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12 &&|&&|&&|&&|&本站内容来自网络，用于学习和交流。其版权归原版权人所有，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谢谢。友情链接：&|&&|&&|&&|&中国首部28集二战末日本投降内乱连续剧《1945.日本投降》，题材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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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史林拍案]东京审判有法官称日本战犯全体无罪
近日，关于日本现任首席安倍晋三准备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逐渐升温，靖国神社和日本战犯两个关键词有成为网络热词。对于日本高官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民众自然是骂声一片。谩骂也好，抗议也罢，国人在大声呼喊，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后也理性地认识到，日本政客们的行为不过是用来刺激日本国内战争遗族的方式进行政治作秀，与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所谓的日本右翼（数量很少）还真没多大关系。　　但是国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何哪些看似善良的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政客，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中国和其他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其实这与日本的日本传统文化有莫大关系。　　在日本传统文化认为“人死灯灭”，人死之后，他生前所犯下的一切罪孽都一笔勾销，也就是说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国民是承认的，但是他们不认为战犯死后还需要继续为身前犯下的罪行偿还什么。这与中国人“父债子偿”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也是中国人难于理解的。　　而另一方面，日本人有深受汉文化影响，对祖先的崇拜程度不亚于重要节日都要祭奠祖宗的中国人。　　正是这两个文化传统，被无良的日本政客们利用，以私人或者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便成为他们赚取日本民众眼球，提高公众知名度的法宝。　　好了，聊完了靖国神社所体现的中日两国的文化冲突，我们转入正题，聊一聊与日本战俘有关的奇闻怪事。　　【奇历史】●印度法官称日本战犯“全员无罪” 被日本人立碑　　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即为代表。日，东京审判开庭。5月17日，帕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　　在11名法官中，只有狭隘迂腐的帕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他的根据是：“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帕尔还认为，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帕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帕尔提出质疑，“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便被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帕尔的立场虽然荒唐，但获得了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帕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　　①●二战后东京审判未将日本财阀列为战犯贻害后世　　东京审判前夕，国际检察处遇到了难题：一百余名在押的甲级战犯哪一些应该首先被起诉？换言之，哪二三十名甲级战犯应该被挑选出来作为第一案的被告，使其首先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　　这个问题在检察处内部是有过很激烈的争议的。诚然，对于某些罪大恶极、臭名远扬的元凶巨魁如东条英机之流，大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对于比较次要的人物，各人却有不同的意见。　　例如，苏联陪席检察官自始便坚决主张鲇川义介（贵族院议员，满洲重工业日产社社长）和中岛知久平（中岛飞机之创始人，历任商相、铁相、军需相）应该列名为第一批受审的被告。但是季楠检察长未予同意，因为鲇川和中岛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而袒护财阀和资本家，自始便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乡古洁（三菱重工业社社长）甚至被突然释放。　　后来，这些对日本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右翼分子的主要“金主”，甚至自己就右翼首脑人物，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死灰复燃的推波助澜。②●日本不否认侵华历史 拜靖国神社并非赞赏战犯　　从日本方面来说我靖国神社问题是我的生命观，是我对死者的尊重，从中国方面来说包括韩国也是在内，不能光是指责中国，韩国也是这样说这是你不对历史反省的一个表示，所以这里面就融合的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素，这并不是说一方道歉一方接受的问题，可能接受的一方有认知不足，但道歉的地方也有模糊的一方。　　日本学者高原明生认为中国人当中有很大的误会的部分就是日本人没有认真道歉，但日本道过歉，温家宝总理到日本的时候，他准确的说日本领导人多次表示深刻反省道歉。③　　【隐历史】●1951年四成日本国民参与“赦免二战战犯”运动　　二战后，当德国朝野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朝野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　　对于东京审判及其他乙级战犯法庭判处的罪恶累累的战犯，日本朝野上下，与其说表现出愤怒，不如说表现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对战犯罪责的认同极为有限，甚至不少人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　　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当时人口只有1亿的日本，据称签名支持释放战犯的日本国民达到4000万人，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④●二战后美军官兵为何奔走呼吁特赦一日军女战犯？　　战时日本东京电台著名的心战播音员“东京玫瑰”，长期向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广播，目的是瓦解美军士兵的斗志士气。　　“东京玫瑰”声音甜美、亲和，在雄性酷烈的二战战场上，这娇柔磁性的声音，有着异乎寻常的冲击力。　　在二战战场上，“东京玫瑰”知名度很高，她的超级粉丝都是久在雄性世界的美国大兵，“东京玫瑰”是这些美国大兵的公众情人。“东京玫瑰”的真实姓名叫户栗，她是日本对美英语广播的主要播音员，因为声音甜美，善于瓦解美军军心而著称。日本投降后，户栗被作为战犯逮捕，因发现她具有美国国籍，一度释放。1948年10月，户栗又被以叛国罪起诉，送回美国审判，最后获刑十年。　　户栗被判决后，竟然有很多美军官兵为其奔走呼号，促成她的特赦。理由是“东京玫瑰”甜美声音，是伴随着他们度过艰难岁月的一个礼物，很多美国兵就是抱着“一定要打到东京看看这个‘东京玫瑰’”的念头才挺了下来。⑤　　【黑历史】●美二战后招募日本战犯当间谍 充当反共打手　　二战结束后，盟国在东京、马尼拉、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等地设立军事法庭，对数千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尽管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然而，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各种秘密手段，极力对一些身份特殊的日本战犯进行庇护，不仅帮助他们逃脱法律的严惩，甚至招募他们当间谍。　　冷战开始后，美国设在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成为它在远东的主要情报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是反共分子查尔斯·威洛比。威洛比时任驻日美军陆军参谋二部主任，是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的亲信，被视为驻日美军中权力仅次于麦克阿瑟的二把手。　　威洛比一直打算重建美国在远东的谍报网。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威洛比不惜起用日本战犯当间谍。威洛比认为，利用战犯充当间谍将使日本成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势力的堡垒。为了帮助这些日本战犯洗脱罪名，美国情报部门对他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充当美国间谍的日本战犯，几乎每个人都罪行累累，甚至双手沾满了美国战俘的鲜血。⑥●蒋介石异想天开：欲招募日本战犯打国共内战未果　　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为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　　蒋介石考虑冈村宁次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名声甚臭，如果由他们组建一批人来华指挥作战，国民党军人心里恐难以接受，共产党知道了也会大做文章，故未同意。　　引用参考资料：　　①摘自《世界新闻报》，作者：赵山河，原题：印度法官为日本战犯脱罪　　②摘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者：梅汝璈，出版社：人民法律出版社　　③摘自凤凰卫视日《寰宇大战略》节目　　④摘自《战犯审判、历史认识、民族和解——关于“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的讨论之一》，作者：宋志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　　⑤摘自《万家岭大捷》，作者：叶绍荣，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⑥摘自《环球时报》　　⑦摘自《名人传记》2010年第03期，作者：汪幸福，原题：日本战犯帮蒋介石打内战
