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甲午年中日对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20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 你本人对以上分析有何看法？求1500字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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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一百二十年祭
——兼怀民族英雄邓世昌
前几天在一次散步的时候，猛然想到今年的农历年就是甲午年，于是很自然地就想起了两个甲子前，中日之间的那场惨烈战争。更多的是，想起了那场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们，尤其是与战舰同沉海底的英雄邓世昌。
最早大概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吧，我在书本上学到过那段历史，但没有什么细节性的东西留在脑海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那时，也不知道有在战争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刘步蟾、丁汝昌等这些民族英雄们。
后来，我在电影《甲午风云》中看到了那段被演绎的历史，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
在黄海海战中，邓世昌的“致远”舰因为日舰“吉野”号攻击引起鱼雷爆炸而沉没，邓世昌决心与战舰同存亡，在落水后拒绝部下救援，所养爱犬“太阳”游至身旁，口衔其臂要救他，但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地沉于大海的波涛之中……
那情景，真是世间少有的悲壮、惨烈，让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心中也不自觉地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
多年后，我教高中历史时，为了讲好那一段历史，专门花时间查阅了一些资料，看到了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皇帝为他垂泪撰写挽联：今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试想，在一个腐败无能的国家，有哪一位将军，能得到皇帝如此的评价呢？
前些年，有机会到山东威海，那个漂亮的城市有一条很宽的街道，被命名为世昌大道。到那个城市之后，我们又专门过海到刘公岛上，参观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及附属的陈列馆，凭吊英烈。在博物馆参观时，里面有一些战争遗物，再配上导游的解说，于是我对那场战争，对当时的中国形势和英雄们的壮举，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对在海战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们又产生了更深的敬仰之情。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清朝政府费尽心力辛辛苦苦组建不久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战争之后，中国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等地给日本，允许内地几个口岸通商，还有前后共计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中国清政府又背负了沉重的外债，国力日危，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120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那场战争，触碰的是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除了对英雄们有绵绵无尽的凭吊和追思外，也更有对满清政府及其权贵们的无耻行为表达的出奇愤怒……
让我们想想，当英雄们在黄海上壮烈拚杀时，大清帝国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在做什么呢？当时，慈禧太后正在筹备她“六十年”一遇的大寿庆典，当黄海上炮声隆隆的时候，她哪有心思考虑战争的胜败，她关心的是如何将个人的生日过得既排场又体面。什么？生日庆典没钱？那就从军费里挪呗。这就是满清掌权者的真实嘴脸。
而当时的日本呢，为了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从明治天皇开始，就挥起了无形的鞭子，捐出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甚至拿出饿肚皮的精神，一天只吃一餐饭，鼓动着他的臣民为战舰捐出口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
两相对照，我们自然能够看出战争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了？
120年后，还有多少人愿意想起那段屈辱悲愤的惨痛历史呢？
作为一个多少还了解一点儿那段历史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我更愿意想起那场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们，想起与战舰同沉海底的邓世昌。
关于邓世昌壮烈牺牲时的部分言行，有资料作如下一些记载：
邓世昌尝曰：“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 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我想，中华民族正是有了邓世昌这样的不怕战斗又勇于牺牲的伟大英雄人物，最终才没有被外族灭亡。这正是因为有这些勇于牺牲的英雄人物，才推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变革和向前发展。
120年了，那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已成过去，但农历甲午年又到了，让人在甲午年中不得不回顾起那段历史。这当中，有许多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发展国力，壮我军威，扬我中华强大之底气，这是保证我们不受外族欺负的首要大事。但同时，大力惩贪治腐，真正按条件选拔人才，让正直有为的人看得到前途，让埋头苦干之土流汗不流血，这样，既有清风正气，又能收拾人心，促进事业发展与社会和谐，也可培养一些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勇士，更可告慰120年前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们。
又到甲午，我要在心里为邓世昌致敬，向在海战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们致敬！&
的感言：当代劳模！所有人都应该向你学习！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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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甲午战争系列讲座之一
适逢甲午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齐鲁大讲坛举办了系列性讲座，对之进行分析讲解。
这是有关预告：
新闻报道节选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虽然如今中国国力变强,但昔日的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对我们仍有历史启示。我们如何改革?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
