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孤独：虚拟网络时代的人际孤独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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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孤独：虚拟网络时代的人际孤独症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中文秘书网&&&&点击数：&&&&更新时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人与人的距离。
　　双眼紧盯显示屏的我们，并非离群索居，却常感到孤独。
　　我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羡慕别人而看轻自己，对社会缺乏信任、对城市缺乏认同，年老者无所依靠、独生子女孤独长大，有人患上抑郁症，有人背井离乡、情感无着，有人为声名所累而隐，有人选择独善其身。――人类的情感需求从没变过，各种孤独却比以往喧嚣。
　　新鲜科技能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安全但虚拟，制造了人际关系活跃的假象，却对真情实感有侵蚀性。多元价值观的众声喧哗之下，“价值虚无”也成为现实难题。
　　如何走出喧嚣的孤独?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需要学会和自己相处，也要多接“地气”打破科技迷境。
　　终究，“生命自会找到出路”，新世代自会找到“外熵”的力量(反混沌的自组织力量)，重组自己社会人际关系的美丽新世界：真实，温暖，不孤独。
　　当下中国的12种孤独
　　各种数码设备每天陪伴着我们，互联网上充满五光十色的声像，一个人说他离开电脑去睡了，经常是去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
　　当@走饭在微博上玩味词句时，谁也不会想到她已下定决心去死。当饭局上的陌生人笑盈盈递来名片时，谁也不会想到抑郁症已成世界第四大疾病。
　　科技每天都在更新，各种数码设备每天陪伴着我们，填补了原本用来空虚、无聊、发呆的时间，甚至侵占了原本应该用来工作、交谈、睡觉的时间。网游里有最性感的虚拟女友，微博可以引来数万人关注，视频网站的电视剧不插广告，网上商城24小时不打烊……互联网上充满五光十色的声像，让人不睹不快，一个人说他离开电脑去睡了，经常是去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图克尔在《一起孤独》中写道，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你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当你自成一体，无家可归。/像个局外人，又好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过去在《像一块滚石》中唱的，多像今天双眼紧盯显示屏的我们。
　　然而众声喧嚣之中，我们却感觉越来越孤独了：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邮件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那些飘在风中的代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社交网站上正在发声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展开。
　　为什么我们感到越来越孤独?
　　因为我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羡慕别人而看轻自己，因为年老者无所依靠、独生子女孤独长大，因为有人背井离乡、情感无着，因为我们对社会缺乏信任、对城市缺乏认同，因为有人为声名所累、为创作与世隔绝，因为孩子患上孤独症，因为总有人选择独善其身。
　　尽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好处跟困境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情感需求却从没变过，这十二种孤独证实了今天中国人的焦虑，他们正一路小跑地追求更新更好的生活方式，却在陌生的途中陷入喧嚣的孤独。
　　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是一位孤独的废品收购站打包工的独白，他独自在肮脏的地下室工作了35年，用那些被丢弃的字纸将自己武装成心灵最丰盛的人。这个精心酝酿20年之久的故事，实际上是赫拉巴尔面对喧嚣的孤独时给出的解决方案――“在社会的垃圾堆之上而不掉进混乱与惊慌”。
　　“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我从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第一种孤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
　　“想你，请与我联系”。2000年12月，艺术家何岸在深圳街头设置了一个霓虹灯箱，吸引数百个陌生人打来电话。2011年10月，失恋的美国人杰夫?罗格斯戴尔也做了类似的事，他将电话号码贴遍纽约，竟接到6.5万通来电。来电五花八门，有推销的、寻一夜情的、谈想法的，也有孤独者闻到同类气味而来。　今天，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具符号性和辨识性。现实生活中我不认识你，但报上网名，发现我早就关注了你。人际交往的第一步不是我加你微博就是你加我QQ，网上点餐，在线游戏，通信基本靠摇微信，连亲密接触都可通过视频完成，只要自己的感受是真的，没人在乎与自己连线的是不是一条狗。
　　对网络的依赖，也使我们成为精确的目标消费者。看了亚马逊根据购买纪录推荐的“你可能感兴趣”，真会产生一种被了解的感动。
　　第二种孤独：谁都过得比我好
　　Instagram这类拍照工具，就是为了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美化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羡慕。雪莉?图克尔将这种炫耀称为“演示焦虑”。
　　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此类“焦虑”，你所观看的每一个人都把暗面转到后头，只给你看精彩和美好。尤其是女性，展示与比较是她们最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羡慕的细节，也包括阅历和见识。花在观看别人幸福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沮丧。
　　“人们为查看曾经好友、配偶、同事的信息支付了心理代价，他们不该再关注这些，这有害情绪健康。”雪莉?图克尔说。
　　第三种孤独：老无所依
　　87岁的撒切尔夫人如今年迈多病，儿子一个多月才来探望一次，女儿经常忙得几个月都来不了。英国保守党成员斯派塞在新书《斯派塞日记》中透露，撒切尔夫人也后悔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为了家庭放弃从政。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正逐渐失效，最经常的相处方式是：子女为生计奔波，老人则照顾孙辈发挥剩余价值。退休之后，大多数老人就失去了社会认同，也缩减了社交。今年春节，一位68岁的大连老太独自在家，寂寞到摁马桶玩，两个月冲走了98吨水。
　　第四种孤独：独生子女
　　过去，中国人生活在充满情感联系的关系中，要面对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妻子、孩子等，大家庭中诸多热闹。而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越来越少。每个孩子都处在“421”家庭结构的金字塔顶端，被整个家庭细心呵护。　小儿之间的推搡嬉闹总在第一分钟就被大人制止，谁也不许自家孩子吃亏，唯有减少物理接触。父母希望孩子有玩伴，但这玩伴也要是他们认可的，在合肥，甚至有网站组织“宝宝相亲”，由父母为孩子挑选玩伴。
　　过去中国人讲究的人情世故，今天很多都被从简从略了，唯独自我被越放越大。面对硕大无朋的自我，难免有深切的孤独感。
　　第五种孤独：离开故乡
　　2012年4月，郭台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对员工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像现在‘要一个来三个’……”事实是，为生计，初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流血流汗。流水线上的工人，哪一个做的不是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
　　过去在乡村野蛮生长，一入厂门，再也不得自由，甚至私生活受限，连基本的情感需求都无法满足。
　　在男女比例失调的东莞，一些厂内“一夫多妻”是常事，女工怀孕后多被抛弃。可怜离开故乡时，她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孩子。
　　第六种孤独：因为爱情
　　2011年，台湾未婚女性为217万，男性为270万，平均婚龄持续推后，很多人找不到情感归宿，连林志玲也嗲嗲地说：“没有男生追志玲，只有时间追志玲。”
　　36个月爱情即退潮的危险始终存在，艰难相处磨损了激情，女人怪男人不守誓言，男人怪女人不似当初，有伴侣常比没伴侣更孤独。
　　法国连环枪击案嫌犯穆罕默德?梅拉赫的律师也拿情感理由当辩词：“梅拉赫在行凶前婚变受刺激，他作案时肯定感觉自己像‘一匹孤独的狼’。”
　　第七种孤独：我不相信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用来“互害”?你有地沟油，我有假蜂蜜，你卖毒牛奶，我卖的牛肉其实是染色猪肉。为了逐利毫不犹豫同流合污，东窗事发便说是行业潜规则。
　　食品不安全，学历是假的，慈善多做秀，名声不符实……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变成逐渐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过程。
