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爱玲热”降温的理由很“冷”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又一波的“张爱玲热”充斥着文化圈，图书出版、话剧、音乐舞台剧等诸多张爱玲的作品被再次发掘出来，连张爱玲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成了舞台剧的题材。此外，香港还将举办大型的张爱玲纪念活动，包括作品研讨会、书信、手稿展、影视作品展……面对“张爱玲热”持续不退，一些作家和学者认为，应该给张爱玲热降一降温。但是，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即便是给“张爱玲热”降温，很多作家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怎么读上去，那理由都是很“冷”，很虚弱，一家之辞。
事实上的“张爱玲热”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沦陷期”的上海创作并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在国内文学界火热。之后的大约40年，张爱玲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再次成为流行文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一直被人们遗忘的张爱玲忽然开始火起来，这一火就一直火到现在。不过，在张爱玲大热的同时，也有人对张爱玲作品的流行表示不解，作家王蒙曾表示：“张爱玲现在已经快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有那么好吗？我实在不懂。我对目前的张爱玲热很是困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表示，“上世纪80年代，先是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给张爱玲重新定位并将其经典化。接下来，专家的意见被影视传媒吸收转化，张爱玲则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所了解。”实际上，温儒敏正是“发掘”张爱玲的文学学者之一，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一直未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内地文学史。
继文学史重新定义张爱玲之后，各种由张爱玲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逐渐被搬上舞台、银幕，温儒敏认为，这是真正“张爱玲热”的开端，“文化商业通过商业机制选择并包装了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炫目而成功的文化商品和符号。但要注意，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张爱玲是一个根据商业原则被过滤了的张爱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张爱玲热。”
本世纪初，随着一位和张爱玲关系密切的作家胡兰成被发掘出来，张爱玲也再一次大热，著名文化学者李河表示：“即便是在当年，胡兰成和张爱玲两个人在文学上也可以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张爱玲的文字很有小女人气，非常灵动，很能牵动人心，胡兰成则是才气横溢，倘若不谈他的为人，只说文字，他的文字总是那么美，让人向往。”很显然，这种两个人的互相影响直到现在仍旧存在。因为张爱玲热，胡兰成被发掘出来；因为胡兰成的文字，张爱玲也更被人关注。
继胡兰成热之后，李安的电影《色，戒》再次成为推动张爱玲热的动力，这已经是20年来第四次张爱玲热。《色，戒》之后，去年出版的《小团圆》以及今年张爱玲90周年诞辰，则有望成为张爱玲热的第五次高潮。
由此可见，“张爱玲热”不是“鲁迅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评出来的，不是作家之间互相“交际”而来的，不是靠传媒炒作起来的，而是读者和社会一致自觉自愿的选择。这是“硬道理”，不是“软指标。”因此，这个“热”是事实上的，站得住靠得稳的。
纯粹爱情永远都是美的
一位上世纪40年代成名的爱情小说作家，为何会在当今社会成为长盛不衰的文学名人，甚至有人将她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言人？温儒敏认为：“张爱玲在新文学里是很复杂的，她自有一套文化批判的眼光，其对人性批评的力度，是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而经过商业化过滤包装的张爱玲，则更多地表现了其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从深层次看，‘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当人们告别了所谓宏大叙事，回归日常与世俗生活，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那种既热衷于世俗人生又对人生惘惘地威胁感到无助的体验，就颇能赢得一些读者的共鸣。”
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对张爱玲热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温儒敏表示：“张爱玲的小说情节大都比较传奇，故事性强，注重心理探究，适合改编成电影。事实上，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张爱玲的小说和电影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也许这是她始终甚得电影编导青睐的原因吧。”
下个月，以张爱玲本人的故事为题材的舞台剧《张爱玲》将在北京上演，总导演闫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爱玲书写的爱情故事，有很多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爱情观，在世俗中寻找一份纯粹的爱情，他们可以冒着炮火去送一份情书。现代社会，信息的发达、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爱情的获得和表达更加便捷和直接了，但也因此，失去了技术和挂念的双重束缚之后，现代人的爱情往往变得更加廉价了，这是这个速食时代的特点。所以，人们对于张爱玲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爱情观，可能更有一种向往。”
张爱玲之后的我们的很多中国现代、当代作家们，尤其是很多言情女作家们，写下了比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似乎海量的爱情，但是，很少有像张爱玲的爱情和她的主人公那样纯粹的爱情的。张爱玲的爱情和她笔下的爱情，也是物欲与肉欲的结合和彰显，但是，很真实，切合人性切合的“天衣无缝”，她和他们都是饮食男女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是作家和政治的代码。
降温的理由很不真实很不尽人意
“张爱玲热”持续不退，甚至有数据称中国有三千万“张迷”，但在学界，也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著名作家王蒙在北大演讲时曾表示，“我知道现在有许多读者追捧张爱玲的作品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生动感，她对颜色的描绘很好，对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写，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十分不错，但真有那么好吗？我实在是不懂。我已经下过多少次决心要读她的作品了，我找了她的书，我还上国家图书馆借了她的书，但没有几篇我能认真读得下来的。现在张爱玲俨然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我觉得有点悲哀，我宁愿去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刚出版了450万字长篇小说的著名作家张炜，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谈起过张爱玲，他表示自己从未读过张爱玲，但在香港一个会议上被现场要求讲一讲张爱玲，他说，“张爱玲在香港特别受欢迎，可能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作家，肯定读过张爱玲，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读过，也就无从谈起。”
