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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功高的阎锡山为何被挤出了国民党政坛？
　　文章摘自 《阎锡山大传》 作者：李茂盛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战斗内阁”不战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始。但是，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当时，残留大陆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主要有盘踞在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和胡宗南集团。广州“国民政府”的计划是：以白崇禧集团驻守湖南南部，力图阻击解放军进军两广；以胡宗南集团据守，防止人民解放军由陕入川。如南北防线被突破，则撤入四川、广西负隅顽抗，以待国际时变，卷土重来。再不然，则由西康、云南逃往国外。为了在大陆上全歼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即不理会广州政府的部署，远远超越他，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遵照这一方针，二、四两大野战军及一野一部，在南方各游击队的配合下，开始向中南、西南大进军。
　　首先进行的是衡(阳)宝(庆)战役和广东战役。解放军分三路直逼湘粤。西路，四野第13兵团，由常德出动，10月2日解放湖南芷江及湘西广大地区，切断了白崇禧集团的西逃路。东路，四野第15兵团两个纵队，二野第4兵团，由赣南入粤，10月7日解放粤北重镇韶关，切断了白崇禧集团南逃之路和白、余两集团间的联系。中路，四野第12兵团，10月3日对衡、宝之国民党军队实行攻击。
　　那时，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歼就是望风逃遁。10月10日，解放军已迫近新街。此时，阎锡山内阁内外交困，一筹莫展，认为还是得找蒋介石想想办法。于是10月11日，他偕长关吉玉，由广州到台湾晋谒蒋介石，报告并请示有关财政情况以及妥筹应急方策。蒋答应给予支持后，阎锡山还貌似正常，答复了台北记者18个问题。
　　10月12日，广州动摇，李宗仁在宣布政府迁重庆办公后，由穗飞桂。国民党军队撤出广州后，由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徐永昌、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钡嚷柿欤伤敕捎濉Ｍ眨难治骄吞ㄍ骞悴サ缣ǎ匀吧轿魍⒈砹思蚨坦悴ソ不啊９悴ゴ始」セ鞴膊澈凸膊饕澹凳裁垂膊场拔ケ沉颂炖砗腿饲椤保比恕鞍训仄ざ既竞炝恕保硎玖硕怨膊车目坦浅鸷蕖Ｋ购耪偎南角诘娜褐凇案辖敉沤崞鹄矗敌凶郧濉⒆晕溃驹诿裰鞴业牧⒊。蒙先嗣窬褪侵魅说娜Γ肭笊男枰峡斓那謇碜约旱南缯颍Ｎ雷约旱募蚁纾星某銮蠹页隽Γ桓榔疵拍鼙Ｃ岵拍鼙２灰蛑谝恍模褪侨硕ㄊぬ臁薄Ｋ笕佟暗纫坏取薄叭桃蝗獭保笊轿魍耙ё⊙拦兀萃纯啵却颐侵泄褪澜缟戏垂驳牧α空饶忝恰薄５钦庑┙邢藜糜谑拢荒芸醋魇浅沟资О艿谋
　　1月15日，阎锡山偕关吉玉由台北飞重庆。本来是计划13日飞广州的，但未想到，解放军的速度如此之快，广州已无出路。阎认为广州不妙，遂直飞重庆，当即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
　　但是，这时的重庆“首都”比起战时的重庆陪都可差远了，最关键的是没有群众支持。对这一点，阎锡山明明白白。他深感国民党政府已处于无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只好依靠地方省市自行延救，组织抵抗。于是飞渝第二天，阎即召开迁渝首次行政院会议，提出了两个提案：一是《作战时期加大地方权责争取胜利案》；一是《财政部委托各省市收支赋税暂行办法案》。这两个提案是得到蒋介石认可的，但在通过时，还遭到了非议，后经阎锡山力争，方得以通过。事实上国民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两案并不能丝毫解燃眉之急。但阎锡山后来却渲染说：加大地方权责案，如在前三个月实行，可为国民党节省1亿多元，多养百万军队，不想今日提出讨论，尚有人反对，殊深叹惜！
　　会前，阎锡山为依靠地方支持，专访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重庆市长杨森，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次日，又会见了重庆市参议范众渠，立法委员陈介生、漆中权，监察委员梁上栋等。
　　10月18日，阎锡山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府迁渝及欢迎李代总统大会”，阎锡山在会上致词说：“代总统提任锡山为行政院长，为的是作战，立法院通过锡山为行政院长，亦为的是作战，在国家危难之际，锡山既负责任内阁之重任，当然亦抱定绝大信心，尽最大努力，希望扭转时局。惟就职四月，不只未能扭转时局，反失掉了许多土地，实觉对不起代总统，对不起立法院，对不起国人，对不起党，并对不起自己”。他接着说，他“本不敢再自误误国，惟社会各方责以大义，自不能不再作努力”。如何作努力呢？他提出“确定以寸土必争为目标”，“走民众路线”，“实行总动员”，“完成总体战”。阎锡山说，他在广州时曾拟出保卫广东案，只因自己“排除障碍无力，督促进行无方，致方案变成空谈”。他对此“深感痛惜，深觉惭愧”。现在来重庆，也“很为恐怕”，“恐怕我无力排除障碍，无法督促进行，将可为局势而江河日下，以至于不可为”。这些话明显地表示他已失去“保卫”大西南的信心。可他又强打精神说：“单四川一省，即有七千万人，尚较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为多，再加上云南、贵州、西康、广西以及鄂西、湘西、陕西，只要一致努力，大有可为。”
　　这天，他在日记中写到：“陪都各界欢迎政府迁渝，因感而言曰，历代国家危急之际，有六种现象：一个是甘心灭亡。甘心灭亡有二义：一是幸其灭亡，一是利其消灭，总之一切所为皆为敌人所希求者，当然灭亡。一个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虽不甘心灭亡，但亦无法不灭亡。一个是一筹莫展，有计划打不开环境，这也是免不了灭亡的。一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无可如何的情势下，了自己责任的做法。一个是尽人事听天命，这也不过是成与败，总能交待了历史而已。一个是人定胜天，即是旋转乾坤的做法，旋转即是旋转甘心灭亡的危势，转而为万众一心的挽救危亡。”
　　这是阎锡山画的六面“灭亡相”，他没有说出他属何相，从他的讲话精神上看，应属最后一相：“人定胜天”扭转乾坤，但乾坤是不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认真一想，这六面相，除“甘心灭亡”一相外，阎锡山内阁以及国民党政府与之均像。
　　在那次欢迎会上，阎锡山为炫耀他的“民众路线”，许愿说，愿以七天时间，听取各界意见，以定施为。10月19日起，阎锡山开始所谓一周时间的“博采众议”，会见监察委员李梦彪等30余人。21日在会见国大代表刘宜廷等时，阎说：“先要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四川应该如何，并根据征求大家的意见，以求实效。”晚上，在曾家岩邀宴张群、熊克武、邓锡侯、王缵绪、刘文辉、钱大钧、向傅义、杨森、王陵基等，朱家骅、贾景德作陪。
