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写过专门的课程论文！怒答！第一次长答案贡献给题主！
文章废话很多，重点地方已加粗。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着同西方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特色，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极为强势的影响力，中国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单一的强大的集权制政府是可行而且必然存在的。这导致了东西方封建社会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样的不同显示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而最鲜明的则表现在社会经济领域。
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货币与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西方的货币标准就是以金、银等贵金属为基础的，银币主导了国内贸易，而黄金则通常用作国际贸易的货币标准。因为黄金本身价值很高且保值能力极佳，西方封建社会又始终处于一个分裂竞争的状态故而缺乏统一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干预，所以黄金自然而然成为了不受任何国家或领主控制的价值尺度。这样不被任何人控制却能被任有人拥有的黄金与宗教一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虽然一直被宗教所鄙夷，但黄金对人们的现实意义却远比虚无的宗教更大：黄金代表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为你效忠的军人、名望、政治影响力…足够的黄金可以换取人间存在的的一切。
而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早有诸如“孔方兄”之类的论，但更让人耳熟能详的，则是另外一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就可以得到优质的生活，而具体优质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你在官僚集团中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了。
两者的结果何其相似，但手段却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试着将两者做个比较，就不难得出“西方封建社会中的黄金=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权力”这样一个有趣的等式。然而这一等式也生动地指出了东方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权利本位制。
直到今天，这两种本位制依然分别在东西方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黄金依然有着远超任何主权国家发行的纸币的的稳定性，而权力——无论如何解读——在中国依然意味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秦统一六国，首次在全国发行统一的货币，即我们所知的圆形方孔钱，从此之后的两千年间，圆形方孔钱等之类的青铜币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基础，直到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才成为和青铜地位相当的流通货币，但白银并不能被称为贵金属，而在先秦时期，也不曾出现过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而以青铜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明显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社会商品流动和贸易，更妄论货币本身的集散，故而，他的长期存在正是我国工商业长期不发达的证据。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种似乎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现象恰恰表明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绝对主导作用和极为强势的影响力，具体则表现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或中央政府对青铜币的价值和纸币的价值的任意干涉和规定上。
理查德·冯·格拉恩在《纸币的起源》中曾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本文引用如下：西方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要。
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政府拥有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权的大背景下，调节货币供给自然成为了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故而“法定货币”这一西方近代出现的概念实际上早早就在中国得到了实践。
在经济学中，法定货币是指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发行者亦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货币本身并无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当纸币产生之后，法定货币实质上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流通的纸币。
由法定货币的定义可以看出，法定货币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信誉为内在价值的本身价值平平甚至没有价值的货币。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虽在精神上与法定货币概念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有着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青铜币体系视为特殊的“法定货币”体系。也正是“法定货币”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的实际存在，使得纸币在工商业并不发达的中国有了产生的基础。