为此,齐鲁大讲坛将在六、七月先后组织三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系列讲座。届时将邀请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等从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角度为您解读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微妙演变。
第一个作报告的，是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题目是“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首先从去年中日建交40周年，双方官方均无任何活动说起，指出目前的中日关系跌入冰点。120年后再看甲午海战，包括钓鱼岛对峙皆可在这场战争中找到源头。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
日本有一种认识，那就是
甲午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爆发具有偶然性。中方则坚定认为，这是一场必然的有预谋的战争，是日本精心策划之下的。自丰臣秀吉（在侵朝作战中死去）在16世纪末统一日本后就提出“大大日本帝国”梦想，其后300年，有关思想与战略被继承发扬光大，不断被政治家、思想家发酵，那就是先占领朝鲜，再征服中国，进而统治全世界。
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表示要继承丰臣秀吉意愿。1871，琉球渔民在台被害，日本认为日人遭害，攻打台湾未遂，清政府唯恐事大，答应赔钱，50万两，撤走。
之后，日本将琉球化为自己藩国，把不设防的琉球攻下后掠其君主，原为中国属国的琉球被并为日本，而在此前还承认是中日双属。中国在中日贸易关系谈判中，出于中俄在新疆冲突无暇顾及，起初答应将琉球一分为二，中日各一半，后来中国解决中俄问题，反悔，表示需要将贸易问题与琉球问题一起谈，日本不同意，并在1888决意战争，不再进行谈判。&&
三、日本的战争准备&
多年来进行，精心、细致、深入，武备，舆论，外交，侦查，战略与战术，几次方略提出与修改，脚步声声，扎实推进。
朝鲜农民起义，寻得借口，中日出兵打败起义后，中国提出撤兵，日拒绝，进而推翻原国王并推举亲日者，中日在朝鲜发生冲突，进而由于运兵，发生海战。
反观中国，不仅毫无准备，甚至完全不知情，在西方列强狂扁下已经害怕，但对日本仍然以为小日本，瞧不上，与日本打交道就事论事，极少志士呼吁、出书不被理睬。&
四、清对战争爆发束手无策&
战争之初寄望于列强调停，一个多月无功，甚至被算计。&
五、战争进程&
日本登陆朝鲜、荣成，长时间（几个月，数日）无人干预，仅仅当地渔民抵抗。&
&六、中日胜败比较研究&&
1.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日本经过维新，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全面变革，走向现代化，中国政治昏庸、排外，无官员出国学习、见识；
2.国内经济政治势力不同&&
全国市场，新式军队，等等。&
3.战争准备&
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已建立全面战争体制。&
4.战争指导原则&&
一方积极进攻，一方消极防御。&
5.国际环境&
完全倾向日本。&&
七、历史影响&&
1.对华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处处可见。
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大陆的弃儿，正是此战之后割让。钓鱼岛问题，步步为营。
由于主办方插入插入刘公岛纪念馆馆长演讲，张海鹏讲的匆忙简略，与之相比，戚馆长的演讲水平差之远矣，安排不周。
引述几篇相关文章：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在影响中日关系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到今年，刚好是两个甲子，120周年。
1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应该想些什么？该怎样来看待这场战争？
清军窝囊战败　　对中国产生世纪影响
1894年7月开始到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打了差不多八、九个月时间。
在整个战争进行当中，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消极防御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仗打得很窝囊。
1894年9月有两场大战：平壤大战和黄海海战。平壤大战因为清军不布置远局，不侦查敌情而全军覆没；黄海大战应该说是世界上现代战舰的第一次海上大战，打了四、五个小时。
李鸿章当时上报说“北洋舰队是快船、快炮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实行“避战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针，放弃了黄海制海权。他不是要打仗而是要把北洋舰队保留下来。
1894年10月，日军从鸭绿江过来，其实当时还是有七、八万清军在对抗，但是前线各军互不团结，没抵抗住。
1894年11月，日军从容不迫地在花园口登陆，之后占领了金州，马上就攻下了设防的大连湾，攻下了“铁打的旅顺”，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旅顺大屠杀。
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年3月，日军占领澎湖列岛，准备进攻北京，不过也几乎耗尽了财力物力，没有力量推进。
清政府意欲求和，派李鸿章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清政府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
首先是中国的宝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台湾模范省，一举被日本攫走，台湾人民失去祖国庇护，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到今天还是受影响。
其次是至今影响中、日关系进展的钓鱼岛问题。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明朝初年，钓鱼岛就为中国人发现、管辖，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是中国人在14世纪命名的。但是，日本人在1895年1月，乘着甲午战争的胜利，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县，这个决定没有对世界公布，是窃取钓鱼岛。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纠结，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今天再次回顾、反观这场战争，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和启发。
回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结局，中国人是没有料到的，日本人也没有完全料到，西方列强也没有想到，中国在这一次战争中被一个小国日本给打败了。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重新确定了天皇的统治地位。当时，明治天皇立志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首先就把目标指向了琉球、朝鲜、台湾。
1888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日本县后，就开始抓紧国内的军备备战，大力建设海陆军，并且成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
同时，日本还派遣了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敌情，在中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日本的情报机构，也收买了一些中国人。这些情报人员，回国后都要提交研究报告。
日本参谋本部的陆军大佐(相当于上校)小川又次综合侦查结果，提交了《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的总兵力和各省的军力分布作了详细的调查。