　　第八种孤独：水泥森林　高楼占领了城市，家升上半空，变成一个门牌号。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的触点，每个人都留心地锁好防盗门。
　　城市充满几何感，那些设计是为了制造奇观而来的，越来越多巴西利亚式的沉闷城市，体量无比巨大，没有神经末梢，“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马歇尔?伯曼语)
　　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只希望车流通畅，夜间灯火辉煌，人们彼此保持安全距离。
　　第九种孤独：成为名人
　　唱《孤独患者》的陈奕迅真的感到很孤独。“两三年前我还敢去坐地铁，但现在不敢，好像看到人会觉得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
　　关注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粉你，一种是骂你。既有女大学生执着@蔡康永325次求回复，也有网络水军骂得舒淇一夜之间删光微博。名声越大越需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不能服软，否则便会被长期积累的负面能量压垮。范冰冰放言，她的成功不是白来，“我能受得了多大的诋毁，就经得住多少赞美。”
　　第十种孤独：创作
　　里尔克写作时总是与世隔绝;里希特抱怨人人都喜欢他的艺术，因为这种喜欢大抵与对名利的追逐有关;马尔克斯则说：“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
　　创作的过程是无法与世人分享的，唯有熬过了那些被孤独照得通体透明的日子，才有可能得到正果。
　　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学奖后，建筑师王澍心情复杂：“我这么多年在探索过程中感到有些孤独。但如果很真诚地去思考、认真地工作，把理想坚持足够久的时间，那么最后一定会有某种结果的。”
　　第十一种孤独：孤独症与抑郁症
　　全世界有6700万孤独症患者，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的孤独症病例呈现出爆发式上涨。在中国，2011年仅广州常住人口中就有约7万名孤独症患者，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塞立克说：“遗传和环境因素各负一半责任。”孤独症不是因为被身边人冷淡，而是一种病。同样的，抑郁症也不仅仅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被抑郁症折磨6年的歌手杨坤说自己“一方面特别渴望跟人交流，另一方面又特别渴望一个人”。　第十二种孤独：独善其身
　　“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孤独，这种感觉淹没一切。”日，坐单人深潜器潜入11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美国导演卡梅隆说。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地忍受独自一人，而是随手去捡那些容易得到的乐趣。面对外界强加的排斥缺乏承受力，为了不孤独，宁愿不自由，包括接受他们并不享受的生活方式、朋友和社会观念。
　　君子必慎其独也。为追问生存的意义而进行孤独的努力仍是值得的，面对生命的真相，再长的寂寞都会获得补偿。
　　“我觉得孤独很快乐，比如12点你翻开一本新书，闻到墨香的感觉，这是他人无法给的。”崔永元说。
　　《一起孤独：为什么我们更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书摘
　　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人和机器，或者人和科技的相互依存是不平行的，后者对情感有侵蚀性。
　　30年前，我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学术小组，研究计算机文化，当时，这个世界还算简单。我那时候问自己最多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使用计算机?现在，我的问题变成了我有什么理由不使用它?那时候的孩子用电子玩具模仿世界大战，在电视上玩俄罗斯方块，他们用国际象棋大师下棋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智力开发游戏。我还记得，第一批购买家用电脑的用户被人们称为“超级发烧友”。他们买电脑的初衷几乎都是为了做实验和编程序，但实际常常把时间花在那些简单的游戏上面。当时很少人能预见，家用电脑的效率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而且它的使用者变得越来越低龄化。
　　今天，我和我的很多人类学家同行一样，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Facebook、Twitter、《虚拟人生》、智能手机、机器狗宠物，这些新的或者不那么新的事物每天都陪伴我们，电影里还出现了保姆机器人和性爱机器人，它们都有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有些还具备人类情感。关于电脑，人们经常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话题，比如，我们的头脑是个编程机器，就像一台电脑那样运转;又比如，我们的头脑是一个程序，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假象。惊人的是，这些话题并不只出现在实验室里，每个人都乐于对它们发表意见。在餐桌上，在游戏室里，在办公室里，电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最特别的是，它们让小孩都变得早熟，那些不到6岁的小孩经常会问一些哲学家式的问题：电脑是活着的吗?电脑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一样吗?在构思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近800个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他们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做人真是件复杂而特别的事。网络生活的最大好处是即便我在上面有一万个好友，只要我想，我就能在现实当中屏蔽他们，不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这种人际关系是没有风险的。
　　科技永远都是诱人的，它可以近乎完美地填补人类生活中的不足。不幸的是，它也证明了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时常感到寂寞却又害怕被太过亲密的关系捆绑，而恰好各种数码设备可以为我们制造一种假象――我们被陪伴着，哪怕没有友谊，没有爱情，那些设备仍然愿意满足我的需求。网络生活的最大好处是即便我在上面有1万个好友，只要我想，我就能在现实当中屏蔽他们，不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这种人际关系是没有风险的，好得不能再好。还有一个事实非常重要：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打字而非说话的方式交流。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忙碌的母亲在百忙中接受我采访时告诉我的故事：
　　有段时间我非常忙，需要找一个保姆。通常当我面试来应聘的保姆之后，我都会去她们的住处看看，这样我就能在她们的环境中仔细观察她们，而不是只在我的环境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面试后，我立刻和她约定了拜访的时间。我准时去了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她是个年轻的女孩，21岁左右，很专注地在黑莓手机上敲字。她的大拇指被严严实实的包扎着，我觉得应该慰问一下她，就说：“很严重吗?你一定很疼。”结果她撅了撅嘴巴，说问题不大，她仍然有能力敲字。我告诉她，我是来找罗尼的，这是面试的一部分，她方不方便为我敲一下罗尼的卧室门。这个大拇指被包扎的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哦，不行，”她说，“我从不敲门，那是侵犯隐私。让我发个短信让她开门。”所以，上帝啊，她当着我的面发了一个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个故事很短，但足以让我头晕。它让我开始试图了解一个问题：电脑在为我们做事的同时，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作为人的一切，似乎它都有能力介入。最早的时候，人们使用会互动的电脑时还会自我反省一番，思考一下机器和人之间的差异，比如，电脑有生命吗，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现在情况不一样，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希望电脑真的具有生命，他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2005年的时候，我带我14岁的女儿瑞贝卡去了纽约，观看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达尔文主题展。从踏入博物馆看到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你就成为这个主题展的一部分，能够体会到作为地球生命的一分子的那种兴奋之情，也更能理解达尔文所说的那句“进化是最美好的事情”。我女儿也很喜欢那个恐龙骨架标本，但她对达尔文不感兴趣，半个小时之后她就闹着要走，还说她更想看机器人主题展。是的，我想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对达尔文仍然抱有兴趣，年轻人不是不喜欢进化论，只是他们喜欢的是另一种进化，一种达尔文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进化，专业人士把这种进化称为“科技升级”。