我国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宋朝的交子，地点则是四川成都。
唐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最混乱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的54年之间，华北和中原地区遭受了军阀王朝之间无数的战祸和少数民族的掠夺，但盛唐的辉煌依然在长江以南和四川得以延续，北方流民的涌入、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南方政局的相对均势使商业繁荣受到的打击大为减弱，同时，唐王朝使用的货币因其灭亡而无法供应，以致货币渐渐短缺，于是各国都不得不开始进行自己的铸币活动。由于当时跨地区贸易的活跃，担心足值硬通货流失的各国统治者纷纷降低青铜币的成色，加之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缺少铜矿，许多国家干脆就用铁或者其他价值更低、储量更大的贱金属铸造货币，例如后梁开平年间铸“开平通宝”大钱和“开平元宝”，后唐的“天成元宝”，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北燕“应圣元宝”等等，这些货币铸造材料基本为铁或铁铅合金，同时铜币也大多使用较便宜的黄铜因而成色不高，完全依靠其所在国家政府的统治力来维持本身的购买力，所以往往一出本国国门就变得毫无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各国国内市场货币供给的充足和购买水平的稳定。
蜀王国统治下的四川由于地理上比较封闭和封建农业经济体系的自给自足特点，从而成为了典型得自给自足型的地区：经济相对独立，政局稳定。四川地区不仅在唐朝中前期已经发展为发达的经济中心地区之一，并且也没有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因而内部经济运行比较良好。同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下，四川的丝绸和茶叶作为需求量很大的出口商品也为蜀王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这些都使四川地区可以享受较充足的货币供给。但到公元950年，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和战争导致的商贸破坏，迫使蜀国统治者孟昶下令制造铁钱，以补充铜钱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样，蜀王国创造了铁钱与铜钱并行的双重货币体制。
而当公元965年，王全斌率宋军攻破剑门关进入成都后，因为宋朝政府也缺乏足够的青铜币供给流通，所以他们没有改变四川已有的铜钱铁钱并行的体系。到公元979年，完成了全国统一并且经济实力有所恢复的北宋政府开始在四川实施恢复铜钱的计划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单一货币体制。北宋政府要求一成的税款必须用铜钱来支付，并在之后的十年中每年增加一成。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可以使铁钱逐渐失去承认度，退出流通领域。但由于四川地区铸造铁钱近三十年，相对其经济运行的规模而言缺少足够的铜钱，所以这一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为了交税，人们想方设法争先恐后地获取铜钱。使得铁钱对铜钱的兑换比率大幅增加，造成市场混乱，物价震荡。三年后，北宋政府承认了恢复铜钱计划的失败并放弃了在四川地区恢复铜钱的设想，在四川保留了铁钱的货币地位。但铁钱只能在四川地区范围内流通。但四川铁钱本身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内在价值低，在铜铁并行的体系下，铁钱的购买力受到很大限制，许多人不得不拿着比自己要买的货物还要重得多的铁钱去购买所需商品。
铁钱价值低的另一个后果是铁钱的价值难以稳定，很容易被操纵贬值。993年，被铁钱的大幅贬值和贪腐重税剥削的四川地区爆发了著名的王小波起义，这场历时2年的农民起义最终被镇压，但起义军一度占领成都并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当宋军重新控制四川地区后，随机出现了硬通货的短缺。加上大量的货币需求如果使用铁钱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为不便的，一些商人便开始使用一些私人票据以代表自己的可兑现硬通货，并用这些票据来进行交易。这些票据就是交子。
但用票据进行交易并非四川商人的创举，早在唐朝贞观年间，，便已经有了“飞钱”。这种服务也是因为铜钱不易跨地区运送而创建。政府在长安建立柜坊，商人在那里存入铜钱，取得票据——即“飞钱”——再于商品购买地换成铜钱进行交易。宋朝时将飞钱更名为便钱，于公元970年在东京设立了便钱务，并扩大了存入的范围，接受人们的黄金、白银、硬币或者丝绸存款，然后折算成铜钱开出票据。（这其实也可以看做青铜币本位制存在的证据。）但这样的票据更类似于支付凭证或者汇票，不能在实际中充当交易媒介。
但开封与成都之间山长水远，成都刚刚遭受战火侵袭，而且宋朝社会制度弹性大，于是私人票据理所应当的开始在私人贸易中充当货币的作用，但这并非纸币的正式出现，我们一直所强调的法定货币的官方正式认定在此时还尚未达成。
正是统治阶级对私人票据的默许但缺乏足够的重视为这些私人票据带来了麻烦。在王小波起义被平定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私人票据在四川的跨区域交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假冒的私人票据也不断出现，也有许多商户破产导致票据无法兑现的情况存在，北宋地方政府在这段时间里受理许多这样的纠纷。曾巩在《隆平集》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即久而或不能偿，民讼不已。”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当局默许私人票据交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四川货币体系已成一片乱局。公元1005年，为了稳定这种混乱的局面，益州知府张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内容包括：
1、恢复四川钱监，发行大铁钱。钱监是我国古代进行货币铸造发行的机构，类似于今日的造币厂；而一个大铁钱的面值等于十个小铁钱或者两个小铜钱。
