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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哪个儿子入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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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第一章 贫贱出身——明太祖备感辛酸的苦难岁月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间，得位最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当属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他们出身低微，完全依靠个人奋斗成就帝业。相对于刘邦所出身的自耕农家庭和其曾担任过的亭长职务，朱元璋的起点则更加低微，几无任何根基可言：他出身于赤贫如洗的佃农家庭，生存于蒙元统治者行将灭亡的黑暗时代。此间，外族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和盘剥汉族百姓；上天也不失时机地凑着热闹，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纷至沓来，其父母兄侄四人在一月之内接连死去。十六岁的朱元璋走投无路，以小沙弥的身份数年如一日地依靠叫化乞讨来填饱肚子……其经历何其悲惨！下面就请读者来了解一下朱元璋在发迹之前所度过的那段艰难岁月。第一节颠沛流离的贫贱家庭“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这首知名度颇高的民谣，道出了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身世归属。的确，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他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子丑时，也就是公元日半夜时分，诞生于“濠之钟离东乡”。关于这个“濠之钟离东乡”，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有“凤阳说”与“盱眙说”之争。由于时代变迁而导致地名频繁更迭，现今的“盱眙说”派已将朱元璋的诞生之地，具体落实到今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凤阳说”派则认为朱元璋的出生之地具体应为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的金桥村。笔者归于“凤阳说”派。元末明初距离现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之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地址之争，不是史料记载有误，而是因为当年朱元璋的家庭不断搬迁，他在当上皇帝之后记述往事时又语焉不详造成的。推考起来，朱元璋的祖籍原在沛郡，即汉高祖刘邦的桑梓故里。朱元璋的某一代先祖从沛郡迁徙到金陵句容（今江苏句容）通德乡的一个荒野之所恳荒种地，繁衍生息。年岁日久，朱姓人丁逐渐繁茂，这个地方便被人们唤作“朱家巷”。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他就出生在朱家巷。等到朱初一成年，蒙古人已经入主中国。元朝统治者实行匠户制度，朱初一的家庭被编为淘金户。按照规定，淘金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子。可是，由于河里的金子越淘越少，地方政府便采取变通办法，允许淘金户改种庄稼，以粮食换购金子来完成上缴任务。几经折腾，朱初一在句容实在无法生存下去，遂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带着一家老小北渡长江，辗转跋涉到泗州的盱眙县，垦荒种田为生。这一年，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刚刚八岁。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朱家的日子日渐宽裕，朱初一甚至还有能力为儿子们各自娶上一房媳妇。朱初一有三个儿子：长子朱五一，娶妻刘氏；次子朱五二早夭；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在男孩中间排行老三，他长大之后娶了盱眙县津里镇的巫师陈公家的小女儿为妻。陈公乃朱元璋的外祖父，曾名载《明史·外戚传》，故顺便说道一下。陈公原籍扬州，曾经在南宋大将张世杰的麾下当亲兵。蒙古军队南下时，张世杰与丞相陆秀夫保护着小皇帝赵昺一路南撤。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南宋军队在崖山（今广东台山东南海域）与元军海战失利，陆秀夫背着年仅七岁的赵昺投海自杀。张世杰则率领着十余条战船突出重围，准备择机重立赵氏子孙，恢复宋室社稷。孰料天不佑宋，几天之后，舰队突遭飓风袭击，张世杰被淹死海中，南宋彻底灭亡。陈公却侥幸逃生，历经坎坷逃回到故乡扬州。此时的中国已经是蒙古人的天下，陈公担心往日在南宋当兵的历史会给家人带来祸患，便举家迁往津里镇，依靠巫术谋生度日。陈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季家，小女儿就是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关于外祖父陈公的这段峥嵘经历，朱元璋少年时期听母亲悄悄讲过许多遍，可谓两耳生茧。当时在蒙古人的治下，朱元璋虽然不敢对外声张，心中却为有这样一位外祖父而感到自豪，这种感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公活了九十九岁才离开人世，老人家的这个年龄，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高寿。回到原先的话题，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在为两个儿子娶回媳妇不久，便撒手人寰。他去世之后，朱家“家道日替”，光景一天不如一天。