　　手机才是她的头号朋友，也负责鉴定她其他的朋友是否合格。
　　再看看另一个故事，主角是16岁的新泽西女孩茱莉亚，厄尔班公立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喜欢参与各种网上投票，我见她的时候，她总在平板电脑、手机或者我不认识的一些设备上敲字。身边有任何风吹草动，她都会记录下来，不管她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茱莉亚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我不高兴，或者感到心烦，我就会把心情写下来扔在网上给我朋友看，我知道他们会关注我，而且会想办法让我平静。如果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我也会把它摆上网，我的朋友会和我一起兴奋。所以发短信或者写Twitter时，我一定带着饱满的情绪。在我敲字时，即使我之前在生气，难过得嚎啕大哭，但是，Yeah，我还有我的朋友……呃，我的手机。我会告诉他们我的一举一动，我需要和他们说话，和他们见面。
　　“我的朋友……呃，我的手机”，茱莉亚说这句话时不太流畅，当她有倾诉欲望时，她会同时想到手机和朋友。她混淆了概念，她把朋友的名字录入手机或者从手机里删除，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中的暗示――手机才是她的头号朋友，也负责鉴定她其他的朋友是否合格。我发现茱莉亚发出一条信息后会变得焦躁不安，直到她收到一条回复：“我总是收到这样的回复‘我很抱歉’，或者‘这棒极了’。”　如果没有收到回复呢?茱莉亚说：“我会无法平静。”茱莉亚详细地描述她那些带有感情的短信如果没有收到回复她会多么的受伤：“我快要疯了。就算我发出一封E-mail给别人，也想马上得到一个回应。我需要他们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地回复我，有时候我会写段信息去催他们‘你就不能复我一下?’我一般都会等待，直到我无法忍受，如果他们几个小时之后还没有回复我，我会给所有人发条信息说‘你疯了吗，你还在不在，一切都好吗?’。”茱莉亚必须得到回复，她对于自己发信息的行为解释说：“你想要有朋友，因为你需要朋友。”如果朋友没有回复，她就会把情绪转移到新的行为当中，她不会一个人待着，她表示：“我要把那些人不回信息的行为告诉其他朋友。”
　　机器的交流能和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相比吗?在网络上，你可以忽略他人的感受，在短信里，你不用在意眼神的交流。
　　成年人也对科技带来的变化感到迷惘。我的邻居，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赫曼，在很多方面和我一样，觉得人们太依赖科技产品了，所以他决定不用这些东西。为了做到这点，他策划了一次旅游，为了防止公司临时有急事找他，他还是带上了手机和电脑，但保证如无意外，绝不使用它们。一天后，我见到赫曼，他告诉我，他失败了。这是他的故事：
　　我一个人开车去了野营，下车时，我把手机和电脑都留在车里了。我租了一间度假木屋，打算安安静静地看书，至于手机和电脑，我想每天查看一次就好了。结果很糟糕，我每隔一小时就跑步去停车场，看看有没有短信或者电子邮件，有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瘾君子。我原本打算玩三天再回来，但反复跑停车场让我觉得，这次旅行一点意义都没有。
　　赫曼遇到的障碍在很多人看来不是问题，电话和电子邮件在25岁上下的年轻人看来已经过时了，他们写电子邮件只是想有一些正式感，比如写求职信，他们觉得在写微博和短信，或者在Facebook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想想自己要表达什么，如果打电话，那就太多废话了。　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管科技有什么样的不好，它的确让生活变得更简单了。它让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和更多的人取得联系，让交谈变得简单直接，省去了饭桌上的那些寒暄。它还有医疗功能，有些养老院开始用机器人来协助照顾老年人。在日本，父母给孩子买机器人玩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他们减少上网时间。但科技也有诱惑性，相比起人类简单的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刺激，每次我们连上网络，就好像被注入了一剂多巴胺。一个大学生对我说：“一开始更新信息，我就按捺不住地兴奋。”
　　但和机器的交流能和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相比吗?在网络上，你可以忽略他人的感受，在短信里，你不用在意眼神的交流。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指出，1988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是最缺乏同情心的一代，这不是灾难，但实实在在地意味着我们应该开始思考我们想要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我们经历了很多快速转变，现在需要一些梳理和分类。
　　事实上，合作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德，所有的创业项目，所有的创造性发明，所有的商业计划书都不是一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了集体智慧的可贵，也说明我们能够和人沟通。另一面，我注意到，有些事情变得越来越怪异，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怒不可遏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不要在电话里说你很抱歉，这不是道歉，你得到Facebook上去把你的状态更新成‘道歉’。”这些怪异的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我们总会有借口对别人说：“很乐意和你见面聊一聊，但太忙了，我们网上联系，我会尽快把邮件发给你。”照这样下去，无论科技进步还是科技倒退，我们的感情生活质量都会急剧下降。我在很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认同》，当时，我对科技带来的人际关系变化还抱乐观态度，但现在，我的乐观已经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人和机器，或者人和科技的相互依存是不平行的，后者对情感有侵蚀性。就像很多人对Facebook的情感十分复杂。即便我们偶尔觉得有了Facebook，生活简直一团糟，但同时我们也不清楚如果没有了Facebook，我们又该如何生活。我不记得有哪一款消极软件能像它这样深深扎根于文化交流与人际交流。科技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交流，也让我们的寂寞无处不在。
　　科技是个生命体
　　凯文?凯利对卡钦斯基的反科技论持批判态度，对阿米什人则表示赞赏，认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选择性地接受科技，而不是一方面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一方面抱怨科技的负面影响。
　　199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由于某个管理上的疏忽，凯文?凯利(以下简称KK)被一个人留在了快要完成的生物圈二号――一个太空生活试验舱里。“没有什么地方能把生物和人造物的联姻像在生物圈二号容器中那样呈现得淋漓尽致”，他由此得到了顿悟：随着我们对机器的改进，它们会变得更有机，更生物化，更近似生命，总有一天，机器和生物间的差别会很难区分。
　　在生物圈二号独处的这数个小时，对KK来说仿佛是个神谕的时刻。如果说，此前他也像大部分人一样，认为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一种工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得到了重新思考人类与科技关系的契机。他首先思考的是人造与天生的联姻，于是有了1994年出版的《失控》。
　　在《失控》中，他这样写道：“当人造与天生最终完全统一的时候，那些由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将会具备学习、适应、自我治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这是一种我们还很难想象的力量。数以百万计的生物机器汇聚在一起的智能，也许某天可以与人类自己的创新能力相匹敌。”他指出，机器(作为科技的代表)越来越生物化不再是诗意的遐想，而正在变为一种“积极有益的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KK开始思考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科技是否具备人性?现有的“科技”概念已经不能涵盖他对科技的理解。“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科技’这个词意味着炼铁厂、电话、化学制品、汽车、硅芯片和其他一大堆冰冷的东西。我们几乎都能听见‘科技’厚重的颚音中那金属震荡之音――te、te。”在2004年11月的一篇博客中，KK这样写道。他认为科技不应该仅仅指工具和器械，还应该把文化、艺术、社会制度以及各类思想囊括进来，为此，他自创了“Technium”也即“技术元素”这个词。　他这篇博客的结论是惊世骇俗的：“技术元素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都被人们忽略了，甚至直到近代它才有了名字。没人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它做了什么，以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经过长达6年的思考，2010年，他写成了《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一书。在他看来，技术元素不仅早于人类出现，它还应该被看作已知的六种生命形态(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之外的第七种生命形态。