2、将交子票据的发行置于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根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人李攸所著《宋朝事实·财用篇》的记载，当时人们所用的交子为成都十六家实力雄厚的大商家联合发行，虽然交子上依然有商人的印章或暗记，但其尺寸、制式和颜色均有严格要求。张咏也严格规定了交子的发行量，使流通中的票据量随经济需要而变化。　　但张咏改革并未能彻底解决四川货币的乱局，大铁钱几经贬值、改制和重铸才在公元1015年左右稳定下来。而基于民间商户的半官方的交子政策也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商人的特殊取向而遭到问题：商人们大多不会将货币流存起来或投资于新的交易，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处在封建统治集团的管控之下，最大的愿望是成为其中的一员，因而这些资金被大量用于房产、田地和奢侈品的购买，以至于交子的赎回和兑现缺乏足够的现金支持。益州交子出现的初期就因为人们对其信心不高而只能以其面额的七成左右进行交易，后来，伪造者出现、挤兑交子情况的时有发生、法律诉讼和商铺倒闭等情况使得子剧烈贬值，交子只能以其面额的3成左右进行贴现。公元1023年，益州知州寇楗向朝廷申请要求取消交子，而北宋政府在经过商讨以后决定在成都设立“交子务”，并授予交子务独家发行交子纸币的权力。这标志着交子作为法定货币的正式出现。新的交子纸币在制式上与益州交子相仿，有了固定的面值，并且分期发行并规定了每一期的流通期限，到期的交子就必须被收回。至此，交子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在宋王朝的经济体系中发挥它独有的作用。此后在宋王朝的历次对外战争和内部经济改革中，交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始处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纸币会在中国出现时，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权本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绝对主导，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可以运用各种方法来实现对经济体系的管控，这些措施虽然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如果不考虑其结果，他们在现实中是否投入使用可以完全听凭统治者的安排。
其二，中国工商业尤其是四川工商业的发展。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发展程度低，受到很多限制，但中国工商业依然在不断前进。四川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受到的兵祸大大少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公元8世纪以后，四川丝绸业和茶业的兴起更是推助了四川工商业的发展对货币流通交易有了新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票据才有可能作为交易中介出现在贸易之中。
其三，造纸业的发展。作为纸币出现的客观条件，发达的造纸业可以保证纸币被仿造的几率降低，四川在北宋时是全国的印刷和造纸业中心之一，四川桑皮纸是当时质量最优的纸张品种。
交子的出现，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弹性制度的又一次进步，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金属货币的产量已远远无法满足迅速恢复和发展的经济和商业的需要，因而纸币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接管私人交子时，宋朝政府实质上实际上接管了货币供给。
虽然中国纸币的实验最终失败了，纸币没有完成取代实物货币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依然要强调这些历史实验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交子出现以后，政府和民间都迅速发展出了众多的在现代社会所使用的经济手段，对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和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用都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割割割，曲项向天割————————————————————更新中首先厘清几个概念：1、现代货币：现代货币的基础是信用本位制，从一战后开始形成，前身为近代货币，基础为金银本位制，以金本位为主。2、信用本位制的特点：（1）流通的是信用货币，它是由国家授权中央银行垄断发行，并由国家法律赋予其无限法偿能力。（2）信用货币不与任何金属保持等价关系，不与任何金属相兑换。（3）货币是由现钞与银行存款构成，并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投放。（4）货币发行不受黄金数量限制，而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其流通基础是人们对政府维持币值相对稳定的信心。（5）国家授权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通过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实施管理，从而可以使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发展所需货币量相适应。怎么样，是不是看起来和交子的特性很像啊？但是，这只是历史的巧合！之前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宋朝纸钱发行流通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破坏导致的铸币不足。因而纸钱本身与青铜币、铁钱一样，都是统治集团用来稳定政局、控制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手段。纸钱的出现，只是中国古代贱金属货币体制的一次扩展，而非因为经济发展，大宗商品频繁流通导致使用金属货币过于不便的需求下产生的贸易媒介。而西方近代货币体系的形成则完全不同：欧洲近代纸币来源于银行券。而英国的金店券则是近代欧洲纸币的前驱。在16 一17 世纪, 英国的伦敦塔是政府所在地, 城堡坚固,警卫森严, 商人们都把金银财产存放在这里, 由政府代管。但1 6 4 6 年, 英国查理一世因财政拮据, 竟将该处存放的13 万英镑金银没收, 作为军费, 因而失信于民。而当时民间的金店却信用卓著, 他们也有坚固的楼房、地窖存放金银, 因而商人们纷纷将钱财存放金店。由于收存数量日多, 金店开始利用存款经营对外放款生息, 金店成为近代银行的前身。金店发给存放金银货币人的收据, 被人称为金店券, 可以代替货币在市面流通, 用于各种支付。因而人们认为这种单据开辟了近代银行券的先河。然而, 英国的金店好景也不长, 店主为了贪图利息, 给予政府的贷款越来越多。1 6 7 0 年, 英荷战争之际, 英国财政出现危机, 政府停止一切支付, 金店不能收回贷款, 纷纷倒闭。1 6 9 4 年, 英国商人以公司组织形式, 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它以1 2 0 万英镑的巨额贷款给政府, 获得特许发行1 20 万英镑的银行券。