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社戏》----社戏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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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戏》是鲁迅先生用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收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里，作品里的“我”，是鲁迅先生把自传性的材料加以艺术提炼塑造出来的人物。“我──迅哥儿，虽然不能说就是作者，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鲁迅先生的思想面貌和身世经历。
这篇作品跟鲁迅早期的其它作品一样，也反映了他的改革社会，必须先清除封建统治阶级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充满了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
&& 《社戏》写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说那是“倒数上去二十年中”的事。从作品发表时算起，倒数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刚刚经过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一九○○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正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紧奴役和盘剥中国人民。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留学于日本，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年底先后任教于杭州、绍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于一九一二年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鲁迅先生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并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后随教育部迁北京。此后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终于使他认识到，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现状“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没有什么改变。
十月革命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暴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于是用笔起来无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铁屋子”的号召。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敌人接连投去匕首和机枪，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的立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了小说《社戏》.《社戏》通过写“我”看戏过程的耳闻目睹，说明：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封建的思想文化的束缚当中解救出来，人民仍旧处于麻木状态，那么一切革新都将是空读。然而希望究竟在哪里呢？在“乐土”上生活的童年伙伴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有着美好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为了使我们的后代不再过“辛苦展转的生活”，或者“辛苦麻木的生活“……而过上“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那就必须战斗。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这就是本篇作品写作的意图。《
学校地址:苏州市劳动路1105号 邮编：215004& 联系地址: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220104致宫竹心竹心先生：今天收到来信。　　丸善的〔详〕细地址是：日本东京市、日本桥区、通三丁目、丸善株式会社〔1〕。　　大学的柴君，我们都不认识他。　　前回的两篇小说，〔2〕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此项酬金，已将先生住址开给该馆，将来由他们直接送上。　　周树人启一月四日〔1〕株式会社日语：股份有限公司。　　〔2〕疑指契诃夫作《戏园归后》和《绅士的朋友》，署宫万选译，分别载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　　220216致宫竹心竹心先生：去年接到来信，《晨报》社即去催，据云即送，于年内赶到，大约早已照办了。　　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法想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的学校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　　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　　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周树人上二月十六日220814致胡适适之先生：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1〕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2〕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3〕也。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4〕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5〕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6〕，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7〕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8〕《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9〕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10〕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倘能买得《射阳存稿》〔11〕，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明重刻李邕《娑罗树碑》〔12〕，原本系射阳山人所藏，其诗又有买得油渍云林画竹题〔13〕，似此君亦颇好擦骨董者也。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树上八月十四日〔1〕《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作者事迹的材料，指《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中有关吴承恩的材料。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均曾加以引用。　　〔2〕《山阳志遗》清代吴玉搢著。该书卷四中误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系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改写。