　　“对我而言，科技自言自语的嘈杂声仿佛掩盖了朋友们的真实声音。越少涉入科技的逻辑循环，自己的人生轨道似乎就越顺畅。”
　　生于1952年的KK，成长于新泽西州郊区。直到10岁时，家里才有了电视机，而且当它出现在家中时，他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已经目睹了电视是如何影响他的朋友的。20岁时，他从大学辍学，展开了长达8年的亚洲漫游。那个年代，亚洲很多地方还处于农耕社会，他的漫游也清贫到极点：随身只带着一只睡袋、一件换洗衣服、一把铅笔刀，唯一的奢侈品是照相机。“青少年时期，我很少与人聊天，对我而言，科技自言自语的嘈杂声仿佛掩盖了朋友们的真实声音。越少涉入科技的逻辑循环，自己的人生轨道似乎就越顺畅。”
　　27岁那年，他回到美国，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西向东骑行北美大陆。此次旅行让他认识了号称“现代隐居者”、对现代科技保持距离的阿米什人，促使他尝试将生活中的技术元素减到最少。
　　而在80年代开始接触网络，亲眼见证网络将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联结起来，激发灵感并创造前所未有的可能之后，KK对科技有了新发现。网络技术如此神奇，那么其他技术，比如能砍倒大树的链锯，还有汽车、电视机等，都应该具备同样的功能――也就是改变的力量，只是方式略有不同。这让他对科技的认知不同于以往。
　　他承认自己与科技的关系充满矛盾，而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矛盾，“即越来越多技术元素带来的便利和个人减少对科技的依赖性之间的对立关系”。有矛盾就有困惑，KK的《科技想要什么》一书就是解决这种困惑的。在书中，他用三个章节的内容，来阐述人类面对科技的选择。他举了两个案例：一是著名的反科技者、“炸弹狂人”西奥多?卡钦斯基;另一个是在他青年时期留下深刻印象的阿米什人。　卡钦斯基是仇恨科技的典型，他写有《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开篇即宣称：“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后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场灾难。”他号召人们起来抵制科技的进步，“在现代科技摧毁我们之前先摧毁现代科技”，但采取的方式却很极端，他寄出的邮包炸弹造成多人伤亡。KK对卡钦斯基的反科技论持批判态度，对阿米什人则表示赞赏，认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选择性地接受科技，而不是一方面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一方面抱怨科技的负面影响。
　　KK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对于个人来说，关键的是选择――选择什么样的技术为我所用。”他不用手机，没有掌上电脑、蓝牙之类的产品，不写微博，出门旅行时也不会带笔记本电脑。他的三个孩子在拒绝电视的环境中长大，现在家里仍然没有广播或有线电视。在他看来，有意识地跟各种科技产品保持距离，可以提醒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身份。
　　“最终，技术元素将会远比今天独立自治。我们不仅是它们的父母，也是它们的性器官。”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技术的诞生，都是“人的延伸”。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类躯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例如，轮子是脚的延伸，斧头是手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印刷术是眼睛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中枢神经的延伸……“在电子媒介技术时代，我们身披着全人类，全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
　　KK则走得更远，他把科技也就是他命名的“技术元素”定义为一种生命形态。因为它有自主性，会自我进化。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现实，在《失控》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例子。比如，覆盖全球的庞大的信息网络，其复杂程度，堪比人脑。海量信息穿梭其间，但计算机专家发现，不是所有的数据流动都能一一找到来源：每时每刻都有数据片段被错误传送，此类突变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原因，例如黑客入侵、机器故障和线路损坏;但小部分突变却无法解释，专家们将之归因为系统(可视为一个有机体)某种方式的自我改变。换个通俗点的说法，那就是系统有自己的“想法”了，它在成长。“技术元素在喃喃自语。”　KK把技术元素的历史回溯到宇宙的初始阶段。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外熵(对应熵所代表的混乱和无序)的力量，利用技术元素，在初始的混沌宇宙中孕育了有序的天体，也最终孕育了像人类的生命体。也就是说，技术元素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而人类正是技术元素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这当然是颠覆性的见解，随之而来的推论也一样：既然说人类和科技是相互依存的，接下来人类是不是会成为科技的载体?比如说，电脑植入人脑，或者人脑植入电脑?
　　“最终，技术元素将会远比今天独立自治。我们不仅是它们的父母，也是它们的性器官。”KK把技术元素比喻成婴儿，它们还不能自我繁殖，需要我们把它们生产出来，但它们正在发展。现阶段它们会训练父母(也就是我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用虚弱的力量获得成长的一切资源。一旦它们成熟，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将来某个时候电脑会自行设计制造其他电脑，完成自我繁殖。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KK的回答是：好事，因为科技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孤独的人都是不会独处的人
　　信息喂养我们，他人启发我们，实践会改善我们的表现，然而我们仍然需要静悄悄的时光，想清事情，发掘原创性的答案，同新的发现一起浮现。
　　孤独感与虚拟生活如影随形。早期互联网上著名的流行语“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固然道出了网络的自由性，但也暗示了屏幕的背后，其实有无数条“孤独的狗”。本杰明?巴伯使用的是另外的隐喻：他把虚拟生活比喻成一只只鸟栖身于鸟笼中，因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而陷入孤独。“不排除栖息在屏幕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孤独者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社区，依靠他们的指尖同互联网划定的新世界相联。但这种‘社区’里的政治还没有现身。”巴伯把互联网传播讥笑为“匿名的、从屏幕到屏幕的交往”。
　　巴伯的断言今天看来有些像笑柄。他低估了人们借助虚拟空间扩大交往的能力，也未能理解一种崭新的交往方式的诞生。他肯定不曾读过雪莉?图克尔的书。人们在这种环境中，获得了表达多种多样、往往是未曾开掘过的自我的层面的机会，他们把玩自己的身份，试验新的认同。
　　“我把我的大脑分开。我这样做的时候越来越熟练。我能够看到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当我从屏幕上的一个窗口跳到另一个时，我的大脑会一部分一部分地开启。……现实生活不过是众多窗口里面的一个，而且它通常还不是最好的。”一个美国大学生如是说，他所流连的网络世界，为他提供了平行的身份和平行的生活。他在“网络泥巴”(MUD)游戏中扮演四种不同的角色：“我的大脑不停地开开闭闭。”
　　另一个玩家说：“你既是、又不是你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同时的事情。”还有一位说：“你是你假装是的那个人。”
　　以上是研究网上个人认同的先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图克尔在《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认同》(台译《虚拟化身》)中所描述的场景。对于MUD的玩家，图克尔除了在互联网上参与观察，还在真实生活之中长期访谈和追踪，率先触及了虚拟环境中的自我的多重性与断裂性问题。她发现，人们在这种环境中，获得了表达多种多样、往往是未曾开掘过的自我的层面的机会，他们把玩自己的身份，试验新的认同。
　　何谓认同?简而言之，自我认同就是对自我独特性的认识，一种把自我同环境区分开来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其归结为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给出满意回答的能力。我们的认同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形成，但这种形成是一生的过程，始终对我们的生活构成挑战。在青少年这一发展阶段不能够形成认同感的人与实现了认同的人相比，较少自尊心。