　　这次“博采众议”，阎的部属说，“经面谈和书面陈述者2388人”，可谓规模之大，但实际面谈者不过200多人。后曾汇编成《博采众议录》，并作有答复。在答词中，他说：“就国家立场说，存在即是真理，今欲存在，我们的力量必须与亡我之共匪力量能作对比；欲对比，必须实行总体战，欲完成总体战也很简单，在现行政之外，作三件事：一是匪后工作，一是在我区组训民众，一是建立革命的军队。”还说：“锡山一定依诸先生的意见、责难、期望与研讨的结果，本‘以制度求同意’、‘以政策求团结’的途径，拟一总体战实施方案，在不翻车的限度内，赶快进行，用副诸位之盛意。”
　　阎所说的总体战实施方案，就是随后不久的《保卫西南中心四川部分方案》。
　　26日，阎为实行总体战，核准张群成立新军5－10个师。并加紧部署川陕军队，令川、黔、桂肃清“散匪”。
　　10月29日，是阎锡山的67岁生日，也是辛亥太原起义纪念日。这天，贾景德、徐永昌邀阎至化龙桥商震旧寓宴谈。徐永昌说：“人以为院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其愚不可及也。”阎说：“我的愚，正与宁武子的愚相反。他是假愚，我是真愚”。徐说：“我向来主进不主退，院长知其不可为而为是任的道理，行其所是可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应无不安。”阎说：“既入地狱，只好安于入地狱。”贾说：“宁武子之愚，不算高明。孔子惶惶，到处碰壁而不休，那才是高明之愚，仁者当如斯。宁武子可算是个智者。院长向来重仁次智，以孔子为仁，以老子为智；智者仅可善自身，仁者方能善天下。我愿院长学孔不重老。”
　　11月1日，李宗仁偕张群由重庆赴昆明巡视，中枢阁揆，全由阎锡山掌舵。11月2日，巴东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守，川东形势也频频告急，阎锡山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气数已尽，一面特派杨森兼任重庆市卫戍司令，一面为部属加官晋爵，他任命董霖为外交部次长、王平为财政部政务次长、高信为内政部常务次长、赵子立为河南省政府主席。这时传来消息，原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负责人率客机12架飞北京，宣布起义。阎锡山听后，体味着“兵败如山倒”的格言，觉得自己已难以“承负时任”，一面责成派员处理在香港的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70架飞机；一面于11月11日电请蒋介石出山，说“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他担心仅一函电，蒋介石不会动心，于午后又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形式，再次电促蒋出来收拾残局。就在他心里无底的时候，下午对中外记者仍然宣称：“誓尽最大努力，救国保民”，“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西南”。这时无意再撑危局的李宗仁又离开昆明飞回桂林老家。阎锡山在眼看就成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替罪羊时，极力动员在渝国民党立法委员70余人，分电蒋介石、李宗仁，“即日来渝，共挽危局”。
　　11月14日，蒋介石在阎锡山接连电请下，飞来重庆。他一到重庆就立即致李宗仁返渝“共商全局”，可李宗仁最烦的正是蒋介石的背后操纵，今日蒋莅重庆，他这个代总统就更无法工作了，于是一气之下，称病飞到南宁，离重庆更远了。这时阎锡山又派上了用场，他急忙电李宗仁以举行军事会议之名要其返渝。对此，李宗仁不理不睬。11月16日阎再电李宗仁返渝“迅决大计，共挽危局”。李宗仁还是没有回音。11月20日，李宗仁由南宁飞香港，入太和医院，并发表声明：“治病期间，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由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代行处理。”李宗仁的行为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立即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钡刃妆市欧上愀畚课世钭谌剩盟残难　11月25日，李宗仁托居正等人带回书信，表示暂不返渝。
　　时间进入11月份后，人民解放军已发起广西战役，兵分三路，迂回围歼。四野第13兵团，沿黔桂边境行进，阻止国民党军队南逃云南、贵州；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第15兵团进驻广东的茂名、信宜地区，防止国民党军队夺路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四野第12兵团先行牵制国民党军队，待其余两路完成迂回包围任务后即由北向南攻击。另外，二野主力已开至大西南，二野第3兵团及四野一部在湘鄂川边以神速突然的动作一举歼灭宋希廉部主力，11月16日解放四川彭水，直逼重庆。
　　面对解放军的急流般的进攻，阎锡山于11月23日即刻召集行政院会议。他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并决定“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后阎锡山将此称为“战斗内阁”，他到台后追述说：“战斗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107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
　　但“战斗内阁”还未完全组成，解放军二野部队已逼近重庆。12月28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由重庆迁成都办公。阎锡山无可奈何，偕张群及部会官员于中午飞抵成都。
　　到成都后，阎锡山首先召集总体战执行委员会，决定各处具体负责人，以便迅速组成“战斗内阁”。任命政治作战处长谷正纲、军事作战处长秦德纯、经济作战处长关吉玉、民众作战处长黄季陆、敌后作战处长杨爱源、兵农合一作战处长李汉魂、干部训练处长邓文仪。这样“战斗内阁”就算成立了，并于12月1日在会见川、康籍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时宣布了。
　　但是，由于解放军的攻势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阎锡山精心策划的“战斗内阁”，实际上是不战自退。
　　至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二野已连克成都周围的隆昌、内江、资中；二野5兵团也于解放贵阳、遵义后，分路向川南挺进；华北第18兵团也在完成抑制胡宗南集团后，于12月7日分兵三路攻向成都。
　　同日，阎锡山主持召开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案”，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
　　12月8日，阎锡山偕副院长朱家骅、部会官员关吉玉、杭立武、陈立夫、万鸿图、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等14人乘专机飞台，下午6时抵台北，并受到陈诚、黄朝琴、周至柔、邦等的迎接。下午7时，阎锡山在寓所招待记者时，正式宣布国民党政府自即日起移台办公。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惨淡经营
