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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转载]“宜粗不宜细”引来曲解文革历史的尴尬
&&“宜粗不宜细”引来曲解文革历史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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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老照片。 本文作者：杨伊文
历史是一个斯芬克斯谜。
　　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它要经受时空的风化，特别是人类集团利益的扭曲和掩盖。作为书写的“历史”，它实际是当代（作者）观念侵淫的历史，是作者解读的历史。比如说“三年灾害”（中间略去了造化的俗名“自然”。因为气象编年史证实，将灾害归罪于老天爷是个冤案。）吧，其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史实数据至今没有公开发布。有人希望时间彻底把它“风化”干净，从人民的脑海底沉寂消失。这是了解历史史实的难。那么作为书写的历史，有人精明地摒弃“饿死”这个晦词，解读为“几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如果解读为“肠胃吸收能力先天欠缺性”营养不良，或许“媚”力更好）--活灵活现一副“东方式谄媚”的靓丽嘴脸--这是读解历史的“难”。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有读解的难。
　　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遗憾的是，在“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下，有关文革的研究未得到应有的深入展开，一些档案没有公开，一些领域还成为研究的禁区。这酿成的后果就是对文革的评价缺乏深厚的史实支撑的理论分析，缺乏权威性。由于时空对文革历史创伤的淡然“风化”，人们更敏感于现实的新的伤疼。改革开放历程中由于制度缺失而瘋生的贪腐和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深深刺痛了人们的神经，对毛泽东时代社会清贫节好风气亦真亦幻的回忆与幻想，尤其是对文革“四大自由”、官民平等的怀念，使得不少的人群把毛时代和文革幻化成桃花源式的“乌有之乡”。有意思的是，“宜粗不宜细”本想通过拒绝深究历史来避免面对不良史实的为难，但却意想不到地引来曲解历史的尴尬。这就像一句谚语所说：你关上了前门，却打开了后窗。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今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多元的、杂乱的、感性侵凌理性的叫街式评价和读解。
　　要准确评价历史，首先需要详尽占有史料，然后是正确的读解。在研究中不能设置禁区。但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很难做到。附着于利益的禁忌很多。即使是官方否定的文革也是如此。所以鄙人以下对文化大革命的读解会是理论分析多于史料展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中共中央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以高举毛泽东旗帜自诩的“左派”（以下我们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简称“毛思想派”）认定：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是保证中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举措。因此，它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被“左派”视之为“右派”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群体对文革的起因有多种的解说。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起因说法。注意，以上我们宽泛地把动机、目的与起因没作区分地使用，但实则这几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起因涵盖了动机，它包括发动者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存在的客观原因。而作为主观因素的动机与目的，则是密切关联的概念。这里我们不做语义学的探讨。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论述文化大革命“起因”这个似乎更具全面性的问题呢？简单来说，一则在拙文《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中我曾对文革产生的原因做了粗略的探讨，二则我认为文革是强烈打上毛泽东个人印记的运动，以致我们可以说，没有神一般的毛泽东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辩证法来说，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几乎全在于毛泽东，他的动机与目的在文革中得到淋漓的展示。所以，深入探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那么，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毛思想派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目的是发动群众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显然是一种美饰了的理想化的修辞。官方的决议则认定：毛泽东的出发点有问题，他错误的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毛的动机认定实质与毛思想派观点无二。只不过毛思想派正面高度颂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崇高与正确，而官方决议则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这两方面的说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此外还有众多的观点，譬如“‘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来解决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以及官僚主义的一次不成功尝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是密切关联的。”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毛的意图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实行统治的上层建筑。”当然，“权力斗争说”也是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大权在握的不同调、甚至对立的异己官员，是权力斗争的大爆发。
　　从“路线斗争”特别是从“政治理想”的“高度”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有拔高毛泽东思想境界之嫌。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少昔日鞍前马后的战友，建国重臣惨遭迫害、被置于死地。目的正确毋问手段？但崇高目的与卑劣手段的结亲很难有说服力，尤其当置对方于死地没有必要、没有价值之时。1966年10月，刘、邓已经受到猛烈的攻击、批判，处于只能挨打无法招架的境地，下台只是早晚的事。毛泽东这时也宽宏地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然而，以后的事实如何呢？至于彭德怀，早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缘于政治分歧而对人体侵犯蹂躏，“宜将剩勇追穷寇”，致人于死地而后快未必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如今，标准的解说词是：这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过。史实如何，且不追论。但是谁都知道，没有毛泽东的点头，谁敢动这些元老重臣一个指头？谁又能动这些元老重臣一个指头？
