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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危机的中国人:挺过去就是一个新明天
来源:新华网 选稿:方翔
　　东方网3月12日消息：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当前举国关注的热点话题。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波及我国诸多行业、诸多人群。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抗争，关注这些典型人物的典型故事，看看他们抵抗危机的信心、勇气、智慧和作为，足以鼓舞我们迎难而上，共克时艰。他们虽是一个个普通人，但他们的精神却让我们看到了抵抗危机的大写的中国人！　　张国华：危中求进昆山人
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　　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昆山市，其经济外向度高，因此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就大。这场仍在蔓延的金融海啸究竟给昆山的决策者们带来怎样的压力，收获怎样的认识，采取怎样的行动？市委书记张国华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危中求进，把危机当课堂来学。　　曾作为苏州“小六子”（发展排在第六位）的昆山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昆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而这里优越的发展环境更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企业。据张国华介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50多家落户昆山，昆山台资企业占苏州的1/2、江苏的1/4、全国的1/9，昆山去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600亿美元。　　高度的开放让昆山离世界很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昆山同样离“震源”很近。昆山要比全国早一个季度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4月、8月、11月昆山经历了三次“数字大跳水”，而每一次剧烈的变化都让张国华的心情受到撞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让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也预示着巨大的挑战拉开了大幕。　　张国华似乎不大愿意提及这几个月来心里的承受之重，他把话题从最近的一次出国感受说起。2月中旬，张国华带领几个人用一周时间到韩国、日本招商。他说，多次出国推介昆山，而这一次感受最深刻。很多知名的外国企业高层管理者主动与从中国来的招商团接触，他们急切想知道包括昆山在内的中国各地政府抗击金融危机的信心。这一次招商活动，无论是住宿还是出行，都受到了格外的礼遇。　　“在出国过程中，我切实感知到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创伤，也切实感受到世界目光对中国的关注。”张国华说，金融危机考验着决策者的判断和智慧，而昆山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验中如何交出自己的出色答卷，无时无刻不考验着自己和决策团队的意志。　　当发展的形势让人看不懂时，张国华选择了“以企业为师”。他说，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除了开会外，几乎天天往企业跑，因为从企业那里能够获知更多的信息，从企业家那里可以感知市场的冷暖，不仅自己下企业，还把机关里的干部都“赶”到企业里去。“机关里难以感受到金融危机的‘震级’，机关里想不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点子来。”张国华这样告诫自己的同事们。　　在调研中决策。张国华说，昆山在发展上先行一步，而这一步是见风雨、长见识的一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昆山GDP增幅创纪录地跌至14.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甚至下降2.7%。但这恰恰是昆山触底反弹、赶超先进的开始。　　“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昆山现在的经济基础、产业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昆山的地缘人缘商缘优势仍在，产业配套优势仍在，企业生产能力仍在，市场基本需求仍在。”张国华说，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抓招商就是抓投资，抓出口就是抓增长，抓增量要把握质量，调存量要把握节奏。　　张国华坦言，在金融危机影响突然到来时，心中多少有些发慌，虽然自己积累了不少经验，可毕竟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但昆山多年的发展毕竟形成了较强的抵御风险的实力，加上多年“以世界为师、走自己道路”的历练，昆山有自己的底气！　　昆山的办法直接而有效。比如财政给企业垫付2000万元电费预付金；由市财政注资2亿元成立非盈利性担保机构，为成长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推动银企合作，授信额度达到24亿元……　　积极应对必然有积极回报。张国华说，昆山近期的发展指数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昆山全口径财政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和6.2%……　　一从国外回来，张国华就立即到企业去调研开工情况、订单情况、用工情况。当得知企业开工率几乎达到100％，春节后没有一家企业倒闭时，他的心情舒展了一些。张国华还说出了一个细节，他只要得知有客商到昆山采购“大单”时，自己就主动要求请客商喝咖啡，这看上去是件小事，但坚持去做的目的是想让客商对昆山更多一些信心，把机会留给昆山的企业。　　昆山本地人口69万，外来工达到100万，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中，外来工就业问题在张国华的心头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么多人带着希望来到昆山，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失望。保住企业，就是保住外来工的饭碗，因此要发动更多的企业联手共克时艰。　　经济形势越不明朗越要抓稍纵即逝的机遇，做到危中寻机，危中求进。张国华告诫全市干部，要强化时间观念、进度观念、效率观念，政策要快落实、工作要快上手、项目要快推进、矛盾要快解决，尽一切努力争取时间、争取主动。(记者郭奔胜)　　邱智铭：从制笔大鳄到文具服务商
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　　“去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智铭对记者感慨地说。　　贝发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制笔企业，传统的销售市场在欧美。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贝发集团首当其冲。去年下半年，欧美市场的订单下跌了20%，整个2008年度的出口额下降了10%。　　但是邱智铭应对沉着。“这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北京奥运会的演练和准备。”　　借力奥运　　2006年，贝发集团成为北京奥运会文具类商品独家供应商，公司开始了品牌经营之路。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邱智铭说，以前我们对品牌的认识比较肤浅，以为品牌就是产品的名称，贴个商标就可以了。　　贝发集团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在产品上贴了个北京奥运商标就出售，结果市场不认账，产品卖不出去。国际奥委会有关官员也提出了批评，说奥运赞助商不是简单的贴牌生产，要中国企业向雅典、悉尼奥运赞助商学习。　　“北京奥运会官员把我们找去开会，商讨解决的办法。”邱智铭说，我们才知道北京奥运宣传的是中国文化，要体现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精神。　　