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关关于人格修养的名言论述在今天是否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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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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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君子”意义的另一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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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孔子所界定的“君子”,一部份是与“小人”相对的泛称,一部份则是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特称,指那些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生活理性的人。后者顾及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不同于为道德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仁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文雅、博学,有才艺,懂礼仪,在社会上讲友情,行孝悌,敬重职业,参与政事,而且内在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品质。建国以来宣传的人物都相当于“圣人”、“仁人”,普通人难以企及,因此孔子界定的另一种“君子”意义给予我们特别的启迪。中国论文网 /4/view-3849076.htm  关键词: 孔子;君子;生活理性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5  “君子”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屡屡出现,一般认为孔子对于其意义作了从在位者到有德者的意义改造。例如余英时说道:“就整个方向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1]这无疑是合乎思想史事实的认识,不过其中对于孔子思想的丰富性有所忽略。在孔子有关“君子”道德内涵的阐述中,有与“小人”相对的一般性表达,也有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另一种界定。后者特指那些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生活理性的人,孔子认为这样的品质是全社会可以普遍追求的修养目标。笔者认为,把握“君子”这另一种界定的意义,既能够更全面深入地领会孔子思想,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故试作论述。  一、君子与圣人、仁人的不同  要认识孔子对于“君子”另一种界定的意义,首先要辨别《论语》中君子与圣人、仁人的品质差异。君子与圣人的差异,孔子说得很明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学界对此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例如安乐哲、罗思文说:“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君子’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奋斗目标。不过,儒家还有一个更为崇高的人生追求,那就是成为‘圣人’。”[2]  但是,孔子说到君子与仁人时,有时候意义似乎有些交叉。例如《雍也》篇记:“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问曰“仁者”,孔子答以“君子”,很容易使人理解为“仁者”就是“君子”。  其实,君子与仁人也是有等差的。作为君子,要求有对仁德的企慕,具备仁爱的素养;当仁德的素养达到圆满的程度时,才成为仁人。这就相当于仁人与圣人的等差关系。圣人除了有博大的仁爱之心,还必须是政治上有至高的地位,有伟大的成就。而仁人,虽然也有推己及人的社会关怀,但主要还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李泽厚说道:“‘圣’是具有效果的客观业绩,‘仁’则仍停留在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之内。”[3]显然,我们不能以仁人有政治关怀就把他等同于圣人,也不能以为君子有仁爱的素养就是仁人了。  细读《论语》,可知孔子对此也有区别。以上述的《雍也》篇中孔子与宰我的问答言,孔子是因材施教,以君子的要求教诲宰我。宰我在孔门弟子中属言语科,即交际、外交的能力强,在道德修养方面并非最高,孔子曾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长》),斥责他违背“三年之丧”(《阳货》)的礼制。因此宰我问仁者是否为真理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问题,孔子认为不切合他的践行需要,答以“何为其然也”,意为什么要这样做。如牛泽群说的:“孔子之答亦非答其所问,而为斥其所以问。”[4]随后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是降低了一级目标要求,告诫宰我要做有理想、也有理性的君子,不要过高地企求成为一名仁者。故而牛泽群又说:“宰我问以‘仁者’,子曰以‘君子’,尤可见其中对峙矣。”[5]这样的情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记载:“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显然,孔子与宰我的答问,正说明君子与仁人有等差之别。  “仁”是君子所追求的,这一点孔子反复强调。例如《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务本”的“务”, 朱熹注:“专力也。”就是专心追求的意思。显然,君子的仁德,尚在追求和完善的过程中,没有像仁人一样已完成了。《孔子家语》保留了一些原始材料,其中《颜回》篇颜回问关于“君子”的问题,孔子回答说:“爱近仁,度近智。”“近”也即表明君子与仁者尚有距离。  