入《明史》。他 曾校定北宋时官修的以历代名人事迹为内容的类书《册府元邑》一千卷，又 重修《宋史》而未成。《历宗通义》、《中经测》等书的作者周述学曾信任 地将自己的天文历算著作原稿付托给汤显祖，后者转赠他的友人、《证治准 绳全书》和《医论》的作者王肯堂。汤显祖在《报郁仪宗侯》书信中曾对当 时人吴君的数学著作给以简要的评语，可见他自己至少对此作过一些研究。 汤氏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二岁，先后在南京担任太常博士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中间只有短暂的间断。天文历算正是祠祭司的主管业务之一。可见存在于汤 显祖和利玛窦之间的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正是当时我国由先进而变为落后的生 动例证。这个转变过程又是由落后而挨打的一部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前奏。十、遂昌知县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月十八日，汤显祖来到浙江处州府遂昌县做知县。 遂昌的四周高峰插天，早晨很迟才见到阳光，山岭重叠，风气闭塞。居民勤 俭而又朴实，几百户人家缘溪而聚居，就算是县城了。实际上那时连泥土筑 的城墙也还没有。　　在明朝，臣下直接冒犯皇帝或他所宠幸的权奸而被斥逐， 甚或迫害致 死，那要等皇帝去世，才以遗诏的名义得到平反。生者加官晋级，如海瑞； 含冤负屈的忠魂则在身后得到昭雪，如沈鍊。他们大约比汤显祖早三四十年。 汤显祖直言敢谏并不针对皇帝，首相申时行也不是奸相严嵩，他有可能很快 返回朝廷。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照料他的善后，就有这样的估计。半年后， 江西同乡、徐闻知县熊敏送别汤显祖，特地以鸡舌香为赠。鸡舌香一名丁香。 据说汉朝尚书郎对皇帝奏事要口含丁香，以免嘴臭不敬。这是对汤显祖还朝　　复职的祝愿。看来乐观的人不止刘应秋一个人。那时贬官还朝的人遇上阻力， 吏部往往给他找一个州县外职当作过渡。　　汤显祖到任才三天，就去瞻谒孔庙，了解当地的教育设施。新建的孔庙， 讲堂却很破旧，也没有藏书。十四五年前，知县钟字淳盖了三间屋办书院， 地方大小，不能容纳寄宿生。现在连这一点房子也倒坍了，再没有别的场所 可供诸生诵读。四月初一日接印视事，正好接到省里学政的公文，要诸生演 射。没有射堂，无用武之地，谁也不会射箭。汤知县决定在溪水之南瑞牛山 前面营建文武合一的射堂和书院。他献出了向例归知县所有的讼费和罚款， 加上三千钱学租，经费有了着落。五月大雨，山洪暴发，木材随着大水运到， 射堂在六月完成。农忙季节一过，八月又建成学舍三十间。每间可供二人住 宿。射堂和学舍合称相圃书院。传说孔子曾在山东曲阜矍相之圃习射，所以 叫相圃。它包含着知县对山区青年的期望，要在他们当中培养出对国家有用 的将相之材。他利用职权剥夺了城隍庙和寿光宫的租田二十五亩，作为书院 的常年修缮费及补助清寒学生之用，校舍和经费问题就顺利解决了。《牡丹 亭》第二十出《闹殇》，陈最良和石道姑争夺祭田二顷，结果老学究如愿以 偿。这一情节可能脱胎于此。从此，书院里有五六十名士子济济一堂共同学 习。他常常步行过桥，和师生共同讨论，亲自为诸生批改文章。这是遂昌第 一所正式学校。知县在明伦堂后创建的尊经阁可说是遂昌最早的公立图书 馆。汤显祖仿效古代良吏的榜样，让囚犯回家过春节。元宵还让他们出去观灯。　　到任第一年十月的一个深夜，老虎进城咬伤一个孩子。他亲自起来率领 兵丁，高举火把去赶虎。孩子由名医何晓用巨胜膏治好。他写的《遂昌县灭 虎祠记》说：“灾由人兴，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苛政猛于虎， 废除苛政比灭虎更重要。他自己在遂昌就以实行除暴安民的仁政为职责。看来他在遂昌一切都很如意，不少诗歌流露出悠然自得的情绪。如《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诗二首： 平昌四见碧桐花，一睡三餐两放衙。 也有云山开百里，都无城郭凑千家。 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 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 偶来东浙系铜章，只是南部旧礼郎。 花月总随琴在席，草书都与印盛箱。 村歌晓日茶初出，社鼓春风麦始尝。 大是山中好长日，萧萧衙院隐焚香。　　后来他在《牡丹亭》所描写的南安大守杜宝的田园风味的官场生活就以 遂昌的经历作范本。如第五出《延师》《浣沙溪》：山色好，讼庭稀。 朝看飞乌暮飞回， 印床花落帘垂地。　　它和第八出《劝农》的整个牧歌情调很相像。汤显祖在遂昌写的一些书 信也似乎超尘出俗，物我两忘。如他寄大理卿曾同亨的书信说：“至如不佞， 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县官居之数月，芒然化之。如 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这些话　　使人想起苏轼贬官海南岛的达观之词：如果他生下来就是当地人，从来不曾 置身于中原的繁华都会中，难道会对困守海岛的命运产生丝毫不满吗？只有 了解他为返回朝廷多方努力而不遂的种种事实，人们才会明白“无复徙去 意”，与世无争，安之若素，不是他的本心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　　“满堂溪谷风松，弦歌嗒尔。时忽忽有忘。对睡牛山，齁齁一觉。稍闻 刘顾二君子前后见推，几逢其怒。执政大执乎。得天下太平，吾属老下位， 何恨。”即使写给平生知己帅机的上面这封信，那也用的是诗的比兴手法， 不是直抒胸怀。如果“吾属老下位”，而不“得天下太平”呢？这样的可能 性无疑更大。强烈的不满寓之于无言之中。不是出于谨小慎微，或故作达观， 而是矜持自重的个性不许他诉之于旁人。　　群山环抱的遂昌不是世外桃源。知县有许多无法逃避的现实。他不能是 好官加隐士。　　当时上官常常把自己的亲戚友人分发到属下各县去供养。临走时还得馈 赠他以厚礼。当这样的人来到遂昌时，汤知县索性让他戴冠束带和自己一同 升堂。五天一坐堂，一堂不过二三张状纸。能有多大的油水呢。这样几次， 客人自己也不好意思地走了。　　有的老相识前来打秋风，口气很大，他只能婉言解释。《答王伯阜》书 信说：“每月受词者再。今岁讼裁五十余，而三食敌人。食者踱至，何以待 王先生。诸君有以谅我矣。”类似这样的事情他非得应付不可。多少了解到一些民间疾苦，可是除了纵囚观灯，灭虎兴学这些力所能及而无补实际的“仁政”外，区区一个县官还能有别的什么作为呢？相传遂昌 有一位画师毛会，曾在佛殿上画了一幅女人给孩子喂奶的壁画。夜里有人听 到孩子的啼叫声。和尚告诉画师。画师略一点染，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从此 就安静了。汤显祖为此写了一首诗《广仁院》：“自惭佛无飞乳，满县儿 啼似不知。”爱莫能助，作者的心境可想而知。浙江巡抚王汝训上任前和刘应秋约好，他将尽快呈报吏部，让汤显祖脱离苦海，调出遂昌。人事部门主管、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不等浙江公文上 报，早就提出让汤显祖恢复原职，得不到上级批复。后来又想调他为南京太 仆寺丞，唯恐通不过，打算先调他到南京刑部再说。礼部主事、太仆夺丞、 刑部主事品级相同，而名声略有参差。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无济干事。这时 吏部尚书陆光祖已经下台，刘应秋调回北京。后者的来信说，朝廷的气候是 不雨不晴。汤显祖的诗《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说：“心知故相嗔还得，直是当今丞相嗔。”《论辅臣科臣疏》得罪首相申时行，这时他已经退休。可见这 一位“当今丞相”不是申时行，而是王锡爵。王锡爵在汤显祖上奏章后一个 月告长假回乡，汤显祖做遂昌知县前两个月回朝任为首相，正好碰在他手里。 刘应秋给汤显祖的来信说，不知道王锡爵为什么很不喜欢他，现在了解 的情况比当年汤显祖的知己知道的更多，王锡爵的儿子衡考取北京乡试第一 名，别人怀疑他不一定是真才实学。自从张居正的儿子中状元以来，首相子 弟考试名次愈高而信誉愈差。高桂、饶伸建议来一次复试。王锡爵认为这是 开国二百年来内阁大臣所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愤而要求引退。为了使他得 到安慰，饶伸削官为民，高桂降为边远地区杂职。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 却为他们伸张正义。刘应秋的来信说，王锡爵耳朵皮子软，一切事情都听儿 子主张。王衡写的杂剧《郁轮袍》，以唐代大诗人工维自比。王维才学高超，人们却毁谤他考试全靠开后门。王衡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对汤显袒 有好感。出任首相前，王锡爵和王世贞两家兄弟退居在太仓原籍。人们称为 四王。他们交谊很深。汤显祖反对王世贞的拟古主义文学主张，也会使王锡 爵感到不快。　　刘应秋曾指望浙江巡抚王汝训、海道副使丁此吕就近照顾汤显祖。哪知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丁此吕升任湖广右参政离去，次年王汝训革职。头一年，吏部尚书孙、侍郎赵用贤、考功郎中赵南星，第二年吏部尚书陈有年、文选郎中顾宪成都因得罪王锡爵而罢官。上面可以替汤显祖讲话的人差不多 都被排挤而去。王锡爵虽然不久也告老还乡，继任的内阁大臣赵志皋、张位 对汤显祖还不错，但一时难以改变王锡爵的原有决定。　　在政治上这么支持汤显祖的顾宪成、王汝训是些什么人呢？顾宪成虽然 官居吏部文选司郎中，却站在清议派方面和政府不和。王汝训的为人可以从 一政治事件得到说明。他到任才几月，发觉湖州豪绅地主前尚书董份同前国 子监祭酒范应期横行不法，霸占良民的田地财产，激起公愤。他和巡按御史 彭应参决心主持正义。彭应参去到湖州巡视，接受上千被害者的控诉，命令 乌程知县张应望依法处理。在政府和群众压力之下，范应朋畏罪自杀。范应 期以前曾为皇帝讲书，他的妻子到北京告状。皇帝怒不可解，工汝训、彭应 参都被革职，张应望充军，汤显祖给友人的书信多次表示他对王、彭、张三 人的同情。当他因公晋京时，曾亲自到监狱里去探望。