　　阎锡山到台北的当晚，即招待记者，宣布“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北，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次日上午，快访了陈诚、黄朝琴、周至柔，10时至台北宾馆正式办公，并会见汤恩伯、郑介民、徐永昌、贺衷寒、张知本、萧赞育等。下午在台北宾馆举行迁台后首次行政会议，迅速布置了其他各机关迁台后的办公地点，并讨论了留蓉人员派机接运问题。同日，贾景德率各院部会官员80余人，也由成都飞抵台北。
　　此时，蒋介石还留在成都，他想亲自指挥再抵挡一阵，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四川省的邓锡侯、刘文辉纷纷向共产党投诚，蒋再也不敢久留，忍痛留下大陆最后一片国土于12月10日乘飞机抵达台北。
　　此后，国民党军队不断空运台湾，一叶孤舟的台湾岛，显得沉甸甸、闷呼呼的。军队与民争食，政府官员与地方官员争权，整个孤岛处在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经济上，由于生产衰退，物资匮乏，人口激增，导致日用消费品奇缺，物价猛涨；政治上，国民党各种组织瓦解，领导混乱，人心涣散，蒋介石残余势力与台湾地方势力之间矛盾更加尖锐；军事上，国民党败退台湾的60万军队均为“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外交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日公开宣布，要抛弃国民党残余势力。面对着这样一个处境，蒋介石在对他的部下讲话时哀叹道：“我们……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完全是根本没法实现的“梦幻”。
　　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尽管如此，阎锡山仍然想拼死挣扎一番。他先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对付‘共匪’的船海战术之来攻”，又选训了所谓“革命种能干部”，准备作为“收复大陆”重建政权的骨干。
　　初到台北，他为了控制台湾地方政府，12月12日，积极参加了台湾省行政会议，并发表简短讲话。经济上，他12月14日指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所有外汇支票，均须院长亲自盖章，始为有效，不让别人插手外汇管理。12月15日，他又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准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命吴国祯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二)任命蒋渭川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显群为委员兼财政厅长、彭德为委员兼建设厅长、陈雪屏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徐庆钟为委员兼农林厅长，另外还任命了彭孟缉等17人为委员，浦薛凤为秘书长。
　　12月19日，自认洁身自好的阎锡山认为有必要惩治一下国民党内的贪污现象，他向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提出经济部长刘航琛犯有叛国贪污罪应予以撤职查办。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即向阎建议，前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为财政长人才，可出任经济部长。阎雷厉风行，马上召见严家淦，交谈中，发现严家淦确实有胆有识。当时行政院会议决定，由严接任经济部长。严家淦在国民党中央任职从此开始。(其后，严次第担任财政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继任总统。)
　　阎锡山也很注意控制舆论。12月19日，阎锡山招待台北市记者，准备了几天的书面答复，简述了到台后的施政方针。以后他经常出席蒋介石任院长、设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并被聘为研究院委员。如12月20日，上午刚主持过院会，下午就到阳明山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讲演，对所提问题60则，分别作答，对“如何胜过共产党”作了一个总的答复。21日，又函答“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说明“阶级斗争”的意义。阎锡山在答词中哀叹说：“今天我们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确保台湾与恢复大陆的准备。台湾的面积，是全国土地的千分之三，台湾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十四。我们的军力(不是单指军队的数目)，按刻薄的人给我们估计，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原来匪的力量是个一，我们是个百，我们以一百对一。今天我们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留下百分之十，匪由一变成了九十。比如我们原来是一百个指头，损失了九十个。如果说匪的指头是木的，我们的指头是纸的，匪的木指头一个成了九十个，我们的纸指头一百个成了十个。”他号召“必须把我们的十个纸指头变成十个铁指头”来确保台湾。他分析造成共产党木指头的条件说：“共产党乘了社会两个病的空隙，即一个是资本剥削劳动者，使劳动者呻吟；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我们次殖民，减低了劳动价值，使劳动者感到不平。”他认为：“共产党乘着以上的社会空隙，他就拿上解决土地问题，煽动佃雇农求解放的心理，拿上社会革命的号召，煽动思想界的‘左’倾。他又拿上他的组织，组织民众，表现了组织力量无穷大，民众力量无穷大的合体，形成了普遍性的民众武装政略，以水覆舟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使我们以纯军事的战略、战术，对共匪作战，就成了汽车渡海，入海百辆沉百辆，入海千辆沉千辆。”他主张以后要用“总体战”、“面的战略”来对付共产党。
　　对于“阶级斗争”，阎锡山认为不能认成贫富斗争。他说：“无产阶级不一定是穷人；资产阶级不一定是富人；阶级斗争不是贫富斗争。”
　　他在函答“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时解释说：
　　这里所谓阶级，是由生产关系发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由被剥削与剥削划分的，被剥削者谓之无产阶级，剥削者谓之资产阶级，是范围很严格的两个对立名词。是以阶级的对立，是由剥削形成的，阶级的矛盾在剥削，阶级的斗争就是斗争的个剥削，无剥削，则无阶级，亦无斗争。