从此近代纸币—银行券出现于西方。按照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来说, 纸币的产生应当是以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为前提, 只有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已经相当突出, 纸币才能投入流通过程。西方纸币产生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正是如此。西方纸币的出现与交子的截然不同处在于（1）尽管西方纸币发行比中国的宋代晚了六七百年, 但这时纸币发行已有了坚实的基础。14 一15 世纪, 欧洲各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逐步瓦解, 城市兴起, 商业已迅速发展起来, 到了17 世纪末, 欧洲一些国家已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阶段, 商品生产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封建社会。在这种条件下, 统一的国内市场已大体形成, 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举足轻重了。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纸币, 在经济上有着其内在的, 坚实的基础, 也大大减少了它的不稳定性和区域性。（2）欧洲纸币产生时, 各国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发行纸币之前, 欧洲一些城市国家或王公, 为了获得货款, 往往支持一些经营汇票业务的银行, 这些银行或者是作为一种公共企业而出现, 或者是由私人经营的形式而出现, 它们都被赋与了某种垄断权, 它们发行的汇票同样包含着产生纸币的可能性在内。更重要的是, 欧洲的这些信用机构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远比宋时富商的“ 交子铺” 牢固得多。无论是当时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封建统治者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 它们主要是通过扶植或支持工商业及信用业发展来获得其财政收入的。这种条件下的信用机构, 自然比较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它也较容易转变为资本主义近代银行。它不会象“ 交子务” 那样一旦由封建政权控制, 就马上转变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而基本丧失了它原来促进流通的作用。（3）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纸币产生时, 欧洲已拥了充足的贵金属作为其准备金。从14 世纪末起,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美洲、澳洲、非洲及亚洲通过血腥的手段掠夺了大量的贵金属。大量的贵金属涌入欧洲, 还为欧洲近代纸币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准备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一些拥有较多贵金属并为商人提供保管金银业务的“ 金银匠” 发行了可以流通的纸币。尽管他们也通过发行过多的纸币来从中牟利, 但这种纸币毕竟有较充足的贵金属作准备金, 信用也较稳定而不易于遭到严重的破坏; 它也比较容易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西方纸币的产生根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因而其发展状态是健康的, 纸币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也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纸币的早产, 并非当时中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已发展到非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不可的程度, 而更多地是由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 这就注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要通过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而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 又决定了它必然滥发滥用, 随时有可能夭折的前途。最后，一点私货。中国社会自秦朝之后便进入了一个官僚化时代，因为这个发展模式的包容性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最终使得中国社会虽然依然维持在在农业和暴力集团的基础上，却发展出了非常有现代化特征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模式（这一整套东西我们现在都还在用），这个社会的弹性之强，统治集团力量之广，使得工商业与雇佣关系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后依然不够强大，也完全无法与农业社会的基础分庭抗礼：工商业依然要仰赖政府的购买力，他们的目标最终是成为土地拥有者。所以，即使商业模式有所创新、即使白银大量流入刺激了工商业的大量发展，我们依然无法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条件下发展出今日所谓世界强国之模式。这就是历史在无数自然环境、历史偶然之中为我们民族的发展提供的必然。历史是选择，前人们根据他们所能认知的做出最符合利益的选择，我们亦然。强者们之所以成为强者，是因为他们直面已成过往的必然，而全力为下一次选择提供更好的选项。——————————————割割割，曲项向天割————————————————————针对几位知友的问题专门做个更新。首先是 （吐个槽，您这个名字真的是充满了穿越的feel...）的问题：1、“我国工商业长期不发达的论据，我不认可；至少在宋这个时期，我国的商业行为，应该是领先的。比如完全的货币地租，这个在欧洲实现的很晚。”领先是没错的，但是依然不发达，这是个客观性的问题，领先和发达不能划等号。2、在唐朝，我国初步完成了农业产业的货币化；典型的就是租庸调制度，取缔了汉以来的谷、帛、劳役的实物地租、赋税制度；将其全部货币化；这恰恰说明当时的商业已经很发达了，政府可以用钱买到所有的东西（实物货币时代，因为商业不发达，钱购买不到足够的实物或劳役，故而必须要求居民提供实物地租和劳役，欧洲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实物、劳务地租之上）。