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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小文叙事模式的转变——以《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为中心.pdf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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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试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文学
杂志》《现代文学》为中心
姓名：陈冬梅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朱双一
座机电话号码
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思潮涌入，知识分子面对着东西文化的碰撞，一批具有
叙事意识的作家逐渐成长起来。以《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两本文学杂志为
阵地的作家，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推动了这一时期台湾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产
生“象征模式"，“心理―情绪模式一等新的叙事模式，并在语言和形式上进行了
诸多实验创新，打破了情节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台湾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本文着重讨论 现代文学》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变革和创新，希望从另一
个角度阐述台湾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第一章主要回顾台湾新文学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过程，介绍五、六十年代《文
学杂志》和《现代文学》小说创作概貌。自20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兴起到
五十年代，台湾小说形成现实主义的传统，以情节模式为基本叙事模式，《文学
杂志》和《现代文学》创刊后开始酝酿小说的叙事革命。
第二章主要通过文本分析考察《现代文学》杂志上的象征模式的小说，从小
说人物、环境、叙事策略以及主题阐释等角度展现象征模式小说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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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
　　一 乡土文学的复苏与发展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个以“乡土文学”为指称的，实质上是以本省籍作家为主要成员，以关怀台湾本土现实、弘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文学思潮，在台湾兴起，并且逐渐居于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它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
　　首先，它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逐步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化钳制政策的相对放松和民主思潮的逐步活跃，使以关怀本土现实人生为创作使命的本省籍作家的复出和活跃成为可能。而在经济发展中，本省籍经济人士在民营企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必然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要求有所表现。
　　其次，是对文学过分脱离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拨。五十年代主导台湾文坛的大陆来台作家的创作，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服膺于当局的“战斗文艺”，成为毫无生命力的“反共八股”；二是以对大陆生活的怀恋追思来排解飘落异乡的忧郁愁闷，从中寄寓某种由于政治失落而引起的复杂情绪；三是借助西方的现代主义走进个人的内心世界，以现代人孤寂荒漠的心灵困顿来寄寓对现实的无奈和逃避。以上三者都导致了文学对现实--尤其是台湾现实人生的脱离。特别是后来发展为六十年代文学主导的现代主义，不仅在内容上虚无，而且在形式上“西化”，有悖于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与民族风格，必然引起以关怀现实和强调传统为使命的乡土文学的反抗和不满。此时，本省作家自身的文化准备已经完成。而新一代在中文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已陆续走上文坛，成为乡土文学发展的新生力量。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背景下重新兴起的乡土文学思潮，有着多重针对性：首先，它是针对台湾省籍作家的长期沉默和台湾新文学传统的现实精神被漠视，而出现的本省籍作家的重新聚合和对台湾文学传统精神的再度弘扬；其次，它是针对文学创作对台湾社会现实的脱离，而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和底层人性的关爱和介入；第三，它是针对文学背离传统的“西化”倾向，而提出民族传统的回归。在这三个基本层面上，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乡土文学思潮的兴起和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都具有对以往文学发展偏向进行反拨的正面意义。
　　社团和刊物的出现，是作家集结和思潮拓展的园地。1964年3 月，吴浊流邀请二十七位本省籍作家创办《台湾文艺》。该刊创办二十年来，始终以推动本省籍作家创作为使命，坚持把根“扎在台湾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众的风土”之中，“主张文学反映人生，特别注重乡土色彩，倾向于写实主义的现实文学”。1964年6月，曾经参加《台湾文艺》创刊筹备会的吴瀛涛、赵天仪、白 、王宪阳又联合了詹冰、林亨泰、黄荷生、杜国清、古贝等人发起成立“笠”诗社并出版《笠》诗刊。同年6月创办的《笠》诗刊，成为聚合本省籍老、中、青三代诗人最重要的园地。
　　介于《台湾文艺》和《笠》的强烈的本土意识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刊物，还有1966年由战后第二代省籍作家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等为主创办的《文学季刊》。它构成了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的另一翼。由于其成员大都经历过一段现代主义的影响，而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中深入到社会现实中来的，因此叶石涛称它是“综合‘现代’与‘乡土’而另起炉灶的尝试”。该刊物对乡土文学创作的繁荣和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湾社会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1970年11月，美国发生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的留学生运动，声势浩大的抗议声浪波及台湾，大大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是年年底，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上海公报》，紧接着日本与台湾断交。外交逆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台湾人深刻意识到本岛的生存危机。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激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废耕、农村劳动力流向都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这一切对广大人民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深切的忧虑。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1972年，台湾现代派诗人开展了纪念现代派诞生二十周年活动。这一年，由余光中等主编的《现代文学大系》诗部分出版，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杂志出版了《现代诗回顾专号》。这时，关杰明发表一篇《现代诗的困境》的论文，率先奏起与喜庆气氛不和谐的音调。接着，《文学季刊》发表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唐文标的长文《诗的没落--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正式揭开了乡土文学论争的序幕。唐文标接着又连珠炮般发表了《僵死的现代诗》、《诗的没落》等文章，引起了连锁反应。1973年下半年，当时《文学季刊》、《中国时报》、《中外文学》、《现代文学》、《主流》、《大地》、《笠》、《创世纪》等许多报刊都卷入了这场论争。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下半年，乡土派作家则遭致一场攻击，攻击者不仅有现代派作家，还包括台湾当局。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的嬗变，乡土派作家的创作已从描写“受屈辱的一群”转向对社会弊端的大胆暴露和对世态的冷静描写，表现手法日趋丰富，影响日渐扩大，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和干涉。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乡土作家并未畏惧退缩，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相继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如陈映真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王拓的《拥抱健康的大地》、杨青矗的《什么是健康文学》、何欣的《叶石涛文学观》、何立朝的《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新理解》等等，这些文章据理力争，奋起反击，不仅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责难、诬蔑，并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性质、功能、对象、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民族化和吸取外来经验等重要问题，丰富了乡土文学理论。乡土作家们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指出：文学源于生活，以社会为表现对象，以反映台湾社会的现实为主要内容；作家应注意描写被压在社会底层痛苦的深渊中挣扎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激发他们为改变悲惨的处境而斗争；应当“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作家必须明确自己的使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社会的改革家。这些文章对乡土作家创作中所显现出的民族风格，给予高度评价。七十年代前期和后期台湾文坛的这两次论争，以乡土派的胜利而告结束。“回归乡土”口号的提出，揭开了台湾文学新的一页，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争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六十年代还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一跃成为台湾文坛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十年代的这两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
