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这讲堂里有年青的同学，有中年人，更有老年人；真是一次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盛会。如按年岁来排，便可分三班；所以讲话就比较难。因为所讲如是年青人比较喜欢的，可能年长的不大爱听；反之亦然。现在我准备所讲将以年长人为主，因为年青人将来还得做大人；但年老了，却不能复为青年人。并且年幼的都当敬重年老的，这将好让将来的青年人也敬重你们。至于年老的人，都抱着羡慕你们年青人的心情，自然已值得年青人骄傲了。
我今天的讲题是“读书与做人”，实在对年青人也有关。婴孩一出世，就是一个人，但还不是我们理想中要做的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因为日渐长大成人了，就认为满足；人仍该要自己做。所谓做人，是要做一个理想标准高的人。这须自年幼时即学做；即使已届垂暮之年，仍当继续勉学、努力做。所谓“学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无止境。学生在学校读书，有毕业时期；但做人却永不毕业——临终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该做；所以做人须至死才已。
现在讲到读书。因为只有在书上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理想高标准的人；诸位在学校读书，主要就是要学做人；即如做教师的亦然。固然做教师可当是一职业；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职业仅是为谋生，当知职业也在做人道理中。做人理当有职业，以此贡献于社会。人生不能无职业，这是从古到今皆然的。但做一职业，并不即是做人之全体，而只是其一部分。学生在校求学，为的是为他将来职业作准备。然而除在课堂以外；如在宿舍中，或是在运动场上，也都是在做人，亦当学。在课堂读书求学，那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将来出了学校，有了职业，还得要做人。做人圈子大，职业圈子小。做人当有理想，有志愿。这种理想与志愿，藏在各人内心，别人不能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读书先要有志；其次，当能养成习惯，离开了学校还能自己不断读书。读书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从读书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进。
惟在离开了学校以后的读书，实与在学校里读书有不同。在学校里读书，由学校课程硬性规定，要笔记、要考试，战战兢兢，担心不及格，不能升级、不能毕业，好像在为老师而读书，没有自己的自由；至于离了学校，有了职业，此时再也没有讲堂，也没有老师了，此时再读书，全是自由的，各人尽可读各人自己喜欢的书。当知：在学校中读书，只是为离学校求职业作准备。这种读书并不算真读书。如果想做一位专门学者，这是他想以读书为职业；当知此种读书，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我们并不希望，而且亦不大可能要人人尽成为学者。我此所讲，乃指我们离开学校后，不论任何职业、任何环境而读书，这是一种业余读书，这种读书，始是属于人生的大圈子中尽人应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今问此种读书应如何读法？下面我想提出两个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标来：
一是培养情趣。人生要过得愉快、有趣味，这需用工夫去培养。社会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觉得人生乏味，对人生发生厌倦，甚至于感到痛苦。譬如：我们当教师，有人觉得当教师是不得已，只是为谋生，只是枯燥沉闷，挨着过日子。但当知：这非教师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试问：要如何才能扭转这心理，使他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便得先培养他对人生的情趣；而这一种培养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读书。
二是提高境界。所谓境界者，例如这讲堂，在调景岭村中，所处地势，既高又宽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万里，海面归帆遥驶，或海鸥三五，飞翔碧波之上；如开窗远眺，便觉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优美境界，令人心旷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阴雨晦冥，大雾迷蒙，亦仍别有一番好景。若说是风景好，当知亦从境界中得来；若换一境界，此种风景也便不可得。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两种境界并不同。并非住高楼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没有。也许住高楼华屋，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并不好。或许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环境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却尽好。要知人生境界别有存在。这一层，或许对青年人讲，一时不会领会，要待年纪大了、经验多、读书多才能体会到此。我们不是总喜欢过舒服快乐的日子吗？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会多情趣，觉得快活舒适。若我们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该好好学做人；要学做人，便得要读书。
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样。目前在香港固然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然而我们大家的做人境界却不一定能高，人生情味也不一定能深。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可不同；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以至于今日，像孔子，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试问中国能有几个孔子呢？又如耶稣，也快达二千年；他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人。为什么我们敬仰崇拜他们呢？便是由于他们的做人。当然，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他们都因做人有独到处，所以为后世人所记忆，而流传下来了。世间决没有中了一张马票，成为百万富翁而能流传后世的。即使做大总统或皇帝，亦没有很多人能流传让人记忆，令人向往。中国历代不是有很多皇帝吗？但其中大多数，全不为人所记忆，只是历史上有他一名字而已。哪里有读书专来记人姓名的呢？做皇帝亦尚无价值，其余可知。中马票固是不足道；一心想去外国留学、得学位，那又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呀？当知论做人，应别有其重要之所在。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髙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各位如能在各自业余每天不断读书，持之以恒，那么长则十年二十年，短或三年五年，便能培养出人生情趣，提高了人生境界。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与最高享受了。
说到此，我们当再进一层来谈一谈读书的选择。究竟当读哪些书好？我认为：业余读书，大致当分下列数类：
一是修养类的书。所谓修养，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甚至根本不开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何况做人！当然更须加倍修养。
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化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只这样一天天读下，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如像诸位毎天吃下许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读书也是一样。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连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乐事；那么，看电影、中马票，又算得什么？但究竟孟子所说的那三件乐事是什么？我们不妨翻读一下孟子，把他的话仔细想一想，那实在是有意义的。人生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有人以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会有快乐；哪知等到你如愿以偿，你始觉得仍然不快乐——即使王天下，也一样会不快乐。我们试读历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乐。做人确会有不快乐，但我们不能就此便罢，我们仍想寻求快乐。人生的真快乐，我劝诸位能从书本中去找；只化三两块钱到书店中去，便可买到论语孟子；即使一天读一条，久之也有无上享受。