　　阶级是个身份，贫富是个现象，身份是一定的，易于说明，贫富是比较的，难以确定。按贫富的正当界限，是以收入消费相抵为不贫不富，收入多于消费是富的积，收入少于消费是贫的端，但此贫富与社会一般心理中的贫富不合。社会上说小有是贫，大有是富，但又没有一个假定的标准。若假定有若干数目财产者为富，贫富则好分别；故在这一种比较的现象中，没有假定，不易说明，且假定贫富，有异地之不同，假如在台北市以有一万元财产者谓之富，但到了穷乡或富乡，也许有一千元财产者即谓之富，亦许有两万元财产者亦谓之富。所以认阶级斗争为贫富斗争，这一种观念是个错误，亦是混乱。
　　阎锡山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造成“共产党拉上中农清算富农，拉上小农清算中农，拉上贫农清算小农，最后清算贫农，无目标的混乱斗争，则斗争无止境，人类无宁日”。阎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的污辱。
　　接下来，阎锡山又解释道：
　　无产阶级是指自己劳动没有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而言，这种人专指机器工人；至于没有土地的佃雇农，名为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工人，准无产阶级的农人，劳动的结果，社会上普遍按本七人三来分配，即是资产阶级拿七成，劳动者拿三成，不过资产阶级拿七成，尚须开支半数，实际上成了劳动者与资产阶级各得其半，资产阶级所得的这一半的产物，就成了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在井田制时代，一个农人能养八口之家，现在一个佃雇农，只能养四口之家，这就是剥削了佃雇农的一半产物，也就是杀了佃雇农家中的四口人。所以阶级斗争，就是斗争这个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是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斗争，不是贫人对富人的斗争。其中可以说明一个意义，劳动力大小不同，勤惰的情形不同，智慧的高低不同，技术的巧拙不同，只要凭自己劳力、勤苦、智慧、技术，生的产多，得的产多，那是应当的；自己生的产，存起来是富力，消费了是享受，这是对的。假定自己多生的产，自己不愿享受，存起来作为富力，国家人类不惟不应当嫉妒，而且应当鼓励，不是斗争对象；若是自己不劳动，凭资私有制度剥削他人劳动的结果，而且杀死他人家中的四口人，这样的手段，不论他是贫是富，即使他负上债，来买下地，设下工厂，也是不劳而获，也是杀人的，是斗争的对象。因此，应该说明地主不在乎大小，工厂也不在乎大小，一个人剥削一个人，一个人剥削十个人，和十个人剥削一个人，被剥削者的痛苦是一样的。这种不平，在地下组织的人，就要实行阶级斗争，抢夺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其政权。若是当政组织的人，应当改革制度。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残留军队的瓦解，国民党所委任的各省地方长官，也飞鸟各投林，有的向中共投诚，有的飞往国外，这就使得迁到台北的国民政府为调整官位而频繁忙碌。行政院居五院之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12月20日阎锡山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李弥接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12月24日，行政院会议又通过改组西康省政府，任命袁品文等为委员，并新任命了保安处长、田粮处长和秘书长。后又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派唐武遵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指示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赴香港处理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在香港财产，及收容维持留港伤患士兵。整个12月份，可谓阎锡山最繁忙的阶段。不过，阎锡山在台湾作为内阁之首，实际上既无兵权，人权也受到蒋介石的制约，他的忙碌不过是在为蒋介石建立统治作嫁衣而已。比如任命那么多官员，都是事先争得蒋介石同意的，不过由他宣布一下而已。
　　在任命职官方面，最使阎锡山头疼的还是台湾财政的人事任命。当时，台湾财政人事的任命发生了很大争议。有人说蒋渭川曾是“二二八”事件的鼓动者。另有人说彭德也有问题。于是日，阎锡山特别召见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吴对台湾人事当然熟悉，阎迫不得以，请吴调整台湾省政府人事。果然不出所料，1月17日，就有台籍代表、立法委员及省参议会秘书长郑品聪等6人来向阎锡山陈述对台湾省政府人事的意见，这些人态度很不冷静，最后还是靠阎锡山的“高深理论”说服了这些人。阎锡山说：“我对此问题，一定要在台湾人民的利益上及能安慰台湾的人民与确保台湾的目标上努力，但希望不要把台湾的人事分歧变成中美的纠纷。你们必要体谅政府今天保持台湾省、需要美国，就不能不有争取美援的度量，盼千万不要把纠纷扩大”。郑品聪等听了这些上纲上线的话，自然不敢多言，顺而辞别。这件小事，虽未酿成大的风波，但足以看出有蒋系人物在后操纵。
　　其实，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怪圈早已形成，陈诚本属忠实工具，蒋经国的“太子派”也振翼待飞。日，政府迁台之前，昔日台湾总督府的门前，已挂出了“总统府”的新牌子。但依法当着代总统的是李宗仁。李宗仁因十二指肠发炎，于12月8日由香港飞往纽约治病，一去不返。蒋介石多么想结束这有“国”无君的状况啊？但碍于“法理”，未敢贸然复职。自从离开魂牵梦绕的大陆来到台湾，蒋介石已是这个岛上的事实上的主宰者。在蒋氏父子的“中兴”计划中，当然是要清理门户。但凡历史上反对过蒋介石，或无端遭蒋猜忌的人，都将逐步打入另册。阎锡山虽也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与蒋直接对垒，但刚到台湾考虑到过渡的问题，蒋对阎还是网开一面的。他曾利用阎锡山对付李宗仁，现又想利用阎锡山稳住原战斗内阁的全部人员。尽管阎自太原逃出后，就一直在蒋李夹缝中求生存，实际上依附蒋介石，但阎毕竟是个有个性的人物，从思想到作为都与蒋不完全吻合。如果过去有些芥蒂还有李宗仁挡箭，现在则直面蒋介石了，于是，他们之间的内在矛盾积蓄起来。在此情势下，实际上阎内阁已无法继续工作了。
　　时序进入1950年。元旦清早，阎强打精神驱车赶到台北市杭州南路131巷28号，与旧属举行团拜。接着又于上午10时届时赶到中山堂主持中央府、院各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团拜。拜毕即发表元旦献词，并发表告民众书和告陆海空将士书。在献词中，他对共产党极尽诅咒之能事。同时也指出，要取得新的胜利，“第一，要认识组织力量无穷大，民众力量无穷大，二者合一，才能发挥无穷大的政治力量。第二，要认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定理，干部万能、干部决定一切的定则”。
　　在告民众书中，他一方面承认“政府无能，大陆几尽陷入匪手”；另一方面，又号召“愿我同胞忍痛一时，以不合作的精神，待机的心理，地下的行动，组织起来，以待国军之反攻”。
　　在告陆海空军将士书中，他说：“国家不幸，国土大部沦陷，实为我军人之最大耻辱！今后恢复国土，解救人民，亦为我军之唯一责任。”他把军队比作车，把人民比作路，说：“军队如车，人民如路，车固然要好，但亦必须有便利车行之路，才能载重致远。我们的军队固须求自身的健强，更必须争取人民的同情，得到人民之协助，方能完成面的战略”。