(60)(56)(61)(60)美国八大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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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八大冤假错案　
序 言　　也许，这是个普遍的真理：国内自由的丧失，是为了预防真正或假托的 外来危险。——詹姆斯·麦迪逊，1776 年　　在美国历史上，自由是一个经久而为人熟知的论题，然而现实中常常出 现官方的压制。所有政府，包括我国政府在内，当它们谋求镇压或惩罚真正 或假想的敌人时，它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们的行动是为了满足政治需要， 巩固它们的权力。所以，一个政权将力求惩罚直接危及它的安全或象征性地 威胁它的人。受害者也许是直接危及该政权稳固性的个人或团体，也可能只 是一个被选作服务于更高目的或解释这个政权失败的替罪羊。　　政治需要总是扭曲法律，使其不能做到公正。在美国，在立宪制的构架 内，政府要求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对其完整和安全的直接攻击是合法的。但是， 当掌权者用镇压方式利用这个制度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标时，他们就冒 有——而且常常这样——侵犯宪法承队的政治多样性和适当法律程序的风 险。政治压制反映出往往得到群众支侍的掌权者的特定态度和意志。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政府在谋求社会稳定和保护人道社会必不可少的某些利益 时，可以合法地限制个人的自由。法律和国家政策是为了限制个人感情和追 求可能造成的破坏倾向的。然而，法律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是具有人所共 知并易于遵奉的政策内容的、给予人们以平等保护和约束的制度。政府无疑 可以惩罚在战时支持和庇护敌人的公民；可以要求出国旅行持有护照；可以 驱逐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侨民出境；可以要求其雇员接受（不是党派性的）忠 诚标准，甚至可以惩罚那些发表旨在引起政府可以禁止的真正罪恶的言论的 人。但是，当立法者、行政官员或法官们主要是为了掌权者的目的，以报复、 任性、随意、秘密，或非法的方式执行这些政策时，那么，官方的行为就成 为压制，并玷污也许原来曾经预期的合法性或高尚的目的。这个过程并非必 然。一种法律制度的实施，主要是一个任由选择的历史。这个制度不是某种 客观存在的庞然大物，能力挽狂澜；反之，它通过反映着掌权者政治和个人 需要的自由判断起作用。不过，在美国的制度中，这部机器如此庞大而复杂， 要操纵它是不容易的——只要它的运转过程公众看得见——而且，它的不同 部分可以否定和制约其他部分的妄用。　　政治压制的公式遵循一种典型的模式，反映着一种更广泛的事态。国内 压力和国外威胁，有时两者兼而有之，加剧着社会的紧张关系，激发起对服 从的要求。这样的发展过程周期性地折磨着美国。18 世纪 90 年代有关外侨 法和煽动法的论战、内战前年代奴隶主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冲突、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劳资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红色恐怖，以及当前冷战时 期对忠诚和国家安全的关注，使官方权力的运用造成苦果，引起社会分裂。 我们可以把这些经历乐观地看作对自由之演化的贡献；然而，它们也给受害 人和社会留下永久的创伤。　　本书各章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由追求忠诚和安全造成的一 些事件。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的冷战，激起了空间规模的官方镇压。那种镇 压的轮廓是人们熟悉的，它通过各种法律、议会调查、行政命令与政策、司　　法评判和监视的表现方式，也不陌生。有时，这种镇压是以法律为根据的， 有时则不然。关注的焦点　　通常是反共、是否忠诚可靠和安全这样一些广泛而常常是抽象的事情。 我们对一些大小事件如何和为什么发生的理解，主要根据的是对一些含糊发 展趋势和社会动向的考察。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一种简单化的、一 刀切式的解释，比如阴谋意图、偏执狂时尚，或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玩 世不恭的机会主义与哈里·社鲁门总统的无能这样一些较具个人色彩的解 释。　　在这一对冷战时期政治镇压的研究中，我在认同传统理解的一些原因、 插曲和引证资料的同时，一直力求通过彻底的个案研究的棱镜来描绘这段历 史。本书中文章未必一定符合苏格拉底、托马斯·莫尔、伽利略、沃伦·黑 斯廷斯、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①等重大政治审判或斯大林清党审判这样一些 模式；在那些审判中，一些著名而孤僻的人，面对的是国家集聚起来的巨大 力量，而这些力量是在充满象征性和不可告入意图的、往往是挖空心思的表 演性审判中展现出来的。我的文章力求例释法律压制的全过程——一种涉及 法律和政治、公私权力、隐蔽及公开的权力运用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些文 章虽然聚焦于个人或特定人群，但突出了这些事件的象征性和更广阔的意 义。当然，我的兴趣在于个人对政府的控诉。虽然被控诉者的行动和动机相对来讲易于发现，但“政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用这个词时，往往指 的是一种实际上含糊、不全而杂乱的机构——一种有其固有冲突与矛盾的实 体。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权力是被分割的，权势的基础是分散的，因此，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抵销的。这个制度虽然无疑可以滥用 权力，但没有斯大林式体制的恐怖，在那种体制下，限制权力的唯一方式是 独裁者的自我约束。简言之，美国有“法治”，无论它怎么间发性地失效。 无疑，美国制度中权力分散的方式不是完全不出问题的。这个制度要求某种 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以保证正常运转，阻止和制衡无法无天的权力。 的确，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盛赞过这种权力分散方式，因为他相 信它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磨擦”，因此，限制着权力以“避免个人的独裁。” 反自由意志论倾向最显著的时期——18 世纪 90 年代末和本世纪两次世界大 战后的红色恐怖时期——大体上看到的是一些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一致 的、协同的带有令人抑郁和往往是悲剧性结局的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的功能特别复杂。20 世纪里，政府活动的大规 模激起行政国家的出现，随后政府机构增加而且杂乱，它们各有着自身的倾 向、偏见和利益。现代总统们曾耗费巨大精力去激励或反对这种独立的而且 往往是自我实现的意志；从正式组织关系来说，乃是这些总统的各部的意志。 事实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机构——为了方便，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僚机构—— 也是掌权者。这种状况不是十分新鲜的。一个世纪前，社会学家威廉·格雷 厄姆·萨姆纳指出，“国家”不仅是些知名并被授权的高级官员，而且，更①
托马斯·莫尔（），英国政治家、进步思想家，《乌托邦》作者，因与英王意见不合，1535年被处死，1935 年被追认为圣徒。沃伦·黑斯廷斯（），英国政治家，曾任第一任印度总督。 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法国军官，1894 年被判犯叛国罪，1906 年平反——译者确切他说，往往是“隐藏于政府某部门幽深处的某个无名职员，机缘凑巧时， 他就掌握着可以开动控制政府功能的诸制动器之一的权力。”　　我的文章对这类掌权者的行为给予了某些注意，这类掌权者往往以反映 着他们狭隘利益的自身议程运转。虽在幕后活动，这批相对无名的配角演员 却构成另一重要权势基础，有时甚至构成对其他权势基础权力的制约。然而， 制约官僚机构权力的过程，不像比如总统否决或司法裁判那样简洁而明显。 官僚机构执行任务大多不为公众所知，而且它们的权限和职责是重迭的。例 如，在某个特定案子中，联邦调查局也许受到限制或者不感兴趣，但这同一 案子却可能激起一个参院小组委员会成员或国务院、国防部或司法部有关部 门采取坚决行动。其结果是拖延，因为每一个单独的实体都要求尊重，而且 各有自己打算。因此之故，尽管遭到许多机构的反对，政府却耗时将近 4 年 以叛国罪审讯东京玫瑰。政府再一次无视国内的反对以及多次审判、听证和 调查中的被指责，仍然花费 25 年去探索一种驱逐和惩罚劳工领袖哈里·布里 奇斯的办法。几十年来，总统和国务卿一直容忍护照办公室实质上的自治。 这些文章中谈过的有些人是众人熟悉的，其他的人知名度低一些。他们 的经历固然令人产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兴趣的是谁对谁以法律的名 义干了什么和受害人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力求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需要是多 么经常地带有官僚机构的压力和利益地歪曲法律与司法间的关系。我曾试图 找出政府内外政治利益所扮的角色，以及压制被视为有威胁和危险的人与组 织的可便宜行事的权力的运作过程。在一个案例中，我考察过这种利益和权力是如何阻挠政府合法进行惩罚活动的。　　没有根据新闻自由法而成为可以利用的特别丰富的官僚机构的文件，作 这样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些文件提供一种透视官方、公开声明之表象的机 会，使我们得以探究政府权力的隐密，并理解其复杂性。看来，官僚们几乎 是无可奈何地留下了足迹，而他们的踪迹则使我们了解到事实真象的较为非 正式的层次；这些在其发生时是多半察觉不到的。