还有一部老子，全书只五千字。一部庄子，篇幅较巨，文字较深，读来比较难；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还有一部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是用语体文写的，内中故事极生动，道理极深邃，化几小时就可一口气读完，但也可时常精读。其次，还有朱子的近思录与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两部书，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便几条。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学们，只盼你们记住这几部书名，亦可准备将来长大了读。如果大家都能毎天抽出些时间来，有恒地去读这七部书，准可叫我们脱胎换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其次便是欣赏类的书。风景可以欣赏，电影也可以欣赏，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种欣赏。我们对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赏，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最有效的莫如读文学作品，尤要在读诗。这并非要求大家都做一个文学家；只要能欣赏。谚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潜动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
如陶渊明诗：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这十个字，岂非我们在穷乡僻壤随时随地可遇到！但我们却忽略了其中情趣。经陶诗一描写，却把一幅富有风味的乡村闲逸景象活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能读陶诗，尽在农村中过活，却可把我们带进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诗境中过活，那不好吗？
又如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诸位此刻住山中，或许也会接触到这种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树上，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掉下来，可以听到“扑”“扑”的声音；草堆里小青虫经着雨潜进窗户来了，在灯下唧唧地鸣叫着。这是一个萧瑟幽静的山中雨夜，但这诗中有人。上面所引陶诗，背后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诸位多读诗，不论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唤起一种文学境界，使你像生活在诗中，这不好吗？
纵使我们也有不能亲历其境的，但也可以移情神游，于诗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诗：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画像吗？那不是画的人，却是画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画像，活映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欣赏。在我想，欣赏一首诗，应比欣赏一张电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们长日神游，无尽玩味。不仅诗如此，即中国散文亦然。诸位纵使只读一本唐诗三百首、只读一本古文观止也好；当知我们学文学，并不为自己要做文学家。因此，不懂诗韵平仄，仍可读诗。读散文更自由。学文学乃为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髙自己人生之收获，那真是人生一秘诀。
第三是博闻类。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
第四是新知类。我们生在这时代，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这类知识，可从现代出版的期刊杂志上，乃至报章上找到。这一类更不必详说了。
第五是消遣类。其实广义说来，上面所提，均可作为消遣；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但就狭义说之，如小说、剧本、传奇等，这些书便属这一类。如诸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作是消遣。
（—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对慕德中学师生演讲词）
我从未爱过这世界，
它对我也一样；
我没有阿谀过它腐臭的气息，
也不曾忍从地屈膝，
膜拜它的各种偶像；
我没有在脸上堆着笑，
更没有高声叫嚷着，
崇拜一种回音；
纷纭的世人不能把我看作他们一伙；
我站在人群中却不属于他们；
也没有把头脑放进
那并非而又算作他们的思想的尸衣中，
一齐列队行进，
因此才被压抑而至温顺。
我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
但是，尽管彼此敌视，
让我们方方便便分手吧；
虽然我自己不曾看到，
在这世上我相信或许会有不骗人的希望，
真实的语言，
也许还有些美德，
它们的确怀有仁心，
并不给失败的人安排陷阱；
我还这样想：
当人们伤心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在伤心，
有那么一两个，
几乎就是所表现的那样——
我还认为：
善不只是空话，幸福并不只是梦想
40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巨浪滔天的大鹏湾岸边，当26岁的小陈把一端系着23岁阿洁的麻绳往自己身上一绑，那麻绳就成为他俩的“红线”与“赤绳”，不知是否有来世，但今生月老是把他们捆在一起，永不分离。
起锚与偷渡，督卒等，叫法不同，但都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投奔，每个逃亡者都必须具有无比的勇气。
逃亡者大多是内陆人，千辛万苦到达海边，遇上风暴，面对如山巨浪，此时下水，实为九死一生。然而在那疯狂的年代，敢冒生命危险战胜滔天巨浪，创造偷渡奇迹的也不乏其人。
号，香港知青艺术团和广州一中同学会联合举办一次游艇活动。我有幸认识小陈及阿洁，因与他俩都是有差不多经历的“起锚”者，故一见如故，征得同意，将两人不寻常的偷渡经历记载下来。
大学梦破碎被下放农村
小陈1947年出生于广州一个殷实家庭，有6兄姐弟，他排第5，上有2兄2姐，下有一弟。他爷爷原本是一名成功商人，陈家居于广州西关，广州有钱商人云集地区。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不过仍不愁吃穿。1950年小陈父亲患“肺痨”英年早逝，只遗下西关区一间屋和一个“店员”身份给他们。父亲走后未过三七，尸骨未寒，叔伯们就逼母亲交出屋契，卖屋后他们只分得一份。
由于所分钱不多，一家人只能改为租房住。辗转搬几个地方，最后在广州河南宝岗区的一个木屋区定居下来。同全世界贫民窟一样，宝岗区的木屋区缺水少电，所幸那儿靠近珠江河。小陈便每天傍晚都到珠江里洗澡，久而久之小小年纪的他练成一身好水性。
1963年秋，小陈初中毕业，留校升读五中高中。此时的他只想进入大学，最后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有固定工作与工资，最好还有宿舍，令一家人脱离木屋区。
1966年初夏，小陈正准备和全国的高中毕业生一样，为实现大学梦，准备全力以赴冲击高考时，文革发生了。
当那场运动发展到同学斗同学，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批斗“黑七类”子弟时，小陈看到人性的险恶，从文革洪流中抽身而出，当起超级逍遥派。 毕业分配前的两年多里，小陈大部分时间躲在木屋区家中，自学起木匠活。
这两年夏天，不知为何好像特别热。那时流经广州的珠江，到处都是年轻人。河里游泳的人，大部分都还没有将来要去偷渡的想法。想不到经历上山下乡，他们会成为偷渡香港的主力大军，而流经广州的珠江竟成为他们的训练场。小陈家住江边，自然更是躬逢其盛，每日泡浸在江水里，直到天冷还坚持游冬泳。几年下来，他的泳技更加精湛。
1968年冬，所有学生回校参加毕业分配。和全国所有中学一样，只有极少部分留城，绝大部分都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的社会风气跟现在一样，也要“拼爹”，拼谁的爹是革干，谁的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小陈家庭成分半红不黑，他只能选择到农村。那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小陈暗下决心，不要一辈子耕田，他也要学那些勇敢的逃亡者们，偷渡到香港，为自己创造美好明天。
学校将他分配到博罗县一个小村插队。日，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与口号声后，小陈离别家人与广州，到了博罗县铁场公社。那天，一百多知青到达铁场石湾等候分配。因拒绝被分配到远离铁路的偏远大队，小陈和十几个落后分子留在石湾。令小陈没想到的是，这一微弱抗争让他迎来属于他生命的另一半——阿洁。
因为爱情放弃偷渡 日，他们迎来80多名同校第二批同学。小陈与8男3女分到博罗县铁场公社黄西大队田头村，阿洁则与小陈两个生产队距离很近。
阿洁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上有三兄一姐，她排第五，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文革来临时，她正在读初二。1968年秋复课闹革命后不久，阿洁被当作初中毕业扫地出城，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昔日中国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而农村妇女更是底层的底层，女知青比起那些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更加苦不堪言。阿洁加入农村妇女劳动大军，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未息；除了要过劳动关，还要过好生活关。多年后她回忆说，那时最怕七、八这两个月，因这两个月是“双抢”的农忙季节，割完禾又要插秧，从天未亮干到日落西山。
小陈刚接受再教育时，表现不错，同队里社员关系也不错。所属生产队要搞一个五金农具维修厂，他亲自跑回广州帮他们采购设备，如鼓风机、铁锤、铁砧等。可到选拔人员时，生产队领导却开始排外，把他这个功臣一脚踢开，理由是他是知青不是本地人，迟早会离开。结果挑选出来的本地农民知识水平不够，那农具维修厂办不下去，所有设备报废。
时光很快进入1970年，经过几年文革洗礼及多年上山下乡折腾，很多广东各地知青认识到必须要为个人前途而赌一赌。广东邻近港澳，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地方，因而一个以知青为主体的逃亡潮开始。小陈本来也想出发，但此时他的境况发生变化。
