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_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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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_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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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我在中学时学到的抗战，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主义，取得了的胜利，而领导的国民党躲在大后方不抗日，等到抗战胜利后，却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从而引发了。后来虽然陆续了解了一些史实，但是，在看到这篇文章，这些具体的数字的时候，还是震撼莫名。尤其读到57师的师长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那一役，全师8000人全部阵亡。他们誓死保卫的是自己的家园，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所有的中国的父老乡亲啊！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国军将士，几十年来我们欠他们一份致敬！没有他们，历史会被改写，也许就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 * * * * * * *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蒋介石动用70万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民党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三个月的宝贵时间。——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 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民党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湖南常德（我们现在只关注那里是快女曾轶可的故乡）保卫战中，国民党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剩有200人还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的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只知道9.18日军侵华，而不知道8.15日军投降的情况？日军投降书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并不是光靠小米加步枪，只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了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谨此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斗过的人们致敬！* * * * * * * * * * *补足订正：（Jimmy Chu）八年抗战，国军师级以上将军阵亡两百人，陆军总共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舰艇几乎全部损失。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了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这些军官中有一万名牺牲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一月。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仅上将就牺牲8人，少将以上共220位，其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就5万多名。* * * * * * * * * *抗日战争中的22次大会战引子——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一、淞沪会战：日～11月11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冯玉祥 顾祝同陈诚张治中“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双方投入了将近一百万的兵力，这次战役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战前日本曾嚣张的说，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结果光在上海战场就打了三个月，虽然日本取得了胜利，但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战日军伤亡五万余人。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二、南京保卫战：日～12月13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唐生智孙元良宋希濂淞沪会战之后，日军迅速进攻国民党首都南京。由于国民党军此时兵力凋零，退守绝地，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围撤退。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南京大屠杀。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0万余人。 三、太原会战：日～11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阎锡山 卫立煌 孙连仲傅作义郝梦龄（阵亡）王靖国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此时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著名的忻口战役就是这次会战中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四、徐州会战：日～5月21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孙连仲 汤恩伯 张自忠庞炳勋王铭章（阵亡）徐州会战包括滕县血战、临沂之战、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四部分。川军打的滕县血战，为台儿庄布阵争取了两天时间。张自忠指挥的临沂大战，粉碎了日军两路夹击台儿庄的计划。台儿庄大战重伤了日军的两个王牌军。李宗仁搞的空城计，让日军想在徐州歼灭国民党70万主力的计划落空，日军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党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至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一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徐州大突围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可以说，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大突围，是蒋介石整饬军纪、扎稳阵脚之后，砍出的漂亮的两板斧。 五、兰封会战：日～6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程潜 薛岳 邱清泉 桂永清 宋希濂杜聿明龙慕韩（枪毙）兰封会战是日军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徐州中国军队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和中国军队发生的一场会战。这会战演发成了武汉会战的序幕。兰封会战对日军来讲是败仗，如果土肥原在5月18日转向商丘，估计日军能够提前一个星期占领商丘。一个精锐的常设师团加上一个重炮旅团，将对从徐州战场后撤的中国军队造成很大威胁。而且日军第16师团和第3、13混成旅团可以全力截击后撤的中国军队，而不是去救援土肥原。在这次会战中，国民党将领龙慕韩由于作战不力被处决，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蒋介石中央嫡系将领。六、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白崇禧 薛岳 张发奎 孙连仲 王耀武 张灵甫 黄维 商震池峰城李延年 杜聿明 关麟征 郑洞国武汉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其中在万家岭一带，日军四个团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行动。日军伤亡10万以上，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武汉会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会战中，中国军队歼灭日军十多万人，同时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争取到时间把工业迁入西南和西北地区，为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自此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没有能力调动40多万大军作战略进攻性的大会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会战”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最团结的时期。全中国同仇敌忾，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投入到抗日的伟大洪流中。用郭沬若的话来说，那就是”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也带动全国沸腾起来了！”七、随枣会战：日～20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 张自忠李品仙孙震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枣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击毙敌军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八、第一次长沙会战：日～10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罗卓英 王耀武 关麟征杨森张灵甫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九、桂南会战：日～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杜聿明 邱清泉 廖耀湘 郑洞国陈明仁戴安澜日军侵占南宁和昆仑关之后，国民党从数百公里外急调10个精锐师，对日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十、枣宜会战：日～6月18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陈诚 张自忠（阵亡）汤恩伯 黄琪翔 孙连仲 孙震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十一、豫南会战：日～2月7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孙连仲李品仙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9000余人后，日军最终撤退。十二、上高会战：日～4月9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罗卓英 王耀武张灵甫韩璇为保证南昌及其附近占领地区的安全，日军发动企图消灭赣北中国军队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进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仓皇撤退，予日军以重创，日军伤亡高达1.5万人。十三、晋南会战（中条山之战）：1941年5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卫立煌杜聿明傅作义此次战役日军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守，临战又缺乏物质和精神准备，因此遭到惨败，伤亡惨重，退出中条山。此战日军伤亡9900人。 十四，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赖传湘（阵亡）欧震 王耀武 王甲本 刘振三日军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总兵力达12万余人。