无论多么含糊不清和平淡 无奇，这些官僚机构的作用与行为都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 意识形态无疑构成官方行为与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全景则展示出 各种不同的动机——个人野心或不满、各种机构的扩张或竞争以及一些偶然 或无意的行动。受害者是实在的；他们的对手也是实在的。对这两者的认识， 加强我们对人类悲剧和现实的思考，扩大我们对可悲而多难的美国在法滥刑 时代的理解。　　国事犯！以及对国家官员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此种犯罪行为比其他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多。——詹姆斯·威尔逊，1788 年中 译 本 序　　《美国的枉法滥刑》（原文书名）（《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出版中文本， 我感到荣幸。在多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曾就这一题材讲演数次，总是引起有 趣而活跃的反应。　　自 1982 年（我第 1 次访问中国的那一年）本书初版以来，它在美国和国 外受到的欢迎和取得的成功，一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从人情入手探讨这 一题材，试图理解一些非常实际的人——起诉者或受害者——的错综复杂的 情况。这些人也好，这一题材也好，都不应仅仅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加以论述。 个人（不管是显要的或不那么著名的）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具有无限诱惑 力的研究题材。个人如何为社会的需要服务，社会又如何对待个人，毕竟是 文明的、健全的政府关注的全部问题。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我们究竟是 要一个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人民自由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小到不能维持和保护人 民自由的政府，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我愿乘此机会感谢我敬爱的老朋友刘绪贻教授，是他使此书得以被译成 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再说一次，我感到荣幸和高兴。斯坦利·I．柯特勒1994 年 4 月校者前言　　　　　　　　　　　　　（一） 斯坦利·I．柯特勒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美国史与美国制度讲座教授，著名历史学、特别是法律史学家。他也是《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创 始人和主编，并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史丛书》顾问编辑。他多次 到国外讲学，曾 3 次（其中两次以杰出学者身份）访问我国。除《美国名人 录》外，《美国法律界名人辞典》、《美国教育界人名辞典》、《美国中西 部名人录》等有关辞典，都列有他的条目。他的著作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 一种，就是这本《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原名为《美国政府的严酷审讯》， 是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的）。此书出版于 1982 年，1983 年即获 美国律师协会银槌（最优秀图书）奖，1987 年又被列为研究美国宪法史的 10 大参考书之一；文字清晰有力，说服性强。美国著名资深史学家亨利·S．康 马杰说它“将学术上客观性与激情结合了起来”。的确，作者在论证八大冤 假错案时，充满了对镇压者、亦即摧残人权者的愤懑与藐视，对无赖的告密 者或御用证人的鄙薄与唾弃，对勇于主持正义的法官与律师的尊重与赞扬， 和对受迫害者的深深同情。但是，这种激情并未妨害他作出公正的评论。（二）　　作为一个严肃的法律史学家，柯特勒教授对美国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评 价，是力图实事求是的。他认为，美国是个注重“法治”的国家，但美国的 法律制度决不是十全十美、绝对可靠的。他之所以选择美国历史上破坏法治 最严重的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的突出案例来写一本书警告国人，是因为他知 道，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只允许人们沉醉于自己的优点，而不让人们研究和公 开谈论其缺点和问题，久而久之，这个制度就会僵化，就可能导致解体；反 之，才能进步，才有生命力。他在书中一再指出，美国的行政官员、议员和 法官，为了政治需要和个人目的，是可以滥用权力和破坏法治的。他用大量 事实证明，书中叙述的八大冤假错案，就是美国政府官员为了政治需要和个 人目的制造的。而且，他还深入揭露了美国政府制造冤假错案造成的对美国 社会制度的尊严和人民灵魂的危害。比如，他在评论社鲁门总统忠诚调查计 划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洁身自好调查计划时说，仅据官方统计，前者就不公 正地开除联邦雇员 1．2 万人，迫使 6000 人辞职；后者解雇 1．5 万人，也迫使 6000 人辞职。“它们还造成了恐惧、疑虑和胆怯的气氛，无疑削弱了人民 的士气、创造性和勇气。此外，经常从忠诚调查和洁身良好计划的角度考虑 问题，还为永远存在的官僚政治的魔窟增加了一种武器，窒息了独立性，并 且助长了麻木不仁的正统观念”。　　“上述那些年代和计划要求人们顺从，而顺从就得“哑巴吃黄连”，默 认忠诚调查或洁身自好游戏带来的无论什么命运！??最后，使事情甚至更 复杂的是计划实施时笼罩的秘密气氛，那些被告不可能轻易地向他们无法确 知的事情表示异议。”（以上两段引文见原书第 38 页以下引文俱见原书。） 在欧文·拉铁摩尔冤案中，作者说，“官方对拉铁摩尔的威吓是有害的， 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运用和旨意、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而 且，那种威胁的手法和它所凭借的狡诈地使用伪证指控，则击中了宪法赋予　　的自由权和自由社会的要害。欧文·拉铁摩尔所受的长期折磨，无异于对政 治自由和宪法赋予的自由权的嘲弄。”（第 214 页）　　在约翰·w·鲍威尔夫妇假案中，曳于鲍威尔在上海发行的《中国每月评 论》杂志赞扬新中国政府政策和政绩，并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过细 菌战并利用日本战犯开发细菌战武器，美国国务院、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明知 鲍威尔的揭发是事实，但为了掩盖真相，于是杀鸡吓猴，千方百计地、长期 地控诉鲍威尔犯有煽动罪、叛国罪或伪证罪。柯特勒教授用大量事实证实， 美国政府在本案中遵循的是一种“巧嘴利舌”的否认方针。这种方针，是美 国政府长期用来维护其官方宣布的形象和历史的。只要有人主持正义，揭露 美国政府国际行为与其用冠冕堂皇的语言宣传的形象和历史不符时，美国政 府就“巧嘴利舌”地否认。　　在莱纳斯·波林被拒发护照一案中，作者揭发出，美国政府为了政治需 要，违犯宪法地拒发护照给著名进步人士。为达此目的，就给篡权的小人钻 了空子，使国务院的护照办公室成为行使“随意处理权”的“护照女王国” 达半世纪之久。其第二位女主任弗朗西丝·奈特是第一位女主任推荐的。她30 年代早期在罗斯福民生党政府中任职，后因政治原因改换门庭，加入共和 党国会竞选班子，并在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泰伯手下工作。在这位众 议员帮助下，她钻进了国务院，曾服务于“美国之音”，极力插手捷克事务， 进行政治投机，没有成功。1953 年初，约翰·F·杜勒斯成为共和党政府国 务卿，任命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并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参议员及其班子有密切 联系的斯科特·麦克劳德为国务院安全与领馆事务局首脑。象麦卡锡培植自 己一样，麦克劳德培植奈特，提名她任自己首席助理，并成为麦卡锡在国务 院的密探。1955 年，当她被提名担任护照办公室主任时，遭到进步势力的强 烈抗议，而且面临司法界进步趋势的挑战，但是，“在将她的好恶强加于国 务院方面，她表现得与她的前任一样不屈不挠和机敏——一个小人掌权的典 型例子。然而，奈特却装出了一副尽职与无私的公仆的形象”（第 99 页）， 欺骗世人。在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辩护的一群律师的冤案中，作者揭露了美国律师协会配合司法部的破坏法制活动。他说，“在使政府摧毁国内有组织的共产 党活动的政策合法比方面，律师协会是一个自觉的、有时是热切的同谋。这 个角色，是与律师界珍视的准则相抵触的，这些准则包括代理权和律师热情 为委托人利益辩护的职责。这样的政治共谋，违犯了律师协会自身的行为准 则，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所服务和崇敬的法律体制的完整与活力。”（第182 页） 在所有八大冤假错案中，除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的真正叛国罪因为权威人士的庇护和政府起诉人的笨拙和胆小，逃避了法律惩罚外，其余被告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作者在比阿特丽斯·布劳德冤案中写道：布劳德所受 长期冤枉是以“一些鸡毛蒜皮的调查结果为根据的。??广泛调查发现她不 是一个政治危险人物，但根据那些调查结果写出的档案却‘缠绕着她’，并 最终让她靠边站。我们知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在 忠诚清洗的黑暗岁月里何等起作用！但较少理解，甚至又难以原谅的是，在 政治背景已经改变很久后，一种自私而恶毒的官僚政治竟能使那些冤假锗案 不了了之并冤沉海底。”（第 57 页）所以作者说，虽然“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完全估算出官方恶行和压制企图的影响范围。??然而，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已烘托出一份令人痛心的滥用 权力的纪录，并描绘出一种时时嘲弄其本身目际和存在的法律制度。”（第244 页）（三）　　柯特勒教授认为，美国“这个制度虽然无疑可以滥用权力，但没有斯大 林式体制的恐怖。在那种体制下，限制权力的唯一方式是独裁者的自我约 束”，人民无法运用法律限制官方权力以保护自己。