1970年初，黄西大队抽调4名知青到县里参加一个三个月期的师资培训班，小陈和阿洁都有幸被抽中。
就这样，小陈与阿洁在训练班邂逅，受训完毕一齐回到黄西大队小学做老师。由于大家来自同一城市，同一中学，一同受训又一起工作，不久两个年轻的生命擦出火花，他们相爱了。
小陈母亲由于长期生活贫困，加上心里经常牵挂不在身边的儿子，长期忧郁寡欢，病倒了，医生诊断是鼻咽癌。当初下放，母亲就鼓励儿子偷渡，后来知道儿子做了农村教师，又有了女朋友，为安全着想，她劝小陈放弃偷渡。小陈很孝顺，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此时打消偷渡念头，直到母亲亡故后。
黄西大队小学附设有初中部，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级。这所学校有十几个老师，大多数是像小陈一样由大队发工资的民办教师，小陈与阿洁初为人师，工作都很认真负责，他们备课充分，上课讲解透彻，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渐渐赢得家长、同事与原老校长的认同与赞许。特别是小陈，当时的老校长和公社都很看重他，曾有意将他转为公办教师。小陈说如果当年真的将他转为公办教师，每月工资40多元，他将会与阿洁在当地成家，而不会冒死逃港。
但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太长。1971年，他俩任教一年多，原本的老校长调走，新来的校长一上任便与大队掌管知青和文教卫生的干部串通一气。
其时，小陈与阿洁正在热恋中。他俩的相恋，受到许多同事和高年级同学的赞许和祝福。但新校长和大队干部却别有用心地将恋情批评为不够马列主义，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
做了一年多教师，学校为4位新来的民办老师评级。那时民办老师领取大队干部最低一级工资，分三个级别，每个级别只差2元，而最低一级有三十二元。阿洁虽然学历低年资短，但人长得美，加上又是学校领导小组成员，自然给评了中级。至于小陈，由于教学质量好，加上学历最高，教师大多数认为他应值最高级。可几经反复争议，大队干部勉强同意评他为中级。
时间到了1972年初，他俩的恋爱越来越热烈。新校长搞的“三忠于”及行动军事化得不到小陈支持，两人关系越来越差，于是便串通大队干部，要将小陈这眼中钉除去。先是将小陈下调与阿洁一起教小学五年级，后又安排大队专案组对小陈展开查账，调查他帮学校建立“工农兵实验室”及帮学校购买体育器材中有没有贪污。两次努力无果后，他们转向阿洁动手。
他们借口学校要精简人手，而阿洁只是个初二生，故而先将她调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阿洁当两年小学老师，如今要重回生产队干粗重农活，一来体力不适应，二来心里难过，所以回生产队一段时间后，就告别乡亲和小陈，重回广州，长期做起无户口、无工作的倒流回城知青。自阿洁别去，小陈顿觉形单影只，了无乐趣，对于教学再也没有当初激情。两人分别后只能靠书信联系，两地相思更难捱。孤单的日子过了一个学期，1972年底小陈母亲去世，他更了无牵挂，递交辞职信，返回广州追寻自己的爱情。
重返广州逃港，第一次险些被抓 小陈与阿洁重逢后，两人都成了广州城的黑人黑户。“起锚”到香港成为一条路。自1968年11月初上山下乡开始，一场以广东知青为主体的偷渡潮就已掀起；到年，这股偷渡潮进入高峰。他们的同学和身边很多知青都成功了。
“起锚”这条路相当凶险不易走，没有超强体力与泳技不行。小陈天天对阿洁进行体力及泳术训练。一来可以提高技术与体力，二来还可避开街道居委会白天劝归。1973年初，春暖花开，经过几个月自觉刻苦特训，阿洁体力与水性提高很多，在泳池里已可游几千米，风平浪静时也能跟着小陈在珠江从广州游到石门。
转眼初夏，是快要出发的时候了，阿洁找个机会单独对母亲说：她将会与男朋友去偷渡。母亲沉默良久，勉强点了点头，从此全家人都默默地为他俩准备上路需要的东西。那个时期，广州下层家里凡有知青的都有一种说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偷渡，全家光荣；一人成功，全家脱贫。这句话的意思是，谁家有一个孩子“起锚”成功了，那全家人的日子都会好过，所有亲朋好友都会向这家人道贺。一个知青逃脱，全家人的负担马上减轻，今后还会有源源不绝的南风吹拂。
1973年6月，他俩已作好准备。为安全及增加成功率，小陈单枪匹马先行探路。待到正式出发时，却在途中遭遇一队红小兵，一见到陌生人即大叫“偷渡客”！惊动了附近民兵，幸亏他俩有张“真证明”，又能准确说出来探访人的名字，加上有当地人担保，才放了他们。考虑到已经曝光，如果继续起程，万一被抓将会牵连很多人。为大家安全，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游到香港开始新生活 一个月后，日，两个年轻人又出发了。他们共乘一辆廉价买来的自行车。小陈出发时，把家中唯一比较值钱的闹钟带上，其目的是把每一段路程所需时间记录下，为后来者准备资料。果然，一年后小陈的弟弟根据他所提供的资料也成功逃抵香港。
小陈骑着自行车，搭载着阿洁，刚刚出广州沙河区，突然遇到令他俩毕生难忘的行刑队。两辆解放牌军车满载武警，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一块写着字的木牌，每人都被几个武警按着游街。小陈一时好奇，骑着自行车跟随。行刑队出广汕公路不久，就在公路边的一片小树林执行死刑。枪声过后，几个年轻人倒在血泊中。他俩挤上前去，看到尸体上的木牌写着的是“偷渡集团主脑”。想不到偷渡的刑罚最高竟然是死刑!
何谓偷渡集团？那时三人以上就叫集团。所以偷渡大多单枪匹马，最多“二人转”。如果三人以上出发，一齐被捕，拘留所公安和管教一定会对被捕者进行逼供，务求揪出首脑加以严惩。
一路走去，两人互相扶持，饿了吃一把干粮，渴了就喝田沟水。第4个晚上，他们爬上最后一座山，看到辽阔的大鹏湾。
清风徐来，海面风平浪静，两岸灯火虽然稀疏，但很清晰。他们不知道，如此风平浪静的夜晚，竟是一个超级台风来临的前夜。
那是日。天气突然变坏，山上的风越来越猛烈，天色越来越暗。白天不能下山，等到黄昏来临，当他们赶到海边，正是台风“黛蒂”正面登陆香港之时。
内陆人几曾见过如此大风？所游珠江，哪有如斯巨浪？这时看到的大海与前一个晚上所见到的温顺的大海，完全是两个模样。胆小的阿洁见到此情此景，在狂风中大声对小陈说：不去了！不去了！一道闪电过后，响起几下雷声，这阵响雷甚似他俩出发之初听到的行刑枪声。脑海中突然涌现几个年轻人倒卧于血泊中的画面。小陈对阿洁说：不要怕，我绝不会丢下你，你永不会孤单；即使到了那边，也有我伴着你!
两人丢掉多余东西，阿洁抱紧救生圈，紧握小陈的手，战战兢兢向着死亡或自由走去。第一次冲下海，就被巨浪打回岸边，然后几次冲击都被巨浪打得仰面跌在乱石堆上。俩人喘息着，再次冲进大海！几个大浪之后，他俩已被冲离岸边很远；就算后悔，想往回游也不可能。小陈双眼在苦涩的海水中浸了一会觉得很痛，四周一片漆黑，便索性闭起眼睛来游。阿洁趴在救生圈上给小陈指示方向，两人就这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演绎一幕海上纤夫的爱。
除了风越来越肆虐，浪越来越大，雨也赶来助兴。漆黑的天空下起倾盆大雨，水中两人更加喘不过气来。他们知道，必须继续拼下去，因为死神就在一旁窥伺。小陈拖着阿洁，体力消耗更大，出现虚脱，甚至幻觉。但他意念仍清晰，自己父母已殁，无挂虑，但阿洁父母此刻正为他们的小女儿牵肠挂肚。他觉得阿洁的生命比自己重要，她一定要活着！
也许他俩命不该绝，风是从香港往大陆吹，但海流却相反。天将黎明，强大海流在急风骤雨中，把他俩推到香港吉澳岛附近。天仍未亮，隐约看到前面黑压压一座很陡的山，爬上山顶后天空有些鱼肚白，眼前又是一个约200米宽的海湾，朦胧地见到对岸破旧的村屋。幸好山的另一面并不太陡，疲累的身躯不知何来一股劲，半滚半爬落山，死命游过最后200米，然后安安稳稳走上吉澳岛海滩。
看到海滩上的垃圾时，确信已到香港，两人不禁相拥喜极而泣。阿洁掺扶着小陈向岸上走去，路上遇到一个出来挑水的老婆婆，收留他俩住了三天。
第三天，天气好转，两人终于踏上水警轮跳板，向警察自首。在差馆里，他们虽是被拘禁的非法入境者，但早餐是鲜奶加面包，午餐是餐肉蛋面或意大利粉，吃不饱还可以再加。这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觉得比大陆的干部还要好。
从差馆放出来，他俩就写信回家报平安，并且要家人代向亲友派糖，宣布他俩旅行结婚了。领到身份证，他俩立即注册结婚。之后，小陈到一间塑胶厂工作，而阿洁则到制衣厂做车衣女工。一年后，小陈进入一间大型外资电梯公司做学徒。由于聪明勤奋，很快就升做师傅。1986年，已在电梯行业工作十多年的小陈，辞去高薪工头一职，当起电梯行的外判工程商。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2012年退休。阿洁则一直做车衣女工，1979年二女儿出世，小陈在经济上可赡养全家，她才转做全职家庭主妇。
70年代的香港，政治和经济都较公平，政府政策没有过分向大财团、大地产商倾斜。当年两人的学历未被承认，加上居港7年的政策限制，都只能投入社会最底层谋生。香港公平之处在于，辛勤付出得到合理回报。 &
当年的小陈与阿洁只穿短球裤、泳衣上岸，一无所有。最初十年的艰苦，犹甚于当年的知青生涯。但所得到的回报，享受到的社会公平与自由，很多知青却无法相比，两人无悔。
日写于香港
（本文作者1947年出生于广州，广州14中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期间积极参与运动，任学校造反组织“八五红旗”头目。后到宝安县南头公社插队。下乡一年零三个月后逃往香港，从事印刷工作。退休后主要从事知青逃港往事的整理。）
曾做过斯大林八年贴身警卫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在多年时间里零星地、断断续续地透露给他的儿子的，尽管显得零散和不连贯，但提供了了解斯大林私人生活的更多和新鲜的线索。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人们感兴趣但又不甚了解的一个话题，日前，俄罗斯《绝密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一些相关内幕。这些内幕是由曾做过斯大林八年贴身警卫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在多年时间里零星地、断断续续地透露给他的儿子的，尽管显得零散和不连贯，但提供了了解斯大林私人生活的更多和新鲜的线索。
“九人小组”长期守护领袖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19岁应征入伍，先后经历过芬兰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参加过1943年德黑兰会议的保卫工作，负责过1945年波茨坦会议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下榻别墅的安全。随后，瓦西里耶夫被调到斯大林的私人卫队工作，直到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天。
