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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名媛”，不只是八卦
导语近日，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名媛”的消息，比如，“台湾名媛”关颖闪婚了；一位“京城名媛”被误传为是打人者，幸好当事人在微博上及时做了澄清…而这些谈资又让人们非常地好奇，乃至八卦——到底“名媛”二字的定义是什么呢？中国式名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1 “名媛”被牵扯到打人事件并非偶然一位普通人自称被官太太打，人们猜来猜去猜到“名媛”身上毛晓强是链家地产的一位员工，他近日发微博自称在皇城根下被一位官太太及其司机殴打，并传了事发现场的照片。对比照片中的当事人，网友把矛头指向了微博认证为“京城名媛”的赵欣瑜。但是也有很多人指出，赵欣瑜和照片中的当事人风格长相相去甚远，绝不可能是同一人。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人们要把两个明显有差异的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次的人头搜索这么牵强？牵强的人肉搜索背后，是人们对“名媛”的负面心结在北京，流传着一个“四大名媛”的说法。“京城四大名媛”分别是万宝宝、叶明子、画家李晓玲以及派对女王谈雪晶。但这个说法在关心娱乐八卦的那部分人中才显得熟悉，普罗大众之所以对“名媛”提起兴趣，最主要是因为一些“名媛”前高级官员后代的身份。人们认为这些过着奢侈生活的“名媛”与权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其中的一些，比如这位“京城名媛”赵欣瑜，似乎成天不干“正事”。赵欣瑜被大众了解，是因为她自己曝光与“章子怡泼墨门”有关。据新华网的报道：赵欣瑜向媒体曝光说，自己把章子怡介绍给一位上海富商交往，而这位上海富商是有妇之夫。正因为人们对“名媛”的负面认识，所以赵欣瑜才被和“打人官太太”牵强的联系在一起。02 “名媛”是个好词也是个坏词，但在当今中国更多是后者“名媛”既可以作为“民国范儿”“贵族气质”的代名词许多关于“名媛”的文章中都会提到海派作家程乃珊的描述：“称为‘名媛’，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她们既有血统纯真的族谱，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家庭的名师中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这段话出自程乃珊的畅销书《上海Lady》的最后一章《上海名媛》。这个定义也是从古代发展而来。名媛的“媛”其实概念四声，在《诗经》里就有了，就是美女的意思。而和“名”一起用则最早可能出现在清朝戏剧家李渔的剧本《风筝误》中，中了状元郎的男主角成了抢婚的对象，他说，“婵娟争觑我，我也觑婵娟，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徧。”可见指的是出生名门的美女。后来，一位叫沈善宝的晚清女诗人编了本《名媛诗话》，她对名媛的定义就不局限于名门了，首推有才有品。程乃珊的名媛门槛很高，必须要有三大件：1.名门之女；2.才貌双全；3.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后者又是重中之重。就拿陆小曼来说，出生、品貌自不用说，程乃珊的书中认为陆小曼敢于离婚追求爱情，而追求爱情是“中国名媛投向时代的开幕式”。不过书里最被推崇的还是一位叫李霞卿的名媛，她出生名门，十六岁成为电影红星，随后息影，去瑞士拿到飞行执照又去美国的王牌航空学校进修，淞沪之战爆发，这位名媛又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 宋家三姐妹、林徽因、陆小曼、李霞卿……一个个名字熠熠生辉。
不少人对中国名媛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范儿”中 因此，程乃珊对于那些时代的交际花很是鄙视，认为“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交际花只是以编结关系网供自己过体面又张扬和阔绰的讲究排场的生活而游刃有余在异性间，她们对社会仍是冷漠和麻木的。”程乃珊的定义对人们影响很大，例如她的书中称“章含之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牌名媛”。这个头衔被多家媒体广为引用。而不少人都写文章谈到真名媛和假名媛的问题，大抵也就是程乃珊笔下名媛和交际花的区别。 但“名媛”也始终和“贵夫人”、“富家女”、“交际花”联系在一起名媛的英文单词其实是“socialite”，这个词语是《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布里顿·哈顿在1928年创造。原意指的是在一个强调努力工作的清教徒社会里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这些名媛的打扮、穿着乃至一举一动都是城中谈资。在1938年，一位叫科尔·波特的美国音乐家就写了一首歌反映当时社会的风气，这首歌第一句唱到“哈里逊·威廉姆斯的夫人是全城穿得最好的女人，关我什么事？”哈里逊·威廉姆斯其实是当时的美国首富。他与夫人蒙娜在1926年结婚，生活极尽奢华。而在1933年，蒙娜还被选为“全球最佳着装女性”，据说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而在当时，欧洲人是不太用“socialite”这个词语的，认为这和贵族精神相悖。像是著名的巴黎名媛舞会，用的就是“Débutantes”，意指初涉社会的（贵族）女性。当然，现在，欧洲媒体也用“名媛（socialite）”一词也用得很欢。当下，全世界最出名的“名媛”莫过于帕里斯·希尔顿。欧美新名媛们混迹于时尚、慈善圈，不是娱乐明星，却是八卦报纸、网站的常客，暴露于镁光灯下，互相攀比成风。不过，她们和中国名媛的区别是，中国名媛虽然也和时尚圈结缘，和慈善活动有联系（像是赵欣瑜就曾经在嫣然天使基金会2007年慈善晚宴上，以人民币120万成功标得王向明的《沉睡的微风》画作，成为当晚的标后），不过却社交活动还是更为低调，比较少为大众所知。而美国名媛则年轻化、透明化，甚至像是一份“职业”。可以说，民国范儿的“名媛”可能更接近传统贵族定义，不仅强调血统更强调一种精神，而现代的“名媛”则更接近于最初的美国定义，与物质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人们惊诧于有人自称“京城名媛”，其实就反映了国人对“名媛”的态度知名法律学者徐昕发微博说：“开眼了，竟然有这样的认证：京城名媛”。这条微博被广泛转载，其实就反应了人们对“名媛”的态度，中国人绝没有把“名媛”当成一个褒义词。03 为什么“名媛”被人厌恶如果“名媛”仅仅是“不劳而获又炫耀”，人们一般也就是不喜欢名媛（socialite）一词最早出现在1928年。当时正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危机前。而在1810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的社会财富比重是21%，到了1922年是31.6%，到了1929年则激增到了36.3%。所以当时美国首富威廉姆斯的夫人用富丽的穿着来不断激起城中谈资背后是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富有人群当时财富过于集中，中低收入者却能力不足。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一类特定的“有闲”人群，这里的“有闲”并不是懒惰或者无为的意思，而是指不需要从事生产性劳动。例如有个关于帕里斯·希尔顿非常经典的描述：“对于希尔顿来说，暴露在公众眼光之中就是她的事业。她是个有着数百万身家的人，但她什么事都不会做，除了每天高居不下的曝光率。对于她来说，财富支撑着曝光率，而曝光率也就等于财富。”出席各种社交活动而曝光当然不是生产性活动。 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一本经典名著就叫《有闲阶级论》。书中提到“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因为人有虚荣心、自尊心和竞争心理，都想比周围同伴更加强。而这样的“尊荣”从古就有，比如原始社会，有闲阶级的标志可能就是能够参加复杂的祭祀。而到了工业社会的一定阶段，通常情况下一家之主是男性，在努力工作，就需要妇女来“代理有闲”，以此来彰显这个家庭的身份地位。他在书中写道，“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浪费。”“奢侈品价格越高人们越愿意购买”的现象就被称之为“凡勃伦效应”。这种消费就是所谓的“炫耀性消费”。所以这时候，贵族们的精神胜利法是行不通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中外，现代名媛不是以什么“太太的文化沙龙”而著称，而和与奢侈品有关的时尚圈密不可分，就算是各种慈善晚会，也一定有名艺术品、名珠宝等助阵。然而如果只是“不劳而获”又“炫耀性消费”，那么人们一般也就是不喜欢不推崇——比如对于希尔顿，美国人不喜欢的很多，但也谈不上多厌恶或憎恨。但如果“不劳而获”与权力相关，那自然招人厌恶在当今中国，富有阶层兴起，消费社会到来，这就滋生了产生“名媛”的土壤。不可否认，一些被称为“名媛”的人热心慈善、举止文雅，颇有“民国范儿”、“贵族气质”，也不可否认一些“名媛”虽然奢侈，但花得钱也是干干净净的。但被人们关注的著名“名媛”，却往往让人对其背后的秘密充满遐想。如果这珠光宝气的下面是权力的支撑，那么难免不让人厌恶。 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花费-->结语“名媛”，不单单是八卦，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绝不是什么三代才出个贵族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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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闾丘露薇暗讽柴静出镜时“表演”采访
闾丘露薇暗讽柴静出镜时“表演”采访日 01:38来源：& 原标题：网友指出柴静采访三标志：蹲、抱、皱眉闾丘露薇暗讽柴静只会表演这位凤凰卫视名记要给央视名记补上新闻采访课网友感叹：难道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嫉妒的同行央视主持人柴静人红是非多，继私生活被揭露之后，其业务水准也被同行批评。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日前在博客中公开讽其出镜时“表演”采访，柴静关注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安全讨巧，最终只是让其个人收益。暗讽柴静出镜时“表演”采访从柴静爆出婚讯以来，微博上关于柴静的争执越炒越热，讨论的焦点从柴静的私生活逐渐蔓延到对其本职工作的辩论。20日，凤凰卫视著名电视记者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暗讽柴静出镜时的“表演”采访，并驳斥柴静“采访是一种抵达”以及“做新闻关心的是新闻中的人”的观点。专栏作家木子美在微博中转发一网友对柴静采访姿态的评价：“大量的反打和全景镜头把她采访中标志式的蹲、抱、皱眉充分表现。”就此，闾丘露薇在博文中给出了自己认同记者采访形态，她认为新闻栏目的记者应当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背后，电视记者不该去塑造镜头前的自身表现，“面对任何人，反打镜头上的表情，都应该是中性的”。一个人再有名，没新闻点就不该采2012年10月，柴静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采访是一场抵达”。闾丘露薇说：“有人说记者采访是‘一种抵达’，我想了半天，就是不明白。”她认为采访就是提问，看清事实，找出原因，“一个人再有名，如果没有新闻点，那就不是新闻记者应该采访的对象。”最近柴静新书《看见》的自序中提到，10年前带他入行的央视评论部副主任陈虻曾问她做新闻、关心什么，柴静的回答是“关心新闻中的人”，并指出是这句话把她推到今天。闾丘露薇则对这个说法存疑：“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这是不称职的。”闾丘露薇认为，记者选择的个案应能从点到面带出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如果只是关注人而不去寻求这个人的遭遇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的新闻报道是不合格的。”她认为，关注人安全讨巧，但是最终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却不是公众。宁财神部分认同闾丘露薇观点编剧宁财神也加入了探讨队伍，他转发闾丘露薇的微博称：“说柴只关注新闻中的个体，而非原因，对。但无视环境与现状，冒充外国人，错。”他认同闾丘露薇所说柴静关注新闻个体而非原因，但他认为闾丘露薇这个观点忽视了国内的新闻环境与现状，并不全面。闾丘露薇则反驳：“说到环境和现状，关注新闻事件本身和追寻背后原因的内地记者太多了，出色的报道也太多了，不是装老外，是看到很多同行的专业表现。”对此，宁财神只发出了一个诘问：“在央视哪个平台，有哪位？”&
