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部小说,写的是,陈家洛的幸福生活儿子

谢有顺小说课堂之二:小说是活着的历史
谢有顺小说课堂之二
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录音整理稿)
  今天要讲小说与历史、人世的关系。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的人格判断之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①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②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到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是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还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一直持续地产生影响。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都灰飞烟灭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之大势的人,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栗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
  文学把一种历史的真实放大或再造了,即便世人知道这是文学叙事,也还是愿意把它当作信史来看。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了。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比鲁迅的夫人朱安还真实。朱安是历史中实有其人的,但对多数读者而言,虚构的祥林嫂比朱安更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她也成历史人物了,她仿佛真实存在过,而且就像是我们周围所熟知的某一个人。
  看《红楼梦》就更是如此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人物,谁还会觉得他们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人?一旦理解了他们的人生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真实地爱过、恨过、活过和死过的人。由此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文学所创造的精神真实,也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真正的历史真实,即所谓的客观真实,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主观的、“我”所理解的真实。真实是在变化的,也是在不断被重写的。此刻真实的,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来看,就可能不真实了。时间一直在损毁、模糊真实。比如,今天看这张讲台桌,很真实,是木头做的,方形,摆在这里,很多人都用过,是再真实不过了,但你们想一想,三十年后,这张讲台桌会在哪里?可能它已损坏,甚至被当作柴火烧掉了,或者腐烂了。也就是说,此刻你认为的真实,三十年后可能就不真实了;此刻你认为它存在,三十年后它可能就不存在了。现实中的桌子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我们对这张桌子的记忆。于是,记忆的真实就代替了关于这张桌子的客观真实。记忆是文学的,客观的真实是历史的,但更多的时候,文学比历史更永久。我们所追索的客观真实,许多时候,不过是一个幻像而已。
  客观的真实已经趋于梦想。即便是新闻,看起来是记录客观事实的,但也可能是经过剪辑和加工的,哪怕真实的记录,因着角度不同,材料的选择不同,也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电视是可以剪辑的,文字也是可以加工的,因此,新闻的真实,很多也是被改造过后的真实。同样一个采访,把前面的话放在后面去说,把后面的话放到前面来,说话的语境变了,新闻的效果也就变了。你们都看过电影《阿甘正传》吧?里面的阿甘可以跟肯尼迪总统握手,一个是虚拟的人物,一个是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但好莱坞的电影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握手,普通的人,肯定想不到这是特技,就会以为这是真的。如果此时你迷信自己的眼睛或耳朵,就会落到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的陷阱当中,就像我们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你永远都不知道他镜头下的人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
  文学是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来书写真实的,所以,文学是自由主义的,作家那些虚构和想象,不过是为了坚持个体的真理——个体的真理,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也是作家认定真实的惟一依据。举一个例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按正史记载,是雍正和他满族的妃子所生,但像高阳、二月河这些小说家,就认为乾隆是雍正和一个宫女所生。据说雍正一次狩猎的时候,喝了鹿血,春情大发,当晚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她就怀了乾隆。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已无可考。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定的真实,真实就不再是惟一的了,而文学所敞开的,就是这种无限地接近真实的可能性。因此,文学有文学的逻辑,历史有历史的逻辑。文学的逻辑更加重视情理,即心理、精神的逻辑;比起历史所遵循的事实逻辑,精神逻辑也并非是全然不可靠的。
