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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你真的了解这位文豪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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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宰相王珪几番阻挠，未能如愿。北宋政坛，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倒不全是因为他在“乌台诗案”中屡向苏轼下毒手。他以见风使舵出名，巴结术炉火纯青。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他巴结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虱子爬来爬去，神宗也看见了，但没说话。王安石自己察觉了，伸手捉住它，正欲掐死，王珪忙道：荆公且慢，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安石奇道：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王珪说：曾经御览，屡游相须。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元丰五年，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六年，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这事就搁下了。元丰七年，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复起苏轼。复起的第一步，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今临汝）离汴京很近了。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临皋亭涛声依旧，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人海。”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当官就是马不停蹄，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有时候途中走数月，到任只几十天，又调走了。于是有了“宦游”这类词汇，令人感慨万端。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想必很有趣吧?苏轼一生，宦游四十余年，足迹半中国。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陈慥送他直到九江。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每次往返四五百里。他和苏轼气味相投，都是古道热肠。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行事很神秘。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苏轼得意了，他又飘然而去。这次苏轼赴汝州，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圣散子”，叮嘱说，千万不可示人，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苏轼并未十分在意，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几年后在杭州，这“圣散子”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苏轼万分感激巢谷，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陈慥返回，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陪苏轼畅游庐山。山中盘桓多日，诗人哲人合而为一。名山得了名诗《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寥寥数语，说尽多少事。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领悟，参透，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却已两鬓斑白，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备受小人折磨，儿子死了，他伤心归故里，隐居于半山，骑驴瞎转，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听说苏轼要来，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他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登岸施礼，说：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二人大笑，一句话胜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促膝交谈不知疲倦。历史，文学，国事，家事，虽然时时有争论，友情却暗生，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王安石迫切希望苏轼卜居金陵，朝廷那边由他说去。苏轼感动了，辗转几处买田，皆不如意，只好辞别荆公。王安石又送别，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等人物!”历史巨人的话，分量当然不轻。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未满周岁的遁儿夭折于舟中。王朝云悲痛欲绝。