本帖于日11时41分被亦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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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亮：年关将至，有多少“断头新闻”没下文？
山体滑坡、矿难瞒报、塑化剂、速生鸡……一起起牵动老百姓“神经”的热点事件，事故责任追究渐无音讯，事件调查雾里看花。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对于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多数地方选择“迅速表态”，然而这“迅速”的后面，却是“热回应、冷调查”成套路。（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年关将至，按照传统习惯，到了结清欠账的时候了。然而，还有很多“新闻欠账”未结清，相关部门欠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塑化剂”、“毒胶囊”引发极大关注，但真相仍未水落石出；云南镇雄山体滑坡中，46名遇难者遗体未经家属同意就被火化，相应责任追究未启动；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相关责任人的调查没结果……自媒体时代，“捂盖子”的方式不灵了，任何一个重大公共事件，都难以用传统的方式捂住。面对热点事件，愈来愈多的地方选择快速回应，并高调表态、道歉、调查。而之后往往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使得公众甚为关切的事件变成“断头新闻”。一些地方深谙新闻传播规律，信奉“拖”字诀，大事拖小，小事拖了，也就是“热回应、冷调查”的套路。报道最新热点是新闻媒体的本性，媒体的关注焦点随着新热点的出现而迁移。在本地新闻成为舆论聚焦点时，当地政府部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向公众开出种种承诺单。一旦焦点转移，相关调查部门就磨磨蹭蹭、敷衍塞责，打起太极，高高举起的拳头，轻轻放下，或干脆打在棉花球上。以致出现了这样的“断头新闻”循环往复的怪圈：速生鸡救了白酒塑化剂，临汾矿难救了速生鸡，兰考火灾救了临汾矿难，镇雄滑坡又救了兰考火灾……新闻的热度也许能被时间淡化，被相关部门拖冷，媒体或许趋热避冷，但公众并未因此健忘。相应的事件没最终调查清楚，相关责任人没被问责，这样的结果是，重大事件的教训没有及时汲取，同类事件还会重复发生，社会会为此付出极大成本，同时，相关部门此前的高调表态，无异于戏弄公众，侵蚀公众的信任，终会丧失公信力，很容易激发社会负面情绪。
各种问责处理机制未发挥有效作用，是“断头新闻”产生的重要原因。对很多新闻事件的调查，往往在封闭的体系内，不公开，不透明，没有及时向社会发布。在有些问题上，可能是自说自话、自查自纠，甚至袒护、包庇相关责任人，近几年来，一些问题官员被问责很快复出，即是例证。有学者认为，应建立由第三方参与的调查机制，“事件调查组应吸纳媒体、人大代表、死伤者家属等多方参与”。笔者对此深以为然，除了修缮追责机制，在调查中引入监督力量，实时监督，十分必要。如此，不但调查结果更让人信服，调查速度和力度也难以打折扣，相信能有效治理相关部门的“责任缺失症”。
评论员 侯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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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编辑部：王立军的五种面孔：哪一面是真实的王立军？
王立军的五种面孔：哪一面是真实的王立军？日 08:47来源：vista看天下
作者：看天下编辑部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王立军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 核心提示：在辽宁铁岭的王立军，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那时候，他是有些夸张的“打黑英雄”；在山城重庆的王立军，仍然在“打黑”，但很少接受采访，那时候，他开始扮演新的角色；而现在，他完全离开了公众视野…… 本文摘自《vista看天下》2012年第4期，作者：vista看天下编辑部，原题：《王立军的五种面孔》人们仍然不清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那一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曾以“打黑英雄”为国人所熟悉的官员，如今令人感到陌生了。在辽宁铁岭的王立军，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那时候，他是有些夸张的“打黑英雄”；在山城重庆的王立军，仍然在“打黑”，但很少接受采访，那时候，他开始扮演新的角色；而现在，他完全离开了公众视野……他到底是谁？英雄、干吏、学者、市长、病人，哪一面是真实的王立军？英雄、干吏、学者、市长、病人——王立军的五种面孔2月2日之后的一周，发生在王立军的身上的事情变化太快，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仍然没有理清头绪。王立军未来还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并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可能是有微博以来性价比最高的一条微博：一条三十多字的微博，让人民网的官方微博一夜之间增加了十万粉丝。2月9日21点14分，人民网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这种做法如此有效，以至于其他媒体也开始纷纷跟进。“新华聚焦”、“凤凰网新闻”、“财经网”等媒体微博均发出预告，呼吁网友关注。其中服务最周到的，无疑是南方日报的微博：“各位亲，我们也都在线苦等人民网的消息。您如果有事可以先忙，将电话号码私信@南方日报，我们如果能够等到消息，就用手机群发给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22点57分，“凤凰网新闻”率先发布了消息，连电头一共77个字：“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问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至此，王立军“出事”的消息终于得到官方证实。2月7日，网上开始传出零星传言；2月8日，重庆市新闻办通过微博称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华盛顿时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证实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与美方会面。专栏作家连岳说：“说实话，一直到美国证实之前，我都不太敢相信王立军进入成都美领馆一事。”王立军，这个可能是中国警察出身被报道最多的人，如今变得陌生了，人们需要重新去认识他。英雄“小时候，有一次看到别人抓鱼时掉到河里，被漩涡冲走了。很多人在岸上驻足围观，光是喊。突然有一个人从远处跑来，穿着衣服就跳到水里，把人救上来，衣服拧干，搭在肩膀上就走了。那个人的英雄形象在我心中的定格是永远的。”王立军成名之后这样告诉记者。铁岭，这座几经 调侃而家喻户晓的“大城市”，是王立军的起点。他的从警生涯始于1984年，这个没有“根基”、“背景”的年轻人最初只是铁岭市下属县级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内勤。为了做好交警，王立军曾利用休假自费去北京，每天站在长安街头，观察首都交警的指挥手势。回来之后，“站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唯一的岗台上，指挥着为数不多的车辆，他的动作完全可以用‘艺术’一词来形容。”以王立军为原型的《铁血警魂》编剧周力军说。从交警大队到县级市下边的派出所任所长，再擢升为县级市公安局副局长，1992年2月，成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三级跳”。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他开始以“打黑英雄王立军”扬名全国。1995年新华社发表人物通讯《铁拳神警王立军》，这是对王立军的第一次全国性宣传报道。报道中描绘的王立军“曾独自贴近腰捆17管炸药、手握引爆线的歹徒，勇敢机智，将其制服；也曾只身冲入室内，将一名持枪杀人犯抓获；他还亲 车追捕逃犯，凭着娴熟的车技强行超车，将5名手持菜刀的歹徒全部抓获”。他还驾车几十公里追捕凶犯，“双方一对一在大街上搏斗20多分钟，最后，王立军还是将这个曾获全省散打冠军的团伙头目抓获。”这篇稿件被多家报刊杂志采用，传播甚广。随后，又有一本《东北虎传奇》记述了王立军侦破多起大案要案的“传奇故事”。《铁血警魂》在全国热播，更让王立军声名鹊起。而民间关于王立军的传说，更是神乎其神。其时的王立军，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集万千荣耀于一身。然而王立军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1999年的“公安局长打三轮车夫”案，是王立军“进入”美领馆之前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形象危机。1999年3月，铁岭市一名人力车夫状告王立军当街动手打人。记者田永源2011年回忆道：“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几百份罗列王立军63条罪状的材料，铺天盖地地先后5次寄到了从中央到辽宁省的人大、纪检、公检法机关。”2000年初，铁岭市纪委公布审查结论，匿名信反映王立军“违法违纪”的63个问题全部失实，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对王立军的政治陷害行为，这些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王海洲，当时的铁岭市司法局局长，后被查出他正是策划诬告王立军的幕后推手。日，王海洲诬告他人案一审开庭，据《沈阳晚报》当时的报道，“被告人王海洲始终否认指使他人诬告陷害王立军等人”。后王海洲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2009年父亲节，王海洲托人在网上发布了一封致王立军的公开信，从信件内容看，王海洲曾与王立军关系极为亲密，随信公开了多张他与王立军的合影。照片中，王立军为王海洲生日祝酒，陪王海洲为其故去的母亲吊孝，并陪同王海洲夫妇一起 。