为了发动战争，小川又次还分析了清政府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清政府海军的建设情况、以及中国当时沿海和沿长江一带的防御设施情况。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国的官僚层和国民的素质，对比分析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的官僚和国民的素质，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研究，最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计划：要先发制人。
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在国际上也开始在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准备。
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英国秘密谈判：“如果我们和中国打起来，你最好保持中立。”
1894年的7月，在中日战争爆发的这个月，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条约，英国在外交上支持了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已经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情报工作上的各方面，做好了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准备。
而清政府呢，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对日本侵略的应对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英美的实力还是领教了的，但是朝野各大臣，他们对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日本还是看不起的，始终没有把日本当成一回事儿。
中、日在1871年签订了《修好条约》，没有满足日本想要的和英美国家一样的贸易特权，日本一直怀恨在心。
而清政府对国际局势基本上是懵懂无知的，也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做了哪些变革，更不了解日本蓄谋向中国发动战争而进行备战。日本参谋本部派人从事种种间谍活动，包括与若干官员接触，清政府竟然罔无所闻。
清政府事先对日本可能发生的侵略也缺乏调查研究，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做出一个准备和判断。比如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台湾问题、琉球事件、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清政府只是就事论事，得过且过，并不追究日本动作背后的原因，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未能作出认真的正确的判断。
&“一人对一国”背后是清政府的腐朽
有一种观点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对一国”。
李鸿章对国际事务还是知道一点的，但是仍然对侵略手足无措。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很有名，但1888年成军以后就不再购进新的战舰，加上慈禧太后60大寿，修建圆明园挪用军费，使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
在清政府总税务司工作的英国人赫德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火炮又无火药。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
而根据《泰晤士报》记者当时的报告：日本在大战以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弹药非常充足。
并且，李鸿章管得了北洋舰队却管不了南洋舰队。清政府内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但是他们拿不出一点主意来；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觉得能够和就和，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
而李鸿章当时相信外国的国际法，他始终认为日本不会先开战。
所以李鸿章一开始就总是想以外交调停来解决中日纠纷。中日形势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寄托于国际调停，他请俄、英、美参与调停，还请法、德调停，但是法国、德国都没有答应。实际上，俄、英、美背后也是支持日本的，所以李鸿章的调停都是白做。清政府始终是把战争的准备放在外交调停之上，是把“保全和局”的调停外交作为最后目标，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
日本也利用外交关系。但是日本是利用英俄矛盾——英国和俄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英国怕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进一步增加。日本在中间挑唆，使得英国后来保持中立。
我们可以想象，日本在战前已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胜负不是很清楚了吗？
120年以后&&
我们仍有必要反思
在100多年以后，我们也仍然有必要反思：中国为什么会败？为什么消极对抗？这也和战争之前，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重要的联系。
我总结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由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8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改革效果上，中国尚不及幕府末期，更不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改革相比较。
第二，中日两国经济实力不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数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建立了新式的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差不多有30万人，而中国完全是旧式军人。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这点之前已经说得很详尽了。
第四，两国战争的指导原则不同，日本是积极进攻，中方是消极防御。
第五，国际环境不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总体对中方不利。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牢记教训。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更不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今天还在影响着中日两国，非常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思考，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历史教训！
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