挨到后来，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兄弟俩一合计，决定再度搬家。老大朱五一全家搬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步到位地定居下来。老三朱五四却带着全家老小多番辗转，几经折腾：先是搬到灵璧（今安徽灵璧），接着又迁至虹县（今安徽泗县），后来再搬到大哥所在的濠州钟离。即使搬到钟离之后，朱五四一家仍旧接二连三地搬家：起初是在钟离东乡的两个村子前后住了十余年，接着又迁往西乡住了一年，最后再搬到太平乡的孤庄村，即今日安徽凤阳县西南约五公里处的二十营村。家庭如此动荡，加上朱元璋写回忆录时言语简省，难免被后世人们误会，以致造成朱元璋的诞生之地有“凤阳”和“盱眙”两派之争。其实，朱五四一家确实曾经在今日的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住过，不过，它并不是朱元璋的诞生之地。说起来令人心中发酸：朱五四这样频繁地搬家，倒不是他爱穷折腾，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他全家靠种田为生，但是自家又没有田地，只得从地主大户那里租田耕种。最常见的情形：田主一般都是将贫瘠田地租佃给朱五四这种初来乍到的外乡佃户，待三年五载田地被佃户侍弄得肥熟之后，田主便不失时机地逐年涨租，甚至干脆将田地收回！如此这般，贫苦无依的佃户也只能接受不断搬家的悲苦命运。朱元璋是在他家搬到“钟离东乡”（今凤阳县小溪河镇金桥村）之后不久出生的。他是家中的幺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三哥叫朱重七，朱元璋叫朱重八。读者也许会感到费解：这些男丁的名字怎么都与数字有关？确实如此，元朝时期的农民们，习惯以孩子出生的顺序、时间或父母年龄相加的数字来作为男孩的名字称呼。究竟是官府规定还是民间习俗？不得而知。朱五一和朱五四，这兄弟俩的名字就是他们出生时父母年龄相加的数字。朱元璋伯父朱五一的四个男孩分别取了“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等名字，朱五四家的几个男孩取名时也与大伯家的堂兄弟们合加在一起，所以，朱元璋以前的名字叫朱重八。在投奔红巾军稍稍发迹之后，他为自己改名叫“元璋”，字“国瑞”。据朱元璋后裔朱宙枝所著的《统宗绳蛰录》记载，朱元璋另有一个名字叫朱兴宗，他的几位亲哥哥——朱重四又名朱兴隆、朱重六又名朱兴盛、朱重七又名朱兴祖，兄弟四人合起来就是“隆兴祖宗”；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朱世珍”。这些名字不仅文雅，含义也颇深，不过，这都是朱元璋成功之后给追取的。为了佐证这位大明王朝开国帝王的非凡来头，史书照例收录了许多传说，例如，后世研究朱元璋生平的主要资料《明太祖实录》就声称，明太祖降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母陈氏梦见一位头戴黄冠之人，自西北方向而来，走到朱家房前的打麦场上，递过来一粒闪闪发光的白色药丸，让她吞服下去。陈氏醒来之后，将梦中之事说与丈夫，尚觉满口余香。次日，明太祖诞生。此后一连多日，朱家皆满屋红光。邻居远远望见，以为发生了火灾，及至大家赶来扑救，却又发现朱家根本没有失火，人们皆暗自惊讶。由于中国历史上对开国君王身世的神化已几成惯例，《明太祖实录》又是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组织儒臣所编写，故这种美化朱元璋身世的记述究竟有几分真实，今天实在难以定论。另一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起初源自明人王文禄所著的《龙兴慈记》，是说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大户放牧，某天，一同放牧的伙伴们感觉肚子很饿，大家商量着杀头牛吃。于是，朱元璋带头捉住一头牛犊，在大伙的帮助下把它杀死，剥皮割肉，然后就地生火，一起吃起了烤牛肉，个个兴高采烈。可是，等到吃完牛肉，脑子冷静下来，大家又感到后怕，不知该如何向东家交代。朱元璋看着剩下的那堆牛皮、牛骨和牛尾巴，想出一个主意：他让伙伴们把牛皮、牛骨统统埋掉，却把剩下的那根牛尾巴插进地里的石头缝里。晚上牧牛归来，朱元璋对东家说，那头牛犊钻进石缝去了，只留下一截尾巴在外面，可是无法将它拉出来。不消说，朱元璋挨了东家的一顿毒打，却也混过关，从此，他在伙伴中间更有威信。据说，如今凤阳县小溪河镇金桥村有座名叫“烀牛锅山”的小山，山坡南麓有一处呈赤色的石岩，就是当年朱元璋等人杀牛野炊的所在。笔者认为，这个故事在情理和逻辑上都殊为不通。前面讲过，朱家在“钟离东乡”住了十年，朱元璋就出生在这个山村。既然杀牛之事发生在这里，那么，当时的朱元璋则肯定尚不足十岁。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仅仅因为一时嘴馋，就带领一帮与自己差不多大年纪的牧童宰杀并烤吃了东家的牛犊，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在蒙古统治者对汉人严厉管束的元代，汉人连做饭切菜都须在蒙古里长的监视之下共用菜刀，这些孩子杀牛剥皮的刀具从何而来？生火烤肉的火种从何而来？此外，牛是颇通人性的牲畜，年幼的牧童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嘴馋就去亲手杀死并当场吃掉一头与自己朝暮相伴的可爱牛犊？故事的编造者们显然是以成年人的冷酷刻毒之心，去揣度和亵渎孩子们那充满童真的心灵世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意图无非是欲显现朱元璋自幼就是如何的卓尔不群、智慧出众和富有威信，为这位开国帝王贴金。其实不然，这是在朝朱元璋身上泼粪。试想，以牛犊钻入石缝无法拉出为理由去糊弄东家，这究竟是侮辱东家的智商，还是侮辱朱元璋的智商？事实上，无论朱元璋定格于历史背景之中的是怎样一副嗜血残暴的强人形象，笔者始终觉得，童年时期的朱元璋依然不过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孩子而已。偷杀牛犊吃肉的传说荒诞不经，不过，接下来的两个掌故倒还真有其事。一则掌故是说，朱元璋小时候常与伙伴们玩一个寓意非凡的游戏：他将树叶撕成丝条，贴在嘴上当作胡须，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充作平天冠，再找一块破黄布披在身上算是龙袍，然后选一处土墩，大剌剌往上一坐，煞有介事地扮演皇帝；伙伴们则以木片、树枝充当朝笏，于土墩前跪立两排，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扮演朝臣。