　　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两次论争，对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论战，大多数人能冷静地对台湾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加以分析和总结，能看到双方的优势与不足。现代派从对西方迷恋中省悟。意识到回归东方的必要。而乡土派从现代派的艺术实践和批评中，看到乡土文学不是乡村文学，也应博采众长，吸收世界各国文学的表现手法、技巧，方能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准。总之，这场乡土文学之争开始令人担忧，最终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乡土文学的作家，大都是台湾的本土作家，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台湾社会的最底层，对台湾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对下层劳动者所受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有较深刻的体会。因此，乡土文学在作品创作上都具有如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1?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2 ?在创作上，继承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注意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品的现实性比较强。3?鲜明的倾向性，对压迫者剥削者表示憎恨，对台湾下层劳动者表示深切的同情。4 ?浓厚的台湾乡土色彩。
　　光复以后，台湾的当代乡土作家已有三四代人，第一代的作家是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叶石涛、杨逵等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写日本人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生活，艺术手法上主要继承和保持我国民族文学和日据时代乡土文学的特色，文字朴实，乡土色彩浓郁。
　　第二代的乡土作家为陈映真、黄春明、李乔、王祯和、王拓、杨青矗等人，他们是创作上最为活跃的一批乡土作家。与上代乡土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祖国的语言教育中成长，文字技巧比较娴熟，同时他们中许多人都接触过西洋文学。因此，他们的作品题材，大多是描写五六十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时期的农村和都市生活，展示资本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悲剧；表现技巧方面，在保持民族传统和乡土色彩的基础上，比第一代的作家更多的注意吸取西方文学的技巧，力图使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更加多样化。
　　第三、四代乡土作家为宋泽莱、洪醒夫、吴念真、廖蕾夫、黄凡等年轻的一代作家。这两代作家，大多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在创作上与第一、二代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描写七八十年代，在帝国主义侵袭下，台湾农村的破产和帝国主义商人对农村和农民的盘剥，在艺术上则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有的注意向老乡土派学习；有的注意向第二代的乡土作家学习，将现代融入传统；有的则倾向于现代主义；有的时而现代，时而乡土。　　二 第二代乡土小说家
　　李乔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第二代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走上乡土文学创作的道路。
　　李乔原名李能祺，曾用笔名壹阐提，1934年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大湖乡蕃仔林一个贫苦的佃农之家。蕃仔林是穷僻的大湖乡里最穷僻的地方，李乔的父亲曾因参加抗日运动被殖民当局限居在那里，一辈子不得擅离。李乔从小便在蕃仔林的深山中长大，年幼时体弱多病。他曾在《自传》中称：“穷绝山居悲苦童年，对我心灵和人格结构，进而写作的方向和思想等都影响很深吧。”（《李乔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页。）1950年李乔毕业于大湖职校蚕丝科，后就读于新湖师范，1954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达二十余年。19 62 年他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阿妹伯》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196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苦水坑》获《自由谈》元月征文首奖，他执著于写作，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有：中短篇小说集《飘然旷野》、《恋歌》、《晚晴》、《人的极限》、《山女》、《李乔自选集》等；长篇小说有《山国恋》、《寒夜三部曲》、《冤恨惨绝录》等，另有剧本《罗福星》等。
　　作为一名乡土派作家，他的创作道路却并非一直都秉承着乡土文学的传统，而是有在现实冲击中的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最终回归传统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不管是表现民生疾苦，还是揭露人物的异化，他的创作都是根植于生活。
　　六十年代初，李乔初涉文坛。他沿袭传统的写实手法，描写自己熟悉的台湾乡民生活和自己的童年，揭示包括家人在内的乡民们在苦难时代的挣扎和奋斗，饱含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和愤怒。七十年代，台湾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繁忙的工作、紧张的生活造成人们心灵的扭曲和异化，而这时也是现代主义风靡台湾文坛时期。受其影响，李乔七十年代初的创作一改昔日写实手法，追求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突出强调个人的潜意识，运用朦胧的意境和奇特诡异的比喻象征来表现人的异态，显出浓重的主观情绪。七十年代中后期李乔的创作又回到写实主义，重新根植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中，描写他所熟悉的台湾农村现实生活。李乔的创作最高成就是全景式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皇皇巨著《寒夜三部曲》，这部作品曾获1981年台湾第四届吴三连文艺奖，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一大丰碑。被誉为“大河小说”的《寒夜三部曲》是李乔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动笔于1975年，历时六年，是继钟肇政《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部反映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而英勇抗争的史诗性巨著。《寒夜三部曲》分别截取了日据五十年中三个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再现台湾下层人民的凄苦生活及反抗日本殖民暴政的斗争历史。
　　它虽然是一部“记述台湾岛开发及历史事件”的小说，但又不完全为史实所囿，较好地处理了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在艺术特色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丰富的哲理内涵的融入使其主题显得深刻、崇高而庄严。小说在每部的正文之前都出现一次《序章。神秘的鱼》，揭示作者的生命观和历史观--大地、母亲、生命三者“形成了存在世界连环无间的象征”，高扬“母亲是生命的源头”、“大地是母亲的本然”、“母亲是大地的化身”、“生命是母亲的再生”的主旋律，如此不断往返重复，展示生命的真谛，象征台湾--这一中华民族母体上的一部分，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在怎样寂寥的困惑中，都始终会“凭着方寸一孤灯”，望向“生命的发祥地，永恒的母亲”。（二）历史感和艺术性高度融合。作为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在每章中都有浩瀚繁复的历史资料，但作者却巧妙地将之编织于情节发展中，使小说发展的基本方向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又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发展的逻辑来表现。使作品在具有雄伟深厚的历史感的同时，又具有真实感，而且不乏生动的艺术描写。（三）
　　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时，将人物的自我剖白与抒情、议论交织在一起，揉入自己炽烈的情感，给读者以深深的触动。（四）语言文字上，朴素平易、生动活泼，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
　　台湾文学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出现了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陈映真就是在这深刻的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1937年出生于台北县莺歌镇。1957年就读于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 毕业后，于1966年担任过《文学季刊》编辑。他的第一篇小说《面摊》发表于1959年，此后，他勤奋创作，作品丰厚。二十余年来，他的主要作品计有短篇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1975）、《夜行货车》、《陈映真选集》（1979），中篇小说《云》（1980）、《华盛顿大楼》（第一部）（1983）、《山路》（1983）。另外还出版评论集《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1988年5月，人间出版社汇集陈映真包括小说、文学评论与政论的全部著作，编成十五卷本的《陈映真作品集》，为陈映真最全面的一部著作集。
　　陈映真的创作道路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划分为早期、转变期和近期三个不同阶段。陈映真的早期创作大致在1959年至1965年，此时他的作品主要在《笔汇》和《现代文学》两家杂志上发表。这段时间正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盛行的时候，他的作品也深受其影响，普遍带上了现代派色彩，表现出颓伤哀愁、虚无绝望的情绪。1966年至1975年，是陈映真创作的转变期，此间，他的作品主要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已逐渐摒弃了早期小说感伤、悲怆情调和神秘氛围，从新的角度贴近生活，呈现出一场畅达、明快、深邃和讽喻的风格。1975年后，陈映真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乡土文学的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这一理论的提出代表了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方向与时代要求。
　　陈映真近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过程。1978年至1982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作品有《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等；1983年之后，主要作品有《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
　　较之中期的小说，陈映真这时期的创作，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饱含真情实感的笔触，揭示台湾工商业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他一改过去忧郁沉闷的格调，高场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旗帜。《夜行货车》以一跨国公司为背景，以女职员刘小玲与刚正不阿的詹奕宏和丧失民族立场的财务经理林荣平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反映国际资产阶级对台湾的经济扩张和民族歧视，表现了台湾人民意识的觉醒。以《上班族的一日》开始的系列小说《华盛顿大楼》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出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台湾后对台湾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影响。
　　1983年来陈映真进入了敏感的政治题材领域。他勇敢地突破政治的禁忌，为的是要把他认为的“历史真相”呈现给读者，像《铃铛花》、《山路》与《赵南栋》等政治小说，就以不同的题材，呈现“历史的真相”。表现台湾光复后革命知识青年的艰辛历程和勇于牺牲精神，从而激发人们对英雄人物的追忆。这三篇作品都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思考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具有较大的震撼力。
