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蔡松年 望月婆罗门 送陈咏之自辽阳还汴水--汉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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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婆罗门 送陈咏之自辽阳还汴水
朝代:元　作者:蔡松年　体裁:词　
妙龄秀发，韵清冰玉洗罗纨。文章桂窟高寒。晤语平生风味，如对好江山。向雪云辽海，笑里春还。宦情久阑。道勇退、岂吾难。老境哦君好句，张我萧闲。一峰明秀，为传语、浮月碧琅?。归意满、水际林间。
--------------------------新书评介--金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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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研究》
金代文学总论
第四节& 金初词与两宋豪放词
&&&&一、苏轼及北宋后期的词学传统
&&&&从词史上来看，苏轼词特别是其豪放词的问世，意义重大。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苏轼当时创作豪放词时，他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很明确、很强烈，尽管他说过“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苏轼文集》卷十三《与鲜于子骏》之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出这一点。一是他的豪放词数量很有限，以较宽的标准来衡量，大概只有十来首，在他现存三百多首词作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可见他并不是特别留心此道，着意开拓。南宋对苏轼豪放词评价很高的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碧鸡漫志》卷二）。二是苏轼对词体的轻视态度。不论是他人的词还是自己的词，他都称为“小词”，自称“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与李公择书》），实际上他的词多半是他的游戏之作。王若虚说得最为准确：“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滹南诗话》）。他并不是严肃认真地去开拓创新，没有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只是他的才气、性情、胸襟、怀抱、学问等等，都远在常人之上，其才华一旦“溢而作词曲”（王灼语）、“溢为小词”（王若虚语），就会出格，就会创新，如晁无咎所说“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从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如王灼所说“出神入天”。对他来说，创新无须刻意努力。
&&&&苏轼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词作问世后，没有赢得一片喝彩，相反倒是引起一些议论。因为他的尝试是超前的，整个词坛还是传统的、守旧的，所以他的词注定不能得到当时词坛的承认。俞文豹《吹剑录》所载苏轼与幕下士的对话是较早的评价。幕下士关于苏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妙评，实际上与门人晁补之、张耒“先生小词似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之论以及《后山诗话》中“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之语相通，皆言其词非正宗非本色，反映了时人的共识。可见，东坡词在当时未能产生巨大影响，未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词学观念，未能有力地扭转柔媚词风。在他生前及北宋后期，他在词坛上的地位甚至不如秦观，《后山诗话》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晁补之称“近代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都把他排除在外。《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豪放词虽是空谷足音，在北宋却无人赓和，无人喝彩，而秦观的名作《千秋岁》（水边沙外）感动许多词人，激起词坛的普遍兴趣，赢得苏轼、黄庭坚、孔平仲等人的唱和。元祐党禁后，尽管私下喜欢东坡诗文的人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能公开正式地评价他的词，这使得苏词在北宋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先驱者的价值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被发现。