　　经验能给人长智，教训能使人聪明。如若不是国民党败退台湾，恐怕阎锡山仍不会认识到人民的力量。
　　元旦刚过，阎锡山即流露出对政局的无奈。1月2日晚，次辰、次均来访。次辰一进门就直言：“今日代人受过，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应拿出一个做法来，能行则作，不能行则辞。”阎锡山说：“拿上作法以决定去留，有要挟之嫌，且我承认长行政院因当时情况险恶，我若不作缓冲，当时即直接冲突，不只要为敌所乘，且遗历史上无穷之臭，我乃不顾一切而长政院。今则团结工作已告一段落，应以‘扭转时局无方、寸土必争无术’而辞之。况今日拿一作法亦不能再有所望，扭转时局方案及变一着差满盘输为一着胜满盘赢者，前既难行，今何可期。”
　　1月3日，美国合众社中国经理高尔雅，访问阎锡山：“你们国家存的黄金有多少？”阎答：“我据实告诉你，于我们的士气民心有碍……。若不据实告诉你，我有点对不起朋友。你不是一个普通记者来访，你对外宣布，可以说我们有足够的财政；如报告美国政府，可以说我们只够六个月的开支。”阎还告诉高尔雅，他感到“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最易渗入，殖民地及被经济侵略的人民痛苦，易投共产主义”。并提示高尔雅：共产主义“是整个的”，反共产主义国家“是个别的”，“这等于指头对拳头”，是很危险的。企图唤起美国援台。
　　1月4日，行政院搬迁介寿馆即总统府三楼办公，上午在介寿馆举行首次会议。5日阎锡山兼任交通部长(原部长端木杰潜港)，并赴电信局，对交通及电信人员讲话，略述大局，即就交通建设，培养交通干部加以指示，以求改进。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认为根据开罗会议、波茨坦公告，台湾应归还中国，并继续经济援台。但就在同一天，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阎锡山立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国民政府与英绝交，撤退驻英使节。
　　1月6日，蒋介石突然来到介寿馆阎的办公室，磋商内政外交大计。阎锡山不加掩饰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党务，就现在的整理无大效。另起炉灶，太费力。组织一个反共大同盟，乃是个外围组织，不够个党”。第二，“杜鲁门1月5日声明，一般人不满意，我认为那个声明还是照我的备忘录的，不过他走了一个巧路，聘用人员不由他派，由我们请，军援不由他配，由我们购”。第三，“今后的作法，保卫台湾应有个计划，收复大陆应有个政策，政治如何，经济如何，民众如何”。阎的见解，虽在总目标“反共复国”上与蒋毫无二致，但已孕育着明显分歧。
　　当日，《大华晚报》以《惜别阎伯川》为题，报道了阎锡山卸任，对阎极尽赞誉之词。全文如下：
　　“阎伯川先生主持内阁九月，因局势之变异而告去职，由陈辞修先生继起组阁，新旧任于今天办理交接，阎先生已表明今后将闭门著述，为世人贡献从政经验，惜别声中，吾人亦不胜依依之感。
　　阎内阁是戡乱战事进入“败势”以后最孚众望的一任内阁，他的声望又以广州撤退之前为最高潮。那时阎先生鉴于团结的矛盾已变成难以解开的死结，曾萌去志；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涌起的拥戴挽留的热情，是多年来的政局所罕见的，可以说还没有一任行政院长，能够得到如此宏溥真挚的“人望”。
　　这种热情，并非盲目：
　　(一)阎先生之组阁，是在没有一个人还有勇气出山撑持危局的情形之下，挺身而出的。那时太原战事，虽败犹荣，这种拼到底的光荣，无疑为阎先生所有，而为全国军民所景仰。
　　(二)阎先生在任的时代，可谓是一个“大撤退”的时代，中央政府由南京而广州，由广州而重庆，由重庆而成都，由成都而彷徨于野，终于迁到台湾，照这一个时代的士气民心看来，能够在仓皇危急之际，不消极、不动摇、不放弃责任者，求诸身逢其变之当轴诸公，能如阎先生者，恐怕够资格的人不很多。
　　(三)阎先生生活俭朴，工作讲究效率，不疏忽小节，这是历届行政院长很难做得到的。此外，阎先生反共动员的理论，有其精辟独到之处，能使举国上下在久战疲惫之余，一新耳目，重振旗鼓，这是阎先生不可磨灭的功绩。
　　诚然“春秋责备贤者”，自重庆、成都撤退而后，一般人渐感阎先生说出的太多，做到的太少，两相比较，便觉阎先生近于空谈了，关于这一点，即阎先生本人也未尝辩护，大局如斯，有非言辞所能解释者，想来在阎先生内心里，也必然不胜感慨的吧！
　　阎先生在战斗意志上，坚强有如壮年，先生不老，深盼能在争取国家复兴的途程上，继续奋斗不懈。”
　　《大华晚报》如此天花乱坠的吹嘘，想必是受蒋氏父子指使的，也算是对这位所谓“激流中的勇夫”的一种安慰吧。
　　经过几天的努力，1月18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终于通过了台湾及海南岛保卫案。恰在这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阎锡山听后，好感快慰。下午有数位立法委员来访，说：“我们了解院长处事困难是很不少的，院长今日在国际上声誉甚著，在历史上是成功了，应大刀阔斧无所顾忌的施政，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人才必用，非才不用，以扭转时局。”阎说：“我以前与李代总统说过，在与国家有利的目标上，我们可以讲朋友，如果在朋友关系与国家利益抵触时，我只有为国家；如我在职与国家有益，我一定要再干下去，这是我的志趣，也是我负责的目标。各位的话，对朋友期望是很对的，但事实上是很难的，今天行政院的事，与立法院一样，须经院会通过，才能施行，已经有所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讽刺语，今天几成为议而不决也不可得。当然期望加大努力。”
在阎锡山的话语中，明示着他有心扭转时局，但处境艰难。
　　阎锡山的行动，实际上已是仰人鼻息。1月23日，阎锡山赴阳阴山找蒋介石，请蒋核酌行政院局部改组人选。并说明人选当以保卫台湾，争取美援为目标。他为蒋介石献计：“儿要自养，谷要自种”，若用他人组织起来的民众终不可靠，建议蒋介石走民众路线。
　　1月25日，阎锡山赴阳明山参加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议。会议决定：一、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二、端木杰辞职，陈良继任交通部长；三、阎锡山辞去兼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代；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五、关吉玉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由俞鸿均继任。这些人事变动，虽然都是经阎锡山23日与蒋商定的，但明显充实的是蒋介石的势力，顾祝同、谷正纲、俞鸿均显系蒋的亲信。阎的人马被挤出来，连自己从广州开始就紧握不放的国防部长一职也被挤“让”了出来。
　　以后，阎锡山的日子更不好过。
　　1月26日，阎锡山赴中央党部参加常务委员会议。会上，委员肖同兹站出来批评阎内阁，说“政府疏散，各部门有丢失印信者，应予处分。”马超俊也站出来指责说：“成都疏散中，有许多干部未能运出，但高级人员尚有携带数箱黄金者，实属不当。”阎立即起而解释说：“关于丢失印信，据报有因负责人被员工包围，未能离渝，连印信一并丢失者；有因负责人给员工监发遣散费，未及离渝，连印信一并丢失者；有因带印信人员由渝至蓉途中断联系，下落不明者。说到高级人员带黄金问题，在杂志上有对我的这样一段记载，不过在由蓉计划赴西昌时，为准备政府战斗人员之用于办事者，拟带银币5000元，我国银币较重，多则携带困难，着带两千元，另带有医生备用之药箱一只。如我是带的黄金，那即是贪污，我如有贪污，不必有何证据，大家尽可提出弹劾。我认为今天国家的内阁，如果还是贪污，在历史上是一个大污点。我如贪污，不只无以对党国，更无以对自己。”说完愤愤坐下。蒋介石毕竟有驭人之术，他起来解嘲说：“大家对阎院长不该有怀疑。赴西昌带公用之款，曾和我说过。对于丢失印信者，主官应予处分。”