即便是当年张爱玲的“发掘者”之一的温儒敏，在很早以前也表示应该给“张爱玲热”降一降温。他说：“对‘张爱玲热’持续高烧应当泼点冷水了。不应当忘记，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那对社会人生的病态的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的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文坛有张爱玲自然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成电影也无可厚非，但以读者反应理论来观察，像张爱玲这样带有病态的、看破红尘的作家居然能长时间赢得众多读者的迷醉，对我们的社会心理是否也要有所反思？张爱玲是比较复杂的作家，对于有人生历练的读者来说，她可能提供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的独特眼光，让人们体验人性的黯淡一面；但对于年轻读者来说，张爱玲那个阴暗、险恶、可怕的世界未免太过消极了，读来恐怕也会有些不良反应的。从深层看，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更能赢得读者共鸣。但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检讨。‘张爱玲热’很大程度上是传媒与商业结合制造的产物，不无负面的东西。”
果真是这样吗？王蒙的书也好张炜的书也好，我却看不进去。在当代作家里，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沈从文，他们的文笔自然、生活，他们的书真实、兴趣盎然，而现代作家群，我到现在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喜欢的，当然，我也读了一本两本他们的书。曾经喜欢余华，曾经喜欢迟子建，等等，但是余华的“先锋主义”实在是给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完美的荒诞文学”打上了厕所的“印记”，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吧，但是至今还是让我感觉不真实的“眼睛都痒痒”。于是，我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们好像不会喜欢的，因为，他们加在一起，也写不出张爱玲的“真实的爱情”来，虚假的爱情和政治符号一样的作品当然以“虚假”为真实。
至于说张爱玲的作品还有她这个人阴暗，冷酷，但是，请细想想，人生的本质就是如此。张爱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以自己的阴暗和冷酷，点燃了后人人生的光明和热情。给人以惊醒，给人以提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只看到光明和乐观，而忽略了阴暗和悲观，任何光明和乐观，任何阴暗和悲观，都需要它们的对立面才有生命力。我们获得光明的人生和乐观的态度，正是因为张爱玲真实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才迫切的需要光明和乐观。因为，张爱玲和她的小说对寂寞、对冷酷、对隔绝人世与社会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当然，寂寞、对冷酷、对隔绝人世与社会的态度不值得赞许，但是，当它们已经成为历史，确实有一股“凄清绝伦”的美。张爱玲如此这般辛苦的人生，确实很不容易。这也就是“张爱玲热”的真正的原因，也是吸引我成为“张迷”之一的最强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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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多面人生 ( 09: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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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自画像，刊于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
张爱玲时代的老上海，像一辆在石板路上咿呀作响的独轮车，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独轮车化作1930式的雪铁龙汽车，奔驰在笔直宽阔的上海大马路上。与汽车、洋行、电影、舞厅、咖啡、明星一同出现的，还有传奇女性张爱玲在这里我要说：张爱玲是划时代的，她的本身意义要大过她的作品。她是一个坐标，一座灯塔，或者说是一块里程碑。作家石康这样说：“张爱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打上时代烙印的人物
张爱玲是伟大的，或者说是杰出的，杰出之处可简单归结为四点：职业写作、爱情至上、物质第一、自由万岁这四点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它能在那个时代中国人身上出现难能可贵。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五千多年来一直在老宅院里写着霉味扑鼻的八股文，熏死人的墨臭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东方古国，所以唐朝出武则天这样的女人并不奇怪，所以清代出慈禧这样的女人也不奇怪。然而时代毕竟到了老上海时代，一个全新、另类的女人张爱玲如明月当空当然，她的出现也不奇怪，是水到渠成，也是理所当然。
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物，一个时代的影子，总是清晰地反映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谋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诗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远乡村摇着铃铛采集歌谣，这一份浪漫的职业后来被淘汰了，据说《诗经》就是采诗官的劳动成果。
表面上看，张爱玲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份卖文为生的职业，但是这份职业却是亘古未有的，在它后面，是一个由现代科技所构成的文明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成千上万种报纸杂志，完备的、现代的邮政发行系统，大量的有知识储备、起码也是识文断字的读者群体当然，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潜在的是民众巨大的阅读需求，因为置身于这样的文明世界，对知识的需求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阅读兴趣，巨大的潜在市场诱惑着资金的投入，使得书报出版以一种空前膨胀的态势出现在人欲横流的上海滩，并将它从一个傍海的闭塞的农耕小城推向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大都会，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应运而生万事万物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出现、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只服从于内心的写作
张爱玲是复杂的、多侧面的，是多棱镜也是万花筒。在张爱玲身上，小资看到时尚、少年看到爱情、作家看到文学、学者看到时代、百姓看到传奇这些年她红得像把燃烧的火，众人添柴，这把大火必定会一直燃烧，继续燃烧……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开放，必然带来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解放，也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大梦初醒，便是从老上海这一代人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1930年代，当深山里的女人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的时候，老上海的女人们却信奉爱情至上、自由万岁，稍不满意便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
