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冯玉祥全家在泰山合影。资料片　　文庆珍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其父约在19世纪60年代随清政府“铭军”调往山东济宁,结识了三代干河标营的游氏家族,并和游邦孚的堂姐结亲,后夫妇回皖,在巢县生下了乳名科宝的冯玉祥。后因战事不断,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冯、游两家竟断绝了联系。谁承想,几十年后在运河畔引发了一出辗转波折的冯玉祥寻亲的故事。　　副官巧遇游家人　　冯玉祥11岁时,母亲游氏在河北康格庄病危,临终前喊着冯玉祥的小名:“科宝,娘有桩心事,千万别忘了济宁还有你两个舅舅,你长大了一定要到济宁找你姥娘家的人,一定要了却娘的心事。”母亲去世不久,乳名科宝的冯基善就过上了兵营生活。由于带兵写名字的人的随意,冯基善成了威震海内的冯玉祥。　　冯玉祥后来回忆:“我把娘的话一直记在心上,后来当了兵,又领了兵,从未忘记此事。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我曾多次派人去济宁明察暗访,都没有找到。”　　1932年,冯将军由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而隐居泰山。戎马倥偬的生活中稍稍有一点空隙,他立即派了最亲近的副官潘廷玺到济宁去寻亲。　　潘来到济宁不动声色,在城里的南门大街路西寻了个旅社“福生书屋”住下。说来十分凑巧,游氏惟一在世的堂弟游邦孚就在塘子街口开了个小杂货店,和“福生书屋”紧邻。　　潘廷玺安定下来后,与堂倌闲聊时问附近有没有姓游人家,堂倌随口说,门前杂货店店主就姓游。潘得此消息随即到了杂货店,打听附近是否有姓游的人家,游邦孚说,“这一片俺游家是独姓,我伯父家的姐姐出嫁给姓冯的,姐夫是安徽巢湖人,他们早都回安徽了。”“你们有过联系吗?”“多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年我姐姐来过一次,领着一个叫北宝的,怀里抱着小的叫科宝,从那就再也没有来过。”听到这里潘廷玺大喜过望。　　潘廷玺很快回到泰山,对冯细说了整个过程。冯便立即派潘廷玺重返济宁正式认亲。　　尴尬认亲,舅甥终会面　　潘廷玺坐着黄包车,送来一车油、一车布和一些礼品,直接登门为冯玉祥认姥娘家。冯的堂舅游邦孚吓坏了,那时的小市民看见兵都怕得要命,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冯玉祥!他能是自己的表亲?游吓得东躲西藏,不敢认这门亲事。　　潘廷玺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万般无奈只好找到当时的县长林开太,说明了情况。第二天,由县长出面在南门外“洪源楼”饭庄设宴。县里的主要头面人物都到场,备好车子请“舅爷赏光”。游邦孚被几番动员才勉强答应赴宴,但坚持不坐车。潘廷玺、林县长、旅长、会长一大片头面人物只好步行陪同。有歌谣专门描写当时的场面:“前面走个光光人,后面陪同官一群,军警县衙鸡飞狗跳满街跟。”酒席摆好了,游邦孚当然是首席,可是他却蹲在角落里光吸旱烟不肯上桌,谁也劝不动,最后只好单开一桌素席,空着首席的一桌,吃了顿没趣的饭。　　第三天由潘廷玺陪同,生拉硬扯游邦孚上了火车。到泰山一见面,冯玉祥看见游邦孚立即想起了母亲的面相,知道这是一家人无疑了。在谈话中又互相说了舅舅和娘的乳名和许多细小的生活琐事,双方才彻底去掉了顾虑,通过叙家世,又把分散在各地的游氏成员一一说到,天津的游邦彦、枣庄挖煤的表弟游仁增都发信邀请来认亲。　　游仁增关于认亲过程有段回忆:那天下午4点多钟,我到了泰安普照寺,一位很威武的人迎上来,只见他穿一件灰布大褂,张着大嘴笑着:“表弟才来,我们盼你好久了。”原来这就是表哥冯玉祥。进屋很整洁,一张桌子、两把藤椅、两条长凳,后来知道这叫五贤祠。还有一位很有气度的中年妇女走来,青大褂、青布鞋,戴着眼镜,很像个传教士,表哥介绍说“这是你表嫂”,才知道是李德全。晚饭十分清淡:清调菠菜、炒鸡蛋,炖红鱼、炒白菜,还有一土盆白菜豆腐等。主食:一盘白馒头、一盘棒子面窝窝。一人一碗绿豆小米稀饭。　　妥帖置办家产　　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亲属的安置如他本人的一贯作风一样务实,既没有将他们安插军中捞个一官半职,也没有给些浮财供享乐,更没有指使地方政权为他们如何如何。按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　　他将亲属留住些时日,畅叙亲情后,针对各自的状况做了如下安置:游邦孚是惟一在世的舅爷,年龄大了,为他买了50亩土地养老,8个表弟每人30亩。