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杨青：透视欧盟内部经济增长分化
　　作者注：欧盟统计数据显示，将欧盟东部地区增长率较高的国家连成一线，和前苏联的势力边界惊人的一致。本文针对这一经济增长分化现象，浅析欧盟东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原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借鉴。
&　　近来，对欧洲央行的宽松政策呼声渐高，引发了对欧盟经济的担忧。从希腊债务危机到最近的葡萄牙银行危机，暴露了欧盟内部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尤其是不同地区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限制了欧洲统一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根据欧盟公布的2013年经济统计数据，有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欧盟体系内，原属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欧盟的核心地带，更远高于严重衰退中的地中海国家。实际上，将欧盟东部地区增长率较高的国家连成一线，和前苏联的势力边界惊人的一致。
　　这些欧盟新兴经济体包括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上述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要优于欧盟整体。其中，罗马尼亚2013年经济增长率3.5%，位居欧盟国家之首，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在1.6%以上，远超过欧盟整体1%的水平，甚至超过德法等传统强国。
　　从数据来看，欧盟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背后是内部严重的经济失衡。欧盟增长率最高的区域位于东部原共产主义国家圈，然后向西南方向大致呈现递减态势，地中海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增长率介于-1.2%~-3.9%之间。当然这仅是就本国经济增长率而言，东欧国家与德法等国的经济差距仍然较大。但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分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区域东移。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一、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及对欧盟的贸易优势
　　从根本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代表了一国的科技水平和发展潜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离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单纯的资源出口只能换得一时的繁荣。历史上，玻利维亚曾经因银矿开采而极端富裕，但是资源一耗尽，持续增长的动力也将，未来这一荣衰周期极可能在中东国家上演。
　　东欧剧变后，加速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红利，使得东欧国家原本被束缚的增长动力得以释放。由于波兰取消了政府的价格管制，设立政府工资上限，开放了自由贸易，年间，其经济增长远超出周边各国。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外资的涌入，技术和资本的外溢效应提高了东欧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使得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与同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不同的是，东欧国家还有几大独特的优势：
　　首先，东欧地区具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和技术劳动力。波兰、捷克等国的工业基础在二战前就已经确定，捷克的军工制造业曾一度超过德国，波兰的劳动力素质也与西欧不相上下。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地区的扩张，中断了这些国家的战后经济恢复，长期僵化的经济管控使得上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停滞。苏东剧变后，波兰等国背靠欧共体，可以直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本国丰富的资源也可以迅速出口到西欧腹地。这一时期东欧等国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具有经典的贸易互补特点。
　　直到今天，土地、矿产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仍在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赚取贸易顺差，这一地理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同时，对于罗马尼亚等经济相对靠后的国家而言，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度较高，当欧盟经济放缓，本国受的影响较大，经济波动程度更高。
　　其次，与希腊、西班牙等国相比，波兰等国的社会福利系统更简单，债务也更少。例如波兰等国的债务控制在50%左右，社会福利保持在经济增长可承受的范围内，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利的。在原有社会制度解体之后，东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仍处于完善阶段，这使得财政赤字问题得到抑制。目前欧盟27国的整体储蓄率在10%左右，中国的储蓄率则超过50%，较低的储蓄率和超前消费意识，使欧盟国家的债务情况急剧恶化，地中海成员国在经济衰退的形势下，为了获得民意支持，仍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致使本国债务急剧增加。
　　最后，东欧国家&适应&欧盟经济机制。东欧国家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框架下，享受到统一的关税优惠，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新兴国家而言尤为重要，这也是亚太及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原因。依靠欧盟统一的市场及关税政策，实现商品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东欧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原共产主义国家加入欧盟后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虽然波兰具备成为欧盟准经济大国的基础和机遇，但是对于罗马尼亚及波罗的海三国，如果不能对接欧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仅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这种过多依赖欧盟内部的做法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受益。统一的市场及关税政策，也可能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分化局面。这种再平衡并非均衡，而是一种结构性压迫。
　　实际上，由于经济基数较小，波兰、罗马尼亚及波罗的海三国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在互补贸易的&繁荣&中实现，但是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这种增长也将放缓。根据实证研究，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分水岭时，经济增长率将减半甚至停滞。
　　这种增长困境将制约欧盟更多的成员国，使欧盟成为步伐缓慢的巨人。更重要的是，德法英等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将使欧盟的向心力趋弱，维持欧盟的机制运转将付出极大的成本，这种制度成本对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一个警示。
　　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欧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这与企业的存续有着相似性。当欧盟内部的交易边际成本小于内部的管理边际成本时，欧盟经济体系就面临解体的可能。这种制度成本不可避免，也难以衡量，但无疑是巨大的。在欧盟内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财政监督背景下，本国利益至上的财政政策和搭便车现象，催生了道德风险。
　　二、欧盟的东部橱窗
　　苏东剧变后，欧盟不断向东扩张，蚕食原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欧盟东扩既有地缘政治因素，企图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地缘空间；同时也出于集体安全考虑，使西欧的安全边界向东延伸一千多公里。实际上，欧盟建立的初衷正是通过集体安全确保欧洲和平，欧盟取得的最大成就也在于此。德法和解后，欧盟通过内部协调机制和集体防务降低了内部冲突的可能，这种政治成就为后续扩张提供了动力。
　　在东欧地区，美国和西欧对波兰等国给予大力支持，包括军事、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促进了波兰的经济增长，增强了欧盟和北约的吸引力。由于历史上沙皇和斯大林都曾经肢解过波兰，使其对俄罗斯存在很深的积怨和不信任感，波兰更加坚定的选择了西方，成为美国在欧洲的重要支持者。调查显示，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国内对欧盟的支持度。对于希腊、意大利等国，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和信心急剧下降，国内退出欧盟的呼声高涨。与之相反，波兰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高达80%以上，甚至超过德法，成为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波兰在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长显著，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波兰天主教势力在西欧也有更多的支持者。