  这令我想起对《红楼梦》的考证。很多作家都是《红楼梦》迷,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和学者是不同的。学者多以历史材料为证据,是用考证的方法来找小说中的现实影子,而作家则更看重人物精神、性格、心理的发展,从这种情节演进的逻辑来看作者的写作用心。这是两种不同的读小说的方式。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但很多作家则坚持认为这两部分是由同一个作者所写的。据我所知,林语堂、王蒙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林语堂、王蒙本身写小说,深知写作的奥秘——若不是同一个作者,而是由另一个人来写续书,是很难续得如此之好,也很难把前面布下的线索都收起来的。从小说的逻辑来讲,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有很深的联系,一些生命的肌理、气息,包括语感,有内在的一致性,假手他人来续写,这是很难想象的。也有人提出反证,比如刘心武就说,《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到了很多植物,后四十回写到的植物品种要少得多,前八十回写到很多种茶,后四十回写到的茶也要少很多,等等,于是,刘心武认为,续书的人,无论是知识面还是生活积累,都赶不上前八十回的作者,他们必然是两个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想,一个研究的角度。试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前面八十回是作者花心血增删、修订过,而后四十回作者来不及增删、修订就去世了,所以不如前面那么丰富、精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③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小说和戏文写的历史,当然不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如何一个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写的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包括《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他的历史知识也全部来自于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鹿鼎记》第二回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韦小宝帮茅十八脱险之后,茅十八从怀中摸出一只十两重的元宝,交给韦小宝,说道:“小朋友,我走了,这只元宝给你。”金庸的描写很生动,说此时的韦小宝“见到这只大元宝,不禁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可见他并不是不爱钱,但韦小宝听过不少侠义故事,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于是就大声道:“咱们只讲义气,不讲钱财。你送元宝给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④这两人就这样结交上了,他们的人生也由此纠结在了一起。很显然,“只讲义气,不讲钱财”这种思想,是韦小宝听戏听来的,戏曲里的人生,早已影响了他的人生——对于韦小宝来说,小说、戏曲所写的就是历史。
  确实,小说写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但凡写史,自古以来无非是记言、记事、记人这几种。《春秋》是记事,《左传》则记事也记言,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大家所熟知,因为它的主体是记人。有人,才有事;有人,才有言,故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只是,如果光读史书,了解的多是人事,或者多是客观现象,比如官阶、经济、人口,地方发展,文化状况,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通过史书来了解。可是,那一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常图景,史书上是不会写的,比如那个时代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婚礼如何操办,葬礼怎样举行,唱什么戏,吃什么点心,穿什么衣服,衣服的褶皱有几道,上面又分别饰着什么图样的花纹,等等,这些特殊的生活细节,你惟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小说所保存的那个时代的肉身状态,可以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有了小说,粗疏的历史就有了许多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
  历史如果缺了细节,就会显得枯燥、空洞,而文学如果缺了历史的支撑,也会显得飘忽、轻浅,没有深度。你看当代小说,很多都是写个人的那点情事,出自一种私人想象,但这些情事背后,没有个体如何在历史中艰难跋涉的痕迹,没有时代感,就显得千人一面。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它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很多小说,当时影响大,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时代一变,写作的语境一变,那些故事、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读之也乏味了。小说是在写一种活着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它要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鲁迅的小说何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那种对时代的概括力。鲁迅写的是当下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发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和作者靠得很近,这本来是最难写好的,但鲁迅为虚构的人物找寻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困苦、麻木与挣扎,一旦放在这个背景里,虚构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小说也就成了历史讲述中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旁证,而变得更具力量。