&&&&受东坡影响较为明显的是黄庭坚，王灼说，“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但这句话可能夸大了山谷学苏的比例，他那些数量可观的艳词俚词，与东坡相去甚远，似非学苏之作。山谷学苏多得其旷逸，而非豪放。如其名作《念奴娇》（断虹霁雨）高远清旷，“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几句豪逸激荡，结句“声喷霜竹”，刚劲有力，加之它与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同一词调，因此有人说它“可继东坡赤壁之歌”（《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比较而言，该词豪放壮观不及赤壁词，而旷放则过之，更接近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开启了《念奴娇》词牌的另一风调，对后世颇有影响。徐俯的《念奴娇》（素光练静）、韩驹的《念奴娇》（海天向晚）、辛弃疾《念奴娇》（我来吊古）等词在用韵措辞诸方面与山谷此词都有相似之处。山谷的《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等词也很豪放，与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相近，体现了山谷对东坡词风的继承和发展。
&&&&北宋后期，除秦观、黄庭坚之外，受东坡豪放词风影响的还有晁补之、贺铸等人。晁补之的《八声甘州》（谓东坡老）是和东坡《八声甘州》（有情风）之作，有旷放风神，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颇为雄豪。
&&&&总体来看，苏轼词特别是豪放词在北宋后期影响比较有限。几十年后，稼轩词异军突起，与苏轼并称苏辛。但是，苏辛之间如何承传发展，似乎并不容易说清楚。说稼轩无意学苏，而不能不似苏，并未解决问题；说稼轩直继东坡，固然简单明了，却终隔一间。所以，学界多主张，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是苏辛之间的桥梁。然而，稼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渡、加盟南宋词坛时，除三十一岁的张孝祥之外，张元干等人都已经作古，在现存辛词中，也不见通过他们来步武东坡的痕迹。即便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恐怕也不是主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稼轩南渡之前师从金初词人蔡松年的经历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稼轩的词学渊源，还关系到整个南宋词史的演进过程。二、蔡松年与辛弃疾师生关系发微
&&&&学界长期忽视蔡松年的存在，其重要原因在于，辛词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怀疑和否定蔡辛师生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先对此问题作一清理。
&&&&蔡辛师生关系见载于《宋史·辛弃疾传》，兹引于下：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蔡松年()字伯坚，号萧闲，宣和七年(1125)随父亲蔡靖一同降金，后来官至右丞相。《金史·文艺传》、《中州集》卷一有传。其词与吴激并称，号为“吴蔡体”，代表着金初词坛的最高成就，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推之为金源百年词史的代表。可见，蔡松年并非平庸之辈。只是由于《宋史》本身错误较多，加上这段文字确有可疑之处，如“决以蓍”之举，宋末谢枋得《叠山先生文集》卷七《祭辛稼轩先生墓记》有类似记载，或出于一时兴起，若拘泥为实，据以当真，载入史册，说仅以此定去留，反增人疑窦，难以取信于人。清人辛启泰《稼轩先生年谱》将师从蔡松年之事误系于绍兴十九年(1149)稼轩十岁时，又给此事增加了一层疑团。所以，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力驳辛启泰之说，并进而基本否定蔡辛的师生关系。他的观点影响很大，为许多学者所认同。但从现存资料来看，蔡辛的师生关系仍不可否定。
&&&&关于蔡辛间的关系，辛弃疾本人没有留下明确无疑的第一手材料。南渡以后，身为“归正人”，难免心怀疑畏，出于避嫌，对于少年往事，除回忆儿时入京师凝碧池和“壮岁旌旗拥万夫”之类壮举外，绝少提及。对于师从南宋敌国丞相蔡松年这样容易引起麻烦的经历，自然更不会声张，这是可以理解的。辛弃疾只提到过一次蔡松年，那是在《美芹十论·察情第二》中：
&&&&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逆亮”指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刘麟为伪齐王刘豫之子。这里，对蔡松年未以师相称，与《宋史》所载似不合，但正是这寥寥数言，道出了许多人所不知道的重要秘密──蔡松年之死的真相。
&&&&《金史·蔡松年传》不载其死因，却记载了他一年前完颜亮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之事：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仅为南宋使者山呼声不类往年这一小事，海陵王便怀疑起蔡松年，以致蔡松年发出毒誓，那么，一年后，蔡松年再受猜疑致死，是完全可能的。
&&&&刘祁《归潜志》卷十记载了蔡松年、曹望之、许霖陷害田珏等君子党人（史称皇统党祸）之后未得善终之事：
