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在线阅读
第07章 银白：执子之手
　　1955年的一个深秋的黄昏，张爱玲乘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离港赴美。送别她的只有宋淇夫妇。她的心情与上次离港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她正年轻，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回去的又将是她所熟悉的上海。而这一次，爱玲是以“难民”的身份远走异国他乡。新大陆，陌生的环境，没有亲人，前途未卜。“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去国千万里，何日是归期?!
　　凄冷的秋风，吹起了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她强忍着泪水，与宋淇夫妻挥手互道：“再见!珍重!”彼时情境，正如中国古诗中所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望着越来越远的维多利亚海湾，望着越来越远的故国，爱玲的心头不禁一片黯然。小小客舱啊，“载不动，许多愁!”船到日本，她在给宋淇夫妇的六页长信中写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作为爱玲好友的宋淇夫妇读罢此信，感念故人天涯，也不禁伤怀。爱玲在信中还说，她之所以要赶紧写信，告诉旅途中的一切，是因为“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此后，爱玲对宋淇夫妇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而且，总是事无巨细地向他们“絮絮诉说不休”。她的信长短不一，语调也随着环境和心情不同而变化，可是每封信都发自于她的内心。爱玲认为世事千变万化，什么都靠不住，惟一可以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因此，她再三嘱咐宋淇夫妇：“一有空就写信来……但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世人皆谓爱玲冷漠。其实，这位天性内倾，不喜与人交游的才女，一旦和朋友缔结了深交，就会毫无保留地付出她真挚的友情。她与宋淇夫妇二十年如一日的莫逆之交，她与炎樱的一世情缘，都可以看出爱玲的款款深情。宋淇先生说：“廿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以上根据宋淇《在香港》，《永远的张爱玲》，P.211)。从以上张的自述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情是颇为凄苦和漂泊无依的。
　　船是在美国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她文件的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爱玲的身高本是五尺六寸半，而他却写成了六尺六寸半。爱玲称之为“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她后来解释说：“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爱玲直到晚年，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它有趣，也许是一种绝妙的暗示。爱玲从踏上美利坚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发生着一些阴差阳错的事。可是，其中的因缘，这又有谁说得清呢?
　　入境之后，爱玲乘轮船驶向旧金山的50号码头。停留不久，她就马上乘火车到纽约去，好友炎樱在那儿等她。纽约到了。纽约是美国的门户，也是一个橱窗，通过它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生活。摩天大楼，繁荣的港口，宽阔的街道……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一种鲜明的美利坚文化的特色。但是，对张爱玲来说，颇有一种“这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的感觉。
　　风雨故人来。遇到炎樱，在这初到异国的寒夜里，多少让爱玲觉得有些欣尉。“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人生大幸事之一。爱玲和炎樱还是携着手一起去逛街，吃东西，就像昔日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
　　在纽约，爱玲有一个非常想见的人，那就是胡适。早在1954年在香港时，爱玲就把《秧歌》寄给胡适，另外附有一封短信，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在胡适的全盛时代，投书求教者不计其数，许多青年视其为“精神之导师”。胡适还不得不在每周中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见那些想见他的人。以致于胡适百年后，人们还争相竞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素昧平生，爱玲投书胡适，只想求得他的一点指教。不久之后，她收到了胡适的亲笔回信。信是用细毛笔写在一张小笺上的。书名左侧加一行，后来通用引括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这些都似乎镂刻着五四时代的深深痕迹，令人“不胜低回”。字体是潇洒灵动的，让人不禁想像着当年年轻的留美博士胡适之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台上的潇洒风神。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谈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信中，胡适还具体针对一些章节，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和点评。
　　三年后，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去，还写信请胡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那本《秧歌》寄还给爱玲。此书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爱玲看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爱玲和炎樱一起去看胡适。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初冬午后的阳光里，让人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还是在香港。上了楼，室内的陈设也是中国式的，看起来非常熟悉亲切。适之先生忙着招呼他们。他穿着灰色的长袍子，飘飘然地站在雕花的窗边。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胡适，此刻，站在她们面前，更像是一个谦和儒雅的中国文人。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端出新沏的茶来招待她们。青瓷的小茶杯，柔滑细腻，爱玲轻轻端起来，把玩于掌心，轻轻地念出那上面刻着的字：“寒夜客来茶当酒!”胡太太态度有点儿生涩，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也许，她有些地方永远是胡适的学生。炎樱天性活泼，也不怯生，热情的用国语和胡适夫妇说着话，可惜她离开上海久了，国语不大会说了。他们俩却很喜欢炎樱，和她说笑着，一点都没有陌生感。爱玲不善言辞，她静静地坐着，玻璃杯里的绿茶幽香阵阵。眼着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胡适!爱玲总觉得像是在梦中。胡适是一个曾让她“敬如神明”的人物，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历史化了
的人物。而此刻，他就这样真实地坐在爱玲面前，温和、亲切。甚至，还有着那么一种淡淡的落寞。爱玲努力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忽然觉得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从前：她是坐在父亲的书桌旁看完《胡适文存》的。《海上花》则是她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她自己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后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她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了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详读《醒世姻缘》则是那年在战争中在港大的时候。爱玲当时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在一堆故书堆里发现了《醒世姻缘》。惊喜之极，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当时爱玲只傻傻地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记得母亲和姑姑也是非常欣赏胡先生的，她们曾经同胡先生同桌打过牌，并且一直以此为骄傲。姑姑有个时期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后，父亲一直牢记着姑姑还欠他一本书。有一次，父亲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有还我。”姑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可见，他们俩都挺喜欢这本书的。抗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笑得像个孩子，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当时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爱玲也看了那照片，有些模糊，可是“胡适”的名字却一直深深地刻在她脑海里了。而现在，胡适就这样近地坐在她的面前。虽然，他们之间隔着那么遥远的记忆长河。
　　感恩节那天，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烤鸭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深蓝色的街道特别干净，灯火橱窗，新寒暴冷，霓虹灯晶莹可爱。爱玲喝了一点葡萄酒，人已微醉。走在街上，她仿佛又回到了上海。当年，跟表姐在沪上霞飞路逛的情景，历历在目。情景是多么相似啊!转眼人已在天涯。忆及旧时光景，爱玲觉得很快乐。夜来风寒，也许是受了凉，爱玲回去就呕吐了。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她去吃中国馆子。爱玲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胡适告诉她要保重身体。搁下电话，爱玲的心里一阵暖流，眼眶湿润了。一定是胡先生怕她过节寂寞，特意来邀请她的，爱玲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被关怀的温暖。
　　这之后，爱玲再也没有见过适之先生。后来便听说了胡适先生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在报上看到噩耗，爱玲感到惘惘然的。也许，在她心中，胡适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胡先生是在一次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的。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无疾而终。以适之先生谦和宽容的性格，他应该有这样的死法。只是此后，爱玲每每翻开那本先生圈点过的《秧歌》，总会想起先生的微笑……
　　1956年2月，转眼间爱玲来美国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她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大起色。她的英文小说《秧歌》销路平平，没有再版，并未给她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她又没有什么新作出版。作为一个职业文人，这无疑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窘迫。于是，爱玲不得不另谋出路。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居住的申请，爱玲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Marie Rodell)作保，又找了司克利卜纳出版社的主编哈利?布莱格和著名小说作家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不久，她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创建文艺营的设想是让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干扰，而在文艺营提供的安静条件下从事创作。