　　在结构艺术方面，陈映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现代章回小说的形式，常常采用文体交融，人称交错与时序变换等多种连接手法来结构布局。《华盛顿大楼》系列堪称典范之作。这部系列小说每篇均完整独立，篇内章节各设标题，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从作品的整体结构看，每篇都以《华盛顿大楼》的里里外外为典型环境展开故事情节，从而使各篇的分主题具有强大的社会容量与思想深度。此外，陈映真还善于把不同性质的文体交互融合，既扩展了描写角度，也丰富了叙事小说的传统样式。如《山路》、《最后的夏日》与《贺大哥》等等，都在叙述中穿插着别种体裁形式。同时，不同人称的交替使用也平添了作品的立体、真切感。
　　在表现技巧上，陈映真大胆突破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认识中的定势和模式，引入不少现代主义手法，加大了小说的艺术和心理空间，引导读者去联想、意会生活的真谛。它有时作为整体构思，在作品篇名或篇内章节标题的意义上，暗示全局，有时又作为局部的艺术处理，用细节暗示衬托事物的本质。如《第一件差事》中主人公胡心保，不管走到哪里，眼前都会隐约的出现一座水泥桥，它象征了羁旅台湾的大陆人对故土的刻骨思念。《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老莫、罗仲其等形象，皆可作为西方文化人入侵台湾的产物的象征视之。《夜行货车》中象征手法运用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小说的总标题“夜行货车”及一系列小标题“长尾雉的标本”、“温柔的乳房”、“沙漠博物馆”、“景泰蓝的戒指”，都含有丰盈的象征寓意，给人以深远的思索，勾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波澜。
　　在人物刻画方面，陈映真探索出一条保持民族特色，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中西结合的新道路。陈映真早期和七十年代前期的作品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广泛采用意识流等手法。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他既没有忽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又能娴熟运用中国传统的刻画人物的方法，注意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去剖析人物，借助人物富于个性的语言和动作，突出其独特的性格。多种手法的调动，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是同一类型，也绝无雷同之感。如同是洋经理，《云》中的艾森斯坦和《夜行货车》中的摩根就迥然不同，前者一派绅士风度，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异常狡诈虚伪；后者则骄横粗野，庸俗不堪。又如《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作者很注意通过刻画人物内心裂变描写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陈映真的小说语言有很强的表现力。他汉语普通话的书面表达流畅自如，精致凝炼，带有学者风度。有时，根据内容和人物塑造需要，也常引用外语和欧化句式，并具有浓厚的台湾当代生活气息。
　　陈映真既是著名作家，又是颇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著述甚为丰富，有文艺专论、文学评论、作家专访和专题演讲等多种形式，他所论及的理论范围也很宽泛。
　　黄春明是台湾第二代乡土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突出地体现了乡土文学的特色。黄春明，台湾省宜兰县人，出生于1939年。年轻时他性情刚烈，不为世俗所容，先后转读过许多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师、电器行学徒、电台编辑，以及从事广告企划与纪录影片的拍摄等。
　　黄春明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描绘了一幅幅极端冷漠、残酷、人与人互不沟通的可怕图景，揭示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带有虚无主义思想和悲观绝望情绪。
　　从1967年开始，他的创作题材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摆脱了现代主义的羁绊，阔步走上了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作品内容从注重小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狭小天地转到广大的社会人生。底层人民的生活成为其表现重点，社会意识明显增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文学季刊》上。这些小说以台湾农村和小镇为背景，通过描写他所熟悉的受压迫、受侮辱的一群在痛苦的现实中的喘息挣扎，高度概括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深刻反映了时代风云变幻对农村的波及。这些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在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普通民众在精神与物质方面陷入的困境，如《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溺死一只老猫》、《锣》等。另一类是写农村经济受到破坏以后，农民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涌入城镇的故事。代表作品有《儿子的大玩偶》、《鱼》、《两个漆匠》、《看海的日子》等。黄春明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自七十年代开始，他的小说的取材和风格又出现新的转向，作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揭露更为深入。他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丽》、《小寡妇》等近作，均以讽刺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崇洋媚外风习为主旨，鼓吹民族意识，奋力鞭笞一批现代假洋鬼子，小说背景由农村移向城市。对于黄春明小说由“土”变“洋”的新动向，台湾文艺界评说不一，不少人为他放弃驾轻就熟的乡土题材而惋惜。黄春明的近作题材虽然从乡村转到城市，但仍然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这些作品滚动着急遽变幻的时代风云，深刻反映了在欧美文化的侵袭下，传统的失落，充分表现出人物的民族心理、气质以及形成这些心理与气质的文化因素。因此，确切地说，这样的作品并未疏离了乡土，而是体现了乡土文学的深化。这些新作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勇于探索，对生活赋予了个性的思考。
　　他的小说多以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弱小民众为表现对象，对他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努力表现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小说基本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重视情节的提炼，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善用嘲讽也是他小说的一大特色。黄春明的嘲讽是根据对象加以区别的，有的带有深深的同情和淡淡的悲哀，有的则无情地夸张、讽刺。此外，黄春明的作品还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语言平易质朴，生动活泼。
　　王祯和是台湾文坛享有盛誉的乡土作家。1940年出生于台湾花莲县。1959年考入台大外语系，在念大学一年级时，写成了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发表于《现代文学》第七期，受到好评，从此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先后做过中学教员、航空公司职员、电视台编辑，1990年病逝。
　　王祯和是位创作态度相当严谨的作家，他并不追求高产，一生只发表了近二十篇短篇小说，但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受到普遍的赞誉。这些数量虽不多但扎扎实实的作品，奠定了王祯和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小说分别收入《嫁妆一牛车》（1975）、《三春记》（1976）、《寂寞红》（1976）、《香格里拉》（1979）四部集子里，他还于1971年和1977年分别发表了剧本《春姨》和《望你早归》。另外，他还出版过电影评论集《从简爱出发》。
　　王祯和的大部分小说取材于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底层社会的生活。六十年代是台湾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种种问题交织使生活于底层社会的人民极端贫困，人格也遭到践踏、蹂躏。王祯和的很多作品以他家乡花莲为背景，多方面描写他们生活的困苦和不幸。王祯和在谈到他为什么关注小人物时曾说：“也许就因为我也是‘小人物’吧！他们于我而言是那么亲切！他们的乐，也是我的乐；他们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们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他们是我自己，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街邻。”（胡为美：《〈嫁妆一牛车〉序》，参见白少帆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总的说来，王祯和六十年代小说色调灰暗，格调低沉。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如何挣扎奋斗，最终仍摆脱不了厄运的笼罩。作者在描写他们时往往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平静淡然地叙述他们生活中的种种悲剧。王祯和七十年代的小说的色彩渐趋明朗，作者也逐渐摒弃以前的冷漠，在塑造人物时常常渗透着他自己的喜怒哀乐，笔下人物的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小林来台北》、《素兰要出嫁》、《香格里拉》等。《小林来台北》是一篇有鲜明思想倾向性的小说，作品通过来自农村的纯朴青年小林的眼睛，以航空公司为整个社会缩影，抨击了崇洋媚外的社会风尚。
　　王祯和的创作视野广阔，并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后期的一些作品如《小林来台北》、《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等的描写，深入到人的道德层面，表现人性的失落，道德的沉沦，心态的扭曲，呈现出台湾社会的种种痼疾，发人深省。王祯和小说艺术特色突出的有两点：一、精湛多样的嘲讽手法的运用。王祯和的大部分小说写的是悲剧人物，却洋溢着一种浓烈的喜剧色彩，即以喜剧形式蕴含悲剧内容。《嫁妆一牛车》中一贫如洗的万发，希望能拥有一辆牛车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最终如愿以偿；却是以承认妻子和施舍人成衣商的暖昧关系为条件的。《快乐的人》中为人情妇的含笑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却鄙视为生活所逼当暗娼的邻居绿珠。作者取一个充满嘲弄意味的题目，对含笑那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加以无情讽刺。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将矛头指向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和丧失国格、人格的无耻之徒。他的奇特之处是巧妙借用台湾方言的特殊读音，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小林来台北》中许多人的名字，在小林听来，不是“屁屁真”（P.P.曾）；就是“倒过来拉屎”（道格拉斯），还有“踢屁股”（T.P.顾），“烂尸”（南施）等，表达了作者的憎恶之情，寄寓了作者对洋化倾向的蔑视与鞭挞。二、善于运用西洋戏剧中人物场景直接明快的表现手法。王祯和念大学时就喜欢西洋戏剧，后来又从事影视的编导工作，因此他善于将戏剧表现手法引进小说创作中来。《香格里拉》明显借鉴了戏剧手法把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和人物行动及其置身的场景结合起来，借助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人物动作的配合，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小说中人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思维，都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有戏剧效果。《小林来台北》也吸收了话剧的结构方法，将时空高度集中。