汤显祖对他们显然有 同情和共鸣。汤显祖治理遂昌的情况，他在《答李舜若观察》书信中有扼要的说明：“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清净是他对人民的态度。 中国古代所谓“循良”的地方官大都如此。害马指的是豪猾，汤显祖主张以 霸道对付他们。可惜具体情况不见记载。汤显祖对同乡先辈宋代政治革新家王安石曾有不同流俗的评论。他指出，王安石治理郭具，青苗法行之而有实效；他的均输、方田法适用范围更 广；保甲、保马法宜于边境州郡。新法推行于全国不免失败，在一个县却可 以获得成功。他认为友人赵邦清在山东滕县的治绩提供了这样一个实例。同 时又指出，在滕县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不能简单地行之于全国。汤显祖为 友人写下《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赵子瞑眩录序》、《赵仲一乡行录序》、《赵仲一鹤唳草序》、《滕赵仲一生词记序》、《寿赵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岁序》、《赵乾所梦遇仙记序》等七篇文章。就一般情况而论，这一类应酬 文学大都是空泛的赞美之词，不一定符合事实，或出之于作者本心。送上丰 厚的润笔之资，通过一定的人事关系，不难办到。但是这几篇文章不一样。 汤显祖前后两次经过膝县，根据观察和前后对比得出结论，文章对王安 石的论述从一个县的治理出发，不同于任何一种旧说，是他独到见解。汤显 祖对滕县治绩的评论和对湖州事件的明朗态度，以及他的“去其害马”的自 述，都说明他治理遂昌既有宽的一面，同时又有猛的一面。下面是他对付官 绅项应祥的故事。项应祥任吏科都给事中，告假回乡。官位不高，而声势颇 盛。他的子弟依持权势，为非作歹。告他家状的人很多，这使知县感到难办。 一天晚上，汤知县请项应祥吃晚饭。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忽然门外人声喧嚷。 项应祥问是怎么回事。知县不知道，叫人出去探问。回答说是有人告状。知 县说明天再说。大门外越闹越厉害。项应祥说既然这么紧急，就把状纸收下 来吧。汤知县请项应祥和他一同升堂理事。众口一词，被告人都是项家子弟。这是至今还在遂昌老年人当中流传的故事。项家是大地主，自己不文纳钱粮， 还包庇本家和亲戚，把自己名字借给他们用。汤显祖写了一封《复项谏议征 赋书》。如实地列举豪强大姓规避田赋的几种不同情况，——加以分析。然 后附去他本人以及家族、亲戚的欠税清单。“门下方为国侍从，未忍以租赋 为言。知门下病起必有以处也，而乃可为子孙法。”措词委婉，情意真切。 给对方留下从容的回旋余地，而在原则上则不作丝毫妥协。民间传说不一定 都是事实，但从汤显祖的这封信看来，不会纯属虚构。项应祥是当地的显要 官绅。汤显祖初到任，两入关系本来不错。项应祥曾为汤显祖写过一篇《尊 经阁记》。征赋事件之后项应祥怀恨在心。万历二十九年考察郡县地方官， 汤显祖已经弃官回家三年，居然得到“闲住”的处分，相当于革职为民。《野 获编》说是项应祥插了一手。这正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民间传说，吏部向 他询问汤显祖在遂昌的治绩，项应祥淡淡地说了一句：“子不言母丑。”显 得他对过去的父母官还颇有感情呢。有时一句话中有刺的故作宽容的考语比 赤裸裸的诽谤更容易见效。　　按照明朝规定，每隔三年要对地方宫进行一次考察，称为大计。大约升 官、免职、贪污而惩办的各占一成，十分之七的人留任原职。万历二十二年， 以吏部尚书孙丕扬为一方，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沈恩孝为另一方，互相倾 轧。可以说这是无原则的人事纠纷，没有明显的是非曲直之分。江西人内阁 大臣张位和丁此吕、刘应秋同情沈思孝。丁此吕以贪污罪被捕，因无确证， 只以“不谨”的考语而革职。汤显祖也受人中伤，亏得吏部文选司郎中南企 仲仗义执言，得以留任。回到朝廷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不得己而求其次，调为一个府的同知或通判也可以差强入意。同知是五品官，希望不大，通判相当于主事，恢复原职，不算升迁。如果在温州，那 就更好。汤显祖寄给友人的信说，有“贵人”替他设法，但一直得不到确实 消息。当时温州知府刘芳誉听到传说，信以为真，特地为他建造五间书楼。 汤显祖离开遂昌前，曾到温州游览。在青田石门潭、雁荡大龙湫，都留下他 的踪迹。万历二十五年汤显祖到杭州上计，接受上级的考核。他由龙游乘船，顺流而下。这时他对宦海浮沉，感触很深，写了一篇《感宦籍赋》。序文简短 而幽默。他说书箱里本来有《高士传》，船上无事，正好拿它消遣。那知书 僮说找不到，自作主张找了一本《宦林全籍》。官名，人名，地名，大如麟 角，细如牛毛。《宦林全籍》是全国各地官府的花名册，专供官场应酬用。 不得高尚，只见庸俗，两者正好作对照。这篇赋说：公侯卿相的子孙用不着 学书学剑，自然做上文官武将；驸马都尉和皇帝是一家人；纳货为郎，财宝 可以变做官位。只有穷书生唇焦舌躁，废寝忘餐，要博得一官半职，比登天 还难。同是做官，有的十年沉沦，不见起色；有的一月不到，连升三级，有 的碰到挫折，跳得更高；有的偶有差池，一蹶不振。有少年得志，也有白首 沉埋于下僚。有的贪赃在法，宫贵依然；有的稍有缺失，便受滴罚。有的骄 奢逸豫，童仆盈门；有的远离家乡，鞠躬尽瘁。有的子孙满堂，加官进禄； 有的卖妻鬻子，狼狈回乡，甚至无声无息，自绝于人世。有的人舆论哗然， 他却“好官我自为之”，扶摇直上，有的才能少见，声望无双，却无出头之 日。汤显祖综览种种是非得失之后，给自己得出结论：“彼拙效其常然，岂 削籍之所朽。”罢官去职，于我何有哉。这是以词赋为体裁，含讽带笑，以 悲愤、怨气调和着墨汁而描绘的一幅升官图。　　万历二十四年，明朝为了弥补宁夏、朝鲜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和修复被 焚宫殿，通过政府机构向人民征收赋税远不能满足需要，直接派遣亲信太监 往各地征税。名为矿税，实际上是掠夺金银财物，和发展矿产的采掘冶炼业 很少有关系。太监作钦差，自称奉有密旨，随意搜查，到处敲诈。他说房子 底下有金矿，就得把房子拆了。他说祖坟旁边有银矿，就得把坟墓掘了。奸 淫烧杀，视人命力儿戏。只有贿赂，才能幸免。群臣谏阻，一概不听。不少 官员因奉行不力而受严惩。先在京畿附近，后由山西、浙江、陕西、河南、 广东而遍及全国。后来武昌、临清、苏州人民群起而攻之，酿成事变。当这 样的税监即将来到遂昌时，汤显祖写信给友人说：“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 以宁，将恐裂”。这是使他决心弃官的又一原因。当时有一名医，精于伤科， 流寓遂昌。他是江山人何晓。老百姓打官司，有时板子打重了，让他去看一 下。在封建时代的衙门里，用刑是常事。碰到斗殴伤人的刑事案件，总是先 让他诊视，然后开审，囚犯有病，知县出钱，让他送药。在遂昌五年，没有 因斗伤或受刑而致死的。最难得的是何晓和知县关系很好，而从来不以私事 相求，他老年得子，要回江山。汤显祖自己也将弃官，不便挽留，情意深厚 地为他写了一首诗《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前面一篇序文，亲切动人，散 文而比诗更有诗意。明朝知县，三年一任，做到第二任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汤显祖高才被抑，在北京就向吏部告辞。遂昌的吏民一直到扬州接他。他写 了一首诗《琼花观二十韵》：“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这就 是他的《归去来辞》。回到遂昌，住在城外妙智禅堂办理必要的交接事宜后， 就一直回江西了。汤显祖在遂昌五年，既消极而又积极，既无为而又有为。 别人和他自己都理所当然地把遂昌看成是贬官和还朝之间的桥梁。在这种心 情支配下，他是消极的，不想有所作为。然而到任以后，看到县城简陋不堪， 即使下到百废待举的地步，亟待办理的事项着实不少。射堂、学舍、尊经阁、 启明楼、书院大堂的修建，相圃书院经费的筹划被列为当务之急。他和友人 都没有忘记，只有北京才能使他“脱离苦海”。后面四个字是他的知已刘应 秋的用语。也许正是急于离开此地，他才迫不及待地在一二年内完成这些建 设（只有书院大堂较迟）。这是孕育在消极中的积极性。同五日京兆，不安 于位，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他要在遂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那就过奖了。 要是他有志于此，就用不着力求还朝。万历二十六年是他主动弃官，不是被 免职。邹迪光写的传记说，在他返回临川之后，吏部和浙江当局还带信要他 返回任所。再千三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拂袖而走，不愿作片刻迟延。　　万历二十三年到北京上计，他在山东腾县略作停留。赵邦清在那里的治 绩简直是北宋王安石郭县之治的再现。他为此而写的六七篇文章不是言不由 衷的泛泛之词。赋税征收是明代地方官考绩的主要依据。赵邦清平时树敌不 少，由于这方面成绩优异还是照样升官。汤显祖赞美他的政绩，但他不想在 遂昌照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弟作县何如，直是闲意多耳”（《与周叔 夜》）。或者换一个说法：“弟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既不习力吏，一 意劝安之，讼为稀止”（《寄荆州姜孟颖》）。如果他在遂昌有什么政治理 想，那就是“欲如盖公所以治齐”，即清净无为。西汉初年的无为是为了恢 复战乱之后的地主经济，汤显祖所要求的则是在动乱到来之前，在这淳朴山 乡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安定。“后见贵倨家，武横奸盗，往往而有，不治不止。”（以上引文二处见《复项谏议征赋书》）。即使遇上项应祥那样的在朝官绅，他也不作让步。这是经常的无为和特殊情况下的有为相配合，而以无为为主。 正因为如此，他在《与门人叶时阳》信中津津乐道的不是他在遂昌有什么特 殊建树，而是他“在平昌（遂昌）四年，未尝拘一妇人。非有学舍城垣公费， 未尝取一赎金”。平淡无奇，既没有高谈阔论，也不用奇才大节，然而很少 有人实际做到。汤显祖离开遂昌十多年之后，那里还不时有人到临川来向他 问候和致意。