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而在美国，即使在官方镇压最严酷年代，宪法的保障也较有效地保护了公民 就有关国家政策的事情表达意见的权利；社会允许个人根据法治原则进行反 抗，并利用法治矫正对那个制度的准则的违犯。这是因为，“在美国历史进 程中，权力是被分割的，权势的基础是分散的。因此，权力在某程度上既是 独立的，又是互相抵销的。”“无疑，美国制度中权力分散的方式不是完全 不出问题的。这个制度要求某种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以保证正常运 转，阻止和抗衡无法无天的权力。”（以上引文俱见序言第 xiii 页）这就是 说，美国制度体现了在相对不稳定中求稳定的辩证法；美国不是一个集权国 家，最明显的是，它的行政、立法、司法 3 个部门，是相互独立的权力机构， 可以通过法律互相进行比较有效的监督。即使是总统的权力，其限制的方式 也不只是他的“自我约束。”因此，美国掌权者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的行为 比较有所顾忌，而且往往能在事后得到纠正。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柯特勒教授在这本书中也用具体事例进行了论证。比如 著名进步劳工领袖哈里·布里奇斯受迫害一案，迫害者是与一部分企业界和 保守劳工组织有联系的联邦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他们运用其巨大政治与经 济力量，花了将近 30 年时间，使用了各种公开和秘密手段，企图驱逐布里奇 斯出境。然而，由于一些勇敢的、主张正义的法官和其他人士用法律制度进 行不懈斗争，终于阻止了这种迫害。如作者所说，“布里奇斯的艰苦历程显 示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法律被用作打击他的恼人的、几乎致命的武器； 然而，有关各方相互使用法律的全过程，却硬是保证了法律的完整性、甚至 自主权，而这又惩戒了其他权力机关，并为哈里·布里奇斯提供了最后胜利。”（第 151 页）又比如，前面提到的对鲍威尔夫妇的迫害案，美国司法部要想证实鲍威尔关于细菌战的指控是撒谎，根据美国法制，就要容许被告看到政 府的有关保密文件。这样，鲍威尔的律师们就从法院得到给国务院、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各种国会委员会的传票，以及给奥马尔·布雷德 利、马修·李奇微和马克。克拉克等将军的传票，指令这些高级政府机构和 赫赫有名将军提供与美国细菌战有关的证词和文件。但是，根据后来的事实 证明，这些绝密文件将证实鲍威尔的指控，美国政府提供这些文件将搬起石 头打自己的脚，当然绝不愿提供。因此，美国政府只好寻找一种借口对鲍威 尔夫妇撤诉。　　在有的冤案中，比如“东京玫瑰”案的被告最后还是坐了牢，比阿特丽 斯·布劳德案中被告始终未恢复其在联邦政府中应得的职位，但到最后，历 史还是恢复了她们的清白。对此，柯特勒教授说，“最终的公正和昭雪是重 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在发现和承认法律受到操纵时巩固、重申和充实 了‘法治’??‘法治’必须因其失误受到谴责，但也应根据它的完整记录 作出评价。”（第 246 页）　　　（四）柯特勒教授认为，“法治”的有效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 的。首先，法律的内容必须是人所共知并易于遵守。其次，法律不是一种能力挽狂澜的庞然大物，它是由掌权者来保护和执行的。因 此，掌权者在保护和执行法律时，必须公正无私，必须避免因政治 需要或（与）个人利益而运用镇压手段；必须保持法律程序公开化；必须使全体人民真正（而不是名义上的）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约束；必须允 许人民根据法律进行反抗。掌权者还要有足够的远见，能够为保证法律的严 肃性而牺牲眼前的目标和利益。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掌权者在执法时满足上 述这些要求，仅仅依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在社会制 度中建立分权制、即相互独立的权力机构相互监督和制衡的制度作为保证， 必须有法律的自主性作为保证，使执法者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裁 决。　　柯特勒教授根据美国国情提出的这些论点，是否适用于其他社会呢？是 否具有普遍意义呢？我们认为，对此进行学术性讨论是有益的。为适应我国出版界和读者情况，书前的致谢和书后注释未译。刘绪贻1994 年 3 月 16 日于珞珈山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美〕柯特勒 著一 编造传奇故事：“东京玫瑰”叛国案　　只有对合众国作战或依附、帮助和庇护合众国的敌人者，才犯叛国罪。 无论何人，非经两人证明其犯有同样的公然罪行，或经本人在公开法庭自首， 不得判其犯有叛国罪。　　假如这并非事实，却也伪造得非常巧妙。1——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3 款——焦尔达诺·布鲁诺　　1945 年 8 月底，当胜利的美军在战争结束之际涌入日本时，随之而来的 必然有一些渴求将政治、外交等重要新闻、内幕消息或新奇特写呈献给国内 读者的战地记者。同属赫斯特出版帝国的国际新闻社记者克拉克·李和《世 界主义者》杂志记者哈里·T.布伦迪奇，就在制，批赶潮的美国记者之列。 他俩都自认继承了虚张声势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新闻传统——刚毅、勇 敢、傲慢——且以干脆泼辣的笔调写文章。　　抵日的美国记者都对寻找神秘的“东京玫瑰”怀有特别的兴趣。所谓“东 京玫瑰”，是指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从东京电台向太平洋地区盟军播音的 一名说英语的女性。有人猜测她是一位美丽的欧亚混血的玛泰·哈丽①。另一 些人认为她是一名美国叛徒。据李所言，由于对她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大家 展开了一场寻找她的“竞赛”。对这场竞赛，李使用一种戏剧化的语调加以 描述，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类似“一部出自米高梅影业公司的电影剧本，扮 演主角的可能是克拉克·盖博，而不是克拉克·李”。李和布伦迪奇赢得了这场比赛，找到一个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她 29 岁，如李所承认，是“一个外貌悦人的姑娘，但决不似想像中的莎琳”。②她自称 为伊娃·户栗郁子·达基诺。当她向他们承认自己是“个，而且是唯一一个 东京玫瑰”时，渴求独家新闻的李和布伦迪奇便把达基诺夫人和她的丈夫隐 藏在帝国饭店内。两名记者自称，他们能找到达基诺夫人，主要得益于她在东京电台的同事们的暗通消息。虽然她指出其他女播音员可能也是“东京玫瑰”——一个 在播音中实际上从没使用过的名字，但她看起来是很想给他俩所需要的独家 新闻。采访中，李携带了一支带套手枪。两名记者给了她一份合同，上面写 明，只要《世界主义者》杂志刊登她的经历，就将付给她 2000 美元。这可不 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子。这份合同写明，达基诺夫人是“那个，而且是那个 原本的‘东京玫瑰’，”她没有女助手或替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述一 切仅仅是达基诺自述的经历中可以清楚证实的谎言。正如早期调查所证实， 达基诺只是东京电台几名女播音员中的一个，而这些女播音员都被美国人通 称为“东京玫瑰”。
然而，几天后，达基诺拒绝收钱，撕毁了合同，转而将她的故事投向《美 国人》杂志。但是，李和布伦迪奇在后来的报道中仍坚持这一说法。他们无 视与之相反的证据，一再维护“一个和唯一一个‘东京玫瑰’”的传奇故事。①
玛泰·哈丽：本名耶特鲁德·玛格丽特·泽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菏兰籍德国间谍，在巴黎充当舞女，曾窃取协约国方面大量军事机密，后在法国被处死。——译者②
莎琳：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船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译者像其他许多传奇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不断被夸大，从可笑直到危险的地步。1946 年，好莱坞给这个故事添油加醋，拍成一部急就章式电影，擅自冠以“东 京玫瑰”之名，并将其描述为“臭名昭著的日本玛泰·哈丽的故事”，“体 态苗条的女宣传员”。　　1947 年后，李对此事已失去兴趣，但哈里·布伦迪奇花了 4 年时间试图 为这个传奇故事提供证据。最终，在一些新闻同行、恐吓胁迫的官僚们的帮 助下，加上他自己的伪誓，他获得了成功。1949 年 9 月，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4 年后，达基诺夫人根据一条罪行被定为叛国罪，叛处 10 年徒刑和缴付 1 万美元罚金。2　　“东京玫瑰”故事首次见报后的几天内，麦克阿瑟将军的东京司令部便 签发立即逮捕战争期间涉嫌叛国活动的美国公民的命令。达基诺第一次被询 问的时间是 1945 年 9 月 6 日。10 月 16 日，即逮捕令签发 5 周后，她被捕了。11 月 16 日之前，她一直被关在横滨监狱，后被转移到东京附近的巢鸦地区 关了将近一年。1945 年圣诞节前，她一直被单独监禁，禁止与外界接触。从 那以后，她获准每月与丈夫会面 20 分钟。后来，达基诺和一名美国宪兵作证 说，与其说监狱当局把她当作一名美国公民对待，不如说当作一名日本人。 更重要的是，她被禁上聘请律师，收发信件。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4 月，军方情报官员定时审问达基诺。他们轻而易举地从她口中了解到她的经历的基本情况。这一情况从来没有实质性变 化，而且常常得到确切证实。这些基本情况是：她 1941 年抵日，因战争陷入 困境，需要工作，受聘播音；实际上是作为“音乐节目主持人”进入电台， 在她主持的节目及其他节目中，出现过其他说英语女性的名字；她对存在” 东京玫瑰”这么一个人是否认的；她曾直率地批评战争和支持美国，她曾帮 助盟军战俘；尽管由于她 1945 年 4 月嫁给日籍葡萄牙人弗利佩·J.达基诺而 有多次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日本或葡萄牙公民的机会，但她仍坚持保留美国 公民身份。这位嫌疑犯指出了两名招募她为播音员的盟军战俘：一名是在新加坡被俘的澳大利亚少校查尔斯·休斯·库森斯；一名是在科雷吉多尔被俘的美军 少校华莱士·E（特德）·英斯。他俩以前都在电台工作过。在他们 1945 年 底和 1946 年初交给军方调查员的宣誓书中，他们证实：日本军部曾命令他们 去东京电台工作，军部对电台拥有最高权力；他们招募过达基诺；他们所以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暗中破坏广播宣传的效果。库森斯特别声明，达基诺缺 乏播音知识，“再加上她的男性风格和富于刚性的声音??