东坡写诗哀号：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盈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年轻的母亲、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其状之惨，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也许是丧子之痛，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诱惑，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这念头一动，立刻招来八方吁请，范镇请他去许昌，王巩请他去扬州，张方平请他去南都……古人讲究千金卜居，千金择邻，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真是一种幸福。东坡分身乏术，为难了。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他去了，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有了这块地，一家十几口，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还有退休金嘛。于是两上《乞常州居住状》，恳请朝廷批准。过了数月，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的欣喜溢于言表。书法兼随笔名作《楚颂帖》是此间写下的：“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日楚颂。”这《楚颂帖》与书于黄州的《寒食帖》，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真迹。这可是伟人、文豪、书画巨擘的亲爱书法呀，我想到它，心就怦怦跳。如此绝世珍品，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东坡另赋《菩萨蛮》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阳羡即宜兴，东坡待在这地方，溪山美朋友多，杭州、扬州、金陵等地，朋友往来很方便。活动半径大，日常韵味足，具有相当完整的“生活世界”。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另有一层，却为朝云考虑：家庭生活安定了，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重新做母亲。东坡为自己、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刮起了新政旋风。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诗篇栖居，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刮到他头上了，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宋神宗驾崩，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祐，显示出对仁宋嘉祐时代的强烈向往。高太后发起“元祐更化”，找谁来辅佐她呢?洛阳的“独乐园”，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转眼便是十五年。他就是司马光，王安石的老对头。关于独乐园，宋人笔记多有描述，它既是史学中心，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各类政要络绎不绝。司马光字君实，人称温公。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平时有点不苟言笑，但并不呆板。有个幽默故事：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他说，家里不是有灯吗?夫人笑道：街上人多热闹，名为看灯，实为看人嘛。司马光眼皮子一翻：莫非老夫是鬼呀?夫人顿时乐了，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在一般百姓眼中，司马君实几同圣人。他到京城，若是被人发现了，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王安石熙宁变法，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另一个大臣吕公著，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喜从何来？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只碍于神宗，不便插手朝政。神宗一去，她垂帘听政，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她不高兴谁高兴呢？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不便立刻重用苏轼，那么司马光、吕公著的荐表，确实来得正是时候。高太后下旨，任命苏轼知登州（山东蓬莱）军事州，掌军政大权。苏轼领旨谢恩，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表明他反应平淡：“一夫进退何足道。”他又得调整心态，撇下刚买的宜兴田，隐藏了苏东坡，而让“屡犯世患”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前路说不准。却总得上路吧。走了三个月，登州任上仅五天，新的任命复至：升苏轼为礼部郎中。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又起程了。不过苏轼动作快，五天干了两件大事：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免除食盐专卖。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民间贸易自由。盐、铁、酒、茶的专卖他都反对，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伟人的调头何其干净利落！归隐田园，以后再说吧。