邱智铭“脑瓜一下开了窍”，设计并推出了老北京、鸟巢、和谐之旅等系列化的奥运笔，均为精品、限量版，一问世即广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其中和谐之旅笔被国家博物馆收藏，鸟巢笔被奥组委定为礼品，赠送各国贵宾，还获得了奥运会创新奖的最高奖项――红星奖。　　转型升级　　然而光有制造还不够。在邱智铭看来，企业有硬、软、巧三种竞争力。　　“贝发集团现在年产各类笔20亿支，生产线都是从德国、日本、瑞典等国进口的最新设备，硬竞争力已居全球一流水平。”邱智铭说，但我们在营销、渠道、管理等方面的软竞争力不够，中国制笔业的人均年产值为1.5万美元，贝发集团是4万美元，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仅为人家的一半。　　而更为缺乏的是打造产品供应链、整合上下游产业的巧竞争力。巧竞争力用的是智慧而不是资本，是资源互补、强强联手、合作共赢。“这方面贝发集团才刚刚起步，北京奥运会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邱智铭说。　　贝发集团是北京奥运文具类商品的惟一供应商，需要采购供应120多个品种、300余种规格的各类文具办公用品。文具业是贝发的短腿，怎么办？邱智铭联络了国内8家纸品厂，携手北京奥运物流商，成立了奥运文具现场服务中心，负责文具的物流、配套、保障，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邱智铭说，要成为优秀的服务商，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还需要品类齐全，服务周密，更需要网络化、信息化的支持。“从制造商到供应商、服务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危中寻机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邱智铭正在加快转型的步伐。　　“以前我们做外贸，一个货柜仅装一种货，货物抵达后，由下家客户拆零、分拣、配送，现在这些活全由我们包了。”邱智铭很自信：“公司按订单把货物搭配好，分送各个店铺，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终端客户对我们的依赖性。甚至有些国外大采购商将其采购体系与贝发的供应体系直接并轨，双方从客户关系上升到合作伙伴，这都是公司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气象。”　　在当前形势之下，邱智铭谈得更多的是机遇。“目前，国际市场存在三大机遇。一是行业大洗牌，中小文具企业处境困难，陷于关停并转，这就给贝发集团等优势企业带了新客户。二是国际市场触底反弹。去年以来，欧美客户为减少资金压力，降低库存，大量抛货，现在已有部分商品紧缺，急需备货‘补单’。三是国外商家为节省成本，改变采购方式。如大采购商沃尔玛不仅采购我们的笔具，还委托我们采购办公用品、学习用品等文具。”　　基于当前的形势，邱智铭认为：“2009年，贝发集团比上一年增加10%的出口额应无大碍。”　　至于长远目标，邱智铭同样显示了他的雄心：“我们将实施‘个十百千万’战略，即将国内有制造优势的文具产品和企业整合起来，打造‘一个产业、十个品牌，百家企业，千家分销和万家终端’的扁平化发展模式，使贝发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制笔基地和文具服务商。”（记者郑黎）　　徐焕明：应对危机是“大考”
绍兴县委书记徐焕明　　“感觉就像是半夜醒来发现着火了，往哪儿跑都不知道！”回忆起几个月前的情景，绍兴县有的干部至今心有余悸。　　去年，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让绍兴县的一些企业遇到了难题。　　日华联三鑫突然停产。华联三鑫资产规模达100多亿元，展望集团和加佰利集团是实际经营控股方，而另几家大型企业又为华联三鑫及展望集团提供了巨额担保。金融危机的风声鹤唳，让各大银行、企业债权人纷纷赶往绍兴收贷，资金链条越绞越紧。　　此前，拥有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印染”的江龙控股集团，已经陷入困境，并于10月4日突然停产。　　当时，绍兴一下子进入了昏天黑地的感觉，意外，惊慌，迷惘充满了大家的心头。无疑，这对绍兴县委书记徐焕明，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　　作为全国经济十强县的绍兴立于纺织，兴于外贸，全县以纺织业为主，外贸依存度达到110%，出口依存度达到75%，国际市场出现问题时，绍兴县首当其冲。尽管徐焕明已有心理准备，但当金融海啸来临时，绍兴县遭遇到的冲击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浙江省政府一位领导说，金融危机浙江受影响最大，而在浙江绍兴地区影响最重。　　徐焕明坦承，政府不但要面对突然失业的工人的稳定问题，还要面对这些企业的金融风险，像华联三鑫与其他重点骨干企业互相担保，形成巨大的担保链，严重影响了相关联的企业，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绍兴县的经济安全。更致命的是，由于担保链的影响，一些异地金融机构开始抽贷、惜贷，影响了整个县域经济的金融环境。不少企业和基层干部感到了恐慌，信心遭遇空前打击，有的甚至说，一旦处理不好，绍兴县的经济将倒退10年至15年。　　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快速反应，要敢于负责。对此，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统一思想，明确要求。当全国上下都在欢度国庆的时候，绍兴县委、县政府却沉浸在一派紧张的气氛之中，县领导干部们在商讨对策中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国庆节。　　在最初的慌乱稳定下来后，更多的解围举措开始出现。徐焕明和绍兴县其他领导在最短时间内决定，一方面向上级汇报，寻求支持和帮助，一方面立足自身，提出“两保一严”的企业解困工作基本思路。其主要内容是，全力保持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确保安全生产，确保金融秩序稳定；全力保护生产能力，最快速度推进依法重组，千方百计恢复和维持企业正常生产。同时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去年10月7日凌晨1点半，徐焕明与分管副县长一起赶到江苏华西村。如此星夜兼程，为的就是尽早与华西集团商量华联三鑫的重组。而县里另一位领导带领的工作组也迅速赶往深圳，与华联集团商议重组事宜。　　由于超常规工作，仅一个月时间，华联三鑫完成重组，企业恢复正常生产。而另一家龙头企业江龙控股也通过清算式重组方式，不到两个月时间，落实了四家重组企业，目前已经大部分恢复生产。　　为了应对困难，绍兴县成立了由有关县领导带队的多个工作小组，对困难企业进行解困帮扶服务。绍兴县一位干部说，去年9月底到11月份，绍兴县行政中心每天晚上灯火通明，县里领导都在开会商量对策，没有休息过一天。“我以前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跑过那么多银行，有的要去好多次，告诉他们，我们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绍兴县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寻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经过努力，一些企业的贷款额度又逐步恢复了。”徐焕明说。　　经过一系列的解困、重组和提升信心举措，绍兴县的经济开始趋稳，企业和金融单位的信心回升。今年开春后，绍兴县的企业生产稳定，开工率超过95%，日用电量、供热量等指标已超过去年单日平均值，日排污量目前已达到2007年印染行业最好时期水平；金融机构重新正常放贷，经济血液供应逐步恢复……　　“没有中央政策及上级的大力支持，绍兴县企业解困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阶段性成效。”徐焕明说。而对于绍兴县的企业解困工作，浙江省一位主要领导在实地调研时说，绍兴县的努力表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高度负责的政府。　　尽管形势有所好转，但绍兴县委、县政府并未喜形于色。徐焕明说，下一步金融危机的影响到底如何还需要观察，但不管如何，对于绍兴县自身来说，关键是练好内功，必须抢抓机遇，以凤凰涅的精神，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县域经济真正步入科学发展轨道。（记者裘立华）　　两位“金领”：要在危机中把握良机　　这是一群被人称为“金领”的人。在经济上升周期，他们笑傲江湖，承接着人们羡慕的眼光。危机来临后，他们又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感受到彻骨的寒意。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怎样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心态？对于未来，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希望和等待？　　冷静蛰伏