　　杨青矗是当今台湾最负盛名的工人作家，在台湾文坛上，他以其《工厂人》系列小说独树一帜，备受世人关注。杨青矗原名杨和雄。194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七股乡后港村。他是六十年代后期踏上文坛的。杨青矗创作大多在业余时间进行，但因勤于著述，作品甚丰。迄今为止，杨青矗已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成龙之后》、《在室男》、《妻与妻》、《同根生》、《心癌》、《工厂人》、《工厂女儿圈》、《厂烟下》，长篇小说《心标》、《连云梦》，此外还有散文集《工者有其厂》，杂文集《笔声的回响》等。
　　杨青矗的创作从题材来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主要描写随着资本的输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和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种种严重问题：农村凋敝、破产，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奢华淫糜的风气对都市的熏染等。这阶段的作品有《绿园的黄昏》、《在室女》、《那时与这时》、《连云梦》等等。这些作品虽然还未触及到社会的本质性问题，但毕竟从某些侧面揭示了外国资产的入侵台湾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潜在危机。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杨青矗发表了《工厂人》中的一系列小说，在台湾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标志着杨青矗的创作生涯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全岛产业工人的数量激增，成为台湾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社会阶层。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台湾文坛上反映工人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却相对的薄弱。因此，就作品的成就及其影响而言，杨青矗的“工厂人”系列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本集子共收作品近三十篇，小说通过塑造各种类型的工人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台湾工人的苦难生活，深刻揭露台湾工厂管理制度的极端不合理和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的罪恶。在台湾文学史上，这是一部罕见的反映工人生活实况的小说集。《工厂人》之后，杨青矗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台湾女工生活的小说。后来收入《工厂女儿圈》的有《昭玉的青春》、《秋霞的病假》、《婉晴的失眠症》、《龟爬壁与水崩山》、《工厂舞会》等小说，从女工的工作、生活、福利、爱情等角度，反映他们的悲欢离合。从总体上看，杨青矗七十年代中期写的小说，大多局限于产业工人的命运沉浮，未能站在更高的审视角度，揭示工人贫困与苦难的社会、阶级根源，某些作品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和调和矛盾的倾向。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作品则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题材路子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也更为开阔。许多作品不仅描写了工人的困苦，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同时也表现了工人的觉醒和反抗。
　　杨青矗的小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他早年作品明显受章回小说的影响，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扩展，逐渐摆脱了章回小说的束缚。六十年代中期，由于大量阅读西方名著，他小说创作的某些观念和写作技巧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较深。例如《囿》等作品，就较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物内心的想象以及梦幻的世界。此外，杨青矗小说还较多地运用比较、映衬等方法，深刻揭示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人与人地位的贵贱悬殊。他还善长于借助一些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达到渲染气氛的艺术效果。
　　杨青矗小说的结构比较独特。作者在谋篇布局、人物设计、情节安排、篇目取名等方面都有意识地形成两两相对的正反对比，通过强烈的对比，深刻揭示主题。例如《低等人》与《上等人》是篇目对比；《龟爬壁与水崩山》、《这时与那时》是一篇作品内部不同形象间的对比。前一种对比使两个义题相对的作品形成姊妹篇，在强烈的对照中控诉人间的不平；后一种对比则鲜明地揭示两种事物对立矛盾的尖锐程度。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有都市人与草地人、上等人与下等人、资本家与工人所形成的一组组鲜明的人物对比，有力地揭穿了工人、资本家与机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的机器榨干了工人的血汗，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老板。杨青矗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他反对创作方言文学，反对用方言的“音译”，因为“音译”与字义不同，不便于阅读和理解。但是，对于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方言妙语又是音义同步的，则不妨用。他的小说以普通话为主，有时也夹杂一些台湾方言土语，生动朴实，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
　　王拓，原名王 久，1944年生于台湾基隆市效八斗仔村。 1963年就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1967年在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研究所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12月在“高雄事件”中被捕。1984年9月假释出狱，曾任《文季》杂志社总编辑。王拓步入文坛的时间虽不长，但产量甚丰。1970年9 月《纯文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吊人树》。以后陆续发表了《坟地钟声》、《蜘蛛网》、《祭坛》、《庙》、《早夏》、《一个年轻的乡下医生》等。从1975年发表《金水婶》起，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此后，又写了影响较大的《奖金二千元》和《望君早归》等十四篇短篇小说。现已结集出版了《金水婶》、《望君早归》两部短篇小说集。近年来转而创作中长篇小说，1978年发表中篇小说《妹妹，你在哪里》，八十年代以来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一九七一》，还有儿童文学《儿童的故事》，另有文学评论集《张爱玲与宋江》、《街巷鼓声》，政治评论集《民众的眼睛》，访问记《党外的声音》等。
　　王拓的创作和其他乡土作家一样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他认为，任何文学都是时代和生活的反映，都要拥抱社会的痛苦和欢乐。（王拓：《拥抱健康的大地》，参见白少帆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94页。）他小时候家境贫寒，这使他对台湾下层人民生活的辛酸和痛苦有极深的认识，他饱蘸激情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刻画了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如《炸》、《金水婶》、《望君早归》等。这些作品中给予人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迫力；同时他创作开始之时又恰逢台湾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转型，对此他报以热切的关注，不仅表现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困难，更揭示资本主义入侵对人们心灵的毒害。《金水婶》、《一个年青的乡下医生》、《春牛图》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金水婶》，它是王拓的成名作，也是台湾乡土小说的典范之作。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外资入侵给台湾下层人民带来的物质生活的灾难，金水婶肩上那副走村串户的杂货担就是生活艰难的真实写照，同时它更进一步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道德观念如何侵蚀人们的灵魂，尤其是建立在“金钱至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对传统的道德和家庭关系的摧毁。王拓的小说创作还表达了他明确的改革社会的理想，带有政治倾向性。王拓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他对社会政治活动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他曾因竞选民意代表致力社会改革和为民众争取人权而被捕入狱。然而他没有却步，而是将这一意识带进文学，歌颂为了民众为了正义而勇于斗争的人物。《望君早归》中的邱永富为了全体渔民的利益，面对公司的威胁利诱，不为所动。他团结大家要求公司对死难的渔民负责，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可见这两个理智的、清醒的、不畏恶势力、不为利诱所动的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要求革新社会的理想。
　　浓郁的台湾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是王拓创作一个突出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性格刻画、人情风俗和自然环境的描写上。台湾有很多人是从大陆的闽南和广东潮汕地方过去的，尤其渔家人的语言，更是具有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地方特色，作者选取了一些很有表现力的方言，因而，人物语言显得朴素、生动、形象。王拓的很多作品还描写台湾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如《吊人树》、《海葬》中妈祖节的迎神庙会、舞狮子、演戏、斗赌摊等。此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如金色的海滩、呼啸的海风、白色的海浪、棕色的鱼网、海边一排排小船都有显著的台湾乡土特色。
　　王拓的作品不足之处表现为：有些作品在气氛上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显得过于压抑；在艺术上，有的作品结构不太严谨略显粗糙，语言也欠简炼。　　三 各具风采的女作家
　　琼瑶是台湾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作品最畅销的台湾作家。她本名陈喆
　　，笔名琼瑶。湖南衡阳人，生于1938年4 月。1954年在《晨光》杂志上，琼瑶发表了她来到台湾的第一篇作品《云影》，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前后创作了二百多篇作品。196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窗外》。她那优美的文笔，动人的情节，为皇冠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平鑫涛所赏识。随后，她便与皇冠签定合同，从事专业写作，先后出版了《窗外》、《几度夕阳红》、《幸运草》、《庭院深深》、《彩云飞》、《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六个梦》、《月朦胧鸟朦胧》等四十多部中长篇小说。
　　从《窗外》开始，贯穿琼瑶创作的是关于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美化人生的爱情理想是琼瑶小说的主旋律。她小说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的基本倾向是追求真情流泻的爱，忠贞不渝的爱，有教养有道德的爱。在她的小说中，往往通过褒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人类高尚的思想品德，来体现男女之间的一种纯朴、真挚的爱情。这种爱情往往是强烈的，不带任何世俗色彩和附加条件的。虽然琼瑶笔下也会有爱情悲剧，但多数不是由于外部客观因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人为的阻拦等所导致，而是出于情感本身的纠葛。由此可见，她的爱情观是非常纯粹的、理想化的。他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总是形象好、气质佳、道德情操高尚并且随时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做出牺牲。