　　3月中旬，爱玲离开纽约，先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到了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克道威尔。直可谓是“长途跨涉，舟车劳顿”。彼得堡的冬天，天晴得早。前几天这儿刚下过一场大雪。爱玲坐在计程车里，衣衫单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外面是漆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忽然，爱玲看到前面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几十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远远望去，那样子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小城堡。灯光柔柔，乐音袅袅，恍如世外仙境。“这是中国的桃花源吗?”爱玲想着便笑了。车越开越近了，可以看到门前车道两旁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地上残雪未消，踏上去“簇簇”有声。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就在眼前了。人的一生逃不掉一个“缘”字。爱玲也许没有想到，她将在这里再次遇见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她死灰般的心里将再次燃起熊熊的激情之火。
　　站在门外，爱玲听得到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听得到里面的欢笑声。她默默地在心里说：“你好，麦克道威尔!我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群山之中，确实景色宜人。文艺营是由四十多所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28所大小不一、彼此分开的艺术家工作室，一所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文艺营大厅(作大型社交中心和管理中心之用)。这些房舍有的建在草坪上，有的是建在一片中等规模的森林中。
　　文艺营的日常生活安排也是完全站在艺术家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的。早晨集中在一起共进早餐。餐毕，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各抒其才，埋头工作。为了避免干扰他们创作构思的连续性，管理中心将午餐篮子放在工作室入口处，任他们随时取用。下午4点钟前不允许集会，4点后，艺术家们又重新相聚，或娱乐，或谈话，或喝鸡尾酒。晚餐又是集中在文艺营大厅中享用。张爱玲到来文艺营后，安置在女子宿舍，分配给她一间环境幽静的自己单独的工作室。这几年饱经动荡飘泊，爱玲终于短暂有了这么一个“洞天福地”般的写作环境，当然是备感欣慰的。她希望能在这里写出她继《秧歌》后的第二本英文小说。她打算写的是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暂定名为《粉泪》(Pink Tears)。她希望能借此书的出版发行，在美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爱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很少参加社交活动。
　　那一天，该是3月13日吧，爱玲第一次在大厅里遇到了赖雅。文艺营的大厅是艺术家们快乐的大聚会。有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的艺术家们在此相与论道。那一刻，赖雅正与一群艺术家们在愉快地举杯喝酒。爱玲初来乍到，没有什么熟人。而且，这儿东方人是极少的，更显出她的与众不同。爱玲随便挑了一本文学杂志，在沙发的角落上翻看了起来。其实，爱玲已经注意到赖雅，那个风度翩翩的老人，他是整个大厅里最活跃的人物。显然，赖雅也注意到了爱玲。一个显得有些落落寡欢的东方女人。
　　“小姐，我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你!”赖雅微笑着举着酒杯来到爱玲面前。“我从中国来!”爱玲也极有礼貌地回答。赖雅被眼前这位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的女人吸引了。四目相对之时，爱玲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触动，但又说不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不知道，爱玲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也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呢?这时候，赖雅正想继续和爱玲聊下去，那边有几个人在大声叫他。“对不起，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谈好吗?”赖雅礼貌地对她说。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爱玲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赖雅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完全按照德国生活习惯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便会讲流利的德语。5岁时，随父亲横穿大西洋去德国探亲。早在孩提时代，赖雅常常能在喜庆的场合按照优良的德国传统即兴赋诗，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1908年，17岁的赖雅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他就创作了不少诗，以及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成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sh Dawce)的剧本，被乔治?贝克教援(Professor George Baker)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去。这部戏剧人选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Mac Dowell Colong)。同年夏天，他获得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学位。随后，由于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威廉?尼尔逊教授(Professor William Neilson)的推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英文。然而，赖雅的性格是活泼好动的，他不喜欢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时候，他迷上了棒球和摄影。1914年，他离开大学，成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开始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变幻不定的生活。在那里，他以其颇有魅力的个性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以及其他美国著名文人。
　　1917年，赖雅曾以一夜功夫完成一则短篇，并被当时颇有声望的《星期六晚报》杂志刊登。同年7月他与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16岁便加入华盛顿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还曾参加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他们两人的性格似乎都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赖雅结婚时，父亲曾送他一笔钱作为贺礼，希望他能把新房好好装修一下。而他却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花了个精光。父母要来看他时，他不得不事先把其他东西典当来租家具。因此，两人婚后是各干各自的事情，聚少散多。1916年至1920年，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哈泼氏》(Harper′s)等杂志，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内容从英国诗人济慈到外国烹饪，无所不包。他有一个理想化的见解，他确信美国中西部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地，必将产生出伟大的作家来，同时又不忽视着制度上的缺陷，放眼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1920年，他在《麦克劳氏杂志》上连载了一篇名为《人、虎、蛇》(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的中篇小说，获得2000美元的稿酬。他是一个喜欢“把握当前生活”的人。他去了欧洲，先后旅居在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有机会访问了更多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例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人。女儿霏丝的出生曾一度使他很着迷。他试图和妻子商定过一种较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他们在缅因(Maine)的罗宾汉(Robinhood)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然而，琐碎的家庭生活更加使两人的差异无法调和。1926年在吕蓓卡的要求下两人以离婚结束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他的时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块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寓；另一块是和以前一样周游世界各地。什么时候缺钱了，他就把文章出售给诸如《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红皮书》(Red Book)等刊物。这些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售的一种商品，因此，也不可能是经过反复艺术推敲的严肃的能为他赢得声誉的文学作品。
　　1927年客居柏林时，赖雅结识了德国剧作家贝托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自此成为莫逆之交。30年代在美国，赖雅的知名度比布莱希特大得多。赖雅为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一直不遗余力。
　　1931年8月，赖雅应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约去好莱坞当编剧。赖雅在南加州一住就是12年，赖雅启程之时，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士预言他会一夜成名。然而，他的预言不幸而落空。赖雅的横溢才华虽备受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但好莱坞的高薪(每周起码500美元薪水)，使他沉浸于“梦幻工厂”的逸乐之中。加之，赖雅又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他总是热心地为朋友修改稿子，把许多金钱和时间贡献给朋友。他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人。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的大本营，在那里，赖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后，他始终是以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的形象著称于世。但他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只是亲密的同路人。1933年初，德国的纳粹势力猖蹶，布莱希特从德国逃亡出来。赖雅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设法将他的家眷弄到美国，并在加州的圣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赖雅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本地少数几个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个。赖雅与布莱希特合作过两部电影剧本，协助布莱希特好几部戏剧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传》的主要英译者。布莱希特经常给赖雅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莱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剧团”时，赖雅是惟一被正式邀请赴德成为永久团员的美国人。
