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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多部；年于国际关系学院获英美文学学士，年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年于北伊利诺伊大学获信息管理硕士；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外文名FRANK S.FANG出生地广东省汕头市出生日期1965年职&&&&业咨询师、学者主要成就“冷酷实证方法论”代表作品《中国不一样》、《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专业领域中国研究，现代制度经济学
留美前方绍伟以“人际关系均衡论：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经济分析”，“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批评者”，“美国大公司的内部权力关系”、“经济学与主体性”等文知名。近年在《领导者》、《阳光》、《瞭望》、《21世纪地产》、《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论坛》、《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上发表论文和文章多篇，并以《中国不一样》、《中国热》中英文版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政治与中国七大原因论》、《民主与宪政如何可能？》等多部电子书引起关注。1，《中国不一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当代中国为什么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什么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不一样”。每个国家说起来都“不一样”，但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最突出，“中国不一样”的核心是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不一样。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不一样”所包含的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震撼和焦虑。焦虑，往往比震撼更加持续有力。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答“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中国能不能最终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全书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它试图把读者从一个“经验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和“社会结构所撑起的中国”带向一个“文化行为规则所支配的中国”。
2，《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
中国向何处去？从“独裁论”到“崩溃论”，再到“威胁论”、“演变论”，《中国热》将回答：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秘密，“面子文化”如何影响中国的抱负，“秘方文化”如何影响知识产权，今日中国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君主“家天下”的内部结构及其转变，中国“朝代轮回”的意义，中国为什么不会采用西方民主制，美国的“金融-文化危机”与中国的“制度性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热》用七个章节的内容总结了中国崛起的表现，并从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原因，提出了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而是美国所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
3，《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图书排行第一）
旅美学者方绍伟新作，聚焦当下社会热点，与秦晖、茅于轼、秋风、李泽厚、萧功秦、周有光、刘瑜、吴思、甘阳、孙立平等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探讨，求索解读中国及变革中国之路。是理解当代中国不可不读之作。
4，《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电子版，）
本书试图通过严谨细密的逻辑分析去进一步发展当代的制度理论，涉及的是一些重大的制度理论问题和中国的制度现实问题，主要包括效率、价值论、经济发展原因、民主起源、民主本质、腐败、市场本质、道德、时间偏好、土地产权、制度正义等等，书中也涉及了马克思、科斯、张五常、巴泽尔、诺思、布坎南、阿西莫格鲁、奥尔森、秦晖、秋风、张维迎、林毅夫、盛洪、张宇燕等人的制度观点。
5，《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电子版，）
本书是作者继《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和《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之后的又一部电子版新著。方绍伟特色的“冷酷实证”在这里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一次是针对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权力最大化、政权永不变质、民主、民主转型、自由主义、腐败与亡党、地方行为模式、中央行为模式、中国人的“无力感”等等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6，《政治与中国七大原因论》（电子版，）
1）民主产生原因：民主与专制的制度起源
2）专制崩溃原因：“统治商数论”：专制崩溃的一般逻辑
3）大一统的原因：如何破解中国的“大一统”之迷？
4）经济发展原因：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模式”的前景
5）经济效率原因：“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
6）冷酷实证原因：“吴思信条”与“冷酷实证”方法论
7）制度选择原因：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引起争论的主要是方绍伟的“冷酷实证方法论”和相关的一些实质观点，其中，“冷酷实证方法论”以超然的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了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们都是“以愿望代事实”的“规范冲动”。实质观点涉及宪政民主、中西法治、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儒家宪政、社会主义、贪污腐败、道德与国民性、中国政治文化等等，引起争论的也包括方绍伟原创的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三元制度发展论、单一权威信仰论等等。争议较大的作品如《马克思的八个逻辑矛盾》《走不下神坛的毛泽东》《产权国家论--关于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不腐败才要亡党？》《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乌托邦”---&致命的自负&逻辑历险记》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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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从文艺评论移植过来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导演如果说在其一系列作品中表现出题材和风格上的某种一贯的特征，就可算其为自己作品的作者。外文名politique des auteurs起源地点法国