&&&&其后，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马，见珏召辨，左右但闻松年云：“某当便行。”望之在吏部听事亦见珏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创颈断卒，天之报施亦显哉！后来，元好问在《忠武任君墓碣铭》中论及皇统党祸，痛斥蔡松年等人，有“不有天刑，必有人祸”之语，也暗示蔡松年未得善终。
&&&&最清楚的是由金入元的文人郝经的记载。《陵川集》卷九《书蔡正甫集后》曰：“哀哉萧闲蔡丞相，崔浩幸免门房诛。文采风流今尚存，笔力矫矫钟遗孤。”蔡正甫是蔡松年的儿子蔡珪。这里，郝经将蔡松年与遭受灭门之祸的北魏大臣崔浩相提并论，指出他与崔浩的区别仅在于他幸免灭门之难。这些都表明，蔡松年确如稼轩所言，死于非命。
&&&&《金史·蔡松年传》不载其死因，仅述其死后海陵王亲临祭悼、加封追谥、百官送葬之类的哀荣盛况，这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完颜亮因怀疑他泄露军机而将毒杀，随后又有所悔悟，予以超出常规的重礼厚葬，想以此虚情假义来掩盖事实，笼络人心，再佐之以暴虐严酷，致使真情不彰。辛弃疾何以知道此等机密？这是否说明他与蔡松年有比较亲近的关系？
&&&&王庆生《辛弃疾师事蔡松年说平质》①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就是元人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题李溉之学士湖上诸亭·萧闲堂》中的诗句：“受业萧闲老，令人忆稼轩。”可见元人还知道蔡辛的师生关系，这也可证《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并不是孤证。
&&&&比较蔡辛词，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众所知，稼轩善于熔铸百家词语为己所用，在他醉墨淋漓、随笔挥洒之际，也将蔡松年的词句化入词中。试对照以下几组词句：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不得文章力。──蔡词《念奴娇》（九江秀色）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辛词《念奴娇》（倘来轩冕）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
──辛词《霜天晓角·赤壁》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蔡词《念奴娇》（离骚痛饮）
&&&&下笔如神强押韵，遗恨都无毫发。&
──辛词《念奴娇》（君诗好处）
&&&&妙龄秀发，韵清冰玉洗罗纨。
──蔡词《望月婆罗门》
&&&&妙龄秀发，湛灵台一点，天然奇绝。──辛词《念奴娇·赠夏成玉》
&&&&忆昔东山，王谢感慨，离情正在中年。正赖哀弦清唱，陶写余欢。
&&&&──蔡词《雨中花》（忆昔东山）
&&&&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且飞觞。
&&&&──辛词《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这些词句如此相似，很难说是巧合，它足以说明，稼轩熟悉蔡松年词。而蔡松年本身并非前代名家，远远没有苏轼、柳永那样的成就和地位，影响相对有限，其词作主要流传于金初词人之间。如果稼轩僻处故乡济南，纯是一举子，未必能熟悉当时位高官重的蔡松年词。稼轩南渡以后，仍能随心所欲地化用其词，这种熟悉程度是否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师生关系，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造成蔡辛师生关系扑朔迷离的还有另一迷雾，那就是南宋陈模《怀古录》卷中关于辛弃疾学词经历的记载：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陈模字子宏，江西庐陵人。《怀古录》成书于淳祐八年(1248)之后，上距稼轩之卒仅四十年，陈模又生活在稼轩长期从官和隐居的江西，所言或有所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就认为《宋史》之说很可能是“附会《怀古录》之记事而又失其本真者”。但是，《怀古录》一书没有刻本流行，《宋史·艺文志》等均无著录，元初史臣未必能见到。又据邓广铭先生说，它是“一个孤本流传的钞本，而且是一个极为粗率的钞本，鲁鱼亥豕，几于无页无之”②，可见其该书罕为人知，影响极小，错误极多。在“蔡光工于词”这一段仅七百字的篇幅中，整理者校出的错误竟然有十四处之多！《宋史》成书仓促，不太可能利用这一偏僻而且文献价值不高的资料。虽然《宋史》错误也不少，但还是比《怀古录》可靠得多。蔡光其人，当代学者遍检宋金文献，不见其踪影，也就不能排除其讹误的可能性。因为在入金宋人中，称得上“工于词”、值得稼轩参请的不过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数人而已。即使有蔡光其人，他对辛弃疾的意义也远远不及蔡松年。所以，我们决不能以此来否定蔡辛的师生关系。
&&&&综观以上各端，蔡辛的师生关系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和否定。至于辛弃疾师从蔡松年的时间，当然不可能如辛启泰所言，在稼轩十岁时，而应该在他应举期间。稼轩在《美芹十论》中曾自称“两随计吏抵燕山”，即两次赴燕山参加科举考试。此事当在贞元元年(1153)燕山为金都之后，大概在贞元二年(1154)和正隆二年(1157)。应考期间，稼轩拜当时京城著名词人蔡松年为师，“以诗词参请之”，当不成问题。两次落第、功名不遂之后，蔡松年被害，海陵王大举南侵，在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的作用下，辛弃疾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遂聚众起事，弃金投宋。
