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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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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7.15”分共始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地“4.12反革命政变”和许克祥在长沙“5.21马日事变”，激怒了两湖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和寓居在此地家属们的情绪激愤异常，纷纷要求中央尽快拿出对策。其实，不光中共中央感到震惊，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感到坐不住了。在中共中央内部，乃至当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因为“马日事变”导致了相互的埋怨和激烈争论。此时的共产国际是指导各国革命的权威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也经常下指示，可以说陈独秀的很多错误，根子其实在莫斯科，只是后来一批判，尚需要莫斯科支持的中共怎好批判“老大哥”，只好按照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常规和障眼法“经是好的，只是和尚念歪了”的原则处理，那就只能是活该陈独秀倒霉了。“马日事变”一发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小组就马上开会讨论此事。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以及法国共产党代表特兰出席参加。主持讨论会的是布哈林。简单的通报了中国新近发生的情况消息后，布哈林说：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可是国民党内的那些将军们不能容忍。看，刚刚是蒋介石发动了政变，长沙的事件就是由此造成的，武汉的汪精卫国民革命政府可能也要出现不稳。那么，怎么办呢？布哈林显然是很难过的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就要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地同盟者。布哈林的主张显然是要向武汉国民党政府让步，方式是限制湖南、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尤其是不能夺取土地。其实，即使真的实行布哈林的这一意见，就当时的情势来说，已经来不及阻止武汉政府的翻脸了。法国共产党代表对布哈林得意见提出了反对：问题不在是否牺牲同盟者，而是要看牺牲那个同盟者――到底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索性不要依赖武汉政府，还想拿国民党的合法决议当武器，其实反而不利。这种意见明摆着要抛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布哈林和陶里亚蒂不同意。布哈林决定去“请示”一下斯大林。按道理说，布哈林是不需要请示斯大林的。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从名分上来说，各国的共产党都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还应该是布哈林的下级。然而，世界上的事情你如果都“按道理”去做，保证你做成的很少。谁都知道共产国际是靠苏联的支持才能存在，此时它的主要作用已经相当于联共中央的国际联络部罢了。实际上那里有什么“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就是联共中央、就是斯大林，任何国家共产党人在重大问题上最后都要服从“苏联支部书记”斯大林的决定。斯大林那时候已经很伟大了，因此几乎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有“中国问题专家”之称。他显然是事先和布哈林通过气，所以一见面就表示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并且很严肃地道：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就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战争。特兰问：难道现在不能开始内战吗？斯大林感叹地说：不能……因为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看来共产主义者也知道离了钱办不了事。斯大林说的是对的。当时的苏联也还是穷国，为支援广东政府北伐就给了几千万元的援助，已经是很大的负担。况且，还要背上武汉政府这个包袱，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再者，靠钱收买，毕竟不是件长久的办法。蒋介石到了上海一旦拿到了江浙财团和西方国家更多的钱，不是马上就和苏联翻脸了吗？特兰还要争辩：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小差跑向共产党的。斯大林心中暗笑：这是完全脱离实际书生之见。但他没有批驳特兰的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鲍罗廷发来的紧急电报，递给了特兰：你看一看吧。这是一封很短的电报，大意是：国民党左派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共产国际破裂，他们也已经在所不惜。特兰一时无话，不知道说什么好。斯大林似乎看透了他内心的想法，继续说道：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研究一下，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布哈林、陶里亚蒂和特兰都明白斯大林所说的“策略”含义是什么：暂时对武汉国民党军政当局让步。法国人某些方面的固执在特兰身上表现的很充分：我们必须战斗。斯大林显然是在尽力耐着性子解释：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共产党人应当使用策略，而不会遭到损失。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军官的土地。陶里亚蒂终于表态了：赞成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于是，共产国际确定了退让求团结的决心。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只有听从汪精卫等的意见，认为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对湖南的许克祥进行讨伐，通知党内强调：“百事应由政治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甚至还公开承认“马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然而，许克祥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毕竟要清算，谁都知道玩嘴的汪精卫是无法落实实事的，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到了唐生智的身上。此时的唐生智可谓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委及国民政府委员、全国农民协会委员。他本来正率师进行第二次北伐，力克郑州，“马日事变”发生，唐生智从郑州返回武汉，请求亲自赶赴长沙，军事委员会迅即作出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唐生智对前来请愿人们的表态是很坚定的：“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群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他还表示：对此事要严肃处理。请愿团见唐生智态度如此明确，就满意而归。中共中央听到这一反映后，也感到有了希望。但是，有人说“唐生智是个西瓜，外表是杂色的，内心可是红的，会支持我们。”可也有人说“唐生智是个水萝卜，外表有一层红色，装着进步，内心可是白的。”毛泽东表示这件事不能过于乐观。他和李立三、郭亮召集了湖南情愿团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200余人开了个会，劝大家不要在武昌长期呆下去。