朱元璋本人也对这种游戏念念不忘，做了皇帝之后，还将这些童趣记忆写进碑文，其臣民们更是争相传说，津津乐道。朱元璋回忆这个掌故乃是出于对童年快乐时光的怀念，而老百姓乐此不疲地传诵这个掌故，所欲表达的无非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和“朱某人天生就是皇帝命”等潜台词。如此穿凿附会，真是牵强得可以！试想，一群孩子做游戏，朱元璋扮演过皇帝，难道伙伴们就没有轮流着也去玩一把？另一则掌故讲的是，朱元璋刚出生时，一连几天都不吃奶，而肚子却鼓胀得滚圆，几番求人医治，却总不见效，险些死去。忧烦之中，父亲朱五四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孩子眼看不行了，他便抱着孩子去寺庙求佛祖和菩萨保佑。可是，大殿上不见一个和尚，空空如也。朱五四退出大殿，正准备离开，却见屋檐下有一位和尚面壁而坐，忙上前说明原委。和尚宽慰说，子时过后孩子就会吃奶。朱五四一觉醒来，恰是子时光景，孩子果然开始吃奶。又过了几天，肚胀毛病不治而愈。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孩子还是三天两头犯病。朱五四想起当年那个梦，和妻子陈氏商量之后，便带着孩子到庙里许愿，给孩子舍了身，求菩萨保佑，承诺等孩子长大之后，便将送他到庙里当和尚……《皇明本纪》和《天潢玉牒》等史料都记载了这个掌故。这件事情符合民间习俗，真实性很高，同时，它也是后来朱元璋出家当和尚的一个原始因由。第二节异族统治的时代背景前一节讲过，自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从句容迁徙到盱眙开始，朱家一直不断搬迁：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从盱眙迁到灵璧，再迁到虹县，最后迁到钟离——即使在钟离，也仍旧三番五次地搬家。读者知道，中国在数千年封建时代所实行的都是“以农立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平民百姓恪守“安土重迁”的古训，庄户人家更是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没有人愿意轻易搬迁。朱元璋的祖辈父兄都是勤劳本分的庄稼人，就连孩童时期的朱元璋也以帮人放牧讨生活。这样勤苦的庄户人家被逼着接二连三地搬迁，表面上看是因为田主东家贪婪黑心，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出了毛病。以下就来说说朱元璋的父兄当年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得从蒙古人入主中国说起。蒙古是长期游荡于中国北疆漠北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的东胡族系。秦朝时期，东胡为匈奴单于冒顿所破，从此被纳入匈奴人的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汉武帝时期，匈奴又为汉朝所破，东胡人的一支族系——鲜卑人，便转徙生存于漠北各地，后来日渐强盛。在此期间，日渐衰败的匈奴后裔也纷纷自称鲜卑人。公元4世纪中叶，居于潢水、老哈河流域的一支鲜卑人，改称“契丹”；居住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另一支鲜卑人则自称“室韦”。其中，蒙古人就来自室韦这一支系。据史料记载，蒙古人最初只有“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后来，这两个氏族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经过四百余年的生息繁衍，这支部落逐渐兴盛起来。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不断对外迁徙，到公元8世纪时，已经分出了七十多个分支，这些分支都被称作“迭儿勒勤蒙古”。迭儿勒勤蒙古中有一位颇有声望的支系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蒙古语，意即“狼”），他带领自己的支系迁徙到斡难河源头的肯特山一带，把生活方式由狩猎转换为游牧，并将这一支系称作“乞牙惕氏”，也称“乞颜部”。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并且他们是从其母的腰间生出，因此，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尼伦”即“腰”，意为纯洁）。在尼伦蒙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祖先，这个家族又被称作“黄金家族”。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也克蒙古”（意即“大蒙古”），至此开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建了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大蒙古国，铁木真被蒙古部族拥戴为“成吉思汗”。此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连年征伐，对外扩张：公元1234年，蒙古灭掉金国；至元八年（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亡南宋。元世祖忽必烈在入主中国之后，为了适应华夏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模式，他摒弃了蒙古国先前所实行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体结构，所建立的元朝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也是一个官僚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王朝，借此政体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配合与支持，从而利于统治数量庞大的汉族人民。