　　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好莱坞拍摄了一些正面描绘苏联社会的电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即出自赖雅的手笔。1950年左右，赖雅应布莱希特之邀到德国去，希望能再次联手大干一场。作为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名声在40年代扶摇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对赖雅的态度却前后判若两人。虽身为共产党人，但布莱希特为人自私，常常善于利用别人。渐渐，赖雅感觉到了布莱希特邀请他是一种虚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帮人包围着，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赖雅对他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非常不满。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辞而别，回到了美国。一个对待朋友充满“古道侠肠”的热情的人，遭遇到这样阴险的欺骗，当然是感觉非常沮丧的。布莱希特为了挽回友谊，写了几封并不诚恳的信给他。当然，赖雅没有给他回复。但是，赖雅不会因为布莱希特的人品而轻视他的作品。他依然热情地向大众介绍布莱希特的作品。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腿还轻度中风。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风而住院。年华老去，创作精力也日减。赖雅年轻时颇有“千金散尽”的侠士之风，故虽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几乎没有什么积蓄。1956年冬，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居住机会。他希望能抓住最后不多的机会重振雄风，东山再起。也许，“麦克道威尔”对他而言会意味着好运，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剧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那样。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张爱玲。一个将和他走完余生的东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里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爱玲心里浮起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呆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爱玲熟练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爱玲还从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爱玲和赖雅则趁机聊天，谈话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走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向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作客。4月1日，他们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的正餐。爱玲把她的《秧歌》给赖雅，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甫德，你不喜欢，是吗?”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认真地说。
　　“可是……”爱玲似乎有些不信。“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暮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爱玲的手，怕她滑倒。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
　　到了4月，天气渐渐转暖。爱玲与赖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结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赖雅也常到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给以建议和指导。到了5月，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房中有同房之好。”(Went to the Shach and Shacked up.)可惜，陷于热恋中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分别。文艺家在文艺营的逗留时间是有期限的，冬季为4个月，夏季则更短。赖雅的期限为5月14日，他将转到纽约州北部的耶多(Yaddo)文艺营去。
　　爱玲坚持要去送他。自从跟胡兰成分手后，爱玲自认为已心如死灰。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她心内的爱情之火，又被另一个男人点燃。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却不得不跟所爱的人分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火车还没有来，小站里只有稀稀几个人。爱玲跟赖雅谈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她的代理人、出版商、美国市场以及她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她手头比较拮据，还是拿出一些现款送给赖雅。赖雅再三推辞。他被爱玲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赖雅曾多次去国离乡，但这一次分别，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牵挂。这时候，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响了。
　　“再见，别忘了来信!”赖雅望着车窗外爱玲孤独的身影，不禁再三嘱咐。轰隆隆的车轮一声声巨响，碾过离人的心头。两个人的车站，夕阳照得见她的忧伤。
　　赖雅在耶多文艺营的期限只有六个星期。期满后，他搬到萨拉托卡泉镇(Saratoga Springs,NY)的罗素旅馆(Kussell Hotel)中去住。7月5日，他收到爱玲的信，却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爱玲已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赖雅在心里深爱着爱玲，也渴望跟她在一起，但谈到婚姻，总还是觉得顾虑重重。以前，有几次，他也想对爱玲说出这个要求。但最终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自己年轻时就讨厌过安稳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离婚30年了，独来独往惯了，他怕伤害爱玲。再说，他已今非昔比。身体不好，创作力减弱，又没有固定收入，朝不保夕。这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幸福吗?思考再三，赖雅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开创今后的共同生活。赖雅写下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写完后，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赖雅还是开心地冒雨到邮局去寄出这封信。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时候，爱玲也已结束了在文艺营的期限(6月30日)，并获准在10月可以重返营地。这时，她暂租在纽约市W第99街一位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的公寓里。
　　两天后，爱玲亲自来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她还没有收到信，但她必须来与赖雅会面。走在小镇的街头，古色古香的街灯发出幽暗朦胧的光。爱玲与赖雅聊了很久，很久。赖雅再次向她求婚。但是，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爱玲最终是听从了赖雅的要求。爱玲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但这次必竟是亲骨肉。我们无法推断“不要孩子”究竟是不是出自于爱玲的本心，还是因为现实的无可奈何。当时爱玲已36岁，再要有孩子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颠簸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赖雅身体又不好。爱玲在作出决定前，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之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病得相当重。这可能与人工流产有关。后来，她在英文小说《赤地》中增加了女主角被共产党干部当情妇遗弃后，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对临床体验的冷静描写，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痛苦之情，更可作为其有亲身体验的证明。
　　日，赖雅与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马莉?勒德尔和炎樱均在座。炎樱也是惟一一个爱玲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婚后，他们一起畅游了纽约。在这“蜜月旅行”里，爱玲终于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家只是暂时租来的。但是，对于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又在外飘泊多年的爱玲来说，这一天她盼望得已经太久太久。
　　对他们两人而言，这一次的结合，都不能不归结为缘份。当时，赖雅65岁，爱玲才36岁，与他女儿的年纪相当。而且，两人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赖雅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都怀着崇高的信仰。但张爱玲却是《秧歌》和《赤地之恋》等反共题材小说的作者，两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对立的。而且，他们在性格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赖雅开朗外向，而爱玲则内向孤僻。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不同之处。他们俩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并且走得那么近。对爱玲而言，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她实在需要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湾。漂泊太久的心灵，需要一个可以憩息的岸。因此，她珍视这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姻缘。
　　10月，他们又重新回到麦克道威尔创作营。时候已然是深秋，他们庆幸又回到这田园牧歌般的美丽乡村。这也是一个滋生了他们爱情的地方。然而，不久之后，赖雅又一次中风。这次疾病使他变得非常虚弱。不能正常写作，连几十年保留下来的记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一度放弃，或是写得很短。在这段时间里，爱玲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爱玲都把赖雅看成是在美国值得依赖的人。可以想见，在赖雅刚病倒之时，爱玲的心情是多么沮丧，又是多么的孤独无助。爱玲常常整夜整夜守候在他的病榻前，默默地祈祷着：“甫德，你要好起来!你要好起来!”