瓦西里耶夫的新身份是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所谓的“九人小组”是指长期守在斯大林身边的9名贴身警卫：小组负责人、7名贴身警卫和1名司机——这名司机也是一流的情报侦察员。当然，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人数要多得多，共计约有200人。“九人小组”的职责之一是，无论斯大林到哪里去都前往护送他，哪怕是斯大林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
据瓦西里耶夫回忆，斯大林虽然不喜欢旅游，但每年都要到克里木或高加索休假。斯大林外出，自然会有政府要员陪同随行，不算这些要员的贴身警卫，仅斯大林卫队就有2/3的警卫人员随行。通常，瓦西里耶夫所在的“九人小组”身穿制服，其余人员则穿便装，武器则放在盛小提琴的盒子里。瓦西里耶夫觉得这一幕非常滑稽可笑：苏联政府原来是由一些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
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搞野餐，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这种场面见多了之后，瓦西里耶夫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一个臆想、杜撰的神话而已：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负责领袖及其随行要员们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人员，用瓦西里耶夫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保卫工作经常疑神疑鬼
过去，有关斯大林喝酒的情况，有着不同的传说，有说斯大林滴酒不沾的，有说斯大林酗酒很厉害的，瓦西里耶夫则回忆说：“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基本上是喝格鲁吉亚纯葡萄汁酒，却常常把共同进餐者灌得酩酊大醉。”
世人比较熟悉的另一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一些记述证明，瓦西里耶夫的回忆基本符合事实，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有多处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酗酒者”，而瓦西里耶夫则称“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是随着年龄增大、健康状况日渐走下坡路，遵照医嘱，原本善饮的斯大林对饮酒有所节制所致。
关于对领袖的保卫工作，瓦西里耶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一直被培训如何辨识企图加害斯大林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小组”，进而营造了一种怀疑和间谍恐惧症气氛，贝利亚对这种气氛的营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他时不时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别墅，组织各种检查，并下达一个个指示，结果本来比较理性的防卫措施竟演化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比如，在大剧院召开重大会议时，除了在会场周围、各个入口和出口以及后台布置警卫人员外，会议大厅里也聚集着众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每三名应邀参会者，都会有一名特工人员去“照料”。
这类情况也发生在举行政府宴会时，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受命装扮成来宾或者侍者，并常常闹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为庆祝斯大林70大寿，瓦西里耶夫的一个同伴扮成“侍者”，负责开启香槟，可他此前从未干过这类事情，结果一不小心将邮电部部长夫人从头到脚浇湿了。
瓦西里耶夫回忆说，不当班时，“九人小组”主要搞各种训练。他们有一流的运动教练，每天除各种体能锻炼外，很多时间都花在格斗，使用刀、剑等冷兵器技能训练上，当然还有射击。他们真是武装到了牙齿上，并且公开携带武器：冲锋枪、纳甘式转轮手枪、柯尔特式手枪以及长长的挪威刀。在值勤间歇，许多人还练习保加利亚十字绣花纹刺绣。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景象：一群肩宽体阔、身穿军装的大汉坐在桌旁飞针走线。这一幕也许也很动人。
贴身警卫们还读过不少书，不过，不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不是其他经典作家的什么著作，而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等人的作品。瓦西里耶夫认为，他们之所以读这些作品，是因为这样做“是对战争、鲜血、污秽的一种反应，非常渴望某种善良而美好的东西，并且大家都互相看齐”。
斯大林死后均被打发退役
“九人小组”成员军衔不一，从中尉到上校都有。瓦西里耶夫表示，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今天的电视里所描绘的“超人”，他也从来没见过“超人”。另外，这些人都很年轻，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好的情形也就是上过军官学校。甚至他们的头儿——差不多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斯大林在一起的弗拉西克中将也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学历会降低贴身警卫的作战能力，削弱他们对“领袖”的忠诚。
瓦西里耶夫觉得，尽管他们随时准备为“领袖”献出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警卫们被禁止跟斯大林交谈，甚至被要求立下字据：不会因私事打搅斯大林。可是，实际上，他们有的是需要请求给予解决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生活相当艰难，跟普通陆军军官没什么区别。贴身警卫们对“领袖”的忠诚度一直受到严密监督，工作之外的一切交往和联系也都受到检查或监视。
尽管贴身警卫们因工作之便认识了很多大人物，但他们却不曾想过要利用这一点，用瓦西里耶夫的话来说：“当时，脑子里不曾想到过这一点……总统卫队中冒出一个杜马代表，这在现在是可能的，而在当时则是荒谬绝伦。何况，我们是普通人，是‘活着的盾牌’。此外，我们还是某些秘密的承载者……对于那些渴望在权力结构中站稳脚跟的人来说，我们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们不需要那些见证过他们在斯大林跟前曾竭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的人。”
斯大林去世一年后，他的贴身警卫们被打发退役，瓦西里耶夫被安排到马加丹州工作。大约过了20年时间，社会上又兴起“斯大林热”时，有人建议他回机关效力，他拒绝了，因为他已经不再信任什么机关了，“而没有信任，要在这类机构里效力是不可能的”。
资料来源：人民网文史《斯大林“九人小组”贴身警卫揭秘：武装到牙齿》。
按照蒙古方面事后的说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全民投票时，中华民国政府派有全权代表监督全民投票的进行”。但实际上雷法章能做的只是“代表团在外蒙‘参观’（不是监督！）。
1945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提到，“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作为当事国之一，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出席雅尔塔会议，而且在4个月后才获知此内容。屈于苏联的压力，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10月20日，外蒙古公投以100%支持率独立了。但外蒙古人民的意愿真如数据显示那般真实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的一个条约。根据条约换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日，外蒙人民在外蒙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了公民投票。
外蒙古人民举行集会支持独立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宣布，将在10月2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全民公决，并煞有介事地宣布，“凡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年满18岁）皆可参加投票……应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在投票中任何强迫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事实，都认为是破坏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应依法受严厉的处治”——这很快被证明是此次“公民投票”中最大的笑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出的由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首的12人代表团于10月18日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库伦（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公民投票。
时任民国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的雷法章被派遣至外蒙“观察”公投独立，他曾回忆道：“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高会民）