　　埃里克森就自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心理社会性模型，和弗洛伊德一样，他假定人生的特定阶段会产生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那么个体就会顺利发展到下一阶段;如果未得到满足，那么发展就会停滞和倒退。但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些需要本质上是肉体的，而埃里克森更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把心理社会性发展分成八个阶段，个体在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与之有关的重要冲突。但是，我们不应把这些阶段看成按严格的顺序进行。例如，埃里克森认为成人早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如果一个人无法度过青春期的同一性危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失败，最后导致孤独。然而，在真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带着各种不足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能够完全完成那些“阶段”，他们就尽可能做好能做的事情。他们会利用手边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去获取他们所迷失的部分。
　　图克尔笔下的MUD为我们提供了戏剧性的例子，表明新技术怎样在个人的自我准备中发挥作用。她说：“我发现网络空间的体验，即在各种网络语境下扮演自我――在多个窗口中，也许甚至是在同一时间内――的体验，构成了一种思考自我的具体化的方式，不是把自我看成单一的，而是把它看成多重的。它表明只有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幻觉……我们能够维持一个自我，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在各种自我状态间流畅地转移。以这种自我观来看，心理健康不等于实现一种单一状态，而是有能力自如转换许多状态，并在状态的转换空间内反思我们的诸多自我(our-selves)。屏幕上的生活为这种心理实践提供了崭新的语境。一个人有了评论自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新空间。所以，网络空间的体验鼓励我们去发现和找到一种新的谈论多重自我的方式，并不再把建构单一自我、而是把处理多重自我归于心理健康的话题。”
　　图克尔相信互联网提供了温暖、安全、理解和空间(这很像一种心理治疗的体验)，也可能创造一种环境使过去的某些因素得以改写。这样，网上的认同能够帮助个人实现心理的成熟。
　　孤独的人都是不会独处的人。独处失败，就会孤独。
　　在这里，图克尔赞扬虚拟生活带来的人们探索多重自我的可能性，并暗示这或许是克服孤独的一种办法。《屏幕上的生活》初版于1995年，十几年之后，她似乎对虚拟生活与孤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2011年，图克尔出版了新书《一起孤独：为什么我们更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显出了她自己的矛盾心理。她一方面赞赏科技，另一方面又觉得对科技的过度使用，重新建构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在一个“永远在线”的环境中，世界转得越来越快，人们惶惑于一种感觉：我甚至都无法跟上我自己的生活。在信息的数量与速度都令人目眩以后，你开始注意到，人们提问时希望得到便捷的回答，你自己也开始提出可以获得便捷回答的问题。问题可以一路“往下笨”，为了让所有的回答都便捷。
　　这本书的题目让人震惊：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真的是“一起孤独”吗?在充斥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种景象：尽管是单独一个人，他却总也无法忘怀，在他的电子设备上去点下一条信息，仿佛时刻等着别人的批准和验证。图克尔起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目的是警示人们：如果你不曾学会独处，你将会永远孤独。　独处不是孤独。从外表看，两种状态很类似，但实际上，两者差别巨大。孤独是一种消极状态，感觉自己与他人隔绝。某种东西似乎失去了，即便与很多人在一起时也是如此。它意味着某种残酷的惩罚，不足、不满、隔阂灌注其中，它是由某种外在的力量强加给你的。
　　而独处却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单独一个人也不感到孤独的状态。独处，就是与己为伴。利用独处，我们可以反思，搜寻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的和平来自于内心的丰富。独处，是一种刷新内心的时刻;一个更新自我的机会。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生活就是离开我们所曾是，以便接近我们所将是。独处，是人类状况的最深刻的事实。”
　　信息喂养我们，他人启发我们，实践会改善我们的表现，然而我们仍然需要静悄悄的时光，想清事情，发掘原创性的答案，同新的发现一起浮现。
　　信息时代的孤独的问题在于，一整代人是在时刻与他人连接之中成长的，只有在未连接的状态下才懂得独处。而阅读与欣赏都离不开独处。思考和创造也是如此。如果一整代人都忘记了如何独处，他们将既不会在情感上自制，也不会在智力上自治。
　　孤独的人都是不会独处的人。独处失败，就会孤独。
　　孤独的22个时代病因
　　孤独是一种病，也是一种解药。我们时代的孤独有着不同病因，但孤独本身不过是逃避欲望与喧嚣的一种办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人与人的距离。对一线城市的移民来说，亲戚只活在回不去的故乡;对终日坐在格子间中的白领来说，同事只是MSN上的一个名字;对在各种饭局中谈笑风生的社交达人来说，工作场所只是一个江湖;对宅在家中的人来说，朋友只是一个每次都抢你的沙发却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尽管你有100个同事、300个联系人号码、600个网友，却对逃离孤独感毫无帮助。孤独感往往在人满为患的派对上突如其来，在酒店的灯光中慢慢浮现，又在深夜闪烁的头像中如约而至。但尽管如此，为了逃避孤独而疲于奔命的过程，有时实在比孤独本身更让人痛苦。
　　在我们活着的这个时代，孤独是一种病，也是一种解药。我们时代的孤独有着不同病因，但孤独本身不过是逃避欲望与喧嚣的一种办法。　1.个性化 个性化是一种潮流，你一直追求的是不成为任何人的同类。不幸的是，一般朋友都是指你的同类。
　　2.网络化 互联网的特点是极大丰富到不知怎样挑选。正如信息爆炸就难辩真伪，网友太多未必找到真心知己。
　　3.科技化 我们发明了打发时间的机器，结果被机器控制了我们的时间。自从有了iPad之后，家人就不坐在一起看电视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朋友围坐在一起只为相互发微博。人们发明了各种治疗孤独的方法，事实上只是让自己孤独得更舒服一些。
　　4.时尚化 当酷是一种时尚，孤独的人就并不可耻。
　　5.文艺化 天才往往是孤独的，他们有时要受到俗世的误解与折磨。但总有一些缺乏才华却依然执着的人，他们与天才同样承受着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只因一个对自我认识的误会。
　　6.上门化 自从有了SOHO、外卖服务、电子商务、上门办证、快递，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一个“递国”。当全世界都可以上门的时候，是否到外面的世界去亦不再必要。
　　7.效率化 对习惯单打独斗的工作狂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社交只是浪费时间――直到他们发现人脉也是金钱的时候，他们才能摆脱工作的孤独。
　　8.陌生化 在陌生人社会，熟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人，有没有熟人也不再重要。
　　9.谎言化 当我们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信任的人就越来越少。
　　10.物质化 商业社会是物质化社会，心灵知己却不可能是物质化朋友。
　　11.橡皮化 有人说没有感觉是橡皮人的病症。其实橡皮人是有感觉的，他们还剩下无力感、倦怠感与孤独感。
　　12.全球化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保持距离的，有一种孤独叫全球化的孤独。
　　13.虚伪化 职场是有潜规则的，套话是有语法的，社交礼仪是约定俗成的，所有的心口不一的行为，让我们彼此认识越来越难。
　　14.独立化 经济独立是先进观念。但它有时未让中国家庭变得更好，只是催生了更多的剩女。
　　15.城市化 竞争越激烈，空闲的时间越少;交际越广，付出真心越难;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16.奇观化 炒作是一种成名的办法，眼球是一种经济。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我，当然奇葩总是孤独的。
　　17.成功学化 当朋友成为成功学的一种手段，你就开始没有真正的朋友了。
　　18.精神病化 城市人有各种精神隐疾，而每个病人都需要独处的时间。
　　19.去集体化 不爱好集体的人，也许才是爱自己的人。
　　20.宅化 宅是一种瘾，也是一种短暂逃避社会的方式。宅男不是想让世界变好的人，他们是一群幻想世界变好才出门的人。
　　21.变化 时代变化得越快，人也变化得越快。当所有人都在变，而你不想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孤独的人。
　　22.生活方式化 好的生活方式，有时是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方式。
　　6个社交媒体控
　　社交媒体也许不仅仅是“看到好玩的@好友一下”，它还见证了新一代如何完成“壮游”、成为新“知心姐姐”、玩转“豆瓣”、组织“草根公益”、成为“网络红人”。
　　据说骨灰级社交媒体控的一天应该这样度过：7点醒来，坐床上刷Facebook或人人网，看是否有新的留言或回复;7点半起床，洗漱早饭出门，地铁上刷微博看有什么新闻和八卦;9点到单位，开始工作，收发工作邮件。工作间歇偷偷刷微博，跟同事在开心网上偷菜。午休时用VPN上Twitter，看看有什么国内新闻网站看不到的“料”;下午跟豆瓣小组里的豆友策划周末的同城活动。6点下班回家，路上刷微博。晚上，瞅瞅Facebook和Google+里的热帖，看看大家都在关注些什么，随手分享。在人人网或豆瓣写篇日志，把近来乱七八糟的心情整理抒发下。十一点爬上床，骚动的夜开始了，打开陌陌，摇一摇微信，看附近有没人想下楼去喝一杯。