　　夜阑梦回的时候，赖雅从昏睡中醒来，看到爱玲还靠在他的床边。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星期后，赖雅的身体终于慢慢康复起来了。午后或黄昏，爱玲常常扶着赖雅出去散步。由于拖着病体，赖雅走得很慢。爱玲却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去。晚秋的风，吹得落叶飘飘而下。爱玲接住一片落叶，轻轻地抚摸着它干枯的茎脉。“甫德，我真害怕，有一天你会离我而去。你不知道，你病倒在床上那些天，我的心里有多么恐惧。”爱玲说。
　　“爱玲，相信我，我会坚持住的。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赖雅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天边，夕阳沉醉。
　　到了10月底，赖雅的病已康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12月19日，病又一次复发，赖雅因脸部麻痹送回医院，几乎失音。爱玲的心又悬了起来。几天后，便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那天早晨下了大雪。爱玲一早便出去采购了一些物品回来。赖雅也挣扎着起来要帮爱玲做点事情。丰盛的晚筵摆上来了，有爱玲最拿手的几道中国菜。灯下相对而坐，爱玲许下了自己新年最大的愿望：期望来年甫德身体康健。说完了，她又禁不住转过身去拭眼泪。在爱玲的精心照顾下，赖雅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到了日，赖雅已经能够出远门到波士顿去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哈勃许塔脱，还可以到波士顿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Filene′s)去购物。1月23日，他和爱玲一起乘长途巴士返回文艺营。接下来，爱玲继续把她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3月13日，她把完成的打字稿寄往纽约。在当时爱玲的心中，赖雅的病情一直是令她最担心的。她总是担心着在某一天，赖雅又会突然病倒。除此之外，便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文艺营虽提供免费的食宿，但却是没有报酬的。赖雅虽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但因为身体原因，除传记外，都没有完成。而爱玲的几部小说，除《秧歌》外，投寄出去都犹如石沉大海。她跟赖雅曾找戴尔(Dell)出版公司面谈过。戴尔公司认为，出版爱玲的作品对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风险，因此赖雅夫妇不能很快决定，并希望能够等一段时间。当赖雅夫妇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秧歌》改写成剧本，并可获酬1440美元时，他们真是非常开心。然而，杯水车薪，他们还是被沉重的经济重担压着。可以说，爱玲的后半辈子，都是处于一种不宽裕的情况之下的。
　　他们此次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4月份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们曾想方设法申请延期或到别的文艺营去。不幸的是，都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暂时找一处歇身之所。不久，赖雅在彼得堡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住在第三层。不过，这幢楼座落在一条狭窄的坡形的街上，只需向左转两个弯，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镇上购买东西，交通倒是十分方便。但是，61美元的月租金对他们来说，还是略显昂贵了一些。事实上，除了家具之外，他们还需要添置许多东西，诸如床单、窗帘，及其它家庭必备用品。赖雅有时到附近的庭院摊(Yand Sales)上去寻觅一些必需品，他常常兴奋地带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有时跟他一起去“捞宝”。有一次，她仅用3元7毛5分就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而且，回家试穿，都非常合适。他们都觉得很高兴。所谓“贫贱夫妻百日恩”，也许，生活的乐趣就在于此。
　　爱玲来美国三年，结婚半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心里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虽然地方不大，家徒四壁，但爱玲还是深深地喜欢着这个“家”。为了节省开支，她还亲自担当了油漆工，她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喜欢这种大海和蓝天的颜色。她觉得，生活在这样浪漫主义的“蓝色小屋”里，她更能感受到风雨同舟的快感。每当赖雅从外面购物回来，看到爱玲一手拎着大漆桶，一手拿着刷子，汗流浃背的样子，不免感到心痛。可爱玲总说，干这样的活，她觉得很开心。也许，这其中有着一种“春燕筑巢”般的融融暖意。
　　由于他们租的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这令爱玲大为懊恼。她常常拿着杀蚁剂喷洒。因此，赖雅还专门开玩笑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杀蚁刺客”。小镇的生活是宁静而温馨的。赖雅跟爱玲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爱玲喜欢晚上工作。而赖雅则习惯于早起。为了让爱玲专心工作，赖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还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有时候，他们也常合作着做一些简单的菜。餐桌上常见的菜有汉堡牛排、鸡肉馅饼、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蔬菜。当然，赖雅不会忘记鱼，那可是爱玲爱吃的菜。吃饭前，他们还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么大的狂风暴雨。小屋里却永远是温暖的春天。赖雅第一次发现，原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的幸福。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觉得。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阅读。他们常常是好书共赏，佳作相与析，其乐融融。中国古人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不知道，赖雅先生是否感受到这种福气呢?好书、佳人、红烛，构成令人神往的意境。
　　由于他们两人都曾写过剧本，因此看电影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爱好。镇上有家小小的电影院，他们便是常客。在那儿，他们看了许多或精典或新潮的电影，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那时候，爱玲的《秧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可惜，电视剧制作得非常糟糕，这令爱玲非常失望。
　　5月中旬，爱玲获悉，司克利卡纳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粉泪》。这件事对爱玲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粉泪》的原型《金锁记》是她当年在上海的成名作之一。她对这部小说是寄予厚望的。爱玲对自己的作品向来是自信的，这一次的打击，无疑是对她的自信造成严重影响。她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这期间，多亏了赖雅的悉心宽慰，她才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开始动手新作品《上海游闲人》(The Shanghai Loafer)的写作。为了维持生计，她还不断地给老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写剧本。先后写出的有《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六月新娘》、《桃花运》、《小儿女》、《南北和》等。其中一些剧本属搞笑之作，它们的写作也非出自爱玲的本心。由于宋淇的热心推荐，她的稿酬高达每篇800至1000美元，成为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
　　7月间，他们夫妻曾有一次波士顿之行。从偏远小镇来到大都市。爱玲爱上了都市的繁华。她希望有一天能搬到大都市去。
　　8月中旬，一封加急电报从伦敦发到爱玲手中，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爱玲的手在微微颤动。母亲的影像又依稀浮现在她的脑海中，那么美丽，那么高贵。母亲长年旅居国外。1936年在马来西亚买了一铁箱绿色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珍珠港事件后逃难到过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48年在马来亚侨校还教过半年书。母亲最后定居在伦敦。1951年在英国，她还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然而，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她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变卖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几只衣箱中的古董。爱玲相信坚强的母亲能够挺过这一关，因此，她写了一封信并附上100美元的支票寄往英国。可惜，手术后不久，母亲便永远离世了。母亲留给了爱玲一只装满古董的箱子。睹物思人，爱玲抚摸着这些古董，犹如看到母亲正朝她走来，年轻美丽一如昔日。可是，这箱古董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他们夫妻来说，无异是发了一笔“横财”。这些古董后来被逐个变卖以补贴他们收入的不足。可是，每卖掉一件，爱玲心里都会有一阵剧痛。毕竟，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惟一的东西。