“过去的经历让我撕心裂肺，我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婶婶、弟弟、妹妹，偷偷拿出我珍藏多年，记录我们‘友谊永恒’的照片、录像等资料反复欣赏，让这些东西冲淡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这些东西太珍贵了，它真实地还原了你这个英雄的过去，为此我决定连续公布出去，让人们知道你这个英雄是个人，不是个神。”王海洲这样写道。就在王海洲诬告案一审开庭之后，2000年8月，洗脱冤屈的王立军升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干吏从2002年任铁岭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到调任锦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副厅级这个位置停留了六年。2008年6月，王立军终于等到一个更大的机会。他从辽宁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正厅级），从此，成为重庆“打黑除恶”的核心人物。此后，一连串的名人栽倒在了王立军的面前：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业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而真正标志着王立军“重庆打黑”登峰的，则是王立军的前任，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的落马，重庆警界真正从“文强时代”进入了“王立军时代”。“打黑”是王立军的拿手好戏，而“治警”则是新的挑战。有一段媒体关于重庆公安局批捕会议的描述广为流传：这次会议是全市公安局副处以上公安干部会议，王立军局长主持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据透露，此次会议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当时在场者，无不胆战心惊。2010年3月初开始，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这被称作是新一轮的“机构改革”，涵盖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在编人员以及绝大部分领导职位，由打黑开始进而引发“重庆警界大换血”。此外，王立军开始推行“交巡警合一”的新机制，主城11区每天800至1000名交巡警24小时在岗，任何一个地点，警方将能够在3分钟内集中6至8台巡逻车、24至32名警力，出警、处置、施救等全面达到欧美警务水平。这大大增加了警员的工作量，一些警员因此离开警队。还有一些警察私下抱怨，称王立军待人太过苛刻，吃饭大声喧哗，走进局大门没有挎包提手上而是挂肩上，甚至见到王立军没有打招呼，都可能被下派基层。但这一系列动作确实给重庆治安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变化，赢得市民的普遍好感。王立军此次“出事”之后，很多以“重庆普通市民见闻”为名的文章开始出现在网上，讲述的主要就是王立军对重庆治安的改善。而对媒体人和律师来说，印象更深刻则是“双起论”和“李庄案”，前者被媒体批评为妨碍舆论监督，后者则被法律界人士诟病为妨碍法治。如今，他们又开始呼吁透明报道和尊重法治程序。2009年3月，王立军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2011年5月，王立军以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三年时间，王立军从副厅级到正厅级，再从正厅级到副部级，晋升之快，为官场所罕见。学者“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日，被新浪网认证为世界 协会会长的孔健祥林在微博上出示了王立军接受采访时给他的一张名片，这是上面列出的一系列头衔。这上面，没有写王立军的政府职务。而这并不是王立军的全部学术头衔。日，北京邮电大学的一间大礼堂里，两层楼的观众席坐满了学生，观众席二楼外侧挂着红底白字横幅“北邮师生热烈欢迎立军教授莅临我校讲学！”，主席台上，王立军从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手中接过了兼职教授的聘书。方滨兴的致辞，提到“立军教授已经是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公开资料显示，在接受北京邮电大学的聘请之前，王立军担任兼职教授的学校有东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大学等。而根据简历显示，从1986年到2006年，王立军参加了自学考试、干部专修、党校在职研究、国外远程教育等多种学习方式。其中2004年到2006年，王立军在锦州任职期间，参加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EMBA）学习，2006年4月获得硕士学位。这年11月，王立军即被“聘为教授、研究员”。十年前对王立军的报道中，便有许多关于他赳赳武夫之外文采飞扬的一面。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田永源说：“在中学时，他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可以乱真；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沈阳 艺术学院，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去成；他喜欢书法，其作品曾在辽宁省书法大赛中获奖；他设计的3套服装，获得 国际服装节银质奖。”“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拉一手好手风琴，还曾担任铁岭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的总策划；他还有一副好歌喉，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如泣如诉、催人泪下，一曲《霸王别姬》梅派韵味十足。”而这些话，只是媒体报道中关于王立军文采的部分描述。在重庆，王立军给女交警设计的雨衣，据说也受到普遍喜爱。十多年来，王立军呈现在媒体面前的形象，也逐渐从粗豪勇猛转向了温文尔雅，他在铁岭期间喜爱的大墨镜，也换成了细边黑框眼？？镜。日下午，在医学与社会2011重庆峰会和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会议期间，王立军也曾应邀作专题学术报告。王立军以一张世界罕见双头连体女婴的扫描图像为切入点，从“法庭科学的发展现状和难题”、“食品、药品的当下危害和未来危机”、“重庆打黑的全国效应”再谈到“当下影响国家、民族稳定发展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其间涉及的话题从《世界新闻报》发生窃听丑闻到《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政府用军方技术监控民众，从黑莓手机引发伦敦骚乱到维基解密公开美军绝密档案……旁征博引，足足讲了3个小时。这个会议中，王立军还指出共济会才是“看不见的手”──“它策划了战争与革命，推动一些国家走向繁荣，驱使另一些国家走向崩溃。”2月10日，腾讯“今日话题”就此做了一期专题，列举了传说中许许多多操纵世界的神秘组织，问道：共济会、骷髅会、光照会、圣殿骑士团、彼德伯格俱乐部、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上帝”们，到底谁更厉害？如今，北京邮电大学的网站已经悄然撤下了两个月前关于那场聘任仪式的所有记录。市长2月2日，重庆市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他的分管领域由过去的公安、国安、司法、政府维稳、政府应急管理等领域，转到教育、科技、工商、环保等领域。这对王立军来说，也许并非不能胜任的职务。早在2001年，王立军就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MBA远程教育学院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年1月，王立军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3月的两会上，王立军联合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建议制定法律严惩食品、药品犯罪的议案──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单项议案。在这次两会的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王立军也没有大谈「打黑」，而是谈创新社会管理。2月2日公布的这次分工调整引发了外界诸多猜测，但不少乐观者则认为，王立军正在从「打黑英雄」向城市管理者的形象过渡。财经评论员易鹏就认为：重庆市委即将换届，工作分工变化将为王立军增加多元履历，只会给其加分。2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了王立军的电话，在记者的描述中，王立军「态度温和，情绪平静」，甚至「哈哈大笑」，但不愿意对网上的种种猜测做出回应，只称「这是正常的工作调整」。2月5日，王立军以主管副市长的身份到重庆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了解重庆教育工作情况。这是他在新岗位上的第一次露面，也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露面。「病人」现在看来，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市长」，是王立军一个未完成的角色──他被迅速加上另外一个身份：病人。2月8日，正在网上纷纷传言的时候，重庆市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网络上还出现了一张印有公章的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诊断证明，判定王立军「当前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建议组织干预，对患者实施治疗」。这个消息后被重庆新闻门户网站「华龙网」的官方微博转发（现已删除）。2月9日，无数人在网上等待王立军的最新消息，最后等来新华社的权威消息，在那77个字中，确认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并没有提到王立军患病。2月13日，本刊记者致电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一位值班负责人告知记者，这份诊断证明是假的。至于王立军是否到该院就诊过，这位负责人表示不了解情况。2月2日之后的一周，发生在王立军的身上的事情变化太快，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仍然没有理清头绪。王立军未来还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并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日，王立军出生于内蒙古的阿尔山，他是蒙古族人，蒙文名叫「乌恩·巴特尔」──在蒙文中，「乌恩」的意思是「真实」，「巴特尔」的意思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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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8:33来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作者：侯解放 …核心提示：因此，康生在延安是做了一些坏事，但他为毛泽东迈向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之路是当了垫脚石的，而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又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因此，康生的一些作为，亦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 本文摘自《城市理论建设》2011年第28期，作者：侯解放，原题：《30年后看 》1975年，康生刚刚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撒手西去，1980年，中央就撤销了对他的悼词，并把他开除党籍。