　　由于蒋介石出面说明，别人就不敢妄言，此次风波就此止息。不料当晚，四川省立法委员陈录等20余人愤愤闯进阎锡山的官邸，神态气愤地质问阎此次政府改组，何以四川省无一人参加。这下，可把阎锡山问住了，因为政府改组，他也不能完全作主，改组后的人选大部不是他圈子里的人。所以阎只好推托说：“政府人事之变更，由非常委员会决议，我个人在此事上，绝无界限的观念与成见。……我既为国家负责，对无理之与己，不能顾忌；但有害于国家之地域界限，我脑中亦不存在。”后1月29日，有客来访谈及陈录等20余人向阎强调争论一事，主张将此公诸社会，使一般有了解有公正批评。阎说：“不可发表，我只可为他们隐恶而扬善，不可扬他们之恶。况我常说，原谅人的人，是高人一头，受人原谅的人，是低人一头。我今天不该和他们一样。”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覆灭之际，他为最后挽救国民党的统治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了。因此一个外国记者称他是“激流里的勇夫”。这个记者说：
　　他，阎锡山将军，像个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他不避一切的艰险与困难，一定要把中华民国政府，从风雨飘摇中迁移到安全地带，由广州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复由成都到台湾。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人心，其混乱的程度，自不待说，而中央政府每到一地，立足未稳，又行迁移的情形，正如同一个王室的流亡王子一样。然而，阎锡山将军，是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他一如保卫太原一样，他秉承着天赋与他的革命精神，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从容地迁移到台湾，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继续从事反共复国的革命大业。
　　如果把阎锡山率领国民政府辗转迁都看成是“激流里的勇夫”，那么从日迁台办公，到日交卸行政院长，约三个月的时间，在蒋没有复职，李没有归国的情况下，阎锡山苦心孤诣，奋力经营，更可谓“功不可泯”。但就是这个功不可泯的“激流里的勇夫”，仍未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最终还是被挤出了政坛。
　　迎蒋复出
　　行政院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由于蒋介石频繁干预，事情越来越难办。阎锡山深深感到在人屋檐下的苦楚，于是，萌发了卸任的念头。
　　阎锡山最早提及辞去行政院长是日。那天蒋介石总裁办公室秘书长黄少谷来访，阎向黄表示了辞职的事，黄说：“应听从总裁意。”阎锡山坚持说：“人事国事，唯命是从。自己出处，应由自主。”晚上，立法委员刘杰、邓励豪、国大代表郭澄、卢学礼同访。卢学礼问：“代总统出国，总统府主持无人，院长虽欲辞，将向谁辞？”阎答：“有总统府即可向总统府辞。”又说：“现在我团结缓冲工作已告一段落。前在广州时，府中逼要国防部长，我即明告代总统：健生任国防部长，为时尚早，诚恐提出，发生纠纷，我公必更感难处，至我个人有益于国，绝不轻辞，一俟去留无关时，定即退让贤路。至今自请辞去，正其时也。”又有问：“此时坚辞，是否贻人以小节而失国务之嫌？”阎答：“需要为而能为则为，不需要为而不能为则去，在我无憾，在人何讥。”又有说：“外间无端侮蔑，有人以为虽觉孤立，似不必介意。”阎说：“现有侮蔑，不止孤立，或将结伙排斥，事理有定，我意已决。”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阎锡山辞意已定。
　　2月10日上午，他主持行政院会议，决定免去刘航琛经济部长职务，由严家淦继任；政务委员徐永昌辞职照准，刘航琛继任。这大概是阎从“和”字出发，对刘航琛及四川籍一些立法委员的安抚吧。至于徐永昌，和阎谊属多年老友，他当不会介意此事。
　　当晚，徐永昌约阎锡山到贾景德寓所恳谈。原来蒋介石听说阎锡山要辞职后，又高兴又担心。因为当时阎锡山在国民党中，相比之下还是有一些威信的，报界曾称：“阎内阁是戡乱战事进入‘败势’以后最孚众望的一任内阁，……可以说还没有一任行政首长，能够得到如此宏溥真挚的‘人望’。”阎若辞职，蒋自然少了一个政坛对手，他复出的机会更多了，他从内心是高兴的。担心的是阎锡山辞职过早，有可能动摇民心，造成混乱。因此，惯有韬略思想的蒋介石，马上会见了贾景德和徐永昌，让这两位与阎素有深交的人物出面劝导阎锡山，一方面安定民心，一方面虚以挽留。所以等阎锡山来到贾寓坐定时，徐永昌、贾景德同说：“今日介公召往，很恳切地说：‘院长万不可轻言辞职，因之动摇人心。’并嘱转告院长：‘国大之询，系我与德邻及伯川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阎先生万勿误会。’”阎对蒋介石的挽意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2月11日上午，阎修改完施政报告，与解子清、王均一、刘子英等座谈。子英说：“舆论方面批评院长是孤掌难鸣，曲高和寡，一切方案、计划难行。”阎锡山说：“只要有权，孤掌很容易变成不孤，曲不论高不高，也能得到众和。”刘反问：“责任内阁的阁揆尚能说无权乎？”阎锡山说：“内阁的阁揆，等于驾辕的骡子，绊住了腿，寸步难行。”
那么是谁绊住了他的腿？他未明示，但一听便知是蒋氏父子的势力。
　　2月12日下午贾景德来报：“昨日院长未到院，总裁办公室黄秘书长电话问：报载阎院长昨未到院，亦未会客，是否倦勤的表现？”阎怒而答之：“我即倦勤，在交卸的前一刻钟，也必照常任事。我向以令尹子文勉人，岂能不自勉。”
　　12月14日，阎主持行政会议，通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俞叔平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尹静夫为交通部政务次长，梁道群为侨务委员会参事。阎向与会人员说，“处理政务在立意上要竖不碍将来，横不碍其他。做法必须是非显然，不待说明，人即能谅解。尤须名正言顺，端得平，处得公，说得通，方能行得通。”
晚上，随从张锦富来报：有一小报批评院长，既有倦勤意，还是日夜办公，星期日也不休息，还是不倦勤的表示。阎不在乎地说：恋栈与不苟，在外表看是一样，见仁见智，任人看吧！”这天有两着消息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一是李宗仁电复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医嘱不可远行为由，表示不能回国；二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延长援台案。