　　高中时曾跟你满球场飞奔的兄弟可能不知你正经受表白被拒的苦闷，但你的人人网好友知道;大学时睡你下铺的闺蜜可能不了解你最近听什么歌看了什么电影，但你的豆友知道;凌晨两点钟，你失眠，在微博吐槽，第一时间送上安慰的不是你最依赖的朋友，而是素未谋面的“粉丝”;你向微信上摇出来的“邻居”吐露对未来的迷茫，而你的父母，甚至不知LBS为何物。　程晓枫
　　我私下注册了一个“小号”
　　2008年，程晓枫从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进入一家企业做内刊编辑。“我大概是2005年开始使用人人网的，那时候还叫校内网。校内网初期类似同学录，好友多是同学，或社团里认识的朋友，大家在上面传照片、聊天，也经常在日志里写些‘心情感悟’。”
　　校内网初期定位在校园社交，后来才意识到策略失误――很多人毕业进入职场，就逐渐不再使用了。后来校内网更名为人人网，推出公司和职业信息，希望扭转局面。“可能人人网的感觉还是校园风格，一是因其定位，二是工作后没那么多闲工夫了，同学们也都用得少了。”程晓枫说。
　　进入公司后，发现同事们都玩开心网，程晓枫也注册了一个。“大家都在用，你若没有，感觉好像不合群似的，无法融入办公室话题。”他说。
　　微博出现后，这个“办公室话题集散地”也相应进行了转移。
　　程晓枫和他的同事互相加了关注，“看到好玩的微博会@对方一下，也会就微博热门话题在办公室讨论几句”。但他感觉有些怪怪的，“说话不那么自在”。程晓枫私下注册了一个“小号”，没有告诉同事和熟人，“有时只是随口吐槽，担心被同事看到又会过度解读，累。在小号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可以肆意转发或表达，不必考虑别人看到会怎么想。”
　　李胜博
　　直播“我的壮游”
　　“别人的发现、关注和分享，无形中似乎对我有一些鼓励的作用。就像在球场下的观众注视下，球员会表现得更卖命;在心仪女孩的关注下，男孩难免会摆出一副勇敢的姿态，并因此克服一系列的困难。”李胜博说。
　　去年2月，在北京某高校念大三的他，决定休学一年游遍全国。从2011年2月到11月，他以徒步、搭车、火车、骑行等方式行走中国，北至漠河，南到西双版纳，西抵伊犁，东至延边，足迹踏遍27个省区，全程4万公里。
　　他把路途见闻和感悟以文字、录音、视频等形式记录下来，在自己的人人网和豆瓣页面上跟好友分享。作为一个“自媒体”，他直播了整整9个月，后又将全程见闻剪辑成短片，上传到视频网站。　他的勇气和执着鼓舞了数以万计的陌生人，他又从陌生人的关注中汲取鼓励和支持的力量，在一种良性的“温暖交互”中完成了这次壮游。
　　陈嘉倩
　　新“知心姐姐”
　　“我静下心来去听对方的倾诉，试图进入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和世界。在回信中我也会谈到自己的心情和经历，真诚的表达。可能从此以后我们彼此仍无交集，到在那一封信里，我们有了情感交互，有了信任感。”去年11月开通“倾诉邮箱”以来，23岁的陈嘉倩已收到了一千多封来信。哪怕在身份相对真实的社交网络世界里，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她早年赴欧念传播学，辗转在荷兰、西班牙等地生活，现在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负责媒体宣传事务。尽管不是职业写作者，但凭着对写作和分享的热情，办起了这个“你问我答”的自媒体栏目。她阅读每一封来信，并把回信发布在自己的人人网和微博页面上，迅速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
　　来信者中有14岁的初中生，也有28岁的职场中人，所涉话题无非情感挫折、心理自卑、对未来迷茫、跟朋友或父母的关系――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可能面对的一切问题。
　　她能感觉到，“大多数来信者都有着强烈的倾诉欲，需要跟一个人，一个让他们感到踏实和信任的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和故事。”甚至有来信动辄几万字。
　　熊志强
　　“理科男”玩转豆瓣
　　“在我看来豆瓣的社区文化是‘展示’，在豆瓣中成员相互的认同往往来自于观点的认同，有些人会因为观点相互吸引而认同，还有很多人因为对方的观点精彩而单方面认同。”熊志强说。
　　熊志强大学念电子技术，1996年毕业后成了一名网络工程师。后来逐渐将兴趣转向哲学，2007年时是豆瓣“哲学人”小组最活跃的用户之一，并成为管理员。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的偶然机会，他开始研究与增肌有关的分子生物学，并发现在这方面中国是个空白。他于2008年3月创立了豆瓣“减肥餐设计与体型管理”小组，为普通人提供减肥营养知识，目前小组成员接近七万人。　郭政
　　很多陌生人把信任给了草根公益
　　去年11月，十余年来身受红斑狼疮折磨的广东女孩黄妮超在人人网发出了自己的临终日志。北漂青年郭政和人人网众多好友于当晚紧急发起了一个救助黄妮超的草根公益基金，旨在解决长期以来人们对她爱心捐助“热情有余而后劲不足”的局面。是夜，确定加入草根基金的人突破了240人，24个小时内，确定到账的资金已近6000元，捐助人多为在校的大学生和刚踏入社会不久的职场新人。
　　从11月发起救助基金到今年3月18日黄妮超离世，基金会善款从6000元累积到30万元，从通报病情、媒体联络到财务公示和志愿者管理，郭政和他的伙伴们――这个完全基于人人网好友的志愿团队，向人们完美展现了何为坐言起行的公民，何为理性而坚定的公民行为。
　　“募集资金时，通过我的日志和共同的好友，很多陌生人把信任给了我，也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这其中，算是有个信任感传递的过程。”郭政说。
　　王意扬
　　“他们骂我只是缺少幽默感”
　　“录制视频的时候我是表演者，网友是观众。等网友看完视频开始评论的时候，我就变成观众，他们是表演者了。”“纽约留学女”王意扬说。
　　她现在的微博认证是“网络红人”，她连续录制视频谈论社会话题，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尽管一再解释是“反讽”，但谩骂、非议声仍扑面而来。“他们只是缺少幽默感”，王意扬对此很平静。
　　她试图从观众的反馈中去观察社会，感受“观点市场”。对于那些支持者，“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在彼此的幽默感中得到了理解和连接。”
　　你若安好，我便沮丧
　　网络时代的人际孤独症
　　我们在网络世界寻找同类、排遣孤独，其实就是为了这句话：“你是对的。我的意思是，你的存在证明了我是对的。”
　　微博关闭评论三天，6亿微博用户焦虑至死。
　　没有评论，你就丧失了交流能力;没有微博，你就没有人际关系;没有网络，你就干脆自绝于天下好了。　这就是网络时代的人际孤独症。
　　已经不再需要跟活人交流了。居然有人发明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这下你连拍照都不用别人的存在了――“嗨，我帮你拍张照吧”，“不，谢谢，我自己可以”。
　　让?鲍德里亚去了趟美国，被那里的世界吓着了。
　　“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孤独：大庭广众之下准备一餐饭的人的孤独。在一堵墙边，或在他的汽车引擎罩上，或沿着一个栅栏，独自一人。在这里，到处可见这种场面，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场景。比贫穷更悲伤，比乞丐更悲伤的，是那个当众独自吃饭的人。没什么比这更与人或野兽的法则相抵触。因为动物总是彼此分享或者以争夺食物为荣。那个独自进食的人已经死了。”
　　真可怕。独自进食居然可悲到这种程度。对于欧陆的人来说，美国那种广袤的地理尺度、族群之间的复杂程度，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实。在这种古怪的现实里，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不同习俗之间都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以确保彼此不被打扰。
　　如果鲍德里亚所惊讶的就是这种距离感，那科技所带来的广袤和距离感显然应该更让他震撼才对。
　　几乎所有科技的目的都是让你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事。小到洗衣机、榨汁机、电视机，大到号称改变人类社会、传播模式的微博、SNS、LBS，或者别的什么听起来很吓人的概念。它们的作用都是让你可以一个人搞定以下这些事情：洗衣服、喝一杯果汁、看烂电视剧来度过两小时、炫耀一下很难吃但看上去还不错的食物照片好让人夸你两句、让别人羡慕你在一个听上去很牛逼但自己其实无聊到死的地方。
　　以前，你需要面对一堆人才能完成这些事情，现在你再也不用了。
　　就这么简单。
　　你一个人洗完衣服，喝完果汁，看完所有电视剧，炫耀完所有东西，你还是一个人，那些羡慕你的人、跟你聊得火热的人还是在几千公里外的什么鸟地方，鬼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在夸你。
　　已经不再需要跟活人交流了。买东西，你也不用问价格，条形码一扫，价格就以红色LED的形式出现了。交付费用，你也不用当面，网银、拉卡拉全部搞定了。你不用人指路，Google Maps全程导航。你不用问哪儿有演出哪儿有美食，豆瓣、大众点评网一搜全知道，你宁肯相信上面的星星而不是路人的推荐。你在陌生的地方依然如鱼得水，因为你在自己的城市里也是一个陌生人。居然有人发明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这下你连拍照都不用别人的存在了――“嗨，我帮你拍张照吧”，“不，谢谢，我自己可以”。
　　科技让我们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仿佛在荒漠里，彼此不再需要。
　　女孩晒靓照，男人晒智商，网络世界的炫耀式沟通就是我们的一切。所谓互动，无非就是默契协议――我晒的时候你夸我几句，回报是你晒的时候我也夸你几句。
　　举个“栗子”吧：一部电影公映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评论，你打了两天腹稿，好不容易攒了几句评论发上微博，啊哦，微博关闭评论。你觉得你丧失了什么?