　　因此，东欧成员国已经成为了欧盟的橱窗，向尚未加入欧盟的白俄罗斯等国展示其吸引力，为进一步东扩创造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点，美欧为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长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支持。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时，获得192亿欧元的各项援助资金和补贴，占同期入盟的10个新成员总援助额的一半。年欧盟对经济较落后成员援助预算中，波兰又是最大的援助受益者，获得了1015亿欧元的资金。在金融危机之后，匈牙利和拉脱维亚也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财政援助，数额分别为６５亿欧元和７５亿欧元。这些巨额支持，保障了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也为欧盟东扩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在欧盟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欧成员国的较高增长率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经济增长的分层现象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美国及欧盟内部资源的流动在刻意向东欧倾斜。同时东欧国家与西欧富国存在贸易互补性，受益于欧盟统一的市场和国内改革红利，都为新加入的东欧成员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刘杨青：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 来源日期： | 责任编辑：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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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人均GDP超1万美元你拖了多少后腿 你真的很富有吗？|人均GDP|ＧＤＰ增长_凤凰财经
人均GDP超1万美元你拖了多少后腿 你真的很富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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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表示，从经济学概念上看，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２０１４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ＧＤＰ的比重仅为４０％，福建为３７％左右，距离发达国家５５％左右的平均水平仍有不小的距离。
人均跨越1万，听上去的确很&高大上&。然而，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你是否真的很富有了？ 个别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专家认为，人均GDP即人均，是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统计显示，2014年广东实现GDP6．78万亿元，按平均折算的人均GDP为10330美元。同年，福建省人均GDP也达到10376美元。 此前，京、津、沪、浙江、江苏、内蒙古六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表示，从经济学概念上看，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不同阶段的收入标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标志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发达状态&。
资料图。 据分析，如果把广东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排位，目前广东人均GDP大约排在世界各经济体第65位。&这表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个别指标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彭澎说。 综合指标仍有不少差距 专家表示，从经济指标上看，我国在2013年人均GDP已达到6800美元，步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但综合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各项社会发展指标看，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不少差距。 &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固然是好事，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比如受教育程度、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我们的人均指标仍然较低。&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说。 在工作的林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年收入虽然逐年增长，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以上，但过高的生活成本让他感觉喘不过气来，房租等各项基本生活开支巨大，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资料图。 而谈到教育问题，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的刘先生心情更为复杂。&虽说北京经济很发达，但教育资源有限且分配并不公平，能不能上学要看有没有北京户口。&出于无奈，许多和他一样的外地人只能将小孩暂时送回外地老家上学。 在他看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而我国2013年才达到4．30％。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2014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40％，福建为37％左右，距离发达国家55％左右的平均水平仍有不小的距离。
资料图。 &我国GDP来源于投资驱动占比较大，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老百姓在上学、就业、养老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难题。&胡刚说。 更加注重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人们对GDP增长&感觉不明显&，说明政府在社会民生等方面还有许多功课要做。今后应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工作，避免社会分配不均等问题扩大。
资料图。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甘满堂说，&政府应建立新的综合性指标，并切实采取措施，让广大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医疗、、娱乐等消费需求越来越高。&胡刚表示。 从国外经验看，迈入1万美元门槛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重心一般由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政府应当进一步解决居民在健康、养老、社保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放弃唯GDP增长的发展，更加注重民生。&彭澎说，此外，政府还应该注意化解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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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聚焦中国经济（5）：人均GDP增速或将放缓
The graph above shows the per capita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China. Per capita GDP is the total GDP of an economy, divided by its population. The number is a national average. The per capita GDP in China (FXI) has grown by 129% in the last ten years.
上图显示了年中国的人均GDP。人均GDP是用一国的GDP除以该国的人口数计算得出。该数字是一个全国平均值。中国人均GDP（FXI）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129%。
The per capita GDP is useful for comparing one economy to another, because&it shows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countries. Unlike the GDP, which shows just the total amount, per capita GDP shows the same, adjusted by the number of citizens.
人均GDP用于比较经济体之间的相关数据的差距。与GDP表明总量不同的是，人均GDP不但能反映总量而且会受人口数量的影响。
A rise in per capita GDP usually signals growth in the economy. It could also be construed as&an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As well, it&s&a measur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higher the standard of living.
人均GDP的增长一般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也可以被解读为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它还是生活水平的一种衡量方法，人均GDP越高，生活水平就越高。
The per capita GDP of&China increases every year, even when&adjusted for&inflation. Still, it&s much lower than the per capita GDP of&developed markets (EFA) like Japan (EWJ), Europe (EZU), and the US (SPY), where the numbers are all well over $30,000. Meanwhile, China could catch up within a few decades, if it continues to grow at this rate.