客观地说，蒙古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的历史疆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后世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是后世人们谈起忽必烈，总是情不自禁地称赞其“雄才大略”的一个主要原因。相对于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庞大汉民族，区区百儿八十万人的蒙古民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并且，这个游牧民族的文明程度十分原始和落后。虽然他们以其彪悍的铁骑推翻了中国的统治者，但是，若仅凭借优越的武力去长期统治和臣服广大中国人民，显然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忽必烈的精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改革奴隶主贵族专政为官僚地主阶级专政，构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体，而且，在具体实施这一政治体制时，又同时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竭力在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排挤和打压汉族人民。公道地说，蒙古贵族初来乍到之际，尚对汉人官员持信任和重用态度。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大汗位，始建年号“中统”。在朝廷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10路宣抚司，任用汉人儒士为宣抚司使。同年五月，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在蒙古的旧都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哈尔和林）自称大汗，忽必烈出兵讨伐阿里不哥。中统三年（1262年）春天，正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鏖战期间，益都行省平章李璮乘机叛乱，不久便被镇压。这次叛乱引起了忽必烈等蒙古贵族对汉人的猜忌，于是，他们开始实行一系列抑汉措施：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汉人家族的军权，并在地方行省实行军民分治，以此办法来加强对大汉民族的防范。元朝建立之后，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打压日益加剧。这种打压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全国人民按照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等人为蒙古人，也就是与元朝统治者同一民族的人民；二等人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域地区的各族人民，也包括来自西方的欧洲人，因为这些人眼珠或蓝或绿，故称色目人；三等人为汉人，大体是指长江以北被蒙古较早占领地区的人民，这个等级虽名为“汉人”，其实还包括契丹、高丽、女真以及云南和四川等地的各族人民；四等人为南人，单指最后被蒙古攻克的原南宋治下的各族人民。在这四等人之中，蒙古人高高在上，享受诸多特权；色目人位居第二，被用来协助蒙古人监视和统治汉人与南人；汉人和南人的地位最为低下，他们被蔑称为“汉儿”和“蛮子”，受尽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终元代一朝，蒙元统治者始终执行这种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现列举如下：首先是政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在民族歧视政策的框架之下，中央政府机构的主要职位，大抵都由蒙古人出任。以总理政府行政事务的中书省为例，在元朝一百余年的统治时期，前后共有四十余位左右丞相轮流把持中书省，偌大的汉民族，仅史天泽与贺惟一两人当过丞相。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官和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这些敏感机构的头头脑脑也几乎全都是蒙古人。中书省以下的礼、吏、户、刑、兵、工等六部尚书和侍郎职位，一般也都是由蒙古人担任，其次是色目人，汉人任职者乃少数个别情况。中央政府如斯，地方政权机构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行省长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很少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职位。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其监治长官称作“达鲁花赤”（蒙古语音译，意即“镇守者”），大多也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汉人只能担任各路、府、州、县的“总管”，因为这是个直接与汉族人民打交道的职位，出于方便管理民众的需要。即便如此，总管的副手往往也还是色目人，监视之意昭然若揭。由此可见，朝廷对汉人可谓处心积虑，层层设防。其次是司法领域的不平等。元朝的臣民在法律面前各不平等，如果触犯法律，官府对蒙古人、色目人的惩办要较汉人、南人轻微许多。例如法律规定：汉人、南人犯盗窃罪要黥面（在脸上刺字），而蒙古人、色目人则不受此刑；汉人、南人打伤了蒙古人，要被判处死刑，“杀以惩众”；而蒙古人打死了汉人、南人，仅仅是“断罚出征”，罚凶手当兵，外加赔偿一些丧葬费即可了事。法律甚至规定，蒙古人殴打汉族人，不准还手自卫，只能事后凭着证据去打官司申冤。倘不如此，将“严行断罪”！真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他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他打”！