　　我告诉你，你丧失的有很多：
　　首先，你失去了进入话语场的门票。这是一场很多人参与的群体性仪式，大家都喜欢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觉得特别有仪式感――小朋友七嘴八舌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春天是绿色的。”
　　其次，你丧失了一次炫耀自己智商的机会。没人夸你写得好，没人大呼小叫“怎么我没有想到哦”，甚至没人骂你傻逼，你彻底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沮丧。你用浑厚的男中音声情并茂地念完了整篇报告，却只收获了一句“好的，下一个”。也许，连这句也没有?
　　第三，你丧失了证明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人类还真是奇怪的动物，一方面要证明自己是随大流的，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在做;一方面又要证明自己是不随大流的，我还是跟你们不一样的。没有评论，你甚至连“拉黑你了哟!”、“我要取消关注你了哟!”、“我果断要取消关注你了哟!”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是不是向对方宣示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就像褐狐猴把尿液涂在自己的身上。
　　美国有位心理学家莱昂纳多?萨克斯(Leonard Sax)研究社交网络，他认为沉迷Facebook的少女更容易患抑郁症，“女孩们总喜欢在网络上发布开心的事情，将镜头对准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当她们看到其他女孩的快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我的生活真是一团糟。’”
　　然后，她们就抑郁了。
　　别说女孩了，男人也一样。男人每天都在SNS上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拼命地想段子、说俏皮话、提出发人深醒的疑问，等着别人来回答、评论、转发或者骂。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在微博上只有自己是明白事理的?既然如此，那你还每天乐此不疲在那儿教书育人，你是NGO吗?只有一个道理可以解释得通，这是比囚徒困境更可怕的“互为傻逼困境”――谁先退出谁傻逼，坚持到底也傻逼。　女孩晒靓照，男人晒智商，网络世界的炫耀式沟通就是我们的一切。所谓互动，无非就是默契协议――我晒的时候你夸我几句，回报是你晒的时候我也夸你几句。
　　你看，平面的纸质世界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我开头说了个网络流行的谐音词，你既不能夸我聪明，我也不会知道你是不是在骂我白痴，我傻乎乎地熬夜敲下这些话，你就傻乎乎地盯着纸张看，可悲的交流方式。
　　我认可你，是因为你认可我，我们是同类，因为我们可以互相证明自己是对的。
　　好吧，再引用一段鲍德里亚的话来凑字数：
　　“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个景色而把它拍了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只不过是配角而已。”
　　我觉得网络世界也是这样，你以为你在沟通，其实不过是网络世界在生产它的内容，你以为你在寻找同类，其实不过是网络世界在挑选它的用户。
　　谷粉和果粉互为仇雠，他们各自面对同类就喜笑颜开;巴萨黑和巴萨粉见面就吵架，他们各自面对同类就聊得如胶似漆;文科生和理科生，星座控和理性派，冷笑话和心灵妙语，五毛和带路党，他们全都因为各自的趣味、观点、风格争论不休。
　　无论在什么网络形态上，我们都在寻找“好玩的东西、有趣的人”。问题是，我们找到的“好玩的东西、有趣的人”都是我们感兴趣的、和我们价值观融洽的、思维方式一致的――不然，我们何以觉得他们好玩有趣呢?
　　其实我们是在混圈子，这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
　　圈子是什么?除去互助互利的那部分，圈子就是：彼此交流、彼此鼓励、彼此认同对方。最后呢?从而确认自己是对的。
　　说到最后这一点，顿时索然无趣――天知道我是不是对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圈子都认为我是对的而已，而我的圈子之所以认为我是对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而已。
　　当我找到越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就越认为我是对的。最后呢?
　　最后就成了方韩悲剧了。　我们再也看不见圈子之外的东西，所有的沟通也就不过是一次次的自我暗示和循环认证。
　　网络世界弥合人之间的鸿沟吗?好像它正在扩大鸿沟。
　　政治漫画家安迪?辛格专访
　　他描绘孤独，只为拥抱更多
　　辛格最喜欢的是反科技节日“无屏周”，人们尽可能关掉所有有屏幕的东西：电脑、手机和电视机等。那时，被迫戒掉对科技的依赖的人也许会花上一点时间探索自己和身边的人。
　　辛格的漫画与印象中的传统美国漫画不太像。他的漫画偶像，一是《花花公子》自上世纪60年代起御用的伯尼?柯里班(Bernie Kliban)，另一个则是为《纽约客》画了60多年的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他的画面比起后者来更具象，比前者则更显冷漠。在他每年至少画出的150幅画里，人常常只是一个用来代表人的物理性质的“人”，他们坐在同样圆润线条的看不出情绪的汽车里，“毁灭”了整个美国社会中应有的人情味。
　　纽约康纳尔大学美术与艺术史的双学位，让辛格主张每幅画面都应该讲明白一个故事。2001年，他与兰迪?根特(Randy Ghent)合作的《汽车漫画》(CARToons)因深刻刻画了汽车工业造就的“郊区国家”美国而出名。因为汽车，美国城市的40―60%变成了停车场和高架路，郊区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同的“平铺式”(spread out)的、必须依赖汽车、没有创意与新思想的隔离区。“人们不再从房子的前门或门廊进出自己的家;孩子从小就必须坐车才能到学校，在那平铺式的单户住宅(必须有草坪、车库和车道)里忍受着孤独――原本可以一起玩的同龄孩子和老人可没有办法随时开车过来。”
　　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的《权力经纪人》(The Power Broker)与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能源与平等》(Energy and Equity)是辛格对汽车“科技”控诉的灵感源泉，而人口统计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孤独打保龄》(Bowling Alone)则提供了准确的论据。“每一个每周工作40小时的美国人，平均都要花10小时在方向盘边上，加起来一年就是400小时，约2.25万公里。所有这些数字都意味着他们将花更少的时间在彼此身上，致力于民间团体或参与集体政治的时间也会变少。”　这些“孤独”的公民造就了一个郊区型国家，他们只关心低税收和低价汽油，偏向保守与单边主义――这让共和党人小布什赢得了2000年的大选，也让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独感”达到了顶峰。“从50年代与中美洲、60年代与越南的战争开始，美国都是在为石油、天然资源和支持我们独裁的力量而战，这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变得不受欢迎，也发展起了一系列为了应付被孤立却变得更孤立的政策。这是‘9?11’的起源，也是我们为什么被中东国家如此仇恨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想在路上做些除了开车以外的诸如读书或打电话的事，那就坐公交吧!