伺机而动　　2000年，读完博士不久的王香奇联合几位同道中人，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基金资讯服务类网站――中国基金网。　　熬过那几年熊市的低迷之后，王香奇迎来了创业路上的第一轮艳阳。凭借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一波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广告客户和会员数呈现爆发式增长，网站流量激增，从而奠定了其在国内基金专业资讯服务商中的领先地位。　　2008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让王香奇和他的中国基金网遭到了冲击。“当时我们刚刚计划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准备大干一场，可春节过后股市开始持续下跌，基金销售遇冷，网站的流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王香奇回忆说。　　在基金行业浸淫多年，王香奇敏感地意识到，熊市已经不期而至。他果断地停止了新增项目，调整网站发展战略并压缩业务规模。依靠过去两年的积累，他和中国基金网艰难地挺过了金融风暴第一波。　　在网站流量直线下降、基金公司无心继续投放广告的情况下，中国基金网坚持不裁员、不减薪。“巨大的经营压力让我和同事们都添了不少白发。”王香奇说，“虽然经营状况大不如前，但比起那些在高潮期盲目扩张而在衰退期应声倒下的同行们来，我们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对于王香奇来说，低迷的2008年显得特别漫长。不安于现状的他还是利用这段“蛰伏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政府的应对方略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去年国庆长假他回老家考察，发现受惠于政府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当地百姓，不仅生活态度乐观积极，更对提高生活水平充满希望。而对网站会员财务状况的调查也让他看到，虽然投资者大多严重被套，但他们手中仍然有较为充足的积蓄，只是对于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担忧，让他们不敢追加投资。　　充分的调研让王香奇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率先复苏有了“底气”。于是，他决定重新上马新项目，丰富网站的服务功能，提高对网站用户的针对性增值服务。　　凭借在2008年的收缩防御，风格稳健的中国基金网赢得了更多用户的信任，网站人气开始回升。今年新年伊始，随着沪深股市持续反弹，新基金发行再次火爆，网站的广告投放也迅速增加。为此，网站新增了项目部，为投资者提供分类别的增值服务，以继续扩大其在业内的领先优势。　　“眼下，我们正在接受高新技术企业评审，拳头产品也已经通过国家著作权登记。作为创新金融服务企业，有关部门正在指导我们申请创新基金。”王香奇乐观地表示，政策扶持会让中国基金网在安渡危机之后，迎来一波更加快速的发展。　　“老师”倒下去　　“学生”挺过来
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程文卫　　刚过不惑之年的程文卫，南开大学博士，现任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作为业内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资深人士，程文卫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早在2007年底就嗅到了金融风暴前的丝丝“咸味”。在众多同业中，宏源证券率先看空全球经济和股票市场，这让他们的客户在此后Ａ股的持续大幅下挫中得以规避大部分的风险。　　不过程文卫坦言，对于证券公司及证券分析行业来说，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远非降薪和裁员那么简单。对于金融风暴的严重程度，他还是有些“估计不足”。　　“对我们来说，国际五大投行的相继倒闭意味着曾经的‘老师’倒下了，曾经奉为圭臬的方法论也不再是笃信不疑的圣经。”程文卫说。不过他认为，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面前的天空更广阔了，我们可以去探索更具普适性，也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程文卫看来，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如同活生生的教材，让亲历其中的人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并因此提升继续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在不经意中成了‘幸运儿’。”程文卫说。　　更让程文卫感到幸运的是，同样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宏源证券，并没有因为公司面临的经营困境而放缓对研究所的充实和建设。这让程文卫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如何带领自己的团队安然渡过危机，进而借助危机脱颖而出。　　“我们的看法是，全球经济和股市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呈现一种震荡筑底的走势，新的产业和企业比如新能源领域将在这个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力量。”程文卫说，“作为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行业信息、产业信息、企业信息数据及品牌等方面的定量分析，挖掘、发现企业价值，并与公司其他部门共同合作，采取多种营销方式为广大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让他们真正分享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及经济成长的收益。”　　在形成这样的判断后，程文卫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了。一方面，他抓紧在团队中完善管理理念、理顺服务流程，督促研究员们加大调研力度，以便“挖掘”更多具有潜质、值得向客户推介的公司。另一方面，他招兵买马，“逢低吸纳”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实现他带领研究员们向一流证券研究所迈进的目标。　　“引用一句时下最流行的话，就是要化危为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良机。”程文卫说。 （记者
潘清）　　邓志兴：“挺过去就是一个新明天”
　　资料图片：在劳动力市场，返乡农民工在招聘会上与用工单位代表洽谈。新华社发（叶胜利
摄）　　2月18日，重庆冬日里难得的艳阳天。下午四点刚过，42岁的邓志兴守在亲戚家的副食摊前，招呼着顾客。离副食摊点不到50米的地方，是重庆农民工子女定点接收学校之一――江北区猫儿石实验学校。几天前，邓志兴将女儿和儿子送到那里读书，一千多元的学费令他心疼不已。　　帮助亲戚守摊，是邓志兴最近作出的无奈选择。副食摊上零散堆着各种糖果、八宝粥、麻辣串等。没有顾客时，邓志兴总是不由地将视线集中到对面那个散乱的垃圾山上。山上有几只流浪狗，在翻捡着垃圾。　　“这地方，雨天一地泥，晴天一身土，垃圾发酵的味道也不好闻。”邓志兴告诉记者。因为旧城改造，邓志兴所在的重庆江北区新胜村年底前必须完成拆迁。现在，这里进车的路已经被施工工地占去一半，多数居民楼已经搬空。即将被拆除的临街商铺，停了生意，摆上方桌，成了临时的麻将馆。邓志兴指着垃圾山后面一栋四层的筒子楼说：“春节刚过，我家就搬到那里住了。”　　邓志兴一家住在四楼，一室一厅的小屋。虽然外面阳光明媚，走进屋里却感到潮湿阴冷，桌子、床、椅子――除了日光灯管，屋里没有电器。因为要拆迁，和邻居一样，屋主已经将窗子拆除，邓志兴买了新的铝合金门窗装上。“堂客在不远处的干洗店找到工作了，一个月700多元。”邓志兴说。　　邓志兴是四川广安人。最近的7年间，他和堂客明素芳带着儿女，一直在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一家砖厂打工。春节前，砖厂减产，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在女儿领了考试成绩单后，邓志兴恋恋不舍地举家返乡。春节过后，在重庆的亲戚邀他们一家过来，考虑到亲戚家旁边就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定点接收学校，邓志兴带着堂客和孩子在正月初七赶到了重庆。　　“现在的生活和江苏真是没法比”，邓志兴怀念着在江苏砖厂打工的日子。