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写下长诗《海市》。刚到京师，他升为中书舍人，在宰相手下干活。半年后，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官三品，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升迁如此之快，百官为之瞩目，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他刚五十出头，居翰林院要职，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中唐及北宋翰林院，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宋仁宗早就讲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司马光年迈，身体又不好，君实一旦退下，子瞻定会补缺……朝廷这些议论，其实对苏轼不利。返京不到一年，他成为舆论的焦点，关注的中心。于是拆台的小人应运而生，由小人的逻辑所推动，站到苏轼的对立面，百般与他纠缠。苏轼回汴京三年多，避小人如避苍蝇。然而苍蝇一直盯他，围着他嗡嗡叫。当时政局复杂。司马光主政，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他德高望重，庶几能够控制局面。高太后支持他恢复仁宗朝的旧制：毕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治理国家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司马光勤勤恳恳，几至呕心沥血，豁出老命要让国家走上正轨。不过他犯了一个走极端的毛病：尽废熙宁新法。他外表温和，内心与王安石一般固执。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近二十年，有些明显失败了，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司马光一概推倒，有害于朝廷法度的连续性，不利于官员团结。朝廷各部门，许多官员是“熙宁人物”，他们嗅到了危险，必定联手反抗。掌枢密院（枢密院在兵部之上）的章惇跟司马光正面为敌，毫不示弱。这个章惇也是北宋一大怪才，有时行事像英雄，有时直接是魔鬼。他敢当着太后的面对司马光大吼大叫。司马光称：免役法有五害。章惇上书几千言，力加驳斥，不给司马光一点面子。二人闹到太后的御座前，章惇竟然咆哮：“他日安能奉陪吃剑！”他牛高马大的，咆哮有如狮子吼，有记载说，连老虎都怕他。想必他剑术了得，要陪司马吃剑。这是单挑的意思，等于掷出白手套跟对手决斗。然而司马光面色凝重，不予理会。这位目光能穿越千年的历史高人，其“内力”哪里在章惇之下。苏轼跟章惇是同年进士，凤翔曾有过交游。乌台诗案，章惇在紧要关头呵斥宰相王珪，苏轼一直铭记着。现在他十分为难。宰相府，枢密院，他两边走动，试图缓解政府首脑与军事首脑之间的矛盾。更麻烦的却是：苏轼和司马光政见又不合了，不同意尽废熙宁新法。原则之争，苏轼不让步。当年反对壬安石，他位卑职小已经跳得很厉害，眼下他位高权重，把司马光弄得非常头疼。议事每每不合，谈不拢，温公渐渐看苏公有些不顺眼了，“始有废公意”。苏轼的性格也令司马光不愉快。大臣们聚集的场合，一般都听政府首脑讲话，苏轼却要嚷：温公不能让我等说几句吗？司马光回答：好，你讲吧，我不讲。苏轼当仁不让讲起来了，司马光却慢慢朝屏风后或花园走去……苏轼回家，犹自气呼呼的，半夜还在嘀咕：司马牛，司马牛!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司马光又是司马牛，苏轼怎么办呢？难办。司马光执政不足两年，由于劳累过度，几乎是死在办公桌上。高太后大恸。雄心勃勃的“元祐更化”、大力推行的“贤人政治”失掉肱股之臣。她再有能耐，要镇住七翘八拱的百官、派系林立的政局，确实力不从心了。荆公、温公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而封建政权的格局，要么需要独裁皇帝，要么需要铁腕大臣，否则就镇不住朝堂，管不了百官。司马光去世，高太后痛哭，她哭的正是这一点。有学者称高太后为“女中尧舜”，她有尧舜之心，却无尧舜之力。也许她真有过让苏轼当宰相的念头，但政治这东西讲究“势”，时殊势易，苏轼备受小人的围攻，“谤书盈箧”，她不得不摁下自己的、也许含有某种情愫的念头。前面提过，高太后是苏轼诗文的忠实读者。而她年轻守寡，独居深宫若干年。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安排宫中乐人演唱。事实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大宋皇室的一个传统，后来传到了宋徽宗。“文忠公”的谥号，是徽宗给苏轼的。司马光去世的另一个后果是：攻击苏轼的小人空前活跃。以致高太后迫于形势，在京城之外为苏轼安排一桩美缺。此系后话。公元1087年前后，也即宋哲宗元祐初年，苏轼在汴京日子滋润。他长胖了，有了肚子，放在今天可能二尺七八的腰围吧。他个头本不矮，照样有身材，有型。苏辙也做京官，高而瘦。两兄弟同受太后的恩典。两家人又住得近，常常抬腿就过去了，合起来有几十口之多。苏辙的妻子史夫人，生女孩差不多生了一打，每次分娩都格外紧张，巴望男孩儿，却又是女孩儿……苏辙说：没事儿，没事儿，女孩儿挺好的呀。眼下的苏辙有了北方口音。苏轼一直讲西蜀的眉山话。苏轼自创一种帽子，高筒，短檐，殊不知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呼为“子瞻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盖在头上的。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逢节日，有时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皇宫里伶工演杂戏，两个优伶各戴子瞻帽，互相夸耀学问，小皇帝扭头看苏轼看了很久，高太后抿嘴笑笑。司马温公之后，苏子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名士。他下班回家，有个摩腹的养生动作，下人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全是文章。惟有王朝云说：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呢。