从来没有哪一代女人像她们这样自由与独立爱我所爱的情人，别人如何看待和评价，与我的爱情无关，我的爱情就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的身体只服从内心召唤，在多情的、有才的、文质彬彬的他面前，我心灵战栗、身体潮湿，我只想和他永远厮守在一起，平等、恩爱、和谐、感动就像多年以后女诗人舒婷所吟咏的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老上海女人就是这样，她们是了不起的，在空前丰足的物质文明下长大，讲究穿着打扮，信奉爱情至上、物质第一，她们蔑视权贵、崇尚自由，她们的写作绝不服从任何权势，只服从自己的内心。她们身上所折射的人格魅力光彩熠熠，所以张爱玲的一生我行我素，活出一个传奇这种女人的发育与成长和老上海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甚至与她那个从旧式家庭逃离、毅然挪动小脚出走海外的母亲黄逸梵也密切相关，她也是一位现代文明孕育出的新女性，与女儿很少在一起，却照样全方位地影响了她。这一对母女心灵里，都埋藏了自由的种子，种子既然已经埋下，肯定要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如果说黄逸梵是一部连续剧的话，那么张爱玲就是她的续集。黄逸梵死了，可她的汩汩热血却一直在张爱玲的血管里奔腾。
作为一个经典作家，张爱玲的作品自然备受关注，《倾城之恋》、《金锁记》被誉为“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但是，冷静下来细看，说张爱玲是二三流作家似乎也没有太冤枉她，她对自己评价也不高，自称是“小市民作家”。她的作品很通俗，被称为“纸上电影”，不断被一代代导演重拍、一代代女星主演，这也是张爱玲长盛不衰、不断成为话题的原因之一。最后一点不能不提到，她是名门之后，祖父、曾外祖父分别是清末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外公为著名的“黄军门”黄翼升，就连继母的父亲孙宝琦，亦是民国大总理四大显赫家族撑在张爱玲身后，我们才在她命运里看到一派莽莽苍苍。
张爱玲是复杂的、多侧面的，是多棱镜也是万花筒。在张爱玲身上，小资看到时尚、少年看到爱情、作家看到文学、学者看到时代、百姓看到传奇这些年她红得像把燃烧的火，众人添柴，这把大火必定会一直燃烧，继续燃烧……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一别一辈子 ——张爱玲
一别一辈子
有些人一直没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
有些事一别竟是一辈子，一直没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
有些话埋藏在心中好久，没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
有些爱一直没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
有些人是有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
有些事是有很多机会去做的，却一天一天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
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却不在意、不在乎，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爱了。
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也许只是赌气，也许只是因为小小的事。幻想着和好的甜蜜，或重逢时的拥抱，那个时候会边流泪边捶打对方，还傻笑着。该是多美的画面。
没想到的是，一别竟是一辈子了。
于是。各有各的生活，各自爱着别的人。曾经相爱，现在已互不相干。
即使在同一个小小的城市，也不曾再相逢。某一天某一刻，走在同一条街上，也看不见对方。先是感叹，后来是无奈。
爱着的并不一定拥有。
拥有的并不一定爱着。
也许你很幸福，因为找到另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也许你不幸福，因为可能你这一生就只有那个人真正用心在你身上。
很久很久，没有对方的消息，也不再想起这个人，也是不想再想起。
张爱玲：清丽文字&乱世情殇
( 15: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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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个从未消失于公众视野的名字，人们对她的争议也从没有断过 。
然而张爱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许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无疑聚集了一大堆的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同时，她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又显得那么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都很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会在文章里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却在美国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也许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有人说张爱玲是一口古井，淘不尽，挖不完，深不见底。
是的，她惊艳而淡雅，华丽而脱俗，高傲又现实，神秘却又不失亲切。也许她更像是一杯苦酒。时间或许会滤去其中浓烈的部分，但那淡淡的余香却永远令人回味。她笔下的人物多是畸形的、变态的、复杂的，她所展现的社会，是纸醉金迷背后的凄楚，是高歌艳舞背后的哀声，读来似隔岸的渔火，又似窗外飘过的箫声，像考究的黑白照片，于光影之间，诉说着意味深长的故事。
没错，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是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的。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小说集叫做《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基本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也许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和明白张爱玲这个传奇的女子，她走过这个世界真的只为自己，“千万年，在时间的无涯荒际，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碰上了，也没有话可说”，就连那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显得是那么的多余。
然而，这一切又构造了如此传奇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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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中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张爱玲就出生在中国这个激流洪涛般的大时代。那是一个秋天，张爱玲降生，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煐。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像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的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等，不一而足。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籍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由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偕同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4岁，她将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于是她回来了。