另外在城北戴庄南买了74亩果园作“族产”。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也是最朴实的安置。同时为亲表弟仁义在扈家街买了一个院子。又为舅爷游邦孚在总府后街(现在的樱花小区)买了李姓院落一处。对于能上学的,分别让仁义去军校、仁符回济宁读书,仁增还是回枣庄挖煤。　　笔者幼年曾和游邦孚是近邻,这位干瘦老头人称“游三爷”。自从认亲之后,受冯玉祥的嘱托和影响,他在当地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南门大街更换石板路时他出了不少力,由于季节原因缺了人工,他专门到兖州找到驻军孙桐萱要了一连人来帮助完工；还为济宁城筹资增加了许多新碾用以轧面,这在当时,对于穷苦人来说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游邦孚1953年在济宁去世,终年81岁。来源齐鲁晚报)冯玉祥寻亲记(图)
冯玉祥后来回忆:“我把娘的话一直记在心上,后来当了兵,又领了兵,从未忘记此事。潘廷玺安定下来后,与堂倌闲聊时问附近有没有姓游人家,堂倌随口说,门前杂货店店主就姓游。到泰山一见面,冯玉祥看见游邦孚立即想起了母亲的面相,知道这是一家人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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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初,冯玉祥全家在泰山合影。(资料片)
□文庆珍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其父约在19世纪60年代随清政府“铭军”调往山东济宁,结识了三代干河标营的游氏家族,并和游邦孚的堂姐结亲,后夫妇回皖,在巢县生下了乳名科宝的冯玉祥。后因战事不断,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冯、游两家竟断绝了联系。谁承想,几十年后在运河畔引发了一出辗转波折的冯玉祥寻亲的故事。　　副官巧遇游家人　　冯玉祥11岁时,母亲游氏在河北康格庄病危,临终前喊着冯玉祥的小名:“科宝,娘有桩心事,千万别忘了济宁还有你两个舅舅,你长大了一定要到济宁找你姥娘家的人,一定要了却娘的心事。”母亲去世不久,乳名科宝的冯基善就过上了兵营生活。由于带兵写名字的人的随意,冯基善成了威震海内的冯玉祥。　　冯玉祥后来回忆:“我把娘的话一直记在心上,后来当了兵,又领了兵,从未忘记此事。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我曾多次派人去济宁明察暗访,都没有找到。”　　1932年,冯将军由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而隐居泰山。戎马倥偬的生活中稍稍有一点空隙,他立即派了最亲近的副官潘廷玺到济宁去寻亲。　　潘来到济宁不动声色,在城里的南门大街路西寻了个旅社“福生书屋”住下。说来十分凑巧,游氏惟一在世的堂弟游邦孚就在塘子街口开了个小杂货店,和“福生书屋”紧邻。　　潘廷玺安定下来后,与堂倌闲聊时问附近有没有姓游人家,堂倌随口说,门前杂货店店主就姓游。潘得此消息随即到了杂货店,打听附近是否有姓游的人家,游邦孚说,“这一片俺游家是独姓,我伯父家的姐姐出嫁给姓冯的,姐夫是安徽巢湖人,他们早都回安徽了。”“你们有过联系吗?”“多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年我姐姐来过一次,领着一个叫北宝的,怀里抱着小的叫科宝,从那就再也没有来过。”听到这里潘廷玺大喜过望。　　潘廷玺很快回到泰山,对冯细说了整个过程。冯便立即派潘廷玺重返济宁正式认亲。尴尬认亲,舅甥终会面　　潘廷玺坐着黄包车,送来一车油、一车布和一些礼品,直接登门为冯玉祥认姥娘家。冯的堂舅游邦孚吓坏了,那时的小市民看见兵都怕得要命,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冯玉祥!他能是自己的表亲?游吓得东躲西藏,不敢认这门亲事。　　潘廷玺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万般无奈只好找到当时的县长林开太,说明了情况。第二天,由县长出面在南门外“洪源楼”饭庄设宴。县里的主要头面人物都到场,备好车子请“舅爷赏光”。游邦孚被几番动员才勉强答应赴宴,但坚持不坐车。潘廷玺、林县长、旅长、会长一大片头面人物只好步行陪同。有歌谣专门描写当时的场面:“前面走个光光人,后面陪同官一群,军警县衙鸡飞狗跳满街跟。”