消除了日本军方 企图通过她唤醒盟军士兵思乡情的任何可能性。”他否认某些被指控为“东 京玫瑰”广播的犯罪言论是由达基诺主持的节目播出的。库森斯和英斯都证 明：达基诺曾私带食品和物资给盟军战俘；并向他们转述从受雇于同盟通讯 社的丈夫口中获知的有关战争的真实消息。在解释为什么所有受雇女播音员 中达基诺特别受到注意时，他们提出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只让达基诺了解 他们的手法和真实目的，因而激起了其他播音员的敌对情绪。　　军方调查人员详尽追查和核实了达基诺的供述。将她 1945 年 12 月 21 日的宣誓口供和军方反情报机构法律部门的最终报告进行比较后，两者没有 重大事实出入。军方调查人员甚至还找到有利于达基诺的附加证据。联邦电 讯委员会的国外情报处曾监听过东京电台的播音。尽管名为“东京玫瑰”的　　妩媚播音员曾接触过美国军事计划最高机密的谣言和传奇故事广为流传，该 处还是认定，这个名字是盟军士兵们创造的，而且至少与主持不同节目的另 外两名女性有关。　　军方的最终意见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但军方调查人员和法律顾问不再要 求审判则是清楚明确的。他们发现此案的事实属于叛国罪范围。接着作出似 乎极端官僚主义的判决：另一机构（显然指司法部）将必须判定“这个案子 是否应该（区别于可能）受到起诉”。最后，这个报告说：因为没有触犯军 法，不需由军方监禁达基诺。案子甩给了地方当局。几天之后，又提出立即 释放达基诺的意见。然而，由于地方官僚机构坚决要求独立审判，她又在巢 鸦监狱呆了 6 个多月。　　早在 1945 年 10 月，司法部刑事司就要求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那时， 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指派当时在马尼拉的特别侦探弗雷德里克·G. 蒂尔曼处理此案。1946 年初，蒂尔曼抵日，并接触到军方资料。从这次初抵 东京到 1949 年达基诺案审判，作为调查员、证人、最重要的是作为司法部活 动的知情者和参与人，蒂尔曼与该案有着密切的联系。1946 年 4 月，达基诺 交给蒂尔曼一份 12 页的生平自述，文词甚为谨严。她在其中实事求是地叙述 了自己的行为，既未以感情冲动的忏悔表示合作，又没有为缓和逆境作热烈 辩护。这份材料与军方的材料一起，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记录；后来的调查人 员是不能以对此案一无所知为借口的。在谈了直到 1941 年她生活的基本情况后，达基诺向蒂尔曼叙述了围绕她离美赴日的一切事情。1941 年 6 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不久 后，她家收到她东京姨妈患病，并希望户栗夫人去看她的消息。因为她母亲 也在生病，自己没有工作，而且希望去日本看看，她家便派她这个大女儿作 为代表去日本。她父亲为旅行作了安排.但达基诺告诉蒂尔曼的是，她父亲没 有办好护照。她自己也没去设法弄一张。（以前，她对军方调查人员说当时 不发放护照。）然而，她的确弄到一张经过公证的身份证。1941 年 7 月 1 日，自称是户栗郁子的她，在“便于返美的身份证”上签了字。这是洛杉矾的一名美籍日本公证员提供的。这个身份证实际是证明户 栗小姐 1916 年 7 月 4 日生于洛杉矶，当时居住在这个城市；她于 7 月 5 日搭 乘“阿拉伯半岛号”船暂时离开美国去横滨，她是想去看望迫切盼望着她的 姨妈，并希望在 6 个月内返回美国。这份文件由户栗小姐按规定签了字，公 证人作证、盖章，并贴上户栗的照片，按了她的手印。这份 1941 年签发的简单打印文件，给这位年轻女性的命运造成了严重损害。对下一代出国旅行的美国人来说，这样一份文件几乎无用；如今要想在 这样的情况下离开或重入美国未免过于轻率。但在户栗小姐离开美国之时， 这一证件是有实效的。在当时，离境或重新入境，有了公民身份证就无问题。1918 年有一法律规定，公民只在战时或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才需要护照。富兰 克林·D.罗斯福总统 1941 年 11 月 14 日发布的公告——户栗小姐离美数月后——宣称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并特别要求使用护照。即使户栗小姐在 11 月14 日至 12 月 7 日日本轰炸珍珠港之间设法乘船返美，也不能保证没有护照 的她会被允许入境。由于手中没有比这份文件更有效的证件，从 1941 年 12月 7 日起，在整个战争期间，户栗小姐的命运实际上无法更改。表面上，这 份文件是她返回美国的救命索，实际上成为将她羁留日本的粗缆绳。7 月 5 日，户栗在圣佩德罗登船，7 月 24 日抵横滨。她立即前往东京姨父家，在那里住到 1942 年 6 月。她支付了食宿费，并在日本语言与文化学校 上学。1946 年，她说 1942 年搬出姨父家；是因为去学校的路费太贵；而在 r949 年审判中，她争辩说，搬家是由于她的亲人害怕秘密警察引起的。　　1941 年 8 月，户栗收到日本警方发给她的居住许可证。警方指令她去美 国大使馆领事办公室登记。她听从一名领事办公室官员的劝告，递交了一份 护照申请书和她的出生证。据她 1946 年回忆，直到 1941 年 10 月，她曾定期 询问有关护照的消息。后来她被告知，一旦收到华盛顿的回音，该办公室将 与她联系。　　她是否理解 11 月 14 日总统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的公告对于她申请护 照的影响，不太清楚。不管怎样，当她听到反映美日关 8 系不断恶化的赫尔 一野村一来栖谈判时，“感到紧张不安”。11 月末，她挂电话给洛杉矶的父 亲，但他未能估计对女儿有什么危险，只劝她尽可能地多青看日本。不久后， 户栗先生看出了危险，因为他于 12 月 1 日发电催她赶紧回家。她打听到 12月 2 日有返美船只，立即去美国大使馆要求离境。当时，她还没拿到护照， 而出生证又被送回了华盛顿。大使馆给了她一封信，证明收到了她的护照申 请书和出生证。出于某种原因，她被告知，为了便于重返美国，她应去弄一 份曾在语言学校就读的证明。但是，当她姨父为她购买船票时，却被告知， 为了带走她随身带来的钱，他的姨侄女还需要有财政部的出港证。这又得耗 去她三四天时间——结果非常糟糕：出港证、船票、返美之行都落了空。不 到一星期，战争爆发了，她愈发陷入了成倍增加的官僚主义纠葛中。12 月 8 日，户栗小姐来到美国大使馆，向副领事说明她不拥有双重国籍，并提交了一份她家的人口普查登记证明副本，证明她已放弃日本国籍。与此 同时，她在语言学校做非全日打字员。1942 年 3 月，她去瑞士使馆填写了一 份要求撤离申请表，但她被告知，因她无护照，想乘第一艘枣撤离船回国不 大可能。4 月、美国驻横滨领事认定她的公民身份尚未证实。9 月，瑞士人通 知她可乘第二艘船离日，并提供去印度葡属果阿的免费船票；不过从那里去 纽约的船费需要 425 美元，井需预付或抵港即付。当时，她已囊空如洗，姨父也无存款，又无法与她父母联系。实际上，（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已被从洛杉矶疏散到亚利桑那州去了。在洛杉机，她 本人还拥有价值 2 万美元的不动产，但显然她无法确定这笔资产能否换成现 金。她说她姨父劝她留下来。于是，9 月 2 日，她在瑞士使馆填写了一份文 件：“我特此声明，我愿暂时留在日本，并撤回我要求撤离的申请。”第二 天，她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日本警方。据她回忆，警方通知她，她将被视为 外国人，必须每半年重办一次居留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她就不能去东京以 外旅行。1946 年她回忆，警方不定期地去访问她，建议她申请日本国籍。她 从未被警方拘禁，她未受警方虐待。91942 年 7 月，户栗小姐开始在同盟通 讯社工作，监听英语广播。她无需逐字抄录，只是将新闻广播大体译为日语。 显而易见，她在语言学校接受的训练是成功的。她每天大约工作 5 小时，月薪 130 日元。1946 年，她声称她“不知道我的工作性质，不过我不评论或估 价我所收到的新闻”。她在之个岗位上工作到 1943 年 12 月。　　1943 年 8 月，通过同受雇于东京电台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埃德·玄石联 系，户栗又在东京电台业务办公室找到一份打字工作，每月可收入 100 日元。 她的工作主要是打印英语广播资料——盟军人员名单和类似资料。1943 年 11 月，乔治·三志雄仲基请户栗去为直接对南太平洋盟军士兵安排的“娱乐”　　节目试音。三志雄转而将她介绍给了两名己在电台工作的盟军战俘库森斯和 英斯。库森斯介绍说，这个计划中的节目主要播放战俘消息、录音唱片以及 来自美国国内和战争前线的新闻。他附言道，广播稿由他撰写，她只负责播 放音乐。1946 年，她说库森斯选中自己因为他认为她有“美国人的个性”。 检测嗓音后，库森斯说他将教她使用“令人感到愉快的声音”。　　在 1946 年达基诺交给蒂尔曼的供述中，她说她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她 以为能够使美国士兵感到快乐。她未表示受到压制或胁迫：“库森斯、英斯、 日本人或其他人都没向我施加强迫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压力，不论我是否不 于，还是继续干，都没有一个人威胁过我。”但是，在 1949 年审讯中，她和 其他被告证人都证实，三志雄和库森斯的“要求”相当于必须服从的军方命 令。她还强调她害怕军方和秘密警察，因此才继续留在电台做广播。她的工 作始于 1943 年 11 月中旬。直到 1944 年夏天库森斯患病，她的广播稿完全由 库森斯撰写。此后，她以库森斯“为指导”，在被俘的菲律宾军官和电台同 事诺曼·雷那斯的帮助下，自写广播槁。　　这个名叫“零点”的节目除星期日下午 6 点至 7：15 分停播外，每日播 放。典型的节目安排为：附有户栗介绍的战俘消息和音乐；雷耶斯或英斯播 送的美国国内新闻；音乐；综合新闻（通常由英斯播出）；音乐和日裔美国 人查尔斯·义井播讲的新闻评论。大约在 1943 年圣诞节，库森斯和英斯告诉 户栗，他们正设法把这个节目办得“尽可能更富娱乐性，而不是进行宣传”。 他们还说：他们撰写的广播稿都有“双重含义”；他们希望增加战俘消息。 虽然他们从 10 没有直接或明确地告诉她，他们正努力挫败日本人主办这个节 日的目的，但户栗说，库森斯训示她，当她自称为“敌人”时要发出笑声。 在播音中，户栗一直自称“孤儿安”、“孤儿安妮”、”你们心爱的敌 人安”和“：你们心爱的游戏伙伴与敌人安”。这些名字都由广播稿上“播 音员”一词的速写式“安”演化而来。她向蒂尔曼指出了至少另外 3 名曾在 “零点”节目中播音的女性：户栗认为曾在洛杉矶生活过的鲁斯·早川、欧 亚混血儿玛丽·右井和电台同事尾木贤的妻子古屋美也子。她承认自己从没听过她们播音，而且不熟悉她们的广播稿。　　战时日本的生活显然一直是困难的。虽然由于生活费上涨，1944 年 8 月 电台每一雇员的月薪加到 150 日元，但户栗播音没有额外报酬。1943 年 12 月，她辞去了同盟通讯社的工作，担任了丹麦公使拉尔斯·蒂利兹的打字秘 书。她一直为他工作到 1945 年 7 月他离开下本之时，月薪 150 日元，比在同 盟通讯社的薪水多 20 日元。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嫁给了拥有葡萄牙公民身 份的日籍葡萄牙人费利佩·雅伊鲁斯·达基诺，她的生活更加复杂。