　　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大权在握的异己官员，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的闹剧，甚至有人发出了“刘少奇为什么不利用手中大权发动政变？”的惊人之问！这又矮化了毛泽东。表现出持论者对当时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无知。
　　一个简单的局面就是：毛泽东坐镇中南海，无人能向他发起权力挑战，也无人敢向他发起权力挑战！这点，毛泽东明白，中央其他领导人心里也清楚。
　　从1943年3月始，中共中央设立主席一职。规定主席具有最后决定权，或者说，否决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毫不含糊的。他明确宣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并曾直白告知刘少奇等：“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这个权力，毛泽东一直“坚持不懈”，不能分享，不得觊觎！有论者指责毛泽东有擅自推翻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做法，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这板子恰恰打错了地方。毛泽东只不过是正当行使了中共中央赋予他的权力！（问题只能追问：当初中央给予毛泽东这样的权力是不是恰当？）
　　在中共历史上，由刘少奇自己高调推波助澜的造神运动早已牢固确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地位。虽然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有所弱化。但是不久，毛泽东又正面肯定了个人崇拜，并逐步把对他个人的崇拜推向新的高峰。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由此，柯庆施高调宣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康生也一味颂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就不足为怪了。
　　顺便说说，1959年打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形式上军权在握。刘少奇白区工作出身，手上无有一兵一卒，何言大权在握？政变资本何在？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刘少奇等除了俯首称臣，还敢私怀政变二心？说句实在话，刘少奇不仅在客观上不具政变条件，主观上也决没有一丝政变企图。他有对毛泽东的不满，有时表现出牢骚，甚至偶尔顶撞，但是搞政变推翻毛泽东，那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有一种说法，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神秘”的“首都工作组”的存在对刘少奇等产生了震慑、监控、防范作用，故而刘少奇不可能发动政变。这是不可设想的假设--匪夷所思。
　　其实，所谓“首都工作组”只是一个为确保毛泽东南巡后安全回到北京的一个工作组，目的就是“迎驾”。江青说得很清楚：“要确保主席回到北京的安全。”当然，成立“首都工作组”名义上说的是“保卫党中央”，但在江青的心目中，在周恩来等的意识中，甚而在毛泽东自己的头脑中，“党中央”与“毛泽东”是一码事，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毛泽东是1965年10月开始南巡，日回到北京。“首都工作组”是1966年5月中旬奉命组建。从时间上说，显然是为了“迎驾”（这里有一种合理的揣测，毛泽东可能会在6月回京，因为6月的南方显然没有北京凉爽〈那时的北京不像今日雾霾、炎热〉。迎驾必须早作准备。）。因此，单从时间上来说，认定“首都工作组”是为了“震慑、监控、防范”刘少奇等可能发动的政变，显然是说不通的。要不，1965年10月至1966年5月中旬，7个月的光阴岂不是白白浪费？另外，“首都工作组”由周恩来负责，“如果他（周恩来）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由邓小平参与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来“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邓小平包括在内），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防范作用。”--由黄鼠狼来“震摄及监控、防范”黄鼠狼偷鸡？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
毛泽东确有自虐性的“政变”危机感。这一方面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世界政变频仍，尤其以第三世界的非洲为甚。这对当时奉为第三世界“盟主”的中国来说感觉自然不会良好，尤其对时刻惦念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被尊奉为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来说，滋味很坏。从1963年10月到1965年12月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当时的达荷美共和国（即今贝宁共和国）就发生两次政变；日到2月24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加纳就连着发生政变；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加纳，恰逢加纳政变；1965年，印度尼西亚又发生政变和反政变，至少有50万人被杀，其中30万为华人（有的民间组织调查得到的数据是至少100万人死于屠杀）。而1964年发生在苏联的政变虽然是不流血的政变，但作为邻国和前社会主义老大哥，对毛泽东的刺激该是不小。另一方面，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年届73岁了，老人常有的猜忌的心理难以避免（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对毛就有这种感觉）。因此，如林彪所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就很自然了。这里就自然牵出林彪的5·18讲话（即《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垮台后，5·18谈政变的讲话就被作为他反毛泽东、阴谋政变的重要证据。这是莫须有的。林彪是一个既聪明又敏感的人。他不会不意识到由他这个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的重量级敏感人物来专谈政变话题是极其犯忌的。当然，他知道在毛泽东这个超重量级拳王眼里，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中量级拳手。但是，作这样的讲话至少会成为敌手的攻击把柄。然而，他说了，而且对应林彪的病弱身体来说，是连着几小时的洋洋洒洒的长篇讲话。那么他为什么要讲呢？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这是毛泽东的授意，至少是委婉的提示。林彪的政变讲话无非是奉旨开讲，奉命作文。这不能简单的任由他愿意不愿意。聪明的林彪为此加上了一大段颂扬毛泽东的话，权作自我表白以避嫌。有人拿出毛泽东给江青的7·8书信，“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以证明毛泽东当时就不同意林彪的讲法，对林彪讲话意图明察秋毫，有所警惕。这是糊弄。毛泽东对林彪谈政变的讲法没有意见，而且颇觉新颖，“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只是觉得林彪重三叠四地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吹捧他，让他感觉“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脸皮微微有点火辣辣的发麻。仅此而已。当然，还要有点表白：“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而且推脱说：“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而就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中写道：“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这个批示不是毛泽东亲笔写就也是他欣然认可的。