代表团抵达库伦时，正值外蒙古当局组织的“号召全体人民来表示是否愿意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的造势活动高潮。在短短一个月里，外蒙古全境举行了13000多次群众集会，成千上万的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集会，集会的唯一主题，就是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高度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忠诚，表示要投票拥护自己祖国的独立。组织全民公决的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甚至收到了1525封信、83789份保证书，其中无一例外都表示愿意投赞成票，在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百分之一百的投票拥护蒙古独立
为了保证日公投结果的“圆满成功”，外蒙古当局在全民公决的具体操作中无所不用其极，规定“每一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的一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并签署自己的姓名”。
为了应对万一的“不测”，苏联驻外蒙古的红军也可以随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早在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根据日与苏联签订的《蒙苏互助协议书》“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来蒙。斯大林当然会忠实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37年9月，三万苏联红军就进入了外蒙古。而到了外蒙古公民投票前的1945年8月，为了筹备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打击，进驻外蒙古的苏军总数曾高达20个师以上。而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全世界仅有的“邦交国”，苏联派驻外蒙古的外交人员除公使及商务代表外，竟有中将1名，少将2名，甚至雷法章代表团住的招待所的负责人也是一名苏军上校。
在蒙古方面的精心准备与苏联红军保驾护航下，外蒙古公民投票在日上午6点粉墨登场，并持续到午夜十二点。作为观察员的雷法章在库伦的投票站看到，每张投票纸上用蒙文书写“蒙古人民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而证实个人之愿望”，落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每张投票纸分有“第号”、“姓名”、“赞同”、“否”、“备考”等5个栏目。凡赞同独立者即在其本人姓名栏之一行内签名于“赞同”栏，反对者则签于“否”栏。每个投票人进入投票所时即由工作人员导坐桌前，查对姓名栏后签字（文盲按手印）。显而易见，没有投票的秘密，就不会有自由的意志。举着各种标语和旗帜、抬着蒙古人民的领袖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画像前来“踊跃投票”的蒙古民众毫无悬念地一律签名于“赞成”栏内，无一人（敢于）在反对栏中签名。（@高会民）
按照蒙古方面事后的说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全民投票时，中华民国政府派有全权代表监督全民投票的进行”。但实际上雷法章能做的只是“代表团在外蒙‘参观’（不是监督！）。
10月22日，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公布全民公决结果。在全国494960名投票人中，实际投票者为487409人，即98.47%。所有487409人，百分之一百投票拥护蒙古独立。
外蒙古“大清洗”
早在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内防处（相当于内务部）声称破获了一个活动在东南部20多座喇嘛教寺庙里的“反革命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在内部发动叛乱，并且在日本的帮助和庇护下恢复国内旧的封建制度”。在带着全套苏联大清洗经验而来的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案件“侦破”工作异常顺利地进行。仅仅是为了延缓不可避免的死刑，有人可以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从而供出无数“同谋”……这一“反革命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阴谋”，并被定性为“根登杰米德”反革命集团，“这一集团的首领和积极参加者，潜入到党和国家的机关后，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党和国家的工作”。根登是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而杰米德则是蒙古人民军总司令。根据他们的“口供”，又揪出了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36个被枪决。
蒙古版本的“大清洗”的尾声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古当局奉命全力投入对苏联的物资支援而无暇他顾才告终止。这一年，同样担任过总理的阿玛尔与人民革命党建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多格桑木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的罪名成为大清洗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历时数年的大清洗中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3.6万至10万人不等，而当时外蒙古的总人口不超过80万人。无论如何，在五花八门的“反革命组织”都被肃清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外蒙古已经没有人敢于忤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与苏联的意志了。
资料来源：凤凰网历史《苏联如何当中国官员面操纵外蒙古投票全票赞成独立》。
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后的这一代人，我觉得他们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不一样的年轻人。这是中国真正进入文明转型后的一代人，也就是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正式过渡的时期出生、成长的一批人。以前的都不是。几千年来，中国年轻人都是在封建的缸子中自我循环、自我重复。他们是最有可能继往开来完成五四科学民主的未竟使命的一代人。这是比互联网的出现更大的一个机遇和挑战，但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
有生命力的一代
就拿科学来说，去年中国的月球车第一次登上月球，月球车玉兔微博大家都知道，是一群八零后的年轻人做的，它让很多人欢笑和落泪，也引起了较大的政治反响，连一向对中国航天苛刻的西方媒体，也正面报道此事，把微博的内容译成英文，表示称赞。这确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东西。它是新华社对外部的一个八零后记者提出的，又由果壳网的一个女孩子主笔。说到成功的经验，他们说是“要有爱”。看似小打小闹的东西，却也是在为国家做事，其意义，不亚于以前的那些大游行。
还有中国好歌曲，它是格外朝气格外有创造力的，这是一个原创性的歌曲竞赛节目，我看到特别是八零后的年轻人写的那些歌，简直惊艳，简直脱俗，让我一下觉得中国充满了希望。
我还认识几个九零后的记者，他们很投入地去做新闻报道，在这个已习惯于从网上抄新闻的时代，他们去到现实社会中，直面那些小人物，比如他们去北京西客站，那么脏乱差的地方，采访乞丐，这个很难做到的，结果写了十分感人的故事，写乞丐的充满细节的人生，还把其中一个流离失所的九十多岁老兵，送回了陕西老家。
去年还有一次，我参加北京的TED大会，看到演讲的那些年轻人，非常棒，他们做创客，做公益，做一些属于自己梦想的事情。后来我跟他们一路坐公共汽车回去，还听他们谈理想，觉得是一群痴心的、单纯的，既忧己又忧国的人。
所以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相反，他们热情，专注，投入，爱学习，视野很大，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做的那些，是有生命的事情。因为世界只可以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种状态。他们在新世纪做的这些有生命力的事情，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红卫兵做的有生命力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他们把我这样的未来悲观主义流派的科幻作家，从灰黯的世界里拽了出来。但很多人不适应他们，对韩寒，对郭敬明，都不适应。这主要是两代文明的代差问题，而不是什么高尚和庸俗的问题。
他们内部的鸿沟
这些年轻人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也发现他们中的少数人，功利，圆滑，世故，对当官上瘾。对上谄媚，对下粗暴，青出于蓝胜于蓝。有时露出凶狠的嘴脸，让上一辈人也吃惊，可以说毫不怀疑，如果文革再来一次，这些年轻人，一定是急先锋。他们是少数，但少数中的不少，也开始当官了，而且，更会当官。这又让人又怀疑，民族的劣根性，怕是不会随文明的更替，而发生变化的。
但我仍然理解他们还是与以前不太一样的，是被迫的，他们英文很好，一边要翻墙到外面的推特和脸书上去看东西，一边仍要死记硬背那些他们不理解的陈词滥调，那些假大空，因为要生存，因为要更难地生存，还因为文革的那一代人都没有死。
就一般来看，还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仍在这批年轻人身上呈现，比如有时看到插队的，不少是年轻人，随地吐痰的也是。他们会在旅游地点刻字，会爬上雕像的头上照相。当然毕竟中国太大了。各种年轻人都有。而且据说人均GDP排位八十名之后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的，跟青春无关。
