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后规划理论的一生
西方战后规划理论的一生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尼格尔·泰勒（英）
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 / Ni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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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二战结束到该书出版（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前前后后五十载的岁月里，西方现代意义上规划理论经历了从诞生、发展、徘徊、变革直到理论边界走向模糊的衰老过程。犹如人之一生，从出生到老去，充满了成长、激情、犯错、成熟、改变、矛盾……而我在此不妨就用人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来与尼格尔·泰勒按照时间段叙述的方式一一对应起来，将《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一书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这位主角的一生做个简短的回顾。
一，青少年——二战后早期规划理论
青少年是一个充满单纯梦想、充满希望又富有强大生命力的茁壮成长时期，又是一个幼稚无知、个性张扬、反对权威、不计后果的叛逆时期。在长辈期望的眼神中，生理上快速的生长发育，思想上在自我经验和外界教导批评之下不断地走向成熟……
&&&战后的十几年里，正如规划理论的青少年期：大量的新建工作，“乌托邦式”的单纯追求，推翻历史极端激进的“现代主义”运动，在人们期望的眼神和混杂着批评与鼓励的声音中渐渐走向成熟。
&&&战后城市规划理论的源头是自出现专业规划人员的“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所形成的对“城镇规划”活动的普遍认识——城镇规划是对人类聚居地的物质空间进行规划设计的活动。作为战后规划理论界头号教科书级别的理论著作，刘易斯·吉伯勒的《城乡规划原理和实践》中所阐述的对城镇规划性质的理解应该是反映当时规划界普遍认识的最佳代表：“城乡规划可能被形容为整顿土地使用、调整建筑控制与通信通道……规划的一种艺术与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规划的认识主要涉及到土地利用问题，而与经济、社会或政治规划关系不大，虽然它可能对这些规划相关目标的实现有很大帮助。”
规划在当时，被广泛地理解为是一种设计物质空间形态的“技术“行为，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大；也被理解为建筑设计的自然延伸，其不过就是处理比单体建筑尺度更大、更复杂的城市街道与广场。这种思想直接地由规划人员的工作成果所反映：
1．&&以“美学”和“功能性”为中心地位的城市设计，涉及整体建筑群与城市空间的“整体”设计。
2．&&绘制显示城镇在未来将要实现的功能与空间的特定形态，且无所不包的“蓝图”。
不难看出，当时的规划与建筑学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当时很多著名的规划师同时又是著名的建筑师，柯布西耶和赖特就是最好的例子（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构想和赖特的“广亩城”都对当时的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的产生我认为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教育，当时规划专业接受的教育与建筑学类似——主要是空间形态、尺规绘图以及美学方面的训练，而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的培养几乎为零。
社会的巨大需求，战后的城市建设量空前巨大，需要迅速而实际有效的手段来解决燃眉之急。“功能主义”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是主导思想，因此，规划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工厂工人机械复制的工作方式无异——快速生产出功能合理且廉价实用的产品。
“现代性”的影响，“福特主义”集中化大规模生产体制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转变，机械复制、理性、大众消费等等意识形态贯穿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规划领域也不例外。
然而，在“功能主义”、“现代主义”盛行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了各种未曾预料的问题：机械冷漠、单调乏味、非人的尺度的城市面貌，人际关系淡漠、交通混乱等等，反对声音和民众的怨言也渐渐高涨起来：对美学质量的质疑（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城市空间）、对漠视社会性的批判（规划师只关注物质环境的内容，忽视人们生存的非物质社会环境）、对蓝图式规划的批判（过于呆板、缺乏弹性）、对二战后规划准则及乌托邦构想的批判……
在批判声面前，另外一种价值观开始呈现，这种价值取向包含了“向后看”的保守情怀——对前工业社会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环境的回归等。战前的一些理论（欧文的“新兰纳克模式”，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等）被重新唤起。反城市化的美学思潮和相应的保守主义，渐渐成为规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也包含了对已有城市问题的改正。理论界和政府规划部门对城市化的反省也逐渐涌现，例如：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的《城市不是树》的出版；英国政府发布的布坎南报告《城镇交通》、《发展规划的未来》、《PAG报告》；“环境分区“、“邻里概念”、“树形结构”等新概念的涌现。
这些反省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1．&&&&&&&&&&&&&
认为开发体系过于具体，没有弹性。“规划不能是静态的文件，因为它解决的不是静态的问题”。
2．&&&&&&&&&&&&&
针对1947年法案确定的城镇规划范围，认为城镇规划应关注更广泛地问题，而不只是现在规划集中强调的集中于物质设计和美学等方面。
3．&&&&&&&&&&&&&
规划体系下的开发规划不够专门化。“当前的规划体系在某些方面过于具体，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过于抽象”。
二战后早期的规划理论在轰轰烈烈的战后蓝图式规划建设与沸沸扬扬的批判声中前行，在规划与建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最突出的不足和批判声中最主要的观点都几乎指向了同一个问题：“规划行为缺乏经验性的认识，对改造世界，构建乌托邦想得过于天真。”
抱着对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梦想，战后的规划理论表现出极其乐观的态度，大刀阔斧的动作和抛弃传统的叛逆精神表见了它的冲劲。然而它对问题想象的过于简单，在充斥着资本与权力的现实社会，城市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它的想象。年轻的规划理论也在现实的打击面前渐渐沉稳下来，整理思绪，重新踏上新的路途……
二，中年——1960年代的规划理论