　　我们来看看林彪在讲话中是怎么说的：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６４岁，恩格斯活了７５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５４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６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
　　“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等等、等等。
　　林彪还着意加上了几句效忠的誓词：“毛主席活到哪一天，９０岁、１００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有意思的是，在讲话中林彪说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注意“特别是军事战役”这一句。一个战功赫赫、彪炳千秋的元帅，三大战役指挥打了两个，所部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歼敌最多，威名最响。却小心留意颂扬“君主”的军事才干与战功，时刻注意避免自己“功高‘炫’主”之嫌。精明也哉！
　　这里还得留意一点，毛泽东给江青的是家书，却在发出之前就给周恩来、王任重看了。什么意思？显示自己一贯倡导的“谦虚谨慎”而已，聊表垂范。后来家书还给林彪看了，也无非是聊表惺惺惜惺惺之意。
　　毛泽东有一个驾驭群臣的习惯做法，除非有人当场顶撞，“逆了龙鳞”，引他震怒，他一般都不亲自到会主持对“大臣”的批判、处置。批判搞、饶，他让高、饶的对手刘少奇去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由邓小平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从而酿出一段“蚊子叮菩萨”的恩怨）；处理彭真，他又叫彭的盟友刘少奇亲临主持。他远远遥控，分而治之。此种做法的好处大家“都懂的”，无须赘述。或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不是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逼”得毛泽东下了“罪己诏”，作了自我批评吗？毛为什么没有当庭龙颜大怒呢？这又是低水平地小觑了毛泽东。面对七千人的大庭广众，地、县级“基层干部”不少，一向留下谦虚、亲民形象的毛泽东能不放下身段？但此心结一直延续到文革，毛泽东都是耿耿于怀：“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句简单的话语，结果却成为毛、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忧政变、防政变是一回事，刘少奇等不会去想、不敢去想发动政变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毛的心底，也应该是没有正经八百地把刘少奇等作为政变的嫌疑对象严肃加以防范。他只是感觉需要作一点没有特定目标的防备而已。
　　毛泽东是一位常常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游戏大师（比如，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这类的话除了毛之外，谁说谁倒霉！），他自然会想到也许说不清哪个不自量力的对手也会像他一样不按常理意外出牌，因而要防着一点。有人作古认真地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人员背景作了分析：彭真盘踞首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搞成独立王国；罗瑞卿是总参谋长，手握军权；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杨尚昆掌握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其实此权力掌握在汪东兴手中），位置关键。四人一伙，党、政、军、舆论大权都有，颇具备“政变资本”。因此，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影，但确实较不了真。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集团”，是毛泽东着意捏在一块，成为一个“集团”的。而且这四人下台也跟政变意图无关，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彭真倒台的直接因素是“二月提纲”；罗瑞卿则是与林彪的“政治工作第一”唱“反调”，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兴起“全军大比武”。但这是表面原因，实质是两人纠结的矛盾。毛泽东“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自然站在林彪一边；陆定一的霉头倒在他老婆严慰冰攻击林彪、叶群的匿名信上。但毛泽东对匿名信这玩意也非常反感，因为此前江青就领教了匿名信的滋味；至于杨尚昆，则是对其先前的“窃听”事件算个总账。这四人是分别处理，处理方式不同，时间不同，彼此之间毫无“政变组织”联系。
　　其实，分而化之，围而剿之，是毛泽东的一贯政治“游戏方略”。先把对手孤立起来，批斗，然后捆绑一块，废掉。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高、饶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反党”的组织联系，但就被捏成一个集团。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也仅因为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意见，又被晕头转向打成一个反党“集团”。有点苦幽默的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相互之间成见颇深、矛盾不浅的章伯钧、罗隆基打成反党“同盟”。当时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闻讯大怒，立马从国外给章伯钧打来电话，责问道：“章伯钧，我和你结了什么盟？何时结的？怎样连的？回来，我要找你算账！”回国后，罗隆基真的登门兴师问罪。并在批斗会上怒言：“杀我的头，我也没有小集团。”
　　这种“游戏方略”影响很深。后来的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即是一例。稍谙历史的人都知道，林彪与江青矛盾不小，不是一伙。捏成一个“集团”，难以叫人信服。
　　在毛泽东给江青的7·8书信中还有一点人们不太在意的，就是这一段话：“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身在外地的毛泽东对北京（其实不仅是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什么渠道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康生。
　　康生这个人有点神秘，人称“中国的贝利亚”，“龙爪”，大致是秘密警察头子、情报机关头子一类。1933年康生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他任中共（驻苏）肃反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为王明），负责处理旅苏的中共党员干部。1937年回国后，康生负责中共的情报机关工作。领导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即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抓党内的情报保卫工作。1942年，他倾力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搞所谓抢救运动，援用斯大林肃反的那一套，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康生养病，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复出，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曾对人表示：自己不懂搞经济建设，只懂搞阶级斗争，一搞阶级斗争，病就好了。所谓“阶级斗争”在康生的词典中就是情报特务工作。1962年，康生以他特异的嗅觉嗅出了小说《刘志丹》的“反党”气味。9月24日，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第一天，他递给毛泽东一张字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矛头直指习仲勋。嗣后打出了一个“习仲勋反党集团”，株连万人。意犹未尽，后来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据说，康生自己承认没有看过小说文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可见其特务嗅觉之特灵，也可见毛泽东对康生之信赖。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康生出任小组顾问。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参与了文革的谋划工作。这里再简单说几件事，加深一点大家对此人的感性印象。