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两人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间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协议离婚，他们彻底分开了，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但母亲决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女儿。张爱玲的感觉似乎麻木了，恩怨不断，悲喜频交，她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张爱玲远远看着红铁门徐徐关闭，泪如雨下。她的痛哭，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十岁的自己。
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喜欢母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地承袭下来的母亲的影子。张爱玲当时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
张爱玲的母亲曾给过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的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就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但她没有后悔。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成为了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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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里，有这么一个章节《民国女子》写的就是张爱玲，“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而让人气愤的是，作为一个有妻室的男人，胡兰成对这件事写的是洋洋自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中的她指的就是张爱玲。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简直就是超凡脱俗，作为妻子，丈夫在外面与别的女人鬼混，张爱玲不但不吃醋反而满不在乎，并且十分支持，然而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胡兰成要么不了解张爱玲，要么就是在为自己的薄情开脱，其实最开始追求张爱玲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有妇之夫呢。然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深处爱当中的女人，怎么可能会不在乎?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则把她的在意隐约写进了小说。
“在振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这是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三个月之后，开始写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小说的男主角振宝和他朋友的妻子娇蕊偷情，而当风情万种、热情似火的娇蕊提出要为了振宝与自己的丈夫离婚时，振宝吓病了，他根本不想为了娇蕊而背上不道德的骂名，所以他抛弃了娇蕊，之后，振宝娶了静如止水的孟烟鹂，但与娇蕊比起来，妻子太过沉闷，她并不和振宝的意，婚后不久，振宝开始在外面嫖妓，胡作非为，最后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振宝决定重新回归家庭做个好人，小说中，张爱玲似乎把自己化身为振宝，他写了振宝对于介入别人婚姻的内疚与恐慌，张爱玲似乎又把自己化身为娇蕊，写了她对这份不道德感情的真心付出，但最终，张爱玲还是没有给这样的感情一个好下场，小说中张爱玲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名句：“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红玫瑰是热情奔放的，白玫瑰是安静婉约的,纯洁可爱，当你同时碰上这两朵玫瑰，你会选择哪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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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爱玲是把男人看透了才会写出这样冷峻又鞭辟入里的文字，然而仔细的品一品，这话里似乎又透着那么一丝的酸楚和无奈，而这酸楚与无奈，无疑就是胡兰成带给她的。
《半生缘》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21年后写的小说，这一年，48岁的张爱玲在半生缘中返还了爱情本来的美好，她让顾曼桢与沈世钧一见钟情，真心相爱，张爱玲似乎仍然相信着爱情的本真，顾曼桢在给沈世钧的信中写到，“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这句话流传了多年，依然打动着无数渴望爱情的人们，然而，张爱玲又安排了重重磨难，最终让这对有情人错过了一生。
也许那份本真的爱情张爱玲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她的落笔尽是遗憾，基调全是苍凉，虽然离婚后，胡兰成曾托人带话给张爱玲，想要和好，后来又多次写信想要挽回，但张爱玲没有理会，半生缘中，分别多年的恋人重逢，顾曼桢对着沈世钧只剩下了一句话“我们回不去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为自己描了一副桃花朵朵开的风流才子相，又名有姓的写了8个女人，没名没姓的不计其数，张爱玲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离婚后，张爱玲没有在任何一部作品，或者公开场合，再提及过胡兰成这个人，胡兰成成了张爱玲心中永远的痛，再不能触碰，无法释怀，她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而她在多年后一部小说的卷首语中安慰自己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张爱玲把她一生全部的感情都倾付给了一个有才无德的汉奸，有人说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当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黑点。在两个人短暂的三年婚姻里，张爱玲是满心欢喜的把自己地道了尘埃里，而最后他低的连胡兰成都看不见他了，而她开出的那朵花，也永远的枯萎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就在张爱玲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就是当时为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大汉奸胡兰成。