  这一点,金庸也做得极为高明。他写的武侠,纯属虚构,但他习惯把自己的侠客故事安放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脉络里来展开,而且,他选择的时代背景多是乱世,多是朝代更替的年间,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这就为他的人物在江湖上行走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他还善于把自己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缝合在一起写,如郭靖与成吉思汗,张无忌与张三丰,袁承志与袁崇焕,陈家洛与乾隆,韦小宝与康熙,等等,一虚一实,亦真亦假,既有虚构,也有史实,小说和历史融为一体,最终就使读者信以为真,这其实是小说写作一个很高的境界。
  好的小说家,是能把假的写成真的,如卡夫卡写人变成甲虫,明显是寓言,是假的,但你读完他的《变形记》,你会觉得那种真实触手可及。而《鹿鼎记》这样的作品,明知是虚构的,但由于作者把历史和虚构嵌合得特别严密,也使得这部武侠小说被很多人当作历史小说来读。相反,蹩脚的作家总是把真的写成假的,或者细节不合情理,或者语言的针脚不够绵密,或者精神造假,它根本无法在读者心中累积起阅读的信任感,这样的写作必然失败。
如果我们把历史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生活的话,就能更好地理解小说是活着的历史这一观点。为什么是“活着”的?因为小说所保存的日常生活中那毛茸茸的部分,是有生命力的。生命的构成,离不开这些肉感、琐细、坚韧的细节,甚至文明的传承也常常是在这些生命的细节中完成的。钱穆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是礼就有仪式,是仪式就有细节,所以,在一些传统的婚嫁、祭祀、人情来往中,甚至在一种饮食文化中,也能感受到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延续下来的。
  小说所分享的,正是文化和历史中感性、隐蔽的部分,它存在于生命舒展的过程之中,可谓是历史的潜流,是历史这一洪流下面的泥沙和碎石——洪流是浩荡的,但洪流过后,它所留下的泥沙和碎石,才是洪流存在的真实证据。生命的痕迹,往往藏于历史这一巨大幕布的背后,小说就是要把它背后的故事说出来,把生命的痕迹从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许多的时候,历史只对事实负责,却无视生命的叹息或抗议,更不会对生命的寂灭抱以同情,它把生命简化成事件和数字,安放在历史的橱柜里,这样一来,个体意义就完全消失了——而文学就是要恢复个体的意义,让每一个个体都发出声音、留下活着的痕迹。
  如果触摸到这个生命层面,小说的独特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叙述的是此时的历史,但此时所发生的故事,一旦被凝聚、被书写,它就可能是永恒的——小说所写的永恒,不在于观念和哲学,而在于日常生活。观念可以陈旧,但生活却在继续。日起日落,花开花谢,吃喝拉撒,儿女情长,这些看起来是最不起眼的俗事,但千百年来,日子都是这样过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脱不开这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古代和现代,昨天和今天,上演的生命故事、爱恨情仇,也大体相似,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讲的多是变道,但小说所写的其实是常道——无非是生命如何在具体的日子里展开,情感如何在一种生活里落实,它通向的往往是精神世界里最恒常不变的部分。我们今天读古代的小说,古人的诗,还会有一种亲切和同感,就在于我们和古人都在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朝代可以更替,皇帝可以轮流做,但饭总是要吃的,四季是分冷暖的,人是需要爱的,身体是会死亡的——这些生命共通的部分,正是小说叙事的永恒主题。
  我们读一部古代的小说,会为他们的情感悲剧落泪,说明今天的人还在和古人共享同一种情感;我们看一幅古画,能理解画中的意境、画家的心情,就表明今日的看画者和当年的画家还在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我们参观名人故居、历史古墓,会有很多感慨,原因也在于我们和逝去的人还在共享同一种人世。“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传道书》里的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人世的常道,其实也是小说在日常叙事中所发现的真理。比如,李白带着歌妓到浙江东山看谢安墓时,心有悲感,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谢安已经葬在那里三百多年了,但李白当时的慨叹,我想谢安若还活着,也会有同感。李白说的“我妓”今日如花似月,可当年谢安活着的时候,身边也有妙龄女子吧,她们也如花似月吧,但“他妓”却“古坟荒草寒”了,青春、美丽都化作了黄土一堆,这是多么令人伤怀的事情。这种在时间面前的苍凉、悲哀之感,我想,谢安在看他之前的古墓的时候会有,李白看谢安墓时也会有,今天我们若去看谢安墓、李白墓,这种感觉同样会有。
  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却共享着同一个生命世界,体验着同一种生命感悟,文学的妙处正源于此。
  世界是一个大生命,个体是一个小生命,小生命寄存于大生命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不断变化,也不断积存,文学记录的就是这个动态的生命史,文心通向的也是人心。人类的生命、性情,留存得最多的地方,就在文学;阅读文学,你就能知道前人是怎么活、如何想的,因为它里面隐藏着一个幽深的生命世界——文学笔下的历史,既是生活史,也是生命史,所以钱穆说,“中国文学即一种人生哲学”⑤。文学笔下的人生是活的、动态的、还在时间长河里继续展开的,读者一旦和文学世界里这些活泼泼的生命相遇,它就共享了一种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一个确证的理由。这种对生命的独特书写,是文学的高贵之处,也是别的任何艺术门类都不能和文学相比的地方——因为生命不可重复,生命的个体形态也全然不同,这就决定了文学写作必须一直处于创造之中,作品与作品之间,连一个细节也不能相同。人物的遭遇、情感的冲突,甚至饭菜的种类、衣服的样式,每一个细部,都不能重复,这是文学写作的原则。与之不同的是,你成了书法家之后,可以天天写“厚德载物”、“淡泊明志”,这样的句子,书法家一生不知要重复写多少遍;你成了画家之后,可以不断地画兰花或画猫,所不同的,不过是构图上稍作变化而已;唱歌的,可以一生都唱那几首歌;跳舞的,每次表演都可以跳那几出;甚至电视剧制作,都有模式可以遵循。惟独文学,特别是小说,必须完全独创,不仅要不同于别人,还要不同于自己。这是小说独有的难度,也是小说独有的尊严。
  小说是关于生命的叙事,也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生命与历史的同构,是真正的小说之道。借由小说的书写,当下、此时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也能成为永恒的历史景观。⑥