关于他的遗闻轶事一直流传到现代。遂昌那样的山乡，出了一 个正四品官太常少卿项应祥，那是了不起的事。然而当他和汤知县发生冲突 时，老百姓并不袒护自己的乡亲，而是将同情给予最后被革职的父母官。汤 显祖在遂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难想见。十一、遂昌任上和文人的交游　　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汤显祖到北京上计。上计一名大计，全国地 方官三年一次晋京述职。汤显祖在北京会见了湖广公安袁氏三兄弟。老大宗 道任翰林院编修，老二宏道即人所熟知的袁中郎，前年才考取进土，请假回 乡。这次来京候选，任命为吴县知县。老三中道还在应试。翰林院的官员一 向被认为“玉堂”中的人物，他们看不起州县外职。袁宗道却和他的同事王 图、萧良有在积雪之夜轮流宴请汤显祖和他们的同乡王一鸣。袁宏道、汤显 祖、王一鸣又同时启程南行。后来袁宗道在来信中以《世说新语》中《文学》、《豪爽》、《言语》三方面的特异人才比拟汤显祖，汤显祖则以诗《读锦帆集怀卓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点明公安派创作的思 想渊源。这次相会，汤显祖四十六岁，袁宏道二十八岁。再过三年，汤显祖退出政治舞台，而袁宏道才第一次踏上仕途。汤显祖反对拟古派后七子的斗争早 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受人注目，并赢得老诗人徐渭的赞赏，那时三袁还太幼 少，不为人知。这次相会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以性灵著称的典型的公安派 小品，袁宏道大都作于任吴县知县之后。汤显祖作品和公安派风格相近的《合 奇序》《溪上落花诗题词》和一些趣味隽永的书信，虽然难以考定确切的创 作年月，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作于这次上计之后。在各种繁多的社会因素的制 约之下，他们各自给予对方的鼓励和影响应该给以适当的估计。这次相会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十八年之后，那时宗道、宏道部已去世，汤显祖还要门生王天根回乡时带信给袁中道重提旧游，中道则把他的 回忆记载在《游居柿录》卷九第九五 0 则。　　公安派崛起，后七子的影响一落千丈。这时后七子的盟主王世贞已经去 世数年之久。汤显祖的主要业绩在于戏曲创作。若干年之后发生的他和沈璟 的论争，可说是反后七子斗争在戏曲界引起的回响。　　同年秋，屠隆在苏州获悉前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吕被诬告的消息，经杭州， 溯钱塘江而上，想赶到南昌丁此吕家致以慰问。他在兰谿得知丁此吕已经离 家北上，他就前往遂昌看望汤显祖。屠隆和汤显祖说不上是深交。屠自从万 历十二年被控以“淫纵”之罪革职后，差不多以浪游为生。依靠他的文名以 及他和王世贞、汪道昆等名公的关系，向达官贵人乞求“买山”的资金。为 情势所迫，到身居一官半职而平日略有交往的友人那里作客，谋求少量的馈 赠，也在所不顾。这原是当时社会上的陋俗，名为打秋风。这种人称为山人 或隐士。不是不愿做官，而是考不取举人或进士，做不成官。像屠隆那样身　　为进士，做了两任县令，当过六品宫主事的人而带有山人作风，那是少见的。 这是文人士大夫风流放荡，失职而家中没有多大田产，逐渐向游士食客演变 的一个例子。不是饥寒所驱使，而是美酒佳肴、繁声艳色，习以为常的生活 需求迫使他到处浪游。出口成章，不时而有作品斐然可观，这又使得熟知他 短处的人也会对他保持适当的敬意。汤显祖在遂昌，没有人和他谈诗论艺， 远离朝廷和文坛而又不能将它们忘却，屠隆到来使他从心里感到高兴。汤显 祖将消息传告邻具松阳知县周宗邠，邀他前来相会时写的七律前半首说：“空 谷逢人亦快哉，平昌一榻自仙才。即看山色排云起，似听泉声喜客来。”诗 意平平，但那喜乐的节奏却是亲切地再现了。　　汤显祖陪同屠隆游览了近城的瑞山、飞鹤山、含辉洞，较远的白马山以 及八十里外的青城山。遂昌群山如屏障重叠，而很少奇峰怪石。汤显祖的诗《留屠长卿不得》说：“直为弦歌似青浦，那得琴人逗长卿。”荒僻的山城 没有清歌妙舞可供消遣。收到九十六岁的老母来信催促，屠隆提前告辞。　　屠隆的《玉茗堂文集序》可能作于此行。它的作者传略介绍到遂昌知县 止。　　屠隆带来吴县知县袁宏道决意在明年休官的消息。袁宏道七次递上辞 呈，才在后年二月卸任。他畅游杭州西湖、天目山以及绍兴和诸暨的名胜才 回湖广。这对后来汤显祖下弃官的决心可能有一些关系。汤显祖在同年春写了一篇《紫钗记题词》，准备付印。题词说：“曲成，恨帅郎多病。”据《阳秋馆集》《惟审先生履历》，此序必作于七月帅机去 世之前，和臧懋循改本《紫钗记》《题词》所署：“乙未春清远道人题”， 时间上恰好一致。汤显祖以清远道人为号，最早见于这篇题词。清远不是他南贬途中经过广东的一个地名。从他写的诗《清远送客过零陵》，看不出他对此地有任何 特殊的感情。别号的命名来自《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 仪。吉。”王粥注：“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 峨峨清远，仪可贵也。”北京上计归来，了解到返回朝廷的希望已很渺茫， 于是产生退隐的念头。这才是这一别号的真实含义。《紫钗记题词》说得明明白白：“记初名《紫萧》，实未成??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紫钗记》创作完成于南京。而署名清远 道人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却说这本戏曲完成于遂昌。明末清初署名李 蛰评的小说，汤显祖批的戏曲，可说不知其数。是真是假，值得一辨。此文 上半己缺，所存原文如下：
雷阳谪居，真不减鸱夷五湖、相如临邛耳己。令平昌，邑在万山中， 人境僻绝。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 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 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长卿曰：记崔张者凡五人：北则人 知有王关，而不知有董；南则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陆。为子玄（陆采） 称冤。并以婆罗园（屠隆）题评见示，且欲易余董本。余戏谓长卿：昔 东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晋叔韩斡二驭（散）马。晋叔难之。钱穆公欲兼取 二物，蒋颖叔欲焚画碎石，竟成聚讼。予请以石归苏，以画归王。今日 请以娑罗归屠，玉茗归汤。乙未上已日清远道人纂。　　《汤显祖诗文集》中有关屠隆到遂昌的诗有六首之多。诗中凡是有关时 令的词汇都适用于秋季，而不适用于春天三月。其中一首《平昌得右武家绝　　决词示长卿，各哽咽不能读，起罢去，便寄张师相，感怀成韵》。据《明史 纪事本末》卷六六，前浙江海道副使了此吕在同年六月被逮。此吕字右武。 他和家人的绝决词不可能作于被捕之前数月，只能作于被捕或即将被捕时。 可见屠隆到遂昌必在秋季。　　有没有可能屠隆到遂昌从三月初一直住到秋天呢？屠隆的书信《与邓汝 德少宰》说明他在秋天从苏州前往遂昌。屠隆罢官后到处浪游，差不多以干 谒即打秋风为生。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屠仪部隆》对他颇有微词。 他和汤显祖说不上是莫逆之交，不可能老着脸皮，在这样荒僻的山城一住半 年。汤显祖另有一首诗题为《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悼，怅 然有作》。这是说，屠隆本来想从这里出发，尽情游览浙东各地名胜，忽然 想念老母仓促归去。诗又说：“何得采芝未盈把，便向高堂成燕喜。”同样 说明屠隆在遂昌逗留不久。　　有没有可能屠隆在一年中到遂昌两次呢？遂昌只是一个小县城，处于群 山之中，不在来往必经的任何交通线上。屠隆还不至于穷极无聊到此地步。 现存汤显祖为他写的六首诗中，没有一首提到旧地重游之意，或者时间在秋 天以外的其它季节。另有疑点如下：　　（一）叙云：“雷阳谪居，真不减鸱夷五湖、相如临邛耳已。”范蠡载 西施归隐于太湖，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到成都，都是出名的风流故事。汤 显祖在南贬途中写的小诗《打顿》云：“独眠秋色里”；《凭头滩》云：“南 飞此孤影”，都和此叙不合。以常情而论，汤显祖得罪内阁大臣及职司弹劾 的科道官员，贬官岭南，不得不有戒心，不可能有这样的艳史。（二）书题：“文寿承、何元朗、张雄飞校阅，临川汤义仍批订”。据土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十五《悲七子篇》序，文彭（寿承）、何良俊（元朗）都在万历元年去世，而汤显祖的所谓“批订”则在至少二十余年之 后。文、何二人的校阅原稿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送到遂昌的呢？文、何都是 吴中老宿。沈璟的曲律至上主张源出于何良俊。他们和汤显祖从来没有交往。 书贩把天南地北、各不相干的名家硬拉在一起，无非是招徕顾客而已。袁宏道有一封信寄屠隆。他说：“欲与长卿一别，而竟未能。俗吏之缚束人甚矣，明年将挂冠从长卿游。此意已决。会汤义仍先生幸及之。”袁宏 道在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和汤显祖同时离开北京，南下就任吴县知县。次年三 月三日第一次上书辞职。直到二十五年二月第七次上书才获准卸任。这封信 写在二十三年秋天，屠隆离开苏州南下之后。可见，《玉茗堂批订董西厢》 分明出于伪托。　　现已查明前引《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从“昔东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晋叔” 起，到“王茗归汤”止，共六十三字，完全抄录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 三《董玄宰制义序》，只有末句原文是“今日请以陈生归陈，董生归董。” 