因此,《论语》还提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不仁者”就是尚未践行仁德的人。故而皇侃《论语义疏》引袁氏说:“利仁慕为仁者不能尽体仁,时有不仁一迹也。”陈埴《木钟集》注:“君子容有不仁处,此特君子之过耳,盖千百之一二。”韩愈《论语笔解》以为“‘仁’当为‘备’字之误也”,理由是“岂有君子而不仁者乎”,当是不理解君子与仁人有境界之别。  我们比较有关君子与仁人的语录意义,这种差异也显然可见。例如《里仁》篇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对君子讲人生的境界,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也要“以其道得之”,不能“违仁”,显然重点在于告诫君子对于仁德要不懈地追求。故而潘德舆《养一斋札记》说:“富贵贫贱乃入道之第一关,此关不通,于道永无望矣。”而关于仁人的语录,完全超越了富贵贫贱这些世俗的层面,只讲为道德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价值。对于仁人言,“仁”已经蕴含在生命活动之中,是生命的本质所在,而不是正在追求的价值目标。故而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些差异,陈大齐《孔子的学说》中已阐述过[6],牛泽群《论语札记》也说:“综观《论语》,知孔子以君子→仁者→圣者等而上之。”[7]狄百瑞还曾经阐述道:“《论语》中大部分所谓的君子只能被理解为文人。‘文人’阶层有着良好的教养,处事温和,举止无可挑剔,同时又有很强烈的道德意识。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我以为那些少数的情况其实意义重大),孔子所指的君子才被塑造成崇高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角色,也就是君子作为他人的领袖时应当具备的角色。”[8]他所理解的也是君子与仁人志士的差异,只是这些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二、君子的生活理性  这里君子与仁人在品质上的差别,究其根本,是君子有现实理性的考虑,顾及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而仁人信仰至上,大公无私,为道德理想而牺牲一切。历来肯定孔子所讲的君子品质的人,总是着重于道德理想的一面,其实孔子在另一种君子意义的阐述中,理性精神也是反复强调的。这可以从他对行政实践和处世态度的认识来证明。  《论语》讲到的“政”有41处,包括行政和政治。政治重视的是国家的指导方针、制度建设,孔子对此有更多理想性的要求,例如“为政以德”(《为政》)。而行政与政治不同,指的是在现行体制下的政府活动,要求参与者按一定的规范处理事务,充分考虑实践效益。孔子曾评价弟子仲由、冉求是具臣,不能像大臣一样“以道事君”(《先进》),就是说他们只是做具体行政事务,并非参与政治。《阳货》篇有孔子与弟子子游的对话:“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子游“君子学道则爱人”显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孔子说“割鸡焉用牛刀”,则是基于现实需求和可能性的理性认识,是务实的行政处理的策略。后来说“前言戏之耳”,只是出于对弟子政治实践的鼓励而已。  《论语》两处提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宪问》)这个“政”,显然指君子的行政而言。假若仁人志士,即使在野,也以关怀社会政治为己任,如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9]孔子对“季氏将伐颛臾”(《季氏》)的批评,也即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典例。要求君子在处理行政事务上不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如曾子解释的“思不出其位”(《宪问》),就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为政》篇的一段语录,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具体。“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干禄”,就是做官吏求俸禄。孔子告诫 “慎言”、“慎行”,就是李零所注的“说话干事都要留有余地,别冒冒失失”。[10]显然,其中特别要求理性地考虑得失,防范随意的言行可能带来的祸患。  具体到行政措施,孔子的理性态度更明显。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的认识,先“富之”再“教之”(《子路》)的计划,“欲速则不达”(《子路》)的告诫,都充分显示了这一方面的特性。他对仲弓说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一语,甚至还被芬格莱特认作为是“后来‘法家’文字的窜入”。[11]无疑,孔子的实践策略比较充分地顾及到现实因素,而且有序渐进,与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有所不同。  君子的生活理性还表现在处世态度上。后人评价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为他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确实,孔子本人无论求学、讲学、参政,还是整理修订典籍文献、礼仪制度,都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散发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辉。但是,他许多时候对于君子为人的告诫却是很理性的。他要求君子守住道德的底线,不与丑陋的政治同流合污,但也提示保存自己,避免牺牲。例如《卫灵公》篇记载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史鱼是仁人志士,不论政治环境如何,都正直无畏;而蘧伯玉是君子,一旦处于“无道”的社会,就“卷而怀之”,明哲保身。孔子的赞许就是对君子人生策略的肯定。在《论语》中这类语录很多,如《公冶长》篇:“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故而李泽厚说:“孔子固然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坚持不懈的一面;同时又屡有洁身自好、保身全生一面。”