夫妻俩是脱坯、装窑、出窑的熟练技术工人，坐在家里，找他们上班的电话接连不断。两人每月的收入都在3500元以上，房租、水、电、气都不用交费――“不交钱就等于是赚钱啊”，邓志兴说，他还在房前屋后养鸡养猪。　　女儿邓佳（化名）在班里成绩第一，儿子邓磊（化名）也很听话。打工挣来的钱让他们在广安老家修了一栋两层的新房……随着周围的砖厂减产或停产，夫妻俩的收入开始减少，异乡的生活有些艰难。妻子先辞工返乡，农历腊月廿六，邓志兴带着两个孩子，从太仓经南京、合肥、西安辗转3天花了3000多元路费回到广安。　　真正的危机感，从正月初七在重庆找工作时开始。邓志兴在江北区的工地上找工作，也尝试做小买卖摆个菜摊。因为工地都在裁减工人，邓志兴一个星期都没寻到工作。不得已，他这个熟练的制砖技术工到修路的工地打杂。　　“一天做足9小时，8天半挣回500元”，邓志兴叹息着，“几年没做过扛石板的累活了。”在记者找到邓志兴的前一天，工地以要不了那么多杂工为由，劝邓志兴回家，闲不住的他开始帮亲戚守摊。　　“这不是失业”，令记者意外的是，邓志兴并没有沮丧，“这样的不顺利，生活里常有。”邓志兴解释，因为刚刚更换了务工的城市，所以暂时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只要肯做，就不会找不到活干。邓志兴为此还拿自己的堂客作为例证――堂客比自己年龄大，又是女人，还不是在“家”附近就找到了工作？不但能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工作环境也比砖窑干净、安全。　　不过，为了应对暂时的收入下降，全家还是缩减了开支，但邓志兴觉得应该花点小钱把房子装点得温馨一些。指着“家”里简单的家具，邓志兴说，准备买盆绿叶子的花摆上，或者再稳定一阵子后，换个鲜亮的窗帘、床单。　　邓志兴拉过女儿邓佳：“孩子读书能读到什么程度，我就一定供他们到什么程度。”虽然收入少了，邓志兴对儿女的“奖学金”制度没有改变，还是考95分就奖励100元现金。　　带记者离开房间时，乐观的邓志兴说出找工作的标准：“月收入一定要1000元以上。”他点燃一支烟，眯缝着眼睛，显得很有信心：“四川那边地震灾区不少砖厂开工了，有工友打电话让我去，收入也不差”，他顿了顿，“太仓那边一家砖厂就要出砖了，昨天夜里十一点，还有老板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去。我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挺过去就是一个新明天！”（记者茆琛）　　陈岚：到欧盟总部讨公道　　对于陈岚而言，2008年称得上是“周游列国”年。金融危机的海啸卷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沙，身为一家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她和同仁四赴欧盟总部，努力为会员企业讨公道。　　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紧固件发起反倾销调查。浙江嘉兴紧固件产业出口交货值约占全国同类产品的1/5，自然首当其冲。陈岚担任秘书长的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协会除了积极组织企业应诉之外，还派出了抗辩团队。　　日，恰好是元宵节，抗辩团启程赴欧。抗辩团由协会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翌日抵达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商务部驻欧盟使团的帮助下，4名代表拜会了欧盟委员会反倾销处的全体成员。　　赴欧抗辩基本上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生活，经常是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休息，而欧委会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布鲁塞尔上午又经常堵车，抗辩代表一般都要早9点出门。由于7个小时的中欧时差，他们必须黎明即起与国内联络，此时，嘉兴正是午后。　　这样的抗辩活动在2008年共有4次，其余3次分别在5月、9月和11月进行。每次赴欧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在一周时间里，白天要四处拜访相关人员，夜里还要准备材料，商议应对策略，有时还要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陈岚告诉记者，他们一行要游说两组反倾销官员，一组负责倾销调查，一组负责损害调查。欧盟拥有法律健全、机构完整、经验丰富、运作高效的反倾销机制，是各国反倾销调查的行家。在这些行家里手面前，抗辩团员努力阐明中国企业的立场，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主要讲了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我们输欧紧固件产品与欧盟产品并非同类；第二，我们的企业追求自由贸易，希望与欧方实现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第三，我们的企业都是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展经营。”　　经过不懈努力，抗辩团看到了一线曙光。在去年7月24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各位代表一致同意对从中国进口的紧固件产品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并表示将对我抗辩中提出的异议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再确定是否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胜利，决心趁热打铁。”好消息接踵而来。去年9月，欧盟打破了20多年来反倾销调查中“原被告”不见面的“背靠背”传统，为中国紧固件反倾销举行了一个“面对面”的对抗性听证会。“听证会有起诉方、应诉方和利益相关方三方人士60多人参加，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抗辩机会。”　　而欧盟之所以一反常态举行“面对面”听证，陈岚认为，这与中国政府的推动是分不开的。“5月份第二次游说时，商务部相关官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作为地方性的行业协会，有了国家的支持，我们抗辩的腰杆就更硬了。”　　但最终的结果令人失望。今年2月1日欧盟理事会公布了最终裁决，向中国紧固件出口企业征收为期5年的77％～85％的高额反倾销税。这意味着中国紧固件产业将失去欧盟这第一大出口市场。　　反倾销裁决“前恭后倨”的背后，是贸易保护主义作祟，而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正是蔓延到欧洲的金融危机。陈岚说，“初裁时欧委会的判决显示出谨慎和犹豫，据了解欧盟内部争论也很大，而终裁则显得强硬无理。”正是在初裁和终裁的半年时间内，金融危机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　　“但是初裁到终裁的半年时间，也为我们赢得了调整的机会。”陈岚说，这半年时间，许多企业都有“狼来了”的紧迫感，有的转战俄罗斯、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有的则积极开发内销市场，比如协会会员企业晋亿实业就积极投标国内的高铁工程。　　“我们能到欧盟游说，本身就体现了协会的实力，也向欧盟方面显示出我们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保护自身利益的信心和能力，中国的企业和行业要积极充分地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被动应对。”　　目前，新一轮的较量已经开始。陈岚告诉记者，协会正请求中央政府向世贸组织上诉，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来解决中欧双边贸易争端。另一方面，此次反倾销调查中，有两家欧资在华企业获得了零税率，而他们在欧洲的母公司则是反倾销的原告。因此，协会也在组织企业搜集相关证据，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起诉对方。（记者冯源）　　生活困难者：“日子再难也要过下去”
重庆举行社区低保听证会，居民在进行投票