除了犯罪后的惩罚办法不同之外，就连审判机构也不相同：汉人、南人犯罪，由各级司法衙门审判；而蒙古人、色目人犯罪，则由专管蒙古人事务的大宗正处理，偏袒包庇之意显而易见。最后是入仕之路的不平等。元朝的入仕之路大抵有两条：一条是从禁军晋升。由于禁军的职责主要是宿卫宫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和戒备，很少有汉人能够进入禁军队伍，顺理成章，这条通过禁军入仕的道路对汉人而言基本不通。另一条是科举考试。元朝统治者设立的这个所谓科举制度，它并非真正为了给国家选拔人才，而是作为沿袭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一个象征性措施，因此，这个制度一出台就充满了诸多不平等。简而言之，每次考试，汉人、南人被考的内容多、试题难，而蒙古人、色目人被考的内容少、试题简单；考试合格之后被朝廷录用，蒙古人、色目人被授的官阶高，而汉人、南人被授的官阶低。如此所谓科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学无术的蒙古人、色目人充斥朝廷庙堂，而满腹才华的汉人、南人却报国无门！汉族儒生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其最高人生愿望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如今，面对这种制度不公、报国无门的残酷现实，他们怎能不满腹怨愤？如果说上述政治制度所触及的仅仅是汉族精英和少数违法者的利益而对普通守法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元朝政府制定的另外一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和政策，则深切地损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利益。其一，是附会和模仿“汉法”的封建地主制度。蒙古原是游牧民族，他们原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四处迁徙。在入主中原之后，汉人发达的封建经济模式吸引了蒙古统治者，于是，元朝政府也学着实行汉人的封建统治制度。为了争取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蒙古统治者采用笼络利诱的方式，许多汉族地主纷纷投靠新的统治者，帮助他们“变易旧章”、“遵用汉法”，并逐渐建立起一套具有元朝特色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政权统治制度。之所以称之为“元朝特色”，一方面是它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历代王朝那种封建地主化的剥削方式；另一方面，元朝的封建剥削方式还掺揉进了外族统治者的民族习性。例如，在刚入主中原那会儿，蒙古贵族一度疯狂掠夺土地，圈占民田改为牧场，企图推行他们固有的游牧经济。忽必烈称帝之后，“改田行牧”的做法虽被叫停，但是，蒙古贵族侵占良田的举动却并未得到多少改观。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王朝的统治者出于对自家江山长治久安的考量，大抵对百姓的压榨和侵犯并不过分，往往是抱着“养鸡吃蛋”的心态，让百姓安居乐业，把日子过下去，以便长期有鸡蛋吃。到了元朝，这些新兴的外族地主，因为缺少王法的约束，或曰受新朝王法的纵容，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自己霸占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那些投靠了元朝的汉族地主则倚仗着新主子的庇护，利用法纪的松弛和不完备，大肆侵占民田，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变本加厉地盘剥和压迫自己的同胞。其二，是带有奴隶制度印迹的分封制度。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国以后，除了附会“汉法”的封建地主制度之外，还并列实行带有奴隶制度印迹的分封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度始于周朝初年的春秋年代，秦时被废，汉高祖刘邦又重新启用，经过“七王之乱”以后，这种制度日益暴露出了危害中央集权、妨碍国家统一等诸多弊病，故尔后世王朝不断对此实行改革。隋唐时期，王侯封爵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虚封，皇室子弟封王仅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而无任何政治实权。宋代以后，朝廷不再对异姓功臣封王，皇子封王，爵位仅止其身，子孙不予世袭。到了元朝，王侯封爵却显得杂乱无章，其情形大抵如此——“既分本国（其蒙古草原故国），使诸王世享，如殷周诸侯；汉地诸道，各使侯伯专制本道，如唐藩镇：又使诸侯分食汉地，诸道侯伯各有专属，则又如汉之侯国焉。”（引自《郝文忠公集》）这种分封格局造成的直接弊端就是赋税杂乱，政出多门。具有蒙古特色分封制度，异致元朝的新兴封建领主各自都储蓄了大量的驱口以供自己奴役和压榨。所谓“驱口”，意为“被俘获驱使的人”，其来历最初多为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和掳掠的百姓，建国之后，许多被债务所迫的平民也卖身成为驱口。元朝法律规定，驱口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充作陪嫁物品或者随意买卖，其地位几乎等同于牛马，主人可以任意驱使、折磨甚至杀死他们，倘若反抗，则将被凌迟处死。因此，这些驱口就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他们过着较封建主领地上的农民更为悲惨的生活！其三是匠户制度。元代匠户制度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古人四处征伐时期，最初，蒙古人在战争中掳掠了大量各族工匠充为工奴，严令他们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元朝建立以后，政府又征发大批民间匠人，充入工奴之中。建国之后，随着全国户籍制度的建立，工奴们被单独编为匠户，从而在法律意义上失去人身自由。