转引自[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前言》,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 ②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④ 金庸:《鹿鼎记》(一),第41页,广州出版社,2009年。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 & ⑥
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这一讲的前半部分,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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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1]》是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著于1955年。小说描写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浴血奋战的故事,也是这本小说把研究乾隆是否汉人一事,推到了高峰。作为金庸的开山之作,作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示出大家风度。在香港《》上连载之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小说将历史与传奇融为一体、虚实相间,史笔与诗情相结合,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类&&&&别武侠小说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1955年开&&&&本32开丛&&&&书金庸作品集主人公、、版本数3
隐身陕西扶风延绥镇李可秀家为西宾的武当派名宿,《书剑恩仇录》随主人新迁浙江水陆提督前往江南的途中,遇上参加“千里接龙头”仪式却被朝廷鹰爪困在三道沟客栈的红花会四当家与其妻,便出手相救,将他们荐至西北武林英雄铁胆处避难。适逢周仲英外出,以陆菲青之师弟、高手、卖身清廷的火手判官为首的朝廷鹰爪尾随前来,周仲英之幼子不慎透露出文泰来等人藏身之处,激战之余,文泰来被捕,骆冰与红花会坐十四把交椅的逃出。周仲英外出归来,恼怒异常,失手打死自己的幼子。红花会众英雄赶来铁胆庄,因误以为文泰来被出卖,双方交手,混战一场。红花会新任总舵主赶来以胜周仲英,后得知周仲英之子只有十岁,才知错怪对方,握手言和。为救文泰来,众英雄堵截镖行车队与为抢回圣物《可兰经》的回族人相遇,陈家洛出手相救,与人称翠羽黄衫的族长之女霍青桐彼此钦佩,情愫互生。
李可秀之女徒扮男装前来助战,与霍青桐欢笑戏闹,陈家洛遂生怀疑之心。霍青桐知陈家洛不满之因,告辞而归,临行前将自己珍藏的一把短剑赠送给陈家洛,并言其中隐藏着一个大秘密。此时文泰来己被张召重押走。红花会众人追至黄河边相救,却值清铁甲军路过此地,红花会众人被冲散。红花会七当家武诸葛与周仲英之女周绮一直斗口,却危难之时遇在一处,互相照顾,彼此产生好感,在途中又救出被镖行捉住的周绮之母,于周仲英、陈家洛的主持下,订下终身。
在开封,为救因黄河决口而受灾的难民,徐天宏设计与众英雄一同抢了清朝大军的粮饷,发给百姓。余鱼同与众人失散以后,与一同探得已被押往杭州,便设法留下记号,红花会众英雄遂直奔杭州。陈家洛游之时,与一自称东方耳的人相识,和赵半山夜探巡抚衙时,却见乾隆皇帝驾临,即是自称东方耳之人。陈家洛大惊,被乾隆的贴身侍卫发现,陈家洛遂请东方耳与其共游西湖。西子湖上双方听曲谈心,颇为惬意;后双方比武,御前侍卫龙骏暗器输于红花会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褚圆、为红花会二当家的剑术击败,乾隆恼羞成怒,叫来大军,岂料杭州是的根据地,人数众多,连军营中许多人都是红花会成员,乾隆只好悻悻而归。陈家洛得空回老家祭扫父母之坟,却意外遇见在这里偷偷扫墓的乾隆,深感不解。乾隆以陈家功大,自己感恩作解释,并请陈家洛不要将此事泄露,陈慨然应允。乾隆再三请陈家洛放弃江湖生涯,入朝为官,陈断然拒绝,双方约定互不伤害。
赶回杭州,众人强攻提督府,在一蒙面人的指引下找到关押文泰来的暗室,但张召重设置种种机关,此次行动又告失败。镇远镖局总镖头威震河朔王维扬押送回部求和送来的玉瓶至杭州,被徐天宏设计获得,并以此和上次进攻提督府捉来的李可秀小妾作为条件,让陈家洛与文泰来相见,李可秀被迫答应。陈家洛与文泰来见,从文泰来处得知乾隆是自己的亲哥哥,物证在自己的师父天池怪侠那里之时,张召重返回,二人出其不意,点中穴位,将其击倒,遂假扮张召重而出,被李可秀识破,陈家洛只好独身而返。徐天宏设“卞庄刺虎”之计,让王维扬与张召重比武,因前一天受挫于陈家洛、文泰来二人,比武失手,败后用计重伤王维扬,欲将之活埋。陈家洛率众豪杰赶至,将其活捉,此时陆菲青与其师兄、武当派掌门人赶来,马真向众人求情,并保证不容张召重再为非作歹,将其带走。
强敌一去,众人再攻提督府,及御前侍卫欲用炸药将众人一网打尽,藏身于李府中的金笛秀才余鱼同奋不顾身,以身体阻住火药线,救出文泰来及众人,自己却被烧伤,面目皆坏。陈家洛等一不做二不休,又借“花船点状元”之机,设计使名妓玉如意将乾隆引至家中捉住,囚在六和塔中,软硬兼施,情威并用,与乾隆一同订下驱清复明的大计。只有赶来刺杀乾隆的天山双鹰夫妻二人决不相信皇帝,不参加盟誓。红花会众人来至天目山,看望养伤的文泰来、余鱼同,并为徐天宏、周绮举行婚礼。几次与余鱼同交往,对他一往情深,岂料暗恋骆冰,对她毫不理睬。李沅芷追至天目山,误至徐、周洞房,众人虚惊一场。为反清复明,众人四散联络人手。余鱼同为避李沅芷坐船独行,遇上关东三魔及仇人言伯乾等,几次遇险,仗机警逃出,亏得李沅芷假扮他引开众人,才得脱险。他为情所苦,自觉对不住结义兄弟文泰来,又负李沅芷一片痴情,遂于宝相寺出家为僧。
三魔与言伯乾又来寻仇,认出余鱼同,正待出手,文泰来赶至,大显身手,击毙言伯乾等数人,但余鱼同心意已决,不辞而别。陈家洛为给回部送信,单骑匹马赶往西疆,途中遇见人称的霍青桐之妹,为其美丽所吸引,香香公主也爱上了陈家洛。二人赶至回部,适逢清征西大将军丁兆惠派使来下战书,陈家洛力折使者,为回人争光;香香公主自告奋勇,前往清军中下战书。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在清军中遇见张召重,几乎被擒,而后又被当作诱饵,困于沙漠之中,亏等人赶到,方抵住的进攻。霍青桐识破清军阴谋,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被父兄和部下所疑,忍辱负重,调兵遣将,终于大败清军。
胜后她带病出走,途遇关东三魔,几遭污辱,得师父天山双鹰赶到救出。陈家洛此时方知李沅芷女扮男装,后悔自己辜负了霍青桐的一片芳心,与香香公主一同追赶,途中先后遇见狼群和张召重、关东三魔、霍青桐,众人为抗恶狼暂时联手。陈家洛用霍青桐赠送他的短剑杀狼时,碰巧解开了其中的秘密,遂和霍青桐、香香公主逃出狼群,躲入一古洞中,并在里面根据《庄子》练习一套奇高的武功。