资料图　　王万渝是山城重庆下岗职工中的一员，38岁的他已经下岗6年了。曾经工作的重庆棉纺一厂倒闭后，由于身体不好，王万渝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现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找一个像样的“饭碗”对他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好在，他和8岁的女儿都有“低保”，每月520元的低保金成了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　　“这些钱每一分都要精打细算才能把生活维持下去，日子再难也要过下去啊……”他说。　　危机加剧了困难　　群众的“生存焦虑”　　王万渝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区土湾街道，辖区内有10个大中型破产企业，是重庆著名的下岗失业人员聚集区。　　从城市主干道一进入土湾街道破产企业宿舍区，时光就如同一下倒退了10年。污浊阴暗的巷道，沿山坡层层叠叠的房屋，上个世纪60年代的红砖“筒子楼”是这里的典型建筑；狭窄的街道上十分冷清，除了拉客的“摩的”外，偶尔能看到黄色的出租车驶入这些小巷。　　记者来到土湾街道京华苑社区居委会旁边的一栋“筒子楼”内，走上昏暗的楼梯，踩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板，行走在这栋破旧楼房内，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王万渝父女俩挤在10余平方米的小屋中，木质楼板已经腐朽出空洞，可以直接看到楼下住户的房间。由于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高峰时使用要排队。　　像王万渝这样的下岗职工在土湾街道十分普遍。金融危机从各个角度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他们对现在，对未来充满焦虑与担忧。国家经济上、宏观政策上的哪怕一点点变化，甚至物价涨几分钱，都会打乱他们脆弱的生活，让他们感到难以承受。　　1年多以前，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搞优惠活动，土湾街道不少居民前去抢购，结果发生踩踏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31人住院治疗的悲剧。事后，曾经参与抢购的一名下岗职工对记者说，一桶油便宜14元钱，对于一般市民来说无所谓，但对于土湾的困难职工来说，就相当于省下了全家人两天的生活费用，所以，不少人早上5点就去排队。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要关注民生　　接受记者采访的下岗职工表示，让他们感到温暖的是，最近以来，低保标准已多次提高。现在，重庆城镇低保提高到了每人每月260元，如果按一家三口吃低保计算，每月将有780元的收入，再加上“低保户”可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优惠政策，大体上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　　春节前，王万渝等拿到了政府分发的食用油、大米等“礼包”。据介绍，截至日，按照1月份实际保障人数，重庆市共向196.73万名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中央和市级一次性生活补助32318.3万元（中央一次性生活补助25308.93万元，市级送温暖7009.38万元），人均发放164元。　　接受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城市困难居民认为，最渴望能捧上一个结结实实的“饭碗”。他们热切盼望地方政府真正下力气促进就业，努力改善就业环境、开掘就业岗位。　　“现在最着急的就是女儿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工作。”重庆渝北区龙脊新村社区居民老李说。　　“子女能够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成了一家人的希望。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参军了，曾经当过兵还负过伤的老李高兴了好一阵。“儿子工作了，有出息了，做父母的怎能不高兴呢？”今年7月小女儿也将大学毕业，这个独立自强的女孩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跑工作的事，参加各种招聘会，跑了不少地方，至今还在努力着。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说，教育是社会底层人士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人群越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　　“我们做父母的光着急也帮不上忙。听说政府‘埋单’，为孩子们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心里有底了。”老李说。　　大学生就业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是政府关怀民生的重要体现。重庆市规定，毕业后6个月仍未就业的大学生可享受下岗失业人员的有关优惠政策。重庆计划2009年建见习基地，使接收毕业生规模达到5000人。同时提高补贴标准，从每月150元提高到每月500元。　　老李也觉得：“虽然现在找个好工作难，但是对于各行各业来讲，还是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去充实，我相信年轻人只要勤奋和努力，一定能在社会找到立足之地，我对女儿有信心。”（记者　黄豁）　　杜启舟：危机中，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鲤鱼岩屯，返乡农民工曹向艺和他的妻子上网研究铁艺家具制作新工艺。　　曹向艺从1998年开始在福建某铁艺产品公司打工，2008年10月回到家乡。今年初，他筹集2万元起步资金，组织6名返乡农民工办起铁艺家具厂，生产花架、圆桌等铁艺产品，凭着学到的手艺在家乡创业。新华社发（龙涛摄）　　“一年前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来料加工的模式前景不妙，如果不是金融风暴刮到中国来，我很可能会因为说过这样的话而被人骂得很惨。”杜启舟平静地对本刊记者说，“后来有些报道说我要转行，这是误解，我要多元化经营才是真的，应对危机就得以变应变。”　　杜启舟曾经是打工者，数年前白手起家、创业开厂，如今是一家有100多名员工的鞋厂老板。在广州市番禺区，杜启舟是个名人，他获得过番禺区首届“十佳外来工”称号，也是列席今年广东省政协会议的农民工代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他和他的企业怎么应对呢？　　打工八年再创业　　杜启舟的工厂位于珠三角工业重镇――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当记者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赶到这家工厂时，杜启舟正站在二层办公楼的阳台上微笑着向记者招手。走进工厂，可以瞅见一层的车间依然忙碌，30多名青年男女正坐在流水线旁边紧张地装配鞋子，尽管这天是周六。　　15年前，杜启舟放弃了老家一个医疗门诊室主任的职位，只身一人从陕西来到番禺，这个西安医科大学汉中分校毕业的高才生从此变成外来工。杜启舟解释说，在老家时工资低，家里困难，他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只有另寻门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实在很难做出这个决定，离家前整整想了三天三夜没睡觉。”　　刚来广州那会儿，杜启舟才90多斤，身材又瘦又小，文质彬彬，工作很难找。“后来台华鞋厂的老总问我，搬运工做不做？我答应了。”这样的打工生活持续了8年，杜启舟笑称这是“八年抗战”。　　2002年，杜启舟从亲戚那里借了一笔钱，再加上打工存下的积蓄，做起咖啡食品、鞋业等来料加工贸易，并很快赚到第一桶金。但是，在商海中沉浮多年的杜启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生产模式潜伏的危机。　　杜启舟告诉记者，在一年前，企业的成本就已经上升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黏合鞋面和鞋底用的胶水2007年初50元一支，2008年中就已经涨到了150元，涨了两倍。”那时的他已经意识到，来料加工企业一旦因海外订单减少、国外市场萎缩，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关停并转。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危机还是来了。杜启舟说，他的制鞋厂目前勉强“不赚也不赔”，有订单可做已经是万幸了。　　多种经营应对危机　　愁上眉梢的杜启舟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企业？　　做品牌？杜启舟的瑞兴鞋厂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品牌，但他对鞋厂的品牌之路抱谨慎态度：“品牌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就更难把品牌做强做大了。”转内销？