他是东 京电台的雇员，也是整行铸排机操作员。他俩在东京索菲亚大学的耶酥会教 堂成婚，并在葡萄牙领事馆进行了结婚登记。她后来说，领事给了她一张葡 萄牙公民身份证，但她继续以美国公民身份向日本官方登记。　　户栗向蒂尔曼承认，她主持的节目是“宣传”，旨在削弱盟军士气，同 时以播放战俘消息表明日本的“运动家精神”。但她坚持说，她参加这一工 作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这个节目以双重含意，削弱它作为宣传媒介的作用。” 库森斯评论说，他的秘密目的“几乎使她确信”她正在挫败日本人的目的。 最后，她承认“他们的所有节目都是宣传”，但坚持她不认为她是在于“违 背美国利益”的工作。1946 年那份给蒂尔曼的供述，通篇是矛盾和模棱两可 的说法，这也许反映了迫切确证罪行的审问者和同样迫切证明自己无辜的涉　　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份供述被送到华盛顿，主管刑事司的司法部副部长西伦·L.考德尔将之转给国内安全处处长内森·T.埃利夫批阅，并签署意见。1946 年 5 月，埃 利夫的回答干脆、明确：以叛国罪起诉“没有充分根据”。11 埃利夫的备忘 录开始就试图消除一个重要的错觉。他说，没有“东京玫瑰”其人。东京电 台或日本人根本没用过这个名字；相反，这个名字是美国士兵叫出来的，并 适用于许多电台女播音员。随后的调查和作证表明，东京电台内有 10 名说英 语的播音员。在马尼拉、巴塔维亚和曼谷也有。接着，埃利夫复审了珍珠港 事件后使户栗陷于日本和她需要工作的特殊情况。虽然她承认播过音，埃利 夫却发现了库森斯、英斯和雷那斯一致说明她仅播放音乐这一决定性的证 据。在递交给考德尔的报告中，埃利夫附上了证明她单纯角色的广播槁部份。 可是，当他建议撤销这个案子时，他建议司法部等待詹姆斯·卡特的报告， 这位洛杉矶的美国检察官一直在考虑起诉的可能性。　　1946 年整个夏季，考德尔催促卡特就起诉问题提出意见。当时，陆军部 迫切要求司法部门就占领军当时已人尽皆知的囚犯的未来作出决定。9 月 13 日，卡特终于发出一份简单的电报说，进一步调查“没有加强”起诉的理由； 他和手下人发现“证据不足”；最后，他建议“不进行叛国罪起诉”。埃利夫听了卡特的建议，于 9 月 19 日再次通知考德尔，同意这位加利福尼亚检察官的意见。他建议中止此案、释放被告。虽然埃利夫承认达基诺是 为敌方播过音的美国公民，但他无法推定叛国罪：“现有文件和大部分证人 的证词表明：她播音是无辜的，不能视为帮助和庇护敌人。”埃利夫对此结 论附上一句话：如果有新情况，可能要重新审议。也许，那是一种典型的官 僚主义的两面下注法。然而，对本案来说，这是个预兆。考德尔同意了埃利 夫的报告，请他给司法部长专门准备一份有关调查结果的备忘录，并提出“终 止这一案卷”的建议。1946 年 9 月 24 日，考德尔把正式建议呈递给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他重申他已交给埃利夫的决定，但他在两段简明的评论中慨话道：原证词在 随后两年问虽有各种解释，但其份量无实质性变化。考德尔承认东京电台从 未证实有个“东京玫瑰”，这是美国士兵和出版物不加区别地给几位女播音 员取的名字；户栗的活动“不过是主持播放音乐节目”，除了“两三人含糊 地指控她作过反 12 美评论外，她的其他同事都确证了这一点；联邦电讯委员 会监听下来的录音带、广播词及其副本都证实她的基本角色是音乐节目主持 人；最后，在 1943 年 11 月户栗受雇于这个电台之前，显然存在过一个所谓 “东京玫瑰”广播节目。9 月 26 日，克拉克的助手通知考德尔收到了他的报 告，并答复说：“我们同意你的意见——除非有更多证据，不予起诉。”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必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在考德尔把他的“终判”报 告呈递给克拉克 3 天后，这位局长问他“对起诉问题有何意见”。到考德尔 作答时，陆军部已于 10 月 1 日接到释放达基诺夫人的通知。但是，官僚机构 的拖延使陆军部发往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释放令直到 10 月 23 日才送到巢鸦监 狱指挥官的手中。两天以后，达基诺夫人离开了巢鸦监狱，至少暂时成了自 由女性。不予起诉的判决采用的是低调处理的办法，因为司法部只让卡特在 洛杉矶宣布此事，而 10 月 22 日的《纽约时报》也不过只登载了一则简短新 闻。达基诺从巢鸦监狱获释后，没打算立即返美。原因不清楚。随后的怀孕和害怕受到不友善对待也许对他留日起了一定作用。但一年之后，她开始安 排回国。也许是把孩子生在美国土地上的希望激发了她。不管怎样，1947 年 秋天，她的护照申请引起了对她的案子的新的、敌意的兴趣。1947 年 10 月22 日，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向司法部查询达基诺的情况。4 天以后，司法部副 部长 T.文森特·奎因没表示反对她申请护照，说该案证同表明没有起诉理 由。事实上，该案似乎了结了。但”东京玫瑰”申请护照的消息传了出去， 迅即引起退伍军人组织和西海岸本上主义者团体可以预见到的反应。他们强 烈批评发给护照，并要求起诉。　　11 月，美国军团的全国司令要求进行判国罪审判。几个月后，军团执行 委员会参与了抗议“不关心和宽大处理战犯”的活动。戈尔登韦斯特本土子 弟效忠美国委员会主席向司法部 J.埃德加·胡佛、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和 其他人提出了抗议。他的抗议信评论道：“从所有报告看，她干的是一种卑 下而邪恶的宣传工作”，并且指出，撤销此案的决定没有适当向社会公开说 明。如果司法部清楚说明该案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所有指控苍白无力， 这样的抗议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回的。但是这是一个胆小鬼和和事佬控制官 僚机构的时代，这帮人气量狭小，心怀鬼胎，极想“揪出”那 13 个臭名昭著 的“东京玫瑰”。他们动用了令人畏惧的国家调查和法律机构来对付孤立无 援的个人。3　　不到一个月，代表戈尔登韦斯特本土子弟的记者得到了不给达基诺发护 照和重新调查的消息。司法部长克拉克的助手佩顿·福特对一名转达美国军 团地方机构抗议的国会议员作了更详尽的回答。福特指出，经证实，东京电 台至少有 6 名女播音员，但只有达基诺生于美国。他还强调，虽然调查过她 两年，但是司法部没能找到判定她叛国罪所需的两名证人。福特十分坦率地 保证：调查将继续下去，只要一获得“必要的证据”，政府将立即将此案提 交大陪审团。换言之，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缺乏证据和达基诺的行为不值一 提，不如说是法律的技术性问题阻碍了起诉。与此同时，福特说，她没获准 返回美国。在 1947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新闻槁中，司法部表现出对不断加大的压力的敏感。该部虽承认难以收集证据以完备判定叛国罪所需两个证人的手续， 但提到正在进行调查。不过，该部允诺，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证据，此案将立 即递交大陪审团。这实际上是呼吁能证实她播音或能辩别她声音的人向联邦 调查局报告。此槁还特别提到，在调查过程中，将不发给达基诺护照。　　爱国者和退伍军人的抗议仍铺天盖地拥向司法部。但是很明显，司法部 长克拉克对沃尔特·温切尔公开要求行动的印象是具有决定性的。当时，温 切尔的能量与影响正处于鼎盛时期。成千上万人阅读他的每日专栏，收听他 的每周新闻广播。他的呼吁极有感召力。他把社会名流的无聊闲话和适宜街 头酒吧气氛的政治上原始主义混为一体，既满足了群众的欲望，又明确表达 了老百姓嘲讽政府的单纯政治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二战中，温切尔 是反法西斯和亲罗斯福的斗士。战后，也许与他的主要拥护者、许多普通百 姓没什么不同，他突然变得保守起来。极大的虚荣心和 14 膨胀的利己主义激 励了温切尔。他的专栏定期谴责和攻击未能对他所关切之事作出反应的政府 官员。1947 年末，达基诺申请护照之后某个时期，温切尔公开表示反对。他的情绪很清楚，采用的是他通常气喘吁吁而不连贯的表述风格：“如果‘东京 玫瑰’能被带回美国，并进行叛国审判，那好。”温切尔在一篇专栏文章中 说。“否则，”他继续写道，“我们就赞成让她永远呆在日本。如果国务院 需要的是让她留在那里的抗议声明，这里就是一个。我们认为许多声明即将 接踵而来。”温切尔虽然心术不正，但这意思是清楚的：如果有足够的抗议 声明，其压力就可以使达基诺呆在日本，或迫使司法部起诉。　　1948 年初，温切尔收到一位阵亡军人的母亲抗议达基诺夫人要求护照的 声明。这也许是激发他直接介入此事的原因。他播发了这份控诉，并呼吁汤 姆·克拉克慎重考虑此事。不久，温切尔从哈里·布伦迪奇，也可能从 J.埃 德加·胡佛（已同布伦迪奇接触）处听说，这位前战地记者握有达基诺交给 他和李的“自白书”。然而，这份所谓自白书，乃是布伦迪奇根据李未签名、 几乎无效的记录加以发挥的故事。据布伦迪奇说，温切尔和其他专栏作者都 “仗势欺负”他，并“羞辱”他——而这些只是使布伦迪奇更加决心地将达 基诺送上审判席。　　司法部长克拉克对温切尔的活动十分敏感，以致指派洛杉矶·美国检察 官詹姆斯·卡特作为特使去向这位专栏作者说明情况。当然，卡特对此案并 不陌生，因为他曾于 1946 年建议撤消起诉。1947 年底，他仍持这一看法， 但他就拜访温切尔（在 20 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电影制片厂）一事递交克拉克 的报告，却表现出世俗领主家臣力图平息神圣主教怒气的谄媚味道。尽管卡特报告采用平淡的、叙述性的和圆滑的笔调，但有一种超现实的性质。卡特声称，他在采访温切尔的过程中一直坚持表明，从此案事实看， 起诉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温切尔反复就司法部的职责与义务进行批评 和指责，严斥克拉克本人对他忘恩负义，并抱怨没有提到他在重新引发对此 案兴趣中的作用。温切尔尤其对他“曾在广播中支持”克拉克任司法部长， 但“从未收到恰如其分的感谢”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此外，他之所以愤怒， 还因为克拉克没有预先告诉他自己将接受采访——换言之，温切尔失去了一 条“独家新闻”，一个在他的专业界中不容忽视的事件。温切尔虽然承认达 基诺的许多播音无关痛痒，却又别出心裁他说，那些 15 提供证词说她鼓舞了 士气的前士兵们“也许是共产党人”。卡特告诉温切尔，除非有更加有力的事实，他将不建议起诉。他相信，进行审讯可能会被驳回或导致开释。温切尔同意那将比不起诉更糟糕。作为 最后的评论，卡特凭自己的感觉报告克拉克：“在某一点上，（温切尔的） 骄做受到了损害；”通过克拉克和温切尔之间一次私人谈话“可以大大帮助 事情圆满解决”。克拉克是否给卡特作答没有记录，但克拉克的助手佩顿·福 特送了一张私人保密便条给这位美国检察官，却是有记载的。　　视卡特的报告及其涉及事件为不足道而不予置理是颇富诱惑力的——但 是，这种压力和担忧公众责骂显然驱使克拉克积极赞同属下的起诉建议，并 明确驳回每一主张终止此案的意见。温切尔的确是个有力人物，不能掉以轻 心。