&&&&既然蔡辛之间存在师生关系，那么，蔡松年词就值得我们重视。分析蔡松年词，可以弄清辛弃疾词以及南宋爱国词的渊源。
&&&&三、蔡松年的启示意义
&&&&蔡松年《明秀集》六卷，录词177首，金末魏道明作注，现存前三卷72首词，有《四印斋所刻词》本。《全金元词》录其词84首。他的词虽散佚过半，但这一数字在金代词人中仍位居第二，仅次于元好问。诗存59首，见《中州集》卷一。
&&&&蔡松年词最大特点是宗尚东坡。魏道明作注，几乎首首必言东坡，虽失之烦冗，却突出了蔡松年取法东坡的门径。蔡松年化用东坡诗词的例子，俯拾即是，如《水调歌头》（星河淡）“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几句，化用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词意，《满江红》（半岭云松）“爱夜泉，徽外两三声”出自东坡《醉翁操》（琅然）“试听徽外两三弦”一句，《满江红·细君生朝》“春色三分”出自东坡《满江红》（忧喜相寻）。蔡松年还有多首追和东坡之作，如《水调歌头》（玻璃北潭面）追和东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念奴娇》（倦游老眼负梅花京洛）和（离骚痛饮）追和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蔡松年的这一取向，对“不能不坡若”的稼轩词虽然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必然会有积极的引导意义。稼轩词似东坡，岂止是器大志高者的偶合？
&&&&在师法东坡这一共同点上，蔡松年与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蔡松年是借东坡的旷达来疗慰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灵。他本有忠君爱国之心，金兵逼近燕山时，他还劝父亲蔡靖尽职尽责，坚守城池，抗击金兵③。被迫降金后，他不可避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不可能彻底忘怀“不仕二姓”的忠君意识和华夷之防的民族情绪，不可能坦然自得、毫无介蒂地跟随金兵去侵犯自己的祖国，换取金国的官冕，结果只能如他所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词序）。另一方面，女真统治者并不是真心重用他，只是利用他“家世仕宋”的特殊身分，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军事野心。完颜宗弼（即兀术）伐宋时，让他“总军中六部事”，海陵王伐宋前，将他“亟擢显位以耸南人之听”（《金史·蔡松年传》），这不但没有让他感到欣喜，反而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直到他后来官居丞相时，仍觉得身不由己，如同“桔槔听俯仰”（《淮南道中》）一样。他也清楚，自己只是攻心战中的一只棋子，稍有不慎，就会遭遇不测。“人道动有患，百态交相攻”（《七月还祁》），“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漫成》），“市朝冰炭里，起波澜”（《小重山》“东晋风流”）等等都是他惊悸自危的心灵表白。在这种心灵困境中，东坡的旷达超迈、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和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就成了他心灵的朋友，成了他向往的对象。
&&&&但是，蔡松年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出处矛盾，又不是一般的宦海浮沉、君臣不合之类的仕途烦恼，也不是一般的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两难心境。他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如果他能一心一意、积极主动地效忠金源、听命于海陵王，就不会有多少仕途风险。然而，几乎在出仕金源的同时，他就心存犹豫，萌生出退居之念。《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词序说他在二十一岁刚刚降金之际，就与吴激讨论求田问舍之事，这最后成了他终生念念不忘的一件心事。可见，他的心态失衡更多的是根源于政权对立、民族冲突的时代环境以及寄身异族、俯仰随人的个人处境。因此，蔡松年师法东坡，就不是简单的自我慰藉，其精神侧面是对金源政权存在的不满，是一种不肯积极合作式的消极对抗。在随兵伐宋途中，他“戏作竹庐”以这种很不协调的“山家景”来“唤起兵前倦游兴”（《洞仙歌·甲寅岁从师江
戏作竹庐》），后来又申明，“我本方外闲身，西山爽气，未信兵尘逼”（《念奴娇》“飞云没马”），这种逃避战争的厌战情绪应该夹杂着对金伐宋的反感和对宋的潜在眷念。他的这一态度，究其精神，与稼轩以豪放词风抒发抗金怀抱是一脉相传的。