吴山夫，即吴玉搢()，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3〕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初道士李志常著，二卷。记述其师长春真人邱处机应征西行晋谒元太祖并参与军务的经历。　　〔4〕《曲苑》丛书。陈乃乾辑，内收明、清关于戏曲的书籍十四种。　　〔5〕焦循()字理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哲学家、戏曲理论家。《剧说》，戏曲论著，六卷。摘录唐、宋以来书籍中有关戏曲的论述，并作评论。所引《茶余客话》见该书卷五。　　〔6〕《茶余客话》笔记小说，清代阮葵生著。原为三十卷，作者生前未能刊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王锡祺印为二十二卷。所说《西游记》作者事，见该书卷二十一。商务印书馆版为节本，仅十二卷。　　〔7〕《小方壶斋丛书》即《小方壶斋丛钞》，清代王锡祺辑刊，四集，收书三十六种。按此丛书未辑入《茶余客话》。　　〔8〕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9〕射阳山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别号。　　〔10〕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所著《曲录》系戏曲书目，共六卷，其中有关《西游记》的书目，大致有：《收心猿意马》、《时真人四圣锁白猿》、《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猛烈哪吒三变化》、《众神仙庆赏蟠桃会》等。　　〔11〕《射阳存稿》即《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所著诗文集，共六卷。后来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印本(一九三○年七月)。　　〔12〕李邕(678--747)字太和，江都(今属江苏)人，唐代书法家，曾任北海太守。《娑罗树碑》，见所著《李北海集》。　　〔13〕买得油渍云林画竹原题《买得云林画竹上有油诗以澣之》，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云林，即倪瓒()，别号云林居士，无锡人，元代画家。　　〔14〕《品花》考证之宝书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该书卷四《梦华琐簿》中记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事颇详。《品花》，指《品花宝鉴》，长篇小说，清代陈森著，六十回。　　220821致胡适适之先生：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　　大稿〔1〕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现在大稿亦奉还，李伯元〔1〕八字已钞在上方。　　《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4〕，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　　《纳书楹曲谱》〔5〕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6〕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7〕一作巫枝衹，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8〕条。　　树人上八月二十一日〔1〕指胡适所作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李伯元()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八字，原指一个人的生辰，此处泛指生卒年。　　〔3〕《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回，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定&，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号曲园)修订。改各《七侠五义》，一八八九年刊行。　　〔4〕木聚珍板木刻活字版。清乾隆时称活字版为聚珍版。　　〔5〕《纳书楹曲谱》元明以来流传曲谱的辑录，清代叶堂编，共二十二卷。该书《外集》录《俗西游记》中《思春》一出。《续集》录《唐三藏》中《回回》一出，又录《西游记》中《撇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六出。《补遗》录《西游记》中《饯行》、《定心》、《揭钵》、《女国》四出。　　〔6〕杨掌生笔记指《京尘杂录》，其卷三《丁年玉笋志》中，说道光年间陆翠香演&《西游记》女儿国王，娇痴之态，尤为擅场&。　　〔7〕《西游》中两提&无支祁&《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选《西游记.定心》中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中说：&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上。&〔8〕《李汤》又名《古岳渎经》，传奇，唐代李公佐作。内记&禹理水，......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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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社戏》里撒了谎吗？
鲁迅在《社戏》里撒了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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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社戏》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很多年了，遗憾的是，对课文主旨的把握，多年以来却存在着重大的疏漏与偏差。
多年来对这篇课文的主旨概括基本上都是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与留念，表现的是人性美民风纯之类的主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标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的研讨与练习的第一题“课文结尾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对这个结尾应该怎样理解？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会吗？”
同册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的练习说明即参考答应是这样说的：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其实那夜的戏，看得叫人“打呵欠”“破口喃喃的骂”，那夜的豆，第二天吃起来也实在平常。所谓“那夜似的好豆”“那夜似的好戏”，代表了作者对天真烂漫自由有趣的童年的美好回忆，充满一种浪漫的理想色彩，表现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
该教材课文后的第四题是有人建议根据课文内容将题目《社戏》改为“平桥村一夜”，以引起一定程度的争论与探讨。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社戏好看的简单否定，似乎在这结尾处，鲁迅先生在撒谎。
先从原文中的对照来看。鲁迅先生的原文《社戏》，是有对比的，即把自己在北京二十年中特别是后十年两次看京剧的情形与小时候看的社戏进行了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印象不好，第一次“似乎这戏太不好”，第二次是“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而对于本文所写的戏，称为“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我们将文后的写作时间“一九二二年十月”与作者的时间一对照，可以得知作者写作此文时已经41岁，距离文中所写看社戏的时间已经相差近三十年，时隔三十年，还那么细致地记叙描写，完全看得出来作者对此次是非常看重的，也没有必要将不好看的社戏说成好看的。