　　曲折动人、波伏浪起的故事情节是琼瑶小说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作者在充分吸取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长处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其小说涂上了传奇色彩。琼瑶还善于在作品中卖关子、设悬念、结扣子，因而造成了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跌宕有致，峰回路转。
　　以细腻的笔触来描写、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初恋者的心理状态，是琼瑶小说的又一特色。作者善于从多侧面、多角度来描写情窦初开的少年初恋时的兴奋、迷惘、神秘、彷徨的心情，将细腻的笔触伸向她们的内心深处，揭示其心灵的奥秘描绘其感情的细微变化。《窗外》中的江雁容，当她对教师康南产生了爱情时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也是难以表现的。
　　而琼瑶却善于描摹、展示恋人的心理活动：邂逅相遇时的动情；初吻时的激情；热恋中的痴情；相爱时的柔情；失恋时的苦情……这一掬掬真情都被她描绘得淋漓尽致。琼瑶从小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的小说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她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引入一首乃至数首古典诗词，或模仿其意而创作的白话歌谣。这些诗词歌赋的化入，或构成意境，或衬托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离愁别绪的情愫，或作题目。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韵味。如《心有千千结》、《一颗红豆》、《一帘幽梦》等书名大都是从古典诗词中导出来的，由诗而得名。男女主人公名字不俗，相貌飘逸，且有诗的气质：多情、温柔、高雅、聪慧、善良。
　　琼瑶作品不足与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模式化倾向明显。这不仅表现在题材和情节上，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情感的表露方式上也往往带有某种框套。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及爱情过于理想化也是其不足。　　朱秀娟原籍江苏盐城，1936年生，她爱文、习商，她自身的经历，社会的磨炼和商海的沉浮使她对于在工商业社会中摸爬滚打的女性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感受。她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反映这些女性在工商业社会的挣扎和奋斗。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推出朱秀娟的八部长篇小说：《女强人》、《万里心航》、《晚霜》、《花落春不在》、《雨荷》、《再春》、《别有情怀》和《握不住的情》，而且还在北京联合举行朱秀娟作品研讨会。
　　《女强人》是朱秀娟的代表作，也就是这部作品使她声名鹊起，奠定了她在台湾文坛的地位。女主人公林欣华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面对求学的挫折，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决心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她从底层做起，先当家贸易公司的打字员，经过艰苦的学习和磨炼，她的聪明、才干和吃苦肯干得到上司的赏识，被推荐在另一家贸易公司任职。在工作中，她敏捷、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和魄力使她成为贸易界的女强人，她被任命为总经理。在她的领导下，她的公司迅猛发展，业务量剧增，由原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公司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公司。她的事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也很谨慎，两次拒绝牺牲自我价值追求为代价的爱情，表现出以事业追求为重、自尊自爱、不为“情”所役的理性态度，最终她赢得了美满幸福的爱情婚姻。朱秀娟笔下的这类女强人有一个特点，即她们既具有自立自强、开放豁达、勇于竞争的现代意识，同时又不失传统女性美德--温柔善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她们虽有超过一般男性的才干，但她们并不是那种气焰高涨，令人生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女人，她们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但她们对爱情表现出更深层次的理解。林欣华拒绝了几个家境优裕而颇有大男人主义的追求者而选择了能理解和支持自己事业的穷教师叶济荣。这是作家对新时代女性独立自立的现代意识的高扬和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形象而生动的诠释。朱秀娟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情节波澜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富于个性化等特点。　　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其充满异国风情，文笔清丽浪漫而又独具神韵的文学作品，风靡海峡两岸文坛。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省舟山群岛。1943年3 月出生于四川重庆的一个律师家庭。因喜爱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便取三毛作为自己的笔名。她从小便酷爱文学，广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大学毕业后，三毛转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文学，后入德国歌德学院学德语。之后，又飞往美国，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在欧美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并为体验人生，她曾当过导游、商店模特儿、图书馆管理员等。她还用劳动所得游览了欧洲许多国家，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在西班牙读书期间，她嫁给了西班牙青年荷西。婚后，她从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有关撒哈拉沙漠的介绍，使她再次萌发浪迹天涯的强烈愿望。于是，便与丈夫荷西双双来到万里平沙的撒哈拉，并在西属撒哈拉成家。1979年，和她一起生活了六年的荷西不幸殉职，三毛精神上遭致沉重打击，在亲朋好友的敦促下，1981年，三毛返回台湾。1991年，自杀身亡。
　　三毛创作以散文为主，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于1977年在台湾出版，此后她接连出版的散文集有《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万水千山走遍》、《送你一匹马》、《倾城》和《我的宝贝》等，另有译作两部：《娃娃看天下》、《兰屿之歌》（与荷西合译）。三毛是以她富于异国情调的散文作品步入台湾文坛的。她的散文向人们展示了神奇的异国风光和人情习俗，作者对居住在沙漠边缘的蒙昧无知的邻居满怀同情、宽容。她由衷地赞美瑰丽、浩瀚的大自然，文中涌动着蓬勃生机，表现了她对生命的热爱。三毛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时代女性，她那豪放不羁的气质，勇于探奇历险的精神，赋予她的散文一种洒脱、浪漫的情调和绚丽斑斓的色彩。
　　三毛从撒哈拉寄回台湾的小说，将人引入一种梦幻与现实交织的浪漫境界。从那里，读者看到大沙漠遮天蔽日的黑风暴，土人的符咒、非洲悠久的历史和奇特的生活方式，还看到了作者在异邦的火一般热烈的爱情和死神猝然的造访使她饱尝丧夫的悲恸。三毛是个富于浪漫气质的作家，张晓风在《落实的雨滴》中写道，她“能在沙漠中把陋室变成行宫，能在海角上把石头绘成万象，她仍浪漫，却被人间烟火薰成斑斓动人的古褐色”。（张晓风：《落实的雨滴》，载于三毛的《温柔的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三毛可称是位介于遣兴和严肃创作之间的作家，她的作品虽无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深意，然其中的人道精神、反叛传统的勇气与对大自然的深爱之情，是耐人寻味的。　　蒙古族女诗人席慕荣，是八十年代“台湾诗坛女旋风”。她以其婉约清丽的抒情风格风靡八十年代中、前期诗坛。从198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七里香》起，至今已出版诗歌、散文集近十本，其中《七里香》先后再版三十五次，诗集《无怨的青春》于1983年2月初版，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竟印行二十七版。台湾南北两大书店“南一”（台南）、“金经堂”（台北）发表的1985年畅销书排行榜中，席慕蓉当年出的六本书全部上榜，其中有三本列前十位之内。足见当时她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席慕蓉，1943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的一个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原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 席慕蓉是她蒙古名穆伦的谐音，意为“大江河”。十三岁那年，席慕蓉考入台北师范学校艺术科，正式开始学画，1959年毕业，转而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1964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油画。1970年回台湾，任教于新竹师专，在绘画和教学之余，她从事诗歌创作，并颇有成就。
　　青春、爱情，是席慕蓉诗的重要主题。在她看来，青春和爱情，是生命历程中最美好的时刻，永远值得珍惜、怀恋和歌咏。席慕蓉在她的诗集《无怨的青春》卷一题记中这样说：“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候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你一份记忆。”席慕蓉的诗，除表现对青春、爱情的坚贞与执著、温润与朴质，往往赋予其一种深邃的哲学式的伦理道德意义。在《青春》这首诗里，诗人这样写道：“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席慕蓉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爱情的坚信、执著，使现代都市的读者从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慰籍，重建对爱情的信心。
　　乡愁，是席慕蓉诗作的另一重要主题。“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颗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乡愁》）席慕蓉诗中所抒发的乡愁，代表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家乡故园的思念深情，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然而，作为一个生长在典型的蒙古族家庭环境中的诗人，席慕蓉所表现的乡愁染上一层鲜明的民族特色。后来，她踏上了返乡之旅，便用诗笔对家乡的景物风情进行直接的描绘。她吟唱草原上美丽的河流，可爱的牛羊，刻写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性格和宗教信仰，追思、赞美成吉思汗、王昭君等令他们崇敬并为之骄傲的历史人物。席慕蓉的乡愁诗显现的蒙古民族乃至东方传统文化色彩，使人看到了席慕蓉除了“钟情爱情”之外的另一侧面。
　　席慕蓉的诗承续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别是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她的许多诗都巧妙地做到了生动形象或画面与深邃的诗的意蕴的结合。例如《一棵开花的树》，借助那棵开满了花、颤抖的叶的树，充分抒发了对爱情的渴望、期待的忐忑心情。席慕蓉以画入诗，借景抒情，但她并不满足于用单纯静止的画面来表达一个单纯的思想，而往往采取一组动感的画面，通过画面的有机组合，来表达一个深刻的哲理。这样，就使得她的诗既具有相当大的地域空间，又具有相当深的历史（时间）空间，成为流动的、发展的可观可感的具体形象。
　　席慕蓉的诗的语言，词语浅白清丽流畅，句式简洁，不讲究词章的艳丽和句式的奇特，但却于自然晓畅中给人以纯朴的美感。她善于选择能够表达特定感情的词、句、通过重复的使用，相当集中地表达了诗的主旨。　　四 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
　　六十年代初，台湾文坛曾一度盛行武侠小说，操此业者据说不下百人。其中极负盛名的有古龙等人。
　　古龙（ ），本名熊耀华，出生香港，原籍江西赣州。古龙自小身世飘零，性格孤僻忧郁，生活曾陷入困境，从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以卖文为生，过着隐居生活。由当初写文艺小说改写武侠小说后，一发不可收拾，一生共著有武侠小说近七十部，达两千多万字，其数量之多，销售之畅，知名度之高，超过了当时的诸葛青云、卧龙生、司马翎等名家。