　　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间，1958年的春天来了。春来万物欣欣向荣。爱玲也开始为他们未来的生活设计着新的蓝图。爱玲正当盛年，厌倦了小镇枯燥单调的生活，希望能到较大的城市去生活。赖雅已是风烛残年，早年放荡不羁的传奇经历已使他厌倦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是，爱玲总觉得是由于她所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僻，影响了她作品的发表与出版。
　　有一天，一早醒来，爱玲了哭了起来。她泪流满面地告诉赖雅，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虽然这个人她并不认识，但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爱玲的心情，赖雅是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爱玲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然而，来美国三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影剧本谋生，其心理的落差会有多大啊!这一刻，赖雅痛下决心，他要带爱玲搬到大城市去。于是，他们一起向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提出申请。
　　不久，都获得了批准。此后不久，赖雅做了一次体格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脏功能良好，其他器官也正常。烈日炎炎的日子里，他们的情绪也是高涨的。一种新的生活又将在他们眼前展开。
　　而这时，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在赖雅的面前，爱玲更多地显示出了作为东方女性的温柔娴雅。每到赖雅的病痛发作时，爱玲就替他按摩以减肌肉
　　的紧张程度。她还常常给赖雅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她感激着赖雅对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赖雅也越来越离不开爱玲了。有一天，他对爱玲说：“娶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福份。”这时候，不顾爱玲的反对，赖雅执意要立下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爱玲。他称这都是一些无用之物。可事实上，在这些“无用之物”中，收集着他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贝托尔脱?布莱希特的大量通信。这是有关这次两位文学大师信件最大的收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赖雅总是弄不清爱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因为爱玲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生日习惯以中国农历为准。这样，以西方阳历计算的话，每年的生日就都不相同。这一年，赖雅早早弄清了爱玲1958年的生日应该是10月1日。因此，他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这个日子来提醒自己。他希望能给爱玲一个快乐的生日。
　　这一天早晨，初秋的绵绵阴雨下个不停。上午，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他是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债务问题。那人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赖雅一边应付着他，一边在心里巴望着他快些走。快到中午时分，那人终于起身告辞。赖雅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吃中饭后，赖雅拿出前一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送给她。“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了一下，随即便反应过来了。爱玲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生日更是无人问津，连她自己都淡忘了。这几年来，生活动荡，颠沛操劳，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可是，赖雅却算得那么准确，记得那么清楚。这能不让爱玲感动吗?下午，天空放晴朗了。赖雅与爱玲一起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他写给远方好友的信。雨后的秋空，天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棕色、红色、赤褐色的落叶，纷纷从树上飘落。他们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静静地谛听着大自然季候变迁的神秘旋律，感受着这一份静谧与安详的时光。回到了家，小睡片刻后，他们用了点肉饼、青豆和饭。这都是赖雅亲手做的。爱玲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挽着赖雅的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傍晚一场《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的电影，由艾迪?格里菲丝(Andy Griffith)主演。他们看得很开心，爱玲都笑出了眼泪。夜雨秋灯，迎着冷瑟瑟的秋风步行回家，夜风吹起了赖雅长长的黑色的风衣。由于受了寒，爱玲微微颤抖了一下。赖雅忙脱下外衣，替她轻轻披上。此情此境，仅用“感激”两字是无法说清的。回到家里，他们感到肚子有点饿，就开怀把饭菜畅快地吃了个精光。临睡前，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日!10月中旬，他们来到了位于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在基金会提供的宽敞漂亮的花园般的大房子里，他们呆了半年多时间。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好莱坞影视城就座落在洛杉矶的比佛利山上。好莱坞是一个留下赖雅年轻时风流的地方。遥想昔日，赖雅以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的身份，成为诸多名导演的座上宾。好莱坞也曾留下他千金散尽，疏财仗义的好名声。可是，好莱坞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缺乏感情，容易遗忘，让人伤怀的地方。如今，故地重游，许多赖雅曾一手提携过的人，都对他以冷漠相待。
　　他们到一些时髦的公司里去，由于囊中羞涩，不能随意花钱，因此也遭来一些售货员的轻视。赖雅颇有一些“悔不当初”之感。同时，他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亨亭顿?哈佛特文艺营的气氛比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要更加轻松活跃一些。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热情好客。吃饭后，他喜欢在大厅中和营友们聊聊天，玩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游戏，以消磨掉一段轻松的时光，爱玲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喜欢交际。她常躲在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看看电视。有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书房，故意神秘地说：“爱玲，外面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爱玲坚决推辞。争执良久，赖雅才对她说：“你知道吗?那位朋友是头‘山羊’。”爱玲快乐地跑到客厅里，轻轻抚摸着小山羊的头，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赖雅总觉得她这种对外人的防御心理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但又拿她有什么办法呢?