再从课文即原文的选段部分来看。
在平桥村看社戏，已经不是文中写的第一次了，因为按照习惯，“我便每年跟了我母亲”去平桥村“住在外祖母家里”，而平桥村“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社戏，可以说，作者不是第一次去赵庄看社戏。文章还写到“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不止一次看过，且一定留有好看的印象，看社戏才成为到平桥村后的第一盼望。
看社戏前的渲染，包括没有找到船时自己的焦急“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不钓虾”“东西也少吃”，加上“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由此可见社戏在这些少年朋友们心目中是何等的好看何的精彩！一旦想到了办法得到了机会，自己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路上自然高兴异常，一切都变得美不可言，将松柏林当作了赵庄将渔火当作了戏台。这些都丝丝入扣地刻画出了作者对社戏的喜爱。
看社戏时的描写。虽然白天已经看过，大家仍然“挤在船头看打仗”，对于铁头老生的功夫，“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双喜是“日里亲自数过的”。作者等是最愿意看的也应该是看过的是《白蛇传》与《武松打虎》之类的神怪与勇猛内容的戏。“有些疲倦了”，“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其实大家一样又困又渴，都在支撑着，尽管如此，当“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无论多么困乏，少年们仍然喜欢看自己能够理解的内容。
看社戏后的心理描写。“回望戏台”，“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由此可见，社戏在少年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啊。以至于在时隔三十年以后还慨叹“也不再看到那夜的好戏了。”
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说明，社戏在作者及少年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是非常好看的，是值得回味与留恋的。原文的选段即课文全文部分，始终都围绕这自己对社戏的喜爱来展开来描写来收束的。
问题来了，为什么多年来对社戏的主旨的理解会有如此巨大的偏差？课文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对社戏的喜爱吗？
应该说，多年以来，我们对鲁迅先生有些极端的往某一概念上套，凡是鲁迅先生的东西都必须戴上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桂冠，因此，《社戏》就成为了只能够是带有一定火药味的战斗的作品，与《呐喊》里的其他作品一样，是匕首是投枪，即批判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戕害，歌颂大自然里的农村儿童感情的纯真，农村民风的纯朴劳动人民品质的美好等。
应该说，这些内容也是的确存在的，但是，这绝对不是社戏内容的全部。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写的对社戏的喜爱，应该在作品内容中占有主要地位。而不应该抓住一些个别的表面化的细节来否定整体上对社戏的真切喜爱，何况这种喜爱延续到三十年以后还回味不已。
对社戏的喜爱与当晚的感觉应该怎么理解。我认为，当晚的社戏的确使得抱有极大期待的作者有些失望，没有演出自己最喜欢的《白蛇传》《武松打虎》之类的好看的精彩的折子戏，再加上其他少年朋友们白天已经看过社戏了，到了晚上身心自然很有些疲惫，兴致也就高不起来；演出的社戏在当晚似乎是文戏为主，不太适合喜欢看武打戏的孩子们的口味，因为这些孩子百分之九十九是不识字的，对文绉绉的唱词和半文半白的念白，听起来就难以进入理解的状态，加上又没有常年人的讲解指导，自然对社戏的内容理解以及对社戏剧目的喜爱就非常具有选择性。
看不懂或者没有看进去就不能够喜欢吗？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一些三五岁的小孩喜欢看古装戏，看宫廷类的历史类的电视连续剧，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够从几个月一两岁的小孩身上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在完全不明白内容的情况下，小孩看得惊人的专注，不容许大人换频道，不允许不让他继续看下去。由此我们也可以从音乐会上一些歌唱家演唱外国或者其他民族语的歌曲，尽管我们一句内容都听不懂，但是，我们依然津津有味的在听在欣赏那美妙的声乐旋律。
从文化心理的发育及发展的角度看，小孩的童年就是人类的童年，其间应该有很多可以互证的内容与相通的内容。那些红红绿绿的鲜艳的色块，那些夸张的脸谱，那些程式化的动作，那些振聋发聩的锣鼓，以及悠扬的社戏音乐，在宁静的农业文明社会中，无疑是给人以强烈刺激的艺术宣泄与享受，与现实的沉闷平静的按部就班的生活自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每年都要上演的社戏以调剂补充农村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无论是颜色还是声响，也不管是动作还是唱腔，社戏以其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刺激着广大的受众，也迎合着广大农人最基本最初步的对艺术的渴求与张望。尽管具体内容并不能够理解清除明白，但是，在似懂非懂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恍惚中也似乎感受到了美好的东西，享受到了精美的雅致的高贵的食粮。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又困又渴，一旦出现自己喜欢的哪怕很少功夫很少情节的鞭打红衣小丑的情景，大家也会振作精神的笑着看。
孩子们对社戏内容的理解是困难的，但是对社戏这一民间戏剧形式是喜爱的，而且这种喜爱是发自肺腑与生俱来的一种原始的需求与冲动，也是儿童艺术生活的基本的重要的启蒙之一。这样的喜爱及启蒙，有意无意的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是会烙上终生难以磨灭的印痕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才说，“也不再看到那夜的好戏了”。
作为严肃的作家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写的《社戏》在结尾处说的“那夜的好戏”是没有撒谎的，是在比较之后很负责任的话语。对当时十一二岁的小孩，虽然内容不对自己的口味，那夜的社戏的确也是以后不再看到过的好戏。
因此，文章的主旨还是应该围绕儿童对社戏的喜爱来进行组织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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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从撤稿事件到两大营垒的对峙
　　谁敢把鲁迅的稿子撤了
　　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里，孙伏园编完第二天的《晨报副刊》便走了。这时是下午两点多。
　　他平日的工作习惯是，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编稿，两点多发完稿就离开报馆，到八点再回报馆看大样。这天到了这个时间，他回到报馆，发现大样上没有特别改动的地方，只少了一首鲁迅的诗《我的失恋》，多了一篇别的什么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本来是常事，遇到稿子过多时，校对者可以撤下一两篇而不必事先跟他打招呼。但是今天这件事却不同以往，校对者告诉他，这篇诗稿是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撤下去的。