　　古龙曾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写的是《苍穹神剑》等，名为“闯荡时期”，此时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已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力和想象力。中期自写《武林外史》开始，是探索阶段。这时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
　　自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始为后期作品，面目一新，小说意境深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情节奇险，鬼神莫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古龙小说有与其他的武侠小说不同之处。他并不细细描述打斗招式，其引人之处在于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尤其是写男女之情，令人感到荡气回肠。对小说创作，古龙认为，当代武侠小说要抛弃传统小说的老路，“要新，要变”，应该“写人”，活生生，有优点有缺点的人，“由感情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因此，即使写古代的事，“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这些观点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也使他的小说赢得了无数读者。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也独具风格。其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利落、洒脱，文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跳跃多姿，辟境造意，刻意求新。　　高阳（ ），原名许晏骈，浙江杭州人，读大学期间逢战乱，加入空军，后随军入台。1952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1962年因发表历史小说《李娃传》后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一位高产作家。他先后创作三千多万字，近八十部作品。除历史小说外，也有不少散文、时评、历史人物传记，红学专论等，成就斐然，评价很高。
　　高阳的创作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发轫期，1951年到1961年，写过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二是成名期，1962年到七十年代初期，发表有《李娃传》、《缇萦》、《荆轲》、《少年游》等；三是成熟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及以后，推出了系列小说《慈禧全传》和《胡雪岩》两部压卷之作，以及《铁面御史》、《乾隆韵事》等近四十部。
　　高阳是历史小说大家，这得益于他早期对我国几千年浩瀚史料的研读和领会。他将史家的求真和作家的艺术激情完美地融合，在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想象这两极间巧妙地“调和、贯通”，而“历史本质”不变。他的小说灵感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传奇故事、稗官野史，尤其是晚清、民初的种种史实，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逐渐形成了遒劲和凝重的创作风格。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文风清新可人，情节跌宕多姿，尤其融汇了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和文本结构的营造技巧。同时又充满了特定历史氛围，读来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他后期的作品明显标志着作家创作个性的日臻成熟。这时期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其开阔的视野，更善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全景式再现中国的历史社会，深情地传达出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中的艰酸、苦难和不幸，也体现出作家对历史对象的清醒把握和较科学的批判。这使得他的小说既富有传统的儒雅之风，又不乏超越传统的精神气质。
　　高阳的历史小说重视对历史生命本体和生活本色的思考，他把人物定位在“历史的人” ，而非单纯的“人的历史”。这一贯穿于他小说创作中的主张，使作家自我与历史客体达到了心理同位对应，为人物形象塑造增添了特别丰厚的历史质感和实感。如在《胡雪岩》中，作家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外国殖民者横行、政府腐败无能的晚清社会，以及官衙、商行、帮会、青楼、赌场、酒肆等场所的众生相，这些汇合成人物活动的大小环境，而胡雪岩的风云际会的发家史正被置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中。因此，胡雪岩作为“历史的人”自然跃然纸上。不难看出，高阳执著于严谨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并追求人物塑造的自然天成，而非对实质的改造。他的小说也重视情节结构，在叙事方面则深受《史记》影响，吸收了传统历史散文通脱自由的表达风格，《乾隆韵事》便是其小说散文化倾向的代表。
　　高阳的小说数量惊人，影响巨大，虽不无粗糙之处，但其中不乏有独特价值的优秀之作，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五 本时期的诗歌
　　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风靡台湾，现代派诗占据着台湾诗坛。在现代主义的夹缝中，“笠”诗社和“葡萄园”诗社艰难地迈着前进的步伐。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内外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政治上，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的冲击，如中日、中美建交，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等；在经济上，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使台湾处于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的重大变化对文学产生很大影响，诗人们开始一改过去崇尚晦涩、注重自我、远离社会现实转而追求关怀现实、注重民族性、社会性和朴素明朗的诗风，现实主义诗潮代替了现代主义诗潮成为诗坛的主流，台湾新诗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乡土诗在台湾的兴盛得力于一大批新诗社、诗刊的创立和以它们为中心的一大批新生代的诗人。这一时期创办的诗刊有：《龙族》、《大地》、《草根》、《诗脉》、《阳光小集》、《诗人坛》、《秋水》等。这些新诗刊的创立使台湾诗坛面貌一新，他们摒弃现代派诗人的个人主义和孤独意识，立足乡土，关怀现实，直面人生，与之相适应，作品的语言也呈现出朴实、明朗、通俗的特色。其中，以“龙族”诗社主办的《龙族》诗刊最有代表性。该诗社成立于1971年元旦，由林焕彰、林佛儿、辛牧、施善继、乔林等人发起组成。《龙族》于该年3月1 日创刊，它一开始便打出“回归中国”的旗号，表明创作理想是有“中国的风格” ，用“朴素的语言”，写“多种的题材”。为了推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他们还出版了一期“龙族评论专号”，对现代主义诗提出批评。
　　本时期乡土派诗人的代表有吴晟、蒋勋、许达然、林焕彰等。吴晟的诗集《泥土》、蒋勋的诗集《少年中国》、许达然的《路》、林焕彰的《现实的告白》等都是本时期乡土派诗中的佳作。蒋勋是七十年代乡土诗人中的新秀。他的诗选和主题比较广泛，有对祖国的关怀、对乡土的颂歌、对现实生活中辛酸事件的真切同情，对黑暗、无理、不义的击挞与抗议。用具体形象反映生活和诗口语化是他的诗的显著特点。　　吴晟，本名吴胜雄，台湾彰化人，1944年9 月生于彰化溪州。生长于乡野的吴晟从小便酷爱诗歌，还在读初中时，便开始发表诗作。高中时代，他即向当时台湾文坛有影响的刊物《文星》、《野风》、《蓝星诗页》、《幼狮文艺》撰稿。早年他是个抒情诗人，他中学时代创作的诗作收入他的第一本集子《飘摇集》，这些诗中浸润着淡淡的忧郁，抒发了少年对人生真谛的寻求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然而他入农专的半年后，父亲遇车祸猝死，他不得不下田劳作，挑起生活的重担。从此，生活便将吴晟和土地密不可分地联接在一起，他从抒情诗人转变为关注乡土的农民诗人。1976年10月，吴晟出版了植根于家乡泥土的系列诗集《吾乡印象》，接着又出版了《愚直书简》和《向孩子说》两部集子。1979年，他出版诗集《泥土》，这部集子包括了上述四部诗集中的佳作。吴晟是一位对农村生活执著而韧性的诗人，他热切关注着故乡土地上出现的一切事--美好的、光明的和丑恶的、黑暗的。他的乡土诗不是咏叹田园的牧歌，而是以农村为背景，表现生活的艰辛，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渗透对台湾农村的冲击，诗中满怀对故土的父老乡亲的厚爱，对养育自己的土地的挚情，倾吐了发自肺腑的爱与憎。诗人在探索台湾农民命运方面，堪称独具慧眼。他往往从一些平凡、卑微的艺术具象中提炼出不平凡的诗意，发掘出坚韧、不屈的台湾农民的精神面貌。母亲，是吴晟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艺术形象，《手》中写道：“母亲的双手，是一层厚似一层的/
　　茧，密密缝织而成/ 不认识蔻丹、指甲油和丝绒手套的/ 母亲的双手，长年属于泥土/ ……没有握过铅笔或毛笔的/ 母亲的双手，一摊开/
　　便展现一页一页最美丽的文字/ 那是读不完的情思/ 那是解不尽的哲理。”诗中的母亲勤劳、善良、忍让，具有高尚的情操，吴晟是将母亲作为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加以塑造的。
　　六十年代以来，台湾进入了由自然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喧嚣的工业文明声浪涌向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见的挑战。诗人睁大迷惘的眼睛注视这一切，思索这一切，他在《路》这首诗中写道：“自从城市的路，沿着电线杆/
　　--城市派出来的刺探/ 一条一条伸进吾乡/ 漫无顾忌的袒露豪华/ 吾乡的路，逐渐有光彩/ 自从吾乡的路，逐渐有了光彩，机器们匆匆的叫嚣，逐渐阴黯了吾乡/
　　吾乡恬淡的月色与星光/ 自从吾乡恬淡的月色与星光/ 逐渐阴黯/ 吾乡人们闲散的步子/ 统统押给小小的电视/而路还是路/ 泥泞与否/
　　荒凉与否/ 一步跨出，陷下多少坎坷/ 路还是路，仍然。”诗人咏叹的不是未来，偶尔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时，他总感到一阵茫然，他关注的是现在，是脚下踏着的这片泥土的命运，面对咄咄逼人的工业化对“吾乡”的蚕食，诗人有深切的忧虑感，对行将解体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对乡民充满了脉脉温情。对席卷台湾岛的崇洋恶习，吴晟深恶痛绝。《愚直书简》是一部具有鲜明倾向性的诗集，表现了诗人对故土的执著深情。
　　本时期除了新生代的乡土派诗人在诗坛十分活跃外，另外还有一些现代派的诗人仍在不停地创作，只不过原来他们支撑起的诗社和诗刊都已停止活动，他们也成了散兵游勇，但从创作成绩来讲，他们也不可忽视，比之前期，诗风都有变化。　　叶维廉，台湾著名现代派诗人。1937年生于广东中山渔村，1948年去香港读书，1955年考入台大外文系，1963年赴美，196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在加州大学任教。早期的诗集《花开的声音》、《愁渡》等是典型的现代派诗，但后期的诗作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野花的故事》收集了他后期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从陕隘的“自我表现”中走出来，注意审视纷纭复杂的生活，重视表现社会和人生。七十年代他客居香港写的一些诗，很能代表本时期创作的风格。诗中充满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敬，对大自然的赞美（《马鞍山》）和对淳朴生活情趣的向往（《沙田旧墟的怀念》）。在他的诗中，技巧一直是被重视着，他力图以严谨的形式，富于张力的意境抒发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在《一九七三年晚春客次中国人的香港》一诗中，以“路旁的春之画”、“屋排上成排的鱼骨”、“女人的散发”等多重意象表现自己对香港的感受，诗的意境也经过作者的点化，暗淡而萧瑟，显示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非马是享有盛誉的美籍台湾诗人。原名马为义，1936年生于台湾台中市，核工业博士，在芝加哥阿冈国家研究所工作。非马于1969年在芝加哥定居后正式开始写诗。他早期的作品大部分在《笠》诗刊上发表。近期作品则遍布台港各文学刊物及报纸副刊，并散见于美洲的中文报纸副刊。他先后发表的诗集有《在风城》、《笃笃有声的马蹄》、《白马集》、《非马诗选》等。