中国即使在调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均GDP也逐年上升。然而，中国的人均GDP还是远低于人均GDP均超过3万美元的日本（EWJ）、欧洲（EZU）和美国（SPY）等发达市场经济体（EFA）。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如增速能够保持目前水平，那么中国人均GDP也将在几十年后达到那个水平。
But let&s assume China grows at around 7%, unlike the higher growth rates it&s seen in the recent past. If its population grows by 1.4%, then&the&50-year average, per capita GDP&growth will be much lower than in the past.
假设中国经济增速比过去放缓而保持在7%左右，如果人口增速为1.4%，那么未来50年人均GDP增速的平均值将会比过去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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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月网 | 责任编辑：独秀文译青年古代人均gdp增长缓慢原因_百度知道
古代人均gdp增长缓慢原因
可以说打一次账就能使国家倒退好多年，商业等各方面都发展不起来。而且古代重农抑商，古代人民饭都吃不饱，那中国不知道多牛逼了GDP是靠商业缴税带起来的，朝代交替。封建社会没办法，如果中国一开始就不是封建社会，有少少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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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
&20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浪潮，强调以“全球眼光”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大背景下，重新定位前近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了海内外学者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些基于全球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中西比较研究成果中，处处可见微观统计数据（如弗兰克，1998；彭慕兰，2001），但遗憾的是，对前近代中国和西欧总量经济的比较极为匮乏。在宏观经济各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最关键的指标。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GDP进行宏观比较，有助于把握整个经济的全貌，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长时段梳理。本文对年间中国的GDP进行量化考察，为相关特别是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补充证据。&一、引论：方法和相关研究综述&GDP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成果的一种计量，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在经济统计学中，有所谓“三方等价原理”，即GDP的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三者是完全相等的。“三方等价原理”意味着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GDP进行测算，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统计最终产品的价值，收入法统计各常住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收入，支出法统计生产出的产品最终使用去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统计古代经济总量时，由于宏观消费和投资数据较难获得，故多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估计 GDP。本文主要以生产法统计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以收入法统计服务业的产值，同时用支出法进行校验。①&对古代中国GDP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文献相对匮乏。在国外，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和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一）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贝洛赫（Bairoch，）认为，按l960年美元价格计算，l800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4美元，法国为22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1840年中国下降到了206美元，英国为447美元，法国为310美元，日本为l78美元。贝洛赫的估算通过布罗代尔（1993）和保罗·肯尼迪（1988）的引用而广为人知。Peter Brecke（1999）根据贝洛赫数据得出180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44％，l840年仍高达37％。贝洛赫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其分析似乎过于简略。贝洛赫主要根据当时人们的消费情况进行估算，但未披露具体统计方法和指标，且在涉及资料来源时多指明为“个人估计”，资料来源不够翔实可靠。&麦迪森（）估计，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2％，l000年占22.7％，l500年占25％，l600年占29.2％，l700年占22.3％，1820年占32.9％；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l000年为450美元，年为600美元。