张爱玲对这段恋情，可谓是毫无计较的拼命付出。她甚至不介意胡兰成有家有室，不介意他汉奸的身份。显然，张爱玲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故事里的人，她一旦动情，就会像飞蛾扑火一般，是个至情之人。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胡兰成是个无法回避却又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的4段婚姻8段恋爱，令许多“张迷”对他的始乱终弃与滥情恨之入骨，认为是他毁了张爱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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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sh&ng]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上海才女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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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求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1990年上映之后，一举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电影当中，林青霞与秦汉将一位女作家和一个汉奸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演绎的缠绵悱恻，柔肠寸断，这部电影影射的其实就是作家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往事，但是现实版的故事远没有电影里演绎的那么可歌可泣，现实中的这段情。张爱玲爱的痴苦，而胡兰成负的轻薄。
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温州之处时，千里迢迢寻觅他希望他回心转意，然而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他们的婚姻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三年，却也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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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接近了1944年年底，当时的政局也在明显的动荡不安。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自然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胡兰成对张爱玲说为了避难，自己恐怕需要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了，而一往情深的张爱玲则回应说：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然而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后来刚到武汉不久，他便又与汉阳医院的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而随后胡兰成还和她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直到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护士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此时，张爱玲的心肯定是被刺伤了，但是她依然默默的接受了。 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末日也来了，就在他逃亡到温州的日子里，他又和一位名叫范秀美的寡妇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然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的介绍则是自己的妹妹。胡兰成对张爱玲似乎没有丝毫的愧疚，在他的心里，张爱玲是一个冷漠、从来不会委屈也从来不会吃醋的女人。
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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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张爱玲在温州呆了20天后，决定离开，她走的那天，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从温州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写了两个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剧本的稿费一共是30万，张爱玲全部都寄给了胡兰成，只是想让他逃亡的路上少受点苦。和钱一起寄出的是张爱玲的分手信。
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正式离婚。这一年，张爱玲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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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背后的张爱玲，20岁就透出了中年式的冷峻，到了中年，已有暮年的凉意，其人其文都是如此。乱世的凌光，繁华的虚空，时代的悲风……她带给了读者无尽的猜测、无声的思索和无可名状的感动。当我们沐浴阳光时，她已思索严冬的苦寒;当我们热衷于现实时，她站在彼岸，只在淡淡的月光中留下清冷的一瞥;当我们憧憬未来时，她好不留情地撕碎梦想的花瓣。
她没有鲁迅的尖锐，却在无形中更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压抑，她没有庄子的潇洒，却在潜移默化中带给了读者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她无意于政治，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坛带给人民的痛苦，她无意于金钱，却直斥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正如《烬余录》中所谈她从那些“不相干的事中”“刮去一点浮皮”，亲眼看到“炸弹将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她坚信“人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这显然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她还原了人的世俗性，质疑一切神圣的价值，不论海誓山盟的爱情，青春勃发的热情，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如此寂寞透骨的张爱玲在1995年的那个秋天，孤独的仙逝于洛杉矶的公寓，几天后才被发现。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
这就是“旗袍丽人”张爱玲，艳绝一时，凄凉无限。当岁月一页页翻过，那些渐渐褪去了桃红配葱绿的曾经妖娆，正如李碧华说的那样，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
张爱玲:半个多世纪的传奇
张爱玲（资料图）
《小团圆》: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40年代：她拨动了落寞的心弦
20世纪40年代，大陆出现了第一次‘张爱玲热’，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传奇》《流言》的时期。
1943年，张爱玲身在“沦陷期”的上海。她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杂志》《天地》《古今》和柯灵新接编的《万象》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里，文艺园地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非常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写出了人性的悲凉，很能拨动战时市民读者落寞的心弦。”谈起40年代张爱玲的走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与40年代前期上海的文化环境有关。“当时这个大都市成为沦陷区，其中租界部分又如同孤岛，左翼文化风光不再，大量青年读者流失，于是商业文化更加凸显，以市民读者为主的通俗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大好时机。一路走言情通俗的张爱玲可以说适逢其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张爱玲传》的著者，余斌很“惊艳”于她文字的撩拨性，她的人生悲剧感、观人观世的角度，以及狭而深的“世界”。
50～70年代：“张潮”从台湾“刮”至香港
“张爱玲热”后来在香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台湾“带起来”的。