杜启舟确实在关注国内市场，但他并不认为鞋类市场存在很大的消费需求，因为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　　杜启舟决定多元化经营。去年，杜启舟在石楼开了一家川菜馆、一家咖啡馆、一家湘菜馆和一家西餐厅，他希望到餐饮市场去寻找新的利润空间。最近，杜启舟正在筹备开一家贸易公司，从事化妆品和红酒进口生意。他还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去参观了这家还在装修的公司，在尚未完工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澳洲干红的资料。他对记者说：“如果你再过一个月来石楼，就会看到这里已经开张了。”　　“在广州最边远的小镇上，开西餐厅和咖啡厅有生意吗？”记者问。杜启舟笑着回答：“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镇，一年后这里肯定大变样，别忘了亚运城要建在这里，石楼很快就有三甲医院，还有全智能化服务的学校，我开的餐馆不会缺人气的。”　　做过打工者、现在是企业家的杜启舟特别期望在金融危机面前，员工能和企业一条心，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渡难关。“当然，企业首先要给员工树立信心，要关心员工。”杜启舟还告诉记者，“近期政府出台了不少帮扶企业的措施，比如不收暂住证费用，取消工商管理费等等。抵抗金融危机，政府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谈到这里，杜启舟略显犹豫，一阵沉默后，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希望各有关部门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保企业就是保就业。毕竟，我们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啊！”（记者詹奕嘉）　　安公哲：“只要肯努力，就会有出路！”　　2月22日，春节后早早外出求职的安公哲又从浙江宁波二次返回了江西宜春的农村老家。回到家的安公哲，打定了今年的主意：“外面工厂的活很难找，今年不出去了。”　　今年23岁的安公哲是宜春市袁州区新田乡的农民。3年前，安公哲高中毕业，在老乡的介绍下外出打工，几经辗转，在浙江宁波的一家模具厂揽了一份操作工的活。在模具厂，安公哲每天上班8个小时，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从去年9月份开始，安公哲所在的模具厂订单越来越少，后来由于订单过少，厂里索性提前放假，元旦后就让一部分工人回家等通知上班。　　“其实我们农村出来的人，不怕干活累着，就怕没事闲着。”安公哲说，回家后每天没什么事做，成天这里看看，那里转转，总觉得心里空得慌。　　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没等过元宵节，按捺不住的安公哲未等老板通知，就匆匆踏上了回宁波的路。到了厂里安公哲发现，很多工人都没有来，在厂里上班的也是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少了一大截。　　为了再找一份踏实点的工作，安公哲抽空多次跑到厂子附近的人才市场去转悠。情况实在不乐观，安公哲发现好一点的工作，几乎都是人多岗位少。一次次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安公哲选择了二次返回家乡。　　安公哲一家四口人，在家他是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家里的农活都是父母和哥哥干，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很少回家，干农活实在不在行。在与记者交谈时，安公哲谈起自己的打算：种田的收益还是比较低，现在就业的第一选择还是想在附近的工业园区找一份工作。　　在外闯荡几年后，安公哲越来越认识到“技能是第一生产力”。“现在找工作最缺的就是技能。”安公哲告诉记者，3年前到浙江宁波打工时，因没有技术，自己吃尽了苦头，后来特意花了几百元钱学了制作模具的技术，有了技术，工资也高了许多。　　2月23日下午，也就是回家的第二天，安公哲就迫不及待地从乡下跑到位于宜春市火车站旁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找工作。服务中心里的屏幕上不断滚动播放着招工信息，但是由于宜春的模具企业很少，安公哲发现在外花钱学到的制作模具的技术一点用不上了。没有了其他技术特长，加上一些企业招工都要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安公哲一时犯了难。　　正在安公哲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交谈的时候，宜春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李俊春闻声走了过来，听说安公哲刚从宁波二次返乡，李俊春忙拉着他在中心的接待室坐下。在攀谈中，李俊春得知安公哲现在最盼望的就是能学点技术，现在找工作是别人挑他，有了一技之长，他就能挑工作，选择的空间也会大些。　　“安公哲的愿望是许多农民工的心声，也是劳动就业部门工作的重点。”李俊春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宜春的返乡农民工日渐增多，为妥善安置安排返乡农民工，宜春市委书记谢亦森要求劳动保障部门“一个不漏地掌握返乡人数，一个不漏地询问就业意向并给予帮助，一个不漏地组织转岗培训。”　　去年以来，宜春市把返乡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培训范围，通过发放培训券的办法，结合工业园区用工需求，培训提升返乡农民工技能。李俊春特别嘱咐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安公哲的个人情况，并表示下一步将根据他的就业愿望和需求组织针对性的培训。　　经历这次春节后匆匆外出找工作，半个多月不得不二次返乡，安公哲显得成熟了许多。“做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看一步，再走一步。”现在，安公哲把自己找工作的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2000元降到了1000元。　　对于调低工资，安公哲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记者，自己原来在浙江上班一个月能拿2000元工资，但在外面打工样样要花钱，开销挺大，一个月下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而在家附近找个工作，钱少些，但赚一元存一元，还能照应家里。今后没有太好的工作不打算出去了，毕竟作为一个农村人，自己也不能在外面打一辈子工。　　2月25日上午，安公哲再次心事重重地来到宜春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安公哲告诉记者，从宁波回家时，一路上心里十分忐忑，没了工作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但每次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工作人员有问必答，感觉挺温暖的。　　从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出来，安公哲心情好了许多。他告诉记者，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一时找不到也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亩田地，自己准备跟着父母先学种地，等将来工作好找了，再出来打工。　　安公哲笑着对记者说：“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就会有出路！”
（记者 李兴文）　　方玲：求职路上不言败