麦迪森参考了珀金斯（1969）、刘克智和黄国枢（Liu and Hwan9，1977）、施坚雅（Skinner，1964）、饶济凡Rozman，1973）等对中国农业、人口、城市的研究，并非像贝洛赫那样缺乏估算依据，但其在数据运用和统计技术上仍存在较多问题。例如，麦迪森对古代经济总量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其长期经济走向的研究目的，总体上看过于简略。从统计技术上看，麦迪森的统计也存在许多不足，包括：（1）麦迪森主要从支出法估算GDP（特别是农业产出），未进行生产法的估计；（2）麦迪森没有统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净产出，只是笼统估计约占 GDP的四分之一；（3）麦迪森统计的GDP总量为人水平乘总人口，而不是从总量数据推导人均数据，因此，人均GDP和总人口这两个数据只要有一个存在问题，就会导致较大的偏差。&在国内，刘瑞中（1987）和管汉晖、李稻葵（2007）分别对、1800年三个年份的国民收入和明代GDP进行了估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刘瑞中对农业之外产值的估计采取比例推算法，结果非常粗糙，且未换算为当代价格，不利于进行跨时段和跨国比较；管汉晖、李稻葵对手工业产值的估计明显不足，也忽略了包括教育、公共服务等主要的服务业，因此，GDP数值可能被严重低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稍晚时期中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算，例如巫宝三（1947）、刘大中（Liu，1946）等对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张仲=i：L（2001）对19世纪80年代的统计，刘佛丁、王玉茹（1996）对1850年和l887两年的估算等，这些研究亦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二、农业和其他第一产业&在古代社会，农业，尤其是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对粮食产值的估计是否准确将直接影响到总体研究的质量。我们从生产法角度对粮食产量进行估计，同时用支出法进行校验。采用生产法统计粮食部门的产出，需要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估算耕地面积数据。我们主要采用刘克智等（Liu and Hwan9，1977）的总耕地面积数据。在总耕地面积中，粮食作物耕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90％（吴承明，l985；吴慧，l985；郭松义，2001）。在不同粮食作物耕种面积占比方面，我们主要采用刘瑞中（1987）和卜凯（1937）,fi与计的比例，但对玉米和甘薯情况略加调整。玉米和甘薯引进于明代后期，但在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才得以大规模推广（陈树平，2001）。吴慧（1985）估计清中叶玉米和甘薯种植面积分别为6％和2％，我们以该数据作为本书研究时期下限1840年的数据，1740年（乾隆五年）采用刘瑞中估计的数值，l740年以前按增长速度推算。&第二，估算粮食单产量。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粮食亩产进行了深人的探讨（珀金斯，l969；余也非，1980；吴慧，l985；郭松义，2001；史志宏，1994），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差别较大，但总体趋势是清代亩产量比明代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认为吴慧和郭松义的研究资料最为翔实和可靠。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按以下数值作为样本期粮食亩产数据：（1）稻谷亩产采用郭松义的数据，南北合计亩产大米236.5斤；（2）明代小麦、大麦、小米、高粱以及其他杂粮（不含玉米和甘薯）亩产为136斤，清代为160斤；（3）玉米和甘薯产量采用吴慧的估计，玉米亩产量为180斤，鲜甘薯亩产量1000斤，制成甘薯干为250斤。&第三，估算粮食单价。中国的物价记录中，记录比较详细的是米价。彭信威（1958）收录了明清两代一千多条米价资料，并依据这些资料统计了明代以来每隔十年的平均米价数据。王业键（Wan9，1972）则根据上海、苏州等地米价原始资料对年长江三角洲的米价数据进行了整理。总体上看，两者的数据除明末清初有较大差距外，清代初期以后的数据相差不大，特别是总体趋势基本一致。我们采用彭信威整理的数据作为历年米价数据。彭信威认为按“石”计算的明代小麦价格基本等于米价的八成。考虑到1石大米重量大于1石小麦，结合《阅世篇》等文献记载，我们以米价为基准，取小麦价格为米价的85％。对于其他粮食价格，原始记载较为缺乏，刘瑞中（1987）、叶孔嘉（Yeh，1977）等认为杂粮价格约等于大米的一半。这一估计与《明会典》等历史记载比较接近。考虑到这些粮食每石重量低于大米，我们取55％作为其他粮食价格与大米的比价。&第四，估计粮食部门的总产值和净产值。以粮食耕种面积、亩产量和单价相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粮食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但GDP统计的是生产与服务的净值，需要从总产值中扣除中间投入（生产成本）。卜凯（1937）的调查显示，20世纪20年代农业生产成本低于l0％。我们根据姜皋《浦泖农咨》（成书于道光十四年）和陶熙《租核》（成书于光绪十年）中的记载，计算出农业生产成本约为9.6％，与 b凯的估计较为接近。&这样，按生产法估计，我们得出l600年粮食净产值为银3.5亿两，1840年为22.8亿两。&为使对粮食部门产值的估计尽可能接近真实情况，我们同时对以上结果以支出法进行校验。我们参照曹树基（）、刘克智和黄国枢（Liu and Hwan9，1977）、赵冈（Cha0，1982）的人口研究成果，②按人均年消费精粮约350斤（考虑到小麦价格低于大米，折算为大米为330斤）计算人口粮食消费总量。③在扣除种子、酿酒和棉布上浆等用粮后，我们发现，按支出法统计的数据低于按生产法统计的数据。l600—1840年间，生产法与支出法统计结果最低误差率为-0.8％，平均误差率为一16％。考虑到饲养家禽、家畜、制作糕点等所耗用的粮食，这些误差应是可以接受的。&为减少误差，我们按照当代通行做法，取按生产法与支出法统计的粮食净产值的平均值作为调整后的粮食部门GDP数值。调整后l600年粮食净产值为银3.3亿两，1840年为23.1亿两。&农业部门占地除粮食外，还有经济作物，包括占地经济作物和不占地经济作物。前者主要包括棉、蚕桑、麻、大豆、油菜、甘蔗等；后者主要有茶、水果、桐油、花类等。