汤显祖和陈继儒都不至于彼此以抄袭当创作，只有书贩可能这样作伪。　　除《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外，另有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卷首有署 名清远道人而无年月的《题辞》一首。既有“批订”本，又有“评”本，汤 显祖对董《西厢》何其不惮烦也。　　无独有偶，不仅有汤显祖和吴中名士文彭、何良俊合作的董《西厢》校 订本，又有汤显祖、沈璟的朱墨套印本《西厢记》杂剧。不能说这些本子一概都是伪作，但也不能因为书是明版就全都信以为真。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原文绰约多姿，清新小巧，不失为佳作。屠隆 曾到遂昌访问汤显祖，汤显祖《紫钗记题词》在万历二十三年作于遂昌。这 些事对当时文化出版界并不是秘密。作伪者既有相当高的写作技巧，而又熟 知文坛掌故，然而既是作伪，就难免露出破绽。倒是另外一些毫不涉及人事 及年代的题跋和题词，除存疑外，使人不能作出进一步判断。至于题跋和题 词年月署在作者去世之后的所谓汤显祖评注本，如玉茗堂摘评《艳异编》， 序文也是颇有文彩的一篇小品，但它说：“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戊午是 万历四十六年（1618），汤显祖去世后第三年，那就不值得一辨了。　　明代末年，书贩所出的小说评本通常都用李贽的虚衔，戏曲则伪托汤显 祖的评注。竞相效尤，一时成风。沈璟的族侄自晋曾有《偶作·窃笑词家煞 风景事》《解醒乐》曲作了生动的揭露：“那得胡圈乱点涂人目，漫假批评 玉茗堂，坊间伎俩。更莫辨词中衬字，曲白同行”（见《越溪新咏》）。出 版者的这种作伪行径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的非难。　　万历二十四年，汤显祖写了一首诗《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前面已经 引录。孙世行名如法，吕玉绳名允昌。他们都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而又友 谊很深。孙、吕是表兄弟，出身都很高贵。如法的曾祖父燧，官为江西巡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不屈而死。祖父升，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父在万历二十一年继陆光祖之后出任吏部尚书。他主持那年京官考察，第一着就是不 徇私情斥免外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吕允昌。这是即将清洗执政亲信的一个信 号。三四个月后，经不住内阁大臣的反对，愤而辞职。如法中进土后，任刑 部主事。万历十四年继姜应麟、沈璟之后，上奏章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他的生母应晋封为贵妃，并建议召回姜应麟、沈璟。孙如法因此触犯皇帝， 贬为广东潮阳县典史。后来告病假回乡。万历十八年春，汤显祖曾和他在绍 兴相会，同游兰亭。吕允昌的祖父本曾任辅相即内阁大学士，嘉靖四十年（1561）休官，万历十五年（1587）去世。允昌考取进士，出任宁国府推官。万历二十一年由 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降为工部主事。在父亲和姑母即吕允昌母亲的影响下，孙如法以精干曲律而得名。根据当时友人钱槚的记载，如法曾对沈璟所作多种传奇的音韵格律作出订 正。王骥德的《曲律》也曾得到他的鼓励。同年秋，汤显祖到绍兴结算遂昌县的钱粮。孙家早就迁居绍兴，如法居父丧在家。他和汤显祖会见时谈起工骥德的传奇《题红记》。汤显祖探询王 骥德对他已出版的唯一戏曲《紫萧记》印象如何。孙说，王骥德深为作者的 才华而倾倒，而认为它在曲律上则略有欠缺。汤显租希望有机会当面向王骥 德请教。可能因王氏外出，未能如愿。《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杜丽娘 的说内提到《题红记》。汤显祖和王骥德虽然未能见面，彼此之间的情意值 得人注意。　　王骥德曾在山阴知县毛寿南家坐馆任教。沈璟年幼时曾以毛寿南为师。 王、沈二人的交往可能从上述人事关系而引起。工骥德年龄比沈璟大，社会 地位则远不及后者。王曾以苏轼悼念秦观的话：“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表示他对沈璟的哀思。他以苏轼自比，决不会是沈的门生。他们书信来往， 彼此都以先生相称。王氏《曲律》有对沈璟的高度推崇，这一点注意到的人　　比较多；同时也有他对沈璟的严格批评，这一点常被某些研究者所忽视。他 们强派王骥德为吴江派。王指责沈璟：“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 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沈璟批评《卧冰记》、《古皂罗袍》：“理合敬我哥哥”曲：“质古之极，可爱，可爱”；评南戏《王焕》《黄蔷薇》引“三十哥央你不来”；“大有古人遗意，可爱。”王 骥德指斥说：“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沈璟）极口赞美，其认路头一差，所 以己作诸曲，略堕此一劫，为后来之误甚矣。不得不为拈出。”他又批评沈 璟“于平仄合调处，曰：某句上去妙甚，某句去上妙甚，是取其声而不论其 义”。沈璟推崇何良俊的名言?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是“一 言儿启词宗宝藏”（商调《二郎神·论曲》），而王骥德反驳说：“此有激 之言。夫不工，奚以辞为也”（以上未注出处引文见王氏《曲律》《杂论》 第三十九下）。沈璟并未无视他和王氏之间的分歧，他将所编《南九宫十三 调曲谱》寄赠王氏时写道：“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称先生意指。”可见将 王骥德列为吴江派，并不符合沈璟本人的看法，沈重视王骥德的曲学修养， 但不认为他是本色派。王骥德的《题红记》传奇、《男后记》杂剧和传世的 散曲都可以为此作证。　　王骥德是徐渭的门生。他在《曲律》中强调以绍兴为主的浙江戏曲自成 一派。从元末杨维桢的散曲追溯到春秋时的歌谣《鄂君》、《乌鸢》。当代 则盛赞同郡徐渭、叶宪祖、谢谠（海门）、钱直之（海屋）、史槃（叔考）、 王澹（澹翁）。这个说法是否可取是另一问题，他不愿作吴江派的附庸则由 此而自明。真可和尚由杭州乘上水船来到龙游县，然后翻山越岭，不辞艰险，徒步进入遂昌。他驻锡在济川桥头的妙智禅堂。和尚把西山云峰寺读到汤显祖题 壁诗的那次“神遇”作为初次相见，这是他们第三次相见了。真可在离城六 十里的赤津岭题了有诗：“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赚我千岩万 壑来，几回热汗沾衣裳。”真可的大志要超度汤显祖出家。为一个不见得能 实现的渺茫的目标而执着地追求不止，这是宗教家的超凡入圣处。真可也许 对汤显祖的入世苦心已有足够认识，一个“赚”字道出他的悔意。也许他对 汤显祖所处的逆境估计过分，误以为时机成熟而又本能地有所怀疑，这个 “赚”字表述他的进退踟蹰。无论如何，汤显祖对这次意外的奇遇感到满足。 他的思想感情深处的某个角落会在真可那里得到同情的共呜。他们之间也许 还有友好的交锋。遂昌离城十五里有著名的唐山寺。唐末禅月大师贯休曾在 这里静修十四年。据说他梦见异人叫他临摹十八罗汉的画像。画到最后一位 时，异人不再指点，却叫他临摹池水中所见的影象。这就暗示贯休，罗汉是 他的前身。山头一轮明月，影子映入水面。金鱼看错了，以为那是食饵。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变的还是那月亮，月影却在千万次吐纳之后变成金丹， 终于鱼化为龙，得成正果。真可把这则富于想象力的宗教传说讲给汤显祖听。 正巧，贯休出家前本和汤显祖同姓。告别之后，真可又一次经过赤津岭，他 留下四句诗：“踏入千峰去复来，唐山古道足苍苔。红鱼早晚迟龙藏，须信 汤休愿不灰。”①汤休指的就是他的主人。汤显祖回答了一首七律：“前身那 拟是汤休，紫月唐山得再游。”他可不敢以旧地重来的汤休自居，他的谦虚 未免使真可感到失望，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沮丧。①
见《紫柏老人诗集》卷二《还度赤津岭怀汤义仍》。第三章《牡丹亭》一、玉茗堂和家庭境况　　汤显祖的祖居在抚州文昌桥外。至迟当他童年时，城内香捕峰下唐公庙 附近就设有他家的学塾。在二十三岁那年除夕，祖居遭受火灾。《吾庐》诗 说：“十载居无常。”可能这时家塾逐渐改成住所。后来赫赫有名的玉茗堂 由此而草创。　　玉茗作为堂名最早见于《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点缀红泉旧本， 标题玉茗新词。”《紫钗记》作于万历十五年前后，如果这两句词当初就有， 那末玉茗原来只是故乡风物的象征，如同红泉馆一样。万历二十年，他写了 一首诗《岭外初归，读王恒叔点苍山寄示五岳游，欣然成韵》。诗说：“临 川小筑寄香楠”，至少玉茗堂的名号，那时并未启用。《紫钗记》第一出的 两句词，如果出于万历二十三年写作此剧《题词》时所修订，那就和这篇《题 词》所用的署名清远道人一样含有退隐的意向了。　　玉茗得名于宋代抚州州官衙门东院的一株白山茶花。诗人黄庭坚的《白 山茶赋》说：“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惟是当时而见尊，处于 瑶台玉挥之前；是以闭藏而无闷，淡然于于风枯柳之下。”南宋景定元年（1262）州官家坤翁的《玉茗亭记》说：“或曰琼花与此花媲美。彼处康庄，有闻于世；此居逻远，人遂忘之，若有所歉。是不然。琼花困于采掇，根非 其故。此花退然自安，至今无恙。动者之乐，仁者之寿，所成孰多，必有能 权之者矣。”三个世纪后，汤显祖弃官南归，在扬州写的《琼花观二十韵》 说：“但道芜城争艳逸，安知隋苑即披离??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 琼姬。”立意分明出自《玉茗亭记》。高洁的黄心绿蕊的玉茗花在作者心目 中变成故乡和退隐的象征。清远（楼）和玉茗（堂）与其说是具体建筑物的 名称，不如说是主人借以言志抒情的手段。遂昌弃官回来之后新买一所旧宅，恰好和家塾连成一片。