天池怪侠为消灭群狼,设置一土城,用牛、马等将狼群引入城中。陈家洛用新学武功打败张召重,将其投入狼群之中。其间余鱼同得知师父马真被张召重所害,脱下袈裟誓为师父报仇,李沅芷借其报仇心切,设计陆菲青从中撮合,二人终于订下终身。陈家洛从师父处取得有关乾隆身世的秘证,又南下福建少林寺,欲了解义父被逐出少林的原因,经过五场比试,凭借武功与机智,弄清了全部事实真相。
周绮身孕在身,留在福建生产;和其他英雄赶往京城。此时回部全军覆没,香香公主被擒,乾隆欲据为己有,香香公主宁死不从。陈家洛与乾隆相见,以国家利益为重,答应帮助劝说香香公主;香香公主含泪答应了陈家洛,后发现乾隆并不真想反清复明,遂自杀以示陈家洛。陈家洛伤心之余,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进入皇宫,险被毒死。众英雄大开杀戒,天山双鹰与红花会十当家章进身亡,最后捉住乾隆。
霍青桐正欲杀之为父、兄、妹及族人报仇时,安徽巡抚方有德突然怀抱婴儿出现。原来他与侍卫火烧福建少林寺抢得周绮之子来京向乾隆报功。他以婴儿性命相威胁,众人不忍见婴儿死于非命,遂放弃杀乾隆之念,活捉乾隆之私生子福康安出宫,迫使乾隆不与为难。众人赶至香香公主之坟,打开后只见一滩碧血,香香公主的尸体已化作一缕香魂,陈家洛挥毫题上“香冢”二字,并作铭“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而后凄然而去,与红花会众英雄前往西疆栖身。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击剑识青翎
盈盈彩烛三生约 霍霍青霜万里行
金风野店书生笛 铁胆荒庄侠士心
吐气扬眉雷掌疾 惊才绝艳雪莲馨
避祸英雄悲失路 寻仇好汉误交兵
蜜意柔情锦带舞 长枪大戟铁弓鸣
置酒弄丸招薄怒 还书贻剑种深情
奇谋破敌将军苦 儿戏降魔玉女瞋
乌鞘岭口逢鬼侠 赤套渡口扼官军
我见犹怜二老意 谁能遣此双姝情
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赈饥民
为民除害方称侠 抗暴蒙污不愧贞
琴音朗朗闻雁落 剑气沉沉作龙吟
驱驴有术居奇货 除恶无方从佳人
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心伤殿隅星初落 魂断城头日已昏
虎穴轻身开铁铐 狮峰重气掷金针
忍见红颜堕火窟 空余碧血葬香魂
烟腾火炽走豪侠 粉腻脂香羁至尊
  第十一回
高塔入云盟九鼎 快招如电显双鹰
《书剑恩仇录》中共有129位登场人物(按姓氏首字母为序):
、安健刚、、包老头、包银凤、宝相寺住持、贝人龙、曹能、曹司朋、、、、陈正德、成璜、迟玄、褚圆、大痴、大癫、大苦、戴永明、德鄂、德昭、范中恩、方有德、、富德、顾金标、关明梅、广禄、哈合台、韩春霖、韩文冲、、、、和尔大、、呼音克、忽伦大虎、忽伦二虎、忽伦三虎、忽伦四虎、霍阿伊、、冯辉、、、蒋四根、蒋天寿、焦文期、凯别兴、李夫人、、、、龙骏、、罗信、骆冰、马大挺、马敬侠、马善均、马真、梅良鸣、孟健雄、木卓伦、彭三春、平旺先、钱正伦、乾隆、晴画、瑞大林、瑞芳、上官毅山、、、宋善朋、宋天保、孙大善人、孙克通、孙老三、太后、覃天丞、唐六、滕一雷、天虹、天镜、童兆和、万庆澜、汪浩天、王道、王维扬、、、无尘、吴国栋、武铭夫、、心砚、、言伯乾、阎世魁、阎世章、、杨成协、尹章垓、余鱼同、玉如意、元悲、元伤、元痛、袁枚、、允蛋、、曾图南、张安官、、章进、兆惠、赵半山、赵翼、、周阿三、周大奶奶、、周英杰、、朱祖荫、主要男子:
,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主要女子:
:金庸笔下最美的女子。她“明艳绝伦,秀美之极,如明珠,似美玉,明艳不可逼视”,倾国倾城。本名喀斯丽,回疆公主,因身有异香而得名。香香不光美丽,而且她单纯可爱,天真烂漫,毫无心机,温柔可人,纯洁无瑕,勇敢善良,坚贞高尚。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一见钟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爱上了姐姐霍青桐爱的男子。后陈家洛为光复明朝将其献给了乾隆,最后为救陈家洛而自杀。出场年龄18岁。
:香香公主的姐姐,回疆女子,她美艳绝伦,姣美无双。一袭黄衣,头上戴一只翠绿羽毛,故被人们称为“翠羽黄衫”。她武功高强,英勇善战,带领族人们共同抵抗清兵,美丽中带着几分英气,可谓是智计过人。她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性格豪爽,勇敢坚强,胸襟广阔,并把保卫族人的重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气概非一般女子可比。出场年龄十九岁。
:姓名出自“沅有芷兮澧有兰”,提督李可秀之女,武当侠客“绵里针”陆菲青之徒。她容颜娇俏,机灵顽皮,天真率直,狡黠可爱。对自己的师哥,红花会十四当家余鱼同痴心苦恋,不远万里,千山万水相追随。最终与其结为连理。出场年龄14岁,后期19岁。
:铁胆庄的庄主周仲英之女,外号“俏李逵”,行事大大咧咧,心直口快,天真直爽,心无城府,心地纯良,娇憨可爱,与红花会七当家 “武诸葛”徐天宏不是怨家不聚头,在经历数场危难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外号“鸳鸯刀”,红花会十一当家,同时也是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之妻,神偷骆元通之女,也是神偷。除了使一长一短的一对刀外,还擅长放飞刀。金庸说她“纤手执白刃,如持鲜花枝”。──红花会前总舵主
“追魂夺命剑”无尘——二当家,“七十二路追魂夺命剑”剑法高强,配上“连环迷踪腿”,武功可以说是红花会中最顶尖的,常人刺一剑的时间,他可以刺4,5剑。性格暴躁,本来是一堂香主 ,曾只用脚大破铁旗帮。曾为受了‘一位千金小姐的欺骗’,而自断一臂,被香堂兄弟救获,出了家,后来加入红花会。
“千臂如来”赵半山——三当家,以暗器纵横江湖,并自制独门暗器飞燕银梭,和陆菲青是好友。
“奔雷手”文泰来——四当家,骆冰的丈夫。
“黑无常”常赫志——五当家,西川双侠之一,以黑沙掌驰名。
“白无常”常伯志——六当家,西川双侠之二,以黑沙掌驰名。
“武诸葛”徐天宏——七当家,周绮的丈夫,智谋百出。
“铁塔”杨成协——八当家,原为青旗帮帮主。
“九命锦豹子”卫春华——九当家,拼命好斗如有九命因此得名。
“石敢当”章进——十当家,是个驼子,不过力气奇大。
“鸳鸯刀”骆冰——十一当家,文泰来妻。
“鬼见愁”石双英——十二当家,因铁面无私执掌刑堂,门,脸上伤疤多,长相恐怖。
“铜头鳄鱼”蒋四根——十三当家,武器铁桨。
“金笛秀才”——十四当家,武当掌门马真之徒,手持金笛,中过秀才而得名。
心砚——原为陈家洛书僮,之后做了十五当家。──铁胆庄庄主,周绮父亲,为人仗义。
──外号‘天池怪侠’,陈家洛师父。
──武当派掌门人,被张召重毁去双目、斩去左腿后撞墙而死。
──武当派,马真师弟,外号“绵里针”,化名“陆高止”,李沅芷师父。
──武当派,陆菲青师弟,外号“火手判官”,骁骑营佐领。
忽伦四虎──忽伦大虎、忽伦二虎、忽伦三虎、忽伦四虎、
──滕一雷、顾金标、、哈合台、阎世魁、阎世章、
四子──、、、、
──外号“玉判官”,两湖豪杰,武器是双钩吴钩剑,死于陆菲青之手。
罗信──外号“铁臂罗汉”,擅五行拳,武器是长鞭,死于陆菲青之手。
──外号“威震河朔”,镇远镖局总镳头。
──天山双鹰之一“秃鹫”。