这种初步的商品经济，比欧洲早至少800年。首先要指出租庸调制度是在均田制破产，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动性增加的前提下提出的，这并非因为商业发达，而是因为纳税基础动荡，无法稳定的提供实物地租，统治集团为了维持税收，不得不采取周期性短的税制。中国的自然经济需要一定的商品交换作为补充,因而,中国的大规模甚至有一定区域化的农业经济与商品交换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农民易于出卖农产品,地租易于大量商品化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水平尽管很低,商品货币关系却有可能比较发达。在土地兼并,农民破产而大批地“舍本逐末”的时候,商品经济还会病态地呈现繁荣这些特殊因素使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发展大大提前了。清人在回顾宋代交子时,还以为“居者以藏锻为保, 行者以挟券为便’,即贮藏需要贵金属,流通需要纸币。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纸币的产生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突出有密切的关系，而非商品经济本身的腾飞。其次，西欧封建制度的实物收取并不能充分反映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我之所以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化和现代特征，就是因为这一制度的弹性远超西欧的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始终没能将商品经济完全地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并最终被商品经济所缔造的政治力量所反噬。而以西欧封建社会实物地租来论证商品经济，是明显的对西欧封建社会的不了解。一、西欧封建社会：如何税收与集市的产生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每个人自从出生便被固定了身份，贵族就是贵族，农民就是农民（当然，还有农奴）。农民（特别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擅自离开土地或庄园，一但逃走被捉住，往往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看起来西欧的封建社会似乎非常稳定，但其实这样的制度是脆弱的，因为这种僵化的制度缺乏一个有效的纵向流通，这无疑使底层的劳动者感到绝望：他们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改变自身极度劣势的社会地位。看不到希望，便只能用宗教麻醉自己。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出现封建经济系统外的出路与选择，他们便会竭力摆脱当前的处境，而试图逃亡的“人”正是封建土地系统的纳税基础，一旦这样的基础大量流失，封建经济就会自然解体。在早期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每一片封建领地几乎都是自给自足的独立整体，但是与我国大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西欧的封建主们由于其需求，必须进行一定的商品交换。首先，由于地理位置等等因素，并不是每一块封建领地都有足够的矿产、林木和盐井，绝大多数封建领地也难以制造供封建主们消费的奢侈服装、首饰和精良的武器。尤其是矿产和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们之前提到过，封建主本身是武力集团的首领，如果缺少矿产自然也就无法冶炼金属，无法锻造武器盔甲，也就无法维持其领地的保护。而盐井更是几乎全部为各地的寺院占有[5]，经过加工后由寺院出售。因此，封建主必须将自己领地产出的一些产品卖出以换回货币购买自己所缺少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与封建主形成依附关系的生产者上缴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实物形态，而如前文所述，封建主在是实物地租之外同样迫切地需要货币，即使一名封建主的领地上有足够的盐铁，但他依然需要货币来维修城堡、购买高档的生活消费品，在战争中组织军队、赎回俘虏、租用战船等等。所以封建主对于那些有一定手工业技能与经商才能的，与他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生产者，往往允许他们经商卖货，甚至资助他们组织商队，前提是要求他们按时缴纳货币税收或者在商队的收益中抽成。最后，农业生产者本身也不得不少量的参与商品贸易以换取食盐和自己无法生产的农具。这些需求为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空间，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出现在人们聚集的寺院、堡垒或者交通要道周围，渐渐形成了集市。随着集市之间的竞争，一些兴盛的集市周围慢慢出现了常住人口，他们或经营食物饮品、提供住宿，或零售一些手工产品，随着集市贸易的不断增加，常住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渐渐地，集市开始成为各个地区的生活中心。我之所以如此强调集市，是因为集市在其形成中提供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最优配置原则。当有手工生产技能和商业才能的生产者离开了土地之后，他们就相对的获得了活动的自由，手工业者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环境进行选生产，商人也可以根据价格对自己贩卖产品的地点和投资的产品进行配置。而更深一层的说，他们也为自己在社会中寻找到了更有价值的位置，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一原则也是之后城市建立乃至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一条不变的原则。第二条原则则是平等原则。当封建主来到集市上时，他所进行的买卖活动，实际上是对对方私有权利的认可，即使与他贸易的人只是一名农奴，他们的身份地位判若云泥，可他必须以等价的货币去换取对方出售的商品。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过相应的论述：“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者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及商品所有者存在。”这种平等似乎是潜意识的，但依然是革命性的。