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可能是一个问题。比如这一代人的家庭，父母以五零后六零后为主力，许多有文革的烙印，红卫兵出身，有知识无文化，现在正好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大人们根据受苦和“拼搏”的经验，致力培养功利、现世的一代小孩，要让后代记住这个社会是残酷的。只能靠自己，不能相信别人。谁老实谁吃亏。
还有独生子女的问题。我见到一些男孩子进取精神不强，不能吃苦，肤浅，天真，而且只满足于一些小花边儿的生活乐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跟美国和日本可以成天吃喝玩乐不一样，还需要一些有思想有深度肯吃苦的男子汉来担当。所以他们的一个很大缺陷，可能就是经历了教育最大失败的三十年。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内部的鸿沟。我去河北给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上科幻课，那些十岁的孩子，没有听说过科幻。让他们想象一下未来的学校，除了“干净”呀什么的，别的也就不太知道了。但是后来，我又到中关村的一个重点小学，讲同样的科幻，结果大吃一惊，同龄的小孩子，想象力极其丰富，很多成年人不知道的，他们都知道，包括明白虫洞、空间折叠什么的。这是零零后的孩子。等他们成为青年，鸿沟会越来越大。
新华社曾报道过富士康打工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像程序机器一样工作，对未来是没有太大寄望的。这也如韩寒在博客中写的，“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的饱和穿的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以廉价劳力支撑起中国经济奇迹的年轻一代打工者，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转型时，将成为局外人。
扣子从一开始就系错了
但有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这一代年轻人是撕裂的，撕裂的程度比我们那一代要大许多。我们那时的中国是平均的，而新人类成长的时代，中国加速撕裂了。精英的和草根的，都面对这个现实。从精神梦想到实际生活，都撕裂了。比如说，很多城市摇号限车，没有车开，是对自由的剥夺。但都开车的话，社会又会崩溃。所以他们也可能是“两难的一代”、“尴尬的一代”或“夹缝中的一代”。
用系衣服扣子的比方来说，他们的扣子，也许从一开始就系错了，现在怎么把衣服解开，重新系这扣子，可能很难。没有合适的扣子了，而且衣服穿上了就脱不下来。这衣服不是他们想穿的。这里面孕藏着不安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年轻人对未来是忧虑的，甚至沮丧的，没有同步地表现出与大国崛起相一致的勃勃雄心。比如八零后的科幻作家陈楸帆，这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才子，他去年出版并斩获全球华语科幻奖长篇小说金奖的《荒潮》，展望了了一个二零二零年后的中国。小说展现了中国的撕裂，中国与世界的撕裂，以及不同地域、地同产业、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撕裂。这是一个让年轻人感到理想破灭的未来。
另一位八零后科幻作家宝树，好像也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引起很大关注的新作《时间之墟》中更加形象地描绘了这么一种情形。一群大学里的年轻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一个时间不停地跳回原点、每天重复着昨天的世界上生活，而这种生活要延续千万年，秩序都乱了，再也看不到前途，甚至文革那样的灾难也重新降临了，人杀人、人吃人。最后这些年轻人都信了邪教。这个世界末日般的故事挺震撼的，看上去荒诞不经，却有一种很高的真实性，反映了年轻人内心深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他们担心自己被毁灭掉，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不久前引起轰动的电影《地心引力》，把中国观众的视线，拉到了宇宙中，表现出人类一直在为了某个天边的梦想而努力。
西方人说宇宙是人类的最后边疆，最终要走出地球生存的困境，就要前往太空，到另外的星球上去生活。人类甚至要改变自己的生物形态，才能获得幸福的永生。这一切，最终都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接力完成。这却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事情。
中国要对人类有真正的大贡献，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养活自己的贡献，主要看从现在起的这一代年轻人会怎么样。如果他们被撕裂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韩松：科幻作家。原题“撕裂的一代”
5月6日，@稀土部队（章子怡）在微博上推荐了韩国电影《辩护人》，截至今天早晨，转发已经突破一万。今年2月开始，《辩护人》逐渐在中国网络上升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非但热度不减，更让不少中国观众在传看的时候产生“心有戚戚”之感，甚至涕泪横流。
2013年底，当中国人呼朋引伴的去看《私人定制》时，韩国电影《辩护人》上映，日期是个巧合，但恰造就了一句经典影评：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
●小律师的蜕变史：从“闷声发大财”到“敏感案件律师”
《辩护人》是2013年的韩国电影，由有着“国民影帝”之称的宋康昊主演，这部电影观影人次超过1136万，是韩国史上第9部观影人次破千万的本土电影。
上世纪1980年代的韩国釜山，高中毕业、既没钱也没背景的宋佑硕考下了律师执照，凭借一腔热情和个人努力当上了税务律师，成立了个人事务所，打着"守护客户钱财"的口号到处散发名片招揽生意，虽艰辛却也小有成就。因为心存感恩，宋佑硕经常光顾一家七年前曾经蹭饭吃的小饭馆。一天，小饭馆突然关张，主人顺爱的儿子镇宇不明原因的被关进了监狱。前往探视的宋佑硕看到遍体鳞伤的镇宇，感到震惊。受顺爱的请托，宋佑硕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为镇宇做一次辩护。
《辩护人》刻画了一个只知道挣钱的税务律师走上人权辩护道路的过程。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他是一个土气、厚脸皮、精明且能说会道的新人律师，为了拓展业务到处拉关系散名片。而当宋佑硕平生第一次不为钱，而是为了人的尊严和司法正义站上法庭，他逐渐在这个案件中领悟了宪法存在的真谛，他找到了值得自己为之坚持奋斗的正义。
据韩国媒体报道，日下午，演员宋康昊凭借在电影《辩护人》中的出色演技，在首尔Press中心举行的第五届年度电影赏颁奖典礼上，荣获最佳男主角奖。值得注意的是，该片纯制作费只有42亿韩元，总投资75亿韩元。而截至10日，该片总票房收益已经达到825亿1216万元，达投资成本的11倍之多。
●根据前总统卢武铉真实经历改编，宋康昊一度拒演
《辩护人》一大亮点就是根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真实的经历改编，电影在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一点，“特此声明本电影以真实人物事件为背景但内容为虚伪。”宋康昊在片中所饰演的宋佑硕与卢武铉的经历颇为相似。
青年时代的卢武铉如电影中描写的一样过着苦日子，1966年卢武铉自釜山商业高中毕业，这个级别大致相当于我们的中专，自此没有再攻读更高学历，他是韩国历任总统中学历最低的一位。日，在连续考了第七次司法考试之后，卢武铉的名字出现在60人的合格名单中。1977年起，卢武铉就任大田地方法院裁判官，8个月后即辞职，并在釜山开了属于自己的一间律师事务所，他接办的案子以税务诉讼案为多，并以很高的胜诉率在釜山闯出了些名气。
与影片中刻画的宋佑硕一样，税务律师卢武铉与政治结缘，并最终成为韩国总统，始自“釜林事件”。卢武铉在作为辩护律师探望被捕学生后，对妻子权良淑说：“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我们的儿子也将进入大学，这种社会绝对不应该存在。”这起冤案出自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捏造。釜山地区的22名青年，被指传阅危险书籍，并在戒严的情况之下进行非法聚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集会示威法》等，遭到拘留处理。
更大的背景则是1980年韩国发生的“光州事件”。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武力镇压了这次运动，造成了207人死亡，122名重伤，730名轻伤。光州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范围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年至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至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因为角色的敏感性（卢武铉因家人涉嫌贪腐于2009年跳崖自杀），宋康昊曾一度拒绝出演该片。他给出的理由是“担心给他（卢武铉）添麻烦”。由于卢武铉这一人物争议性，影片还未上映，就在韩国门户网站上得到了一些网友1分的评价，并留下了偏激言论。
●小律师如何成为大律师？
在“豆瓣网”上，有网友这样描述电影中的一个细节：这世界上有一种人是最为可怕的，就是认定自己是在用暴力声张正义的人，特别是当他们所认定的正义在政府为背景的权力支持下，如警官车东英。用没法想象的残酷虐待，愣是把一个满腔热血的好青年逼成了一个开口就是洗脑句式的“我错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诩正义的“爱国之士们”眼中是一片漠然，对此没有丝毫感觉。就像车警官听闻宋佑硕是律师后仍旧拳打脚踢，却在听到国歌的瞬间立正敬礼。
但这一切在宋佑硕的辩词面前却显得那样孱弱：