作者论（法文：politique des auteurs)，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提倡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艺术性上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观念。同时引发的理论运动，缘起于发表于该刊1955年二月号上的文章《阿里巴巴与“作者论”》。通常意义上而言，作者论旨在给予导演以“作者”的身份，处于不受其他干预的创作状态。然而，作者论实则首先是一种评论姿态，持此论点的评论者更多地将影片置于导演的创作生涯整体中来考虑、而非从属于某一类型的评论角度出发；他们常在同一位导演的不同影片中寻找元素重现与主题发展。这种姿态肯定了某些评论的效用，这些评论出自那些已看过被评论导演不同影片、并且业已观察出其中的复现元素的评论者之笔。[2]. 同时，它也强调了评论的连贯性，对此特吕弗（以Lachenay为笔名）写道：“十分喜爱《》和《安培逊大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稍喜欢《》和《》，而对《长夜漫漫路迢迢》（Journey into Fear）和《》不感兴趣，对《陌生人》则完全不喜欢。乔治·萨杜尔很喜欢《公民凯恩》与《安培逊大族》，却看不上《长夜漫漫路迢迢》和《麦克白》。谁有道理呢？尽管我十分尊重让·考克多、安德烈·巴赞和乔治·萨杜尔，但我更倾向于赞同亚历山大·阿斯楚克、、以及所有那些因为而不分伯仲地喜爱他所有影片的人。”围绕“、、，谁是影片主创者”的争论由来已久。法国电影强调导演的作用，好莱坞电影则以制片人为主导，实行。1954年，时任《电影手册》编辑的法国电影导演发表《法国电影的一些倾向》首倡“作者论”，提出影片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导演而非编剧，在一系列作品中坚持题材和风格的一贯特征的导演，即是自己作品的作者。这一观念得到了《电影手册》编辑部的支持，并且引发了在制片人大权独揽的好莱坞一些美国电影导演可否称为作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奥托·普莱明格、等导演的作者地位得到确认，与欧洲电影作者等量齐观。1962年，英国《电影》杂志的一批青年影评人和美国影评家分别在英美传播作者论。作者论后来发展为两派：一派认为，导演个性体现在影片的艺术风格及场面调度中，作品一向具有独特风格的导演方可称为作者，而仅有技艺功力的导演只是场面调度者；另一派认为，导演个性体现在作品的一贯主题中，主题一贯、内涵丰富的影片导演可称作者，而仅仅注重风格特征等外在形式的导演只是场面调度者。作者论对于新浪潮与新好莱坞的不同影响分别形成了和制。对于导演资本制的深入研究并应用于新生代导演，形成了。作者论对个性的强调迎合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电影个人化创作思潮和自我表达的需要，成为法国新浪潮电影和西方现代派电影兴起的理论依据之一。作者论对鼓励艺术创新、提高导演的地位、减少制片厂对创作的干扰，起过积极作用，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卓然可见。但是，单纯强调导演个性，盲目赞扬已被奉为“”的人的一切作品，主观断定作者身份，无视时代、社会和历史对作品的影响，也是一种偏颇，称之为“美学上的个人崇拜”。强调了导演的核心作用，加强了对电影实践的指导。而好莱坞的制片厂体制、类型片模式及后来的新好莱坞独立制片是电影产业化的典范。则在电影作者论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导演的完整职能以及与投资人的关系，建立了从新好莱坞、新浪潮到的导演模型和制的应用原则。五十年代，在法国，两大相互对峙，其一是由特吕弗、、与里维特领头的《电影手册》，另外一个是由Bernard Chardère与Ado Kyrou所率领的《正片》杂志。 后者指责《电影手册》不但实行而且支持并为反动观念进行辩护。这促使当时的《手册》确定了一条清晰的编辑准绳并与此折衷主义的指责相抗争。他们因此采用了作者论这一理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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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雨亭记》是北宋文学家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开篇点题，为全文之纲。第二段叙修亭经过，点明修亭之人、时间、地点及周围环境。第二段写久旱民忧，大雨民喜，把修亭与喜雨联系起来，以忧衬喜。第三段离议论于对话之中，进一步说出亭与喜雨之关系。最后一段以歌作结。创作年代北宋文学体裁散文作&&&&者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志1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2；汉武得鼎，以名其年3；叔孙胜敌，以名其子4。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5之明年6，始治7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8于岐山之阳，其占9为有年10。既而弥11月不雨12，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13乃雨，甲子14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15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16庆于庭，商贾17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18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19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20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21。”“无麦无禾，岁且荐饥22，狱讼繁兴，而盗贼滋23炽24。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25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26民，始旱而赐27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28；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29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30，归之造物31。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32，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1][2][3]志：记。
周公得禾，以名其书：周成王得一种“异禾”，转送周公，周公遂作《嘉禾》一篇。
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汉武帝元狩七年（前116），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通鉴考异》认为得宝鼎应在元鼎四年，元鼎年号是后来追改的。
叔孙胜敌，以名其子：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抵抗北狄入侵，取胜并俘获北狄国君侨如。叔孙得臣遂更其子名为“侨如”。
扶风：凤翔府。
明年：第二年。
治：修建。
雨麦：麦苗返青时正好下雨。
占：占卜。
有年：年将有粮，引申为大丰收。
弥：整、满。
雨，下雨。
乙卯：农历四月初二。
甲子：农历四月十一日。
丁卯：农历四月十四口。
相与：汇聚。
贾：指坐商。
忭：欢乐、喜悦。
适：恰巧。
属：同“嘱”，意为劝酒。
禾：谷子，即小米。
荐饥：古人说：“连岁不熟曰荐”，因此“荐饥”意应为：连续饥荒。
滋：增多。
炽：旺盛。
优游：安闲舒适、无优无虑的神态。
斯：这些。
踢：给予。
襦：本意短衣，此处代表所有的衣服。
伊：语助词，无意.