至今，我们在市场经济中也不断的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不断破除限制市场自由的障碍的行为，都是在这种潜意识的要求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两条原则都是有悖于封建主的基本利益的。在封建时代，之所以教育难以普及或者说真正能启发人民智慧的教育难以普及，就是因为封建社会需要的是一个体力上的人，他的劳动并不需要足够的技术，也不需要他本人的意见，他要做的就是遵从封建主的意志。而平等原则更是对等级制的挑战。但一方面由于封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税收，他们需要让手工业者发挥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需要让商人们使集市更加兴旺，于是也就相应的容忍了；另一方面，则在于表现这些革命性原则的地方实在太过细微，甚至手工业者和商人们本身也毫无意识，于是也被封建主们忽略了。上述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个基本原因：缺乏统一暴力集团统治，封建主众多，相互竞争激烈。二、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出现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互助论》中是这样描述城市的建立的：“中世纪的城市并不是遵照一个外部立法者的意志，按照某种预先定好的计划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城市都是真正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永远是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不断变化的结果，这些势力按照他们相对的力量、斗争的胜算和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所取得的援助而一再地自行调整。”“没有两个城市在内部组织和命运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他们的主要组织方式和促进精神，却都是出自一个极其相同的渊源的。...主导思想的一致和来源的相同，弥补了气候、地理位置、财富、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这里讲的主导思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原则。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们在集市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城市，许多旧城市在经历了毁灭和荒芜以后也慢慢恢复了生机。城市的建立无疑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社会的流动，城市的自治也蓬勃发展。作为封建经济体系外力量的商业开始在政治上和实体上有了据点。由商人建立的城市以贸易的最优配置为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城市发展的城市法则，当封建主们试图将城市作为自己的领地时，却发现僵化的封建统治方法完全无法适应城市的现状，即使在他们的力量远在城市之上的时候。而当城市的力量不断壮大与发展，慢慢达到了与封建主的平衡之时，城市的自治便已不可避免，这一历史过程虽然时间长短不一，但城市对抗封建主的趋势是明显而清晰的。故而中世纪早期之后，尤其是城市出现之后，西欧社会的商品经济就必须加入城市不可忽视的力量了。而中国在经历了唐代的外贸繁荣后，为何依然没有建立起更加发达的商业体系，原因就在于我所提到的，与西欧商业不同，中国商业处于整个官僚统治的体系之中，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变成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这些黄金被大量用于购置地产、贿赂官员，而非寻求独立的商业原则。除此之外，您的补充都有一定道理，跟多我也在非粗体内容中有提到，谢谢。至于 提到的准备金问题，是这样的：西方近代货币的开端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因而我们就必须谈到近代银行的准备金制度沿革。近代银行的重要业务,是从事银行信贷。票据贴现是对外信贷的重要方式。银行钞票或称银行券的发行,最初是适应这种票据贴现的需要出现的。它是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产生的。银行券最初是用于兑换商人的商业票据。它可以代替金银货币在市面上流通，它以银行信用为基础,没有固定的支付日期,可以随时向银行兑取价值相等的金属货币或金属铸块。一般说来,政府规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一定数量限制,银行金库中心须储存有一定的金银货币或生金银的“现金准备”,因为有了这些作为担保,它的信用基础才较为稳固。最初,西方银行发行钞票实行的是十足的现金准备制,即必须有百分之百的现金准备。这种办法虽然可以保证纸币不致滥发,纸币信用可靠,但耗费金银过多,不能适应货币供需的弹性,束缚了银行家的手脚。因此,19世纪中叶,各国又采取了最低现金比例准备制,如1857年德国国家银行规定的现金准备为纸币发行额的1/3,美国1914年规定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纸币必须40%的黄金准备,其余为保证准备。从商业票据进而到银行钞票的广泛使用,扩大了商品流通, 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却节省了金属货币。大概这样。有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钞纸币的雏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叫做“里布”。春秋战国时，又有“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朝有“飞钱”、“便换”。五代十国时有长沙的“契券”。严格地讲，这些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纸币，但是它们对钞币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初年的“交子”。宋、金、元、明、清各朝都发行了多种类型、名称各异的纸币，由于其中叫“宝钞”、“钞券”名称的使用年代最长，所以一些钱币学家把古代的纸币通称为“钞币”，(72)以便和现代纸币相区别。钞币的流通到清咸丰官票宝钞消亡为止，大约有八百七、八十年。以后近代银行券兴起，中国纸币的发展即进入了另一新的阶段。中国钞币的发展，如果从其性质来看，基本上可分为：兑现的钞币和不兑现的钞币两类。 一、兑现的钞币早期的钞币，都是以兑换券形式出现的，凭券随时可以换取现钱或现银，所以是兑现的钞币。这种纸币，在宋、金和元初流通使用，大约有三百余年。