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曾林丽 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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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花田下林海暮染碧波青丽江壮阔山河灿王谢堂前双飞燕军憩康定情歌放赋诗以赠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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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南怀瑾选集第4卷 禅宗与道家_全文阅读_4-米花在线书库
南怀瑾选集第4卷 禅宗与道家_4
求简而易见的,只须试读《昭明文选》所收集的文章辞赋,便可窥见当时的风尚。在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唯一的特点,也就是历来讲中国文学史者所忽略的,便是佛教学术思想的输入,引起翻译经典事业的盛行,由名僧慧远、道安、鸠摩罗什、僧肇等人的创作,构成别成一格的中国佛教文学,后来的影响,历经千余年而不变,诚为难得希有之事。只因后世一般普通文人,不熟悉佛学的义理与典故,遂强不知以为知,就其所不知的为不合格,诸般挑剔,列之于文学的门墙以外,遂使中国文学的这一朵巨葩,又被淹埋于落落无闻之乡,正如禅师们所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甚为可惜。  (1)诗:现在只就唐代代表性的作品,如唐诗风格的转变来说:由初唐开始,从上官体(上官仪)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经武后时代的沈亻全期、杜审言、宋之问等,所谓“景龙文学”,还有隋文学的余波荡漾,与初唐新开的质朴风气。后来一变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如李伯)、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到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显地加入佛与禅道的成分。再变为元和、长庆间的诗体,足为代表一代风格,领导风尚的,如浅近的白居易。风流靡艳的元稹,以及孟郊、贾岛、张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学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等,无一不出入于佛、道之间,而且都沾上禅味,才能开创出唐诗文学特有芬芳的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至于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诗的文学传统中,虽然算是例外,大体不被正统诗家所追认,但的确自有它独立价值的存在。现在略举少数偏于禅宗性质的诗律,做为说明唐代文学与禅学思想影响的体例,诗人如王维(摩洁)的作品,有通篇禅语,如:  《梵体诗》: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达竟何遣,方殊安可尘。胡生但高枕,寂寞谁与怜。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子若未始异,诅论疏与亲。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掉,何路不摧(车舟)。念此间思者,胡为多阻脩。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注。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  又如白居易:  《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云),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宿世是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  《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空触罗。热处先争灸手去,海时其奈噬脐何。尊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唐代方外高僧如寒山子的诗,他的意境的高处,进入不可思议的禅境,但平易近人的优点。比之香山居士白居易,更有甚者,他完全含有于平民化的趣味。对于寒山子的诗,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想在下面少提一首,其他如唐代诗僧们的诗,确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如诗僧灵一:  《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昨夜云生天井东,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解逐溪流下,欲上龙池通不通。  《题僧院》: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  《归岑山过惟审上人别业》:禅客无心忆薛萝,良然行径向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始与浮云共一过。  又:诗僧灵澈: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闭无外事,麻衣草履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闻李处士亡》:时时闻说故人死,日日自悲随老身。白发不生应不得,青山长在属何人。  此外如唐代的诗僧贯休、皎然等人的作品,都有很多不朽的名作,恕繁不举。  受禅宗意境影响的诗文学,到了宋代,更为明显,宋初著名的诗僧九人,世称九僧的风格(如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嵋怀古、淮南惠崇。)影响所及,便使醉心禅学的诗人,如杨大年(亿)等人,形成有名的西崑体。名士如苏东坡、王荆公、黄山谷等人,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熏陶,乃有清华绝俗的作品。南渡以后,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大家,都与佛禅思想结有不解之缘,可是这都偏于文学方面的性质较多,不能太过超出本题来特别议论它,所以暂不多讲,现在只择其在宋、明之间,禅宗高僧的诗,比较为通俗所接触到的,略作介绍,如道济(俗称济颠和尚)的诗: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一声啼乌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湖上春光已破悭;湖边杨柳拂雕栏。算来不用一文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山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以及他的绝笔之作,如:“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抬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的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如以禅学的境界论诗,几乎无一句、无一字而非禅境,假使对于禅宗的见地与工夫,没有几十年的深刻造诣,实在不容易分别出它的所指。  如王安石的诗:  《无动》:无动行善行,无明流有流。种种生住灭,念念闻思修。