不：通“否”，意为不然。
造物：造物主（即上帝）或指上天。
冥冥：高远渺茫。[1][4]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的事件。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敌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做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有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开酒宴，向客人劝酒而告诉了这件事，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废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里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词说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于是我用它来为我的亭子命名。[3]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1][4]中国封建时代，为官者建亭供游乐本是常事，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位为政清廉，祟尚节俭的官吏，断不会建豪华的丽亭美池。“喜雨亭”不过是一个供休息的场所而已，一个极普通的亭子，然而，苏轼却巧妙地将建亭与“喜”与“雨”联系起来，眼界大开。作者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生发出许多联想，使文章纡徐委备、立意奇特、耐人寻味。苏轼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与人民优患相关联，“亭”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全文以此为契机，写来思路开阔，浮想连翩。通观全文，作者以“亭”、“雨”、“喜”为线索，把优民之所优，乐民之所乐作为旨归，熔铸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文章开始，苏轼即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依次点出“喜”、“雨”、“亭”三字，格调别致，饶有兴味。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解释，暂置悬念，通过讲述三个历史故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月”；“叔孙胜敌，以名其子”，说明这是古己有之，并非虚造，言外之意是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有前例可循。古来圣君贤人尚且遇喜而名物，后人效仿而行，顺理成章。所不同的，只是“其喜之大小不齐”而已。在文章起始一段，苏轼重在破题，立悬念和寻根据，既开新颖之格局，又为后文做了铺垫，是全篇的引子。
第二段，作者依次叙述“亭”、“雨”、“喜”。先叙建亭的时间、经过和目的，而后笔锋一转，又言及“雨”亭。分四个层次来写。首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表明这年春天，正待冬麦返青时，下了及时雨，占卜认为这是大吉，预示今年将要丰收，而后，出人意料，竟“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正当紧要时节，庄稼急需雨水，而天公不做美，月余不见云雨，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心急如焚。过了三个月，“乙卯乃雨”，“甲于又雨”。两次雨水，虽然可缓解庄稼缺水之急，但并未根除旱情，因此，百姓切盼天降透雨。果然，“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甘霖连降三日。旱情顿时解除。“雨麦”之吉，终于迎来了丰收在望的好年景。作者写雨行文的四层，曲折起伏，前纵后跌，兴味盎然，同时也为后文记“喜”做了有力的衬托。喜雨得来不易，上至官吏，下至小民，无不因此而“相与庆于庭”，“相与歌于市”，“相与作于野”，并且“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呈现一派欣喜若狂的情景。寥寥几笔勾抹，一幅万民欢乐图便展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辉，字字如精金美玉。在文章把人们的欢庆推人高潮之时，作者突然调转笔头交待一句“吾亭适成”，字虽无多，其组含却极为丰富深刻。亭成与喜雨同时成为现实，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终于感动“上苍”而得到报偿。另一方而又为亭的定名，垫足了充分的理由，亭的建成，恰是作者身为官吏治理有方的象征。这一段在叙述名亭之意时，句句关乎国计民生，款款忱民之心，充盈于字里行间。
身为凤翔府判官的苏轼，骤然间双喜临其门。欢乐何以表达，唯表“举酒于亭上”进行庆贺。文章至此，似乎可以收束，然而作者又另辟蹊径，于酒席宴上，通过主宾问答来渲染气氛，以便对“喜”进一步的进行阐发。文章先极言无雨之优，目的在于反衬有雨之喜。主客对答情绪热烈，人物情态形象通真。末了，苏轼加以总结，认为官吏个人之喜忧往往与老天有雨无雨相关联。在透彻地阐明其中因由的同时，回应篇首的“志喜”和“不忘”。
文章写完以上三段，作者又迭起一波，“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以昭其喜之浓烈，同时言明个中道理。最后一段这首歌表现出作者两种思想。其一，他视珍宝为寻常之物，轻财重农，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国家兴旺的极本所在。其二，对于大雨连降三日，作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既不归之于太守，也不归之于天子和造物主，只能归之于太空，然而“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唯有归功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毕竟“冥冥”，遥远而不可寻，因而“吾以名吾亭”，以喜雨二字定亭之名。苏轼能够不迷信天子和造物主，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喜雨亭记》一反亭台游记写法的俗套，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交错并用，可谓运笔生辉，出手不凡。古人云：“文章无定法，贵在创新”，苏轼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写作传统。此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即小见大，以无化有”。小亭子的建成并非什么大事，可苏轼却把它与人民“喜雨”的大事联系起来，使本来平凡的新建小亭，身价随之陡增，而定名之事也就非同寻常了。由此可见即小见大。文入二段，作者把建亭，喜雨、定名的经过均己交待，并未马上收笔，而是以设想的宴会河答和“喜雨亭”歌又起波澜，进一步开阔思路，阐述主题。这就笼所谓的“以无化有”。作者丰富的现象力，与上文衔接自然，文笔质朴清新。