此外，纠缠着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对达基诺这类人“动点手脚”，是适应 诋毁政府“软弱”和对不忠行为疏于考虑这一更大运动的。简言之，克拉克 和政府需要以起诉作为获取政治信任的权宜之计——而达基诺就成为牺牲 品。　　卡特安抚温切尔的努力最终证实毫无结果；温切尔的朋友、好莱坞制片 人和夜总会老板厄尔·卡罗尔的类似尝试也一样。1948 年 3 月，卡罗尔去东　　京筹拍一部电影，曾设法在军情二处总部会见达基诺。他问她是否曾自称“东 京玫瑰”。可想而知，她否认了这一谣传。卡罗尔随即告诉她，麦克阿瑟的 情报头子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曾对他说，达基诺的“痛苦日子已经结束”。 就军方而言，她的案子已了结。卡罗尔和威洛比有极为密切的联系。4 月份， 卡罗尔回国后，威洛比寄给他一份有关达基诺的全套档案摘要，附言说，他 可以把这份情报视为“权威”资料。卡罗尔知道温切尔在拖延发护照给达基 诺一事中所起的作用，便让达基诺写一封亲笔信给这位专栏作者，以解释她 的案情。由于完全相信纠缠这事没有意义，卡罗尔回国后便邮寄了这封信， 但他收到一个令人不解的答复。温切尔写道：“我相信美国政府的司法工作， 她将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5 月底，卡罗尔把这一信息转告给达基诺，并 说他对温切尔对比威洛比的说法的回答感到迷惑不解。他答应 6 月份在纽约 面见温切尔。然而，在去东部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卡罗尔因飞机 失事丧生。16 在卡特与温切尔“协商”的同时，司法部刑事司正在准备重新 调查的第一份报告。继考德尔之后担任刑事司司长的 T.文森特·奎因，于 1947年 12 月 12 日向司法部长的助手佩顿·福特递交了这第一份冗长的分析报告。 显然，这个文件是由司法部国内安全处的律师约翰·B.霍根拟就的。它概述 了嫌疑犯的背景及她在东京的活动，提供了她的播音摘录，还提到在日本和 美国都不利于她的可能证人。尽管证据确凿，达基诺受雇东京电台一事仍处理得谨小慎微。刑事司的备忘录只说库森斯和英斯想找“一个不会把他们报告给日本当局和不使节目 带有伤感情调的人”。接着，这备忘录概述了基本证据——只有两段广播稿 和东京电台的“安”向盟军士兵介绍音乐的材料。广播对话将节目介绍和闲 谈混合穿插。下面根据（非存心省略的）广播稿整理的例子是有典型性的：2 月 22 日??　　安：哈（733），敌军士兵们??值班情况如何？我是东京电台的安，我 们即将开始播放定期音乐节目??新闻节目和“零点”节目。这些节目是为 我们??在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朋友们??即我们的敌人安排 的！??所以你们要警惕，当心不要让孩子们听！??准备好了吗？??好， 这是对你们士气的第一次打击??波士顿流行音乐会??正在演奏“起奏 曲”??“起奏曲”　　安：这样的开始怎么样？??现在请听我对南太平洋的孤儿们发起微妙 的攻击。海军陆战队！??该鬼孤儿合唱团究竟何在？??呵，你们在那儿. 小伙子们??我是安??今夜为我唱唱歌行吗？??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可 怜虫不会有好报；我将自寻其乐，而你们将去与蚊虫玩耍??谢谢，佩恩先 生??当你准备好时！“爱情大检阅”4 月 10 日?? 安：她说，衷心感谢，先生！??喂，诸位，这是东京电台的安为我们在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的朋友们播放定期节目。今夜音乐很美，保证使你们 抛开现实，使你们暂时忘却“可能索绕于心头的鬼影”！??是的，这是一 句引语，但我不知是谁人所写，你知道吗？??好好想想；这里放一段让你 百事顺遂的音乐??弗朗斯·莱哈尔的“吉普赛人之爱”??纳特·希尔克 雷特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会圆舞曲??“吉普赛人之爱”??音乐会圆舞曲??　　安：喜欢吗？真不错，我们即将播放一支甚至更美的乐曲；现在先为你 们插一支旧雅曲，萨维诺的“蓝色书房”??请听！“蓝色书房”?? 安：现在是东京电台为澳大利亚听众和南太平洋的傻瓜们播放的特别节目。此刻.在我悄悄逼近并用我的指甲挫消灭他们之前，我正在使他们的情绪 安静下来??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好，这是我许给你们的第二支圆舞曲： 维克托·赫伯特的“再吻我??请听！??　　“再吻我”??引证的另一个材料是达基诺交给军方调查人员和联邦调 查局特工蒂尔曼承认自己曾当过广播员的自述。这份备忘录还提到达基诺与 赫斯特记者李和布伦迪奇之间的合同，该合同规定由《世界主义者》杂志独 家报道叙述她作为“一个、而且是原型‘东京玫瑰’的活动的故事。然而， 这份备忘录说她决没使用过那个名字，而且东京电台还有其他女播音员。可 是，备忘录引证这份合同只暗示它构成承认犯罪的可靠证据，却忽视了这是 一份无效合同的事实。　　这份备忘录最后说，达基诺自愿接受那个位置、她的播音以及日本军方 对她的职责的批准，表明她附敌。而且，她的播音给予敌人的“帮助和庇护”， 已经达到可以考虑起诉的地步。不过，它提出的基本建议是：广泛地“重访” 各种证人、主要是东京电台雇员和技术人员，以认定他们是否听到或见到达 基诺主持节目；直到完成这一切，此案不应递交大陪审团。此外，如果新的 访问仍未能找到必要证人数，“那就可以进一步考虑是否应根据美国国内己 有或可能有的证据，将此案递交大陪审团。”1948 年元月 9 日，福特才收到 这份公文。显然，是假期造成的延误。福特告诉奎因，不管怎样，要继续调 查此案。他写道：“当然，一切现有线索都要追究。还有几个未落实的问题。” “未落实问题”必须去日本落实。因此，1948 年 3 月 11 日，克拉克指 派约翰·霍根前往东京；同去的没有别人，只有在本故事中下了长期赌注的 哈里·T.布伦迪奇。从 1945 年 9 月首次会见达基诺，一直到 1949 年审判， 布伦迪奇为本案倾注了无与伦比的热 18 情。但是，从 1948 年 3 月的这次旅 行到审判开始，他尤其是无孔不入。他不仅于 1948 年去了日本，而且一年后 返回美国又同联邦调查局特工蒂尔曼一起继续调查。意味深长的是，与他谈 过话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名官方人士——他相当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不 管布伦迪奇到底是什么角色，他继续着他的特殊圣战。这究竟是一场真诚信 仰的热心者的圣战，还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家伙的圣战，也许无关紧要。毫无 疑问，他全身心投入此案使他接近了司法部长克拉克；而他与霍根返美后发 表的文章，则使起诉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如此熟悉本案的人，在审判中却从 未出庭作证。这种咄咄怪事，也许是由于政府不愿传唤一名显然是作伪证的人造成的。　　1948 年 3 月 20 日，布伦迪奇探出一名可望作证的人：日本旅行社的雇 员八木广见。八木不仅自愿合作，而且提出帮忙寻找其他证人。例如，霍根 后来说，八木找到了战时同盟通讯社的职员、1948 年在东京联合新闻社任职 的莱斯利·中岛。然而，尽管霍根和布伦迪奇双双“长时间盘问”，但中岛 否认他见过或听过达基诺播音，并始终坚持他的说法，而布伦迪奇却确信他 是撒谎。对布伦迪奇来说，找上中岛毫不奇怪，因为 1945 年中岛曾带达基诺 见过布伦迪奇和李，并且他是那份流产合同的见证人。自称只是八木朋友的另一名证人，提供了与八木一样的说法，但他拒绝公开作证。布伦迪奇和八木推测，这位朋友是担心美国军事当局的报复。八 木允诺“劝说”他的朋友将来出庭作证。由于布伦迪奇自己害怕——想象中 的或真正的——军方人士，他坚持在他的饭店房间里，而不去军情二处民间 情报科提供的办公室采访那个预期的证人。实际上，威洛比将军在军情二处 的助手给霍根提供了全面的帮助，包括参阅军事档案。不过，他没给予布伦 迪奇同样的特权。霍根答应拒绝向军事当局指认任何证人，这就缓和了他朋 友的担忧。9 个月之后，蒙在八木和他朋友心头上的阴影将全部消失。　　霍根和布伦迪奇于 1948 年 3 月 26 日访问了达基诺。面对 1945 年 9 月采 访时克拉克·李作的记录，她说据她记忆所及，这些记录是准确无误的，但 她拒绝在一份声明上签字，那份声明说布伦迪奇根据那些记录写的一篇报道 是准确的；她坚持认为那篇报道有太多不符记录之处。他们还向她出示了她 实际上广播过的广播稿，她也没能认出其中任何一篇。更重要的是，她拒绝 承认她广播过任何情报资料。　　霍根和布伦迪奇于 4 月 5 日回到华盛顿，第二天会见了司法 19 部长。克 拉克要求拿出有关此案的另一评论和建议。在 1948 年 4 月 12 日写的最初概 述中，霍根附上了八木的声明。直到 4 月 20 日，霍根才准备他的建议。但送 交奎因的这份 4 月 12 日备忘录，被立即转呈福特和司法部长。克拉克并不需 要最终报告，因为他于 4 月 15 日在封面上批道：“迅速考虑。我们还需要什 么吗？”克拉克的批示只是加强了霍根显而易见的迫切心情。霍根 4 月 20 日的建议断然认定此案应递交大陪审团。他作出的唯一让步是在起诉或庭审中决不 应提起“东京玫瑰”这个名字。他承认东京电台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并说 是否还有另一位说英语的女播音员是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作为据信仔细 研究过这份宗卷的人，他有意地忽视了某些毫无疑问的证据。在他的建议中，霍根主要讨论确认对播音行为作证的两名证人和达基诺播音的危害程度问题。他承认，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找到两名看见或听见一 次播音的人。此时，霍根曾寄希望于两名战前就认识嫌疑犯、并辩别她的广 播声音的洛杉矾人，指望他们也许听见过同样的播音。另外，他仍然感到乐 观的是，八木和他那个仍不知名的朋友会出来作证。但是，霍根主要的人力 库是达基诺以前东京电台的同事库森斯、英斯和雷耶斯。显然，他对盟军战 俘也许怀有的任何破坏或秘密目的没有兴趣，他只需要他们证实达基诺曾为 敌人播过音。他建议尽量少使用日本证人，以避免这次起诉看起来是日本国 民憎恨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造成的。　　至于危害程度，霍根相信有足够的前士兵将证实这些广播削弱了他们的 士气。即便没有，他仍然坚持认为，政府可以义不容辞地以下述论点提出起 诉。这个论点是：“仅仅播放流行音乐和纵情于友好闲谈的行为，就是意在 而且的确吸引了听众，使日本人能通过广播对他们进行宣传。”他断言，这 种行为符合宪法“帮助和庇护”敌人的规定。他从没有暗示达基诺本人曾进 行广播宣传。最后，霍根建议她应被押回美国监禁。为害怕西海岸的反日情 绪妨碍公正审刘，他建议让她经大西洋飞回美国，在东部某地接受审判。20 霍根的建议书上又一次签上了迅速处理的意见。奎因在 4 月 26 日送给克拉克 时，同意将“东京玫瑰”（没理睬霍根不提这一称呼的禁戒）押往东海岸的 建议。两天后，克拉克进一步告诉奎因：“好了——如果决定采取诉讼程序， 就立即起诉。”接着，奎因通知司内的一名律师“着手进行。”　　　　霍根写报告时，布伦迪奇也没有闲着。