这些匠户被规定必须在官府开办的手工业局或工场从事指定的工役，并且子承父业，世代相袭——男习工事，女习绣织，即使婚姻也不能自主，需由官家监督，匠户之间相互匹配。匠户们没有人身自由，终年像牲口一样在指定的地点辛苦劳作，所得报酬却非常低微。许多匠户因为缺衣少食，不得不将子女典卖他人，境况甚为凄惨。其四是货币制度。元朝立国时间不长，满打满算总共不过一百余年，但是，这个朝代货币制度的混乱程度，在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王朝能够出其左右。元朝政府自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印造丝质交钞和纸质元宝钞，每贯元宝钞等于交钞一两。起初，这些钞票还算坚挺，后来，政府为了从百姓手中渔利，大幅增印钞票，于是自然而然导致物重钞轻。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前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政府废除交钞改印至元钞，与元宝钞同时发行。因为印发无度，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至大五年（1312年），武宗在位，政府发行至大银钞，还是因为印发无度，造成至大银钞失序。次年，武宗去世，新即位的仁宗下诏停用至大银钞，依旧通行元宝钞和至元钞。至正十年（1350年），这时天下开始大乱，在丞相脱脱的提议下，政府再度变更钞法，发行纸质至正钞。办法是：一贯纸质至正钞兑换铜钱一千文，并且是以纸币为本位。由于镇压各地义军需要大量钱财，政府开足机器，全力赶印钞票，短期内物价腾跃数十倍，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为了避免上当吃亏，人们在交易时索性不用货币，直接以物易物。于是乎，货币在人们眼中等同于废纸而难以流通，整个社会经济已处于全面崩溃状态。除了上述糟糕的法律制度以外，令老百姓不堪忍受的还有吏治之坏。最初，蒙古军队忙于四处征伐，制度草率，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州县，其官吏并没有统一的官俸，个人收入来源全凭官吏自己向辖区居民直接征索。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这些乱世中的官吏不消说是横征暴敛，贪以成风。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国家才正式开始实施薪俸制度。元朝的官吏除了俸禄，多数人还另外拥有职官田，少数无职官田者额外增加俸米。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元朝官吏的俸禄已经非常优厚。然而，人性是贪婪的，如此高薪却并未起到养廉的效果，官吏们照样贪污受贿成风。比如元朝末期，下属拜见上司要交“拜见钱”，过节要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送“生日钱”，平时办事要打点“常例钱”，打官司要送“公事钱”，至于平白无故的索要，则称作“撒花钱”，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就连中央政府派往地方巡察州县“肃政廉访”的官员，也都公然带着管钱的吏役，与地方官检钞秤银，争多论少……整个元朝官场俨然到了不知廉耻为何物的地步，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元朝实行的这一系列不公正的政治制度，导致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给广大汉族劳动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大批农民破产之后被迫给封建地主充当佃户，甚至卖身为奴。奴隶的命运不消说极其悲惨，佃户的命运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受尽层层盘剥不说，家中稍有姿色的女孩儿往往又被地主大户强作奴婢和侍妾。在这种现实之下，广大汉族百姓难以聊生，他们对元朝统治者充满了刻骨仇恨，可以说完全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地步！这种混乱而黑暗的社会状态，正是朱元璋父兄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第三节遁入佛门又漂泊淮西的辛酸往事蒙元统治者的胡乱治国给汉族人民造成了痛苦深重的灾难，这一点，孩童时期的朱元璋也许不曾在意。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渐渐走过玩耍年龄之后，他就不得不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约摸在朱元璋九岁那年，他家从钟离东乡迁往钟离西乡，然后再搬到太平乡孤庄村——这便是朱元璋发迹之前在乡村最后的一个家。这时，朱家的家庭情况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朱元璋的父母日渐衰老，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大哥娶了老婆，二哥、三哥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分别给唐家、刘家做了上门女婿，而朱元璋此间也已是十好几岁的少年，按照《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他生得“姿貌雄杰”。与完全不识字的几个哥哥姐姐不同，朱元璋因为从小聪明，父母亲便咬紧牙关，送他去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识得几百个字。也许正是因为识得这几百个字，朱元璋后来才有了与乡邻伙伴迥乎不同的命运。姐姐哥哥们嫁的嫁，走的走，家里的人口轻了，父母依然还能劳动，朱元璋也能够帮忙做田地里的农活了，可是，朱家的日子依旧十分不景气。为什么呢？除了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之外，频繁天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朝末年，也就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在位期间，全国旱涝灾害不断：元统二年（1334年），杭州、嘉兴、江阴一带发生洪涝灾害，饥民达五十七万二千户；后至元元年（1335年），京畿民饥；后至元二年，通州水灾，江浙地区大旱；后至元六年（1340年），京畿五州再发洪涝……几乎是年年发灾荒，岁岁有饥民。