终不与法缚,亦不著僧裘。  《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赠长宁僧首》:秀骨庞眉倦往还,自然清誉落人间。闲中用意归诗笔,静外安身比大也。欲情野云朝送客,更邀江月夜临关。嗟予踪迹飘尘土,一对孤峰几厚颜。  《次韵舍弟赏心亭即事》:霸气消磨不复存,旧朝台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细雨侵凌白日昏。稍觉野云乘晚雾,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时江海无穷兴,醒客忘言醉客喧。  《怀锺山》: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锺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江宁夹口》:月堕浮云水卷空,沧洲夜沂五更风。北山草木何由见,梦尽青灯展转中。  又: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犹有去年痕。  《寄碧岩道光法师》:万事悠悠心自知,强颜于世转参差。移床独向秋风里,卧看蜘蛛结网丝。  又:大梁春雪满城泥,一马常瞻落日归。身世身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如范成大的诗:  《请息斋书事》: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轻薄可怜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口皆)(口皆)能有几鸡鸣?冰山侧畔红尘涨,不隔瑶台月露清。  《赠寿老》:农圃规模昔共论,云奎卜筑又逢君。眉庵寿老长随喜,好个抛梁祈愿文。  《偶箴》:情知万法本来空,获复将心奉八风。逆顺境来欣戚变,咄哉谁是主人翁。  《径里山倾盖亭》:万杉离立翠云幢,(女弱)(女弱)移闻晚吹香。山下行人尘扑面,谁知世界有清凉。  余且再举几首唐、宋之间禅师们的佳作,藉此以见唐、宋诗词文学风格转变的关键。  唐代禅师: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慧文禅师: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轨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慧忠禅师:多年尘土自腾腾,虽著伽黎未是僧。今日归来酬本志,不妨留发候然灯。  雪窦重显禅师(与时寡合):居士门高谒未期,且限岩石最相宜。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又《五老师子》: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何必竞时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又《透法身句》:一叶飘空便见秋,法身须透闹啾啾。明年更有新条在,烦恼春风率未体。  又《大功不宰》:牛头峰顶镇重云,独坐寥寥寄此身。百鸟不来春又过,不知谁是到庵人。  又《晦迹自怡》:图画当年爱湖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卧思前事,添得卢公倚石屏。  又《送宝用禅者之天台》:春风吹断海山云,彻夜寥寥绝四邻。月在石桥更无月,不知谁是月边人。  又《寄陈悦秀才》: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来不是金。莫道庄生解齐物,几人穷极到无心。  又《渔父》:春光冉冉岸烟轻,水面无风钓艇横。千尺丝轮在方寸,不知何处得鲲鲸。  此外,明代禅宗诗僧的作品,诗律最精,而禅境与诗境最佳的,无如郁堂禅师的《山居诗》,如:  千丈岩前倚杖藜,有为须极到无为.言如悖出青天滓,行不中修白壁疵。马喻岂能穷万物,羊亡徒自泣多歧.霞西道者眉如雪,月下敲门送紫芝。  乱流尽处卜幽栖,独树为桥过小溪。春雨桃开忆刘阮,晚山薇长梦夷齐。寻僧因到石梁北,待月忽思天往西。借问昔贤成底事,十年走马听朝鸡。  人间红日易西斜。万巧施为总莫夸。剖出无瑕方是玉,画成有足已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风碧树花。世念一毫融不尽,功名捷径在烟霞。  寥寥此道语何人,独掩柴扉日又曛。六凿未分谁扰扰,一交才动自坛坛.空林丽歇鸠呼妇,阴壑风寒虎啸群。毁桀誉尧情未尽,有身赢得卧深云。  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后名。世乱孙吴谋略展,才高屈贾是非生。沟中断木千年恨,海上乘搓万里情。谁识枯禅凉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至于明代诗僧如苍雪,不但在当时的僧俗词坛上执其牛耳,而且还是道地的民族诗人,也可称为出家爱国的诗人。他又是明末遗老,逃禅避世,暗中活动复国工作的庇护者。他的名诗很多,举不胜举,现在简择他诗境禅境最高的几首作品为代表,如: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著,千古输赢下不完。  几回立雪与技云,费尽勤劳学懒人。曳断鼻绳犹不起,水烟深处一闲身。  举头天外看无云,谁似人间吾辈人。荆棘丛中行放脚,月明帘下暗藏身。  又《寄询钱虞山(谦益)绛云楼火后专意内典》:好将世事较樗蒲,林下高眠任老夫。天意未容成小草,河清终欲见遗珠。面非北向安知汉,望到东山只有虞。不尽奇书探海藏,人间文字可烧无。  我们读了苍雪大师送钱谦益的这首诗,如果对历史有修养,了解钱谦益如何做二臣?如何搜罗明末遗老阴私事迹的资料,要著《明史》来要挟遗老们的后裔,以及他的藏书楼(绛云楼)起火的情形,才专心转而研究佛学的经过,那么,对于苍雪大师这首用禅语警策的诗,便觉得他匠心独运,句句字字,语含玄机了。  以上的举例,我们是为了时间的限制,所以一说到唐代文学的诗境,是受到禅宗影响而演变的动机,就赶快急转直下,便一路讲到宋、明以下,而且信口而说,只就其大要的提到一些,这都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学从隋、唐以后,接受融会禅宗的禅境,才有唐、宋以后的成就,是为引起研究禅宗与中国文学关系者的注意。至于唐,宋以来佛教文学与中国文章辞境的关系,更多更大,也来不及多说了,青年同学们,须要注意的,例如大家都读过苏东坡的“赤壁”前后赋等,他与禅宗与老、庄的思想,有极其密切而明显的关系,所以才有这种千古绝调的文章意境。  (2)词曲:中国文学时代的特性,从唐诗的风格的形成与蜕变,到了晚唐、五代之间,便有词的文学产生。在晚唐开始,历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间,禅宗宗师们,以词来说禅,而且词境与禅境都很好,也到处可见,只是被人忽略而已.我们现在简单的举出历史被人所推崇公认的词人作品,以供参考,如辛稼轩的词:  《鹤鸽天(石门道中)》: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鼠生)鼯,已通樵经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构,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芦,莫嫌杖屡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  又《睡起即事》:水荇参差动绿波,一池蛇影照群蛙,因风野鹤饥犹舞,积雨山桅病不花。名利处,战争多,门前蛮触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  又《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又《戊午拜退职奉祠之命》:老退何曾说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奉,更缀文书旧殿班。扶病脚,洗颓颜,快从老病僭衣冠,此身忘世深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又《登一丘一壑偶成》:莫滞春光花下游,便须准备落花愁,百年雨打风吹却,万事三平二满休。