酒席摆好了,游邦孚当然是首席,可是他却蹲在角落里光吸旱烟不肯上桌,谁也劝不动,最后只好单开一桌素席,空着首席的一桌,吃了顿没趣的饭。　　第三天由潘廷玺陪同,生拉硬扯游邦孚上了火车。到泰山一见面,冯玉祥看见游邦孚立即想起了母亲的面相,知道这是一家人无疑了。在谈话中又互相说了舅舅和娘的乳名和许多细小的生活琐事,双方才彻底去掉了顾虑,通过叙家世,又把分散在各地的游氏成员一一说到,天津的游邦彦、枣庄挖煤的表弟游仁增都发信邀请来认亲。　　游仁增关于认亲过程有段回忆:那天下午4点多钟,我到了泰安普照寺,一位很威武的人迎上来,只见他穿一件灰布大褂,张着大嘴笑着:“表弟才来,我们盼你好久了。”原来这就是表哥冯玉祥。进屋很整洁,一张桌子、两把藤椅、两条长凳,后来知道这叫五贤祠。还有一位很有气度的中年妇女走来,青大褂、青布鞋,戴着眼镜,很像个传教士,表哥介绍说“这是你表嫂”,才知道是李德全。晚饭十分清淡:清调菠菜、炒鸡蛋,炖红鱼、炒白菜,还有一土盆白菜豆腐等。主食:一盘白馒头、一盘棒子面窝窝。一人一碗绿豆小米稀饭。妥帖置办家产　　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亲属的安置如他本人的一贯作风一样务实,既没有将他们安插军中捞个一官半职,也没有给些浮财供享乐,更没有指使地方政权为他们如何如何。按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　　他将亲属留住些时日,畅叙亲情后,针对各自的状况做了如下安置:游邦孚是惟一在世的舅爷,年龄大了,为他买了50亩土地养老,8个表弟每人30亩。另外在城北戴庄南买了74亩果园作“族产”。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也是最朴实的安置。同时为亲表弟仁义在扈家街买了一个院子。又为舅爷游邦孚在总府后街(现在的樱花小区)买了李姓院落一处。对于能上学的,分别让仁义去军校、仁符回济宁读书,仁增还是回枣庄挖煤。　　笔者幼年曾和游邦孚是近邻,这位干瘦老头人称“游三爷”。自从认亲之后,受冯玉祥的嘱托和影响,他在当地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南门大街更换石板路时他出了不少力,由于季节原因缺了人工,他专门到兖州找到驻军孙桐萱要了一连人来帮助完工；还为济宁城筹资增加了许多新碾用以轧面,这在当时,对于穷苦人来说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游邦孚1953年在济宁去世,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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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冯玉祥的故事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如今我已80多岁，把我与冯玉祥将军曾经的那些往事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愿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能够为人们带来心灵上的一些慰藉。中国论文网 /4/view-3821194.htm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冯玉祥将军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最辉煌的人物。他的一生，丰功伟业，脍炙人口，民国以来巨大的历史事变，几乎没有一次他不在场。可以说，如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抽出了他的名字，就会留下很多空白。”　　冯玉祥将军作为我的姑表舅，回想起来，他对我的这一生，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与冯玉祥的身上都流淌着一半游家的血　　冯玉祥的母亲姓游，我的母亲也是同一个游家所生的子女，只是在辈分上不同。我的母亲要喊冯玉祥的母亲姑妈，我便喊冯玉祥姑表舅。1932年时，社会处于大动乱状态，我找到了我的外祖父，即冯玉祥的舅舅。他告诉我，我读书的所有费用都是冯玉祥以前留给我母亲的“私房钱”。因为当年冯玉祥在找到游家亲人后知道母亲是他唯一的姑表妹，出于爱心便给了母亲一笔“私房钱”，作为将来所生子女读书的费用。外祖父还告诉我，我是1931年腊月出生的，冯玉祥拿那些钱给我母亲时，我才一岁多，还在吃奶。我的父亲是我7岁时死的，两年后我的母亲也相随而去，我母亲是在生了我三弟后死的。　　