[12]  孔子对君子修养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思想系统中原本就有理性的成份。众所周知,孔子一开始就是以礼乐专家的身份获得上流社会的尊重,孟僖子临终前,就特别嘱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使事之,而学礼焉”(《左传·昭公七年》)。礼制的设置,原本即是为了满足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礼仪活动的展开,更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场合、按一定的程序进行,不得有违。因此“礼”由祭祀天神的仪式活动落实为政治范式和社会原则后,有着理性的规定性。这在孔子执意维护和推行时,当然是一种信仰的坚持,但是在具体践行时,也必然需要理性而为,而且很多时候诚惶诚恐,惟怕疏漏和不周。显然,在这样的行政认识和处世态度下,对君子有生活理性方面的要求,乃顺乎情理的结果。  三、君子品质的几个方面  那么,君子的品质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概括《论语》中的论述,可以从外在形象仪态、在社会上为人做事的素养和内在的思想修养三方面来认识。  首先,凡是君子都注重外在的形象仪态。君子给人的感觉总是文雅、博学、有才艺、懂礼仪,他们也借此获得他人的赞许和社会的认同。这一点与仁人志士有所不同,仁人志士直接透显内在的生命情怀,以挚朴博大的精神打动人,形象如何无关紧要。  这里的文雅是君子的形象表征。许多人认为君子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就行了,仪表举止无关紧要。当时的卫国大夫棘子成就问过:“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回答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意思是礼仪形式中表现了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就在礼仪形式之中,两者是统一的。孔子说得更明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乡党》篇中孔子谦恭有度的言行表现,正是文雅的典例。  君子是历史文化的承传者,自然需要广泛地学习,掌握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具备才艺。君子所习的“六艺”,就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又表现出各方面的才艺。其中包括了对美的表现和欣赏,展示君子优雅生活品味的一面。  礼仪具有规范性的要求,仁人志士往往不加拘束。但是对于君子言,这是最基本的,在交际交往时尤其需要遵循。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仪形式在逐渐改变,但无论怎样的改变,礼仪总是有形式的,而君子总是要讲究这种形式的。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无论“从众”、“违众”,都有应该遵循的礼仪形式。诚如安乐哲、罗思文所言:“由礼构成的表演,始于对个人修养的深刻理解,即,人们只有遵循一定角色和行为所限定的各种规则,才能够涵养性情,提高自身的修为。”[13]   君子在社会上为人做事,则要求友情、孝敬、敬事、为政等方面的素养。友情是对没有血缘关系但交往亲近的朋友而言。世界虽大,能性情相交的很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尤为难得。孝敬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和行为,是天赋的血缘之情,因此“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里仁》)。其中尤其要有内心的尊重和敬仰;假如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那与喂养动物没有多大区别,如孔子说的“不敬,何以别乎”(《为政》)。敬事是认真对待所做的事,热爱所从事的职业,这也是君子必需具备的。因此弟子问从事行政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先之,劳之。”“无倦。”(《子路》)“无倦”就是一种敬业的状态。朱熹注:“无倦则始终如一。”(《论语集注》)  为政是参与社会政事。君子也关怀政治,但重点在参与行政上。关于行政,要求谨慎、谦恭、识时务。谨慎是一种处理事件的低调、稳重的姿态,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做事勤快,说话却谨慎有度。谦恭也是一种低调姿态,但侧重指接待人物。孔子说: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讷”不是指表达上的吞吞吐吐,而是告诫弟子要把谦恭作为自觉的修养要求。识时务要求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更态度,或积极,或消退,择机而行。  当然,作为君子最根本的是内在要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品质。君子之所以能成为君子,不是因为他们天赋道德完备,不会犯过错,只是犯了过错以后能认识到,能改正,具备自我反省的素质。他们一方面宽以待人,另一方面严以律己;即使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以为怪,而且还要省思自己是否对他人认识不够,故而说:“吾日三省吾身”(《学而》)。  忠信包括忠诚和诚信。忠诚指君子对君王、国家和公德应尽的道义。这一品质在仁人志士身上得以充分的展现,但君子也有这方面的追求。故而说“主忠信”(《学而》),“言忠信”(《卫灵公》)。诚信是遵守诺言,言行一致,如倪德卫所说:“是要人遵守由个人自己的义务和承诺产生的责任。”[14]其也为君子所必备。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讲的就是诚信的重要性。  仁爱是讲血缘亲情,并把它推广至普遍。《论语》中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颜渊》),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都是关于君子仁爱之心的表述。仁爱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礼仪形式只是仁爱的外在表现而已,因此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仁人志士是把这种仁爱之心扩展到了极限,因此常常摒弃了一般的礼仪形式。