　　2月15日，阎接见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记者问：“阎院长希望美国人民对反共上了解些什么？”阎马上回答：“站在世界人类的立场上，我认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党，共产党在中国的动乱，目的不仅在中国；中国以往和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前哨战，不是中国单独的问题，而是世界全面问题，凡反侵略国家均应对我们的前哨战有同情与支援的表示。”
　　李宗仁复电后，官场有很多传闻，好多人问阎锡山，李宗仁不归国，蒋介石是否要复职。对此，阎锡山心里犯疑，他深知他出主内阁完全是蒋李斗争的产物，如果没有李宗仁，蒋也就无需推阎组阁。现在蒋若复出，自然也就不需要自己这个挡箭牌了，很快会被踢开。但是，阎锡山还是趋炎附势地回答：“总裁的出处，关系国基。总统的复职，是今日国家的需要，亦为台湾人士一致的要求。今日国势飘摇，国基应奠于磐石之安。”
20日，他即出席阳明山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径直提出请蒋介石复职的事。
　　2月22日，阎锡山继续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了物质调配委员会组织章程，并由他自己兼任主任委员。
　　晚7时，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柯克来访，阎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阎装出对共产党很了解的样子，一一回答了柯克的问题。他承认中共人民战争的威力。当柯克问：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在四年内打败国民政府，主要凭的是什么？阎锡山答：“主要凭的是民众，他不是拿上军队打，拿上民众打，造成清一色的民众之后，就使我们成了双瞎子，他自己长上千里眼，我们的军队再强再多也打不了他。”
　　2月23日，阎锡山接见驻韩大使邵毓麟，谈促进台、日、韩贸易，主要强调以台日韩联合，形成(,)同盟之核心问题，及世局发展与因应之道。下午又主持物资外汇调配委员会议，指出：“国家的军用品，须购自外国，需要外汇，故外汇即是战力。保卫台湾，必须加强战力，外汇之有无多少，即为存亡关键，故必须多方设法，减少输入，加多输出，争取外汇。”
　　当时在台军政人员所关注的两件大事，一是李宗仁被弹劾和罢免的问题。早在2月12日监察院院会曾决议：致函李宗仁，指陈其居美遥领国事措施错误，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之。二是蒋介石复任总统问题。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即如何迎蒋复职问题。而阎锡山这时个人所关心的不是其他，而是如何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辞职是必然的，蒋介石方面步步进逼，辞职仅是迟早的问题。2月23日晚，邓励豪谒阎锡山，他告诉阎：“立法委员对总统复职事，多认为应由个人签名，今已有立法委员380余人联名电请总统复职。”阎听后一声不吭。约晚9时，秘书长郑彦壁搜郑痔傅阶蛉罩谐；峋鲆椋胱芡掣粗啊Ｋ怠拔┮孕姓撼ご侵埃棺芡掣粗昂蟀炖怼！
这实际上等于告诉阎锡山：你必须辞，但要等到蒋复职后，再提出辞。原因就是要为蒋介石复出以及复出后全盘更换内阁成员提供法理上的依据。25日监察委员梁上栋、杨贻达、生来说，监察委员已提弹劾李宗仁案，仍须大费讨论。2月28日上午，阎到阳明山参加会议，下午，在台北宾馆参加会议，均是讨论蒋介石复任总统一事。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复行视事”，发表文告，“期共奋勉，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这天，阎也参加了介寿馆的蒋介石复职仪式。
　　仪式毕，阎锡山马上主持行政院临时会议，提出辞去院长职。会议决定进行内阁成员全体总辞职。于是与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张群、吴铁城、陈立夫、黄少谷、万鸿图、王师曾、刘航琛，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谷正刚、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兼代部长顾祝同、财政部长关吉玉、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严家淦、交通部长陈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等呈请总辞。呈文如下：
　　窃锡山等猥以愚庸，黍膺重任，自受命以来，匪焰日炽，疆土日蹙，政治方面亦少展施，只以代总统远在异国，无法请辞。兹者，欣逢钧座复行视事，国政得有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辞去本兼各职，另选贤能接替，国家幸甚。谨呈总统蒋。
　　下午，因3月2日要列席立法院会议报告施政，并答复质询，指示秘书处准备书面报告。
　　晚上阎锡山与在台旧属座谈，他说“趋利避害，凡动物皆有不可思议之能力，惟人才能害有所不避，利有所不趋，以义为之；若趋利避害，则失掉了理性，与动物相等，则不贵乎人矣。我已看过报，不愿看誉词，愿看谤词，因誉词我虽不至于因之增满，但也不能使我增愧。谤词我不感到刺激，反而增我的谨慎，有则可为医病剂，无则可为防疫针。近年来亦愿闻誉词，誉词正确，可以坚定施为的继续，誉词期望，可以做将来施为的目标。贤者主事，能者办事，政府事，获得人民之谅解和赞成，人民事，得到政府之许可及奖励。则前者是易经所谓‘天火同人’，后者为‘地天泰’。地天泰是真正的民主，天火同人是真正的民康。”
　　蒋介石于复职后次日，即亲莅行政院办公室与阎锡山长谈，安抚阎锡山。
　　3月3日，阎锡山在立法院第五期第三次会议作施政报告。略谓：
　　政府迁渝，曾邀各阶层人士多次恳谈，了解四川人民亲身受过共匪的蹂躏，对共匪痛恨甚深，认识也明。但在戡乱的做法上，主张分歧，人事上问题亦多。综合地方各阶层人士的希望，并依贵院在渝委员谈话会提出保卫四川的意见，拟定《足够保卫四川案》，旨在走民众路线，发展民众武力。此案经行政院会议大体通过后，交四川省政府王主席提出意见。意见尚未提出，重庆即告失守。致使抗战基地的广大人力物力，未能在戡乱上发挥出同样光辉的效用，实在是国家莫大(,)损失。政府迁蓉办公后，更感到情况至急，时不我待，遂又提出《耕者有其田发动民众反共自卫军蜂起案》，此案的最大希望，可以消灭入川匪军，最低限度也可以使敌人陷入泥潭，无法收拾；此案提出之后，不只无时间充分的讨论，连足够说明的时间也没有，未及立案，成都又告失陷。
　　阎锡山的施政报告全文不过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推卸失败责任而已。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与阎锡山不无责任，但客观地说，失败是必然的，谁出任行政院长都无法挽时局以既倒。
　　这天，阎锡山心情很沉闷，他虽然在报告中大吹各项政务政绩，特别是保卫台湾、海南省及收复大陆实施情形，以此自慰，但明显表现出一种失落感。所以当3月4日上午，缪玉青、张克寒请求在报上发表介绍“兵农合一”的情况，阎锡山未予答应。下午，台北宾馆集会，国民党中常委员甚至部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均出席，讨论蒋介石复任总统后之内阁问题，阎锡山却没有出席，而于3时半去向海军官兵发表谈话。
　　3月4日晚上，他与解子清、张子扬谈论时事时说：“今日与共斗争，就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行政干部组织起民众来，军事干部组织起士兵来，才能表现无穷大的力量。但欲组织就是个说，如兑卦的‘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即此意也，尤其组织起来的民众士兵说当更有效。”