　　1959年2月，在文艺营期满后，他们把家安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渔人码头热闹非凡，唐人街的夜晚则是灯火通宵辉煌。以致于一些外国人曾这样评价：“美国所有地方都千篇一律，只有旧金山例外。”比较再三后，他们把公寓选在了布什(Bush)街645号，月租金70美元。赖雅在几条街区外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时候，赖雅正在为他的计划《克利丝汀》(Kristen)和一部戏剧剧本工作。同时，还帮助马克?休勒(Mark Schorer)写关于辛克莱?刘易士的传记。而爱玲则在把《荻中笨伯》改写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同时，由于宋淇夫妻的热情推荐，她还在美国新闻处找了一些翻译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赖雅通常在早晨8点起来，早餐后，步行到工作室去伏案写作。爱玲一般晚上要工作到二三点，因此赖雅总是中午回来后才把她叫醒。然后，两人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分头去工作或外出购物。晚上，他们通常呆在家里，赖雅喜欢以阅读或看电视来打发晚上时光。爱玲则喜欢夜间写东西，常常工作直至深夜。他们也越来越爱上了四季如春、整洁干净的旧金山。
　　渐渐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都有了各自的好朋友。赖雅常与一位叫约?培根(Yoe Bacon)的画家在一起，游遍了旧金山城的街头巷尾。有几条街建在陡峭的小山上，赖雅偶尔在斜坡上滑倒，幸而并不妨事。培根每星期开汽车来一次，把赖雅带去购买一周所需的日常用品。爱玲则与一位研究艺术的极友善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琵瑟尔成了好友。从少女时代开始，爱玲就非常喜欢美术，对各种颜色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因此，爱玲常常饶有兴趣地欣赏爱丽斯的画作。
　　落日的余晖里，她们常常一起携手到唐人街和意大利区(Italy Town)交界处的华盛顿广场公园里小坐。公园很小，两街长，一街宽。草坪上零落地散布着几棵大树。公园旁的大教堂庄严巨大的影子投在草地上。清风携带着淡淡的花香飘来。她们在草坪上坐着，每每这时候，爱玲总会向爱丽斯讲述童年往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子，她每天每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爱玲的眼睛遥望着遥远东方的天宇，犹如一本尘封的厚厚的老相册在她面前悄然打开。那上面的黑白照片，古老、陈旧，带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芬芳……爱丽斯总是出神地听着她讲。对她而言，这一切是那么神秘、悠远，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爱玲一生喜独处，而不喜群居，知交只有少数几个，爱丽斯便是其中之一。爱玲曾把自己写的英文小说签了名送给她，还用中文写了菜谱送给她。虽然，爱丽斯不懂中文，但她一直都好好保存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爱玲在她心中，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好友。她感觉与爱玲的交往，犹如咀嚼一枚青橄榄，历久弥新，让人回味无穷。12月中旬，炎樱给爱玲来信，对《北地胭脂》(原名《粉泪》)，当时未能被出版商接受出版深表同情。而这一点，正是触到了爱玲心灵的痛处。爱玲一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然而，来美国后不断遭到退稿，不免有些灰心。正如唐人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960年初，炎樱在来信中宣布已结婚，去日本途中经过旧金山，将会来拜访。然而，约定的日子，炎樱并未如期而来。爱玲不免失望。1960年7月，爱玲通过入籍手续的重重麻烦，由赖雅和培根两人作为见证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爱玲旅美五年后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人。不知道，她当时是喜，抑或是忧呢?也许，此中的滋味，惟有她自己心知肚明。
　　这一年，在爱玲的提心吊胆中，赖雅的健康状况还能维持过去。每当他觉得腿和脚痛时，爱玲就会悉心地帮他揉摩。有一次，赖雅又发作时，爱玲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为他按摩。爱玲生日那天，赖雅答应陪她一起去看脱衣舞。爱玲是第一次看，看得津津有味，全然顾不上在一旁的赖雅感觉味同嚼蜡。也许，丰富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生命源泉。爱玲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求扩大视野的场所。多年前在上海，她就曾到梆梆戏院里看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俗不可耐的。体面的小姐、太太们一般是不会光顾这些场所的。
　　1961年的3月下旬，爱玲又接到了炎樱的通知，告之她将在从日本返回的路上来拜访他们。爱玲自然是欣喜万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来。正当她坐立不安，焦虑万分，担心她是不是又和上次一样改变了计划时，门铃响了，炎樱快乐地跑进来。爱玲戏称她是“从天而降”。炎樱的幽默快乐一如昔日，连她说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也和过去一模一样。爱玲总觉得，炎樱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像是一眼轻快活泼的流泉。炎樱也一直保持着她那特有的、俏皮可爱的说话方式，诸如“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文集》第4卷，P.139)。
　　很久以来，爱玲一直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当然，在没有成熟之前，她是不会对任何人讲的，包括赖雅。早在两年前，她就曾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 Corp)打听去香港的费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爱玲还是决定向赖雅提出她“东方之行”的计划。爱玲来美国多年，作品的销路一直不好。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未找到出版商，仅《北地胭指》例外。可想而知，每一封退稿信对爱玲的打击。当时，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约请她去写剧本。而她目前正在计划的新英文小说《少帅》也需要收集资料。而且，当时他们的生活正陷于窘迫之中。固定收入只有两人数目甚小的版税费和赖雅的一点社会保险金，其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爱玲觉得，重返香港，说不定能扩大财路。
　　“爱玲，我决不能让你走!我离不开你的。”赖雅企求她。此刻，他正大病初愈。
　　爱玲的心在颤抖。她确实放心不下赖雅。但是，她要对自己负责，对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她说服自己要铁下心来。
　　那天，爱玲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来说服赖雅。她把自己的想法对赖雅和盘托出，推心置腹。最后，赖雅不得不同意了。
　　爱玲走后，赖雅怎么办。爱玲曾提仪他跟他们在旧金山的好友约?培根和爱丽斯?琵瑟尔在一起，但赖雅怕连累他们而拒绝了。同时，赖雅向亨亭顿?哈特福文艺营提出申请，但是遭到了回绝。他又给女儿霏丝写信，希望能到她身边去。赖雅曾把这封信让爱玲看，其言辞的恳切，让人动容。赖雅似乎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抛弃他，不禁悲从中来。他又是大病一场，腿上的疼痛扩散到了背部，整个身体都觉得刺痛。爱玲知道，这都是由于她的原因，她的要求给了赖雅太大的精神上的刺激。几天后，霏丝回信说，他可以住到华盛顿她家附近。这多少给了赖雅一丝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都在忙碌着，为着各自的旅行作准备。然而他们的心情各不相同，对爱玲而言，前途是充满了信心的；对赖雅而言，则不免是英雄老去，黯然神伤。
　　爱玲走的那一天，赖雅去机场送她。望着飞机越来越远，消失在天际云间。赖雅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忽然有一种预感，觉得爱玲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1961年的秋天，张爱玲悄悄来到了台湾。她一来是为剧本看外景，同时为她计划中的《少帅》收集一些资料，“西安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就长期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
　　张爱玲到台北后，将住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从仆如云。
　　麦加锡知道有许多大学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特意安排了台湾大学的几位文学青年欢迎张爱玲，其中有白先勇、欧阳子、王父兴、王祯和、陈若曦等。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尚未抵达餐厅前，席间一位太太猜测说：“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曾经问过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张爱玲在台湾的经历根据当事人王祯和先生的回忆。详见《在台湾的日子》,王祯和、丘彦明