&&&&蔡松年学苏，较多地得其旷放的一面，能自具面目。东坡的旷达是佛道思想作用于内、呈现于外的结果，是对世俗矛盾、现实遭遇的超脱排解，是真正的旷达。他的名句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真可谓“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蔡松年继承东坡这种旷达精神，并大量融合魏晋之人隐逸放达情怀，将东坡的旷达向前推进一步，只是他缺少东坡那样的思想基础和广博胸襟，达不到东坡那种洒脱、超逸的境界，因而在旷逸的外表背后，仍透出心中无法抹去的忧郁、悲凉情味。上一节征引的那首追和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名作很有代表性，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该词以晋人王恭之语开头，以为人生得意处就在于痛饮美酒、熟读《离骚》、不问世事。说当年王衍（字夷甫）神姿高秀、宅心物外，却不能远引高蹈，为石勒所杀，他又成了什么事？只留下岩岩秀峙、壁立万仞的仪表风神，供后人悬想。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山一水，尚且担忧岁末风雪的侵袭，人生该虑及晚年的祸患，及早归隐。谢安颇具文才武略，实为一代英杰，只因未能及时告退，致使位高招嫉，病殁西州，至今令人感慨、悲哀。下片想象自己的退隐之乐。他梦想隐居于镇阳别墅萧闲堂，坐享自然美景，消尽心中块垒，摆脱所有遗憾，彻底忘怀世事，不再像王羲之那样，在《兰亭集序》中一面说着“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之类旷达的话，一面又不能忘情于事，徒自题记日月。蔡松年在这首词中褒贬魏晋诸人，所要抒发的是超乎王衍、谢安、王羲之等人的放达情怀，但实际上是故作旷达，并不是纯正的旷达，其中有感慨、激越不平之气，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官场的厌倦。他胸中的块垒，也并未消释殆尽。那毕竟是梦想，梦想的乐观中依然可见忧郁、悲凉情愫和那尚未抚平的心绪。
&&&&这种忧郁味浓、悲凉情重的旷达是排忧适性、自我慰藉的产物，有一定的现实内涵。它对“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④的稼轩词有着直接的启示引导意义。稼轩的那些旷放之作，如他自己所说，“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江神子》“梨花着雨”），并未臻于苏词境界，这恰好与其师蔡松年的旷放息息相通。同时，由于蔡松年的那种旷达不会一味地使人趋于冷静、沉寂，进而走向虚无，相反，对于血性男儿来说，它完全可能激发人们在忧郁、悲凉中奋起抗争。因此，可以说，它与稼轩后来那些悲愤豪壮之作，本无什么不可逾越的分野，它也可以孕育出慷慨悲壮的豪放词来。
&&&&蔡松年的旷放本身有时也呈现出豪放疏狂的风貌，如“醉墨蔷薇露，洒遍酒家楼”（《水调歌头》“云间贵公子”）、“挥洒龙蛇，招呼风月，且尽杯中物”（《念奴娇》“倦游老眼看黄尘堆里”）等词句都颇具豪情和气魄，内含掩抑不住的悲愤和近似魏晋之人的狂放。在一首自称“非知心人亦殆难明此意”的词中，他写出了“老骥天山非我事，识醉歌，悲壮一生心，狂嵇阮”（《满江红》“翠扫山光”）的词句，显然有些激愤不平之气；在《念奴娇》（小红破雪）词中，他写道：“玉色橙香，宫黄花露，一醉无南北。终焉此世，正尔犹是良策”；在《念奴娇·别仲亨》词中，又写道：“千里相思，欣然命驾，醉倒张园月。酒乡堪老，紫云莫笑狂客。”这些篇章由于悲愤的真情不便道明，所以其悲愤郁结在借酒浇愁式的颓放和豪狂的外衣之下，而这种悲愤狂放之作，与稼轩的悲壮、慷慨词风，只有一步之遥了。
&&&&由上可见，蔡松年取法东坡、钦仰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形成他含有忧郁或悲愤色彩的旷放词风，无论就精神还是就形式而言，都会对稼轩有所启示。稼轩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在南渡之后，加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一代词学大家。
&&&&四、稼轩的继承和发展
&&&&稼轩南渡之前，一定有过不少创作，展露其过人的才华，可惜这些作品未能传世。他早年的创作实践，我们已无法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受到以吴激、蔡松年为代表的“吴蔡体”特别是蔡松年词的影响，与金初词坛不会与根本区别。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辛弃疾一直滞留北方，那就不可能成为雄视百代的大家，极可能与其师蔡松年、同学党怀英相仿佛。南渡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机，是他词学生命新生的关键。南渡以后，他所继承的苏词传统特别是豪放词才有了最重要也是最适合的爱国激情，正因为此，他才能将苏词传统发扬光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有别于金初词坛的面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稼轩词的某些特质还是源于蔡松年。