　　辛格不断提到“毁灭”(destroy)：“汽车毁灭了城市”、“汽车毁灭了郊区”、“汽车毁灭了国家”……他在明尼斯阿波利斯的家里只有自行车，还有一部能在出了名寒冷的明尼苏达的冬天运输杂货的三轮车。他会为了反对汽车与过度开采他国能源为我用而游行示威。谈到能自动驾驶的智能车概念，他飞快地找出一部50年代的迪士尼动画――里面就有同样概念的全智能汽车。“我敢说，如果这真有实现的一天，那汽油和汽车会贵到几乎没人有钱买车的地步。如果你想在路上做些除了开车以外的诸如读书或打电话的事，那就坐公交吧!高科技和自动化把人变得越发没用且有被消耗殆尽之感――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能被机器更‘有效’地完成而失业甚至无家可归。自动化和科技还把我们带离了我们的生活――离开此时此地，离开我们所在的空间和时间。”
　　由于这个原因，辛格在2008年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投票给了奥巴马――小布什的战争带动了石油价格，降低了汽车使用率，人们搬回城市或使用更多公共交通，美国人思想重新趋向于开放，于是他们选了一个民主党人、一个黑人总统。辛格兴高采烈地应一家杂志之邀用漫画报道了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而奥巴马在任期间的政策都是辛格画在漫画上的：对公交、医疗与信息产业加大投入，在对外战争、公路建设与太空战略上不作为，“我打算今年11月给他再投一票。”　科技发展史其实就是坐在河边的原始人与坐在电器堆里的现代人，说的同样是“我不快乐”……生活的每一个现实在辛格的画中芒刺在背。
　　对辛格来说，漫画不但是他记录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方式，也是他发表意见的方式。他自诩为画漫画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他从不会为一时间的“媒体热点和话题人物”作画，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启发人们思考近年来的整个社会问题，而这免不了地会涉及“人类的本质：孤独的同时需要社会关系”。
　　“我一直希望能用新闻工作者的方式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也同时被这个愿望不断激励。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调查和发现一件事的真实情况并将之呈现给公众，那公众自然会有能力做出更好、更明智的选择。如果我还能把这些残酷的事实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就不会觉得一下子被事实威胁到，从而更容易接受。更何况，这种幽默还能让我尽情嘲笑世界和人类的疯狂。”
　　他最近用来嘲笑人类疯狂的作品是绘本《没有出口》(No Exit)，这本书旨在点出那些“电影、电视、政治家或流行文化给予人们的错觉”，包括“全球变暖这回事压根没发生，那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气候趋势，人类活动根本影响不到这上去。另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是一种会永续增长的经济模式，所以当经济止步不前时，我们称其为‘衰退’，而当它减缩时，我们称其为‘萧条’……”
　　无人机实际上是由营利型监狱里的罪犯操控，一旦没了网络信号，飞机就会失控;殖民者杀戮土著，砍伐树木只为建起拥有“枫树街”、“橡树路”的停满汽车的城市;你也许想如《阿凡达》一样利用化身逃离到潘多拉，但这只是“花了全部时间去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而非真正地去改善自己所在的地方。”科技发展史其实就是坐在河边的原始人与坐在电器堆里的现代人，说的同样是“我不快乐”……生活的每一个现实在辛格的画中芒刺在背。“我的漫画就是想要为还心存幻想的人指出这些事实，正因我们无法逃离生活，所以，要不你就真正地接受自己住在地球上这个事实，要不你就努力去把它改变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要是柯里班或斯坦伯格真的还魂过来……我得带他们去W.A. Frost，那是我最喜欢的酒吧。它气氛不错，比通常的酒吧都要安静，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电视机!”
　　不过，辛格最近最想找到“出口”的是网络。不但因为互联网造成了他的收入锐减，“我现在画漫画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最重要的是那占据了他与真正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他开始发表漫画的1990年，柯达复印机刚刚可以清晰地复印出他的黑白画稿，通过邮递员到达编辑手里。但现在，“单单就为了工作，我每天至少得花上2―3个小时在电脑边上。为了应付这些高科技，我的效率再也比不上1990年那时。”他还花大把时间在Facebook上，他形容这种社交方式就像中国哲学家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是很具诱惑性的：它给了你一种拓展了社交圈的错觉，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帮助你和远距离的人保持联系。但与此同时，它把我们从现实与此时此刻正在身边的人群里带走。”
　　为此，辛格最喜欢的是欧美最近兴起的反科技节日“无屏周”(No Screen Week)，在这七天里(今年为4月30日―5月6日)，人们尽可能关掉有屏幕的东西：电脑、手机和电视机等。他甚至为这个节日画了一组漫画。“我超级喜欢这个节日，到那时，酒吧不开电视，也不允许你带手机入内。”而那时，被迫戒掉对科技的依赖的人也许会花上一点时间探索自己和身边的人。“我觉得解决孤独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拥抱它而不是试着去忘记它。我告诉你，这件事就属于‘没有出口’(No Exit)。”
　　今年2月，在接受美国当地一家杂志的访问时，辛格表示：“要是柯里班或斯坦伯格真的还魂过来……我得带他们去W.A. Frost，那是我最喜欢的酒吧。它气氛不错，比通常的酒吧都要安静，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电视机!”他也许算不上是描绘这个时代的孤独最伟大的漫画家，但他一定是最乐观的。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周兴专访
　　技术把人类与自然隔离开来，我们已经不能接“地气”了
　　现在的世界文明中还看不到有哪一种力量，哪一种文明或文化元素，能够对已经占领全球的技术工业的加速运行起到节制、平衡的作用，或者哪怕是起到减速的作用。
　　正如海因里希?奥特所说，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里思考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哲学分前、后两期。前期以实存论(此在分析)为重点，也就是重在对人的存在分析，企图以此重构欧洲―西方的存在学/本体论哲学传统。然后有一段政治歧途，就是当了10个月的纳粹时期弗莱堡大学校长。卸任后，海德格尔展开了存在历史的非哲学或后哲学的思索，试图对人做一个重新定位，在“人是如何被规定”的意义上来思考人与存在的关系以及世界的基本元素或基本意义方向。这时候，技术问题就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课题。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基本动因有二：一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史的解构，二是对今天人类生活状况的洞察。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批判工作的基本结论是：哲学―科学―技术―工业―商业的历史性展开和全球性完成，而人(今天是全人类)已经落入技术圈套中了。着眼于今天人类生活状况，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无所不在的控制性力量，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最核心的驱动力;而且，人类已经从通过技术加工自然进展到通过技术加工人类自身，也即开始加工人类的身体自然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中，海德格尔就预言了这一点。
　　人类原是自然的一部分，生于自然而归于自然，现在，技术把人类与自然隔离开来，我们已经不能接“地气”了。海德格尔对此是有深切感受的，甚至于产生了一种对于“无根”的恐惧感。
　　“人类已经跑得太快了，一味地往前跑，是不是至少也得消停一下，看看方向对不对。”
　　海德格尔用自创的一个词“Ge-stell”来规定现代技术的本质。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海德格尔的Ge-stell是20世纪最神秘的一个理论词语。国内对此词的翻译和理解也多有分歧。已故的熊伟先生译为“座架”。我把它译为“集置”，完全是一个字面的翻译，因为Ge就是“集”，stell就是“置”。什么意思呢?我想也未必要把它弄得很玄乎。海德格尔的意思是，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全面“置弄”事物的方式，比如在观念上，人要“置”事物为对象，这在哲学上叫“表象”(Vorstellen)，其实应该译为“置象”;在生产上，人要“置造”(Herstellen)事物;又比如，在某处发现了新油田或者新矿床，但我们现在还开采不了，我们就“订置”(Bestellen)它，以后迟早要开采的。凡此种种，都是“置”，合起来就是“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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