根据史料记载，占地经济作物单位面积产值大约是粮食作物（稻米）产值的两倍，我们以此作为用生产法估算占地经济作物净产值的基准。&在占地经济作物中，棉花和丝是最重要的产品。我们参照徐新吾（1992）和吴承明（1985）对棉、丝消费和价格的估计，对棉、丝业的产值进行支出法估算。张仲礼（2001）指出，棉花产值占全部占地和不占地经济作物的比重超过20％。吴承明（1985）4古计，1840年丝产值约在棉花产值四分之一以上。以此类推，扣除不占地经济作物因素，则棉、丝合计产值应为占地经济作物产值的30％左右。在我们的估计中，绝大部分年份棉丝业净产值占按生产法计算的占地经济作物净产值的比重均不到20％，这说明我们按生产法估计的数据可能存在严重高估。为此，我们按支出法对占地经济作物净产值进行了调整（假定棉丝业净产值占占地经济作物的30％），并取生产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占地经济作物的GDP数值。&对不占地经济作物的产值，刘瑞中（1987）估计大约为粮食净收入的4％。张仲礼（2001）认为茶、烟叶、丝、蔬菜、水果等其他作物与主要作物之比约20％，其中茶叶产值约占三分之一（扣除丝产值后约占40％）。巫宝三（1947）对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与张仲礼的十分接近。张仲礼等对主要作物的统计中包括棉花，扣除棉产值后，茶叶与主要作物的比重约6％。这些估计可能过高。按吴承明（1985）估计，1840年茶叶产值约为3200万两（是丝产值的2.5倍），约为我们估计的粮食作物净产值的l.36％。设茶叶产值占不占地经济作物比重为40％（张仲礼，2001），则不占地经济作物产值与粮食作物之比约3.5％，这与刘瑞中的估计数据比较接近。我们以此估计不占地经济作物的净产值。&第一产业中的畜牧业、渔业和林业资料极为零散和匮乏。刘瑞d？（1987）估计l8世纪畜牧业、水产业和林业等收人大约为农业收入的12％，管汉晖等（2007）估计明代这一比例为8％，张仲礼（2001）估计19世纪80年代为10％，珀金斯（1984）估计民国初期这一比例为ll％左右。我们按畜牧、林业、渔业的净产值为农业的10％进行估算。&这样，我们得到1600年第一产业净产值为4.9亿两，1840年为30.7亿两。&三、早期工业和建筑业&在前近代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当时第二产业主要包括手工业或李伯重所称的“早期工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三个部门。&1.采矿业。我们首先分析采矿业，重点是制盐、采煤和金属矿冶业。&为估计盐业产值，我们首先要估计盐的生产量。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从盐引和盐课情况推算；二是根据生产能力推算；三是根据食盐的人均消费量推算。吴承明（1985）根据十一个盐产区按户部额定的引（票）计算出鸦片战争前官盐产量为24.2亿斤，加上私盐，合计为32.2亿斤，价值银5852.9万两；根据盐消费量估计l840年盐产量为45.6亿斤。我们以为按人均消费量来估算盐产量较为合理。根据《明会典》和郭正忠（1997）的研究，明清时期人均年食盐消费量约为8斤，按《阅世篇》和郭著中的盐价资料，我们估计，1600年我国盐业净产值约380万两，1840年达到8870万两。&其次，我们分析采煤业。我国产煤地域广泛，据祁守华（1990）研究，全国共963个府、盟、县、旗记载有煤炭资料，其中产煤的有937个。张仲礼估计，煤在矿业中是仅次于盐的第二大行业，占矿业总产值的比重约27％。我们暂以张仲礼估算的比例，且假定生产工具折旧等成本在10％左右，估计采煤业的净产值。袁良义（1994）曾估计，l800年左右我国煤产量超过200亿斤，若按煤价每斤折银二厘五毫计，产值约在5000万两，与本文推算数据十分接近。&最后，我们估计金属矿冶业的产值。明清时期金属矿冶主要有铁、铜、金、银等，其中铁是最主要的产品。我们采用三种方法估计铁产量：&一是根据铁课情况估算铁的产量和产值。明代官定铁课为十五分之一，清代为“十分抽二”，但从清代广东大炉炉饷每年征银五十至五十三两而与明末基本相同来看（刘岳云《矿政辑略》卷5），明末实际税率与清代可能十分接近。按盐、铁税入推算，&铁的产值应在盐产值的l.5％左右。&二是根据较近时期矿冶产值的比例倒推。如按张仲％（2001）的比例估计，铁产值在矿业中的比重为7.5％，为盐产值的18％。&三是按铁的消费量推算。Hartwell（1962）估计北宋人均产铁1.67市斤，Wagner（1997）认为该数据一直延续到了清中叶。丘亮辉（1983）估计，中国封建社会人均年消费铁约l.6市斤。这些估计可能偏高。李伯重（2000）曾认为，江南地区每年消费的铁中，有三分之一是废铁利用，因此，我们以人均年消费新铁1市斤来推算铁的产量。明清时期铁价波动相对较小，根据元代王恽、《大明会典》等的记载，我们平均按每百斤值银2两计算。&以上三种方法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计算结果差距较大，最多时达到10倍，第三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较为折衷，我们取第三种方法估算铁的产值。由于我们未专门统计铁矿石的产值，因此，铁产值中包含的铁矿石的成本不予扣除，需要扣除的仅仅是生产工具的折旧，这部分比例应不超过l0％。明清金属矿业除铁外，较重要的还有铜、锡、铅、银、金、汞等，我们主要参照张仲礼（2001）估算的比例和夏湘蓉等（1980）的研究推算。&2.手工制造。我们重点估计纺织、食品加工和运输工具制造部门，其他门类采用比例法推测。我们用支出法估计棉纺织业产出。徐新吾（1992）认为，清代中期中国人均年消费棉布量为l.5匹，其中城市为1.8匹，农村纺织户为l.65匹，非纺织户为1.35匹，与洪亮吉所载“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卷施阁甲集》卷一）基本相符。同时，我们参照张仲礼（2001）和巫宝三（1947）的研究，假定棉花中有35％左右直接用于缝制棉被、棉袄，剩余部分用于织布，同时假定纺纱过程中约有5％的损耗，生产工具折旧费用为5％，并以《宛署杂记》、《阅世篇》等文献中记载的棉布价格计算棉纺织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丝纺业产值的估算主要参照吴承明（1985）、张仲％（2001）的估计和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中的记载。&在食品加工业方面，我们重点估算了酿酒业和制茶业。④据史料和李伯重（2000）、吴承明（1985）的研究，全国人年均酿酒耗粮约为10至11斤，约占粮食产出的2.28％。“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以此推算，米酿酒后产值约增加160％。我们假定酿酒的生产工具折旧为10％。对于制茶，我们在统计农业部门产出时，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茶叶产值的，因此，需要把其中制茶的产值转入食品加工业。