到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隐居山西太原西南峪道河。1932年又携眷移居泰山，在初秋的一天，冯玉祥派他的副官潘廷玺换上便装去济宁查访游家。　　潘廷玺到济宁后，果然打听到了游氏家族的下落。然后便回泰山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听后不禁潸然泪下，便到济宁去与游邦孚家族认亲。　　冯玉祥在与游邦孚交谈后得知，游知道冯玉祥的乳名，而冯玉祥也知其亲舅及母亲的奶名。之后又叙了一些往事，这时冯玉祥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认亲之后，冯玉祥为报母恩，便出资为游家在济宁北乡苗营与谢家营一带买了250亩田地，还单独为游邦孚买了50亩作为养老地，其余按4支，即每个表弟各30亩，另以20亩作为游氏“林地”，还在林地里跑马射箭以“驱邪”。另有70亩作为游氏公产，交由游邦孚负责经营。　　在济宁城内，原总府后街的游家大院的房产，也是冯为游邦孚所置。对于游邦孚的长女，因她是冯玉祥唯一的姑表妹，冯玉祥给了她一笔“私房钱”作为将来所生子女读书的费用。出于孝心，冯玉祥出资将其亲外祖父及亲舅的坟分别由济宁的长沟镇和河南的开封迁入苗营的游氏林地“归宗”。 所以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我与冯玉祥的身上都流淌着一半游家的血液。　　我的坎坷的少年时代　　1932年时，祖父怕自己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后会对冯玉祥坚决主张抗战不利，丢下了全部家业跑到了重庆。当时家业是交给了我的大舅游仁孝，但我大舅跟着冯玉祥走了，于是那些家业自然就落到了我大舅母手里。但这个大舅母心肠坏，说因为我母亲死后没有来续过亲，所以是不会认我的，并叫我滚。那时我才13岁，没有自立能力，只能在街上流浪。　　就在我流浪的日子里，有一天我突然被一个姓钱的好心老太婆收留。后来她的一位教书的同学发现了我，记得她的这位同学姓邓，名叫邓光云，公开的身份是教师，实际上是地下党，他知道我跟冯玉祥的关系。后来他把我领了出来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的运河之队，然后又找到运河之队的司令员马俊孔，并对司令员说我是个有文化的人，还叫我现场写了几个字。司令员知道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后，决定把我留在部队里当通令员。就这样，我加入了八路军。　　记得很清楚，那时是1945年的10月左右。当时八路军第三兵分区的司令员关云秋在马俊孔处见到了我，就问马俊孔我是谁。马俊孔对关云秋说了我的来历后，没想到关云秋竟说：“老马，干脆你把他让给我咯，我也想找这么一个小通令员……”就这样，我就到了第三兵分区。关云秋的夫人叫宁静，是个北大的高才生，但她不会生孩子。关云秋根据他夫人的意见，竟把我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我被当成国民党特务　　1947年冬天，关云秋夫人有病，关云秋便叫我陪她撤退到老根据地去，在过黄河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杀。我掉队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所以躲在高粱地里不敢出来。饿了就扳高粱秆啃，到花生地里刨生花生吃，等国民党特务们走后才出来。　　关云秋夫人带着关云秋的许多文件及衣物之类的东西，她则是用担架抬过了黄河。我把她留下来的那些包袱及文件藏到了老百姓的红薯坑里。我爬出高粱地后花了好些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可是她不问我是怎么跑出来的，竟先问她的那些包袱及文件之类的东西被我扔到哪里去了？这可把我气昏了，我说你这个老太婆简直是太自私了，我差点就把命搞丢了，你不问我怎么样，你还先问你的东西。于是我就跟她耍起了小孩子脾气，我说那些东西我给你扔了。没想到她对我说：“你给我扔了，我那里面还有那些重要文件，你跟我扔了你就不配当八路军，你给我回家。”我说，我不跟你干了，我另外找个工作。于是这样子就闹开了。她当时已经被送到了晋冀鲁豫军区最好的医院，我就找到这个医院的管理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说我不干了。恰巧这时候，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的财政处处长边玉槐来检查工作，听说我闹情绪不想干的事就找到了我，问我为什么不干了？我就指着关云秋的夫人说：我不喜欢她。他听后就说：那么你跟我走好不好？