　1968年，康生获得中共中央调查部（情报机关）的领导权。他信口指责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特务，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牵连受害干部14，000人。同年3月，制造了“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事件”，遭迫害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导致一万七千人死亡。受牵连者三十四万六千人。7月，康生交给江青一份亲笔信，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内，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88名被打成“特务”、“叛徒”、“反党分子”，加上其他受迫害者，占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
　　康生的特殊身份及阴险为人使他结怨甚多甚广。所以死后也被“面目一新”的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撤销悼词，骨灰迁出八宝山也就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上，康生是唯一全力支持毛、江结合的高层人物，由此得到毛、江的青睐。同时他又善于揣摩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是毛泽东整肃“臣下”的得力干将，故而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像史上秘密警察头目一样，是君王可以交付密令但不能委以重器的角色。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中共政治格局中的能量不可小视。
　　毛泽东对北京政治态势的把握，除去官场公文、电讯之外，其他主要应该来自康生。换句话说，对刘少奇等中央大员的政治动向的掌握，情报主要来自康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康生的视野之中。这一点，刘少奇等该不是“盲人”。
　　林彪垮台后，官方批判他是“当面喊万岁，背后搞阴谋”，这不是真实的林彪。林彪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少有的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当面顶撞毛泽东背后却为毛泽东说好话的人。比如在对东北的“和与战”的分析与对策上，林彪就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含糊地“请（毛）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要毛泽东“头脑清醒”！话不可谓不重）。事实证明林彪是对的。东北战场打赢后，林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却说，这是“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的结果。他把功劳归于毛主席。在文革中，“忠于毛主席”阵营中唯一一个敢于当面叱责江青的人也就是林彪。那么，是不是林彪就真的对毛泽东心无贰“议”呢？以林彪这样有头脑的人来说，这不可能。但是林彪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也熟悉毛泽东的为人。他必须小心行事。
　　卫立煌，这位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林彪的对手，林彪不会不熟悉吧？据说有一次卫立煌人在外地，夜阑麻将桌上欢酣。第二天一早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电话，劈头就是：“俊如（卫立煌的字），昨夜手气如何？”惊出卫立煌一头冷汗。话中之意很明显：你的一言一行均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一传说或有添油加醋之处。但林彪应该知晓。君臣之间，这也不足为怪。我想，这也是林彪建国后行事谨慎，后又在床头挂上“克己复礼”的条幅自勉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该明白刘少奇等为什么不可能存有“政变”妄图的原因吧。即使是林彪，说他阴谋发动政变、推翻毛泽东，此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
　　下面我们就来“破题”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呢？
　　撩开面纱，就是：接班人！
　　毛泽东要废黜陈旧碍事的“接班人”，想在他身体尚健康之时找到合适放心的新的年轻的接班人，由他亲自考察栽培，以便接好他的班。他不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斯大林。这正是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说到赫鲁晓夫、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心结。赫鲁晓夫倒了毛泽东的政治胃口。当然，毛泽东同时也希望开垦出一整片他赏心悦目的园地，培育出他满意的秀木，结出不同层次的丰硕、新鲜的“接班人”之果实。
　　人们可能会质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通过正常途径选拔接班人呢？我想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他的触动太深了，使他对眼前的干部队伍感到失望。也许，那一刻他心里头一次无奈地承认自己作出一、二线分工的决定是一项重大失策。这种分工弱化了他的权力影响、疏离了他和干部队伍的联系，却丰满了一线成员的领导形象、成为密切刘少奇等与广大干部关系的粘合剂。那些粘合成的团团块块似乎不大听他的了。用毛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嗅出了这种不详的政治气味。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二线。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1958年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谈到他的接班人时正是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
　　我们说过，毛泽东是玩政治游戏的大师。他常常兴之所至天马行空地说话。有些话属下必须认真的听，有些话就不能较真了。分一、二线，毛泽东的想法主要是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坐镇金銮殿，纯青南面之术，再在马列理论上更进一步，丰富著作，传之后世（7·8书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相比马列著作，甚至他自认可以比肩的斯大林的著作，毛确实有“自己只有几本‘小书’”之憾。这心境与他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有关。）。毛泽东欣赏的皇帝中有朱元璋--“老粗出人才”。但朱元璋有一点是毛泽东绝不认同的，那就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累死人不说，还难免错误频出，惹人笑话。像俗话说的：吃力不讨好。准确点说，毛让刘到一线主持政治局工作不是培养他做接班人，而是做他的“工作替身”，是毛的“分身术”。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只比毛泽东小5岁。身体也不比毛泽东强。有结核、胃病等。同一代人，如何“培养”作接班人？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由此看来，说刘少奇是第一接班人，很是牵强。邓小平虽然比毛泽东小了近11岁，但从接班人的年龄间距来说，也未必理想。把邓小平放在一线主持书记处工作，除了再为毛泽东分担子之外，主要还是平衡刘少奇的白区重量。否则红区力量恐怕会有微议。当然，选中他更重要的还是看他对毛泽东是不是紧跟。陈云比邓小平小了将近1岁，资历也比邓深，但并未被毛相中作为接班人。个中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推介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与推介陈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毛泽东把邓小平与自己直接联系了起来，加以宣传。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陈云看问题尖锐，那就是他不时会冒出与毛不同的声音。