张爱玲被香港读者熟知，始于1954年。“她的小说集《传奇》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重印，销路颇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梁秉均回忆。
但那时张只是作为众多大陆作家中的一位被香港读者接受，并无十分特别之处。
待“张爱玲热”在香港形成气候，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
海峡对岸的台湾，虽然1966年皇冠出版社才出版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怨女》，比香港晚了十年，但台湾却立即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为了了解张爱玲的家世，花大钱读了很多清朝的笔记小说。我们是这样崇拜一个人的。”《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在3月22日的文化论坛上如此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迷恋”张爱玲的日子。
“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多年以后，“皇冠”创始人、琼瑶丈夫的平鑫涛，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中，回忆了“皇冠”和张爱玲的结缘。
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半生缘》，香港《星岛晚报》也同时进行连载；1969年，皇冠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至此，“张爱玲热”开始在台、港两地正式掀起。各类研究张爱玲的学术著作也层出不穷，台湾大学唐文标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她是华文世界最传奇的作家。”这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官方网站“皇冠读乐网”上对张爱玲的评价。自1966年到2009年的《小团圆》，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22本著作均是由“皇冠”独家出版，它对推动‘张爱玲热’在台港的兴起，功不可没。
“国民党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台湾作家林俊颖认为，“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她与其念兹在兹、全力描述的上海与香港，为台湾读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想象中国’。”
台湾人有多“迷”张爱玲？当时的“垃圾事件”可为依证。1955年张爱玲迁居美国之后，台湾女记者戴文采为了获得独家消息，不惜在张的寓所边上，用每月380美元的价钱租房居住，对张爱玲进行全程“跟踪”。她甚至“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以便分析出张的行踪喜好，她还将淘垃圾记撰文发表。在台湾轰动一时。
受到台湾“张爱玲热”的影响，香港各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张爱玲在“华语文坛”的独特存在，根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开始大量涌现。
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两地不仅在掀起“张爱玲热”上争先恐后，举办张爱玲研讨会上也颇有“打擂台”的意味。继1996年台湾举办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2000年和2006年，香港也举办了两次大型的研讨会。2000年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中，第一场讨论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80年代：大陆，迟到30年的“出土文物”
大陆的“张爱玲热”比港台晚了30年。
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大陆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已经29次印刷，印数达到60多万本，是现代文学教学覆盖面最大的教材，很多学生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
它也推动了大陆第二次“张爱玲”研究的全面展开。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温儒敏说。事实上，这位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从50年代初之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而彼时的港台，张爱玲正在成为新的文学传奇。
谈起“张爱玲”从大陆文学语境里的“消失”，陈子善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关系。直到2006年，原本要在上海召开的大陆唯一一次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却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最终没有开成。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
今日的传奇，已与张无关
如今，张爱玲在台、港、澳三地都有很多的拥趸，而接受的原因却各有所差异。
“最大的差异在大陆和台湾。台湾原先只认‘祖师奶奶’(张爱玲)，大陆原先只认‘祖师爷’(鲁迅)。”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觉得：“现在鲁迅在台湾早已不再‘地下’，张爱玲在大陆也已成为‘传奇’，不过因于历史的原因，张在港台是‘主流’，鲁迅在大陆是‘主流’。”
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从1986年出版社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小心翼翼出版，到盗版书籍的大量涌现，一发不可收拾。
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大陆大学校园里手捧《张爱玲文集》曾是一道时尚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学”甚至“小女人散文”中，也都依稀能看到张的影子。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热”达到高潮。那以后影视改编、或新作出版，一波接一波。据温儒敏统计，内地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
事实上，张爱玲已发表作品的创作时期就集中在年，其后，她的创作开始下滑，抗战胜利后，她逐渐进入沉寂期，最终远走他乡，定居美国。可随着1968年后台湾掀起的、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潮，张爱玲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渐渐产生了类似于电影《大话西游》的后期效应——不仅其作品和主人公被无数研究者和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她本人也被大家无休无止地进行臆想和猜测。
对于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不少学者很不以为然。“我反对打着迎合消费的旗号，糟蹋张爱玲。张爱玲的传奇不是要把张爱玲神化。”陈子善一再向记者强调。
“张爱玲的‘存在’很简单，就因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或她的独一无二。”温儒敏说。&&&&&&&&&&&&&&&&&&&&&&
张爱玲说，“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
张爱玲在《色戒》中说“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那通往男人灵魂的通道在那里？？