经历了年少的无知，美好的梦想常常被无情的现实拍倒。三十而立，人到中年；对世界的态度中少了几份天真的幻想，多了几份沉着和理性；有了较为稳固且成熟的价值观，又不乏追求理想的信心，中年往往是一生中贡献最大，创造财富最多的时期。
60年代的规划理论在经历反省之后，开始表现出新的活力，理论的侧重点也从物质形态的设计转向了城市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研究。新视野的开拓引发了理论上的蓬勃发展，主导规划理论界多年的“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理论”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的。
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个时代的教育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的发展动向。如果我们反观规划教育界的价值取向，会明显地发现：1960年代城市规划思想与二战后早期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生动的例子就是两个时期“标准教科书”封面的差异。刘易斯·吉伯勒的《城乡规划的原理与实践》（1952）的封面是一张城市中心的构思图，清晰地反映了物质空间的形态布局；而布莱恩·麦克洛克林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统方法》（1969）的封面则抽象得多，三角形、圆形和他们之间的连线表示了一个个城市活动以及他们相互关联的强弱，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系统”。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更改表现了规划理论界思想上的激进变化。
“当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消失时，人的躯体就死亡了。”这句话出自系统规划理论的术语，其很好地传达了“系统规划理论”的观点：城市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的是系统内部，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试图掌握城镇系统的特征以及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联系方式及规律，从而进行系统控制，引导城市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史系统规划理论的核心。新型规划师所接受的训练也有别于以前的绘图匠式训练，经济地理学和社会科学在教育中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系统规划理论”的出现似乎给规划这门学科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也弥补了基于设计的规划理论的诸多缺陷，而不再是天真烂漫式的涂鸦行为；于是，新一代的规划师们乐此不疲地运用起了系统规划理论。
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理性过程规划理论”，它偏重于方法论，主要指导的对象是规划的过程，而非实质的规划设计方法或政策，更具有“程序性”。1960年代格迪斯提出了“调查——分析——规划”的方法是理性规划理论的先导，后人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提出把规划过程分为5各主要阶段（界定问题/目标、确定必选规划方案/政策、评估必选规划方案/政策、方案/政策的实施、效果跟踪），这个五阶段首位相连，互为因果，是一个不断接受反馈，永不停止的循环。这否定了之前“通过规划解决问题的完结状态”的看法，也是理性规划理论趋于成熟的表现。
“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理论”在1960年代大受推崇，除了传统规划理论的弊端之外，还有社会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1960年代是社会民主，“企业家”政府的一个高潮时期，理性规划受到了政治上的更多关注和赞同。另一方面，受“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理论界对科学和理性推崇至极，并把城镇规划也视为一门“科学”，人们乐观地相信“科学的规划理论”是有益的，是能够带领人们改善生存质量的。
对政治的思考和参与也是1960年代规划理论的一大进展。由于激进的“现代主义”运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抗议（反对拆迁和高速公路世界等大量的街头抗议运动），面对民众的怨声载道，政府不可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作为当初实现“现代主义”梦想工具的规划领域不能扔下“烂摊子”不管，必须为自己所导致的后果负责。然而，面对解决社会问题之时，过往的理论完全无用武之地；另外，加上人们对城镇规划的判断也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因此，有人提出规划应该作为一种旨在实现某种价值目标的政治活动形式。这个观点的提出对规划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旦和政治经济发生关联，就避不开“权衡利益”、“公平公正”等问题的考虑，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政治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的关注点。
“成本收益法”、英国哲学家杰米里·本瑟姆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公平理论”、阿斯斯坦的参与阶梯等都纳入了规划理论的视野。
我们反观196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可以发现：在“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理论”走向成熟后，城市规划终于脱离了与建筑设计、工程建设难以区分的情况，也摆脱了只有天马行空的“蓝图式构想”却没有理论基础的窘境，打破了原先“绘图匠”的界限，与更多的学科领域产生了交叉。并且，对政治和经济的更多考虑也使得规划理论显得更加的成熟，规划师的作用也从单纯的“物质形态设计、实施者”转向了“调查、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决策者”。带着社会观察家的视野并采用科学、推理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城市，规划人员终于找到了自己明确的方向；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规划理论轮廓最清晰，边界最明显的时期。犹如事业蒸蒸日上，日趋稳定的中年时期。
三，中老年——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规划理论
系统规划理论和作为决策与行动理性的规划理论，在1970年代依然主导着规划理论界。虽然界内仍然存在许多关于“理性规划”的争论，例如：“理性综合规划”与“非连贯渐进规划”之争。但有一个已经被广泛默认的观点就是：规划被看做一个决策过程。关于“规划理论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也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加之理性和系统规划理论被广泛接受，规划界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新时期的城镇规划理论终于发展成熟了。
然而，短暂的“宁静”很快又被新一波的批评浪潮打破，程序规划理论，尤其是理性过程理论因为没有丝毫现实建设意义的“空洞性”成为众矢之的。