这才奠定后来玉茗堂的格局，成为它主人常用的名号。整个家园占地约五市亩，大体成矩 形，每边 60 米左右。从此之后，他的弟弟们留居祖宅，汤显祖则定居在城内。　　玉茗堂既是家园的总称，又是其中一个具体的厅堂名。为避免误会，这 里不用邸宅字样，而用家园一词。中国古代的南方住宅大部由家和园两部分 组成。园子往往比住房大。　　汤显祖诗文集中提到的城内住宅有玉茗堂、清远楼、金柅阁、芙蓉西馆 四处。《家谱》卷首附有康熙年间的《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除以上四处 外，还有兰省堂、寒光堂、毓霭澄华馆，四梦台。《抚州府志》还加上一座 揽秀楼。有两点要注意。　　（一）住宅在主人退隐后经过十来年的扩充和修建，不是一次设计，全 部落成，然后迁入新居。汤显祖本人和其它方面的记载都可以为此作证。　　（二）康熙年间所记的汤家规模并不都是汤显祖生前的住宅。他的第三 个儿子开远曾任南直隶按察司副使监（今安徽省）安庐二郡军，正四品。《明 史》有传。比他的父亲阔气得多。兰省堂的命名和监军职务有关。寒光堂是 开远的堂名，他的奏疏集即以此为名。至少这两者不是汤显祖时的旧物。以　　常情而论，后来的建筑物可能不止于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这段记载来源于许重熙。此人在他的老师汤显祖去世 前一年，曾千里迢迢前往江西晋谒。可能有所夸张，但离开事实不会太远。 明代文人喜欢给家中的亭台楼阁加上美名，然后吟诗作赋写文章，应酬 唱和，有的达几十以至上百首之多。汤氏诗文集篇目繁富，这样的诗文可一首也没有。 他的诗提及玉茗堂的很多，除了那口池塘、其中的金鱼、荷花和园中的杨柳、芙蓉等一般景色外，没有假山或园林布置的描写。 他的诗《平昌齐发弟子数人从师吴越，里居稍有来问者二首》说：“今朝得见柴桑叟，落日寒园自荷锄。”　　《扫除瓦砾成堆，偶望达官家二首》说：“偶然开扫到池林，瓦砾堆高 一丈深”。　　另外一首诗《见故时书画狼藉，惜之》说：“牡丹赋作官厨镇，蕉雪图 支漆竹门。自是一时珍重意，落花倚草更谁论。”看来牡丹赋、蕉雪图可能 是《牡丹亭》传奇的草稿。他的诗《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就以王维的雪中 芭蕉图比喻《牡丹亭》。这些诗都可以为钱谦益的记载作旁证。杨恩寿的《词余丛话》卷三说：“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豚栅之旁俱置笔砚。” 焦循《剧说》卷五说：“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中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也。”汤氏创作《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的 这则动人的逸事，是否真实无可查考。玉茗堂连同园池在内不算狭小，单就 住所而论却不宽敞，和《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给人的印象显然不同。单就《剧说》所写的汤宅情况而论，它未必远离事实。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友人钱希言在汤家作客两个月，住在文昌桥 东旧宅，而不住在玉茗堂，这是后者住房不太宽敞的一条旁证。玉茗堂的亭 台池馆不像王世贞的寡园或许自昌的梅花墅，它们都是有数的江南名园。玉 茗堂之所以享有盛名，不在于它的园林建筑，而在于它的主人。如果现代人 要对它的具体情况有一点了解，不妨参看明代画家钱榖所作的张凤翼求志园 的写真图。它的复印件见拙作《张凤翼年谱》插页。汤和张（） 情况不同，但他们家境相差不多，又是同样的明代的民居风格。求志园所显 示的文人亭台他馆的美名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可以使现代人的想象不至于 离开事实太远。　　汤家原来是富有的地主。《家谱》说他的父亲“捐万石以赈荒歉，出千 金以修桥梁”。数量词可能失之夸大，家道殷实，无可怀疑。汤显祖多次到 北京应试，南京游学。娶小妾，带僮仆。吟花醉酒，访书求画。化费很大。 考取进士后，做上七品、六品京官，前后七年。明朝官员俸禄之低，几乎难 以维持生活。他们全靠额外收入，即贪污和例行而合法的变相贪污。像海瑞 那样出名的清官，官居正二品，一尘不染。去世后，倚靠众人乐助才能办理 丧事。太常博士、詹事府主事、礼部主事是闲官，手无实权，没有额外收入。 他在《与司吏部》信中作了计算：六品京官一年收入四万文钱，租房子，买 粮食，养一匹马，雇两个僮仆，得化费七万。这一切都是官场所必需，无法 节省而又能保全体面。他在南京时，僮仆和粮食全由老家接济。知县有额外　　收入。遂昌地瘠民贫，他又搞了一些文教建设，不可能积聚多大财富。 汤显祖六十岁时向友人黄荆卿透露，每年他家租谷收入不满六百石。依此计算，田产在二三百亩之间。他的继妻、小妾、寡居的长媳、次子大耆、 三儿开远夫妇、四儿开先、女儿，可能还有孙辈，连同父母以及僮仆、佣工， 一家至少十五口。如果连同他的兄弟们在内怕有三四十口之多，这点产业就 不见得宽裕了。他为次子写的诗《念大耆久秣陵》说：“虽为县长儿，饥寒 在身口。况乃客单外，僮仆安可久。”《望耆儿二首》说：“游闲不是儿家 业，大好归来学种田。”以他对儿子仕进的关切，不是手头拮据，不会作出 这样的劝告。　　汤显祖在去世前一年写信给他新近中举的三儿开远说： “我歌鹿鸣（指 秋试中式）五十年，求一避债台不得。念之。”明朝的士大夫不是巴尔扎克 笔下的金融家或工商业者，父亲不会隐瞒财产，在儿子面前叫穷。这是汤显 祖晚年家境的忠实概括。　　要作曲，就得演唱。《紫萧记》在家乡创作。青年好友吴拾芝、曾粤祥、 谢廷谅是他的合作者。合作不一定指制谱作曲，演唱、伴奏以至供应酒食都 是必不可缺的事。　　《紫钗记》在南京执笔。官职低而政治环境复杂，不会有什么家乐即私 人戏班子。遂昌归来，四年之内完成三《梦》。这是作家一生中的金色收获季节。从《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遣宜伶汝宁为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等 诗看来，汤家似乎有一班家乐。达官贵人家里养一个戏班子，当时在苏州一 带不以为奇，在江西却还没有形成风气。汤显祖写信《与宜伶罗章二》说：“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庙记》可觅好手镌之。”另一首诗《寄生脚张罗二，恨吴迎日口号二首》 自注：“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可见罗章二 戏班和演员张罗二、吴迎都不住在汤家，也不属于汤家。汤显祖有关戏曲演 出的诗文，有一部分明显地不是家乐，大多数记载十分简单，不能据以确认 演员的身份。上述情况结合汤家的经济收入加以考察，汤家并未经常置备一 班家乐，只是有一些演员同他经常联系，也许更符合事实。二、《牡丹亭》的创作年代　　《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万历戊戌年秋。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 汤显祖在遂昌弃官回家的三、五个月内完成这一杰作。　　《牡丹亭》第一出《标目》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 没个为 欢处。”“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忙处”、“闲处”， 作者在《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中有清楚的解释：“天下有闲人则有闲 地，有忙地则有忙人??何谓忙人？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 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忙处”指官场，“闲处”指罢官家居。这篇文章作于临川知县袁世振在任 时，即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之间，上距《牡丹亭》成书不久。《标目》 的曲文和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罢官（“忙处抛人”）而后家居（“闲处住”） 的情况十分贴切。“百计恩量，没个为欢处”，正好表达他罢官初归的心情。遂昌知县虽然没有繁剧的公务，但毕竟是官场。如果说《牡丹亭》创作于遂 昌知县任上，因为县治僻处山乡，而勉强称之为“闲处”，把朝廷作为“忙 处”，整句句子可不太符合他的处境。因为汤显祖不是直接从忙处（朝廷） 调往闲处（遂昌），而是由贬官地徐闻调到遂昌。　　古代文人的堂名斋号，即使作者远离家乡也不妨同样采用。“玉茗堂前 朝复暮”，不见得一定在临川。但是这一句曲文情况不同，堂名不仅用作人 名的代称，同时又兼指具体的建筑物即作者的家园，这几句曲文应是作者谱 曲情景的真实写照。　　汤显祖戏曲的其他三篇题词所署年份不是创作完成之时，就是润色改定 的年代。前者如《南轲记》《邯郸记》，后者如《紫钗记》。《紫钗记》完 成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题词》所说：“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 钗》”为证。后文又说：“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 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所载题词署明万历二 十三年春，和《题词》所记友人的情况完全吻合。“曲成”这两个字还隐约 透露出作者在写作题词前曾对《紫钗记》作了最后的润色。　　有人以为《牡丹亭》作于遂昌知县任上，万历二十六年是付印的年代。 汤显祖在两年后写的《答张梦泽》信说：“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 而上。”可见二十六年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可能都不存在。