他一回国，就为《纳什维尔田纳 西人报》准备于 5 月发表的 10 篇有关“东京玫瑰”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大 体采用人们熟悉的资料，但由于布伦迪奇的编排，使得达基诺在最近接受布 伦迪奇与霍根的采访中的谈话成为一种“自供”。有篇文章的标题为“玫瑰 供认东京播音”。4 月 22 日，德鲁·皮尔逊的无线电广播甚至提前为这些文 章播发“预告”，他在广播中明确为“合作得到这份自供”向汤姆·克拉克 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发行人西利曼·埃文斯表示祝贺。　　可以理解，布伦迪奇的司法部朋友们并不高兴。确实，这些文章表现出 一种与他们的内部建议相反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奎因送了一份皮尔逊的 报道副本给克拉克，抱怨布伦迪奇的故事“走得太远”。他还说：“从起诉 观点看，我们不认为本案大有文章可做，但哈里吹得太过分了。”克拉克的 答复是：也许最好是“请他闭上嘴，因为不然将影响本案。”不久，J.埃德 加·胡佛把布伦迪奇某些文章的副本送给了克拉克和奎因。显然，布伦迪奇 的文章使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们感到不安。佩顿·福特希望“封住哈里的嘴或 他的打字机”。但他又害怕召见他，因他知道布伦迪奇会把“这样给他的?? 凭证写成报道”。克拉克亲自致信他政治上的老朋友、报纸发行人埃文斯说： “东京玫瑰一事扰得伙计们不太安宁。如果在我们采取行动前不再公开报 道，将大有裨益。我会让你知道的。”尽管司法部表面上全心全意赞成霍根的建议，但令人烦恼的疑点仍然存在。与以前所有的调查与建议不一致，霍根的报告的确像一支脆弱的芦苇。 对于在法律幌子下进行政治决策的把戏并非生手的麦克阿瑟军方调查人员， 已经批准过释放达基诺；卡特为司法部所作的补充调查曾同意他们的意见； 而部里的高级官员们也曾支持这两个决定。因此，1948 年 5 月，在接到霍根 备忘录之后，奎因又求助于部里长期处理叛国罪的专家，以便进一步审查案 卷和霍根的建议。自 1927 年以来，汤姆·德沃尔夫一直在司法部工作。最重要的是，作为道格拉斯·钱德勒和罗伯特·H.贝斯特叛国案审判的起 21 诉组成员，他花了 不少时间。这两人都被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广播宣传帮助和庇护德国 政府。德沃尔夫为奎因在刑事司的首席助手雷蒙德·P.惠尔蒂准备了一份 6 页纸的报告，此报告简直是一位大师对一名新手（即霍根）的诉讼事实摘要的 详细分析。德沃尔夫的报告大约一半是陈述已知事实，一半是他的建议。在 列举了达基诺 1941 年去日本，并因战争而陷入窘境等人们熟悉的史实后，德 沃尔夫把注意力集中在她 1943 年 11 月到战争结束时担任广播员的经历上。 他特别指出，负责电台“零点”节目的是 3 名战俘：澳大利亚人库森斯、美 国人英斯和菲律宾人雷耶斯。这 3 人都接受过全面的调查，但他们各自的政 府都拒绝进行叛国罪的指控。由于他们与这个节目和达基诺的关系，他们显 然应该是首要证人。但这对谁有利呢？德沃尔夫知道他们将证明达基诺的播 音既无军事又无宣传价值。他们还将证实达基诺本人极为注意不让宣传资料 夹入广播稿中。此外，这些证人将证实，他们选定她是因为她是唯一合适的 女性，“他们相信她不会是揭露”他们暗中破坏日本人利用这个节目进行宣 传的企图的“白人或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附带提一句，这多少说明达基 诺和东京电台其他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之间何以存在敌意。这些人颇为急切地 指认她为“东京玫瑰”，并在后来的审判中提供不利于她的证词。）德沃尔夫还清楚，库森斯和英斯将声称，他们选择她是因为她的“男子般的嗓音” 对盟军士兵没有多大感染力。　　德沃尔夫的论点是简单的：有了这样的起诉证人，辩护都不需要。他特 别指出，这 3 名盟军军人在战争期间都住在相当豪华的日本饭店内，与嫌疑 犯相比，他们没受到警方更多监视。德沃尔夫论证道：“他们似乎与她一样， 甚至更有罪”——而他们，包括美国人英斯在内，都已宣告无罪。最后，德 沃尔夫认为将她播出了某些稿件的行为作为罪证是不屑一顾的：“她主持节 目播出的广播稿看上去都无关痛痒，而且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价值。” 附带说一句，德沃尔夫轻蔑地驳回了记者李和布伦迪奇收集的证据。他们的 方法，包括用现金交换一份供述的做法，使“自供”成为未必正当的材料， 大陪审团将不得不判定它是否是她心甘情愿提供的。　　德沃尔夫的综述足以摧毁这一案件；他的建议是同样坦率的：“没有足 够证据拼凑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子。”他根据（194522 年）克拉默控诉 美国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最近判决裁定：要证实叛国罪，被告的公开行为必须 伴随有背叛意图，德沃尔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不能制造出一个案子，使 之能经受得住要求下令判决无罪的动议。在他处理的钱德勒和贝斯特的波士 顿审判中，德沃尔夫坚持认为：证据清楚地表明了被告亲德反美的思想情绪， 他们的广播稿显然意在劝阻美国人支持战争，他们播发的盟军伤亡的军事消 息显然通过削弱士气而阻碍了美国的战争努力。德沃尔夫宣称，相比之下， 本案的证据“恰恰与波士顿诉讼中提出的和利用的证据相反”。德沃尔夫明 确赞成搁置此案；不过，如果司法部作为权宜之计将此案提交给大陪审团， 那么，他就建议拟一份大陪审团不予受理的起诉书。5 月 27 日，奎因把德沃尔夫的备忘录直接呈转汤姆·克拉克。封面上有个注，大意是：司法部长也许希望把这份文件“看作”最近对本案的“全部 公开宣传”。克拉克的答复极其迅速，而且必然使奎因、惠尔蒂和德沃尔夫 等官员大吃一惊。克拉克指示：“大胆起诉。”回想起来，克拉克的决定不止是否决德沃尔夫的备忘录。事实上，这是重申他促进了 5 个多月的决策。从那个观点看，让德沃尔夫担当最后评审人， 也许是让他先预演起诉者的角色，这看来是清楚的。不过，要阻止这个坚决 落实起诉的决策的进程，他的否定建议已太迟了。为抵消德沃尔夫毁灭性的批评，奎因（显然还有克拉克）仍需要干点什么。奎因建议求助于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的弗雷德里克·伯奈斯·威纳。此 人与德沃尔夫一样，曾参与德国广播案。1948 年 7 月，威纳建议达基诺和英 斯少校都应被交给大陪审团。他承认这些案子“不是简单明确??可以保证 定罪的”，但他们的无辜并非清楚明白到可以停止起诉的程度。　　威纳相信，达基诺的答辩将以缺乏叛国意图为基础，而英斯的答辩会强 调自己是被迫。他认为这都是非实质性的。这两人都在推进战争目标上帮助 了敌人，这就是“帮助和庇护”的实质。不论他们的播音显得多么无辜，日 本人继续使用他们的事实表明，敌人相信他们推进了他们的战争目标。威纳 说，克拉默案的叛国意图问题，则可用被告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自然和可能 后果”的客观标准来判定。重要的是，威纳坚决认为，如果达基诺受到审判， 那么，英斯当然也得被起诉，因为他招募了她。威纳倾向于不相信英斯 23 是被迫行动的（威纳说，英斯的说法有“一种可疑的味道”），但那有待陪 审团决定。传统的叛国案例认为有些情形是可以从轻判处的，如果当事人的　　行为是“因为怕死，当事人处于实际压力之下”。 威纳认为，为证实个人的、“片断的”公然犯罪行为一向考虑得大多。实际上，达基诺承认连续播音了一段时间就足够了；这个事实已为大量证人 证实。他建议再找几个日本决策官员作证，证实在更大规模的心理战计划中， 设立电台节目的重要性。威纳认为，最高法院在豪普特控美国这一叛国案中 的最新判决，不适当地为片断理论“自圆其说。”他说：“那种东西是最拙 劣的法律魔术，我很难相信连叛国法也需要它。”　　最后，威纳认为，最好别将达基诺送往东海岸。他担心政府自由选择审 判地点的权力会造成“可能不利的联想”。在一个远离她故乡与家人的地区 审判，将在公众中引起虐待的印象，这对政府不利。　　威纳的概述结束了司法部内踌躇不决的状况。两个多星期后，奎因收到 运河区一名美国地区检察官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他将如何着手将达基诺案交 给大陪审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汤姆·德沃尔夫。尽管他在与约翰·霍根 和雷蒙德·惠尔蒂的讨论中曾不同意威纳的观点，但最终屈服于上极的指令——而且，当然为之尽力。他发现自己正处于典型的官僚困境之中。迟至 1949年 1 月——他得到一份起诉书后——他才通知司法部他已复审旧金山地区的 所有叛国罪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包括英斯、达基诺、马克·斯特里特和约翰·普 罗沃的，这些人都涉嫌与日本人勾结。他按他们行为的重要性并比较有关证 据，排出下列顺序：（1）普罗沃，（2）斯特里特，（3）达基诺，（4）英 斯。然而，这 4 个人中只有达基诺被成功地起诉和定罪。但是，德沃尔夫继 续遵从上级命令。由于起诉决心已下，达基诺回国之路终于畅通——当然，不是她选择的方式。与 1941 年漫不经心地对待她的离境和她试图返美的要求相比，美国政 府现在对她 1948 年回国航程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关注。达基诺在陆军卫队陪同下，乘坐 H.F.霍奇斯将军号运输舰返美接受起诉。她于 1948 年 9 月 15 日离开横滨，25 日抵旧金山。在那里一名熟悉人物、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蒂尔曼拘留了这名 24 囚犯。这条回国路线是奇特而几近从 容悠闲的，简直像一次漫长的假日巡游。这条船从日本驶向冲绳的那霸，然 后去朝鲜仁川，卸下部队。从那儿，霍奇斯号直驶加利福尼亚，避开了显然 应在夏威夷休息和加油的活动。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计划的航行，为的是避开 抵达加利福尼亚之前在美国任何港口停泊。因为，如果这条船在夏威夷或太 平洋上任何属于美国版图的地方停泊，联邦地区法院将有权过问。①司法部长 克拉克已使司法部下属清楚了解他的意向：此案将送交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 受理。显然，司法部长觉得，在夏威夷，或在任何离开大陆的地方，冒可能 由多语种陪审团受理的危险，既不愉快，也不安全。实际上，若早知当时的 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争先恐后地表现他们的忠诚，克拉克的担忧也许是多余 的。
司法部与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安排达基诺返美航程的交易，为官僚 机构的佯装清白提供了范例。刑事司长奎因的继任者、司法部副部长亚历山 大·坎贝尔告诉罗亚尔，司法部非常迫切地想了解这条船在返美途中是否有 任何改道计划。他坦率地承认了在旧金山起诉的意图，并特别指出，提前在 任何地区停靠将使地区法院获得司法审判权。但他解释说，司法部希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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