据刘建生、吴丽敏（2004）的研究，制茶、包装等产值平均约占茶叶销售价值的l6％，我们以该比值估算制茶业的产值，并假定生产工具折旧等成本为l0％。&对于其他众多食品加工门类，我们只能依据支出法进行粗略估计。方行（1996）的研究指出，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结构中，食物支出约占83％，其中，粮食支出为54％，副食品支出为29％。副食品主要包括盐、酒、油等，我们按方行估计的比例，扣除盐和酒的消费，估计其他副食品支出。张仲礼（2001）认为，制糖的净产值约为总产值的22％，我们以此估计副食品加工的增加值。&明清时期运输工具主要有船只、车辆（手推车、牛车等）、轿子等。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江南造船业的产值，仅漕船和沙船两项，明末约在21万两，清道光年间达到了l l0万两以上。张仲卒L（2001）估计，l880年代交通运输工具制造的净产值约在490万两。我们以此作为1840年交通工具制造净产值的上限，与同时期江南造船业的产值进行比较，并以此推算整个行业的净产值。&对于制造业中的其他门类，张仲礼（2001）估计其占制造业净产值的比重应不足8％，我们按此估算其他制造业门类的净产值。&3.建筑业。在明清时期，建筑业主要包括民宅、道路、堤坝、桥梁、运河、商业和宗教设施等的建造和修缮。我们很难找到该行业产值比较确切的数字，但大量文献记载显示，为修建运河、堤坝或道路每年需花费几千万两白银。张仲礼（2001）认为，管理建筑工程的绅士的报酬、材料和劳工费用超过了l亿两白银，整个建筑业净产值约为制造业净产值的四分之一。我们采用这一比例估计建筑业的净产值。&这样，我们得出1600年第二产业净产值为银3.1亿两，1840年为9.0亿两。&四、商业和服务业&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看，现代第三产业中的很多行业或多或少均存在于古代经济之中。但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是第一和第二产业有大量的产出剩余，而这在中国古代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古代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会较小。鉴于此，我们仅估算商业运输、金融、房地产、政府服务等几个主要行业。&1.商业和运输业。考虑到古代运输业通常是为商业服务的，且在我们掌握的文献中，很难将运输业的产值独立出来进行考察，我们将商业和运输业合并估算。&大致而言，有三种方法可用于估算古代经济中的商业活动：一是通过有关商税的记载推算商业活动的产值；二是根据较近时期商业产值在 GDP中的比重估算；三是根据商品流通量估计商业的产值。&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我们在估计第一产业和部分第二产业价值时，一般是按照该产品的最终市场价格估算其产值的，因此，需要将这些产品中成为商品的那部分价值转移到商业和运输业。&第一产业中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无疑是最重要的商品类别。遗憾的是，已有的多项研究对农产品商品量的估计差别较大。例如，吴承明（1985）认为鸦片战争前全国商品粮总量约245亿斤（占粮食产量10.5％），郭松义（1994）估计清代粮食市场的商品粮流通量约在157亿至236亿斤，史志宏（1994）估计清代前期的商品粮约3.2亿石（折合450亿斤），邓亦兵（1994）估计清代前期全国商品粮运输量约在8500万石以上（折合l30亿斤）。我们根据曹树基（）等关于非农业人Vl比重的研究，重新估计了样本期粮食商品化情况。我们估计，l600年非农业人Vl和酿酒等商业用粮约143亿斤（占总产量15％），价值银6200万两；1840年全国商品粮约246亿斤（占总产量l3.6％），价值银3.85亿两。董书城（1990）的研究指出，尽管中国疆域和市场辽阔，但各地粮价相差大约只有30％，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部分差额即粮食运输业和商业的贡献。&至于其他农产品（特别是经济类作物），我们认为其商品化程度应远高于粮食产品。例如，吴承明（1985）估计，1840年国产棉花商品量约占产量的26.3％，若加上进口棉花消费，则与国内棉花产量的比重达到30％；丝的商品量更高，占产量的92.2％。我们按吴承明的比例数据估计棉、丝的商品量，同时假定其他占地经济作物的商品量占比为50％，且假定这类经济作物商业净值的比例为30％。&在不占地经济作物中，茶叶销售的净产值（含运输业产值）约占销售额的40％左右（刘建生、吴丽敏，2004）。对其他不占地经济作物，我们参照经济类作物进行估计。&明清时期的畜牧业主要是农户养殖家禽家畜，自用的比例应较高（可参考粮食商品量进行计算），但林业和渔业则主要是用于出售。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假定畜牧、林业和渔业商品量为总产量的20％。&在第二产业中，矿业商品化的程度应是最高的。我们假定，几乎所有矿产品均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关于矿产品的商业成本和利润结构，盐业由于专卖制度的存在，商业和运输的利润约在70％（张仲礼，2001）。对其他矿产品，我们按50％计算商业净产值。对于第二产业中的手工制造业和建筑业，由于涉及门类众多，文献记载极度匮乏，我们暂按棉花和经济作物的商品量比例估算这一行业的商业产值。&统计结果显示，1600年第一产业转入商业和运输业价值约银3450万两，第二产业转入价值约银9850万两，合计银l.3亿两；1840年第一和第二产业分别转入价值约银3.3亿两，合计银6.6亿两。&2.金融与房地产。明末和清代前期的金融业主要有典当业、钱庄、帐局和票号三大类。&典当业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刘秋根 f1995，第258—259页）的研究显示，l685年全国有当铺7695家，l724年9904家，l753年18075家，家。根据《明实录》、程浚《盐政因革议》、《雍正朝奏折》等记载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调查（张仲礼，2001），1600年当铺资本平均约2000两，l8世纪初期约5000两，l840年约l万两，其生息资金通常为自有资本的一倍。我们参照张仲礼（2001）的研究，取当铺净利息收入为资本金的40％，取利息收入的20％作为经营成本（不含工资），计算典当业的净产值。对于数据缺失的年份，按插值法补入。钱庄主要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其数量也非常可观。例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仅北京一地就有“钱铺多至三百五十余家”《清仁宗实录》卷229）。