──天山双鹰之一“雪雕”,陈正德之妻、霍青桐之师父。
欧阳公政──燕青拳掌门人,外号“千里独行侠”,其实是个独脚大盗。
──北京名捕头。
唐六爷──外号“糖里砒霜”。
──外号“金爪铁钩”。
褚圆──外号“一苇渡江”。曹正文评金庸之《书剑恩仇录》
此书写红花会众雄,江山与江湖的对抗,史实与艺术的结合,武侠与奇情的交融,显出金庸出手不凡。其语言之生动流畅,人物群像之多姿多彩,都足以一扫旧派武侠小说的沉闷气息。
其不足有叁∶
其一,故事结构以平铺直叙为主,写人状物还沿袭旧派武侠小说的传统手法,缺少悬念与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情节的焊接也欠紧凑,少奇特之笔。其二,塑造人物形象,以群像为主,尽管文泰来、余鱼同、骆冰、徐天宏都有戏,但全书缺少一个震撼人心的大英雄。写儿女情长之感人,还欠功力。
其叁,书中第一主角陈家洛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他背後拖着宋江的辫子。对乾隆一让再让,甚至把深爱自己的女人送给哥哥当玩物,陈家洛的致命弱点,给全书蒙上了一层阴影。
评金庸之《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
第一部小说,有两个可能情形发生:一个可能是:第一部小说是不成熟的习作;另一个可能是:第一部小说光芒万丈,但无以为继。
的情形,很不一样。《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在金庸的作品之中,当然不是很好,但已经光芒万丈,而且,后继者光芒更甚,在举世作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例子。
《书剑》在金庸作品中,不是特殊的作品,原因有:其一,《书剑》是“群戏”,主角是“红花会”,而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而一共有十四个“当家”,金庸虽然突出了其中的几个,但必然分散了感染力,以致没有一个最特殊的人物。
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是相当个体的。读者看武侠小说,要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虽然后来一直到《》,金庸仍然在强调“群体力量”,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只有《书剑》一部是“群戏”,其余,皆摆脱了这一点,而以一个、两个人物为主。有可能是金庸自己在创作了《书剑》之后,迅速地认识了这是一个缺点之故。
《书剑》采用了“乾隆是汉人”的传说,借乾隆这个人物,写出了既得权力和民族仇恨之间的矛盾,在表达这一点意念上,获得成功。《书剑》中几个主要人物,写得并不出色,反倒是几个次要人物,活龙活现,令人击节赞赏。
作为第一部作品,金庸在《书剑》中,已表现了非凡的创作才能,众多的人物,千头万绪的情节,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又有一气呵成之妙。
《书剑》开始,李沅芷、陆菲青师徒关系那一段,应该是明显地受王度庐“卧虎藏龙”首段的影响。笔法也有刻意模仿中国传统小说之处。而几处在人物出场、提及姓名之际,俨然《三国演义》。
写人物方面的功力,在《书剑》中也已表露。对金庸而言,《书剑》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肯定是极其成功的,这才奠定了他以后作品更进步成功的基础。
在《书剑》中,有一段,写周家庄中,周仲英父子冲突一事,第一次发表时,情节明显取自西洋小说。在修订改正时,完全改去。这说明在他的创作过程中,逐渐成熟,更致力于个人风格的建立,摒弃一切外来的影响。
这种独特风格的逐步形成过程,是金庸的成功过程。《书剑》是金庸成功的一个起点。
在金庸作品之中,《书剑》的地位:排名在第八位。从《》中寻找《书剑恩仇录》的结:
香香公主逝世后,陈家洛和霍青桐二人怎么了?乱翻《飞狐外传》,有些新发现。
一、推测霍青桐爱陈家洛,陈家洛虽然最爱香香公主,但看过《书剑恩仇录》的读者都清楚,陈家洛也是喜欢霍青桐的。对等相爱的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唯一缘由,陈家洛完全有可能娶了霍青桐。
陈家洛等红花会群雄最后归隐回疆,回疆就是现在的新疆,那时候中原人把穆斯林大多称作回人,其实霍青桐的部族“回部”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回疆是霍青桐的地盘,如果二人分道扬镳,恐怕陈家洛等人也没脸面一直住在回疆。如果二人结婚了,陈家洛等人必是住得心安理得。
陈家洛的师父——天池怪侠袁士霄住在天山,天山处于回疆,他时常会见着弟子,怎会忍心看着心爱弟子孤苦过活,红花会群雄又怎会看着他们的总舵主伶仃一人?袁士霄、红花会群雄必然想使陈家洛振作开心起来,肯定会劝陈家洛娶妻。娶谁?那还用问,自然是娶了霍青桐,谁不知道霍青桐爱陈家洛,陈家洛也和霍青桐关系亲密。何况霍青桐如此贤慧能干,作为总舵主陈家洛的贤内助,对已经铩羽西遁的红花会必是一大助力。红花会中已有三对夫妇,他们是:文泰来与骆冰、徐天宏与周绮、余鱼同与李沅芷。再加上一对总舵主陈家洛、霍青桐夫妇,却又何妨?《》中,《天下掌门人大会》一章,已经长大“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瘦小,打扮得颇为俊雅”的“青年书生”心砚,挺身而出,帮助“二十一二岁年纪,肤色白嫩,颇有风韵”的“美貌姑娘”凤阳府五湖门掌门人,二人一起被擒,后来赵半山夺杯,又发暗器打熄厅上灯烛,惜墨如金的金庸,特意点出获救后的心砚“那少年书生抓起躺在身旁的桑飞虹,急步奔出”。大家都知道,金庸最爱给一些配角男女配对,《神雕侠侣》中耶律燕、完颜萍就是给大武、小武准备的,在此恭喜红花会中又添了一对夫妇。
红花会群雄隐居回疆,回疆这么大,具体在哪里?根据《飞狐外传》第十九章,他们隐居在天山。因为霍青桐的回部已被清兵打败,红花会群雄如果住在回疆的城市或者绿洲,恐怕不大安全,而天山是一座极大极广的山脉,“山高皇帝远”,清廷威胁几无,加上雪山草地,环境优美,正适合红花会众人隐居。
还有一个不成理由的推测。作为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会不会娶妻?他不能忘情于香香公主,即使他决意孤单一身,但红花会的众位当家肯定会劝他娶妻,将来好有人继承他的大业。当时很多门派的掌门都是父子相传,陈家洛本人的总舵主之位,就是他义父于万亭的遗命传来。
以上这些都是推测,这些推测也都不充分,那我们就看看下面金庸书中陈家洛娶了霍青桐的明显证据。
二、金庸书中明显证据《飞狐外传》第十九章原文,很值得推敲。
「圆性却蒙峨眉派中一位辈份极高的尼姑救去,带到天山,自幼便给她落发,授以武艺。那位尼姑的住处和天池怪侠及红花会群雄不远,平日切磋武学,时相过从。圆性天资极佳,她师父的武功原已极为高深繁复,但她贪多不厌,每次见到袁士霄,总是缠着他要传授几招,而从陈家洛、霍青桐直至心砚,红花会群雄无人不是多多少少的传过她一些功夫。」
很明显,红花会群雄住在天山,陈家洛、霍青桐是在一起。