著，《永远的张爱玲》，P.243）。一听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就在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干干净净的，高高瘦瘦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于是大家后来戏称麦加锡先生是“效率专家”，因为他的“手法”，使他们觉得张爱玲是加倍的美。当事人曾这样回忆张爱玲“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王祯和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当时他的同学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爱玲在花莲，就住在王祯和家里。
　　王祯和带爱玲逛了花莲的许多地方，花莲本是台湾的一个小县，它较之台北等大都市的繁华气息，更有台湾本土的乡土文化色彩。他们走街串巷，一连跑了好几天。爱玲显得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她一边走，一边做着笔记。
　　爱玲还与王祯和去了花莲的“红灯区”妓女户。当时因为是旅行，爱玲穿的衣服很轻便，都是很舒服的衬衫。这在美国也许只能算是最普通的服饰，但在60年代还很闭塞的花莲已是显得很时髦。在妓院里，妓女们纷纷向她投去好奇的目光。又听说她是从遥远的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欢。随后，又去参观酒家。酒客对爱玲也是比对酒女更感兴趣，还邀她入座共饮。
　　在爱玲将要离开前夕的10月15日，爱玲和王祯和及母亲一起去拍照留念。当时相机还不普遍，那天照相师很认真地替他们拍了很久。那是爱玲花莲之行与王家惟一合拍的照片。
　　我们今天仍有机会看到这张老照片，虽然它已经泛黄而模糊。照片上的张爱玲穿着花的低领衬衫，皮肤白嫩，显得年轻而漂亮。难怪后来作家水晶的女同事们看到这照片，说张爱玲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但在王祯和与水晶眼中，张爱玲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按照原来的计划，爱玲准备从花莲去台东、屏东，参观当地独有的“矮人节”，然后取道高雄回台北。然而，他们刚到台东时，火车站站长就告诉她，说是台北的麦加锡先生要求转告她，说她先生病重，要她赶快回台北。
　　听完站长的话，爱玲觉得心在猛地往下沉。天地似乎都旋转了起来。多年以来，她一直在为赖雅的身体状况担忧。时时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她刚离开，赖雅就病倒了。没有她在身边，谁来照顾他呢?为了赶时间，他们乘巴士从屏东到高雄，再换夜间火车开往台北。一路上，爱玲望着窗外匆匆而过的景物，不免忧心忡忡。她恨不得长上翅膀，一下子就飞到美国，飞到赖雅身边。到了台北，她才弄清楚赖雅发病的过程：赖雅在她动身后一星期起程去华盛顿。在巴士经过宾夕法尼亚的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时，他突然严重中风，在当地一家医院中昏迷过去。霏丝得知后赶到比佛瀑布市，然后把他接回到华盛顿她家附近的医院中。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爱玲心急如焚。麦加锡先生遗憾地告诉她，自从霏丝打来电话后，就再也没有赖雅的消息。爱玲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她仿佛看到了烟波浩淼的太平洋彼岸病榻上赖雅企盼她归去的目光。然而，她还不能回去，她身边的钱只够买到加州的机票。何况，她此行到香港写剧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是的，她还不能回去。坐在从台北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爱玲望着窗外片片浮云飘过。“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她在心中默默企盼：亲爱的甫德，祝你健康!我会尽快地飞回到你的身边!香港，依然是熟悉的香港。这曾经留下她少女时代的欢笑，中年时代的离泪的地方。旧时的景物都还是在的，可是她已没有了昔日的少年情怀。“老大冒”招牌下的面包店里，已没有当年上海滩的味道；青岛咖啡馆里已无法体会到当年的优雅情调。正所谓：“景如旧，人皆老，如今不比旧风流。”
　　并且，爱玲的这次香港之行多少也带着一丝无奈。她本来是应宋淇夫妇之邀而来，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稿酬可在美元。她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多赚一些钱，多少可以缓解一下她们在美国生活的经济困窘程度。
　　为了能及早完成任务，张爱玲在宋淇家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拼命地干了起来。这段时间的写作是相当艰苦的。她常常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由于疲劳过度，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爱玲的眼睛患了溃疡并且出血，不得不经常找医生打针。而且，她还经常要伏案工作，眼睛得不到适时的休息。而且，她的双腿因乘飞机时座位狭窄而肿胀，很长时间都没有消退。站起来就觉得很疼。但是，她又没有钱买一双大点松软点的鞋子，只好等到年底大减价时再做打算。另外，她还需要添置一件冬装，一件夏装，一件家常长袍以及一副眼镜，总共需70美元。可是，爱玲还是舍不得买。她得先把返程机票的钱存起来。
　　在爱玲的艰苦努力下，《红楼梦》上下集终于提前完成了。然而，最后的评审权还是掌握在公司上司的手里。这时候，宋淇又建议爱玲写另外一个剧本，稿酬800美元，爱玲心里一计算，她和赖雅以前在旧金山的开支是每月200美元，那么这笔稿酬可以供他们生活4个月。爱玲爽快地答应了。可见，她当时的生活压力。
　　这段时间，赖雅不断有信写给她。说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希望她不要再牵挂了。同时告诉她，他已在女儿家附近找了一间环境不错的公寓，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去。爱玲轻轻地抚摸着赖雅寄来的公寓的蓝本，其实，她又何尝不想回家呢?这时候，香港的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说是电懋公司的老对手邵氏公司将抢先拍《红楼梦》这就意味着爱玲的心血将要白费。
　　爱玲当时心情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多年来在英语世界创作的失败，使她对母语世界存在着一丝希望。可是，这次被她寄予希望的东方之行被残酷地证明是失败的。爱玲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辉煌了。她感到了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刻骨铭心的被放逐。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夜，爱玲独自站在公寓顶站的黑暗中。天上有一轮满月，静静辉照人间。远处九龙远远近近的公寓万家灯火辉煌……爱玲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落寞。清泪潸然，滴上襟袖。天涯何处才是家园呢?中国古诗中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之外，还有谁会惦念着她呢?何况，她的许多心事和痛苦，赖雅也是理解不了的。
　　爱玲走回卧室，撕开了赖雅刚刚寄给她的信。赖雅还是在催爱玲早些回去。他希望他们能像结婚后在美国度过的快乐时光，因此建议他们一起去纽约玩几天。爱玲知道，赖雅只要让她快乐，从不吝惜多花钱。但她还是写信表示，应该尽量节约开支。她建议赖雅陪她观光华盛顿。
　　香港之行，让爱玲觉得精疲力尽，身心交瘁。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去了。日，张爱玲搭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爱玲再也没有踏上过这块曾经那么熟悉的土地。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挥一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再见，香港!再见，中国!爱玲终于要回美国了，最兴奋的当然是赖雅。从3月16日起，赖雅就在日记中写下了“爱玲离港之日”的字样，期待着她的早日归来。
　　按照原计划，爱玲该在18日到达，可是赖雅17日就一个人跑到了候机大厅，从朝阳初升一直等到日落黄昏。真的，他多么盼望奇迹能够出现。他一天都不愿意再等待了。
　　第二天，他与霏丝一起去机场接爱玲。当爱玲迤迤然地从飞机上下来时，赖雅使劲地朝她挥手。默默相望，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万语千言，化成为一句话：“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那一天，风很大，但是他们走在街上，却觉得彼此心里都暖融融的。他们一起畅游了国会大厦和国会图书馆。爱玲不禁对这些建筑的富丽堂皇叹为观止。
　　回到家，赖雅已经准备了咖啡和麦片粥。爱玲又为自己炒了蛋，一时，香气溢满了整个小屋。爱玲觉得有些倦了，就斜倚在沙发上，看着赖雅在认认真真地做汉堡包及色拉。就在饭菜端上桌的那一瞬间，爱玲觉得有一种幸福溢上心头。有“家”真好。家是一个最温暖的避风港湾。只要扑在“家”的怀抱里，所有的委屈、辛酸、都是可以消解的。爱玲兴致勃勃地向赖雅讲述着“东方之行”的种种际遇。当然，她巧妙地隐去了那些失意，心酸与不快。
　　那时候，他们租的“皇家庭院”(Regal Court)离霏丝家挺近。爱玲与霏丝年龄相近，但在关系上总觉得有些微妙，似乎亲近不起来。爱玲从小就是最痛恨后母的，没想到，现在自己居然也成了“后母”。生活多少带有一点幽默讽刺的色彩。因此，霏丝夫妇尽管经常邀请他们用餐，但通常是赖雅一个人去的。即使是感恩节、复活节等节日也不例外，这多少让赖雅觉得有些不快。爱玲还是更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弄点东西吃。
　　赖雅在国会图书馆申请了一个桌位，每天从早开始在那儿办公。爱玲申请到的桌位离赖雅的很近，她便在那儿查找一些写作《少帅》所需要的书。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她还是更加习惯于在家里写作。