　　“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他心里登时冒起一股火来。毕竟不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了，听完话只好按捺住心里的火气，伏在案头看大样，想看看补进去的是篇什么东西。恰在此时，刘勉己来了，慌慌张张的，一进门就连声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
　　孙伏园问为什么，刘勉己吞吞吐吐的，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由。孙的火气实在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刘的嘴巴，幸亏刘及时闪开抽身便走，孙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刘的办公处)，别的同事硬把他拦住无法再动手。孙气愤难平，大骂一顿了事。同事把他拉出编辑部，劝进他的住室。思来想去，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辞职了事。当天已晚，第二天便向报馆正式提出辞职。于是十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刊出《孙伏园启事》如下：
　　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我个人信件请寄南半截胡同绍兴馆。
　　同时刊出的还有《本报启事》，说本报副刊向由编辑处学艺部办理，嗣后所有信件请仍寄学艺部为荷。
　　现在来看看，孙伏园执意要登载，而刘勉己连声说“要不得”的这首诗，是怎样的一首诗。诗名《我的失恋》，全诗共三节：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这三节是当时写的，后来鲁迅又补写了一节，在《语丝》上刊出。就当时来说，这是全的，就是这么三节，就是这么一首诗。
　　对这首诗的用意，《鲁迅全集》中引用鲁迅自己的话作了注释：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在收入《三闲集》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70页)
　　这里鲁迅的叙述有误。他说先作的三段，是“由她去罢”收场的。不是这样。他补的那一段，最后一句才是“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在《语丝》刊出的四节全诗，题名下有副题《拟古的新打油诗》，《全集》的注释是：
　　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XX”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XX”作结，故称“四愁”。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二十九卷。打油诗，传说唐代人张打油所作的诗常用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嘲讽，被称为打油诗。(《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70D171页)
　　现在我们弄不清的是，鲁迅最初送给孙伏园的三节的《我的失恋》，题下是否注明“拟古的新打油诗”。至少有未注的可能。既说“拟古”，且能看出是拟张衡的《四愁诗》，张诗是四节，而鲁诗是三节，后一节是两个月之后，要在《语丝》上刊用时才补上的，就有理由怀疑这个“拟古的打油诗”，也是后来凑成四节时才补上的。若当时题下就有这几个字，刘勉己再颟顸，也断不至于就说“要不得”，不跟孙伏园商议而抽下鲁迅的稿子。
　　这样我们就知道，刘勉己当初看到的《我的失恋》是什么样子了。
　　《我的失恋》是讽刺谁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
　　徐志摩一九二二年十月回国，同年十二月初到北京，此后两年间从未离开。北京文化圈子里，都知道他追求林徽因不得而失恋的事。一九二三年秋季开学后，徐志摩在北大英文系任教，同在北大任教的鲁迅不会不知道徐的一些传闻。此前徐写的失恋诗中，确也有鲁迅所讽刺的意象。比如这一年六月十七日登在《晨报副刊》上的《去罢》一诗，就有这样的句子：“去罢，人间，去罢！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如果说这三节还不太明显的话，孙伏园辞职、另办起《语丝》之后，鲁迅就无所顾忌了，在补写的第四节中，所嘲讽的对象就挑明了。且看这第四节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当时在北京城里，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梁家就有小汽车。
　　那么这样一首诗，又关着刘勉己什么事了。
　　这就要说到刘与徐的关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徐志摩初到北京，先住在瞿菊农家里。瞿家不大，居住不方便，几天后便搬到陈博生家里去住。陈博生是《晨报》的总编辑，撤稿事件发生时，陈博生不在北京，刘勉己代理总编辑，就是代理他的。再就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首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刘勉己怎能容许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公然嘲讽徐志摩的诗作呢？
　　这也就是刘勉己连声说“要不得”，又不便明言的原委了。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鲁迅的稿子，是不能不登的，受此耻辱，要辞职也在情理之中。正如他自己一年后在《京副一周年》中所说：“这是我平生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样的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
　　孙伏园所以辞职，及后来创办《语丝》，跟周作人也有相当的关系。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有这样的话：
　　《语丝》五十四期里，周岂明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山先生罢了。(《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第108页)
　　《语丝》第五十四期里，有篇周作人的《答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谈到了他的《徐文长的故事》的禁止续载，也谈到了后来《语丝》是怎样创办的：
　　你当然还记得《语丝》创办的历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加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
　　这里说的“大虫”，不用说是指章士钊，“大虫事件”非是指女师大风潮，而是指章士钊倡导的读经书。
　　周作人这段话很重要。既说了《语丝》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也说了创办起来专门对付谁的。就是对付洋绅士的，或者说是那些和他们意气不投的“绅士与学者”，说白了就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撤稿事件，接下来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连锁反应。先是《语丝》的创办，接着有《京报副刊》的创办，胡适、徐志摩、陈西滢那边，立即做出反应，创办了《现代评论》，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又接手《晨报副刊》。这样一来，英美派和法日派，或者说是留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早期留日学生为首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或者径直说是新派和旧派，便都有了一报一刊作为各自的阵地。&&&&[4]
　 发布日期:
12-08-1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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