将扰扰,付悠悠,此生于世自无优、新愁次第相抛舍。要伴春归天尽头。  《瑞鹧鸽(京日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又: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秋水观中秋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元曲如刘秉忠的:  《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坐刂。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又如动西村的:  《小桃红(杂咏)》:市朝名利少相关,成败经未惯,莫道无人识真赝,这其间,急流涌进谁能辨,一双俊眼,一条好汉,不见富春山。  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  杏花开后不曾睛,败尽游人兴,红雪飞来满芳径,问春莺,春莺无语风方定,小蛮有情,夜凉人静,唱彻醉翁亭。  又如鲜于去矜的:  《寨儿令》: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郎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听,千万古圣贤评。  清初有名的少年词人,也便是满清贵族才子的纳兰性德的词:  《浣纱溪》: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驻马客临碑上字,闻鸡人拂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又: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蚊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又: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篆烟残烛并回肠。  (3)小说:讲到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它与唐代的戏剧与词曲,也是不可分离的连体,而且它犹如中国的戏剧一样有趣,将近一两千年来,始终与佛、道两家的思想与情感,没有脱离关系,所以便形成后世民间,对于戏剧的编导,流传着两句俗话说:“戏不够,仙佛凑”的戏言了。现在,为了贴切本题来讲,我们姑且把中国小说写作的演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便是由上古传说中的神话,到周、秦之际,诸子书中的寓言与譬喻,以及汉、魏以后,道家神仙的传记等,如《穆天子传》、《汉武帝外纪》、《西王母传》等等,大多是属于传统文化思想,参加道家情感,神仙幻想成分的作品。第二阶段,是由唐人笔记小说与佛经变文开始,到了宋、元之间的戏曲,以及明、清时代的说部与散记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感情,而且融化其中的,往往是佛家思想的感情,多于道家。值得特别注意的,无论是小说与戏剧,它的终场结尾,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或是轻松散慢的滑稽剧,甚之,是现代所谓黄色的作品,它必然循着一个作家固有的道德规律去布局与收煞,那便是佛家与道家思想综合的观念、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的定律。旧式言情的小说与戏剧,我们用讽刺式的口吻来说,大都是“小姐赠金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结局,然而,这也就是说明一个人生,因果历然不爽的道理。唐人笔记小说中,因为它的时代思想,受到禅宗与佛学的影响,固然已经开其先河,而真正汇成这种一仍不变的规律,嵌进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中去,当然是到了元、明之间,才集其汇流,成为不成文的小说写作的规范。  元、明之间,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如罗贯中,他写作《三国演义》的开端,开宗明义,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词,作为他对历史因果循环的观念,与历史哲学的总评语,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依哲学的立场而讲历史哲学的观点,罗贯中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为文学境界的最好注释。也正如皓布棍禅师的《颂法身向上事》说:“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撑的撑,柱的柱,撑撑柱柱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岂不是一鼻孔出气的作品吗?因此而引起后人根据这种思想,造作一本小说中的小说一一《三国因》一书,来说明三国时期的局面和事迹,便是楚、汉分争因果循环的报应律的结果,除了罗贯中以外,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只从表面看来,好像仅是一部描写宋、明时代社会的不平状态,官府骗上矇下,欺压老百姓,而引起不平则鸣共同心理的反应与共鸣,如果再加深入,仔细地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没有离开善恶因果的中心思想,隐约显现强梁者不得其好死的观念。后来又有人怕人误解,才有《荡寇志》一书的出现,虽然用心良苦,而不免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遗憾。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话下。此外,如历史小说的《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无一不含容有佛学禅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也正如天目礼禅师颂《楞严经》的“不汝还者,非汝是谁”,云:“不汝还兮复是谁,残红落满钓鱼矾,日斜风动无人扫,燕子衍将水际飞。”  由此发展到了清代,以笔记文学著名的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尤其他《醒世姻缘》一书,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观念的杰作,说明人生男女夫妇间的烦恼与痛苦,这种观念,后世已经普及民间社会,所以杭州城隍庙门口,在清末民初还挂着一副韵联:“夫妇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儿女原宿债,讨债还债,有债方来。”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至于闻名世界,以长篇言情小说,反应老式文化中贵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一书,也是现代许多人,以一种无法加以解说的情感与心理,醉心于号称“红学”的一部名小说。它的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然后又以仙凡之间的一块顽石,与一株“小草剧怜唯独活,人间离恨不留行”的故事,说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缠绵反侧的痴情恩怨,都记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虚幻境的账簿上,隔着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边,极力衬托出梦幻空花,回头是岸的禅境。