那段历史时期，仿佛真的是天要灭元，越到往后，灾荒的程度越发严重。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泛滥，黄河白茅堤（今河南南考县东北）决口；六月，黄河金堤（东起山东范县，西至河南卫辉）决口。两次决口使得曹、濮、济、兖等州，平地水深二丈，大片农田村庄被淹没，“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据《元史·惠宗纪·河渠志》），饥民竟至父子相食！次年，黄河又发大水，于济阴（今山东荷泽）决口。至正八年（1348年），黄河再度决口，以至于逼得元政府将济宁路行政中心迁往济州。黄河流域灾害频仍，朱元璋的老家淮西地区更是水旱疾疫接连不断。仍是倒霉的至正四年（1344年），时值春夏之交，淮西地区先是大旱，继之蝗灾，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乡亲们接连病倒，钟离太平乡几乎天天死人，家家带孝。可怕的瘟神逼迫人们纷纷抛弃家园，去外乡投奔亲友，原本就偏远的太平乡，显得更加凄凉死寂。这场瘟疫给朱元璋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不足一月之内，他家被夺去四条人命：六十四岁的父亲朱五四染病于四月初六去世；接着，大哥朱重四于四月九日身亡；大哥的大儿子朱圣保没过几天也追随其父死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五十九岁的母亲陈氏也恋恋不舍地丢下她尚未成家立业的幺儿，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一场瘟疫顷刻间便夺去朱元璋四位亲人的生命，这种情形着实凄惨！而在这场瘟疫到来之前的两三年中，朱元璋的二嫂唐氏、三嫂刘氏以及二哥的独生子旺儿皆在贫困中相继病故。另外，大姐、大姐夫王七一全家满门死绝；二姐也死了，二姐夫李贞带着儿子保儿外出逃荒，不知去向。眼下，朱家只剩下朱元璋和大嫂、侄儿以及专程赶回家奔丧的二哥，他们面对接二连三死去的亲人的遗体，真正是肝肠寸断，欲哭无泪！家门如此不幸已够凄惨，更令人感到心中酸楚的是，朱家竟然没有一块坟地能够安葬死去的亲人！当兄弟俩苦丧着脸去求东家刘德施舍一块坟地时，却挨了他一通训斥，多年之后，朱元璋还记得刘德当年对他们兄弟“呼叱昂昂”的情形。好在刘德的哥哥刘继祖听说此事之后，主动找上门来，答应把自家的一块山地送给朱家做墓地。所谓渴时一滴如甘露，刘继祖的义举令朱元璋十分感激，等到他称王称帝时，刘继祖夫妇已死，他便特意给刘继祖的儿子赐名为“刘英”，并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没有棺椁装殓，也没有酒肴祭奠，仅仅几件破衣烂衫，几抔新掘黄土，朱家两兄弟无限悲凉地掩埋了几位亲人的遗体。三十多年后，已是天下至尊的朱元璋回首当日的情形，仍然抑制不住满腹悲痛，他在《大明皇陵之碑》中酸楚地写道：“殡元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由于后来朱元璋做了开国皇帝的缘故，他当年埋葬亲人的这段辛酸往事，却被好事者演绎成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说朱家兄弟刚把父母的遗体抬到坟地，正准备动手挖坑，突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兄弟俩只好到附近避雨。须臾，雨过天晴，来到坟地一看，父母的遗体不见了，原地竟然突兀耸立出一个坟堆——敢情是大雨将附近山坡上的泥土冲刷下来掩埋了尸首，是谓“神葬”。这个离奇故事流传甚广，近代吴晗先生在著述《朱元璋传》时也采信了它，并堂而皇之将其作为当年朱家兄弟埋葬父母的真实情形。笔者认为，该故事于史实和情理皆明显不符：首先，这场瘟疫共夺去了朱家四口人的生命，此次所谓“神葬”埋葬的究竟是谁？按吴先生的意思，“神葬”的乃朱元璋父母，但是，朱元璋的父母并非合葬在一处。《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朱元璋关于对母亲陈氏的坟墓曾遭敌人挖掘破坏的一段回忆：“朕昔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再从情理分析：朱五四是四月初六去世，陈氏是四月二十二日病故，二者相差大半个月时间，以夏季四月（公历五月）的天气，如何能够停尸许久？况且，当时是瘟情流行季节，朱五四去世之后，为何不按常理立即下葬，而偏偏要停尸在家？难道朱氏兄弟已经提前预料到母亲也将会在不日之内病故？并且，按照安徽民间的殡葬习俗，丧家每每是提前挖好墓穴，然后才将死者遗体移至墓地安葬，哪个丧家会将死者遗体抬至坟场，然后再临时挖掘墓穴？老百姓以讹传讹尚能被人理解，可是，如果专家学者也人云亦云的话，显然会贻误读者。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接连遭受旱、蝗两次灾害，淮西大地的庄稼几乎绝收，“里人缺粮，草木为食”。埋葬亲人之后，原本就毫无积蓄的朱元璋一家，生活完全陷入绝境之中。为了活命，大嫂带着幸存的一双儿女投奔娘家；二哥朱重六因为老婆孩子都死了，作为入赘女婿，再回人家唐家没甚意思，加之母亲陈氏弥留之际曾叮嘱他照顾弟弟——“吾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据《明太祖宝训·孝思》），于是，朱重六便留下来和弟弟一起在艰难中苦苦度日，相互照应。哥俩好不容易苦捱到九月，家乡的草根树皮已经被人采尽吃光，再捱下去注定是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唯有离开孤庄村！只是天下虽大，哪里才是自己的容身之地呢？朱元璋他家是逃荒过来的小户人家，本县境内只有一个伯父朱五一，可是这门族亲的状况比自家还惨——伯父一家十四口，除了堂嫂田氏尚在人世外，其他人已经全部因灾荒瘟疫死去。母系外戚家——外祖父陈公没有儿子，后来过继了自己的外孙——也就是朱元璋的季姓表哥做孙子，但是，自从外祖父陈公去世以后，两家很少往来，眼下更无对方音讯……兄弟俩合计来合计去，没有门路。万般无奈，只得决定各自分头外出逃荒。时值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时年十六周岁，严格来讲，他尚未成年，在那个无时无地不可以死的年代，生离往往就意味着死别。