阎锡山这里所谓“说”，是指反共的宣传，意即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3月6日，避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常委临时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准阎锡山内阁总辞职，并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当天，陈诚找阎锡山晤谈，说：“奉命继任行政院长，至感不足，尤为惶恐。”阎锡山也虚以作答，说：“今日的国事，是个历史性的责任，国家需你负起责来，保卫台湾，同时也是保了国家仅留的人才文物。你对军事经济二事均有基础，台湾人民对你治台的印象均佳。我与(黄)少谷亦谈过此意，盼你以舍我莫属的负责精神出来任事。在自己虽然是需要多费点力，多为点难，而实际上是适应了国家的历史的需要。你比别人可加一半效力，请勿逊让。……我赞成你如孟子‘舍我其谁’的来作，自己不辞劳苦与大家群策群力，定有可为。”
　　此外，劝善规过，最能帮助人的进步，上级的错误，下级看得最清楚。己过多是我帮助大家，今天我卸任后，希望大家给我以帮助，每人给我写一封信。对我在院九个月中，处事上有何错误与不当，尽情指出，作为我闭门思过的资料。
　　诸位在艰危困难之际，协助我工作九个月，我非常感谢。今后盼对新阁各就岗位，继续努力。
　　今后的工作重点，我认为一为保卫台琼，一为收复大陆。保卫台琼，重在造成海陆两个面，前已着国际部拟办。收复大陆最要紧的是确定政策，准备干部，每县至少应有五个领导干部，收复后才有办法。
　　大家今后为国家努力，需要有更坚强的领导。在穗时，我未敢言辞，至渝后，辞职未准，迁台之初，我即认定中央与地方事应集中处理，方能迅捷。陈先生已过在中央及地方，负责有年，建树甚多，对台湾情形尤为熟悉，此次出组内阁，实为适应时代需要，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日下午，来客以庄子南华经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问阎锡山。阎意味深长的回答：“无珠宝而不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老年不争，是祛了争的心，不是无争；少年不争，是心上化了争的欲，才是不争。学佛者不争世，是出世而不争世，但是另有所争，为争成佛，不足为奇。入世而不争，才是真正的不粘不脱。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
　　当晚8时，阎锡山应蒋介石之邀，赴阳明山参加卸任全体阁员宴会。蒋介石先和阎相谈一阵，当蒋介石以国事征询时，阎锡山直言一气答道：“一、尊重国民大会；二、与立法院密切合作；三、发挥监察院功能，以合宪政，振人心，图复兴。”
阎的答词，显然是在提醒蒋介石，不要像过去那样专断独裁。
　　3月15日上午9时30分，国民政府在介寿馆举行新旧任内阁交接仪式，由总统府副秘书长许静芝监交。阎出席了交接仪式，并本‘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精神，约新任院长陈诚召集新旧全体阁员，举行联席会议。阎发表了简短致词，称：“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前在重庆，即以告一段落，请辞未准。继到台湾，即认成中央与地方事应集中处理，以期迅捷，而少牵制，因代总统出国，未能实现。今幸总统复行视事，并得辞修先生适应需要，出掌新阁，一切事的处理上熟悉明敏，且有实干苦干的精神，定能有加倍的效果。……
　　当晚，阎锡山到贾景德寓所议政，徐永昌在座。徐永昌说，“陈诚之新阁如立法院通过，公可遂其愿，如通不过，公欲去而不得事小，国家之形势事大，应有所考虑。”贾景德顺题献策：“如立法院通不过，院长可提出陈诚为副院长，通过中常会即可任命，不需再通过立法院，任命之后，令陈代理院务，按宪法副院长可代四十日，届时再提立法院通过，想不为难。”阎锡山说：“煜如之言甚好。我惟望顺利通过，倘通不过，即照此办。”徐永昌说：“此举要快，一得到通不过之消息，即往阳明山谒见蒋公，提出办法，迟则枝节并生，不好挽回。”阎连声嘉许，并说：“此为一难关，有你二人之主张即好过去，最虑心者，为华府杜、艾、马、李在做什么，令人不能安心，可能出料不到的难题。”徐说：“杜艾马李之难关，尚有底子，若其为国务院之共党所利用，其祸更不可预测。”几人谈至11时方散。
　　3月7日，蒋介石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咨立法院同意。这天阎在行政院处理政务，接见单位主管。突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经济援台。阎听后略有喜色，下午到张群寓所谈论时势。次日上午主持第120次行政院会议，也是阎锡山主持的最后一次行政会议，讨论劳工保险，节约消费等议案。就在这天，立法院出乎意料地同意陈诚为行政院长。3月9日，蒋介石为安抚阎锡山被撕的心，与阎座谈若干时，大概也正是此时，决定了阎辞职后的行踪。所以，当晚与大家座谈时，有建议卸任后，环岛旅游者，阎锡山说：“我一向对地球上之景色未感兴趣，前过海珠桥曾以诗感，今尚不知海珠桥之模样，数十年前在日本住过几年，今亦不知日本有何胜景”，言外之意想到日本看看，但又未敢明言。他还说；“我有个夙愿，是想把我与共产党人的谈话及对他们的判断供给社会。”
　　3月10日，阎锡山在会见国民党国大联谊会代表时标榜：“中共的主力18集团军，抗战时期在建制上归我指挥了八年，又和他们奋斗了四年，与他们的谈话和对他们的判断想贡献给世界，加强反共的空气与力量，这是我的夙愿。”
　　同一天，10时到行政院处理政务时，看到了蒋介石“总统台总字经217号令”，准予阎锡山“辞职”。
　　3月12日，有客风趣地责问阎锡山：“有谓知其可为而为之，是智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仁者，院长担任阁揆，既是智者，原不应担任，若是仁者今不该辞职；既任于前，又辞于后，岂非陷于不智不仁之境地？”阎锡山无奈回答：“我不敢说我够智与仁，但我愿不智，不愿不仁。因我担任阁揆，也不是认为可为而为的，是作一度缓冲，免在大陆上破裂。我今日的不为，我知民众路线走不成，军政路线需上下贯彻，辞亦是为国谋，而不是为己谋。需要任而任，不需要任而不任，皆以国为前提。我若以己为前提，你可说我不仁不智。”
　　3月14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举行的茶话会上致词：
　　我到院九个月来，没有紧密的领导大家，深觉遗憾。但我感到院中的事务很上路，大家也有技术，可以说是上了制度的轨道，甚为欣慰！
　　原来我想在院务改进会上供献大家两点意见：
　　(一)政务识见与事务技术相联系，发生相互的作用。政务上决定一件事，交事务上承办，再由事务上发生出新政务来。此如树之结果，结果之后，再由果的作用生因，产生新树。
　　(二)把外省对中央政务事务上联系的经验，贡献诸位。
　　因为戎马仓皇，院务改进会始终未能贯彻，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到台后想写《政务识见与事务技术》一书，以供大家参考，因时间不充裕，尚未完成。此为研究性的东西，我写成后，当奉送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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