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便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这岂不是《楞严经》上,“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吗?所以有人读《红楼梦》,是把它看成一部帮助悟道的好书,有人读《红楼梦》,便会误入风月宝鉴,红粉迷人的那一面,其中得失是非,好坏美丑的问题,都只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而已,吾师盐亭老人曾有一诗颂云:“色穷穷尽尽穷穷,穷到源头穷亦空,寄语迷魂痴儿女,寥天有客正屠龙。”应是最好的结语。  2.禅与文学的重要性  以上举出有关唐诗、宋词、元曲等的例子,有些并非完全以佛学或禅语混人辞章的作品,但都从禅的意境中变化出来,如果只从表面看来,也许不太容易看出佛学禅宗与中国文化演变的深切关系。事实上,我也只是随便提出这些清华淡雅,有关禅的意境的作品,作为此时此世,劳劳尘境中,扰攘人生的一付清凉解渴剂而已。禅宗本来是不立文字,更不用借重文学以鸣高,但禅宗与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与文学都结有不解之缘,几乎有不可分离的趋势,在此提出两个附带的说明,便可了解禅与文学关系的重要了。  (1)禅师与诗。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栽成缀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体系,他为什么每每论诗,随时随处举出诗来,做为论断的证明?秦、汉以后的儒家,为什么一变再变,提到五经,便以《诗经》作为《书》、《易》、《礼》、《春秋》的前奏呢?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大多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过去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上基本修养的诗、词、歌、赋,以及必要深入博古通今的史学,与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都是不可分离的全科知识,所以在五六十年以前,差不多成为一个文人,自然也多会作诗填词,只有程度好坏深浅的不同,并无一窍不通的情形。因此过去中国的诗人,与学者、哲学家,或政治家、军事家,很难严格区分,并不像西洋文化中的诗人,完全以诗为生,而不一定要涉及其他学识的关系。禅宗,不但不立文字,而且以无相为相,无门为门,换言之,禅宗也是以无境界为境界,摆脱宗教形式主义,而着重佛教修证的真正精神,升华人生的意境,而进入纯清绝点,空灵无相而无不是相的境界。我们为了言说解释上的方便,只好以本无东西而强说东西的方法,例举世间的学问,可以譬喻禅宗的境界的,便有绝妙诗词的意境,与上乘艺术作品的境界,以及最高军事艺术的意境,差可与之比拟,所以自唐、宋以后,禅宗的宗师们,随口吟哦唱道的诗、词、与文章,都是第一流有高深意境的文学作品,因此流风所及,就自然而然,慢慢形成唐、宋、元、明、清文学的意境,与中国文学过去特有的风格了。  (2)宗教与文学。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连理枝,任何宗教,它能普及民间社会,形成永久独特的风格,影响历史每一时代,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靠它的教义,构成文学的最高价值,它从本有平民的俗文学中,升华到文学的最高境界,才能使宗教的生命历史,永远延续下去。佛教教义,与禅宗的慧命,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而壮大的原因,除了它教义本身,具有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内容,与高贵而平实的价值以外,它的最大关键,还是因为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形成独立特有的佛教文学,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化全部所有中心的缘故。例如西洋文化中的新旧约全书(俗称《圣经》),它在西方每一种不同文字的民族与国度里,无论哪种译本,都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文学价值,所以姑且不管教义的内容如何,就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亦可谓“文章意境足千秋”了。我也时常对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们说,要想千秋,便须多多注意你们的教义与文学。因为我认为宗教信仰尽管不同,每一宗教教义的深浅是非,尽管有问题,但是真正够得上称为宗教的基本立足点,都是劝人为善,都是想挽救世道人心的劫难,这个是几大宗教共同具有的善事,用不着因为最后与最高宗教哲学的异同,而争执到势同冰炭。那是人文文化过去的错误,与人类心理思想的弱点与耻屏,更不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精神,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与珍重。  总之,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学的因缘,实在有太多深切的关系,我在匆促之间,略举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的例子,还是不够深刻的,只是偶然兴之所至,但凭记忆所及,姑且一提,希望诸位举一而反三,便可得到其中的三昧了。着讲现代的旧文学,比较能够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用之于发抒情感的诗文学中,便要算蠲戏斋的作品,足以代表这一代,深得禅宗文字般若的结晶了。       四、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文化教育的精神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之,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之,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有提出足供研究的资料,以供参考,不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关于丛林制度的大略,以前我曾有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特殊社会》的书,述说其大要,现在只能摘取其中的一部分,做为本题的总结。(一)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并不准确,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也没有新兴个什么,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国自己所创造的,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即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虽然在中国社会里,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它对佛法,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同对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  释迦出家以前的印度,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这些人都叫做沙门,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我们普通称他作隐士,史书上又称为隐逸的。