假期的时候看了一下李安的《色戒》，感觉一般，本来电影就是闲人摆弄的小玩意，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想说话的东西，但是确实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乎翻出老张爱玲的原著看了看，其中一句话引起了一点点兴趣：“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原来阴道虽然其貌不扬，沉默寡言，除了排泄、性交、生孩子、月经等功能还肩负着如此大的责任，实在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这让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类的心灵，其中通往女人心灵的通道就是阴道”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远了说什么萨德的《美德的磨难》、拉克洛的《危险关系》、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就早有阐述，近了说什么玛丽杜拉的《情人》还有现代花里胡哨的美女作家们对此观点也统统倍加推崇，还有那个大胡子老变态弗洛伊德更是这方面的专家，估计要是现在让他老人家写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一百万字肯定写不完，他会从精神病理学、性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差异学的角度逐一分析，很快一本让全世界所有识字的乡巴佬推崇的不朽名著就诞生了。
在《张爱玲》文集封叶上印有张年轻时的玉照，照片上的人举止轻佻、表情傲慢，一看就是那种热衷于哗众取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小女子，和大学时我们班一个同学极为相似，都带有那种读了几本闲书，会写几首歪诗后的落寞。我发现人的聪明绝对不能用在作文上。
先不说这个了，我发现天才艺术家们基本上同时发现了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但是通往男人灵魂的通道却很少有人提及，鄙人虽然才疏学浅但是鉴于该研究课题涉及到占世界人口二分之一男人们的最根本利益，愚弟就略论一二，以便抛砖引玉。
首先先在阴道相对应的地方说起，说实在的比起阴道复杂的结构和繁忙的工作来，阴茎实在应该感到惭愧，虽然阴茎也深居简出、伸缩自如、可长可短、吊儿郎当，并且一直不懈的为打通女性灵魂通道不懈的工作，但是据我观察阴茎应该更像一个“欧佩克”那样的输出组织，这一点现在连卖菜的老大娘都知道，比如现在流行的俗语“男人的下半身是和大脑分离的”什么的，但是阴茎也应该有他的优势，第一，他常出入那个通往女性灵魂的通道，近水楼台先的月吗。第二，他同样藏在裤裆里，同样天高地厚的沉默。第三，他和阴道一样都在人体的中轴线上，这一点很重要，您看故宫的建造模式就明白了。
但是阴茎的缺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似乎一只在占有通过，然后悄然撤退，把失望留在女性的灵魂里。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救世主显然没有意识到，真可谓上帝一招失误，造成麻烦不少啊，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两性交流的障碍和冲突，并直接造成了感情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程度之强烈，影响之深远可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不平等现象，而且还没有一种“革命”哪怕有一点点解决的途径，为什么同样是人类差别却如此之大，悲哀啊！！
其次看看嘴巴（中间还有个肚脐眼，就不阐述了），嘴巴（也叫口腔）比起阴道来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上是旗鼓相当，他们都处在人体的中轴线上，唯一不同的是阴道是竖着开口，口腔是横着开口，口腔比起阴道来虽然缺少了那种天高地厚的沉默，但是却增添了灿烂的阳光感觉，而且口腔还肩负着补充人体能量的重任，有人因为口腔的该项功能并结合当地实际总结出“要想留住男人的心先要留住男人的胃”，说道这里好像嘴巴接近了男人灵魂通道的位置，但是嘴巴的争议似乎很大，名声也不大好，经常编个瞎话，胡乱许诺，为了阴茎能进入女性灵魂通道而不择手段满嘴炮火车，什么巧舌如簧啊；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不可相信男人的嘴啊。好像有此名声的伙计不大可能担此重任吧。
再往上说就是鼻子，还有眼睛和两只耳朵，长话短说吧，我个人觉得男人的灵魂通道是眼睛，因为男人是视觉主义者，而女人是感觉主义者，视觉的冲击力和美感是俘虏男性的最有效工具，这就是男女差异的最根本地方。
最后再说一点不合时宜的话，在人类身上真的存在“灵魂”这一形而上的东西吗？？我想如果有的话，她肯定寄居在我们曾经无限眷恋的肉体里面。
学者新论：张爱玲：一个不值得赞许的人物
( 1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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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秋雨《中秋》有感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风靡海内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书，堪称精美之作。但最近读过《霜冷长河》的《中秋》一文后，有点与余先生不同的感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文章谈的是张爱玲，余先生是这么写的：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一位女诗人的自拟讣告），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半小时后，电话铃声响了，余先生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二十世纪的中国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表达了余先生对张爱玲的深切理解和赞许之情。对一个死去的人，即使并无好感，讲几句好话，写几句颂词，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铭和悼词里的话完全当真一样。事实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二十世纪经典排行榜早已把张爱玲的作品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街头地摊上的《张爱玲传》和《天才奇女张爱玲》之类的书籍更是把这位“才女”抬上了天，书中的种种吹捧简直到了美丑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对此，笔者是不屑于置评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赞美张氏的行列，并且那番赞语绝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６０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鲜耻之人屈膝投敌，甘当傀儡，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些人，就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耻辱，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混帐王八蛋。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是有肝肠有血性的中国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除之后快。然而，张爱玲却不这么看。日本人打过来，她不参加抗战；上海沦陷了，她不去后方。这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竟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喜气洋洋地做了汉奸之妻，还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的主将，并借此成名。
胡兰成何许人？一个文化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被汪网罗到帐下，开始时充当汪的侍从秘书，后来又升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这些文章，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但张爱玲居然对胡氏的种种罪恶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仍与胡氏藕断丝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