《与钱简栖》 信说：“贞父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 黄汝亨字贞父，由江西进贤知县调任京官，先回杭州。《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也说：“顷黄贞父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这是《四梦》刻本的最早记录，时在万历二十三年。实际 出版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但不会相差很远。现在对不同论点补充评述如下：　　（一）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八作者致汤显祖的信说：“近传新著业 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邮，何不以一部乞我？”引用者认为此信作于万历二 十五年。此外，汤显祖在遂昌写的《答习之》信：“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 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他们把上述引文中“新著”和“著书”坐实为《牡丹亭》，在提不出具体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反问道：如果不是《牡丹亭》，那又是什么著作呢？当时《紫钗记》已出，《南柯记》《邯郸记》未定，振 振有词，似乎“新著”指《牡丹亭》是确凿无疑了。“杀青”原意指脱稿，但从下句“何不以一部乞我”看来，这里是指出版。前已指出，万历二十八年时，汤显祖承诺以《牡丹亭》送人还只能用抄 本，没有印本。梅鼎柞信中的“新著”显然不指《壮丹亭》。　　汤显祖有没有别的著作在出版呢？《玉茗堂集》现存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有帅机、屠隆序各一篇。他们评述汤显祖的经历和诗文都到遂昌知县止。帅 机早在万历二十三年亡故，屠隆也在此书出版前去世。这两篇序当是原为较 早的诗文集所写，后来移作《玉茗堂集》的序言。这和沈际飞的《玉茗堂集 选》广泛收罗汤氏以前各种集子的序言、题词如出一辙。　　从小说戏曲在古代不受重视的情况而论，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这一类作品 称为著作。即使他本人对它有所偏爱，也不得不从俗。汤显祖有一封信给他 罢官后结识的好友张梦泽，论述他自己的写作。首先谈到的是“其文事关国 体”，或“馆阁典制著记”以及“成一家言”的“子书”，这些才是著作。 其余都是“小 文”。此外就是“诗赋”‘韵语”，没有一个字提到戏曲。这　　不是他看不起戏曲，而是对人交谈不得不遵从共同的风习。《答李乃始》信 性质相同，提到戏曲时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大者不传，或传 其小者。”《复瞿睿夫》说：“兄才气英阔，加有旧货，足为著书食客之费， 而弟故儒素，宦浅无足与游，小词自遣而已。”以上二信都以“大著”“著 作”和“小者”‘小词”作对照。他只有《答罗匡湖》信中说的一句话：“谓 弟著作过耽绮语”，“著作”一词才兼指戏曲，但那是用别人批评他的话。 不考虑时代特点，以个例古，望文生义，有些问题很难搞清楚。　　（二）汤显祖《答邹尔瞻》书说：“门下书云，当令冲父大有见闻。又 云，不宜令听新声。大见闻全在新声。不令听新声，恐终吴下阿蒙耳。弟近 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 白云自恰悦耳。门户过大，时官难对，无如之何也。”“时官难对”，具体 说，就是他在《答王字泰》书中所说的一段话：“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 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 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郡县之前，却步而行， 伺声而色，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这是说退休之后，地方官架子大， 难以接近，“白云自怡悦”，本是陶弘景酬答齐高帝的诗句，是退隐的典故。 “食贫”“门户过大”，指家庭人口过多，生活困难。明明白白，这是罢官 以后写的一封信，而某一研究者硬指他为遂昌知具任上所写，而“新声”则 毫无根据地坐实为《牡丹亭》。同一研究者又以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为依据，断言黄君辅在万历二十八年秋试告捷。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得到三年前，即万历二 十五年的《牡丹亭》的启发。《激书》原文如下：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亭》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 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 四肢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位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 怀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亭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 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 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握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 吉州名士。　　这类轶事，言之凿凿。可以供谈助，作参考，是否事实却要经过检验。 这是考证的常识。王思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往见吾乡文 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徐渭字文长，万历二十一年去世。《牡 丹亭》绝对不可能写在此时之前。虽然王思任和徐渭都是绍兴人，王思任和 汤显祖通过信。徐渭写了信而没有寄出，这几句话却难以置信。《阳秋馆集》 李级序云：“往闻长老言，汤先生作《南柯梦》传奇，考得蛾子事百二十余 条，迭帅（机）先生补所未备。先生增六十余事以报。”帅机去世后五年才 有《南柯记》，这些话显然传闻失实。《激书》这段话不可信，只要指出一 点就行。据《吉安府志》，万历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年三次秋试，姓黄 的人没有一个中举。而“遂捷秋场”只能解释为乡试录取。黄君辅是一名副 贡，那不过是举人的备取名额，和《激书》所记汤显祖对他的称颂对不上号。 以这样一条材料作为考证年代的依据显然不够严肃。何况君辅是不是那个冲 甫，只是出于这位研究者的猜测，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三）有人认为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三月罢官，秋季完成《牡丹亭》，时间短促，难以设想。他问道，《南柯记》费时一年半，《邯郸记》费时一 年三个月，《牡丹亭》的写作何以如此顺当快速？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孤本秘 籍把写作《二梦》的起讫时间定得如此准确。汤显祖写完《南柯记》，如果 毫不间歇，《邯郸记》最多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写作时间。这是极限，事实 上很难有这样的情况。《南柯记》完成不久，他的爱子士蘧夭亡。他对这个 儿子期望很高，不幸给他的打击很大。一次就写了二十二首悼诗，感情十分 凄苦，以常情而论，写作《邯郸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毕竟比创作《牡 丹亭》的时间要长。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信中已经把原因说清。“问黄粱 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唯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这就说明《邯郸 记》的写作进程因“贫病交连”而比《牡丹亭》拖得长。换句话说，《牡丹 亭》比《邯郸记》写得快。万历二十六年罢官初归，境况比二、三年后好。 作者自述是可信的。三四个月写一本传奇并不出人意外。焦循《剧说》卷四， 传说张凤翼在新婚闹房时不出一个月写了一本《红拂记》。《壮丹亭》和它 相比，那就从容得多了。　　文学艺术创作情况复杂，伟大作品并非必然经年积岁而后成。《红楼梦》 “十年辛苦不寻常”，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巴尔扎克两三个月写一本小说， 同样不失为世界名著。“李白斗酒诗百篇”，不会比“二句三年得”的诗人 贾岛差。千锤百炼可以见之于朱墨淋漓的手稿，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无迹 可求的平素学养和生活体验，它有时表现为自然而至的灵感或所谓神来之 笔，为人所乐道。《牡丹亭》是世所公认的传奇杰作，但它明显地留下仓卒 完稿而未及仔细推敲的痕迹。后代评论者所举的一些文学上的瑶疵，并非全 都出于苛求。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的说白把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误记力《崔 徽传》，而未及改正。即此一例，可见《牡丹亭》的写作与其说自始至终句 斟字酌，不如说有时倒相当匆促。古代著名的相马者伯乐推荐九方皋去为秦 穆公访寻骏马。三个月后求到了。