不过我们的隐士们,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至于印度的沙门,都是出家避世的人,释迦创立佛教以后,凡是正式出家,皈依佛法的弟子们都须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离情绝俗,绝无家室之累,男的就名为“比丘”,女的名为“比丘尼”。“比丘”这个名称,是包含有乞士、怖魔、杀碱等意义,所谓“上乞法于佛、下乞食于人”,便名“乞士”,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大都是修习苦行,立志精勤的,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特别又称为头陀行者。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  衣。不过三衣,多的就要布施了,甚之,拣始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的凑成衣服来穿,这便叫做粪扫衣。传到中国以后,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也有乞化百家衣布,补破袖杂而成的,就名为破袖衣,或补袖衣。  食。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过了午时,便不再吃了,因为他把饮食,只看作为维持生命,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  住。随遇而安,屋檐、庙廊、树下、旷野、荒冢,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或草织蒲团一个,两足林跃(俗称为盘足),便心安理得的度此旦暮了。  行。赤足或芒鞋、光头安详而走。昔在印度,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晴遮太阳雨遮水,传到中国,雨伞换了箬笠,所以文学家们,便有“芒鞋斗笠一头陀”的颂辞了。除此一身以外,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一个钵盂。作吃饭之用,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尽量放弃物欲之累,过着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就是为了专志求道,表示尽此形命,揖谢世间了。虽然,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但在行为上,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这在佛学名辞上,也可以叫做合,又可以叫做内布施,他形似杨朱的为己,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之心。但是,也有些比丘们,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那便名为僧伽,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其中足为大众师范,统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或简称和尚,以后传到中国,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以讹传讹,又优侗叫做和尚,其实一个僧与和尚,便概括了这些意义。  当汉明帝时,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就叫做寺和院了。其实在汉代,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肿寺、太常寺等。汉、魏、两晋、南北朝之间,西城传道的高僧,源源东来,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便是乞食于人。虽然也有靠信仰皈依徒众们的供养,但是日久月长,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1)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气候温暖,野生果林很多,乞食不到,还可随地采而充饥,但在中国,便没有如此容易了。(2)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如隐士之流,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3)中国素来以农立国,政府与社会,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生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4)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认为人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比丘们既已剃除鬓发,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一般的人,已经存有歧视之心,何况还要乞食于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才得维持其生活,同时其中有一部分,还须靠自己募化,或其他的方式维持,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僧众,因地制宜,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有的已经建筑寺庙,集体同居,只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单独栖息山林岩洞之间,过他的阿兰若(清净道场)生活,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才能适应环境。  (二)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到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大师渡海东来,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那时信受禅宗的伯人,并不太多,据《景德传灯录》所载,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传承心印,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只有神光一人而已。以后历世的学人,虽然渐渐增加,但接受祖位,都是一脉单传,传到六代祖师慧能,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四方学者辐辏,禅宗一派,可谓如日之方东,光芒万丈,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能够发扬光大的,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青原二支,不数传就渐呈衰落,南岳一支,便单祧道脉,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大弘禅宗宗旨,因他俗家姓马,故称马祖。