这，就是张爱玲，距汉奸仅一步之遥的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的思想和，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问题是，用那么高雅优美的词汇来描述和评价这样一个人，是否过于奢侈无度了？笔者以为，那段话里值得商榷、推敲之处不少。
先说说张爱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对此还有一番阐释：“在中外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与她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见，对张爱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赞许有加的，而且为了突出张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坛一大片。但是，张爱玲的“寂寞”果真那么值得赞美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有个真与假，隐士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假隐士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成名以前不做隐士，而是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向世人显示甚至卖弄自己的那点才华（张爱玲自己就主张“成名要趁早”，可见其成名之心是多么急切！），而待其声名鹊起之时，则做起隐士来。这样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隐愈显，如日中天。从这个意义上，假隐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没确是一种“深刻的故意”，只不过“故意”得太做作、太矫情、太虚伪，一点也不坦诚，一点也不自然。
值得钦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传道行善，入世济众，对弱者慈悲为怀，对寇仇横眉冷对，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维护着社会的运转，捍卫着国家的利益。值得钦佩的还有那些真的隐士，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修养高深。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假的隐士，这种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状，既脱不开尘世的诱惑，又刻意摆出一副脱俗的模样，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们。如果像苍蝇逐臭似地跟来追去，则正中假隐士的下怀，因为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
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３０万金元券。当时的３０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
张爱玲：“人性”是最有趣的书
( 15: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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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曾说张爱玲的容貌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
1、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这是张爱玲对胡兰成说的话
2、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一天，胡兰成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
3、我自将萎谢了。——张爱玲在写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说。
4、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爱》
5、“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象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范柳原对白流苏说的）
6、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
7、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最不缺青春了。——《倾城之恋》
8、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倾城之恋》
9、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藉口——出自《张爱玲语录》
10、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出自《张爱玲语录》
11、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出自《张爱玲语录》
12、笑全世界便与你同笑，哭你便独自哭。——出自张爱玲的小说《花凋》
13、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狼籍的黑白的瓜子壳。——《连环套》
14、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半生缘》
15、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半生缘》
16、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半生缘》
17、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
18、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最中心，最感人，最无奈的一句话）
19、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更衣记》
20、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出自短篇小说《留情》
21、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22、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23、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出自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
24、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出自张爱玲的《传奇》再版序
25、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26、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27、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衣服上的一粒饭渣子，红的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28、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按：陈白露是《日出》里的交际花。她有一句出名的对白：“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29、我们下一代同我们比较起来，损失的比获得的多。例如：他们不能欣赏《红楼梦》。
30、“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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