　　非马将深沉的目光投向现实社会，投向整个世界。非马的诗旗帜上赫然印着一个大写的“人”字。诗人的追求深深地打上了人道主义的印迹，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阉割人道和扼杀人性的暴行的愤懑，构成了非马诗的主旋律。他的一首《老妇》这样写道：“沙哑唱片/
　　深深的/ 纹沟/ 在额头/ 一遍又一遍/ 唱着/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寥寥数笔便把一位挣扎于贫困线上的老妇人形象简洁地勾勒出来了，他的诗以爱的深沉和激烈为基调。表现类似主题的名篇还有《非洲小孩》、《运煤夜车》等。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非马痛恨那些嗜血的战争狂人。在作品中表达了鲜明的反战思想。《战争的数字》中写道：“双方都宣称/
　　歼敌无数/ 双方都声明/ 我方无损失/ 谁也搞不清/ 这战争的数字/ 只有那些不再开口的/ 心里有数。”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努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那是一个富于正义、充满人性的世界。旅居美国的非马对养育自己的台湾，是那样的熟悉和关切，对台湾社会的畸形、变态和种种腐朽事物洞若观火。《恶补之后》是篇有代表性的诗作，这首诗取材于某中学女生不堪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的惨剧。诗人对恣意摧残青少年身心的教育予以猛烈抨击，这类写实性作品产生了干预生活的效果。
　　非马的诗大量运用象征、隐喻，改变视角和转移透视关系等手法。但他的诗一般都较简短，在有限的诗行中孕育着无限的喻意，在诗中那些纷纭复杂、时空交错的意象画面之中，读者不禁会对人生和社会或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系列深远的联想。非马的诗富有理性色彩，它在对现实生活加以反映和表现时，常常融入诗人的主观意识和情绪，并常常能够提炼，升华为一种哲理。　　杨牧，台湾现代派重要诗人，1940年生于台湾花莲，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他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两部诗集《水之湄》和《花季》以抒情为主，深受西方现代派诗风影响。六十年代后期诗风开始转变，由侧重抒情转向侧重叙事。他的《非渡集》、《传说》、《瓶中稿》等集子中的诗则向民族文学传统靠拢，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抒写现实生活，思考社会和人生，探索民族命运和时代行程。他后期的诗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吸收中西文学的长处，内容虽是写实，但又不满足客观地再现生活，而是以主体感觉去关照和表现客观世界。像“依旧是芦花的声音/
　　以其裂帛的威势/ 辗过一杯残酒”，“暖暖的夏日啊，绿绿的风”等借助通感的手法，达到各种感觉的互相流通和补充，扩大了感官的审美范畴。　　罗青是台湾现代派诗人兼画家，1948年生于山东，祖籍湖南，襁褓中随家人到了台湾，比较文学硕士，台师大教授。他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曾获1975年第一届“现代诗创作奖”，1976年他发起并创办《草根》诗刊，发表《草根宣言》。该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诗人必须关切并真实反映民族之前途命运。二、诗必须是真切反映人生及民族。三、诗之大众化与专业化应求平衡。四、尊重而不迷恋过去、拥抱传统而不排斥西方。他后期的诗正体现他的创作宣言，即使在表现写实内容的诗中，他仍广泛运用象征手法，展开想象的翅膀，凸显自己鲜明的印象、情绪。他的诗集主要有《吃西瓜的方法》、《飞跃与超越》、《神州豪侠传》、《捉贼记》、《隐形艺术家》、《水稻之歌》等。　　六 本时期的散文
　　六七十年代台湾散文的发展更具有个性色彩，“回归乡土”口号的提出，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两次论争不仅仅使小说创作日趋丰富多样，还带来散文创作的繁荣。此间散文创作摆脱了五六十年代中期散文创作较单一的模式，敢于面对现实，表现现实、表现社会矛盾，克服了早期散文创作的两个极端，题材范围不断拓宽，立意深刻，尤其是出现了余光中和张晓风、杨牧、许达然等擅写散文的好手。余光中致力于打破传统散文创作模式，将中西手法熔于一炉，以求开拓现代新散文的尝试；张晓风以她深邃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明朗晓畅的比喻、象征表达自己面对严酷人生的创作，共同建构了六七十年代散文的主体框架，散文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余光中，是一位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奇才。由于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散文呈现独特的风采。1963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左手的缪思》。他以诗的意象和意境来营造散文的氛围，讲求散文与小说、电影、绘画、诗歌的嫁接，在散文创作和理论建树上都极有造诣。早期余光中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影响，主张散文创作技巧的全盘西化和全面现代化。但很快他就浪子回头，在散文创作技巧上，将“民族的”与“世界的”结合起来，为台湾散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余光中散文作品的主题还是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唱的乡思、乡愁。故国之恋。余光中的散文以其独特的体验，浓浓的乡思，淡淡的乡愁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思。在《听听那冷雨》中他这么写道：“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雨季？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富有诗意的语言，深挚的情感一同流入读者的心灵深处，确具魅力。
　　余光中的散文开拓了现代新散文的境界。他提倡用现代诗的艺术，来开拓新散文的感情世界。他认为像现代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艺术都可拿来丰富散文作家的感性世界。在《听听那冷雨》中，作者借助通感手法，将不同感官的感觉联结在一起，使形象在奇妙的联想中得到凸现。作者笔下那无孔不入的冷雨，连同情思在“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的通感中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新感觉。在这场“冷雨”中，读者与作者一起沐浴在“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意境里。余光中的散文不仅注意把握好人物外部特征和物质环境，还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再现，自我感受的抒发，展示人的瞬间的主观感觉和心理，在《咦呵西部》和《高速的联想》中，他运用意识流手法，强烈地抒发自我感受。现代派艺术的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现实与虚幻穿插等现代手法和传统散文的因景生情，缘情入理，情景交融的构思方法和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融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构成了余光中散文独有的艺术风格。　　张晓风，江苏铜山人。1941年生于金华，八岁时到台湾。毕业于私立东吴大学中文系。自19 60 年她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给你，莹莹》、《愁乡石》、《黑纱》、《晓风散文集》，剧本《武陵人》等，杂文集《安全感》、《非非集》，小说集《哭墙》、《晓风小说集》等。
　　张晓风早期散文多以抒情为主，强调仁爱精神，宣扬人道主义，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关心，宽容和谅解，对别人的痛苦要同情。这种散文风格与冰心的散文相似。张晓风也在她的散文中呼唤“爱”，并得到一个“爱心马拉松长跑者”的雅号。在《母亲的羽衣》中，作者艺术地概括了女性人生道路上的两段里程：少女与母亲，在伟大的母爱“圣火”一代一代的交接中延伸。礼赞母爱，张晓风的散文充满着女性所特有的母爱情感。她把对人类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作为自己创作的中心点，在作品中讴歌一些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普通人。张晓风除了对人类的母爱、友爱、情爱尽情赞颂外，她还对充满爱的生活、美的自然、真诚的生命进行了讴歌。《我喜欢》是一曲生命的颂歌。生活中的一景一情都拨动了她的生命之弦，使她打开了自己善感的心扉。她喜欢冬日的阳光，夏日的晚星，秋天的芦苇。她喜欢清晨亲切的问候，喜欢泛黄的线装书，喜欢将信件分放在小盒里，将关切和情谊妥善保存起来。在种种喜欢中，读者触摸到作者对大自然热爱的情思，对传统的信仰，对友情和爱情的珍惜和期待。
　　张晓风的散文创作除抒情见长外，她还力求以深邃思想来传达自己的对生活的深层思考。从七十年代中后期起，她在报刊上频频发表短小犀利的杂文，借助丰富的联想，巧妙的比拟和辛辣的嘲讽来抨击时弊，使她的创作由宣扬抽象的人性与爱转向直面残酷的人生。人间有爱，但人间也有恨。“直面人生”的现实态度，使她的散文更显得深刻和广博。如《新灯旧灯》，在这篇获得“报道文学奖”的优秀散文中，作者以台湾向商业化社会转变的大趋势为背景，叙写一座古宅的拆除，在人们心理产生的诸种复杂的反应，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与传统的深层思考。古色古香的林宅，成为中国传统的象征，它的拆除，实际上折射出传统与现代在台湾当时处于一种对峙状态，而文中因“经济起飞”所引起的人心慌乱，茫然甚至怀疑、恐惧、无所适从让读者不得不发出充满疑虑的自问：“我们真的要那一盏新灯吗？”张晓风负重若轻，在生活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义的深刻主题。　　李敖，吉林扶余人。1935年生。少年时在北平度过，很早从事文学创作。入台后读中学，即写有《李敖荟记》五卷、《李敖诗集》等。大学期间发表文学论文多篇，毕业后继续发表大量论文和杂文，颇引起争议，被称为“愤怒的青年”。1965年因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他所主编的《文星》被查封，次年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1967年被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封笔三年，1971年被捕入狱，1976年出狱。1979年复出文坛后，陆续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文存》、《李敖全集》六册。1981年再次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出版《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和《李敖的情话》。1983年出版《李敖全集》等七、八册。1987年被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为台湾十大作家之冠。李敖是个有争议的作家，个性狂傲，富有正义感而又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但他成就显著，名扬海内外。他的作品几度被议论或查封，就其杂文来说，他试图继承、发扬鲁迅杂文优良的战斗文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景观。
　　李敖杂文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即善于“取类型”，直书直笔，针砭时弊，而且寓庄于谐，化俗为雅。对待需要批判的事实或所刺之人，李敖杂文常把这些明白无误地揪出来，使其丑态毕露，在极端尖锐的主客矛盾交锋中，义正辞严，雄辩是非。他把“五四”杂文中“肉博战”的文风带上了新的辉煌之路。这是李敖自六十年代以来一贯的战斗文风。不管是揭露当局暴政、抨击社会流弊，还是鞭挞落后的传统文化，批判民族文化积淀中的情性，他都能有依有据，抓典型和代表，大加笔伐。
　　李敖杂文善于运用直笔，这与其豪放不羁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文风锐利豪纵，从不转弯抹角，委婉曲折，旁顾左右，而是直来直去，率直大胆，对论敌往往集中火力猛攻，毫不留情，痛摧而后快。这使他的杂文富有勇往直前、直率凌厉的气势。他认为，“直笔”就是正直的笔，开门见山，毫不讳言，但有理有据，把观点与真理建立在大量的事实材料之上。李敖杂文同时又富于讽刺幽默的韵味。他虽是“放言直书”，但其中常成功地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段，巧妙地利用语言条件，做到在谈笑风生中对丑行绝不妥协地完全否定。李敖的这种艺术特色富于民俗化。为了达到这一特殊艺术效果，他的杂文中常借用夸张、反语、暗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形象传神。因此，他的语言常采用中下层人民乐于接受的白话语言，这种化俗为雅使他的文章语言通俗流畅，自然活泼，而给论敌的则是毫不妥协的嘲弄、挖苦、戏谑和讽刺，具有浓重的喜剧色彩。　　七 本时期的戏剧文学