最初的钞币产生于四川。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流通行使的是铁钱。铁钱体重值小，买卖交易用钱量大。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买一匹绢，需用二万个小铁钱，重量共达一百三十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间（990—997年），出现了交子。“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贸易”。交是交换的意思，指凭券即可交钱，所以是兑换券性质。由于交子随时能兑现，因而它可以代替现钱在市场流通。最初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票面金额临时填写。交子初创时，是由一些大商号分别签发的，又叫做私交子。后来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统一负责交子的发行工作。印制交子，改用统一的纸张，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向交子铺收票人交付现钱，即可领到交子。兑现时，每贯收取手续费三十文。交子比铁钱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简便易行，极受人们欢迎，但也被举办交子的商户利用来赚钱。宋仁宗时，北宋政府设置益州交子务，开始发行官交子。官交子有几种不同的面额，形制为长方形，桑皮纸印刷。考虑到纸币容易磨损，字迹模糊，采取分界（分期）发行，三年一界，界满以旧换新。每界发行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余缗（每缗千文），以四川铁钱为钞本（发行准备金）。流通范围限于四川、陕西。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实行币制改革，交子改称钱引，全国通行。钱引是领钱的证书，也就是兑换券的意思，又叫钞引。钞引的印刷很有特色，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红三色套印，用铜版分六次印刷，是很好的艺术品。钱引的印刷，是我国多色印刷术的鼻祖，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声誉。在交子和钱引流通的同时，各地区还产生了关子和会子。它们起初也是民间发行的，后改为官办。会子盛行于东南各地，南宋时最流行。会子和钱引一样，也是三色套印，精美程度稍差。钱引的金额是临时填写的，会子则把面额、发行机关等印在上面，分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几种。上半部还印有严禁伪造等法律规定。（会子）金朝受南宋的影响，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设交钞库，发行交钞，与铜钱并行流通。交钞是交子和钞引的合称，形制基本上仿自交子和钱引，长方形，四周画云鹤图案，钞面有文字说明，并有对伪造、捕告的惩赏条例。交子以铜钱为单位，分大、小钞各五等（即一、三、五、十贯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后改为无限期。泰和七年（1207年）金政府曾发布《钞法条例》，制订了有关交钞的管理规定。由于金政府军费开支过大，交钞从1189年起通货膨胀，尽管一再更换新钞，先后改名为宝券、通宝、珍货、重宝、宝会等等，但币值越换越小，信用越来越低，直至经济全面崩溃。元代是纸币最盛行时期，市场上除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成吉思汗时期，曾发行过会子和交钞。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白银为本位，面额仍沿用铜钱单位，从十文到二贯分为十等，每二贯同白银一两。当时不限地区，不限年月行使。这些纸币初时还都是兑现的，但中统钞因发行量过大，不久即宣布不再兑现、强制永久通行，从此结束了兑现钞币时代。三百年来兑现纸币的发行，较大地方便了工商贸易和民间支付，促进了当时商品生产，受到商民百姓的欢迎。但是，纸币发行权收归官营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利用来收掠民间财货，弥补财政开支。因此，无论哪一种纸币，在开始正常行使流通了一阵之后，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大规模超量发行，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例如，“界”本来是宋代钞币的重要特征，是为保证兑现和控制发行量的措施。实际上，宋政府并未认真遵守这个规定，也没真正按定额发行。两界并行或一界展期的事时有发生。大观六年（1107年），交子发行量一界超过天圣年间二十倍。到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两界会子发行三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为立界之初定额的33倍。显然，界的限制作用已经消失。淳祐七年（1247年），南宋政府终于取消了会子的界分，永远通用。最突出的是金朝的交钞恶性膨胀。金朝初起时，军事上四面出击，发了战争财，上下骄奢糜费。后来四面受敌，军费开支太大，财政极端困难，就滥发纸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以后，取消七年期的限制，不限发行数量，不管兑现，不备钞本，并且不断发行新钞，扩大交钞面额。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在已经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行面额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钞，结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贯钞币实际只值一文钱。百姓的资财受通货膨胀影响瞬间即化为乌有，当时称作“坐化”。贞祐三年又发行新币“贞祐宝券”。一年后，宝券又跌到每贯只值几文钱。贞祐五年再发行新币“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一千贯，再跌成千分之一。至兴定五年（1221年），银价已上涨四十多万倍，元光二年（1223年）银价已涨到六千万倍。元初耶律楚材说，当时“万贯唯易一饼”。民间拒绝用钞，许多商人罢市，远逃他乡。二、不兑现钞币不兑现钞币，是靠政府权力强制通行的纸币，已成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表明我国纸币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古代不兑现钞币，从元代中统钞开始，历经明、清两代，行使流通大约五百余年。元中统四年开始限制白银流通，至元十四年（1277年）禁止江南行用铜钱，至元二十年禁止民间买卖金银，至元二十二年拘收全国铜钱，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全国唯一的法偿货币，开创了纸币时代。