　　姑且说几件事：
　　1，有人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但是，1947年8月，刘、邓率军挺进大别山后，两人之间的矛盾据说尖锐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
　　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姿态及二者关系（邓小平能够复出与他的这种姿态当然有关）。
　　2，延安时期，陈云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泽东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把话告诉了毛泽东，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二十多年过去，陈云似乎没有正确接受“教训”。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讲话（当然希望“其言也善”），陈云却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拒绝了。在经济工作上，陈云与毛泽东看法常常相左。在1958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批评陈云说：“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陈云看来怕讲话之后离右派不到“五十米”。
　　这是陈云对毛泽东的态度及二者关系。
　　日，毛泽东首次横渡长江。之后4天里他又3次横渡长江。日，毛泽东又一次畅游长江（这一次明显含有政治意味）。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身体很健康。所谓“身体不好”显然不是他提出中央分一、二线的原因。“苏联的教训”呢？或许有一点触动，但也不很像。1953年之后的十余年中，中国政坛并没有出现耀眼的新星。毛泽东良好的身体状况让他没有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可能是从感情上触动毛泽东想到“继承人”的头一次现实事件。彭德怀的错主要不在于他的意见，而在于提意见的形式。一个同乡老粗，往昔的“哥们”，不来聊天交流，却滔滔不绝地写下长篇意见书，而且还颇具条理，像是有备而来。毛可能怀疑背后有人谋划，借这个炮筒子来乱轰。他讨厌这点。后来毛一再指责彭德怀是搞阴谋诡计，是“搞两面手法”就缘于他内心的这一判断。书信一般是要回复的，怎么回复？毛采取了一举两得的方式：印发下去，也听听反应。结果出乎双方意料。彭德怀觉得毛不该把他的私信公开化，自然心生怒气。但这点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谈家私的私信公开无所谓（他写给江青的家书不就先行公开了？）。然而收回的反馈却令毛怒火中烧，多数人（此说法估计有所保留）赞同意见书的观点。以后毛、彭之间更爆发了“操娘”的争吵。以致毛泽东说出了内心充满痛楚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疯了。”他心底深处引发出家族、事业失去毋容置疑的“继承人”的阵阵隐痛。
　　空气冻住了-→风向大变。
　　毛岸英死在朝鲜战场，在彭德怀的麾下。彭德怀知道：祸闯大了······
　　但这面对的毕竟只是一个彭德怀，加上过气的张闻天，无足轻重的黄、周。除去心情上的刺激，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会太大。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现情况变了，他面对的是一线几乎全体成员不对他热烈表示主动拥戴的局面，除了不懂经济工作的林彪的独唱“阳春白雪”之外。“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渴望经济“能人”陈云发言，说几句尚中听的话。他主动发出了邀请，却收获了“婉拒”的失望。
历史无法清楚表明，但却应该是无误地确定：以七千人大会为界石，毛泽东勒下了铭誌：“刘少奇必须下台”。
　　就在4个月前，蒙哥马利元帅问到毛的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欣然回答：“很清楚么，是刘少奇。”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可能把接班人的事情提上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但首先要解决的是，原先定下的“接班人”刘少奇怎么下台？
　　采取“高、饶”、“彭、黄、张、周”的方式肯定不行。一是前两个“反党集团”的罪名都有搞阴谋诡计，是两面派，而刘少奇是公开的、正常的开展工作，只是意见分歧，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毛泽东后来也说了：“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高、饶、彭不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二则更重要的是，刘少奇代表的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用他传统的分而化之、围而剿之的惯常战术毛可能感到未必稳操胜券、赢得轻松，或许会胜得难看。第三，毛觉得中国存在滋生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温床，不铲除这个温床，一个一个“集团”搞下来也无非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5·16通知里毛泽东着意加上的两段话：“（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正反映出毛泽东内心的焦虑。
　　那么采取什么方式呢？1957年“反右斗争”的大获全胜给了毛泽东一个启示：发动群众！当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留在毛泽东脑海的生动印象尚未消失。既然“高、饶”模式、“彭、黄、张、周”模式不好，那就采取“四大”，借鉴“反右斗争”模式。相信，早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火红记忆此刻也叠加在“反右斗争”的活报剧上。他要发动群众，像当年农民运动那样，清除中国现实土壤上丛生的腐木、败草，开辟出一块崭新的荒地，让新的秀木长出，成长为栋梁之才（接班人）。
　　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是阴阳幻化、创意诱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指标分明、严格施工的总工程师。两人的合作固然密切了相互的关系，但角色的不同也使两人对“反右斗争”的方式有各自的理解。毛泽东看重的是“群众运动”，邓小平习惯的是“党委领导”。邓小平的“习惯”在倡导“驯服工具”、“螺丝钉论”的刘少奇那里肯定得到认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个月，刘、邓往学校派工作组即是反右斗争的再版。这种理解显然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严重分歧，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毛泽东喜欢的从来就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当毛泽东看见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是何等的兴奋啊。不由挥毫写下振臂呼应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激情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毫不留情地批判刘、邓做法，“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是开始的八次（实则9批）接见红卫兵。1000多万的青少年，手挥“红宝书”，震耳欲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又何等激动人心！尽管毛泽东那时已是73岁高龄（已过“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岁），心境也难以平静，能不浮想联翩？然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老人失去了惯常的冷静，欢天喜地地随着“造反”热潮，“摸着石头过河”了。