苏轼大笑。欧阳修之后，苏东坡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翰林大学士，如沐春风。宫中太监老往苏宅跑，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大到一匹马。如此显贵的门第，能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士大夫的信条：能处富贵，能安贫贱。谁是楷模呢?当然是苏东坡。对寒士他有求必应，对达者也尽量帮忙。这些方面资料多证据足，宋人一千多种笔记，很难找到一种不提苏东坡的。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不过是他的门下士；米芾、李公麟这样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俱为他的子侄辈和追随者。高太后的女婿王诜、张方平的女婿王巩是他的忘年交、终身的好朋友。现存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西园雅集图》，见证了北宋文苑艺坛的一桩盛事：画面上十六个人，全是名噪当时的人物，在王诜的豪华府第雅集，或书，或画，或弹琴，或与美姬交谈。穿黄色道袍居中而坐的是苏东坡，正运笔写字。身后名流闲观佳丽翘首。王诜有一房宠姬，名叫啭春莺，美艳绝伦，苏轼也为她倾倒，写《满庭芳》赞美她。王珪更有意思，他是名相之孙，名臣之婿，从小娇生惯养的，却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贬到了岭南蛮荒瘴疠的柳州，一去十年，学苏轼泰然处之，居然做到了，俨然是苏门嫡传弟子。王珪的漂亮侍妾复姓宇文，名柔奴，一直跟随他身边，受苦受累毫无怨言。苏轼很感动，特为柔奴写一阙《定风波》，下片说：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原是柔奴的句子，苏轼身边的一个人默默记下，并与柔奴成了一见如故的好友。她是二十五岁的王朝云。女子不变节，男人却能变脸：画《西园雅集图》的李公麟，后来露出了另一副嘴脸：苏轼倒霉南迁，他在大街上相遇却装作没看见，以扇遮面而过。苏轼一笑置之，不当回事。“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就像一个快乐的人，看什么都快乐。苏轼在汴京的文字佳作不多。以前也这样。京师的富贵荣华，难以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动。写字画画倒常有。书画风雅事，于生命冲动的诉求比之文字稍逊一筹。他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分析自己的作品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余虽吾亦不可知也。这段文字，是古典文论的经典。苏辙感慨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做弟弟的，怎么追也追不上。哥哥的身影永远在前边。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这话值得玩味。写文章是与造物同游，描绘自然诉说人事，天风海雨汇于笔下，以一人体验千万人，等于让个体生命无限延伸。深谙各类世间乐事的苏东坡，把写作行为推向生存体验的至高点。写作与语言同在，而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密码。苏轼论画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绘画的变形、重神似，他是先驱者之一。他写字用的笔、纸、砚、墨十分考究。索字的人太多，他不轻易动笔了。不过，朋友以至朋友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弱点：一是见不得好纸墨，见了手会痒的；二是请他喝美酒，醉后必有醉书。比如送他南唐李煜常用的澄心堂纸，他必定眼睛发亮，呼笔墨伺候。他爱用的笔叫“张武笔”，现已无考。翰林院有个姓韩的同事，更有绝招：凡事不面谈，专门给苏轼写信，意在得到苏轼的亲笔回信。黄庭坚说：“蜀人极不善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苏轼自己讲书法的感觉：“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沸沸从指间出矣。”苏轼的书画真品，现珍藏于海内外的，约有四十六件。9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人间天堂得以延续。当年的通判，现在的龙图阁学士兼地方大员，飞黄腾达不在话下。重游西湖，“不见跳珠十五年。”但苏轼这个人，为官要做事的，决不会忙着去享受。他有巨大的名望，有高太后这样的后台支撑，即使做个享乐型的庸官，谁会责怪他呢？以官场进退术来看，他做庸官效果更佳，京城那帮争名夺利的小人将不复记挂他。相反，他做出成绩了，小人则不会放过他。他这种正人君子，一旦当宰相统帅群僚，贪官庸官将无地自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的悲剧，也许正源于此。江南好山水，好茶好酒好女人，苏轼也欣赏，也享受，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杭州一年半，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在临安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他又张弛有度，忙里偷闲游山戏水，居然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欲将公事湖中了”。他跟禅宗大和尚佛印比试机锋，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留下的佳话载入《五灯会元》，害得后世文人郁达夫专程到杭州，看完了八卷临安志，未见琴操一段情。伟人的一年半，不得了。当时西湖淤塞过半，苏轼连上奏折请求朝廷拨专款整治。而他的特殊身份“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又使他能调动官兵协同十万民工奋战西湖。为赶工期，他不分昼夜地巡视在工地上，吃民工饭，喝民工水，一点不勉强。