他说：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次讲话，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阐述了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的思想。但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仍然希望和唐生智合作，不过内心倒是做了分裂的准备。这和一些党内一味相信、依靠唐生智、汪精卫，不早做应变准备的机会主义者相比，委实是高出一筹。刚刚在五大上被增选为中央常委的周恩来此时提出了一个发动湖南农民暴动的意见，并要去自己亲自去指挥。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总书记陈独秀、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和赞同。但是，会议刚结束，共产国际驻武汉的代表罗易和鲍罗廷突然又说要“修改”暴动计划，而且还说拿不出钱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布哈林指示对他们的影响。这导致了周恩来湖南暴动计划的被搁置。现在看来，如果那时候实施暴动计划，唐生智、何键的主力部队都在河南，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除了北伐河南的第二十五师外，大都集中在武汉附近，正好是一个可以发动的好时机。可惜机遇一去，不复再来，人世没有后悔药吃。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进一步促使国共及早产生了分裂。这个印度人罗易曾经是个国际性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反英斗争，前往美国筹集军火时逃往墨西哥，参与筹建墨西哥共产党。作为墨共代表，他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受列宁委托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此后又前往苏俄塔什干等地建立印度共产党。他于1927年3月来到中国后，主张一直是激进的。在中共五大以后，他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却又对政府首脑汪精卫充满信任，这实在是矛盾而且荒谬的。不了解他国国情，却又掌握着决策权，恰恰是共产国际领导体制下的悲剧。“马日事变”后，中共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准备在土地问题上“退让”，可没想到过了几天（5月31日）又接到了共产国际的一封重要指示电文，被称之为“五月指示”。下面是指示的内容摘要：“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与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新领袖来补充他，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并丧失全部违心的为限……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和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指示很有意思：因为它所要求的主体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要中共促使武汉国民政府来实行。可当时的武汉政府怎么可能实行这些要求呢？中共负责人们听完了指示，都觉得啼笑皆非。陈独秀逐条进行了分析后，也觉得无法实行。鲍罗廷来中国已经四年了，和刚刚来华三个月的罗易不同，明白过国际的这一指示纯粹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可从组织关系上他又不可能不接受指示。应该说鲍罗廷还是有些胆量的，他马上起草了一封电报回答说：如条件允许，即执行此指示。这句话的“字眼”很讲究：实际上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执行这一指示的条件，等于干脆拒绝。国际上那伙老油条岂是省油的灯，自然明白鲍罗廷的意思。后来鲍罗廷回国后，就背上了一个“违抗国际指示”的罪名，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自相矛盾的决定，反而使国共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偏偏罗易又给捅了个大漏子。按照常理，罗易将“五月指示”向中共中央传达后，是否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应该和中共中央商榷后再做出决定。那知道他竟然会自作主张，不顾“内外有别”，明明知道中共中央无法执行此电文的指示，却又赶到武汉国民政府，约见汪精卫将此事相告。汪精卫一看就变了脸色。他虽然自诩为国民党左派，其实内心本意无非是想借助共产党一臂之力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哪里是真心搞什么土地革命？共产党如此搞法，或早或迟，自己都会变成革命对象的。老谋深算的汪精卫得知“五月指示”内容后，主意打定，对罗易说：可否将此电文留下？兹事体大，兆铭不敢一人作主，须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过后，再作定夺。罗易此时意识到了不可，连连摆手表示不同意。汪精卫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罗易见其窘迫，急忙解释道：此译稿未经最后核对，待核对后我再送正式中文译稿。罗易还真讲信誉，第二天就将新译好的电文送来。汪精卫见“证据”到手，毫不客气的声称：这一文件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汪精卫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四年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第一条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联合原则。这第一条的内容就是“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这说明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是有很多条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宜，因此专门在宣言中设下了这样最后一道防线，目的是限制苏俄与中共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和蒋介石有矛盾、争权夺利，但汪精卫毕竟是国民党的维护者。他拿着这个文件回家后，终日闭门不出，一副苦相见人就发怒，以致于没有人敢进他的房间。他本来素以“惧内”著称，老婆陈璧君可以随时召唤他过去，因而，这一天威风八面的“雌老虎”都没敢进汪精卫的屋门。显然，汪精卫在苦苦思考，进行最后的政治抉择。汪精卫的理由很简单：中共违约，“根本危害当过生命”。于是，一系列分共计划逐步开始实施了。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武汉“7.15”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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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共到反共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蒋介石上台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１月６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被强奸者３５人）。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７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４月３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节选自《真实的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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