　　官方（那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胜利前进。这不真实。
　　一直到1968年，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还花了5个多小时接见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要解决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矛盾。谈话恣意汪洋，天南海北。相信，青年时代侧身农民运动，打土豪、闹革命的意象又在毛泽东的脑海浮现，让他激动。毛泽东是从那场运动闯出来的革命领袖。他希望、可能也相信眼前的造反热潮同样会涌现未来的大小“革命领袖”。他有点醉眼朦胧地感觉，他的接班人（们）或许就将诞生。遗憾的是，在缺乏深厚逻辑素养的中国土壤中成长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似乎陷入一个悖论：他领导建造了一个铁桶似的政权，却想用砸断桶箍的方式增强铁桶的牢固。他没有彻底搞清，他要废弃的与他当年想推翻的，已经不是同一对象。他自己创建、营造的“铁桶”，也已经不是当年军阀割据、“绿林”丛生的生态环境。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这显示他被毛泽东选中为接班人，虽然直到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才被正式作为毛的接班人写进中共党章。其实，林彪“奉旨”作了5·18讲话之后，其接班人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但他真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吗？林彪明白，他只是毛泽东为了打鬼借助的“钟馗”。林彪虽然比毛泽东小了14岁，但他的身体虚弱，远比不上毛泽东。林彪自己心里清楚，他熬不到毛泽东身后。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诚惶诚恐地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传说林彪此后还写了一个报告，请毛泽东另选他人做接班人。毛御批坚持已作的遴选，退回林的报告。林彪愤而将御批报告撕毁扔进痰盂。林彪曾私下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这些都反映了林彪对当毛的“接班人”的感受与认识。
　　其实，林彪心里明白，毛泽东心里会不清楚吗？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林彪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希望更年轻的一代人中涌现他满意的接班人。这也正是他不顾国家陷于动乱，推波助澜、放手让“造反派”把追随他的老家伙们冲击得晕头转向，批斗、整治得寻死觅活的原因。他知道，老家伙们不冲击个落花流水、心惊肉跳，“新生代”（接班人）难以成长，难以树立新的权威。他要把铁箍砸碎，他认为那已经老朽了、生锈了，该换上新的。他似乎认为，只要他双臂一围，砸去了铁箍的桶子不会散裂。至于怎么套上新的桶箍，套上什么样的新桶箍，当时看来，毛泽东还不很清楚。这从1966年到1969年间大小官员像走马灯似的升迁、废黜，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毛泽东鼓吹“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他认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似乎只要“破”了，“立”就自然成功。客观地说，相对“立”来说，毛泽东更是“破”的巨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运动不断，基本上都是“破”。这是毛泽东崇尚“斗争哲学”的逻辑结果，而他幻想性的浪漫个性又放大了这一逻辑结果的效应。
　　就接班人的问题来说，他也有“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思维惯性，而且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先“破”了再说。这里边自然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启的历史原因，包括“四清运动”的分歧等。严格地说，1959年的庐山事件也是个刺激源。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上的“哥们”，跟毛泽东生死与共几十年了。刘少奇是毛泽东特意从苏北召去延安，成为毛的主要助手。这两人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人，又是湖南老乡。他们在毛心目中的离叛（实则乌有）令毛泽东心有孤家寡人的一丝悲戚。他开始对谁都存有戒心，只相信自己的家人（文革中活跃在毛身边的不少人都和他有着这样那样的私人关系，像毛远新、王海容等，更不用说江青了）。后来有传闻说毛泽东有遗嘱推举江青为党主席，从情理上看，不为全诬。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奉毛泽东之命，秘密组织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中，江青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实则大权在握），成为文革冲锋陷阵的旗手；文革落幕前，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下三张字条，以之勉励：“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急”、“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在法庭上争辩说，“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按逻辑来说，江青的说法是对的。第一，三张字条，只拿出两张在政治局传看，为什么？里面肯定有隐情。第二，“照过去方针办”，无疑是照“文革”的方针办。“文革”离开了江青还是文革？因此，“有问题，找江青”合符逻辑。第三，更重要的是，江青是在法庭上辩称的。如果是假，可以传来证人、拿出物证证伪。如属伪造，还可追加江青的“制谣惑众”罪名。何乐而不为？这里又凸显出我前面所说，写历史时遭遇的史实人为湮灭的“难”。几张字条的事尚不能“解密”，何谈其他。但不管怎样，在毛泽东的心头，江青的分量是很重的。如果说当毛泽东推举林彪做接班人时心里想着的是江青（们），也不为子虚。
　　官方的说辞称毛泽东对江青多有批评，说什么“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什么“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什么“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等等。意思是毛泽东早就看透了江青一伙，只是惩处时机未到。这是为尊者讳的一厢情愿的辩词。切割毛、江的亲密关系，以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实则是为了捍卫中共党的利益。什么“时机”不时机，十年文革，找不到一个吹掉“四人帮”的时机？毛泽东真想清除“四人帮”，打个喷嚏就行了。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般把“四人帮”扫进垃圾桶。“时机”就来得这么快？非也。《三国演义》有一回就说到“死诸葛吓走活司马”，可见诸葛亮的神威。毛泽东更非诸葛孔明可比，他不死，何人敢动江青一个指头？陈永贵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这是庄稼人的老实话。但这只是表层。中层是毛泽东的风采“秀”（show）：公正无私。深层却是毛泽东释放的试探气球。清楚说出“（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这不是试探老家伙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所谓“二月逆流”，这是谭震林等元老们（习惯称为“三老四帅”）与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发生的冲突。两个会议时间分别是日、20日和2月中旬。谭震林态度最激烈，所以列他领衔。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毛泽东听了会议情况汇报后，龙颜大怒，把谭震林等狠狠训了一番，还着令政治局在一个月时间里连开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之。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你说，毛泽东是护着江青还是支持老家伙们？