杭州之有西湖，苏轼居功第一。命名，写诗，疏浚，堪称三部曲。难怪杭州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喝水吃饭皆为他祝福。过了十年，吕惠卿守杭州，毁掉了他的生祠。元祐五年，杭州洪涝之后又遇大旱，疫病流行。苏轼手头的宝贝药方“圣散子”派上了大用场。药价相当便宜，一服只收一文钱。苏轼率先拿出五十两黄金，带动富豪捐赠，办起了慈善医院，“千钱活千命”——这是他宣传圣散子的广告诗，浓墨写在安乐坊的大门前。可惜他走后，安乐坊只维持了数年。慈善事业后继无人。高太后召他还京，想委以重任。小人一蹦八丈高，拼命排挤他，官场推手，政治打手，有名有姓的七八个，全冲着他来了。像一群野狼驱赶一头雄狮。太后也无能为力。苏轼返京三个月，又带领全家人上路宦游了。接下来的两年多，出知颍州、扬州、定州。所谓“二年阅三州”。三地各有建树，史料确凿，包括苏轼本人的诗文、书信和奏折。用勤政爱民这类词来形容他，再平常不过了。他爱民的冲动源远流长，有权无权都一样，只不过权力在手，作为更多而已。颍州亦有西湖，苏轼写下著名的五言诗《泛颍》。颍、扬各半年后，朝廷告下：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又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做哲宗皇帝的老师。此前他已是龙图阁学士，一身而双学士，有宋一代的翰林院不多见的。高太后确实器重他，却未必出于私心，他在京城、在地方都干得那么好。苏辙时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兄弟俱荣耀，“内翰外相”，有些官员非常紧张：这不是把持朝政了吗？苏轼或苏辙有朝一日真的当上宰相，他们必定没戏。于是，这些人条件反射动起拳脚，先下手为强。苏轼还在从扬州到汴梁的路上，种种诬陷就像箭一般飞向他了。入京，他请辞兵部尚书，高太后倒是恩准了，却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他再辞，乞一郡，比如出知越州（今绍兴）太守，太后不允。苏轼惧怕谣言，可是有她在呢，一切替他担着。苏轼硬着头皮上，专心一件事：做帝王师。宋哲宗已长到十七岁，快要亲政了，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小皇帝很不耐烦，每次上朝，太后在前他在后，他抱怨说：“朕只见她臀背。”这少年有心理疾病。凡高太后宠信的人，他都不喜欢。苏轼煞费苦心准备的教材，他听得心不在焉。侍读的地方叫迩英殿。教皇帝读书称“经筵”。苏轼教哲宗始于元祐初年，是小皇帝的老师傅了，却是越教越艰难。想让皇帝学习唐太宗，这发育迅速的男孩儿却迷上汉武帝：大权在握，后宫八千……哲宗小小年纪，对女色的经验已积累了不少，宫中猎艳频频得手。苏轼在这边绞尽脑汁，他在那边与宫女滚作一团。苏轼只能仰天长叹。子由劝哥哥说：我们尽力就行了，只求问心无愧。而苏轼想得很远。古代士人，做帝王师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理想。教出一个好皇帝，胜做百年好官。苏轼对哲宗一筹莫展。他身上始终有高太后的影子，他不可能去掉这影子。一切努力均被它抵消。偏执少年阴郁的目光，盯着影子不放，却又不明说。苏轼晚年的命运被三个人所决定，一为高太后，二为宋哲宗，第三个是大魔头，稍后再讲。大魔头现身之前，先有口齿锋利的小动物围咬苏轼，从元祐初咬到元祐末。此系史家公论，并不是笔者情感用事。贾易、赵君锡、黄庆基、张商英等十余人，因围攻苏轼而名留史册。乌台诗案之后又有竹寺诗案，神宗去世两个月，苏轼曾于扬州竹西寺题诗：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皇帝死了，苏轼居然“闻好语”，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小人拿这个说事儿了。当时苏轼从贬谪之地黄州复起，沿途访旧看田，心情不错，流露笔端，却让贾易赵君锡捏了把柄。事情闹得很大，高太后直接干预，苏轼才躲过一劫。苏轼做地方官一般没事，回朝廷总有麻烦。眼下他的一大罪名是：推荐蜀人及门下士做官，形成所谓蜀党。他结党营私。元祐八年(1092年)的四五月，谏官黄庆基等连上七个奏章弹劾苏轼，小人反指伟人是小人，其中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应当承认，这姓黄的以君子自居的小人，言辞功夫不差。朝廷沸沸扬扬了，欲巴结苏轼者，转过身去磨刀。然而宰相一改平时的面团形象，站出来主持了一回公道。高太后趁势发力，罢免了黄庆基。苏轼、苏辙逃过一劫。蜀人门下士雀跃欢呼。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夏末、中秋，苏轼生命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女人仿佛携手而去——王闰之病逝，高太后骤亡。高太后临终前，安排苏轼出知定州军事州。苏轼在接踵而来的悲痛中起程。按惯例，他离京前要面辞皇帝，哲宗却找借口不见他。苏轼仓皇出京赴任所。定州（河北定县）是当时的军事重镇，苏轼干了一年多，军政两摄，渐渐理出头绪。朝廷没动静，他安下心来。哲宗毕竟是他多年的学生，虽然离京时没见他，却命人塞给他一包茶叶。苏轼品御赐好茶，品出了师生情谊。一家子，就在定州待下吧。干到致仕的那一天，迁江南宜兴定居。苏轼还对朝云许愿，要带她去老家眉山看看，在二老及王弗的墓前上香烧纸。前景看好，至少过得去。长子苏迈讨欧阳修的侄孙女为妻，并已踏上仕途，时任常州某县的县尉。眼下的苏轼五十九岁了，也许再过半年就能退休。就他永远高涨的生活热情而言，退休后的生活更像生活……这时候，那个大魔头现身了。大魔头不是别人，却是苏轼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章惇。章惇害苏轼，苏轼可能至死都想不通。学者们也有疑问。章惇害苏轼，好像理由不够充足：这人怎么回事？专拿朋友动刀？他当年不是挺身而出救过苏轼吗？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清除了一批“元祐骨干”，本无意对苏轼发难。章惇做宰相，却把矛头直指苏子瞻。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这个潜在的政敌、宰相位的竞争者。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章惇是父亲与其岳母私通的产物，一辈子心怀鬼胎。