总之，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影响中日百年国运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150万两白银赔款，三年还清。清政府从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三次借出本金3亿两白银，才还清这笔战争赔款。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的侵略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成为“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打下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这个基础，也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的奠基石。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实际沦为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猛烈地警醒！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甲午以前，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达到8000至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结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运转失灵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侵略，关键在于自身强大。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更要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确保这一点，中日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第五，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要记住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1937年12月，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屠杀。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会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第六，二战后国际安排应该落实。至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钓鱼岛问题与甲午战争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确有把握的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县管辖，但却未对外正式公布。日本这种窃取行为掩盖于其甲午战胜之中。其实，说起县，本是琉球王国，是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吞并琉球，曾引起清政府强烈不满，交涉经年，直至1888年日本为策划大举侵略中国才主动停止交涉。琉球问题最终也被甲午战争的结局掩盖了。今天所以要重议琉球，是因为琉球主权未定。琉球主权未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因为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的谈判被甲午战争打乱了；再是由《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形成的对日本领土的规定，这是二战后的国际安排，至今尚未落实。
第七，对中日关系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争端短期内不会解决，但是中日关系大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从长远看，现在中日之间的困难局面，将只是1972年建交以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个有点苦涩的插曲！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反省和检讨，寻求中日正常关系的未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教训，牢记历史教训。中日两国要牢记发展经济的大局，以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中国要居安思危，常存战备之思，牢记甲午惨败教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回顾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国策第一仗
甲午战争之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推翻幕府统治后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日本唯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兵力”。只有兵强了，国才会真正富起来。如果“富国”和“强兵”二者发生矛盾，要毫不犹豫地把强兵摆在首位。这种“要富国必先强兵”的观点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武力扩张”被看作是弥补日本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治政权把武力扩张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武力开道，砸碎不平等条约，打出“国威”，打开“国运”，实现其东洋霸主的美梦。
为了确保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宪法体制建设中，把军权置于特殊地位。明治宪法在设计上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结在一起，使军权在权力层次内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绝对的权力，一种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这就是所谓“统率权独立”的原则，与之配套的还有“帷幄上奏权”，规定凡属军机军令之事，不需要经过内阁和议会，可以由军部直接上奏天皇，做出决定。这等于把国家命运攸关的战争机器放在了一个仅凭军人意愿就可以轻易启动的危险位置。
与特权地位相呼应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始终占有极高的比率，军事工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领头羊，扩军备战成为政府各部门都不敢怠慢的大事。
精心策划，剑指中国
那么，武力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哪里呢？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相邻。因此，打败中国不仅是成为东洋霸主的政治前提，而且是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最佳选择。日本在修改1871年制定的第一个《国防方针》时，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把准备对华战争提上了日程。在战争的层级上，对华战争被定位为与世界大国同一量级的、以国力相赌的第一场大仗。为打赢这一仗，日本统治集团可谓高度重视，精心策划，长期准备，并分步骤实施。
首先，日本选定朝鲜作为对华作战、称霸东亚的切入点。回顾历史，无论是7世纪日本与唐朝之间的白村江战役（也称白江口战役），还是16世纪丰臣秀吉与明朝之间的壬辰战争，凡日本统治者对中国大陆的觊觎，无不是先从朝鲜半岛下手。变朝鲜为殖民地不仅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朝鲜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属关系，日本清楚地知道，朝鲜一旦有事，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征服朝鲜入手，进而对华开战，成为日本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战略构想。