林彪倒台后，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算是非正式给“二月逆流”平了反。但毛泽东没有点名主要责任人之一的江青。以后，官方的、“主流”史家的结论都把制造“二月逆流”冤案的罪过推给了林彪（江青）等。事实是什么样呢？就在日（注意时间！），也就是那次中央军委会议刚结束或者还在进行之中，葉帥向林彪汇报会议情况，林彪听了大怒，要秘书打電話叫江青來一趟。下午3點，江青來了。林彪不等她解釋，就連珠炮般地責問：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据？說中央軍委辦公地點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气，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领导的污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如何解释？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以上舒云记下的林彪所说的这段话可能不全是原话，但至少应该不是凭空虚构）
　　罔顾事实，把制造“二月逆流”罪案以及后来的杨、余、傅案件等等的责任都推给林彪，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种“难”：“书写”历史的“难”！
　　对毛泽东来说，江青是个别扭的悖论难题。她冲冲杀杀、锋芒毕露，得罪人多。推她做接班人，这是缺点。但她不冲冲杀杀，怎么做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欣赏她这一点，又对她这一点摇头无奈。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得益于“毛夫人”的位置，让她轻易进入权力高层。但她又正因为是毛泽东的老婆，要推举为“接班人”，毛又顾虑有任人唯亲、搞“夫妻党”之嫌。如果有林彪以病体之躯协助毛培养江青（或其他毛泽东属意的人）五到十年吧（林彪估计只能活那么长时间），到时再由林彪以病体不胜“接班人”重任为由推举江青（或他人）接班，那应该是稳当妥帖的。那时候，碍事的老家伙们已经去世的去世，下台的下台，退养的退养，留下的不多，且都驯服。然而，林彪个性刚烈，与江青很难相处。吴法宪后来就说：“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毛泽东奈之何！无怪乎林彪温都尔汗摔死，毛泽东闻讯长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疾病袭身，每况愈下，几乎一蹶不振。
　　顺便说一下，9·13事件是个谜。以林彪的头脑与个性，说他乘机叛逃，难以置信。说他病体无奈，昏沉中被人挟持而去，倒是很可能。再有所谓的《“571工程”纪要》，粗糙幼稚，以林彪身经百战之一代帅才的见识与闻此纪要而不叱责，后又“仓皇出逃”，可信乎？
　　对林彪的“出逃”我们稍作一点分析。林彪出逃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就算他安全抵达莫斯科，除了活命又能怎样？在政治上，他的利用价值不大，很可能成为苏联手中的烫手山芋。遣回中国固然不好，留下则可能成为改善苏中关系的累赘。这些，林彪自己应该清楚。同时他明白，留在国内，即使被打倒，也照样能活命。毛泽东不可能像惩罚刘少奇那样惩罚他。那样做对毛泽东来说弊大于利。特别重要的是，如果他出逃，所谓一世英名也就毁于一旦，还陷亲人朋友（包括众多属下）于不义，落个众叛亲离，遗臭万年。以林彪的性格，他是不会让这种局面由自己的苟且偷生而产生。“批陈整风”，即便有周恩来的斡旋，有毛泽东的暗示，林彪依然我行我素，拒不参加会议，拒不作什么检讨。由此也可见他刚烈性格之一斑。所以说，“出逃”出自林彪的意愿之论，难以置信。
　　林彪的死将毛泽东的接班人完美计划砸个粉碎。病体之下，毛泽东匆忙加快了选拔接班人的步调。1973年5月，他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3个月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称之为火箭速度也不为过。从1973年9月到1974年5月，王洪文16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向世界昭示：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是扶不起的阿斗。当然，老家伙们与他的不合作肯定是个中缘由。于是，在周恩来的极力周旋下，毛泽东决定试着起用林彪死后两次给自己写信作检讨的邓小平。他需要通过让邓小平的复出来安抚一肚怨气的老家伙们，在表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同时也适时地把冲击、打倒他们的责任推给林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有“秀”的相当成分。毛泽东自然没有让邓小平做接班人的打算，他只是觉得邓有使用价值。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打破了这种格式的平静。毛泽东想通过测试看看邓小平是不是真的拥护打倒邓小平的文革，真的没有翻案的企图。日，毛远新传达毛的旨意，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文件，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为由，拒绝了。邓小平没有通过测试。为什么邓小平敢冒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予以于拒绝呢？从毛泽东极度虚弱的身体，这位精明的“小个子”看到了最终翻身的曙光。毛泽东曾说：“剑英不说硬话······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可谓“伯乐识马”。然焉知马不识伯乐耶？
　　果真，距离邓小平复出掌握重权才1年多一点时间，他又一次“失宠”了。不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涛中，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叹息地说了他那句有名的无可奈何的话：“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果真，又一个一年多的时间过去，邓小平“重出江湖”。
　　接班人的问题越来越急切地逼迫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他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和时间了。林彪的“出逃”对毛泽东的威望是个沉重打击。他挑选的“接班人”都成为“叛徒”。尽管江青等使出浑身解数，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悲观主义”的批判、“辽沈战役”林彪的“错误”到毛泽东7·8书信中“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翻箱倒柜来展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与痛斥林彪的卑劣阴谋，但谙知宫廷秘史的老家伙们却在额手称庆。无奈的窘境迫使毛泽东解放了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他想争取主动。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林彪头上固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效果未必如愿。后来，毛泽东苦涩地回味：“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到那时，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就要遗憾的谢幕了，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让江青做接班人已经没有可能。他一死，江青必定完蛋，而且很可能冒出一个赫鲁晓夫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秘密报告”出现的可能性尽量减少（换作现今的不知所云的时髦标准语来说，就是“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作为政治游戏大师的毛泽东本能地知道，他必须选择一个没有结怨，各派都能接受的人来接班。如果这个人接班成功，政局不会剧烈动荡，“秘密报告”将会难产，甚至死胎。幸运的话，江青也会有一个好的晚景。这个人，他知道，就是华国锋。