二哥朱重六忆起母亲的临终遗言，心中充满自责和悲痛，抱着弟弟号啕大哭。朱元璋也舍不得离开哥哥，兄弟俩哭成一片。邻居汪大娘见此情景，便向这兄弟俩提起当年他们的父母为朱元璋在庙里许愿舍身之事，出主意说：重八年纪还小，单独逃荒让人放心不下，不如先去庙里做和尚，一来可以还愿，二则可以混口饭吃。二哥朱重六觉得是这个道理，便点头答应，他把弟弟托付给了汪大娘，然后独自踏上外出逃荒之路。说起来这位汪大娘还真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善良女人，她帮朱元璋置办了一些香烛礼物，然后带着儿子陪朱元璋来到孤庄村西南方向十余里处的皇觉寺，找到自己熟悉的一位名叫高彬的法师，说明原委，央求法师收他为徒。高彬法师因为有熟人讲情，又见朱元璋年轻身体好，和住持商量之后，便答应让他留下来，朱元璋好歹暂时有了落脚之地。所谓善有善报，若干年后，朱元璋即位为吴王，回乡省墓，他亲自为汪大娘的儿子赐名“汪文”，并命其世奉香火，替朱家守护先人坟墓。进了寺院，朱元璋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当时，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受戒，照佛门规矩还不是和尚，只能叫做小沙弥。皇觉寺规模不大，只有十多名和尚，但是活计却很多。朱元璋除了上香点烛，击鼓打钟，打扫佛堂之外，还兼给各位师父师母（元朝时的僧人有妻室）跑腿打杂。整天低三下四，忙出忙进，吃的却是粗粮淡饭，甚至是残羹剩炙，其遭遇与奴仆无异。朱元璋备受憋屈，可是，为了有个落脚之处，又不得不强行忍耐。据《龙兴慈记》记载：某天，朱元璋心中不爽，他操起一把扫帚，朝伽蓝神的塑像就是一通狠揍；又一次，佛殿上的红烛被老鼠咬烂，挨了长老一番数落之后，朱元璋窝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便迁怒菩萨，在伽蓝神塑像的背上写下“发配三千里”几个字，以此来发泄胸中恶气。不曾想，落难之中的朱元璋委实倒霉——他连这种与人为仆的憋屈日子都不能受用长久。原来，皇觉寺靠出租田地及接受信众布施来维持运转，适逢灾年，民不聊生，佃户的租米缴纳不出，信众的布施也近乎于无，很快，皇觉寺也落到快揭不开锅的地步。庙里的住持没有办法，便以“岁歉不足给众食”为由，遣散僧众，令其各自谋生。可怜朱元璋进入寺庙才五十余天，根本不懂如何念经做佛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于教茫然”，却不得不学着其他和尚的样儿，手执木鱼，捧着瓦钵，硬着头皮外出游方化缘。游方化缘民间称之为“叫化”，说白了就是讨钱要饭的勾当。这可不是一件好玩儿的活计，每遇一户人家，游方僧便敲响木鱼，高唱佛号，请求布施，个中耻辱和辛劳的情形完全等同乞丐。仅有的区别在于：乞丐乞讨往往会吃闭门羹，主人多半会听任家犬将其赶走；僧人则因为有一个让普通俗人敬畏的身份，并且，他们一般都会谎称来自某某名刹古寺，编造诸如化缘修寺庙、塑神像之类的理由，作为对佛教的一知半解普通俗人，出于对佛的敬畏，宁可信其有，一般都会喝止家犬，对游方僧有所表示。朱元璋游方化缘捞不到多大便宜，一方面他年纪太小，道行也浅，佛学知识近乎空白，从外在形象到内在修持，离高僧大德的距离都十分遥远，不具备招摇撞骗的资本；另一方面，时值灾年，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就连真正的僧人游方化缘也都十分不易，逞论朱元璋这个小沙弥？好在朱元璋此间的要求并不高，唯填饱肚子而已！这次游方，朱元璋所兜的圈子实在够大：从钟离（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发，往南行经庐州（今安徽合肥），又向西走到固始（今河南固始）、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汝阳）、信阳（今河南信阳），又北转到汝州（今河南汝州），又往东折向陈州（今河南睢阳），再经鹿邑（今河南鹿邑）、亳州（今安徽亳州）转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历经十余个郡县，最后方返回皇觉寺。在时间上，他从至正四年十一月（1344年）出发，到至正八年（1348年）回到家乡，前后历时将近四年时间。在灾荒肆虐的年月里，长达三年多时间的餐风露宿，四处盲流，自是苦不堪言。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描述了这段时期的境况：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见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朱元璋在这篇文字中，备述当日的无助、困顿和辛酸，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嘘唏。不过，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这段“如蓬逐风”的漂泊经历，恰恰是上天赐予朱元璋的一段重要的人生磨炼历程。三年多的游方叫化生活，满目所见皆是蒙古人治下的黑暗与不平：贪官污吏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尸骨填道！另外，在叫化游方的过程中，除了肉体感官所承受的痛苦之外，精神上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太多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所有这一切，对拓宽朱元璋的视野，磨练他的意志，提高他的情商，建立他的世界观以及帮助他洞察世态人心，都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后，朱元璋的整个人生——无论是他的处事作风、性格习惯，还是他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以及对待功臣将相、平民百姓的态度，无不深刻地留下这段流浪生活的鲜明印迹。所以说，上天欲成就一个人，往往会在事前去磨炼这个人，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他才有资格承担上天所赋予的某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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