“从陈家洛、霍青桐直至心砚,红花会群雄”,这段表达,特别需要注意。从语意看,很清楚,“红花会群雄”就是:“从陈家洛、霍青桐直至心砚”。《书剑恩仇录》中,霍青桐可不是红花会的人!但霍青桐嫁了陈家洛,那她自然就是红花会的一分子,就像骆冰、周绮、李沅芷。“从…直至…”,显然指红花会众当家的序列从高到底,从总舵主到十五当家心砚,这里把“陈家洛、霍青桐”并列,如果二人没结婚,金庸显然不须如此,因为夫妇一体,众多场合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并称,所以陈家洛夫妇就并列排在“从”与“直至”之间了。如果二人没结婚,就该写作“从陈家洛、直至心砚,红花会群雄……”。金庸如此写来,显是大有深意。
「蓦地里听得一人长声吟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吟到后来,声转呜咽,跟着有十余人的声音,或长叹,或低泣,中间还夹杂着几个女子的哭声。」
“几个女子”,很可能就是霍青桐、骆冰、周绮、李沅芷等人。霍青桐自然会来祭拜她的亲妹子,何况后文点明了“陈家洛、霍青桐等红花会群雄自回疆来到北京”。
「陈家洛、霍青桐等红花会群雄自回疆来到北京,却为这日是香香公主逝世十年的忌辰,各人要到她墓上一祭。」
“陈家洛、霍青桐等红花会群雄”,这儿说得更清楚了,红花会群雄中有霍青桐,因为她是总舵主陈家洛的夫人!“…等红花会群雄”,金庸把红花会群雄其他人的名字都省略了,独列“陈家洛、霍青桐”,意思还不明显?一个“等”字,更是说明了“陈家洛、霍青桐”是红花会群雄的首脑!金庸笔下严谨,字字珠玑,有时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往往却是生花妙着,这里正是如此,巧妙地表明了陈家洛与霍青桐已然成婚。想来金庸也不忍心霍青桐这样的大好女子一生孤单,但言明了二人结婚,对《书剑恩仇录》陈-香相恋主题会有所损及,故而采取了这种隐晦的写法。新修版《书剑恩仇录》的最后,金庸特意加了一章,正是作为二人必将结婚的一种暗示。
三、结论:陈家洛娶了霍青桐!
以上这些,并不是想抹黑《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和香香公主的爱情。爱情是一回事,婚姻是一回事。再说,陈家洛、霍青桐二人,在婚后完全可以培育出深厚的爱情,哪怕陈家洛心中始终有着(若没有,才不合情理)。还有一点小补充,新修版的《书剑恩仇录》的最后新加的一篇文章里,霍青桐托阿凡提给陈家洛带去一把剑,那是他师公陈正德用来自杀的那柄剑。她叫人转告陈家洛说,如果他再要自杀,不要用毒药,也不要上吊,就用这把剑。她只要收到他自杀的消息,就会用另一把她师傅关明梅抹了脖子的剑,随他去。文章最后:雨点撒在两人的脸上。我想这大概是香香的祝福吧。霍青桐当年刚倾心陈家洛时,送了他一柄古剑。最后又送了他一把长剑。又是与她成双成为的剑。此中深意,不言自明。金庸
金庸是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被誉为“绝代宗师”和“泰山北斗”。香江第一才子(指才华)、香港第一健行(指社评)、世界第一侠笔(指武侠)。在香港与、、并称“香港四大才子”。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他的多篇小说被选入课本。金庸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佛学对金庸的影响很大,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金庸中庸平和的风格。
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凡历史均有篡改,在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被誉为“综艺侠情派”。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整整五十七年了。
我是浙江海宁人。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也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
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宋代有女词人朱淑真。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大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历史上海宁出名的武人,是唐时与张巡共守雎阳的许远。
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书剑恩仇录》封面他主要的理由是“与正史不合”。再者,对皇室不利的任何传说,决计不会写入“正史”。
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过分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他的诗作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我小时候在海宁、杭州,到处见到他御制诗的石刻,实在很有反感,在博物院中参阅名画,仍然到处见到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伸。
除了小学时写过描红格子之外,我从来没练过字,封面上所写的书名和签名,不值书法家一哂。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学平平仄仄。拟乾隆的诗也就罢了,拟与余鱼同的诗就幼稚得很。陈家洛在初作中本是解元,但想解元的诗不可能如此拙劣,因此修订时削足适履,革去了他的解元头衔。虽只秀才,他的诗也不该是这样的初学程度。不过他外号“金笛秀才”,他的功名,就略加通融,不予革除了。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月、平仄完全不叶。
本书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都曾改过。第三版又再作修改。内地、港台、海外读者大量给作者来信,或撰文著书评论,指正错字或提意见,热诚可感。
《书剑恩仇录》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既欠经验,又乏修养,行文与情节中模仿前人之作颇多,将这些模仿性的段落都删除或改写了,但初作与幼稚的痕迹仍不可免,至少,那是独立的创作。
本书第三版修改时,曾觅得伊斯兰教《可兰经》全文,努力虔诚拜读,希望本书所述,不违伊斯兰教教义,盖作者对普世宗教,均怀尊崇虔诚之意。唯各宗教教义深奥,浅学者不易入门也。
《》每一册中都附印彩色插图(大陆版本未收),希望让读者们(尤其是身在外国的读者)多接触一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如果觉得小说本身太无聊,那就看看图片吧。书后那枚“作品集”的印章是香港金石家易越石先生所作。本书之出版,好友沈宝新兄、王荣文兄、同事陈华生先生、许孝栋先生、吴玉芬女士、徐岱先生、李佳颖小姐、郑祥琳小姐、蒋放年先生等各位赐助甚多,谨志感谢之意。严家炎、冯其庸、陈墨三位先生多赐教言,大都已嘉纳而收入改正版中,极感。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