及至今天，这位曾在中共党内叱咤风云50余年的中共元老，失去党籍已整整30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无意为康生翻案，毕竟这位极左的“迫害狂”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但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的今天，在对 、 、蒋介石、戴笠等人的评判日趋客观公正的今天，在甚至有人为秦桧、慈禧鸣不平的今天，我们怎么还能，对一个死去已35年、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一个犯了错误的党内同志，坚持一棒子打死、全盘否定呢？一，看待康生其人，我们的眼光应更全面更深刻之所以提到我们看待康生的眼光应该更全面更深刻，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看法都太片面太肤浅。现在能搜集到的关于康生的资料，本就少之又少，又几乎全都一边倒，把康生说成是一个无恶不作、阴险奸邪之徒，有些人因为挨过康生的整，或者鉴于他在文革期间做过的坏事，在1980年康生被开除出党后，便大肆爆料康生生来就坏，仲侃的“《康生评传》把他说成是一个十三、四岁已‘采花盗柳、流氓成性’的浪荡公子，而且还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背叛他的地主阶级家庭，全靠投机钻营往上爬。”①这本1982年出版的《康生评传》，如果说局限于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而有失公允的话，在28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但现今的研究者，又怎能继续墨守成规，沿袭过去的评价标准和话语模式，对康生个人继续一味地批判斥责、而对康生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视而不见呢？㈠康生在党内50年，对革命事业并非一无是处⑴上海时期的工作值得肯定康生于1924年进入中共为培养革命干部而建立的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即入党，这在党内算老资格，连毛主席都习惯性的称他“康老”。1927年，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了上海工人三次大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之后又负责著名的工人“打狗队”。“1931年9月，在周恩来、王明离开上海后，他参加了包括博古、张闻天、陈云等6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和陈云共同领导中央特科。1932年陈云调任全总党团书记后，他就成了特科的最高负责人。1932年底，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康生又被留下参加上海中央局，直到1933年7月再无法在沪立足才去莫斯科当了王明的副手。”②应该说，“刚刚入党的康生在那时为党工作，还是相当积极的。他善于思索，头脑灵活，行动细致、谨慎，很快做出了成绩，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好评。”③在对敌斗争异常艰险的上海，他并没有像顾顺章、向忠发之流变节投敌，而且坚持战斗到最后才撤离，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⑵延安时期的作为亦有积极一面1939年2月， 正式任命 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④中共情报网的完善对抗日战争和对蒋战争的作用不言而喻，西北公学的创立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的人才。1942年春，中共在延安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⑤而康生作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主要帮手之一，善于揣摩毛的意图又主动为毛分忧，雷厉风行贯彻毛的指示又不打折扣，他在整个整风运动中肆意出击，实为毛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剑”。后来自上而下都发现和承认“抢救运动”出了错误，毛泽东也一再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但康生不为所动，既不承担责任也不写检讨，因为他只是任务的执行者。就像一个拿剑的武士伤了人，这个人是该怪武士呢还是该怪这把剑？因此，康生在延安是做了一些坏事，但他为毛泽东迈向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之路是当了垫脚石的，而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又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因此，康生的一些作为，亦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⑶在反修斗争中也可圈可点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央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中方代表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赫鲁晓夫召开这次会议，是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主张，并且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但中方为康生准备的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实是同赫鲁晓夫唱反调的，康生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由于康生在大会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又由于时差的关系违背了大会除《宣言》外不对外发表任何文件和讲话的规定，赫鲁晓夫对中共极为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还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会议结束后，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便利用这次机会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方代表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康生对苏共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都是必要的，这在正式的外交场合维护了中共中央和中国领导人的尊严。从那时起，康生一直参与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并参与中苏之间的所有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中苏论战公开后，我党“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也都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完成的。他死后获封“光荣的反修战士”即缘于此。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牵涉重大国家利益的大论战中，康生是为党为国出了力的。㈡对于康生的恶行，不应只停留在其个人品质的层面去批判康生的恶行，谁都否认不了，但对其恶行的批判，不应简单归咎为其个人品质问题。毛主席说：“坏制度把人变成鬼，好制度把鬼变成人。”小平同志也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在康生死去35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康生看成一种现象来研究，并深挖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制度性的原因，而不是只简单地停留在其个人品质的层面去批判。毋庸置疑，康生是我党党内坏的出奇的一个人，他善于制造冤假错案，又热衷于整人害人。 曾这样评价他：“康生是鬼不是人”，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称他为“邪恶天才，人间阎王”⑥。但他同时，又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还窃据党内高位多年。新闻教育家温济泽曾在一篇短文中感叹：“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⑦那笔者就简单谈一下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认为， 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国家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衍生物。毛主席的功绩大，威望高，建国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在党内说话是说一不二的。党内元老薄一波也曾坦承：“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而作为毛主席亲信的康生，在党内步步高升，甚至后来在文革期间为所欲为，也就不足为怪。说到根子上，即是我党在那个年代党内民主不够健全，把领导人捧到神的位置上，其形象越是高大，其身后的背影则拉的越长，康生、四人帮之流即是伟人背后的暗影。而再往深处说，则是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余毒流传甚广，它潜藏在国人的思想深处，领导者习惯专制，被领导者则习惯盲从。古代的帝王不说，即是被尊为国父的中山先生，不也是要部下宣誓对领袖绝对的服从吗？ 更不必说，他在国民党内的称号即是“总裁”。即便是我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亦缺乏民主氛围，因此，蒋介石的身边有 ，毛主席的身边就出了康生。而杜绝另外一个康生的出现，即需要党内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还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民主、科学、公平、正义之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二，对于康生其才，我们的眼光应更客观更宽容我们不能否认康生恶事做绝，我们也不能否认康生才艺双绝。“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⑧其还精于鉴赏与收藏，又以“鲁赤水”笔名作画，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可以说，康生在我党内甚至是近世中国，其政治品质虽属最末流，但其才艺双修，确也是第一流的全才。