此文写法很有独创性。文章开始，开门见山，立即点出喜、雨、亭三字。而后又将这三字拆开，增写成三层意思，用倒写与顺写，分写与合写，实写与虚写多种着笔方式构成文章表现主题。笔法独特，布局精巧。充分体现出作者“随物赋形”，挥洒自如表现主题的写作才能。
苏轼为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篇文章正体现了作者这种写作风格。以写雨致喜最后名亭为例，雨麦占吉、弥月不雨、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丁卯大雨，本是枯燥乏味的罗列，为了说明个中因由，上述交待必须要有，所谓的“行”就表现在这里。没有“乃雨”、“又雨”、“大雨”的层层蓄势，行文不到家，下文展开便没有依托，所以这个过程非有不可。苏轼精于文字技巧，安排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有关“雨”的叙述正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文章需要，该行者自当行，做到这点似乎要容易些。最难驾驭的莫过于“不可不止”。苏文中“雨”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了，如何与名亭相关联，关键在于怎样恰当地选择“停止点”。文中言“雨”而后，又以描写各阶层人民“喜雨”之状继其后，尤其妙不可言的是，“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把喜庆气氛推人高潮。在万民庆贺喜雨降临的浓染之中，苏轼笔锋聚转，信笔带过“吾亭适成”，不仅衔接自然得体，而且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真可谓多一笔则冗，少一笔则亏，已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步。[1][4][2]《》卷十四引楼昉：“蝉脱汗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所谓以文为戏者。”[4]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虞集：“此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涉国政民生大体，无一点尘俗气，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4]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王世贞：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择得数百钧起。此篇与范文正公《岳阳楼记》看来笔力有千钧重。”[4]
⑵“看来东坡此篇文字，胸次洒落，真是半点尘埃不到。”[4]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林次崖：“说喜雨处，切当人情；末虽似戏，然自太守而归功天子、造化，亦是实理，非虚美也。”[4]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钱文登：“一反一正，说尽喜雨之情。”[4]
《》卷十五：“亭与雨何与，而得以为名？然太守、天子、造物既俱不与，则即以名亭固宜。此是特特算出以雨名亭妙理，非姑涉笔为戏论也。”[4]
《》卷十二：“从亭上引出喜雨意，掩映有情。”[4]
《》卷十三：“居官兴建，当言与民同乐。但亭在官舍，为休息之所，无关民生。髯苏却借早后大雨，语语为民，便觉阔大。若言雨是雨，亭是亭，两无交涉，则言虽大而近夸也。此却自喜雨之后，追言无雨必不能乐此亭，是亭以雨故，方感其为亭，何等关系。末忽撰出歌来，而以雨力不可忘处层层推原，皆有至理。不但舍雨之外无可名此亭，亦舍亭之外无可名此雨，把一个太守私亭，毋论官吏、商贾、农夫，即天子、造物、太空，无不一齐搀入。岂非异样大观？”[4]
、《》卷十一：“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4]
过珙《》卷九：“‘吾亭适成’一语，为安顿得体，方雨而亭成，则未雨而始经营此亭，于民为不堪，于时为不宜。于太守为不忍。今却紧接‘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极苦事翻作喜事，最为奇笔。”[4]
余城《》卷八：“以三‘忘’字为经，以八‘名’字为纬，以三‘民’字为骨；就一座私亭，写出绝大关系，伴忧乐同民之意，隐然言外，而又毫不着迹。立言最为有体。然非出笔萧洒，亦安能藏庄重于流丽如此也。的是风流太守之文。彼于篇末以滑稽为讥者，殆未思民归功太守，太守推美于君沃子让善于天沃普美无言。层层正自有至理”[4]
《》卷四十四：“天固妙万物而不有者也，轼故曰‘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也。’虽然，妙万物而不有，万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于是大善，而岂区区焉，斤斤焉，饰貌矜情，以谐媚君父，矫诬上天云尔哉？轼斯记也，几于道矣。而茅冲谓之滑稽，储欣谓之浅制，沟乎高言，不入于众人之心也。”[4]
《》卷六十九：“志不忘，是名亭主意，即是通篇命意，作者分明点出。”[4]（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苏轼[5]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号，年）进士。曾上书力言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时任，曾出知、，官至。后又贬谪、。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弟合称“”。其文纵横恣肆，为“”之一。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等。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很大成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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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简介
→ 《骆驼祥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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