“规划和实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可分离的活动，这个思想非常顽固。”
——约翰·弗里德曼（1969）
“这些定义语可能是无可反驳的，但是这只不过因为它在本质内同上空洞而已……值得了解的城市规划经验范畴，这些定义高告诉我们很少很少。”
——斯科特·罗维斯（1977）
“过分注重于抽象的程序或方法往往会将真实的问题搁到一边。”
——玛丽奥斯·卡黑斯（1979）
“程序性理论基本上是空洞的，虽然它明确了思考和行动的程序，但没有研究这些思考和行动的内容。”
——迈克尔·托马斯（1979）
这波批评浪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点：
1．& 程序规划理论过于“抽象”、“空洞”，缺少“实质”或“内容”。
理性过程规划因其对“行动结果”和规划及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缺乏了解，而被指责为“虚假”的貌似严谨的规划。
“纸上谈兵”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浴血火拼的战场上打胜仗；何况现实与愿望常常南辕北辙。众多的严厉批评声暗示了程序、理性规划理论的一个严重不足：对规划实施的漠视，和与规划实践的脱节。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亚历山大和雅各布斯在1960年代据指出了规划人员缺乏对城市如何实际运行的认识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规划界在十多年内进步甚微。直到新的批评浪潮声势浩荡地来袭，规划界才开始再次“反省”：规划人员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职责与能力范围；重视行动的“实施理论”补充修正了“光说不练”的理性规划理论；“调查——分析——规划”的行为模式被“规划——决策——实施——反馈”所代替；规划师的角色从“决策者”向“实施者、沟通者”转换，与他人联系、沟通和谈判成为新的必备技能；政策不是先于行动的，而是行动的一部分……
年间，由彼特·霍尔率领的团队对19世纪初至1970年代的英国城镇增长情况和二战后的规划体系作了大量实验性调查，并发表了《英格兰城市控制》一书。这项研究因为其大量的学术成果及实际指导意义而受到广泛称赞。但更重要的是，其对战后规划的“分配”效果的考查引发了一连串问题的思考：
交通距离的增大，贫富差距的拉大都与规划师的初衷相违背，现实中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应该由城市规划体系来负责吗？
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是规划体系还是资本主义市场力量？
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在决定着城市的发展，那规划理论还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
城乡规划的作用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年间规划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众多学者把视线转入政治经济领域。“管理主义”理论把规划人员和当局的官员放在同等的作用来看待，视自己为城市的“经理人”。但很快就有人给这种“自以为是”的幻想泼了一盆冷水：由于规划人员的权力受到限制和约束，他们更多的是在做一项自治性的活动。例如，克里斯·皮克万斯指出了自由市场的重要作用：“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一些很少受到约束的的市场力量的运作。”“实际的开发活动取决于开发的启动者或“开发商”……并不完全取决于对开发的引导者，即物质空间规划人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划的开发计划应符合市场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聚集/流动决定了物质空间的兴起/衰败，土地开发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开发项目也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也赞同资本主义的决定作用，“他们把资本主义看做一个（非完美地）集成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政府和规划紧密相关，是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总体意义上的政府还是充当政府臂膀的城镇规划都走不出制度的领地，所以就存在一个倾向：城镇规划在实践中往往发挥着支持市场并维护市场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规划是由“资本主义”(它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决定的，并且有必要担负辅助资本主义的作用。”
政治经济视野为规划理论开拓了新的领域，重行动的“实施理论”也把天马行空的系统、理性规划理论拉回了地面。城市规划理论的新局面是更加注重“宏观”与“微观”的同步考虑，对于规划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的地位与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有了更加深刻和成熟的认识。这一时期规划理论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对现实社会运作的规律认识得更加清楚，思想深刻而成熟。犹如人之中老年，兼具中年的干练稳健与老年看穿世事的淡然与沧桑。
四，老年——边界的模糊
“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背景下，用实用主义的方式与市场合作，以及为了实现一点点实际的目标而在某些规划的思想上作出让步，城镇规划师在规划实践中这样做是否明智？”
这个问题是当时规划理论界的核心议题，它隐含了一个事实，就是规划理论界已经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让步妥协了。面对这个问题，当时的理论界有3种态度：
新马克思主义：反对规划师与资本家“合作”，因为这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原则相违背。
政治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优胜劣汰”的优点，因而支持规划体系促进市场进程。
新自由主义：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甚至怀疑是否需要公共部门的规划。
在这3种声音中，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反抗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批判思想，而后两者则是对现行游戏规则的默许甚至是赞扬。而现实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上风，因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资产阶级依然是统治阶级。
“总体上，市场已经主导了城市的演化，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要成功得多。……有一些人建议通过叠加一个中心指导体系来改善它，虽然对这样一个体系会实现什么目标知之甚少，但在有效性上将其等同市场。”
——哈耶克
“市场……是自由的基础，因为市场允许个人有最大的选择自由。”
——索伦森&戴