年轻时高大威猛，和京师贵妇鬼混，贵妇开玩笑提到他的出身，他立刻翻脸要用绢丝勒死她。凤翔有鬼屋，几十年闹鬼，无人敢进去，章惇却进鬼屋住了三天三夜，屁事没有。鬼都怕他。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子厚日后能杀人。殊不知，事隔三十余年，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朝廷告下：苏轼“责知英州（广东英德）军事州”。按宋制，“责知”某地，马上就要起程的，不像迁升可以磨磨蹭蹭。一夜间全家卷铺盖。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命令又至：降为从六品官。走到南都城外，苏轼写信给朋友说：“某旦夕离南都……英州之命，未保无改矣。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果然，六月走到当涂，第三道谪命来了：苏轼，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被降为罪臣，六品官、两学士及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苏辙同样被章惇赶出了汴京。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均遭贬黜……苏轼面临着万里投荒。他的抉择是：带苏过一人远赴贬所，翻过大庾岭到惠州。苏迨带领其他眷属到宜兴去，和苏迈同住。家人不同意，但老人态度坚决：这事儿没得商量。家人哭成一团。惟独朝云沉静，她也决定了，和王珪的爱妾柔奴一样，随心爱者到任何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劝她没用。苏家的几个家臣家妓，各得若干银两细软，各奔前程去了。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台戏。然而什么样的戏剧，能揭示出苏东坡的内心?九月，过大庾岭。岭在今之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县北。号称大庾五岭，分隔内陆文明与南国炎荒。宋朝不杀大臣，惩罚最重的，就是贬到岭南去。五岭八峰一个多月，山中的遭遇一言难尽。苏轼十月抵惠州，暂住合江楼，楼下是奔腾的东江。当地官员以礼相待。生活清苦，蔬菜缺，肉更少。惠州是个小城，杂居着汉族、客家族等，发音奇特，内地人听不懂。苏轼将息数日后，开始用他一向平和而又幽默的眼光打量周遭了。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意甚喜之，如食螃蟹……”写信不谈别的，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如何炙烤，如何用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给人美滋滋香喷喷的感觉。末尾却说，这么细致挑吃羊骨，“则众狗不悦矣”。佛印大和尚则写信来安慰他。这是历代高僧最著名的书信之一：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大彻大悟的和尚，也给了苏轼一份力量。苏轼善于各方借力，不管是在书本上，还是在生活中。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精髓，修炼成钢铁骨头，却不失血肉之躯。而这向来是佛教的两难，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两难：无限的欲望导致无限的痛苦，倒不如冷却成石头。苏东坡不冷却，始终保持躯体的热度和柔软度。他甚至学会了向各种各样的苦难借力。翻遍史籍，修炼到如此境地的，可能只有苏东坡。冬天，他移居惠州嘉祐寺。有一篇意味深长的短文《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这短文，当选入中学生课本。次年，东坡吃上惠州的荔枝了，欢愉之情掩不住，挥笔写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和惠州人打成一片，源于两件事：一是造桥，二是种药。连接东江两岸的原是一座简陋的浮桥，江流湍急，每年都有不少人落水，被浪头卷走、吞没。东坡建议修桥，惠州官府却苦干拿不出钱来。东坡写信给子由，动员弟媳史夫人拿出皇宫多年的赏赐。其实不需动员，东坡开了口，史夫人二话不说，拿出了价值数千金的东西，派人急送惠州。她手头就这点钱了。桥成之日，东江两岸全是欢呼声，三日不绝，许多人喜极而泣：东坡先生早一点到惠州该有多好!东坡写诗描绘盛况：“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瞅着鸡血遍地，他又心生怜悯，为杀生感到难过。不得已，找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世无不杀之鸡……惠州瘴毒弥漫，常有疫病流行，而当地人不大懂得医药。东坡率先种药，托人从广州买药材。居所前后种满了药材，就像在黄州的东坡种麦子。他又开方瞧病做起了郎中。经他带动，官府宣传，惠州从此药材渐多，郎中渐多。他还发明了“秧马”——种快速插秧的农具；他替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大大缓解了广州的饮水困难……有人实在不理解他，“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这是干吗呢？不是有悖人的自私天性吗？“劳己而为人”，莫非其中有啥见不得人的动机？东坡回答，他干这些事全是为了自己：“病人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使之酣适，盖专以为己也。”苏东坡真像雷锋叔叔。他又打坐，炼丹，做美食，酿酸酒，写和陶诗，真够忙的。他试验独居，不与朝云同房，却感到十分艰难。反观他涉及私生活的书信，他和朝云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服从养生而尝试去欲，其动力是为了活着北归。惠州府温都监的女儿温超超，因崇拜而热恋他，他软语劝慰。他和朝云外出转悠，有时单为避开这热烈女子。北方的朋友们书信不断。陈慥致信说，要到惠州来看望他，他回信批评老朋友：“莫作女儿态矣。”却有杭州的和尚名叫卓契顺的，从江南走到岭南，几千里路，只为送一封家书。