他说是一匹黄色牝马，牵来一看果然是千 里马，然而却是黑色（骊）牡马。九方皋把马的性别毛色都搞错了。伯乐为 他辩解说：这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别人容易见到的表面现象被他疏忽了，他 见到的是别人见不到的马的精神实质，《列子·说符》的这个故事可以用来 说明《牡丹亭》创作的精和粗。白璧微暇不失为杰作，而缺陷之所以存在， 显然和写作时过于匆促有关。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二三月回到临川。他既没有辞职， 也不是被罢免。他向吏部递上一个告假单子，就管自己回家了。他仍然带有知县的虚衔。 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都有弃官而走的，朝廷也不派人接替。 汤显祖多年屈居小城知县，没有希望回到朝廷，才使他最后采取这样决绝的 态度。这是气忿之余的抗议，不是从此消沉，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有朝一夕 时机成熟，他将重新出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发生变化，谁也无法预 料。　　可见把万历二十六年看作汤显祖晚年的开始，未免失之过早。这时他四 十九岁，他对社会生活和宦海风波已经阅历很深，而他的热情并不衰退，依 然保持着当初的锋芒；从《紫萧记》《紫钗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词 赋家的文采和辞藻将深化为剧中人物心理和情节结构的艺术美。这是他创作《牡丹亭》的绝好时机，剧作家正处于旺盛的艺术生涯的顶点。 从他弃官初归时写的一些七言律诗，如《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樽开竹叶风前笑，槛点花枝雨后看”，或《新买谷南高冏卿比舍》：“月下笑声分的，风前基兴觉消疏”，优闲自在，看不出低沉、忧伤的 情调。又如《初归》：“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 是，抵鹊徒誇玉已非”，牢骚不平，但不妨碍他享受天伦之乐：“却喜家公 似壮年，登山著履快鸣鞭。迟回阿母加餐少，早作休官侍药便”（《却喜》）。 父亲七十一岁，母亲少两岁，双双健在。同一首诗说：“南游北望成何事， 且及春光报眼前。”这使人想起《牡丹亭》第三出《训女》的曲文：“眼见 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这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实，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汤氏初还乡诗作，即编入《汤显祖诗文集》第十四卷的前十首侍，提到梦境的竟占其中一半。《答周 松阳》“梦去河阳花似远，兴来彭泽柳初分”，才卸任的遂昌知县情况犹如 一梦；《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几年清梦有长安，不道临川一 钓竿”，写的是过去对官场的憧憬，如今虽然未曾完全清醒，却已意兴阑珊， 可以说这是《南柯记》和《邯郸记》的遥远而微弱的先声；《初归》说：“春 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那是短暂的午梦；《移筑沙井》说：“闲 游水曲风回鬓，梦醒山空月在脐”，则是多梦的春夜。和《南柯记》《邯郸 记》有一点相像，《遣梦》以整首作品写梦境：休官云卧散仙如，花下笙残过客余。 幽意偶随春梦蝶，生涯真作武陵渔。 未成拥髻荒烟合，去觉搴帷暮雨疏。 风断笑声弦月上，空歌灵汉与蜘蹰。它和次年二月寄赠达观禅师《梦觉篇》诗序所记的梦境可能类似：“春中望夕寝于内后，夜梦床头一女奴，明媚甚。戏取画梅裙著之。”难以肯定 是否有实际的风流韵事与此相关。引人注意的是它们和《牡丹亭》的写作时 间相同，不见得是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汤显祖的剧作以《四梦》为名。它们 都有或长或短的梦境，既是作者人生态度的表白，形式多样，内容不同，而 都有一梦，同时又和作者平时多梦，善梦，沉溺于梦想有关，甚至和他的生 理气质易于入梦分不开。可惜资料不足，不便再作进一步探索。梦境并不能使人全然忘却现实。写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四五月间，汤显祖写了一首侍《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霑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当时北京附近大旱，皇帝似乎颇为忧国忧民，夜夜在紫禁城里露天进行祈祷。据陆游《南唐书》卷十七，申渐高是南唐国主李昇的优人。时值亢旱， 李昇问他的侍臣道：“别处都下了雨，为什么独独京城里一滴雨也没有？” 申渐高应声而答：“没有什么奇怪。雨怕抽税，不敢进城。” 年 在定陵发掘的地下宫殿金器之多足以为万历皇帝的贪得无厌提供充分的物 证。当时他派遣宦官分头前往全国各地搜刮金银财宝，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 员奉行不力的都受到严厉惩处。汤显祖的这首诗居然以当今大明天子和区区 南唐国主相比，他的胆识在同时代的文人里是少见的。记住这首诗，对了解《牡丹亭》作者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是不无好处的。三、《牡丹亭》的思想和艺术传奇《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后者和另一南戏同名，容易混淆，以不用为宜。 剧情梗概如下。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爱女。她私游花园，在梦中和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怀想成病，一病不起。弥留之时，要求将她的自画像 殉葬。杜宝升官离任，岭南书生柳梦梅路经梅花观，拾到画像，和杜丽娘的 幽魂成就好事。杜丽娘死而复生，自作主张和柳梦梅成婚。杜宝升任安抚使， 镇守扬州，被降附金人的李全军所围困。陈最良原是杜丽娘的塾师，他发现 杜丽娘的墓被发掘，柳梦梅又不告而别，就往扬州报信。柳梦梅参加进士试， 因金人入扰，延误放榜。他受丽娘之托，到岳父那里通告女儿回生之喜。柳 梦梅以盗墓之罪被扣押，并受拷打。此时考试揭晓，柳梦梅高中状元。杜宝 还朝，官居宰辅，以为事涉妖妄，拒绝和女婿女儿相认。经皇帝调停，才得 团圆。　　杜丽娘的形像是《牡丹亭》的光辉创造。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 谈吐相称”，也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第三出），她 的父亲把老学究陈最良请来做她的老师。她应该被养成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 良母。这是她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为她规定了的。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首篇《关雎》。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关雎》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是不按照封建道德标准 而思想的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这次启蒙教育对她影 响很大，其结果就是《惊梦》。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离开长年拘 束自己的绣房，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 天一样美丽。春香夸她打扮得美，她回答说爱美是她的天性（“可知我常一 生儿爱好是天然”）。“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 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正是由于青春的觉醒，她才会这样责备自己。她是《诗经》、诗词乐府，唐人传奇以至《西厢记》的爱好者，她敢于提出她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的不满，一则说：“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 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再则说：“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 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好像一朵小花从阶台下面探出头 来，由于得不到充分的阳光而显得纤弱一样，杜丽娘在封建的梦魇之下，还 说不上十分清醒，她还受到有形无形的重重压制。她的叹息是多么深沉！“原 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她惋惜的不限于三月残春，她惋惜的是眼看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 力力，不能自主。这便是出身于上流社会的青年女性杜丽娘站在当时还是庞 然大物的封建制度前面所怀有的心理状态，也是她的精神面貌的一个方面。　　《牡丹亭》以前的戏曲常常有一些传奇性的情节，为作品中的男女青年 设下极其凑巧的机会，得以一见倾心，互通殷勤。吟诗、弹琴都可以作媒介， 不是侍婢带信，就是赠以家传宝物做表记，后花园私订终身，甚至闹了一大 阵才知道从小早有婚约在先。杜丽娘名为宋朝人，其实是汤显祖的同时代人 的写照，因之作者不能因袭前人的写法，而安排为游园之后，杜丽娘和柳梦 梅在梦中幽会。从她的寻梦、写真以至于死亡，她一直是严格的现实世界中 的形象。　　