君子没有达到仁人志士那样的境界,但是在礼仪活动中表达了对人的关爱,礼与仁表里相合。  君子的道德当然没有达到仁人志士那样为信仰而牺牲的境界,但至少具备道德底线。他们考虑怎样做好事,怎样成为受到尊敬的人。所谓“君子不器”(《为政》),就是说君子不只是做一个有用的人,还要有价值观。孔子对子贡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路》)也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刘开《论语补注》记栗原言:“子贡天资最高,志亦卓越,所问皆远者大者。如问仁问政,必穷端尽变,无每况愈下之辞。而忽问及士行,已非远者大者。夫子所告,又极为中正平实,非有高深之言。”这段注释即注意到君子的道德追求目标,及其与仁人志士的差异。  牟复礼曾说到:“孔子对中国文明最后的贡献就是:将各种现实的要素融会到对生命之高贵的不懈鼓舞中。”[15]孔子对于另一种君子意义的界定,即是既有“现实的要素”,又怀着“生命之高贵”的理念。显然,在孔子的认识中,圣人实现了内圣外王,是历史道德的符号,高不可攀;仁人是现实社会中绝少数人才可能做到的;而君子,则社会上大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孔子的这个考虑,可以给予我们现实的启示;即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要求社会成员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教育培养人应以什么样的境界为普遍目标?众所周知,建国以来宣传的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先进榜样,都相当于圣人、仁人。他们崇高无私,乐于奉献,事迹感人至深,但问题是,大多数人不可能像他们一样不顾及家庭生活,一心为公。这些宣传的人物距离普通人太远了,以至普通人实际上缺乏可行的价值目标,全社会形成了价值真空地带。这应该是六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活动缺乏普遍效果的症结之一。由此看,孔子倡导的既有关爱他人及社会的仁德之心,也有个人的欲求和生活理性的君子品质,是全社会可以广泛宣传、个人可以普遍追求的目标,是新时代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9页。  [2][13]安乐哲、罗思文著,余瑾译:《论语的哲学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3页。  [3]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5][7]牛泽群著:《论语札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75、381页。  [6]陈大齐:《孔子的学说》,(台)中山书局1964年版。  [8]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9]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0]李零:《丧家狗-我读〈 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11]芬格莱特,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2]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14]倪德卫著,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15]牟复礼著,王立刚译:《中国思想的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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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师的“师祖”孔子早就说过:为人师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荀子也认为,作教师的要“以善先人”,作学生的“导善之率”,要“以身为正仪”.强调老师要作学生的表率,以自己的“善”来影响学生,并成为学生效法的楷模.汉代杨雄更是明确地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古人尚且如此注重为人师表,那么作为当今时代的教师,又岂能抛弃这一必备的情操?
这好象哪一个都不是,凭意思看C还算沾点边。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_百度作业帮
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人性一理,千古不变.孔子对人性的考量于今、于永远,都是最全面,最完整,最系统的.他基于对人性的全面理解,所提出的人格修养对人类来说于古、于今、于未来都有着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他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所做的伟大贡献,怎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理解儒家关于人格修养方面的理论,应从个人与社会人两个角度来考量.于个人角色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想受到的伤害,也不要用来伤害别人.要学会尊重别人,把人当人看.反过来说,在不伤害别人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人人也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力.于社会的角色来说,成功是人生的关键.所谓成功是指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造福于全体,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相结合.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时俱进,无视时代的发展照搬古训是愚腐不及的行为,是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这一思想体系强调的是外圆内方,内方是六经注我,外圆是我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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