　　2月7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行的“新春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上，求职者在了解招聘信息。当日，牛年首轮招聘会在上海体育馆、上海体育场、虹口足球场、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等多个场馆同时开锣，共有近千家企业现场“招兵买马”。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2009年，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就业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格外严峻。　　方玲，今年26岁，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对于未来的工作，她曾经“心比天高”，而她也确实差点就得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金融危机粉碎了她的梦想。经历重重挫折之后，她务实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方玲说，在求职的过程中，虽然有过迷茫、失落，但她也因此获益良多。对于那些还在求职之路上奔波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方玲的经历也许不无启示。　　一个美丽的梦　　从2008年9月起，方玲就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因为各方面条件十分优秀，她自信地将目标定位于心仪已久的一家著名外企。　　公司考核的第一关是网上申请，题目主要是性格测试和图形推理。这次考核，从参加初试的6000人中刷掉了5200人，方玲顺利过关。　　二试之前有一周的备考时间，方玲紧张地复习图形、文字推理和英语等内容。考试结束，每人需要递交一份纸质简历。方玲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笔试刷人最大的一块就在纸质简历这一关，有些人拿着皱巴巴的纸张就交了。可方玲还是延续了自己一贯的精细作风，120g的纸，塑封文件套，大改5次小改无数次的简历。日是方玲的生日，当天下午，她接到了公司“一面”的通知电话。此时，应试者只剩下40人。　　“一面”过后，经过焦灼的等待，11月3日早上刚醒，方玲便接到同伴的电话，称已经收到“二面”通知。“我心跳加速地打开电子邮箱，看到预览内容中赫然出现了公司的第二轮面试通知，当时心情之激动简直难以形容”。　　方玲描述着当时的愉悦，说其实那一刻之前，自己一直有些忐忑，怕被刷下来。“二面”通知来后，心里的希望全部被点燃了。她马上就忘记了之前还兼顾的公务员考试，忘记了已经申请的其他公司，为了参加最后的考试，她还放弃了一家事业单位的重要面试。为了打好“二面”这一仗，方玲几乎每天窝在家中研读各种书籍和资料。几天过后，她把“市场营销”专业的基本课程大致突击完毕。除此之外，听说“二面”的提问无比刁钻，在面试前一天，她还专门请老友来给她提最刁钻的问题。　　“二面”结束，许多迹象都表明方玲将是被录取的5人中的一员，但她依旧无法安心，不停地做噩梦。　　两周过后，5人录取名单全部确定，方玲成功跻身其中。剩下的，就是等待正式通知。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到发放“录取通知函”最后一天的晚上7点，方玲和两个同伴却收到了公司的拒信！原来，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方玲求职的这家公司在最后一刻撤销了他们三人的签约名额。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犹如一道晴空霹雳，让人措手不及。方玲无奈地说：“我就这样和自己心仪的岗位擦身而过，所有的经历就像一场梦。”　　明天依然美好　　“突然间经历了这么一场喜与悲的转换，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坚强起来。”如今的方玲已然有了“笑看风云”的气度。　　她坦言：“闯了一路，看了一路，3个月的奋斗和最后的结果，让我学会了面对，学会了勇敢。之前我没有胆量竞争和接受挑战，一直靠朋友鼓励我；之前我不敢正视自己想要走的路，把父母的意愿错当自己的喜好。现在，一路‘过关斩将’让我知道自己还是有能力的，从云端意外落地，让我知道了挫折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就像一只幼鸟，有一天终于知道自己也可以拍打翅膀飞翔了，以后面临种种选择时我肯定会更加勇敢。”　　“在这条求职的路上我放弃了很多，包括公务员考试、包括2次签约的机会、包括直接读博的名额，但那又怎样呢？人总要向前看，朝前走。收到拒信后，当时家人、朋友都很替我担心，但我没那么脆弱，难受了两小时、恢复了两小时、唠叨了两小时，一觉醒来后，心情完全恢复。”方玲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因为今年就业形势不好，方玲寝室的5个室友中，两人“直博”了，其他3人一致决定出国深造。但方玲还是想就业。她说：“我对工资没有过高要求，刚开始每月有2000元就可以了。我相信只要坦然面对挫折，经过历练，就一定会有应得的回报。”（肖春飞杨溢仁）　　温邦彦：危中寻机敢“冲浪”　　过去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现在说，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温州人。　　“善于危中寻机的温州人是‘不死鸟’。危中必有机，机中必有我。”温州首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温邦彦如是说。　　危中有机，时不我待　　温州商人搞经济很务实，从事资本运作则是他们过去的“短腿”。人称温州“多老板、少打工；多股东、少股民”。温州市著名企业家、老牌民营企业浙江永久科技实业公司董事长温邦彦则是温州民企的一个“另类”。他是中国民生银行的发起人和股东之一。他在经营了27年的科技实业后，于2007年6月，经批准投资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私募型的创投企业――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涉足资本运作。　　在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下，作为一家创投组织尤其是私募型的创投企业，温邦彦的确感到“钱不好赚了”。　　他告诉记者，温州人创业能力强，民资殷实。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民资高达6000亿元。还有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170万温商，腰缠万贯者众多，这些都是温州独特的优势，是我们可充分利用的资源。我们的运作模式是，把众多温州老板的钱集中起来，靠专业的投资团队去运作，将之投入前景看好的企业和项目中，推动企业创取高效益，最好的途径是公开上市。　　但是，世界顶级投资高手雷曼兄弟等投行，倒闭的倒闭、被兼并的被兼并，资金持有者再也不敢轻易相信“牌子”了，创投公司的可信度也随之大大降低。　　然而，温邦彦认为，一定要看到“危中有机”。　　“被我们看得上的企业经过大浪淘沙，都是些经得起风浪冲击的优胜者。”他说。　　“去年初，创投看上的公司要价很高，股权价格市盈率10倍甚至更高，现在要价也就相当于五六倍市盈率，有的甚至以净资产来计价。过去，一些企业翘着‘二郎腿’，不听我们的重组方案。现在放下架子，愿意被我们兼并重组。”　　过去，政府对私募基金另眼相看，认为你赚钱与我无关，不太支持。贷款用于股权投资也是不允许的。现在政府感到应对金融危机也要靠民间资本的力量，私募股权投资被列入政府支持的视野，我们进行兼并重组得到支持。　　“金融危机给创业投资带来了难得的好机会，就看能不能抓住它了。”温邦彦颇有信心地说。　　抓住机遇，抢抱金娃　　“危中有机，却不能盲目投资，要特别强调服务质量。”温邦彦说，现在温州人更小心了，我们也更务实了。我们让投资人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共同参与投资项目和企业的评估，必要时还带大投资商到现场考察。再者，我们采取的合作方式也比较灵活，对于要求稳定回报、只愿承担低风险的保守型投资人和要求高回报、愿承担高风险的激进型投资人，分别采取不同的合作方案。　　同时，宁缺毋滥，对投资企业的选择也更苛刻，调查更深入了。而且，对被投资的企业的增值服务也更周到。　　2008年初，某名牌大学开发出一种新型材料，温商创业投资公司经调查，认为该专利产品性能优良，防水性好，强度高，阻燃性强，成本较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此，温商公司以对方技术作价入股，组织一批投资人联合开发。很快，双方合作建起了两条生产线。　　金融危机发生后，该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产品成本优势变得不确定，订单大幅减少。温邦彦抓住这个机会，提出调整合作方案，一是降低技术占股比例，二是改为获利后技术提成，由此双方风雨同舟，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这样，温商创投的前期投入负担减轻了，风险也降低了。金融危机使他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当前，温商公司四处捕捉商机，又“瞄”上了一个金娃娃。一家企业既握有新能源的资源，又拥有开发新能源的国际一流新技术，并且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益，利润持续3年增长30%以上，去年创利近亿元。按原计划，这家企业的进军路线图是选择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选择外资投行作为合作伙伴。如今，美国金融市场“烽火连天”，迫使该企业调整思路，民营资本开始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　　这对温邦彦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温商公司积极对接，以良好的信用、丰富的实战经验，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双方的高层沟通得很愉快，双方有着明显的互补优势，由此很快进入“恋爱期”。　　“我们双方对此合作都充满信心！”温邦彦说。