“国家，证人所说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大韩民国宪法第一条第二项，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家，所有的权力都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但是证人毫无法律依据，一味强调国家安保，就把国家镇压践踏在了脚下，证人所说的国家只是强制取得政权的一小部分。难道不是吗？你是让善良无罪的国家生病的蛆虫，军事政权肮脏的帮手而已。”
专栏作者思郁说：影片中这场法庭辩论的戏份注定会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戏的精彩程度堪比《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白人律师为黑人辩护的场景。同样为寻求正义，后者是为了批判奴隶制，而前者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那个不义的化身，国家的最高存在。那才是不义的根源，以国家的名义统治人民，以叛国者的名义逮捕人民，同样以爱国者的名义要求人民相信他们的残暴统治是合法的。一个政权的荒唐也不过如此。当那位忠心耿耿的警察相信他所有的拷打和刑讯逼供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美好服务时，观众意识到爱国主义才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流氓当道，人民如蚂蚁，律师宋佑硕这样的公民只能成为叛国者。而关于叛国者最好的台词源自好莱坞电影《石破天惊》：“数百年前，华盛顿、杰弗逊等建国者，也被英国视为叛国者，现在他们却被视为爱国者。历史将还我们清白。”
卷入敏感案件，宋佑硕付出了什么呢？正如常务长对他所说的那句，“今天起，是你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是啊，汉娜&阿伦特也曾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提出“恶之平庸”——“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
●律师以卵击石的勇气和决心从哪来？
“想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
“因为国民不富裕就不能受法律保护，不能享受民主主义，这种说法我是无法接受的。”
“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究会孵化越过岩石。”
宋佑硕代理“釜林事件”，有前辈律师的指引，有记者同学的义助，有旁观了暴行的军医中尉弃暗投明，挺身作证，还有他的那位搭档，小丑模样的事务长，本以为，当宋佑硕的律师事务所遭难，他会选择背叛，这更符合我们亲见的残酷现实；不想他能坚守到底，帮助宋律师收拾一片狼藉的残局。就连那位惯于枉法的李法官，并非天良丧尽，被迫做出冤屈的判决过后，他答应两年内将朴镇宇等青年全部假释出来。
与恶法的斗争，最能考验一位律师的智慧和勇气。电影最后一幕，当宋佑硕站在被告席上，釜山142名律师，共有99人出庭为他辩护。这构成了《辩护人》的高潮。同为律师，宋佑硕在支撑法治的上限，那99人则在抬高法治的下限。《辩护人》终结于宋佑硕含泪的微笑。一身囚服的他，输了自由，却赢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来。
日，《辩护人》在韩国上映。日，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人无罪。此刻，距离一审已经达33年之久。
●跨越时空的《辩护人》
电影《辩护人》不止属于韩国，它的成就早已跨越了时空界限，不同国家的观众欢悦于宋佑硕的欢悦，纠结于宋佑硕的纠结，激扬于宋佑硕的激扬，无力于宋佑硕的无力。事实上，无论宋佑硕，还是枉法的法官、色厉内荏的检察官、自嘲为“稻草人”的记者，无论“釜林事件”，还是黑牢、刑讯逼供……人们并不陌生。
如果你是法律人，一定要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是最普通的法务人员，你会在电影当中找到自己，并在现实当中找到方向；如果你不是法律人，希望你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或是儿女，当你的身边出现了宋佑硕式的律师，请理解他，支持他，善待他。
以《失乐园》闻名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日前去世。评论家马小盐认为，渡边小说赤裸裸的性描写、将性高潮与死亡同一化、挑衅婚姻伦理与通奸规则，均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惊骇”体验。渡边式情欲叙事以“老房子着火”的毁灭精神，焚烧一切，具有一种情爱美学中的武士道精神。而在情爱的巅峰期死去，宛若在樱花盛放时凋谢，这属于日本“物哀美学”的一部分。
日本情欲作家渡边淳一的名声，不是来自于他文学作品的艺术高度，而是来自于他给予读者的阅读经验：惊骇。赤裸裸的性描写的惊骇，将性高潮与死亡同一化的惊骇，挑衅婚姻伦理与通奸规则的惊骇。渡边淳一的情欲小说，之所以在大众文化中广为传播，只能说明一个事实：20-21世纪，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消费传奇、消费情欲、消费惊骇的年代。
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通奸是对婚姻禁忌的补充，战争是对杀人禁忌的补充。通奸作为婚姻禁忌的补充，通奸的双方大多将激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一如《廊桥遗梦》中的女主人公，与摄影师三天的激情之爱后，会理性的回归婚姻的避难所。《廊桥遗梦》的情爱模式，是一种全球中产阶级式的戴了伦理避孕套的情爱模式：主人公既燃烧了自身旺盛的荷尔蒙，又保持了完美的婚姻；既不违背婚姻的伦理道德，又以短暂的激情慰藉了平庸的日常生活。
但渡边淳一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往往不遵循这样的情爱结局，他们一般会以老房子着火的毁灭精神，毁灭一切，焚烧一切。他们具有一种情爱美学中的武士道精神。他们不但要毁灭婚姻的避难所，还要毁灭人类灵魂的避难所--身体。渡边淳一的情爱作品，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以死亡结尾的大众类型小说：中年男女偷情，爱的烈火四处焚燃，最后主人公以爱之名，双双赴死，给予偷情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这种情欲小说的渡边式叙事，不但是对约定成俗的婚姻伦理的背叛，还是对中产阶级通奸游戏的背叛。这是一种双重挑衅，这种挑衅当然会给予读者，尤其是不太了解日本文化的读者以惊骇。
从《源氏物语》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情爱文化的特点。对日本人来说，在情爱的巅峰期死去，宛若在樱花盛放时凋谢，这属物哀美学的一部分。人类的情爱也是一种“物”，一种鲜花般璀璨的珍稀之“物”。在最美时凋谢，比自然死亡更为壮丽。仅此而言，日本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将人类的生殖器彻底物化并等同于植物生殖器的民族。以无赖派自我标榜的作家太宰治，屡次携不同情人自杀谢世；大岛渚以二战后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感官世界》中，女主人公采摘花朵一般割下了男主人公的生殖器。这种沉迷于灵肉交融、共赴死亡的情爱叙事，在日本文化中并不鲜见。渡边淳一所有的小说，皆继承了日本文化的这种情爱观。我想，日本读者对渡边淳一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拥有的不仅仅是惊骇，更多的是一种欣赏与认同。这也是渡边淳一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之所在：这些读者在渡边淳一的小说中与本民族的情爱意识形态迎面相遇，彼此鞠躬，拈花微笑。
诺奖得主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以高超的技巧，将一个老年男人衰败的身体与强烈的欲望描绘的极为微妙与悲哀。渡边淳一则以直白的手法取材中年男女的爱欲，释放自身赤焰般燃烧的荷尔蒙。以荷尔蒙为分界线，作家可分为欲望型作家与睿智型作家。杜拉斯是女性欲望型作家，渡边则是男性欲望型作家，肉欲是催发欲望型作家书写激情的最佳燃料。睿智型作家对简单的呈现肉欲，似乎并无多大热情。譬如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两位小说大师，便将他们的荷尔蒙完全控制在理性火焰的烛照之下。这不是说睿智型作家不会写性，而是他们不屑于此。读读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第八章《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便会看出，卡尔维诺书写情欲的笔触之优美与精准，世人难匹。有趣的是，卡尔维诺写性的这一片段，恰恰以日本人为主角。我想，他是在向日本情爱文化的阴柔之美致敬，更有可能是对川端康成的东方情爱语法的一种超越式戏仿。
相比将东方情爱的阴柔美学发挥至顶峰的川端康成，渡边淳一写爱写性皆过于直白且无多少技术含量，因此只能成为一位以惊骇美学迷惑住大众的情欲小说家。只是，日本艺术家的这种无论细致还是直白的书写、刻画、描绘（看看日本浮世绘中的春宫图）人类情欲的能力，具有一种原始而蓬勃的强力，这令中国读者第一次与它迎面相遇的时候，往往惊骇至眩晕。是的，眩晕，纯洁国度的纯洁读者对来自动物凶猛的情爱文化的深度眩晕。
话剧《枕头人》(The Pillow Man)在中国曾因为一场“版权大战”而闻名。由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Martin McDonagh)创作于2003年的剧目，在伦敦和纽约百老汇演出后获得了英国奥利弗最佳戏剧奖和美国戏剧评论圈最佳戏剧奖。自2009年起就引起中国多家演出团体的注意甚至争夺，先后出现了多个剧本中译本，举行过剧本朗读会等活动，但因版权争议一直未能演出。
时隔五年，版权大战硝烟已散，《枕头人》终于在北京上演。时值4月底，地点鼓楼西剧场，根据胡开奇的译本，由话剧导演周可执导，前八场饰演主角、作家卡图兰的是赵立新。正是2010年他在蓬蒿剧场的一次剧本朗读，在我心中种下了《枕头人》的瘾。如今解铃系铃，总算一纾“瘾”痛，从剧作到表演，都有了机会对照观瞧。
《枕头人》是部暗黑寓言剧，以一个作家涉嫌谋杀儿童被拷问为线索，全剧主要人物有四位：作家卡图兰，作家的傻哥哥迈克尔，冷血警探图波斯基和暴躁警察埃里尔。剧作整体上遵循了“三一律”：地点始终在一个独裁国家的警察局审讯室里，戏剧时间与演出时间等长——警察讯问、拷打直至枪毙作家，构成整个戏剧过程，每一幕都以卡图兰叙述的故事场景收尾。