我说好啊！这样子我就到了晋冀鲁豫行署财政处，给边玉槐当通令员。　　到了1947年，党内搞第一次运动，实行“三查”（查出生、历史、身份），边玉槐家里的几个是重要人物就对我说：“听说你是冯玉祥的外甥？”我说：“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你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又问我家是什么身份？我说：“城市贫民，穷光蛋。” “穷光蛋，你读得起书？你还有那么好的文化？”他们竟把我吊起来打了一个多月，还说行署财政处可是个要害部门，我肯定是国民党派来长期潜伏的特务。　　我不认这个账，他们在村外边挖了一个大坑，对我说：你承认的话，就饶你一条命，不承认的话马上就把你扔到坑里面活埋了。那时想到自己才16岁，如果就这样死了的话太不划算，为了活下来，最后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于是才留下了一条活路。他们见我招认后，就叫我写口供，把我关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社会部的监牢里，一关就是半年。后来我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就没了命，他们怕我死在监狱里，就派人把我送了出来。我差不多有一个月都昏迷不醒，汤水没进，护士们每天都为我灌几碗鸡汤下去维持。就这样，几天后我才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当边玉槐知道这事后说：你们这简直是胡来，冯玉祥怎么可能会是军阀。并对我说：“小鬼啊，你真是受委屈呀。”当时我就扑到他怀里大哭了一场。记得那是淮海战役时期。　　南下来到贵州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边玉槐被上级指定南下，我就跟边玉槐说，你到哪我就跟你到哪。于是我就跟着边玉槐来到了贵州，不久后边玉槐被调到中央当税务总局局长。　　自从来到贵州后，1949年到1956年这7年间，可说是我的黄金时期。那时贵州的匪乱还很严重，当时的贵阳市粮仓都是空的，可老百姓要吃，军队也要吃呀，没有粮食，政权自然就很难稳定下来。这时，武装部任命我为武装镇粮处处长，被派到都匀、遵义等地主持平定镇粮活动。匪患平定后，接着就是抗美援朝，“五反”，这时我又被委任为贵阳市粮食行业“五反工作组”组长。那时贵阳市没有一家国营的粮食加工厂、米行、粮店，所有的都是私营的，我还在遵义大兴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当过董事长，这家面粉厂在那时可是贵州唯一的面粉厂。　　到1953年时，周林当省长，他十分重视粮食加工行业的发展，于是在甘荫塘选址，新成立了一家面粉加工厂。他很看重我，把我提升为该厂粮食加工科科长，那时我才十八九岁。1954年，粮食局升格成了粮食厅，我在的加工科也升格为贵州省粮食工业局。　　1956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粮食行业的会议，会议结束回来，我被划成“右派”的消息突然间就传来了。当时粮食厅的一些领导用1947年我所写的“口供”陷害我，还强加了我一个“国民党党组成员”的罪名。我不但被划为右派，而且还被划为“极右分子”。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明码标价”地把我关进了“牛棚”，我的一家人则被遣送赤水。　　流放出来后，我冒死跑到北京上访。中央统战部的人问我是不是来上访的，我说是的，然后我就去登记。登记时我用大字写道：“冯玉祥的外甥求见”，他们看后都很吃惊，于是第二天我就见到了领导。事后，粮食厅的组织处长还被骂了一顿。后来省委统战部部长为我说话，并说粮食厅应提名推荐我到省政协当个政协委员等。就这样，我“极右分子”的人生才算告一段落。　　如今我已80多岁，把我与冯玉祥将军曾经的那些往事用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愿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能够为人们带来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作者系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冯玉祥研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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