卓契顺是佛印门下弟子，佛印为送信的事犯愁，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他揣了信就上路，跋山涉水到惠州，人都走变形了，见了东坡却没甚言语，一味地傻笑。在场的人无不抹眼泪，倒是东坡视为寻常，问卓契顺想要点什么。卓契顺说，想要一幅先生亲笔写的陶渊明《归去来辞》。十几天后卓契顺返回杭州。一切平淡得如花开水流。然而一朵鲜花却凋谢在惠州。王朝云死于瘴毒。东坡种了那么多的药，未能挽救她的生命。死前仿佛有预兆：她老唱“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唱着，眼泪直流。此后东坡终身不听不书这首《蝶恋花》。临终前她口诵《金刚经》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着惊人美丽的王朝云葬于惠州丰湖之六如亭。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去年我到惠州，拜谒朝云墓，为永不凋谢的鲜花献上一束鲜花。而惠州一位老教授，每周都去献花……且看东坡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日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朝云感动了上帝，她死后第三天的夜里风雨大作，天亮，人们在她墓旁发现了五个巨大的脚印。东坡闻讯，带苏过亲往察看，干栖禅寺设供佛事，写《荐朝云疏》：“一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三个月后，东坡为朝云作《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幺风。素面翻嫌粉沉，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黄州多少欢娱……惠州无限伤悲：“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人已去，美景空。年逾六旬的老人，还能挺住吗?苏过很孝顺，东坡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扬他。老人的饮食起居，“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东坡的三个儿子都一样，包括儿媳妇，包括他的朋友、学生，无不感染他的气息，受他的影响。伟人引力大、磁场强。有趣的是，章惇派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借刀杀东坡。这仇人却变成了东坡的好朋友。贬惠州的第三年，东坡在白鹤峰营造新居，打算长住。长子苏迈带着他的三个孙子以及苏过的妻儿到惠州来了。新居落成，官民同贺，一家子乐融融。此间东坡情绪好，又展露仙容了，欣然提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小诗传到京师了，大魔头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贬他到海南儋州去。一纸令下，全家人再次恸哭于江边。白鹤峰的新居刚住了两个多月。苏东坡携苏过从广州下船，行至藤州与苏辙相会，兄弟盘桓二十天分手，竞成永诀。子由此时贬到了广东南端的雷州半岛。“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这份兄弟情足以成书的。本文省略太多。东坡贬惠州，两年零七个月。传说东坡过海，船上放着一副空棺。儋州比惠州更荒远，《儋县志》说：“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长途水路颠簸的老人，到贬所病倒了。病稍愈，杜门默坐。他写到：“至儋州十余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可是没过多久，他对这地方有了新的感受，《书海南风土》云：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夜，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东坡喜欢吃肉，但儋州无肉可吃。本地人吃老鼠、蝙蝠、蜈蚣。苏辙到雷州，因吃进去的东西又呕吐出来，体重骤减。东坡寄语老弟，说自己也能吃熏鼠了，体重反而有所增加。蝙蝠蜈蚣之类，以老饕餮自居的东坡，大约也要尝尝吧?他居住的地方是几间破官舍，比杜甫的茅屋更糟糕，不仅漏雨，而且漏树叶。有一天早晨在风雨中醒来，满身都是湿漉漉的黄叶。儋州太守张中实在看不过去，冒着暗助罪臣的风险，找借口用官钱修缮了破官舍。后来因此获罪，掉了官帽。儋州人懒得开荒种稻，主食为薯芋，整锅煮，天天顿顿如此。吃惯美食的东坡尽量每顿吃饱。而岛上一度闹饥荒，海上数月风波险恶，琼州(今海口)那边的粮食运不过来。东坡父子练龟息法，将食量减到最低，朝初生的太阳做深呼吸，要将热能化为体能。这叫“阳光止饿法”，据说还有效。居无所，食无肉，出无友，读无书，写字作画没纸墨……张中又帮他，替他介绍当地的黎族朋友，做翻译，沟通言语。东坡学海南土语，黎人学他用眉山语音讲的“官话”。时至今日，海南儋县仍有两个村庄讲眉山话。东坡性好动，没朋友很难受的。黄州是这样，惠州、儋州亦如此。他终于有了几个朋友，其中像黎子云兄弟，几乎每天见面，你来或我往。有一天东坡外出串门喝下几杯酒，归家迷路了。当地民居看上去都差不多，家家户户的围栏一模一样，形同迷宫。他吟诗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常看东坡不眨眼，一日，忽然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东坡从此亲切地称她“春梦婆”。他沾酒就上脸的。小孩儿觉得他好奇怪，争看他，追赶他。他扭头一笑，诗已出口：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他当然不甘寂寞：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海南常有雨，忽来忽去的。黎人送他斗笠和木屐，走路吧嗒吧嗒，斗笠遮去漫天风雨。昔日曾有名篇《定风波》：莫听穿株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所有的逆境中人，《定风波》宛如一颗定风丹。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境界不易学。它是人类巅峰人物的寻常体验。当时有无名画家作《东坡笠屐图》，太感人了，观者欲掉泪时，却又不自觉地微笑。