张仲礼（2001）估计钱庄业的净产值略高于当铺业∞多10％），我们据此估计钱庄业的产出。&帐局和票号主要经营存贷款和汇兑业务。黄鉴晖（2002）认为，帐局平均资本金约在4万两，是清末民初当铺平均资本的2倍以上。关于票号，韩业方 f1921）估计，每家票庄“三年之中即获利六七十万、-''Z十万”。陈其m（1937）也估计，票号兴盛时期净收入总额（不包括雇员的薪酬）为银500万两一年（张仲礼估计薪酬约l00万两）。我们按照初期票号资本10万两、毛收入为资本金的两倍计算其产值。&对住宅服务业，我们综合张仲礼（2001）、王家范（1988）、方行（1996）、张研（2005）、黄敬斌（2007）的研究和文献记载，按明末华东地区农户每户房租l两（全国平均0.75两），清鸦片战争前华东地区1.6两（全国平均l.2两），城市普通住户和绅士家庭房租参照张仲礼估计的比例，计算住宅房地产业的净产值。&至于商业房地产，记载虽多，但缺乏全面的数据。按樊树志（2005）对江南市镇的估计，1814年朱家角镇有户1502户，鼎盛时有“店铺千家”；居民约万户的盛泽镇仅丝行、绸行等就有四百余家。我们估计商铺加上政府、公会、家族庙堂等用房，总房屋需求应在城市居民用房一半左右。考虑到商业用房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我们取其租金为居民住宅的一倍计算商业房地产的净产值。&3.政府和其他服务。政府服务主要包括各种官吏、差役、兵士等提供的服务，我们按收入法估算其净产值。明清时期关于皇室消费、官方额定编制的官吏和兵士的俸禄等记载比较翔实，我们以此作为估算政府服务产值的基础。但事实上，政府雇员数量要远远大于额定数额。除了额定官与吏之外，各级衙门还雇佣了编制外的胥吏和差役。我们根据有关地方志和陆平舟（2005）、柏桦和高进（2007）等的研究，估计编制外政府雇员每县平均约300人。此外，我们参照张仲礼（2001）的研究，对官吏俸禄以外的收入进行了估算。&其他服务业主要有教师、医生、幕僚等提供的专业服务，僧道、仆佣等提供的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我们主要根据文献记载和张仲齐k（2001）的研究，估计其他服务业的产出。&估算结果显示，1600年服务业净产值为银1.O亿两，其中金融业400万两，房地产业3890万两，政府服务4490万两，其他服务1570万两；1840年服务业净产值为银5.3亿两，其中金融业l.7亿两，房地产业l.5亿两，政府服务9500万两，其他服务为1.2亿两。&五、历史比较：实际和人均GDP增长&根据前文方法和数据，我们得出l600年中国名义GDP为银9.0亿两，1840年为44.8亿两。在1600年至l840年240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长了396％，年均增长率为0.67％。在17世纪，名义GDP的变化相对较小，但进入18世纪之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人口的增加，名义GDP增长迅速，个别时期年增长率超过3％。&为分析实际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剔除物价变化的影响，对名义GDP按价格指数予以调整。中国的物价记录中，记录比较详细的是米价，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用米价来代表古代中国的物价指数，这就像欧洲学者亚当·斯密等以小麦价格代表欧洲的长期物价走势一样（彭信威，l958，第494页）。我们重点参考了彭信威（1958）和王业建（1972）的研究，并采用彭信威的全国米价数据。米价呈长期上涨趋势，但上下波动也很大。鉴于一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走势与米价相关性不强，甚至呈相反走势（如房屋消费、教育与服务支出、田地买卖等），完全以米价代替这一时期的物价指数可能有失偏颇。明清时期受大量白银输入影响，以银计价的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以黄金计价的物价相对稳定，且黄金价格易于获得，故可考虑以金价代表其他商品的价格走势。由于粮食及其相关品的产出（或消费）tg重大约为四分之三，故取米价权重为75％、金价权重为25％计算综合物价指数。结果显示（图1），两者十分接近，但综合物价指数波动略小于米价指数。&按物价指数调整后，1840年实际GDP为银14.O3亿两。1600年以来实际GDP增长十分有限，240年仅增长了55％，年均增长率只有0.18％。从明末到清代初期（年），实际GDP出现负增长，l660年以后开始缓慢增长，但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名义GDP。&&&&&&&&&&&&& &&&&&&&&&& &&&&为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我们以前文用支出法校正粮食产量时采用的人口数据，计算了样本期名义和实际人均GDP。由于样本中后期中国人口增长迅速，人均GDP增长率远远低于总量GDP。在240年间，人均名义GDP增长了l38％（从4.5两增至10.8两），年均增长率为0.36％，但按l6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实际 GDP则下降了25％，年均增长率为一0.12％。明末至18世纪初期，人均实际GDP变化很小，平均约银4两，l600年为4.5两，之后开始逐步下滑，1840年不到3.4两。&六、国际比较：以美元或国际元计值&为进行跨国比较，我们需要将前文估算的以银两计值的GDP换算为美元或国际元。国际元又称吉尔瑞—卡密斯元（Geary—Khamis Dollar），是一种理论上的货币单位，反映的是一定单位的货币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在—个特定时点（基准点），国际元与美元是一致的。学术界和国际组织通常以l990年为基准，即1990年国际元的价值与l990年美元相等。&把前近代中国的银两单位转换为l990年美元，理论上有两大类方法：一是直接计算法，如根据贵金属或相关商品与服务在1990年的美元价格直接计算；二是间接推算法，根据不同时期物价变化、货币购买力等间接推算。&直接计算法的基期选择对统计结果影响很大，也较难考虑古今经济结构（如服务业的价格和比重）不同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主要以两种方法间接推算样本期GDP折算为1990年美元的数值。&一是当期实际收入法。首先，我们利用Allen（2001）、Clark（2004）编制的中世纪以来英国物价指数，推算出历史上相关年份英镑和1990年美元的换算率。然后，根据相关年份英镑和白银的换算比率，计算出白银和l990年美元的换算率。按照这种方法，1600年1两白银约相当于1990年的42.4美元，l840年相当于22.6美元。&二是当期购买力平价法，即根据当期中、英货币购买力情况推算。