　　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这一年，华盛顿的冬天特别的寒冷。12月份的一天，大雪盖地，赖雅在步行去图书馆的途中，冷得发抖，膝盖几次几乎扭伤。回来之后，冷得在床上直打哆嗦。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出去杂货店购物了。爱玲穿上大衣，围上厚围巾代赖雅出去了。
　　“路上小心，地很滑!”赖雅再三叮嘱她。
　　夜暮渐渐降临了。赖雅左等右等，爱玲都没有出现。赖雅呆呆地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幽暗寒冷的天空。“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他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亲爱的，我回来了!”爱玲像一阵风一样飘了进来。她的身上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她的手里提着日用杂货，胸口还抱着一个大纸包。
　　“瞧!这是什么?送给你的!”爱玲的眼里有一种飞扬的神彩。
　　原来是一床粉红色的羊毛毯子。赖雅轻轻地抚摸着，觉得真是又软又温暖。
　　大概是由于跑了好些地方，爱玲有些饿了。所以，那晚的饭她吃得特别香。赖雅倚在床上看了几本杂志，就挟着新毛毯沉沉睡去了。爱玲轻轻地替他关上台灯。他一定睡得很舒服，梦里还在微笑。
　　窗外，雪落无痕!日，一架飞机在台湾中部坠毁。这件事却直接波及影响到了远在美国的张爱玲的生活。因为，在遇难者中有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的老板。此人是新加坡一个集团的首脑。虽然电懋从来都不是他公司获利的中心，但由于他本人对电影制作很热心，所以他一直支持着电懋。如今，电影公司失去了这一大靠山，就被迫面临着瓦解的困境。爱玲为电懋写的最后一个本子是根据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魂归离恨天》而改成的中文本。那么现在也就没有了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些年来，为电懋写剧本一直是爱玲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那多亏了作为制作人的宋淇的周旋。电懋的解散，意味着从今往后，爱玲的“财路”的中断。怎么办呢?以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而言，应该是算相当困窘的。除了爱玲和赖雅各有一笔数目很小的版税费和赖雅每月52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外，他们没有任务外来的固定收入。可是，这一切尚不够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怎么办呢?爱玲只好想尽一切办法节约开支。她先是把家从皇家庭院的简朴公寓搬到黑人区中的肯德基院(Kentucky Court)，那里是属于政府廉价公寓所在地。另一方面，爱玲想尽办法多增加收入。那时，麦加锡已从台北调回美国，供职于“美国之音”。由于他的帮助，爱玲得到一些写广播剧本的机会。她写出的第一个广播剧本是陈纪莹的《荻村传》。在此后，她还改写了几部西方小说，其中包括莫泊桑、亨利、詹姆斯以及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这些改编工作，当然是不能让爱玲感到愉快的。充其量，这只能算是在别人作品基础上的“二手活”。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创造力的展现无疑是最重要的。对爱玲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养家糊口”的工具而已。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创作自己的作品。那部她曾经寄予厚望的，并且花过大量的心血的《少帅》也终于不知所终。此时，爱玲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祸不单行。赖雅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早在1962年，他就出血(bred blood)并有小中风，但两个月后便康复了。此后不久，他又为做疝气手术而住院。这一天，赖雅在从国会图书馆出来的街上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使他的活动能力大大减弱，几乎是在同时，他又多次中风，最后导致瘫痪。每次赖雅发病，爱玲都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她自己没有车子，每次都打电话给霏丝，让她开车送他们去医院。每次，两个女人都弄得手忙脚乱。
　　赖雅的病越来越重了。他瘫痪了，又大小便失禁。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深居简出。这无疑给爱玲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她除了每天辛勤笔耕，以换取一定的经济报酬外，还要承担起一个看护的责任。她自己就睡在起居室中的行军床上，悉心地照顾着赖雅。虽然她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总觉得做得很差劲，有些力不从心。公寓中失去了往昔的快乐与温馨。一种阴郁与沉闷的气氛笼罩着小屋。爱玲忙得不可开交，赖雅也觉得苦不堪言。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是他给心爱的女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65年的圣诞节快到时，霏丝的三个儿女及捷乐米的女友安琪都来探视赖雅。还给他带来了鲜花和礼物。沉寂很久了的小屋，重新又回荡起了笑声。病榻上的赖雅已经不能动了。但他看着成长着的，充满活力的儿孙们，眼角露出了笑意。敏感的安琪深深地被这种忧郁无助的氛围所感染。临走时，禁不住暗暗抽泣。
　　也许是为了改变一下这种情况。爱玲申请了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 in Oxford Ohio)的驻校作家。该校于10月份出版的《迈阿密校友会》(Miami Alumni)上关于张爱玲到来的消息时称她是“最优秀的在世当代作1家之一”。爱玲在这年的9月来到了大学所在地的俄亥俄州牛津市。在此之前，最让她放心不下的便是赖雅的照顾问题。她本来是想说服让霏丝好好照顾父亲。但霏丝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她本人又要上班。后来，爱玲只好请了两个相邻的黑女人来照看。由于那时赖雅已经瘫痪，且大小便失禁，黑女人们不够耐心，也无法把房间保持干净。因此，爱玲在到牛津之后不久，就把赖雅接了过去。由于又要写作，又要照顾赖雅，因此学校里的活动她很少参加。八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的创作仍然没有进展。她又要夏志清先生帮忙写推荐信到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fudy)去做驻校作家。在那里，她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支助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传奇》。
　　1967年4月，爱玲带着赖雅悄悄离开了迈阿密大学，前往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所在地的麻州康桥。
　　那段时间里，赖雅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个曾经快乐坚强的男人，现在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他整日里恹恹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也许，他的思绪已回到那些壮怀激烈的、笑傲江湖的岁月中去。可是，如今，他就像是一只折伤了翅膀的鹰，哪儿都去不了的。他每天看着爱玲匆匆忙忙地跑进跑出，喂他吃药，帮他擦身子。他的心里是存着深深的内疚之情的。此生，他已欠她太多太多。赖雅的表亲哈勃许塔脱曾来探望他。但是，赖雅见到他时，把头转向墙壁，并要求他离开。赖雅一向是一个乐观好客的人。
　　可是，他实在是不愿意让亲人朋友看到他这个样子而为他伤心。赖雅一生都希望带给朋友的是快乐与温暖。一直到死，他都是这样的。赖雅心中的苦楚，爱玲无疑是最清楚的。多少个寂静的暗夜里，爱玲企求着上苍的恩典，让赖雅多一天活在世上。许多的时候，爱玲坐在赖雅的病床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然而，人世间最诚挚的爱也改变不了生死轮回的自然规律。赖雅终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爱玲，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是那么眷恋过的人世间。那是日，窗外，有秋叶飘然而落。赖雅的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他的骨灰转交给霏丝后由她安葬。从此，爱玲真正变成无牵无挂了。她在顷刻间失去了在美国惟一亲近的人。在此后漫长的30年人生长河中，她都是一个人走过的。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是的，她珍视这一份异国之恋。她珍视那些与赖雅一起走过的甜蜜而温馨的时光。许多年前，爱玲就借她小说中的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诗经上最悲哀的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悲哀，肯定，忠情，像银白的月光，清爽可又有几多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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