请看杜丽娘之梦的另一面。这个梦决非现实世界所能有，梦中爱人柳梦 梅果然是她后来的情人，她的画像为柳梦梅拾到（何等凑巧），她的鬼魂和 他成就了好事。所有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而且是为表达反封建的积极 浪漫主义理想而服务的。但是，杜丽娘毕竟是封建时代上流社会的闺秀小姐，　　在她身上明显地存在着被束缚的痕迹。她的梦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之下， 她不能自如地和异性青年说话。在热烈的梦中幽欢之后，紧接着的是母亲的 责备。老夫人怪罪的不过是瞌睡而已，如果她知道是怎样一个梦，那还得了 吗。壮丽娘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出路，梦幻就成为她最可信赖的现实了。 于是简简单单的第二次游园，在社丽娘看来不啻是追求幸福的实际行动，而 且这是趁春香去传递茶汤时，她独自来到花园，后来又狡黠地两次差开春香， 才得安心寻梦。《豆叶黄》和紧接的《玉交枝》两支曲调，由回忆中的狂喜 突然转到可悲的现实，一腔无所发泄的热情在压制中积聚了更大的力量，它 在对一棵梅树的倾诉中全部表现出来了。极度亢奋之后，又是一阵悲伤，如 果不能和爱人相聚，她愿意死后埋葬在梅树下面。　　关于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作者在《写真》一出里以极其独特的手法作 了有力的表现。在爱情的骤雨中她像一棵小树一样，成长得多么迅速呵。她 再也不能忍受抑制了，她骄傲地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春香：她已经有一心上 人了。她抛开了少女的娇羞。爱情带来的火一样的煎熬耗尽了她的生命，而 目的并没有达到。　　杜丽娘之死揭露了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一个青年女性被摧残的历史真 实。杜丽娘是一个爱青春、爱生命、爱自由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 里她是注定要被毁灭的。或者是改变她的爱好，或者是被毁灭，两者必居其 一。只要放弃自己的志趣，她很可以像她母亲一样，将来做一位所谓贤淑的 夫人。杜丽娘对自己的信念始终是忠实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 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江儿水》）。这是对她自己说 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却又是何等坚决。她的意思是说：“如果要爱就爱， 要生就生，要死就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可怨尤呢。”《牡丹亭》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强烈的追求幸福，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一种力量出现， 而且在传奇里占了上风。在叛逆者杜丽娘的身边，派来教育她的陈最良与为 她驱病的石道姑是鬼蜮一样的人物。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整个 传奇只有杜丽娘受到那么热烈的赞扬。虽然作者关于她的外貌和行动的描写 也是很成功的，但是《牡丹亭》所特有的魅人之处却在于描写杜丽娘的感情 和理想的那些片段，人们觉得杜丽娘的外貌和行动也很美很动人，这固然是 由于直接描写的结果，同时也是她的精神面貌使人发生联想的原故。不像《西 厢记》、《红楼梦》一样表达封建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 置重重障碍，加以破坏；《牡丹亭》以杜丽娘之死写出她要找到爱人是不可 能的，更不要说结合了。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 望。在这一点上说，杜丽娘之死所表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　　人们看到杜丽娘和春香，自然联想起两个世纪前的先驱者崔莺莺和红 娘。张生和崔莺莺虽然写得很美很成功，但《西厢记》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 却是红娘。红娘使全剧为之生色。没有她的鼓励，崔、张的爱情不见得会有 所发展；没有她的见义勇为，崔、张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有这样一位红娘的 存在，却说明了崔莺莺的软弱。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春香的情形恰恰 与此相反。春香发现了大花园，壮丽娘只当没听见。等闹学事件平息后，她 才问春香有什么景致。春香被责罚得不愉快了，杜丽娘一笑就哄她开口。春 香把花园说得多好，杜丽娘却声色不动，只淡淡地说：“原来有这等一个所　　在，且回衙去。”接着游园，春香是兴冲冲地“观之不足”，完全是孩子； 杜丽娘则“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满腔心事，无处可诉。杜丽娘寻梦， 两次差春香出去，春香一点也不觉得杜丽娘的感情有什么变化。直到最后春 香只能看出杜丽娘的外表日见憔悴，不是她自己说出梦中欢会，春香完全想 不到这上面去。春香的天真的心中飘过什么思想，杜丽娘了如指掌；而杜丽 娘自己的秘密，却一点没让春香知道。如果说游园前春香还有比杜丽娘大胆 的一面，而杜丽娘的整个思想却远远地超出春香之上。她是自己的思想和行 动的主宰。在闹学、游园之后，春香在戏曲中是愈来愈不受重视了，几乎只 是偶然带上一笔而已。杜丽娘的反抗性超过崔莺莺，正如后出的林黛玉又超 过她一样。这里只是对女主角性格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整个作品的优劣，那 是另外的问题。　　春香闹学受杜丽娘责骂，正是天大冤枉“杜丽娘并不比春香循规蹈矩， 不过她内心深沉，她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她像春香一样无拘无束，同样不满意 陈最良教书，春香以嘲笑出之，杜丽娘却只说得一句：“依注解书，学生自 会。”她不是要春香跪下责认一遭吗？她要春香“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 许把花园路踏”。然而，接着陪她游园的却正是春香。可见她的责备是违心 之论，是为了照顾老师陈最良的面子而不得不来这么一套的。春香闹学的反封建精神和杜丽娘的整个反封建精神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身份和地位只允许杜丽娘在内心和梦中、死后所实现的反抗，春香在平时 就实行了。虽然杜丽娘想得更为深沉，在梦中、死后表现得更为有力，然而 在平时，春香又究竟比她泼辣。“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这是陈 最良所信奉的女子生活守则“鸡初鸣，咸盥漱栉，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 各供其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春香夸张：“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 上书。”陈最良所视为神圣的准则便变得可笑了。陈最良解“君子好逑”， 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她。”春香只追问一句：“为什好好 的求她？”封建文人对《诗经》的粉饰立刻拆穿，还它活泼的一首民歌，这 都是对封建教条的批判。陈最良的言行举动，无一不从陈腐的封建教条出发， 春香则从她所理解的生活出发。虽然从她所处的上流社会的闺中生活出发， 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个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汤 显祖通过春香这个人物把反封建思想表达得更加畅透明朗了。但是这里并没 有杜丽娘所真正缺少的东西，因为她早已成人长大了。作为杜丽娘的情人的角度，现在来观察柳梦梅这个人物。尽管《玩真》这出戏里，柳梦梅痴情一片，写得很为出色。但是如《幽媾》所描写，当杜 丽娘的鬼魂前来幽会时，他却觉得这是“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感情就 不那么真挚了。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 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同的。正如柳梦梅自 己所说，若把杜丽娘比作一技玉树，相形之下他自己不过是一管芦苇。他没 有《西厢记》中穷书生张生那么可爱。柳梦梅未尝不可以和杜丽娘一样写成 同样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但是作者却碰到无法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而 这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理想的书生应该有怎样的思想和行为？汤显祖 那个时代还找不到答案。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在明朝知识分子是无例外的， 包括汤显祖本人在内。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社会地位和自己相同的柳梦梅 这个人物的描写，就难免产生不好的影响。第二十一出《谒遇》，柳梦梅对 陈列在那里的室物感叹道：“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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