㈠关于其书法与绘画康生精通书法，被誉为中共第一，创所谓“康体”，风格别致，为世公认。人们谈起康生，虽不屑其为人，但对其书法作品却往往赞赏有加。中国古代有“书”、“人”兼论，“字”、“品”互较的传统，认为“字如其人”。所谓“心正则笔正”，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高度追求人品与书品的统一。但历史的来看，反例亦是不少，远的如秦之李斯，两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近的如郑孝胥，还有康生。“康生精书法，篆隶真草皆能，且左右并宜，故时以落款‘康生左手’自诩。”⑨文革红人王力曾回忆：“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⑩很多爱好书法的人读《宝晋斋法帖》，首先会被封面“宝晋斋法帖”五个大狂草所吸引，岂知，这正是康生所书。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号称“天下小楷第一”的《曹娥碑墨迹》也是由康生题签。“曹娥碑墨迹”五个字不再是狂草书，而是带有隶书特点的楷书，写得笔墨沉着，即一般所谓的“康体”。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里面，收有康生赠田家英的一部补书《醒世恒言》，因为该书缺佚七十余处3670字，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为和原书的木刻仿宋字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将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抄写了一遍。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郭沫若故居原来所摆巨幅书作《黔之驴》，也是康生手笔，现已撤去。当年《文物》、《考古》和《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概览》的题字也是康生的手笔，不过前二者现在的刊名已换成郭沫若的字。据传还有一幅康生送给刘少奇的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他用蝇头小楷誊抄了刘少奇的经典之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此外，说到康生的绘画艺术，那也是当世一流。其常用“鲁赤水”的笔名作画，此三字与齐白石字字相对，即是康生不服齐白石的绘画在己之上的表现。我们不能因人废“才”，对康生的人和“才”，应该分开来看，对其书法、绘画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应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也是一个成熟、文明、自信的社会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㈡关于其鉴赏和收藏 精于鉴赏，爱好收藏，其对文物的鉴赏水平之高、对收藏的爱好之偏执，达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首都博物馆现藏一方古砚，原是纪晓岚收藏，并被其鉴定为宋代名贵的“绿端”，且在砚上刻有“端溪绿石上品晓岚”的字样。此砚“文革”中为康生所得，经其鉴定，此砚并非“绿端”，康即在砚堂上亲书一段文字，文曰“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1970年2月”。字为“康体”小行书，写的非常好。该砚现经专家鉴定，确为明代云龙洮河石砚。看来，康生鉴定端砚水平比纪晓岚要高一些。举此一例即知康生鉴赏水平之高。关于其收藏，现今看到的一些材料多是批判他在文革中如何巧取豪夺，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文物据为己有，并封其为“文盗”。但笔者以为，即便如此，在那个疯狂“四清”、“破四旧”、红卫兵乱砸乱抢乱烧的年代，这也在客观上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况且，对康生的文物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王力，对此还有不同看法。这位当年的文革红人在1967年被打倒之前一直跟康生走的很近，他在书中披露说：“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⑾他还强调：“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⑿有的文章说，“康生在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多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⒀但“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⒁“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⒂一个受他迫害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这样为他辩护，虽不能就此给康生摘去“文盗”的帽子，但起码应该让我们沉思。现在对于康生的一些资料，也包括很多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资料，都还属于国家机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又特别敏感，一些重大论断不容更改，只能按一定的框框、根据一定的结论写，这使一些真正爱好党史的研究者颇受掣肘。在今年7月21日召开的全国党史会议上，习近平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媒体纷纷评论将会迎来党史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希望借此良机，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也能做到与时俱进，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并对现实有所借鉴。& （标题为转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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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你想站着把钱挣了？
你想站着把钱挣了？
明朝末年，阉党当道，残害忠良《新龙门客栈》台词一，史上最牛欠条？如看到上面照片上陈经，是南京农垦集团的领导，一介平民，向工商局打了一个欠条，欠工商局一张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在不是法官来执行，在没有法院手续的情况下，工商局就把王爱平的股份转给了南京农垦集团。你会奇怪，为什么这么牛，牛，是因为他背后有势力。这才是一点点牛，更牛的在后面。股权的原持有人，王爱平就是因为这点股份，二次坐牢。第二次坐牢的事实，其实第一次坐牢时，已经审过，第二次又坐牢，在国外叫禁止双重危险。在中国司法叫：事实就是，再来一次。这个案子，如同绝大多数案子一样，不够血淋淋，没有热点，没有舆论关注，钱云会上访，没有新闻点，被压死，就有热点，记者云集。残酷的是，记者又全部被召回了。国企改制的王爱平，因为想站着把钱挣了，第一次坐牢5年半，结果第二次坐牢，但没有新闻点，所以，我自己作为记者。不过，请注意，我的身份是辩护人，但我有引述事实的地方，都有证据。业余记者，也得遵循新闻记者的真实，客观准则。二，极度寒冷王爱平的第二次坐牢，又是异地关押，关在溧水看守所，这家看守所的墙上写着，监管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精神是创新。监管如何创新，我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接近零度的天气下，看守所内剧冷，我穿了羽绒衣，依然浑身冰冷，当即感冒。王爱平穿了军大衣，国字脸，眉毛很浓，他前面一次坐了五年半牢，一天都没给减刑，2011年9月出来，一年之后，权力机关在他以前的材料堆中，又扒拉一下，这次起诉他要十年以上的徒刑。他说，起诉我的材料，都是在6年前都查过，我都说过，为什么当时不起诉我，等我出来再搞我？我也问为什么？他说，他进看守所之后，审讯人员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出来还是千万富翁，你还要上蹿下跳？我就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此事说来话长，但简而言之，就是，他们见我到最高法院去申诉，而且立案开庭了，就把我抓进来。三，国企改制王爱平原本也是南京市的市管干部，我看组织部在他的考评表上写：事业心、责任感较强，严于律己，自身形象很好，在群众中有威信。缺点是：有时工作过于谨慎。作为农垦集团的副总，他下海去租赁承包了下属的农垦出租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期间，资产增益良多。租赁了几年之后，农垦出租保留25%的国有股，将其他股份挂牌转让。王爱平说，我们一个副总，当面对我说，王爱平，我支持你去竞标，我就不参加了，结果，最后一天，他也是去竞标。我们都比标的高出一百多万，最后，我比他多一万多而中标。魔鬼藏在细节中。他在改制之后，原先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成为他是否有罪的焦点。因为只要是租赁承包的，“除了锅巴，都是饭”。他交足了租赁费，其他连新赠净资产都是他的，就不存在贪污，挪用，侵占。但是，如果没有租赁承包，就会有种种限制。本来证据很清楚，农垦公司在招标合同和招标承诺中，都强调了，原先的租赁合同在改制之后继续履行到2008年止，或者中标者和王爱平达成提前解除的协议。由于后来是王爱平中标，他自己是否和公司董事会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就成为案件焦点。从案件看，没有一份解除租赁的协议，王爱平自己也说每年仍缴纳租赁费，因为农垦集团股权只有25%，所以，原来的租赁费就相应减少了。而江苏省高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根据一个证据来认定，租赁合同解除了。他们的判决是基于推理。因为王爱平将原先的租赁承包押金领回来了，所以，推定主合同解除了。王爱平认为是因为，自己出了大钱买了其他75%的股份，有原先押金十倍以上的资产（股份）作“抵押”，就无需现金再抵押（类似现金担保），加上拍卖这个股权借了不少钱，急需现金还钱。应该说，江苏高院的推定有一定的理由，但不充分，也不合法。租赁合同是主合同，抵押（金）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解除，从合同随之解除，但从合同解除了，主合同不一定解除。光抵押合同解除，是绝对不能推定主合同解除的。况且，推定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如1，待推定的事实，是无法依据证据来证明的。2，基础事实必须可靠；3，推定必须有高度盖然性；4，允许反驳；5，禁止二次推定。（见《法律方法论》上海高院法官智库丛书页68）租赁合同是否解除，主要是看1，合同解除是否有明确的证据，如合同一方的明确意思表示，如农垦集团和王爱平，是否有书面协议？2，合同是否在履行，农垦出租是否有租赁费上缴？从这两点看，显然这个问题，不能推定。而且，以从合同解除来推定主合同解除，也没有高度盖然性，法律规定，主合同解除，从合同随之解除，但反之不然。有儿子，必定是有老子，儿子死了，就推定父亲死了，逻辑上完全错误。从王爱平的反驳来看，领回抵押金有其合理性。最关键的是，其他小股东，都是有分红的，而作为租赁的发包方，没有分红，只有租赁费。四，背后势力江苏高院在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显然，露出了很大的纰漏，我不相信这是法官的法律素养问题，而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一如那个欠条。