上述言论是自由主义者的代表思想，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同。1980年代，在一些西方国家，右翼政党纷纷获得执政权，“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盛行，政府纷纷许诺“缩小自己的边界”、“反对计划“，通过减少宏观调控的力度以“亲和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给城镇规划的理论实践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社会的市场运作机制中，规划理论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作为权利与资本的工具，不再能够“独善其身”，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规划理论顿时不知何去何从，只有把目光跳出自身的领域，转向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如城市经济的衰退与复苏、社会不公平现象与机会平等、全球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的美学品质……规划理论越来越庞杂，规划也越来越像其他学科。
当规划理论越来越无助地发现，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运行机制，而不是城市规划领域的政策和规划所能左右时。规划理论似乎进入了渐渐逝去的老年，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在后生取代自己成为顶梁柱之后，不免感叹世间的无常。丧失了当初想要改善城市的乐观情绪，而以一种“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去面对无法遏制的市场力量。规划理论的关注也渐渐远离了自身的领域而转向了其他学科的考察对象，规划理论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五，当下中国的现实
（1）&&&&&&
与战后初期西方社会的异同
把视线转回当下的中国：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房地产规划、大学城规划、新区规划、老城改造；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城一面的悲哀；奥运会与世博会的大兴土木；充满血泪史的拆迁；高房价给百姓带来的欲哭无泪；飞速暴涨的GDP和CPI……
中国当下的情况和战后的西方社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相似的是同样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同样多的因为快速城市化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样处于规划理论的发展成熟时期。
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中式的新自由主” 的中国现实之下。在这个现实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流动性的资本力量摧毁着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规划理论必须协调于市场机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规划理论必须绝对服从、服务于政治）绝对地限制约束着规划理论。
不同的是我们缺乏批评反省的声音……
（2）&&&&&&
规划人员在中国社会的现状
在中国，规划理论的来源基本可以归类为3种：政府规划部门的官员、设计机构的设计人员、高校中规划专业的师生。
官员作为集权政府权力的代言，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决定了规划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而当前的中国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在政府的角度，希望看到的是持续不断的城市建设量和不断攀升的GDP指标。
市场化经济进入中国以来，上到国企下到私人小作坊都融入到市场竞争机制之中来。各种设计机构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了企业，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追求更多的利润是唯一的目的。对规划理论的诉求对于这个群体并不重要。
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是高校更多地融入到社会再生产之中。但是，“如何使教育体制不至沦落为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机制？”，汪晖的这个质疑指向了对市场机制下对教育界学术氛围的担忧。而现实的情况是怎样？诸位一定都心知肚明。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小贝诺·斯米德特（前任耶鲁大学校长）
如此看来，在当下的中国，规划理论的境况和西方“新右派”执政时期陷入的窘迫境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能成为政权和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下被控制的工具。然而，在飞速发展的经济浪潮下，大多数人都不甘落后于追逐金钱的富足和物质的充盈，身在这浪潮之中的你又该何去何从？
（3）&&&&&&
未来的出路
在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现实面前，规划人员该如何寻求未来的出路？任由如瘟疫般一味追求利益的市场体制把世界带向更加浮躁？还是停下奔忙的脚步，冷静地思考？我觉得最后的途径还是要回归到教育，试图激进地颠覆当前的市场机制是十分不明智也是目前来看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教育这种软性、缓和的方式，培养出具有观察社会、批判社会意识的人。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变去改变客观世界。
中文中的“城市规划”、“城镇规划”、“城乡规划”，英文中的“Town Planning”
,”City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等说法均被用来代指规划的内容，它们相互之间有联系和差别，但理论界并未有人对这几个词语进行专门的区分，因此常常会出现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同一个概念的情况。《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一书中在导言中对此也有专门的说明。本文中也将同时出现这3个名词，读者请自行辨认。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尼格尔·泰勒（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101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尼格尔·泰勒（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122
参见《大学、城市与空间规划：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杨宇振》一文中关于“中式的新自由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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