张和平）　　潘付中：一个普通农民的愿景　　2月26日上午，河南省西平县宋集乡长胜种猪场。　　潘付中和妻子陈翠菊两人，正忙着加工猪饲料：他搬起一袋玉米，倒在开动的机器中，陈翠菊一边用手搅拌，一边看着玉米变成粉末从机器的另一端吐出来，然后再倒进一袋……单调的动作混合着机器的轰鸣，让人感觉很是乏味，但他们做起来却一丝不苟，非常专注。　　此刻，屋外雪花飞舞，地上、树上、房子上一片银色。在白雪的映衬下，绿油油的麦苗更显生机盎然。　　今年39岁的潘付中是猪场的主人。10多年前，他和妻子陈翠菊开始“小打小闹”地养猪，规模逐渐壮大。2007年，因为前所未有的火爆行情，存栏仅10多头母猪的潘付中竟然一口气挣了30万元。　　“那时候毛猪的价格超过了8元/斤，每出栏一头猪能挣六七百块，如果自繁自养的话，一头猪的净利润能达到一千块。”不善言谈的潘付中，算起养猪账来却头头是道。　　2007年年底，在潘付中的坚持下，夫妻俩投资60万元建起了一个占地3.5亩、设计存栏1000头的大型种猪场，这中间包括从银行贷款20万元、从亲戚朋友处七拼八凑了10万元，加上刚挣到手的30万元。潘付中踌躇满志地规划着猪场的蓝图，他还很用心地给猪场起名叫“长胜种猪场”。“长胜”是他刚上初中的儿子的名字。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在全国猪市火爆的大背景下，当地毛猪价格一路高歌猛进，最高时接近9元/斤，到了2008年上半年，已经回落到7元/斤，下半年则达到6元/斤，甚至一度跌到5.2元/斤的最低点。　　伴随着行情下跌而来的，还有一场难以抵抗的疫病：从2008年8月份开始，猪病前后一共持续了两个月，眼看着12头母猪先后死去、30头即将产仔的母猪纷纷流产，夫妻俩欲哭无泪。　　“刚开始听说猪生病的时候，我吓得腿都直打哆嗦。”陈翠菊说，“兽医来看了也不大管用，那些猪就是发烧，不吃食，最后药用了一堆。”　　保守估计，猪病和行情低迷两种因素叠加造成的损失至少在50万元。“要说这么多年养猪作的难，受的罪，那可真是说不完，但这回是打击最大的一次。”　　说起过往，夫妻俩总是轻描淡写，似乎这些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但打击过后，两人也在反思。“原来想着养猪就是个体力活，是没本事人干的，现在看来，不光要吃苦受累，还得有技术。”潘付中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现在，猪场已逐渐恢复元气。2009年春节前，一次集中出栏200多头育肥猪，当时的价格也已回暖至6.7元/斤。目前，猪场还存栏200多头，其中母猪40头。　　因为有30多头母猪正在陆续产仔，一个星期内潘付中一直睡在养猪场，有一次甚至忙得一夜没合眼。潘付中开玩笑说，当年儿子出生的时候，自己也没像现在这样操心。“天气太冷，猪娃刚生下来就要放到保温箱里，离不开人。”　　弄完饲料后，潘付中执意带记者去看看那些刚出生的猪娃。见到有人进来，猪娃们嗷嗷叫着纷纷站起来，场面很是热闹。他熟练地边走边看，一会儿拍拍这只猪娃的脑袋，一会儿摸摸那只猪娃的耳朵。感觉就像一个老农，站在即将收获的麦田里，惬意而满足。　　“现在产床都快占满了，照这样下去，到今年下半年存栏就能达到500头，到明年上半年，猪场就满了。”潘付中说，“如果自繁自养的话，毛猪出栏价在5.5元/斤就能保本。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但只要不生病，就是行情赖点，养猪还是划算的。”　　2月12日，温家宝总理邀请基层群众做客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其中首位发言的是一位河南的养猪代表。这个细节给一向很少关注新闻的潘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理说对于养猪的扶持政策不仅要稳定，还要完善，这话让我们心里很踏实。能繁母猪补贴也下来了，这肯定能减轻一下我去年的损失。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更应该把猪养好。”　　采访结束，雪仍没有停，只是下得小了点。回头告别的时候，记者发现贴在猪场大门两侧的一副对联：“迎新春生意兴隆，聚宝地财源茂盛。”这简单的14个字里面，饱含着一个养猪农民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最朴素的愿景。（记者张兴军）　　韦春香：不向困难低头的低保户　　杭州市民韦春香，本刊记者跟踪采访了好几年，她一直靠低保金艰难度日。金融危机下，她的生活如何？是否变得更加困难？近日，记者再次上门了解情况。　　“我今年过得好起来了！”一见面，韦春香就兴奋地说，“你以后可以放心了！”她眉眼间满是笑意，烫成小卷花的发型显得格外精神。家里虽然摆设简朴，却收拾得干净亮堂。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病致贫”家庭。韦春香的丈夫1998年生了重病，2002年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由于欠下一大笔医疗费，这个家庭迅速陷入贫困。经社区核定符合条件，下岗的韦春香和正在读书的女儿每月领取560元低保金，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同时，她自己在外找了一份零工，有时会有四五百元的月收入，供女儿读书。　　记者第一次采访韦春香是在2004年春节前。她所在的杭州蚕花园社区位于运河的北端，以“三多”闻名，即退休职工多、下岗失业人员多、贫困家庭多，被当地人称为“杭州的大西北”、“杭州最贫困的社区”。近6000户居民中，低保户、困难户和一部分“扩面困难户”（收入水平略高于困难户但生活仍属贫困）等三类家庭占总户数的比例近10%。社区12000多人口中，浙江麻纺厂、杭州第一棉纺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退休和下岗职工就有7000多人，占总人口的60%。　　记者采访过这个社区不少困难居民。他们当中有人情绪低落，抱怨生活的艰辛和种种不如意，但更多人和韦春香一样，虽然身处困境但精神状态昂扬上进，给人印象深刻。　　韦春香为节省电费，客厅里能不开灯就不开灯。令人钦佩的是，韦春香“不等不靠不抱怨”，主动到劳动力市场去找活干。　　“虽然是低保户，但我不觉得低人一等和难为情。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向生活低头，不服输，要活得积极。”她曾对记者表示：“自己如果不上进，孩子也会受到影响。”　　在她乐观态度的感染下，女儿孙宇十分争气，在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念书时，连年获得奖学金，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毕业前，各类证书加起来有厚厚一捆。拿到奖学金后，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去买衣服和饰品，而是一头扎进书店，挑选护理实践操作的示范光碟和书籍，每天晚上如饥似渴地看。　　这个家庭的坚韧和努力有了回报。2008年8月，孙宇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录用，在急诊科当护士。这家医院是浙江省数一数二的大医院，在全国也享有盛誉。　　喜讯传来后，韦春香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她说：“像我这样的低保户，一没背景，二没关系，怎么也不敢想女儿能被省级大医院录取！”她告诉记者，女儿求职期间，有邻居劝她“死了这份心”，说“‘浙一’是多好的单位啊，人家通多少‘关系’才进得去！况且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好单位人人都盯着。像你这样的家庭，就算孙宇成绩再好、实力再强，也想都别想！”　　女儿拿到第一个月的1000元见习工资后，主动去社区办理了相关手续，不再领取低保金。“虽然我们生活困难，但还有比我们更需要政府救济的人。”她说，“我很感谢低保，政府的这笔救济让我们娘两个这几年顺利地把日子过下来了。”　　她还特别提到，感谢社区的民政员老许。“老许这几年除了代表社区来发放慰问金，还一直鼓励我们上进要强。他还为孙宇的求职简历把关，提建议。这种关心和帮助是无价的。”　　韦春香一遍又一遍地叫记者对她“放心”，她说：“谁说一定要有背景、通关系？我女儿的事就说明：只要自己上进、有实力，一样有前途！现在，我对社会更有信心了！”　　眼下，韦春香打工的公司也因金融危机而遇到困难，她可能又得另寻新活了。“我看报纸看电视，知道好多单位都在裁员，像我这样大龄下岗人员不好找活干。但我不会打退堂鼓，办法总比困难多。”同时，她还鼓励女儿考护师执照，并报名自考医疗护理专接本课程。　　“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上进，金融危机就压不垮我们！”
（记者　孙金霞）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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