　　政治游戏大师的押注在那样局促的时空情境中投下，结果应该算是及格的。换了常人，那简直是个欣喜的成功。
　　虽然江青等“四人帮”被抓，但那是她的政治游戏水准太低，“教也改不了”，以至在法庭上说出那样兜底的难听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唉，“唯妇人与竖子难教也”！至于毛泽东自己的过错只是造化不“假以天年”（真像林彪说的，活90岁也好）而已。好在他一贯娴熟运用的“分而化之”的谋略预先给对手铺就了一条荆棘之路。他把有实力的对手捆绑在自己纵情驰骋的战车上，出了车祸，大家有份。邓小平说：“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是有点无奈的实话。
　　政治游戏大师给对手留下了一道难题：否定我就是否定你自己！
　　毛泽东从来就是邓小平心目中的导师。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不例外。。。我们回过头来简单再说一下传闻的毛泽东遗嘱的事。说遗嘱中推举江青为党主席，为什么有可能呢？刚刚上面不是说了，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让江青做接班人已经没有可能”吗？很简单，那是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这种可能。但毛泽东立遗嘱时是不是还有“清醒的意识”呢？这也许是一个永久的谜。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围绕着“接班人”的“破”与“立”而展开。运动伊始的“破”的进展神速出乎毛泽东自己的意料，他感觉一切皆在掌握之中，踌躇满志，预料“（1967年）二、三月就可以见个眉目”，“两三年就可以结束”文革。然而，局势的发展开始脱离毛泽东意想的轨道。全国派别武斗愈演愈烈，军队“支左”演发成“内战”，神州似乎乱成一团。面对如此局面，1967年7月，毛泽东仍然坚持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熬到1968年10月，对陈旧“接班人”刘少奇的“破”终于“正式”完成，而新的“接班人”林彪的正式册封还要等到来年4月。文化大革命好歹算是勉强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将要完成。不过，依照马列主义的原理，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伊始时的顺利进展让毛泽东感觉可以信马由缰，犹如“胜似闲庭信步”。却没料到脱缰的战马野性复发，四处狂奔。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杂木丛生的林地被重新开垦出来，种上了毛泽东认可的秀木。新的党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中共九大的召开宣告对毛泽东新的“接班人”的“立”的正式册封仪式的完成。同样依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这个“立”又将成为未来“破”的新起点。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从“二月逆流”林彪与江青发生冲突产生裂痕开始（其实，潜在的裂缝或许早已存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新生势力”与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势力的争斗又逐渐占据舞台，演义新的“破”、“立”大剧。在毛泽东意识中，林彪开始从帮助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正能量”衰变成妨碍新接班人成长的“负能量”。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遵照毛泽东的心仪结束。
　　毋庸赘言，在文革势力与军人势力的冲突中，毛泽东毫不犹豫站在了江青等的一边。这里边有一般性的道理，也有个别性的因素。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允许军队势力脱离自己的控制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弱君”局面。1969年10月，总参发出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事先没有请示毛泽东。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程序性错误是出自林彪的授意。但是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以后又发生“天才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执，到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激烈冲突。毛泽东直觉到整肃林彪的时机来了。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置位，并在陈伯达为会议搜集整理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写下了著名的批语《我的一点意见》，把陈伯达的“论天才”批了个狗血淋头。
　　毛泽东不愧是政治游戏大师。
　　人们还记得，就在几年前文革刚刚发动时，毛泽东还批转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批示说：“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林彪讲话中除了政变就是重三叠四的赞扬毛泽东是伟大天才的颂词。那时，毛泽东只是表示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不好意思。这一次可好了，毛泽东照准陈伯达一板狠狠打将下去：“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打在陈伯达的屁股上，红在林彪的脸皮上。
　　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自有他的理由。但是，一个国家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国家元首，在最高级别的国际交往中总有一点“名不正”。你可以修改宪法，把国家主席设为虚职（安排一个不具任何挑战力的元老人物，譬如董必武来担任），起一个名义上的礼仪作用，但不能缺失。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西）德国总统等除去特殊情况外，基本上起一个礼仪作用，但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这里不想解析毛泽东的理由（除了他明确表白的理由之外，心理因素所占分量不小）。只是这位大师不按常理打出的这张牌确实难倒了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政治游戏行家（据说连康生都有点摸不到头脑）。无怪乎包括汪东兴在内的毛泽东的众多忠实拥戴者都迷惑得晕头转向。林彪是军事游戏的超一流玩家。至于政治游戏，在毛泽东大师面前，他只有称臣的份。以后的游戏就按照大师的步调进行。随着最后一声：将军！林彪呜呼哀哉阴魂遁到温都尔汗。个中原因仍是个斯芬克斯谜。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他不说，老天就没给毛泽东另眼相待“假（加）以天年”。这算是对大师“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报复”？大师的最后几步棋是在忧虑的心境中匆忙下出来的。虽然仍具一流水平，但也是一种无奈的步调······
　　大师知道，他的新的“接班人”的“立”也会陈旧化，会被“破”。大师忧心忡忡：“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早是晚？已经超出了大师的法力掌控。
　　历史演义总是耐人寻思。你方演罢我登台--其实，中共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秉持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本质的差异（直到文革后这种重大性质差异的萌芽才在开明的高层领导人思想里生发），没必要说得那么玄乎。只是诸多微妙的因素影响着“演员”们。人是复杂的，这使得许多事情变得无可奈何。
　　借用大师的一句语录来作结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果把“干部”一词换成“接班人”，那么文化大革命这局戏就好解读了。
　　多余的话——历史是胜利者的足迹，不管他是否踏过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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