1871年，日本先与清政府缔结了《日清修好条规》，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对朝交涉的有利地位。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次年又仿效美国当年来日叩关的先例，派军舰强行敲开朝鲜大门，迫其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取得了单方面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以后又进一步在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等地设置“居留地”。1882年更借朝鲜国内兵变之机，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这是它首次取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尽管这时连它自己还没有摆脱西方在其国内掠取的居留地权和驻兵权。
随着对朝殖民压榨的步步升级和清帝国忍耐度逐渐接近极限，日本的扩军备战也在加紧进行。1879年到1880年，日本军队不断派人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收集各类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对清作战计划。1880年12月，日本决定扩充陆海军，制定了8年扩军计划，包括建造5艘大舰、8艘中型舰、7艘小型舰和12艘水雷炮舰等。从造舰计划到军力配备、日常训练、能源储备等等，均以压倒清国北洋水师为标准。在主力舰吨位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为确保作战优势，日方还不惜在小舰上装载大炮，可谓费尽心机。为适应在中国东海和黄海作战，从1886年开始，日本在吴和佐世保两地修建军港。为方便在大陆作战，日军还进一步改革军制，将陆军的“镇台制”改为“师团制”，使陆军编制更适于进攻。在兵力配备上，除常备军外，还设立了同样数量的后备军，使可动员兵力成倍增长。
1887年，参谋本部调查人员完成了题为《清国征讨策案》的报告，报告不但对敌我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拟订了具体的作战路线图，甚至连战争打赢后如何与清国谈判勒索，如何分割中国都有完备计划。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上述方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报告《军事意见》，明确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心，并进一步强调要加紧战备。1893年4月，参谋本部再次派出间谍进入中国。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作战前的实地调查。参谋和谍报人员绘制了详细的军用地图，地图对中朝两国地形地貌描绘之准确令人吃惊。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实施，到1893年年底前，对华战争已准备就绪。
制造口实，悍然开战
关于开战时机，日本决策层认为，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出数年就要完工，到那时，从俄国首都出发，火车仅需10天左右就可到达黑龙江，届时将对日本实施战略计划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抢在大铁路完工之前对华开战。日本的战备时间表也正是以此为参照拟定和执行的。现在既然已经完成战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寻找一个开战的借口了。
关于开战借口，日本决策层认为，“朝鲜有事”就是最好的借口。既然只是一个借口，所以是否真有事并不重要。如果战备尚未完成，即使真有事也要压下去，作无事处理；如果战备已经完成，无事也要找事，否则时机不允许拖延。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汉城爆发了大规模士兵反日运动，杀死了日本教官和警察，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日本上层虽然也有人主张开战，但内阁会议反复研究，认为此时战备不足，不宜开战。所以这次尽管“有事”，也要做低调处理，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但逼迫朝鲜答应了日本有驻兵权。
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这一次事情闹得更大，日本伤亡几十人。清政府为尽快恢复朝鲜秩序，派兵入朝。这时日本国内响起一片对清开战声。这一次虽然真是“朝鲜有事”，但日本当权者权衡再三，认为战备尚未完成，贸然开战没有把握，因此还是像上次一样，决定低调处理，只与清政府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不过，这次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一国需要派兵时，必须先告知对方，事完之后要立即撤兵。
1894年，日本军事准备已经就绪。恰在这年春天，朝鲜出现东学党起义。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利用这次“朝鲜有事”的机会，对清开战。岂料这次“有事”并没有闹大，动乱很快平息，清兵也未继续深入，而是敦促日方，既已无事，双方应尽快同时撤兵。但日本拒不撤兵。至此，日本的真实意图开始暴露。
6月2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传达训令“制造开战口实”，7月7日，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写信给其部下第三师团长桂太郎说“现正在绞脑汁想办法……采取一切足以引起战端的手段”。日本最后想出的新借口是：要与清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预计清政府肯定不会答应，这样就能以此为由，对清开战。清政府果然拒绝。于是，7月23日，日本派出联合舰队，并下达开战密令。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
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说：“清国公然暗中干涉朝鲜内政……借口拯救属邦之难，出兵朝鲜……朕欲朝鲜避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清设置种种生乱之辞加以拒绝……事既至此，……不得不公然宣战。”明明是日本要寻衅出兵朝鲜，挑战中国，却反诬中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拒绝日本好意，而日本为东洋和平，不得不对清开战。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甲午一役，四大结果
作为贯彻国策的第一仗，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至少带来了以下四个结果：
——转了身。这场战争使日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从背负不平等条约的被压迫被掠夺者，变成了压迫者和掠夺者；一边是终于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边又把不平等条约强行转嫁给中国，取得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一员的“身份证”。
——发了财。战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后第一次跨越式发展。一扫1873年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建立了金本位制，加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还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
——结了仇。沙俄牵头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把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又退了回去，而沙俄却趁势强占中国东北，取日本而代之，对日本认定的“利益线”朝鲜也步步紧逼，势在必得。日俄关系终至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两国都磨刀霍霍。十年后，日本挑起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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