　　六十年代，由于电视、电影的兴盛，观众对戏剧的兴趣减弱，加之台湾戏剧演出的设备的落后牵制了戏剧的发展，戏剧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中举步维艰。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戏剧告别萧条和停滞，出现了新的转机。各类实验剧团兴起，其中以兰陵剧坊的成立为代表，戏剧工作者纷纷探索新的戏剧表现形式和拓展戏剧题材领域，以寻求新的突破。内容上，概括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揭示现实生活的深度比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表现手法上借用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法，不少作品不注重剧情发展的表面叙述，而是通过回忆、人物幻觉等手法着力表现人的情绪变化，突出人物内心活动乃至潜意识，有的剧作甚至完全摒弃台词，也没有具体的故事和情节，作品所表现的一切都靠动作，靠观众的想象，这不能不说是对表演和观众的巨大挑战，引起人们的注目，如兰陵剧坊演出的《包袱》。
　　本时期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数姚一苇、马森和张晓风。此外，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也对戏剧创作发生兴趣。他们尝试用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进行写作并推出较好的作品，如诗人兼散文家杨牧推出的四场话剧《吴凤》、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王祯和的《春姨》、《望你早归》、从的《死囚》等，都为台湾剧坛增添了不少光彩。　　姚一苇，原名姚公伟江西南昌人。1922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后赴台湾基隆。自1963年以来发表的剧作有：《来自凤凰旗的人》、《孙飞虎抢亲》、《碾玉观音》、《红鼻子》、《申生》、《一口箱子》、《傅青玉》、《我们一同走走看》、《左伯桃》等。其中大部分剧本都曾在台湾搬上舞台演出。姚一苇还是台湾著名戏剧理论家和文学理论家，著有《艺术的奥秘》等多种论著。
　　姚一苇是一位有丰厚的中国文学素养和广博西方戏剧知识的作家。《红鼻子》是他六十年代末写的一部杰作。这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主人公神赐出身于小康之家，他厌恶并否定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为了求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离家别妻，在江湖杂耍班子里当了一名小丑。他审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冷静地剖析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他戴上面具，以“快乐之神”面目出现，帮助贫困者解除精神上的困扰，鼓励他们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他还尽力抚慰饱受摧残的弱小生命。在这过程中，他体会到人生的崇高价值，即“为别人而牺牲才是自己最大的快乐”。他是一个清醒的探索者，可坦悲的是他始终不被人理解。即便是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对于他的死也无动于衷，他们仍循着他们旧有的生活轨道，庸庸碌碌地苟活着。“红鼻子”死了，而现实世界依旧存在。剧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寄托了对人的价值、人生的真谛和现实社会的沉思。另外，这部剧作的价值还在于形象地展示了台湾中下层社会的生活画面，描绘了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使人感受到那个认钱不认人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隔阂。《红鼻子》在艺术构思和舞台设计上，打破一般话剧的框套，显示了作者对戏剧美学的别具一格的创作，为台湾戏剧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全剧贯穿歌唱、舞蹈、杂耍和独角戏等方面的技巧，令人耳目一新。剧作在简洁的故事情节中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且时空集中，并根据情节需要有自由的跳跃变化。姚一苇的剧作一般不以尖锐戏剧冲突取胜，而注重渲染人物的情绪，借助语言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
　　姚一苇在创作实践中不拘成规，勇于探索。以他的历史题材剧为例。《孙飞虎抢亲》和《碾玉观音》都以现代手法处理历史故事，使人产生一系列联想，《左伯桃》属戏曲剧本的新编，《傅青玉》有浓重的诗剧色彩。姚一苇的剧作无论是艺术构思、生活哲理的探索，还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手法的融合，都大胆创新，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语言功力很深，富有诗的意境。　　六十年代以来，台湾戏剧在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特别是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很深，马森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剧作家。1978年台北联合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马森独幕剧集》，集子中收有《弱者》、《一碗凉粥》、《苍蝇与蚊子》、《蛙戏》、《野鹁鸽》、《朝圣者》、《在大蟒的肚里》、《花与剑》等十几个独幕剧。马森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持怀疑否定态度，他从今日西方社会及台湾社会危机中看到了理性的危机，看到表面上井然有序的世界实际上充满了荒诞的混乱。因而他崇尚用荒诞的方法来写荒诞的社会。马森的剧作象征的意味很浓，他借鉴荒诞派戏剧惯用的手法，常常把舞台景象和道具当作一种“直喻”。例如，《在大蟒的肚里》以漆黑一团、空虚、扑朔迷离的舞台空间，喻示大蟒的腹腔；《脚色》中的坟茔不断膨胀，最后占据了大部分舞台空间，喻示人的生存空间的日益缩小。
　　《弱者》是马森的一部代表作。该作出场人物很少，只有夫妻两个，几乎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是写了夫妻间围绕着究竟用存款买汽车，还是买土地的问题，展开的一场争执。剧作很明显写的是传统与现代两者间的尖锐冲突。代表旧传统的丈夫拼命追求土地，因为在他看来土地是宗族得以繁衍延绵的根基。但这种传统观念在今日世界只能是一种幻想，在强有力的现代浪潮面前，它显得那样软弱，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走向灭亡是注定了的。那么，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妻子是否彻底战胜了呢？剧本结尾别具匠心地设计了这样一幕场景：从婴儿车上坐起来的，竟然是一个与她丈夫模样相同的下一代。作者深刻揭示了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它将顽固地存在下去，代表物质文明的现代生活与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当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无法摆脱的困扰。
　　马森不仅是位剧作家，还是一位有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1979年，台北联合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孤绝》。九十年代以来，马森在多年剧作经验的积累上推出了又一部力作《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从台湾的舞台发展说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经过精心研究，提出了戏剧“两度西潮”的观点，为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和定位找到了指标。
　　本书采取宏观的社会学视境，视戏剧为整体社会活动及文化变迁之一环。认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及发展与近代中国整体文化接受西潮之冲击而走上西化或现代化的道路属同一方向，同一步伐。　　张晓风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同时在戏剧领域也颇有贡献。自1971年至1977年，张晓风创作了《画爱》、《第五墙》、《武陵人》、《和氏璧》、《第三害》、《自烹》等八部戏剧，她不仅创作戏剧，还亲自参加演出。她的戏剧具有浓郁的“现代”色彩。写于1974年的《和氏璧》是她历史题材剧作的代表，剧本取材于古典文学，写卞和献璧的故事。卞和发现一块旷世稀有的璞玉，进献国王，却被不识美玉的国王以“欺君”之罪砍去双脚。但他仍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在第三次进献时幸免于难，不是因为君王的贤明，而是由于他的徒弟假冒识玉者的冒死搭救。剧中的卞和对真玉的信念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表现出的虔诚、执著和大无畏精神被赋予深刻的现实意义。卞和由于对真理的信念的执著，却将自己引向了灾难。这正是该剧发人深省之处。
　　本时期，具有娱乐、消遣性的言情片、武侠片在影坛还颇有市场，但是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得到很大的发展，许多有作为的编导以“艺术取向为依归”，出现了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较高艺术品格的电影剧本。七十年代中后期，历史题材的剧本创作获得了丰收。不少剧作家以较为严谨的态度研究了史料，并在这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努力在广阔的画面上再现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丁善玺编剧的《碧血黄花》、《英烈千秋》、《八百壮士》都是以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为背景，再现革命党人和义勇军战士为了谋求中国的前途和幸福，不惜牺牲个人幸福乃至生命的崇高品质。张永祥编剧的《女兵日记》是根据谢冰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以北伐战争为大背景，以主人公投笔从戎的事迹为主线，围绕主人公的活动，展示来自不同阶层，抱着不同目的走上从军之路的曲折过程，塑造了各具神形的性格丰满的女兵形象。在历史题材的剧本中，以反映抗战题材的剧本为最多，除前面提到的，还有《扬子江风云》、《吾土吾民》、《梅花》、《笕桥英烈传》、《海军突击队》等，这些剧作由于受作者政治观点的束缚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于事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倾向。
　　此期，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的社会写实作品也出现了不少佳作。根据残疾人郑丰喜的自传故事改编的《汪洋中的一条船》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主人公郑丰喜生下来腿就残疾了，但他没有对命运屈服，而是与之展开顽强的搏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既有凄风惨雨，也有风和日丽，特别是他的妻子冲破世俗的种种偏见给予她最真最诚的爱，一直激励着他不断进取。剧本充满了对台湾农村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描写，清心悦目，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冬梅》反映的则是在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下被凌辱的少女的生活。作者描写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悲剧，意在提醒人们：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这些堕入火坑的少女，而是制造罪恶的社会。这类剧作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作为描写对象，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妓女、摊贩等，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再现下层社会人物的生活磨难和内心苦楚，同时也揭露了社会矛盾，呼吁社会多关心和帮助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
　　表现台湾同胞寻根问祖的深切情怀，对故国乡土的依恋和向往的题材也是本期电影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源》、《原乡人》、《香火》等作品就以其真挚、热烈的笔触描写海峡两岸儿女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感。《原乡人》是李行根据台湾作家钟理和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心向祖国大陆，毕生坚持以中文写作的台湾省爱国作家钟理和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展现了炎黄子孙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