演出与剧作略有不同。演出将剧作第一幕第二场《作家和作家的哥哥》放在全剧开头，作为交代卡图兰前史的序曲——大概是出于缩短时长、加快节奏、演员换装的考虑吧，但也略微减弱了戏剧悬念。第一幕中，删去了卡图兰“最满意的故事之一”《路口的三个死囚笼》，它讲的是一个遭到万众一心的憎恶、被关进死囚笼却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的汉子，最后被强盗射杀的故事。删除这一“没有谜底的谜”，倒像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不证自明的谜底。剧作第二幕第一场中《枕头人》的故事由兄弟二人的对白讲述，在演出中改为多媒体叙述。第二幕第二场的《小基督》故事，在演出中挪至第三幕，改为多媒体和警察埃里尔的交错叙述。除此之外，演出都忠实于剧作。
全剧有一悬疑推动力——即求证作家所写的虐童杀童故事与实际发生的虐童杀童罪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这一动作主线暗示了该剧的核心主题：艺术创造与现实结果之间，那些悖论迭出的紧张关系——诸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自我，艺术与道德，艺术与政治，等等。
话剧《枕头人》剧照
鼓楼西剧场提供
如何外化这一抽象而复杂的主题？马丁&麦克多纳的方法是“道成肉身”——将当代社会的群体存在或人性深处的不同维度化为人物角色，并赋予这些人物角色以圆融强烈的个性、血肉和情感，以此达成含混的象征性。比如我们可以说：作家卡图兰既象征着揭穿真实、不事教化的精英艺术家，又象征人的精神心灵自我；傻哥哥迈克尔既象征智力不足而又苦难深重的普罗大众，又象征人的物质肉体本我；冷血警探图波斯基既象征着自命全能、独断反智的权力机器，又象征人的理性超我；暴躁警察埃里尔既象征着自居正义的道德法则，又象征人的道德超我。每个人物既本乎个体又超乎个体的双重象征性及其相互纠缠，揭示出人类社会与内在自我的重重现实：苦难深重的普罗大众（受尽父母毒打的傻哥哥迈克尔）既是精英艺术（天才作家卡图兰）的体验来源又是其天真观众；艺术家向其汲取养料，加以转喻（卡图兰从哥哥的惨叫声中汲取灵感，写出惨虐的黑童话），也出于同情之爱助其反抗压迫（卡图兰杀死了虐待哥哥的父母），最终创造出旨在艺术审美和真实认知的作品（卡图兰：“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就是讲一个故事。”）。当他的精神浅层与天真大众的意愿重合时，会产生皆大欢喜的结果（傻哥哥模仿《小绿猪》的故事，给哑巴女孩带来了快乐）；当他对现实黑暗揭示得越深刻，只有浅层思考力的天真大众越厌恶这种真实的镜像，甚至与其主旨背道而驰，将“黑暗的真实”现实化（迈克尔模仿《小苹果人》和《河边小城的故事》杀害两个孩子，但他认为这是卡图兰的责任：“如果你没告诉我我不会干的，所以你别装得那么无辜。”）。在以全能自命的权力机器看来，艺术家（泛言之，一切文化精英）的才智与真诚既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威胁，又是一种令人不悦的优势，他们对真相的揭示动摇人心，四处添乱，因此即便无罪，也要从肉体到精神将其消灭（图波斯基对卡图兰：“我们喜欢处决作家……处决作家，那是一个信号，你明白吗？”明知卡图兰没有虐杀孩子，明知他杀死父母是为拯救兄弟，杀死迈克尔是为让他免于恐惧，这两项谋杀皆情有可原，可他依然枪决了他）。在严苛正义的道德法则看来，知识精英想当然地是淳朴大众的教唆犯，因此埃里尔毫不手软地拷打卡图兰；好在他有一颗淳朴善感的心，在剧终，他没有遵守图波斯基焚烧手稿的命令，而是贴上了封存五十年的封条。
若搁置这些复杂的象征，只把他们当作四个性格怪诞的人，剧情依然成立。但这四个人物已非中国观众熟悉的“自然人”，而是重新经过文化编码的“人造人”。对《枕头人》的演员来说，如何将这种“人造人”塑造得浑然天成，真实可信，是最大的困难。
赵立新出色地克服了这一困难。这位瑞典国家话剧院的前演员如今虽然主要活跃在中国内地的影视领域，一旦登上舞台仍不免成为王者。他身上有着其他中国男演员不具备的东西——那种西方现代艺术孕育出来的介于绝望与自嘲之间的气质张力，那种在反英雄的灰色地带浸淫日久而形成的自觉的荒诞感，那种近乎本能的精致微妙的哲学味，那张瞬息之间转换万语千言的复杂面孔。显然，这位演员有着储量惊人的精神情感库存，随时等待与之匹敌的深邃角色将其引爆，可惜有此品质的本土原创影视角色尚未诞生。
话剧舞台不同。戏剧经典的高难角色给赵立新足够辽阔的驰骋空间，也唤醒他的各个侧面——在话剧《父亲》、《备忘录》、《婚姻场景》、《审查者》、《男左女右》中，难以言喻的男主角被他掌控裕如，此次《枕头人》又给了他释放能量的酣畅出口。他恰如其分地将弑父弑母弑兄、写作血腥黑童话的卡图兰塑造成带有现代疏离感的“弱者型作家”——一个揭示上帝离去的废墟真相、但出于写作的专业主义拒绝出示谜底的“卑微”天才。演员掌握了这个角色的三个心理支点：对写作对创造超越生命的痴迷，对傻哥哥全情投入无保留的爱，对残酷世界冷静悲观却不吝祝福的意识。他面对傻哥哥时的温情、童挚、震惊和决断，他在暴力刑讯之下的敏感、诚实、柔韧与敷衍，他的所有行为与结局，皆出于此。只有理解了这个角色的精神意图，才能如此精准地扮演他。
话剧《枕头人》剧照
鼓楼西剧场提供
田蕤饰演的图波斯基也很成功。这个极权体制内嗅觉灵敏、思维缜密的警探，其个性人格与其工作融为一体。他表面通情达理，循循善诱：“我允许你绝对地说真话，哪怕这话会伤我的心。”诱出真话之后却将其视作对自身权威的冒犯：“现在我收回我让你实话实说的许可，你很幸运我没赏你一个大耳光。”待对方不识相地跟他讨论，他便忍无可忍：“我已经收回我让你泼我脏水的许可，对吗？我的故事要好于你所有的故事。”绝不容许平等和挑战，这就是极权的本质。田蕤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个角色城府甚深、表里不一的层次感，同时，也细腻地奏响他内心深处人性的泛音：当他称赞卡图兰的《枕头人》是个好故事时，眼睛无法控制地湿润，却故作没那么回事——他想起了自己坠水而亡的小儿子。
吴嵩饰演的傻哥哥抓住了角色的童性，塑造出这个杀童凶手无辜可爱的一面，这是成功的；但他还没能表现出“肉体性人格”的另一复杂面——那种浑浑噩噩的混沌之恶，这种人格也有掩饰性，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李虹辰演出了埃里尔暴躁暴力之下的那种喜剧性，称职地把现场气氛不断推向紧张和高潮，但埃里尔发现卡图兰没杀孩子之后的情绪落差和心理变化，表现得微欠火候。
《枕头人》的舞台设计很有匠心——一个转动的铁盒子便是全部的空间；铁盒旋转，其侧壁、其断面则承担多媒体投影和换景的功能。低矮逼仄的天花板，狭长如银幕的横切面，惨烈的灯光，无情的镜子，逼真的刑具，牵动人心的档案袋——既构成窒息残酷的刑讯室，又成为密不透风的极权社会的隐喻。
无论卡图兰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剧中的四个实体人物，都是在父母虐待的环境中长大，此种“巧合”绝非偶然。虽然卡图兰声称他的故事和人物什么都不代表，可剧中的“父母”、“虐童”绝非就事论事：“父母”作为权威与环境的象征，对“孩童”施虐；“孩童”作为纯真与无辜的象征，饱受权力的蹂躏——这是整个人类犯罪与受罪的缩影。这种罪孽陈陈相因，难以改变，但总有一丝爱的光芒明灭在废墟之间——就像是松软的枕头人的泪水，善良而虚空，悲伤而温暖。
李摩诘是文学评论人和剧作家，作品《捕风记》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她的最新作品是评论集《必须冒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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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
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是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人品和能力，如同左手和右手：单有能力，没有人品，人将残缺不全。人品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着最后的结果。人品意义深远，没有人会愿意信任、重用一个人品欠佳的员工。好人品已成为现代人职业晋升的敬业标杆与成功人生的坚实根基。
比能力更重要的12种品格：
第1 忠诚——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忠心维护公司的利益，在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
第2 敬业——工作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报酬，提供超出报酬的服务，乐意为工作做出个人牺牲。
第3 自动自发——不要事事等人交待，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主动做一些“分外”事，先做后说。高要求：要求一步，做到三步。
第4 负责——责任的核心在于责任心，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一诺千金，绝对没有借口，让问题的皮球止于你，不因一点疏忽而铸成大错。
第5 注重效率——心无旁骛，专心致志，量化每日工作，拖延是最狠毒的事业杀手；注重主次，防止完美主义成为效率的大敌。
第6 结果导向——一开始就要想怎样把事情做成，办法总比问题多，创造条件去完成任务，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把任务完成得超出预期。
第7 善于沟通——当面开口，当场解决，沟通和八卦是两回事，不说和说得过多都是一种错，带着方案去提问题，培养起接受批评的情商。
第8 合作——团队提前，自我退后，滴水融入大海，个人融入团队，服从总体安排，遵守纪律才能保证战斗力；不当团队的“短板”，多为别人考虑，让能力在团队中被放大。
第9 积极进取——永远跟上企业的步伐，以空杯心态去学习、去汲取，挤时间充电，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挑战自我。
第10 低调——才高不自傲，克服“大材小用”的心理，不摆架子耍资格；给人一分尊敬，努力做到名实相符，成绩只是起点，荣誉可作动力。
第11 节约——别把老板的钱不当钱，要诚信不耍小聪明，不浪费每一张纸，不浪费每一分钟工作时间；花公司每一分钱，都要收到最大效益：省下的都是利润。
第12 感恩——想想是谁成就了今天的你？公司给了你工作，工作给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同事给予你配合，客户帮助你创造业绩，对手让你看到距离，批评者让你趋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