在中统钞流通的同时，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通行宝钞”。面额从五文到一贯、二贯共十一种。以后中统钞发行缩小，至元钞成为主要纸币。至元钞流通期间，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曾发行“至大银钞”，正式规定银钞与白银的联系，面额以银两计算，自二两至二厘共为十三等级。至大银钞一两，等于至元钞五贯。此币未及一年即废止。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发行新的“中统元宝交钞”，叫至正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钞二贯。元代纸币形体较大，长方形，有蒙、汉两种文字，版别很多，书法各异，其它如图案花纹、印押等，都和宋、金钞币差不多。元代钞币的发行和流通制度比较完备，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书省颁发《整治钞法条划》，至元二十四年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这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两个纸币条例。中央政府成立诸路宝钞都提举司，设行用库和平准行用库，控制发行量和倒换昏钞。管理制度的完善，使元代成为钞币发展的高峰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小小一张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大为惊叹不矣。他说：“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简直是中国皇帝的“点金术”。明代只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一种钞币。洪武八年（1375年），设立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形制基本仿照元钞，花纹结构、款式格局都差不多，桑皮纸印刷。面额按铜钱从一百文到一贯共分六种。一贯的宝钞，长一尺，宽六寸，是我国最大的钞币。允许与铜钱混合流通，但政府发钞不兑现钱。每钞一贯，折钱一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明代钞法，沿用元制，不限地区和流通时间，不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宝钞的印制和发行都集中于中央政府。为了推行宝钞，曾实行“户口钞盐法”（每户大人配盐一斤，收钞一贯）、“门摊课程”（店铺商人用钞交纳门摊课），强制商民用钞，但收效甚微。弘治年间（年）宝钞已无人使用。清代政府发行的钞币有两种。顺治八年到十八年（年），因军费支出浩大，财政入不敷出，发行“钞贯”。形制仿明宝钞，面额从十文到一贯。每年发行限额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后因战事减少，经济好转，钞贯发行即停止。咸丰三年（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战争，财政困难，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又叫银票，以银两为单位，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等多种面额。形制似大明宝钞而略小，桑皮纸印刷。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钱钞。以制钱为单位，面额有二百五十文到二千文等八种。后为收回当千、当百大铜钱，面额膨胀到五千文、十千文、百千文（即十万文）等多种大额钱钞。同治元年（1862年），政府决定税款停收钞票，至此官票、宝钞不再流通使用。清代除政府发行的钞币外，民间还有钱庄、票号、典当发行的钱票、银票等钞币同时流通。这是属于定期付现的本票性质的票券。一般是银票面额大些，计算单位是两和钱，钱票小些，计算单位是文和吊（或串）。各地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山西有凭帖、兑帖、上帖、壶瓶帖、期帖等。元、明、清三代的不兑现钞币，都是在战乱年代或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行的，凭借皇权威势以行政方式强迫商民百姓行用。实际是一张无价值的纸片，无偿地征收民间财物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明朝的货币政策，规定政府支付俸给、军饷都用宝钞发出，而租税却不收宝钞，光投放不回笼，或多投放少回笼，利用大明宝钞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尤为露骨。由于发钞有利可图，促使政府漫无限制地滥发，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伴随钞币流通而共始终。如元代钞法虽较完善，但执行得非常混乱，任意扩大发行，使钞币到处充斥市场。初发钞时中统元年，中统钞发行量为七万三千余锭，到至元二十四年，发行额已增至五百零九万余锭，增长二百二十倍，物价也上涨数十倍。到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锭，合中统钞三千六百余万锭，比中统初增长一千二百五十三倍。物价随之大涨，如米价元末比中统初上涨六、七倍。贿赂官吏，所需钞币要用车载。明代的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处于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币值不断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明宝钞一贯实际只值一百六十文钱。正统九年（1444年）宝钞一贯只值十文钱。弘治元年（1488年），宝钞一贯值钱一文，实际上这时民间已不用钞了。嘉靖初（1522年），规定入库只用银不用宝钞，即等于正式宣布宝钞作废。清咸丰钱票最初的三四个月就发行了一百几十万串。人们拿到钱票却换不回现钱，所以大家重私票（私人钱庄的钱票）轻官钞（大清宝钞），钞价大跌。咸丰四年（1854年）宝钞一千文值四五百文钱，咸丰五年官票一两和宝钞一千文，只值制钱一二百文。许多省份，拒不行用。外国商人则乘机压价收购钞币，按规定的五成用钞币去缴关税，逃避负担。因此，钞币已成为政府之累赘。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官票早已绝迹，宝钞一千文只值二十六文铜钱有关中国古钞币的记录，应该比较全了，我不擅长分析，但比较喜欢搜集资料，再交给大牛研究。这些资料全部节选自教科书，能找到的全摆这里了，至于为何现代货币不是在中国诞生这个问题。我经济学的不好，就不在此妄言三四了
米粥书坊收银员兼书坊老板的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