本案的程序也是，南京检察院在第一个案子时，把本不该自己管辖的案件，用一个5.4万的贪污罪把案子揽过来管辖，后来贪污罪被南京高级法院去掉。按理，检察官一般只管辖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而不管非国企公司企业挪用，而王爱平，第一次被判刑，就是非公司企业挪用罪。这一次，又是南京检察院，把第一次省检察院都认为王爱平不属于国企工作人员身份，又变成国企身份，无视他的承包农垦出租的身份，又把案子揽过来。侦查完了，交给下属检察院起诉。让我想起李庄案。市公安局用莫须有的诈骗罪立案，侦查完了又叫给下属公安、检察起诉。可以肯定，南京市检察院和整王爱平的背后势力有很大关系，家属说，是纪委某领导。也是合理解释，纪委检察向来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经常合作办案。五，站着挣钱？王爱平租赁承包改制之后，显然从一个副局级的干部，变成为一个千万富翁，原先的下属，变成了农垦集团的领导，原先的同事，竞标失败的，不知道是什么心态。2006年3月，王爱平被讯问调查关押，之后，长达23个月的侦查、起诉、一二审，他因为自己是租赁承包的，又和其他股东说好，给他们股东分红，他认为公司是自己的，用钱就开始自由了，最后，这些自由，被公检法认为是侵占。他们说，我们推定租赁合同解除了。你认为是白的，我们认为是黑的。谁嘴巴大，谁说了算。王爱平二审请了何兵教授和安徽的鲍律师，律师辩了之后，罪还是不可赦，但总算少判了几年。他出狱之后，也没去申诉，想好好生活。中国人大多都这样，向前看，知道申诉不可能成功。但是，树欲静风不止。农垦集团想夺回农垦出租的控制权，反悔了当时改制时，折算（补偿）给王爱平的28%股份，国资委发了一个文件说收回，结果，2007年农垦集团就起诉到南京中院，要求把这个股份收回了，一审二审，江苏法院都支持了农垦集团的诉请，28%加上原先的25%股权，农垦出租又变国企控股了。此时，如果王爱平放弃了，就不会有这第二次坐牢了。这28%的股份，就是最前面欠条上的股份。他选择了去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好消息是，2011年11月最高法院受理了再审申请，而且日还开了庭，坏消息是，在此期间，王爱平出狱之后，好不容易的自由，又到了头。2012年9月，王爱平，又被立案了，而且级别很高，是南京市检察院立案。照理，必须是重大案子。审讯人员对王爱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是千万富翁，你还在北京上窜下跳？六，劫尽余灰要在原来已经查了二年多的案子中，去扒拉出重罪，是不容易的。这次的罪，都是原来审查过的，判决书上都有这些事实，怎么以前不认为是犯罪，现在却认为是犯罪了？更荒唐的是，指控其挪用公款罪的一起，都说明是董事会开会讨论，出去投资。有董事会记录，签名，也有第三人的承诺，账上有明确的记载。这是最高法明文规定不构成挪用的。故事很简单，王爱平收购了一个钟山园林公司，这个公司想要二级资质，就必须提高注册资金，收购一定的土地苗木等，其股东没有现金，而农垦出租下属有一个宁垦出租有，而宁垦出租公司中，农垦出租公司拥有宁垦39%的股份，王爱平自己也有3%股权，另外的大股东49%是张三丰，和李斯，其他全是非常小的小股东。在2001年王爱平租赁了农垦公司、改制之后，他认为，农垦出租公司除了给租赁发包方的锅巴，剩下的饭都是自己的，而且，宁垦出租公司的张三丰和李斯正好想去东北发展，就提出把自己股份折算成现金，退出公司，有折算协议，也有退出声明，但是，没有办股权转入协议，或公司收购自己股权的手续。这就埋下了祸根。现在，检察院指控王爱平挪用了宁垦的钱去投资钟山园林，都董事会开会同意了，有书面凭证，也反映在财务账上，检察依然认为是挪用。我难以理解。最高法院有明文规定，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将款项挪给个人使用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怎么会检察官也认为是集体讨论，但仍将其移送起诉？第二笔犯罪是，将宁垦公司的钱借给钟山园林去第三方投资。宁垦公司和钟山园林公司之间经常有款项往来，而且，宁垦公司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了民事判决，将这所谓的挪用350万元，抵消双方的往来之后，判决钟山园林归还100多万元。双方的往来财务清单，非常清楚。而且，钟山园林先给宁垦400万元，然后再有挪用的这350万元还款，这居然也成为挪用公款的罪行。如果这种算犯罪，所有的企业主，都可以构成犯罪。七，公职，租赁上次坐牢，南京两级法院，将王爱平的身份定位在公司管理人员，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这次，居然定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把一个定额承包，结余及净资产归自己的公司算国有公司，罪名升级为挪用公款罪，起诉量刑在十年以上。关于是否承包公司，本案客观证据很多，如宁垦出租公司的几个股东退出股权，有多份亲笔书面原始凭证股份退出，不行使股权。严格意义上，公司的49%的股份已经承诺不行使股权，不分红，因为已经把49%的股权现金“借”走了，把股权抵押给王爱平。而且有绝大多数股东2006年有书面文件，同意王爱平继续承包经营宁垦公司。按证据，宁垦要是承包经营，挪用公款是定不上的。绝大多数小股东证明，王是承包，每年分红在10%以上。关于挪用，除了单位集体讨论的一笔，另外一笔就是往来款，乙公司给了甲公司400万，甲公司还了乙公司350万，这甲公司的350万元就被认定是挪用公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概嫌上次5年半徒刑低了，这次直接由南京市检察院出面，用挪用公款罪，在10年以上。王爱平第一次坐牢，一天刑期都不减，这次如果再判刑，出来已经是垂垂老矣！南京市检察院查完，案子又移交给下面的溧水检察院，可见，这个案子，是领导交办，特事特办。八，调查律师在王爱平的案卷中，居然出现了调查原来案件的辩护人，何兵的笔录，也有到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所在律所，何兵当时在华一所）调查的事情，认为王爱平请律师的费用或许是赃款，还调查了另外一位辩护律师。这种手段，非常罕见。按照律师界的统一说法，要是抓了何兵，或许，王爱平的事情，就解决了。因为，更多的关注之后，更高的权力或许介入了。龚刚模之选择，非常理性。樊奇杭的头颅，实属高贵。更可玩味的是，原来的第一次起诉他的检察官，现在变成了他的律师之一，而原来决定判他刑的法官，现在变成起诉他新案子的检察院领导。家属说，人事沧桑，可以理解，最怕是被追杀！九，财产，血酬定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说，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血酬来衡量，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很多企业家如年广久、褚时健，都付出了代价。现在的马云都说，如果国家需要，可以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上面有不测的权威，罗织罪名太容易。把定都南京的朱元璋曾经把江南的巨富迁徙到异地，用的不就是王法吗？律令敕，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现在的法律比以前先进了，但是，留了很多的空间，细节，魔鬼就藏在这个细节之中。我的当事人六年四次判死刑，现在王爱平7年之内，二遭牢狱，一次比一次荒唐。在南京，我特别能理解《新龙门客栈》的台词，明朝与其说亡于满清，无疑说是亡于特务，袁崇焕的反间计，就是皇太极通过特务完成的（《明朝特务政治》丁易）。法外的人通过法律人的手来残害忠良，杨涟、左光斗等人无一不是以法律手段整死的！幕后是谁，在操控这案子？南京，南京，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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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达：女博士常燕都自曝了哪些官场黑幕
女博士常燕都自曝了哪些官场黑幕 这几天，常燕以自己一部日记体式的艳史情仇，把中央编译局的局长衣俊卿搞得很是狼狈。通过常燕的自曝情仇，衣俊卿不仅折腾掉了自己的副部级官位，同时也还落下了一个“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的骂名。这一段艳史情仇曝光网络后，爱恨交加、毁誉参半。有的骂衣俊卿是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有的说常燕主动献身、投怀送抱，搞性贿赂；还有的同情衣俊卿，说他实为常燕所害，不应站在道德高地乱批。作为一个搞马列研究的高知分子，美艳欲滴的女博士常燕，为何要用自己的肉身来泡倒衣俊卿这个中央编译局的局长呢？到底又图个啥？是相处时的欲火难抑，还是另有别情？很多媒评说常燕主动献身、投怀送抱，搞性贿赂，这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信口雌黄而已，根本不符合常燕纪实性文字自述出来的隐情与背景。常燕的这些自述，虽说是自说自话，但确实客观多了，并不是一味的泄私愤、或夸大其辞或无中生有。它自述出来这些阴暗、粗鄙、丑恶的艳情史，是准备上法庭对证的。其自述有很强的客观性、真实性。笔者粗读了她的这些的自述，从中研判出来的东西是与那些走红网络的媒评截然相反的。常燕与衣俊卿之间的艳情，贯穿其中的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遮掩其上的不过是一种浮萍式的艳情面纱而已。常燕泡这个中央编译局的局长，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衣俊卿的权力，而确保面试中榜、办理工作调动、办理北京户口、申请科研资金等事宜。知道一些高校学术圈潜规则的常燕，也许一开始就动了一些以身试水这些潜规则的念头，但她由衷期待自己的学术之旅能遇到秉性正直、洁身自好的仁人君子。她是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想法不断试水前行。她不想性贿，但情势之中又不性贿不行。总的说来，也还是被动的性贿，而非主动的献身。下面几个自述的片段就很能证实这一点。片段一：与衣的初识，给我留下了费解的谜，为什么他要为难我呢？我以后要来这里了，怎么能改变他对我的“不良”印象9呢？带着些困惑，带着些委屈，我结束了这次北京之行。片段二：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这次吃饭快结束时，他说办好这些（即调档案过来编译局）也得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他再请我吃饭。我说好。喝的不少，我很兴奋，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垂青了的女子。他帮我打上车，临上车前我晕晕乎乎说让他抱抱，他说这儿人多。回到宏英园住处后我兴奋地厉害，和衣而睡。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似乎有事业的、有感情的）。片段三：第一次开房：互赠礼物。他坐在床边上，我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对着电脑；他手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大腿，隔着牛仔裤，我似乎没有感觉到他的情欲与温度。我没有回应。他去了下洗手间。等回来时，我在对着床边的镜子照着。他说，女性就是喜欢自我欣赏啊。要是现在，我就知道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刻，我钻到被子里，一切就顺理成章，都不尴尬了。片段四：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他走以后，清酒的后劲好像上来了，头疼的厉害，我就睡到了8点多，然后退房回到宿舍。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日。时间到了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快要回家了，又见了一次，这是第2次爱爱。日（农历腊月二十一），衣老师家附近，洪城铭豪商务酒店。他开的房间，拿了黑啤、香肠等。