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其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十五、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李玉堂 方先觉 夏首勋 陈沛孙明瑾余程万这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薛岳将军负责的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的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由于第9战区部署得当、协同密切，作战得力，从而取得了此次会战的胜利。此役共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十六、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顾祝同 上官云相 刘建绪黄绍竑汪之斌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的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万人。十七、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胡琏 王瓒绪 王敬久冯治安王甲本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十八、常德会战：日～12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孙连仲 王耀武 余程万 施中诚 胡琏池峰城张灵甫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国驻中国基地空军也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中方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作战，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击毙日军1万余人。十九、豫中会战：1944年4月～5月25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汤恩伯 蒋鼎文 胡宗南 李家钰何国柱吕公良（阵亡）豫中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一部分。一九四四年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就要看到胜利的曙光，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挽救因太平洋战争惨败而导致即将覆灭的命运，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以打通平汉铁路南段，消灭中国军队汤恩伯部主力为目的的”河南会战”，史称”豫中会战”。其中”许昌保卫战”成了当时这场战役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这次会战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日军势在必得打通大陆横贯南北的交通线。二十，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8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方先觉 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长衡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部分。豫中会战的同时，日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国民党第10军队在衡阳进行了不可思议的长达48天的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衡阳失守。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日双方公布的日军在长衡会战中伤亡人数均是6万人，惊人的一致，这是八年抗战唯一的一次。二十一、桂柳会战：1944年8月～12月10日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张发奎 韦云淞 阚维雍（阵亡） 孙元良桂柳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三部分。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美军空军基地和打通大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交通线，发动桂柳会战。由于蒋和桂系之间的矛盾，这次会战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导致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在整个会战中日军也付出了伤亡3万余的代价。二十二、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王耀武 施中诚 胡琏 李天霞廖耀湘韩璇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雪峰会战，是国民党军给日军最严厉的打击之一，也是中日战争的一次摊牌作战。此战役直接给日本政府敲想了丧钟。附加战役——滇缅会战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卫立煌 杜聿明 郑洞国 戴安澜孙立人廖耀湘滇缅会战的意义是中国政府为打开中缅边境交通线，让美国大量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大陆而发动的战役。向抗日战争中阵亡将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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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啊，从五十年代起，人民政府就已经为参加抗战原国军伤残士兵发放抚恤金了。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为所有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兵颁布了纪念章。你很可以好好找一找大陆这边关于国军抗战的资料，很多的。你也很可以看看那边的资料，看看他们在几十年中对台儿庄战役和孙立人采取了什么宣传态度。
现在想想如果其他国家，如果不抵抗就丢失国土，总统会是什么下场呢？前几年山西煤矿事故中，当代省长没几天的孟学农不是就辞职来吗，你说这事跟孟学农有多大关系吗，没有，孟负领导责任辞职，918后老蒋也应该负领导责任马上辞职的，结果他没有。黄克功杀来女朋友被处死，老蒋下面的嫡系呢，桂永清、汤恩伯害死来多少人，结果呢。
丫居然当真了！~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0-45万人(统计时间段不同)，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至少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 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至少超过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超过50万人，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四强中唯一的异类。(2)2楼作者：发更多作品级别：中尉积分：5920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里有佐证：论文集第619-620页《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这一文章列该论文集第13篇）：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1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 “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 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2)以下摘自《剑桥中华民国史》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100万。①（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牺牲的抗日将士约130多万）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②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 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是这样吗？《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1)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 “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 “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中共。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看看吧这就是国民党的抗战史！！！
发的也太早啊！！！
湖南洞庭湖北岸日军南犯。11月3日日军攻陷湖北公安县、湖南南县。11月14日日军在湖南石门县城沦陷后，杀害百姓4226人，奸淫妇女1095名，烧毁房屋2211栋，5973户农户遭劫，经济损失1007亿元。11月15日日军攻陷湖南津市、澧县。11月15-25日日军在湖南慈利，杀害平民543人，打伤580人，烧毁七七纺纱厂，经济损失1160亿元。11月18日-12月13日日军2占湖南临澄，杀害百姓1706人，打伤5253人，烧毁房屋10491栋，良田荒芜85240亩，抢走耕牛3916头，经济损失77亿元。11月21日-12月10日湖南桃源县沦陷，日军残杀平民4579人，打伤1955人，经济损失2122亿元。12月3日日军攻陷湖南常德。12月3日日军在湖南常德，杀害平民2300多人，抓走妇女180多人，男子3400多人，儿童320多人，烧毁民房上万栋、商家7000多户。12月3-8日敌在湖南桃源、慈利、石门、临澄、澄县、津市、安乡、汉寿、甫县、华容等县，杀害平民12.5万多人，打伤3.8万多人，奸淫妇女3.5万多名(630多人被轮奸致死)，抓走18300牢工多人，抢走耕牛8600多头，300多万人无家可归。12月18日敌撤出湖南津市时，烧毁阜隆堆栈与澄水浮桥(沦陷期间，敌杀害平民575人、打伤致残21人，烧毁房屋50栋，抢走谷物1702担、耕牛25头，财产损失26.699亿元)。12月24日敌在湖南漫县梦溪寺村，烧毁全村500多户房屋。
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想必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双方对抗战的描述，因为这段历史成了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笔者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对比，在“八年抗战”这章中台湾版教科书比较简单地讲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但着墨非常少(四大会战在大陆版里分别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除了这几次重大的战役外，台湾版在提及抗战将领时，除了“伟大的蒋委员长”外，只提到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谢晋元，其他将领再无涉及，甚至连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也只字不提。而大陆不但详细提及，前些年版本的历史书中还放了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的照片。倒是台湾版在抗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反面典型，在忻口会战中“守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走。蒋委员长下令拏办，处以极刑，军威大振”。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书中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贯穿其教科书的主题是：中共扰乱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