&&&&首先，稼轩词抗金爱国的主题是蔡松年等人隐忍不发、埋藏在心中的爱国情思的继承与发展。金初词人大多来自赵宋，他们沦落异乡，不得已出仕新朝，故国之思和仕金苦恼是其词作的基调。宇文虚中为宋室宗姬作词，有“流落天涯俱是客”（《念奴娇》“疏眉秀目”）之叹，吴激也有“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满庭芳》“射虎将军”）之声。蔡松年入世稍深，故国之念和沦落之悲不及他们明显，多隐含在特别强烈的出处矛盾和归隐愿望中。虽然这些词人寄身异族，个性、情感不免受到压制，眷念故国的真情不可能充分抒发出来，普遍缺少刚劲的力度，有时甚至流于低声诉说，但是，他们那种充溢于字里行间的忧郁、彷徨之情分明可感，尤其是蔡松年那俯仰随人、委曲而未能求全的一生以及其处处可见的忧虑不安、惊悸自危的仕金感受，对血气方刚有着“青兕”之名的辛弃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刺激。它大大激发了稼轩仇视金廷、报效宋室的决心，促使他投奔南宋，奋起抗金。南渡后，他的爱国热情发为慷慨激昂的时代最强音。当年，蔡松年所抒发的“洗兵和气，春风千丈”（《水龙吟》“软红尘里”）向往和平的善良愿望，到了稼轩手中，化为“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之类的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战斗誓词；蔡松年质问王衍，“夷甫诸人成底事”，稼轩则进一步痛斥他们，“夷甫诸人，神州陆沉，几曾回首”（《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送杨民瞻》），爱国思想从潜流变成了奔腾的大河。
&&&&其次，稼轩那不可一世的激越豪情，与蔡松年也有一定的关系。蔡松年的豪情受到政治环境的摧抑，偶尔在纵情诗酒、酣游山水中一露真容，虽指向消极颓唐，但对稼轩仍有启发。简单的例子是“老子”一语的来源，有人以为是稼轩家乡方言，其实，这种称呼屡见于魏晋之人，苏、黄等人将它引入词中，间或一用，能平添几分豪气，如苏轼《青玉案》（三年枕上）“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蔡松年宗尚苏、黄，用得稍多，如《念奴娇》（念奴玉立）“老子陶写平生，清音裂耳，觉庾愁都释”，《一剪梅·送&
登第后还镇阳》“老子初无游宦情”，都是借魏晋人语，抒发其豪情。稼轩亦是如此，且用得多，用得好：
&&&&老子兴不浅，歌舞莫教闲。──《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
&&&&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恩怨。──《沁园春》（老子平生）
&&&&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这比蔡松年更有气魄，更有力度，显示出较为伸展、张扬的个性。
&&&&其三，由于南宋也不是稼轩豪情壮志尽情舒展的沃土，统治者游移于和战之间，主和派时常占上风，对积极抗战的稼轩颇多猜忌不加重用。稼轩被迫退隐，不得不“敛藏其用以事清旷”，以词为“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排忧适性。因此，在东坡词中称述不多而被蔡松年屡屡称道的归隐愿望及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得到了稼轩的大力继承与弘扬。东坡词中有“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神子》）等词句，表达出对陶渊明的景仰。蔡松年追怀陶渊明及魏晋风流的感情有所加强。他一再感叹，“庾老南楼佳兴，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水调歌头》“空凉万家月”），“东晋旧风流，叹此道，虽存犹缕”（《蓦山溪》）。这是他身居高位时对魏晋风流的怀想。稼轩进一步将这“如缕”的思潮发展成为汪洋大海，贯穿在众多诗篇中，如：
&&&&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最高楼》（吾衰矣）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古，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
&&&&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千载下，竟谁似。
──《贺新郎》（鸟倦飞还矣）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有人作过统计，稼轩有七十多首词提及陶渊明，以致“好称渊明”成了稼轩词的特色之一。不过，这些词作并非一味飘逸、浑身静穆，就旷达而言，他是沿着蔡松年的方向离东坡的旷达越来越远。他以豪杰之气，不得已托之旷达闲适，显得更加旷放、更加悲愤苍凉。他的名作《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虽有“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之类的遐想，但紧接着就显示出自己狂放动荡、充溢愤懑之气的本色：“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另一首《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在抒写“可惜蒙头雪”老大无成的身世感慨之后，是“休叹黄菊凋零”，“醉里重揩西望眼”等倔强有力的词句，也显示出稼轩的个性特征。
&&&&从蔡松年和辛弃疾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蔡松年是苏辛之间的桥梁，对辛词以及南宋爱国词有着重要影响。
&&&&注释：
&&&&①《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②《怀古录校注·序言》，郑必俊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参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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