从上面这四个片段上看，常燕的被献身、被性贿是确凿无疑的，并不是什么主动式的投怀送抱，而是衣俊卿的以权索性、以权索贿。交易的是利益、满足的是私欲。既然双方都各取了所需，那么性贿的常燕为何还要自曝自己的艳史以搬到她的衣老师呢？这里的一个导火索就是她成了衣俊卿的小N之后，而不能容忍衣再找别的美艳小N，她想受到专宠。正如她自己所自责的那样，二人起于潜规则，我没有遵守好游戏规则，早后悔了，一步步毁了自己的生活；我不适合扮演情人（抑或小三？小四？小五？情妇？）这个角色，有些人只拿自己该拿到的，而我太贪心，该要的不要（以前我也没有问他要过什么），竟然问他要感情，且是专一的感情。他不只有我一个女人（包括与我同时的），别的是谁我现在没一个女人“混”学术圈太难了，不小心进入，还不甘心落后，为此而付出“发展的代价”。我承认自己没有城府，没有大度的心胸，不可以与别人分享感情。我承认自己不够年轻，不够漂亮，不够性感，性子还很刚烈，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追求我。衣老师会说我常说的“伤害”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多，交往的人多，说不准是谁伤了我了。我已料到他会将来回应我的。我爆出丑闻，是他逼的，他惯用外围施压法（屡试不爽）；而我只会直接逼他，这是我们的差异。常燕之所以自曝自己的这段孽缘，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为了揭开高校学术潜规则的冰山一角。她说我只不过是告诉大家“皇帝的新衣”在哪里，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了揭开了中国学术圈的潜规则之冰山一角。哪里都有潜规则，而我则亲身尝试一把。我已经、并且还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一个悲剧，我是个牺牲品，衣老师也是。他已经想好对策了，愿他好运。最后，请看一看常燕所自曝出来的那种官场运作规律吧。官场沟通秘诀：大声说不信的，小声说就信了；当面说不信的，背后说就信了；自己说不信的，让人代说就信了；说正经话不信的，夹带点脏字就信了；开会说不信的，会后透露点小道消息就信了；通过组织说不信的，通过情人就信了！一段情爱的结局：在法国是喜剧，在英国是悲剧，在意大利是歌剧，在美国是闹剧，在中国是战争剧。[干部选用四原则]1、不想女人的干部不能用，因为他缺乏思想和动力。2、见了漂亮女人没有想法的干部不能用，因为他净说假话和套话。3、与女人在一起坐怀不乱的干部不能用，因为他没有能量和激情。4、抱着老婆过一辈子的干部不能用，因为他不懂开拓和创新。【领导职责】股级领导主要是贯彻与落实，科级领导主要是学习与实践，处级领导主要是计划与总结，厅级领导主要是观察与思考，部级领导主要是调查与研究，国家领导主要是视察与指导。这就是我们的官场。如此官场，又岂能把人民交办的事办好。这也许就是常燕衣俊卿小实录的一个最大启示吧。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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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林: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毛时代？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毛时代？&&& ——答挺毛者挺毛者“你们丑化毛主席。赵答：丑化毛泽东？什么叫丑化毛泽东？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打破“两个凡是”，毛泽东被从神坛上拉了下来，人们可以开始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稍存实事求是之心，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执政以来，从四九年到七六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连绵不断的灾难。所谓的毛泽东时代，“反右”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引蛇出洞”）铲尽中国知识精英，“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甚至反人性地瞎折腾，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文革”十年浩劫更是空前的民族大劫难，文化扫地以尽，人权荡然无存，恐怖统治猖狂，民众动辄得咎。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中国耽误了几个发展机遇，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时代末期，更是政治法西斯专制，经济面临崩溃，文化一片沙漠，对于这样一位建国后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政治人物，揭露他的罪责，抨击他的专制，谴责他的暴行，就是丑化？这是什么逻辑？挺毛者：德国人不曾侮辱希特勒，日本人不曾侮辱天皇，中国人就不能侮辱毛泽东，否则就是否定历史。赵答：众所周知，在德国，鼓吹纳粹、吹捧希特勒是违法，是反人类。中国恰好就是因为当局还保留着毛泽东的合法性，甚至保留着对毛泽东的崇拜（符号就是天安门的毛泽东像和陈列毛泽东尸体的纪念堂），也就是说，对毛泽东的罪行清算得还不充分，否定还不彻底，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还不到位，才搞得极左逆流死灰复燃，文革余孽沉渣泛起。在德国，你摆出希特勒的画像试试？德国人民正是因为彻底清算了希特勒，才能走出历史阴影，获得复兴。在日本，正是因为对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严肃追究，致使今天很多日本人还不承认侵华罪恶。按照你们的逻辑，在北朝鲜，不能“丑化”金正日，在利比亚，不能“丑化”卡扎菲，在伊拉克，不能“丑化”萨达姆，在中非，不能“丑化”博卡萨，再往远点说，在古罗马，不能丑化“尼禄”，在中世纪，不能“丑化”烧死布鲁诺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判们，一切专制独裁者都不能“丑化”，应为他们属于“历史”，这是什么逻辑呢？一个民族正是由于正视自己的历史，正是由于对历史负责，才应该对那些制造民族灾难的专制独裁者揭露抨击谴责。挺毛者：“毛泽东时代尽管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但人们有希望、有信心、有尊严、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充满了公平、正义，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赵答：你们对毛时代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用“尽管”一词，显然是在轻描淡写。你们是否清楚，毛时代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意味着什么？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一切都凭票供应不用说了，那更意味着基本的生存难以保障，人们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1959~62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仅官方自己承认的数字，就饿死了至少3500万人，真的是饿殍遍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饿死人事件。而所谓“自然灾害”，据今天的气象学家研究，那三年是风调雨顺，基本没有自然灾害，全都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瞎折腾，全都是人祸呀！&&& 这岂是一般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这岂能用“尽管”两个字一笔带过？&&& 请问挺毛者，政府是干吗的？领导人是干嘛的？你凭什么在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让百姓“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你这难道不是根本的失职吗？这样的领导人，还有资格领导国家吗？挺毛者：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赵答：那个时代没有腐败？满脑袋进水才说这种话，或者丧尽天良才说这种话。那个时候的腐败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合法”的腐败，更野蛮，更猖獗，更无耻。在毛时代，百姓自然是“物质匮乏，生活清贫”，官员呢？可远不是这样。那个年代，官员有特供商店。普通百姓买烟用烟票，买酒用酒票，到后来限量供应的劣质烟酒也没有了，城里的烟民只好自己做个简易卷烟机卷旱烟抽。高级官员呢？老百姓看不到的茅台酒，中华烟，各种高级消费品“按需供应”。百姓老少三代不管结婚没结婚，十几口人挤在十几米的房子里。官员呢？毛泽东遍布全国的别墅就二十几座。有些他根本就没去过，但是没去过的别墅照样有服务人员，照样拿工资。民脂民膏啊！那个时代，一般人写文章稿费被取消，但就毛有稿费，死前稿费已上千万。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属小蜜保送到北大读书。据中央文献档案资料记载，62年这边老百姓饿死几千万了，毛突然对西餐发生兴趣，一条虾就有十四种做法（见中央文献），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五六十年代，那是高级官员的“共产主义”，普通百姓的“原始社会”。挺毛者：那个时代人们有希望、有信心、有尊严、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充满了公平、正义。赵答：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反右”精英荡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该拥有的自由被剥夺殆尽；“文革”十年浩劫，人命如草，动辄得咎。二十世纪的中国复现了中世纪迫害异教徒最惨烈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行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百般凌辱。“文革”中获得这种“待遇”的公民数得过来吗？仅因为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被迫害、被杀害的公民知多少（想想张志新和其他数不清的的惨死冤魂）。这样一个时代，希望何在？信心何在？尊严何在？安全感何在？公平正义何在？&&&挺毛者：那个时代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赵答：没错，那是“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那是一个“国”无条件地吞没“民”的一体，那是一个“民”没有起码的公民权利的“一体”，国家的意志（也就是毛的意志）专横地要求国民“休戚与共”。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帝修反”（“帝”指美国，“修”指苏联，“反”指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打倒帝修反”就是打遍全世界，和全世界为敌），老百姓都得陪绑。都得“休戚与共”。这样的“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难道值得赞扬吗？难道不应该诅咒吗？&挺毛者：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研制出两弹一星，构建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听命于人、不受制于人的工业体系。