首先按前述方法得出相关年份英国银两和1990年美元的换算率，然后估算相关时期中国和英国的物价水平。我们重点比较了大米、小麦、盐、糖、茶、棉布、煤、黄金等价格。根据《大清会典事例》、彭信威（1958）、Allen（2001）和Clark（2004）的记载，l840年英一中麦米比价为1.49，盐比价为0.20，糖为2。50，茶为4。47，布为0。72，煤为0.55，黄金为l.01。我们按黄敬斌（2007）对19世纪中期江南居民消费比重计算各商品权重，米（麦）权重取黄文主食和蔬果肉蛋消费比重，以黄文中各调味品、茶、酒消费比重推算盐、糖、茶权重，以衣着消费计算布的权重，以燃料消费计算煤的权重，其他缺失商品按黄金价格计算权重。计算结果显示，1600年英国物价水平大约为中国的1倍，l840年约为中国的131％。按当期购买力平价调整后，1600年1两白银约相当于1990年的85.7美元，1840年相当于29.6美元。&我们认为，在进行跨时期跨国比较时，当期购买力平价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直接推算法具有的跨时期消费结构差异等导致的误差，也可对相同时期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的差异进行调整。&按照这种方法，1600年我国GDP总量约为780亿美元，之后逐步下降，到清初开始缓慢增长，1840年最高时超过l300亿美元。从人均数据看，1600年为388美元，年我国人均GDP波动较小，基本上在380美元上下，之后逐步下降，1840年为318美元。&七、代结语：前近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麦迪森估计160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约为29％，l700年为22.3％，l820年为32.9％；贝洛赫估计l8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43.8％，l840年为36.6％。根据我们对前近代中国 GDP的估计，麦迪森和贝洛赫显然高估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实力。&按照我们的数据，且假定麦迪森或贝洛赫对世界经济总量（手口除中国后）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重新计算了前近代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贝洛赫采用1960年美元价格作为计价单位，我们按同期美国物价指数调整为l990年美元。我们发现，前近代中国 GDP占世界的比重呈显著下降趋势。按当期购买力平价法计算，l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l840年下降到不到五分之一。我们估计的1820年数据只有麦迪森估计值的三分之二，1800年和1840年的比重大约只有贝洛赫估计值的一半。从人均GDP角度看，前近代中国则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若采用麦迪森关于英、法、美等国人均GDP数据，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比较接近；l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l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注释：&①疆域变动和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估算古代GDP难以避免的两个问题。清代中期的版图与明代甚至清初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新增国土人 V1密度较小（不到2％），对GDP估算影响相对较小，而且通过人均GDP数据可进一步减缓统计上的不一致性。此外，天灾人祸通常会直接导致人口和实际使用的耕地面积的减少，通过人口和耕地面积数据有助于提高GDP估算的可靠性；加之中国幅员广阔，自然灾害通常是区域性的，一地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可能会被其他地方较好的收成所抵消。&②曹著统计了部分年份中国人口数据，如l630年为19250万，l644年15250万，l678年1.6亿，l776年31146.5万，l820年38310万，l851年43609万。我们参照赵著成果和刘著、曹著人口增长率，以1600年为2亿人，取曹著部分年份人口数据，中间年份以增长率推算。按此法1840年中国人口为4.16亿人，与刘著中的4.12亿十分接近。&③张履祥《补农书》记载：“凡人计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乾隆问的洪亮吉也说：“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13不过食一升。”据20世纪30年代南京金陵大学的调查，江苏农村每人年消耗大米仅288市斤；另一项调查显示广东地区“中数每口岁率食谷400斤”。这些估计没有考虑杂粮的因素。郭松义（2001）认为，米、面、杂粮折算精粮后，合计人均年需350斤精粮。徐浩（1999）认为，清代华北地区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年均口粮（含杂粮）约3石（折合约400斤）。&④我们未考虑烟草加工等产值，这部分已经计人了农业中的经济作物产值。我们也没有考虑碾米、磨面等粮食粗加 T，这类产值已计入粮食作物产值。&参考文献：&[1] 柏桦、高进，2007：《明清“滥设官吏”罪》，《史学集刊》第2期。&[2] 卜凯，1937：《中国土地利用资料》，南京金陵大学和商务印书馆。&[3] 布罗代尔，1993：《l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中译本，三联书店。&[4] 曹树基，2000：《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5] 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6] 陈其田，l937：《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7]陈树平，1980：《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8] 邓亦兵，1994：《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其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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