孔子，庄子，陶渊明，连同一地风俗满目黎庶，全在苏东坡的身上。道士吴复古，飘然过海看他来了。眉山人巢谷，和东坡自黄州一别十几年，从家乡起程，以七十老翁之躯，万里迢迢赴岭南。东坡富贵时，巢谷总是在别处。简单的行囊中又不知藏着什么类似“圣散子”的灵丹妙药。他决不能让东坡死于瘴毒。可他筋疲力尽走到了梅州，缓得一口气又向海南，却累死在新州道旁。东坡、子由闻噩耗，相隔数百里，同声恸哭。巢谷亦如三苏父子，是眉山人永远的骄傲!太守张中果然掉了官帽。一帮狗衙役将东坡赶出了官舍，父子几天吃住于污池旁。不得已，桄榔林下草草盖房子，东坡为之命名“桄榔庵”。黎族父老兄弟，数十人来帮忙，他们头上没有官帽，不怕得罪远在京师的凶神恶煞。史料显示：东坡在儋州，章惇也不放过他。“时宰欲杀之”，故事还充满悬念。然而苏东坡居然开始讲学了，皇帝的老师，转而教诲黎家子弟。椰林深处书声朗朗。色土为墨阔叶作纸，课本却在东坡先生脑海中——这才叫脑海呢。我们这些人，只能叫“脑溪”、“脑河”吧?苏东坡居海南，教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这里却有辛酸故事：唐佐原是琼州人，过海求学，临走向先生乞诗，东坡写下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许愿说，等唐佐考上了进士再写后两句。后来唐佐高中，先生已在九泉。苏辙续写成篇：“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中国诗歌史，这悲喜故事绝无仅有。好官张中要调走了，与东坡父子情深，迟迟其行。临走那一天，不睡觉，和东坡坐谈通宵。他原是军人出身，而兵学乃苏氏家学之一，言语投机，不知东方之既白。朝廷又起变故。宋哲宗二十几岁就一命呜呼，大概纵欲过度，以身试那把东坡讲的“伐性之斧”。徽宗上台，章惇随之失势，也贬到雷州去了。弹劾章惇的谏官，是一个叫任谷雨的眉山人。朝廷又想起了苏东坡。公元1100年的六月，东坡得以奉诏北还，离儋州，黎人数百哭送于海边。惠州、梅州（子由贬谪地）、常州的亲人们也在哭，喜极而泣。八月，东坡走到广西桂林，却传秦观的死讯。东坡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老师欲哭无泪，数日食不下咽。一路伤心，慢慢将息。九月抵广州，逗留四十天上路，吴复古得讯追赶他。这个一生以道路为家的道士却死于道路。东坡旧悲未去再添新伤。次年四月，抵江西南昌。南昌太守叶祖洽开玩笑问：世传端明（学士）已归道山，今尚游戏人间耶？东坡答：途中碰上章障，踅回来啦。说章惇，倒遇上章惇的儿子章援，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言词诚恳，言下之意却希望东坡登相位放过他父子。东坡就地回复，也是一封长信，提及章惇时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耶稣是西方传说。东坡乃东土伟人。六月中旬，船行于运河赴常州，两岸百姓上万人争睹东坡的风采。他头戴小帽，身穿小背心，坐在船舱里，环顾左右说：“莫看杀轼否!”江南百姓，祝他早日做丞相，造福于天下。官员中也盛传他将出任宰辅。沿途赴宴。回船继续向常州。七月流火，船舱里异常闷热，东坡腹泻。老友钱世雄及儿孙在他身边。抵常州登岸，居城里一个朋友的家。他曾在常州买过一所房子，却听街上的一位老太太哭儿子不孝卖掉祖业。细问之下，方知原来他是买主，于是把房子退还老太太，购房款也不要了。现在，病转沉重的东坡，住进朋友家。三个儿子迈、迨、过，环侍病榻。他长时间瞅着一幅画——李公麟为他画的像，旁边有他的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样的诗，令我们无言。一切解释都是皮毛。十三日病况好转，次日又高烧，热毒大作。强撑病体写《与钱济明书》：“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则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十八日，自知难起，唤三子于床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地狱）。”二十七日，恶化。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赶来了，俯到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东坡答：“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喊：“至此更须着力!”东坡闭目答：“着力即差!”钱世雄还要问：“端明平日学佛，今日如何?”东坡答：“此语亦不受。”溘然而逝。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形容苏东坡的死。我想起了恒星的爆炸，收缩成白矮星，演变成黑洞。其黑洞般的精神伟力，足以吸引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万物之灵。举国哀悼不消细述。东坡的弟子李鹰在祭文中说：“道大莫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东坡诗存二千七百首，词三百余阙，文数千篇。这要部分归功于宋代印刷术的发达。北宋以后士人，没有不读苏东坡的。尚有学术巨著《论语说》，后者不传，是中国文化一大损失。东坡读孔子，会读出一些什么呢?我个人对苏东坡总的印象是：他能看见生活。看见生活不容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换句话说，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纵向千年，横向万里。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集于东坡一生。这给当代留下了巨大而纷繁的研究课题。可惜对他的研究，知识结构趋于固化。见叶不见树，见树不见林，是为病根。无力从大处着眼，难免鸡零狗碎。等而下之的是戏说，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胡编乱造。拿什么做结束语呢?海德格尔《什么是思想》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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