无论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赵答：这是挺毛者最喜欢的一个理由。实际上荒谬绝伦。“两弹一星”的代价是什么？是数亿中国人一代代的贫困，是大炮换黄油，斯大林就喜欢搞这一套，我们“一边倒”地学来。事实证明，穷兵黩武不能带来民族尊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文明才能带来真正的尊严。&&& 你去看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有比那更丧权辱国的吗？轻率放弃对日本的索赔；给斯大林火中取栗，趟朝鲜的浑水，今天仍造成大量遗留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日本人不买账的问题）；慷国家之慨，这边饿死几千万人了，那边还上亿上亿地“支援世界革命”，何来“独立自主，不听命于人”？后来搞极左，独立自主了，但那恰好是愚蠢的闭关锁国，是自绝于世界。说毛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请问，以上种种，都经过中国人民同意吗？毛泽东一直到死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是你们选的？国家大政方针哪条哪款你们参与了？是呀，反右运动，《人民日报》说“工人阶级说了话”，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如果相信这是真的，是应该说你们天真呢，还是应该说你们愚蠢？挺毛者：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扬眉吐气，什么叫挺起胸膛做人，也只有在那时，中国人民才可以骄傲地说：我自豪我是中国人。”赵答：扯得够远的，一下子就扯到1840年。我只告诉你一个历史事实，中国近代以来（1840年以来）和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是在1949年前废除的。我想请您问问大跃进中被饿死的几千万人，我想请您问问反右中、文革中被迫害、被杀害的无数冤魂，他们是怎样“扬眉吐气”“挺起胸膛”的。他们即便想说一句“我自豪我是中国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了，已经被割断了咽喉（张志新）没法说了。挺毛者：你我之辈，无资格评论毛泽东。赵答：你是什么辈？即便是无名鼠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吧？毛泽东是什么人，按中共的说法，是人民公仆吧？一个公民对公仆连评论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哪家的逻辑？挺毛者：为什么你就没有资格评论毛泽东？。因为你是小小的，小小的你就没资格。赵答：现在大家可以看的十分清楚，说这话的挺毛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在他们眼里，由于我们都是小小的老百姓，因此就没有资格评论毛泽东。由于我们都是小小的老百姓，于是毛泽东要“大跃进”，我们就得跟着“大跃进”；毛泽东要“反右”，我们就得跟着“反右”；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得跟着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就得忍饥挨饿，还不能有任何怨言。我们只能做老老实实的臣民，不能乱说乱动，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小小的”。&&& 但是我们要问，这些挺毛者究竟是现代公民，还是专制时代的“东厂”“锦衣卫”?&&& 这些毛式极左分子不仅自己要当专制的奴才，还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来当奴才，原因就是老百姓是“小小的”&。我说他们是“万劫不复的奴才，奴性彻入骨髓”，冤枉他们了吗？&&&& 毛式极左分子总是假模假式地打民粹牌，他们疯狂地攻击改革，惯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改革侵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普通百姓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是“小小的”，任凭专制者凌辱盘剥的贱民，连“评论”一下统治者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专制暴政已被牢牢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那些为虎作伥或助纣为虐的极左分子、文革余孽也只能留下一些丑恶的令人不齿的记录。挺毛者：毛泽东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伟人，他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历史财富是丰富的无人能及的，新中国建设中虽然有很多失误（毕竟每个人都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成绩也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当时中国的基础和家底是空白的）。应该更开阔更包容更全面更平和地对待毛泽东时代。赵答：挺毛者对毛的赞美总是这样抽象、空洞。请举出实例。是“一边倒”？是批《清宫秘史》、《武训传》？是“知识分子改造”？是批梁漱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反右”？是“大跃进”、是整彭德怀？是“人民公社”？是批马寅初？批冯友兰？批孙冶方？是“文革”？是整死刘少奇？&&& 面对建国以来罄竹难书的暴行，您所谓的“更开阔更包容更全面更平和”是有修养呢，还是麻木不仁？想想从四九年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接连失去几个发展机遇（日本、台湾相继把我们远远地甩到后面，直到文革面临崩溃，全国人民陪绑搞阶级斗争、世界革命），您还怎样开阔？怎样全面？想想大跃进饿死那几千万人，您还如何包容？想想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有权利被剥夺殆尽，动辄得咎，中世纪式的以言治罪，您还如何平和？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面对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如此罄竹难书的暴行、灾难，你们怎们能够那样的轻描淡写，怎么还有心情为毛粉饰？什么样的传统，什么样的奴化教育把你们搞得如此地没有血性，没有良知，没有起码的是非心？挺毛者：你整天什么都看不惯，解放前，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凌辱，你也看不惯。赵答：请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中国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治国，就会像北朝鲜一样。你愿意那样吗？那么就请你去北朝鲜捧金胖子吧！您什么都看得惯！反右摧残五十万精英您看得惯，大跃进饿死3500万人您看得惯，文化大革命您更看得惯。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奴才的看得惯。中国社会进步艰难，就是你们这样的看得惯的奴才太多。你稍微学点历史，近代史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蒋介石时代废除的。解放后，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结果怎样？那倒不是“华人与狗”，那是“华人与驴”，华人像驴一样干，还苏联人的债。五十年代是没有“东亚病夫”，也不用卖儿卖女，人都给你饿死了，“儿女”都被你饿死了，还谈得上“病夫”吗？挺毛者：发电量最能说明问题，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发电量最高，证明那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现在高，是毛泽东时代为改革打下了基础。赵答：痴人说梦，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首先你的结论就子虚乌有。且退一万步，即便真的发了那么多电，发出来的电都去干嘛了，都去大炼钢铁了？炼出来的是什么？废铁坨子。改革正是改掉毛泽东时代那一套，这个道理还用多讲吗？说毛泽东时代为改革打下基础，无疑是在说反改革是在为改革打基础。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也不错。物极必反嘛！但你们的思维有这个深度吗？挺毛者：反右打了几十万，但救了上千万。文革打死的都是坏人，使中国人民免于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陷入水深火热。赵答：说出这种没有心肝的话来，还要和他理论吗？说这些挺毛者是毛粪是文革余孽过分吗？说他们丧尽天良过分吗？这些毫无人性的东西如果得逞，中国难道不是要和北朝鲜一样惨吗？说明：要说明的是，挺毛者的言论，或者出于糊涂不明事理；或者出于不了解情况，把毛时代理想化；或者出于对改革时代出现的种种腐恶现象原因的误读；或者出于奴性意识、缺乏现代公民理念；极少数则是别有用心。我所谓“毛粪”，专指这极少数的极左分子、文革余孽。&&& 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成就巨大，但也潜伏着严重的问题。最令人忧虑的是政治改革滞后给经济改革造成根本的隐患。腐败猖獗，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败坏，种种问题都警醒我们，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决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意味着经济破产、民生凋敝，政治专制，法西斯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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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应该从关心人开始，从关心一个人到关心一群人，所以关事件背后的原因很重要。
把采访对象当作一个有生命、有感情的真实的人，感同身受，会激发人们探索新闻背景的动力。但专业、客观、冷静、细致的分析同样不能用镜头前的自我卖弄（或许是不自觉的）、喧宾夺主的镜头表达所代替。&以前对柴静采访时的表现模式、还有王志等等代表的中央台“深刻、严肃”的采访模式有些反感（其他的中央式不在讨论范围），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有些夸张，有一点做作（或许是职业习惯），过分关注主持人自己了。&如果说这是国情，也是，能做到在现场并反映一部分现状就不容易了，新闻人已经有“足够”可以自豪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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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仅仅是问题的起始，并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人物背后的时代原因。只是，中国
的记者采访有意或者无意都避免触及，只能折扣似的报道出一件件孤立的不完整的新闻事件。柴进其实我是比较了解的，她，他们，在央视的体制内也仅仅是小小的挣扎而已，做不了多大的事情，能够逐渐关注小人物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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