二O O二年七月三版1740年 清五年(陈家洛7岁)
少林寺弟子被逐出师门。
1742年 清乾隆七年(陈家洛9岁)
反清组织屠龙帮被清廷镇压瓦解。
1748年 清乾隆十三年(陈家洛15岁)
苗家剑、天龙门田氏两位掌门失踪。
海宁公子离家,拜天池怪侠袁士霄为师。
1749年 清乾隆十四年(陈家洛16岁)
八卦门弟子商剑鸣残害苗人凤的四位亲人。
1750年 清乾隆十五年(陈家洛17岁)
武当派作总兵衙门西宾。
1753年 清乾隆十八年(陈家洛20岁)
闯王卫士之后娶妻。
六月,武当派陆菲青斗杀关东六魔之一。
八月,武当派陆菲青传授李沅芷武当派功夫。
武当派弟子加入红花会。
八卦门商剑鸣砍伤飞马镖局马行空。
十二月二十,胡一刀之子胡斐出生。
胡一刀仗义救助一家。
二十一,跌打医生阎基为胡一刀传信。
二十二,胡一刀以苗家剑杀商剑鸣。
二十五,天龙门田归农、跌打医生阎基在兵器上暗施毒药。
“毒手神枭”为配制毒药。
二十六,胡一刀夫妇遇难,平阿四救走胡斐。
1754年 清乾隆十九年(胡斐1岁)
错怪“毒手药王”一嗔大师。
是年,佛山弱女袁银姑受辱自尽,孤儿远走回疆。
1755年 清乾隆二十年(陈家洛22岁)
清朝将领李可秀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
1756年 清乾隆二十一年(陈家洛23岁)
清朝大臣的二公子逼淫母婢,致死人命。
1758年 清乾隆二十三年(陈家洛25岁)
春,红花会于万亭夜闯皇宫,告知乾隆身世。
四月,清朝大臣陈世倌夫妇先后去世。
清朝乾隆帝下旨在海宁修建海神庙。
六月,红花会总舵主于万亭去世,义子陈家洛接位。
七月,武当派陆菲青师徒随李可秀赴任杭州。
红花会“千里接龙头”。 群雄大闹铁胆庄。
天山北路回族的圣物失而复得。
红花会徐天宏和铁胆庄周绮喜订终身。
八月十八,清朝乾隆帝、红花会陈家洛兄弟相会。
二十三,武当派和八卦门的两虎相斗。
红花会在六合塔囚禁乾隆帝。
九月,红花会和周绮的成亲大喜。
十月,红花会余鱼同在宝相寺出家为僧。
十一月,红花会陈家洛回疆遇美女。
武当派同门相残,张召重杀师兄马真。
回部霍青桐力排众议,大败清军主力。
1759年 清乾隆二十四年(陈家洛26岁)
二月十八,清朝富德率援兵至叶尔羌。
天池怪侠袁士霄建沙城,扫除狼害。
武当派张召重葬身狼腹。
初夏,红花会陈家洛在福建莆田少林寺连闯五关。
七月,回部木卓伦、霍阿伊父子力战而死。
八月,回部香香公主在北京遇难。
红花会陈家洛率领群雄栖身回疆。
1760年 清乾隆二十五年(陈家洛27岁)
八月,红花会释放福康安。红花会之切口
天下万水俱同源
红花绿叶是一家
陆菲青所吟(稼轩词)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
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余鱼同凉州积翠楼题诗
百战江湖一笛横
风雷侠烈死生轻
鸳鸯有耦春蚕若
白马鞍边笑靥生
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人题
李沅芷赠十四当家
情深意真,岂在丑俊,
千山万水,苦随君行。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乾隆之锦锈乾坤
锦锈乾坤佳丽御世立纲陈纪
四朝辑瑞徵师济盼皇畿云开雉扇移
黎民引领鸾舆至安堵村村杨酒旗
恬熙御炉中叆叇云霏
陈家洛所吟(稼轩词)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陈家洛与乾隆对答(纳兰词)
乾: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
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陈: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 古今能几
向名花美酒拚沉醉
天下事公等在
陈家洛题诗赠乾隆
携书弹剑走黄沙
瀚海天山处处家
大漠西风飞翠羽
江南八月看桂花
玉如意唱一半儿小曲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
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
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玉如意所唱小曲
几番得要打你莫当是戏
咬咬牙我真个打不敢欺
才得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会
打轻了你你又不怕我
打重了我又信不得你
罢冤家也不如不打你
玉如意所唱小曲(讽乾隆)
终日奔忙只为饥 才得有食又寒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 抬头却嫌房屋低
盖了高楼并大厦 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 忽虑出门没马骑
买得高头金鞍马 马前马後少跟随
招了家人数十个 有钱没势被人欺
机来运转做知县 抱怨官少职位卑
做过尚书升阁老 朝思募想要登基
一朝南面做天子 东征西讨打蛮夷
四海万国都降服 想和神仙下象棋
洞宾陪他把棋下 吩咐快故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起 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 升到天上还嫌低
玉皇大帝让他做 定嫌天宫不华丽
陈家洛咏西湖月夜
寒波拍岸金千顷 灏气涵空玉一杯
乾隆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
名园陈氏业题额曰安澜
至止缘观海居停暂解鞍
金堤筑筹固沙渚涨希宽
总廑万民戚非寻一己欢
两世凤池边高楼睿藻悬
渥恩赉耆硕适性惬林泉
是日亭台景秋游角微弦
观澜还返驾供帐漫求妍
乾隆赠陈家洛温玉上之铭文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乾隆赠玉如意
西湖清且涟漪 扁舟时荡晴晖
处处青山独往 翩翩白鹤迎归
昔年曾到孤山 苍藤石木高寒
想见先生风致 画图留与人看
玉如意回诗乾隆
暖翠楼前粉黛香
六朝风致说平康
踏青归去春犹浅
明日重来花满床
西江月(讽乾隆)
铁甲层层密布刀枪闪闪生光
忠心赤胆保君皇护主平安上炕
湖上选歌徵色帐中抱月眠香
刺嫖二客有谁防屋顶金钩铁掌
余鱼同客栈所闻
多才若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
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
谁教你会风流
香冢之题词
浩浩愁 茫茫劫
短歌终 明月缺
郁郁佳城 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
血亦有时灭
一缕香魂无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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