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可为禅宗大匠的,也不过数人,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称为翘楚,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尤其得力于百丈,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其实,百丈师徒,正当唐代中叶(约当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当在汉、魏两晋时期,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它被中国文化的融和,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制度的渐渐改变,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在百丈以前,梁僧法云,住光孝寺,虽已奉诏创制清规,但没有像百丈一样,敢明目张胆,大刀阔斧的毅然改制,定作规范,在百丈以后,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所以说者便截定是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了。  在百丈以前,禅宗的学风,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最盛的区域,当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省,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至于黄河南北,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以及专精佛教学理,讲习经论的法师,被称为义学沙门的,为数还是很盛,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们,不是过于圆通,便是过于迂执,尽管他自己本身,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就被人骂作“破戒比丘”,这也是事所必致的了。马祖百丈等辈,都是气度雄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的才华,担当立地成佛的心印,他毅然改制,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  百丈以后,晚唐五代之间,禅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范围僧众的制度,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可是在教授方法,和行为仪礼之间,却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就各有少许出入,这种不能算是异同,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便又名为家风。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各有家风的不同,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严格地说,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之旧观了。而且江南江北,长江上游和下游,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无论它如何变更形式,穷源探本,可以得一结论:  丛林禅寺的宗风,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禅宗的丛林制度,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  佛教戒律,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修证身心性命所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礼记》中的礼仪,以及法律、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  1.丛林的规模  (1)住持和尚:他是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戒律和清规(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等于政府的元首、社会的领袖。他在寺内住的所在,叫做方丈,也就是佛经上说,维摩居室,仅有方丈之意,所以普通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方丈,有时也叫作住持,就是佛经上住持正法之意。《禅苑清规》称尊宿住持谓:“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日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  (2)住持和尚的产生: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必须具有几个条件:第一,是禅宗的得法弟子,要确有修持见地,足为大众师范,而且形体端正,无有残缺。第二,要德孚众望,经请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第三,得朝廷官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同意。  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才得升座作住持和尚,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在升座的仪式中,还有付法、嗣法。人院、视箓等手续,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和职位上的移交。  (3)退院的和尚: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便称为退院老和尚,他闲居养静,再不间事(或者闭关专修,大体都是功高望重,修持与德操,达到圆满的程度。他与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视如父子,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的能事,一直到了老死,务须尽到孝养,否则,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甚之,还算是犯了清规,受到责罚,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多半是飘然远引,从来不肯作形似恋栈的事。  (4)和尚与政府的关系: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关于僧道制度,虽然历代都有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最后决议,都以师礼待遇僧道等人,虽然朝见帝王时,也不跪拜,只须合掌问讯,等于只有一揖了事。东汉时,僧尼隶属于鸿肿寺管理。唐以后,改变自姚秦、齐、梁以来的大增正和大僧统,设祠部曹,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谋和道箓等事。祠部与僧箓司,等于现代政府的宗教司,唐代是隶属于礼部的,《唐会会要》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全国僧尼的户籍,也隶祠部专管,并置有僧籍的专案,迨唐宪宗元和二年,在帝都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相当于姚秦的僧正,后魏的沙门统,南齐京邑僧官的僧主,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人都作僧官,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等的事务。元代有一时期,还专设有行宣政院,以管理僧俗喇嘛及边情等事务。明洪武时,置僧祭司,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州属置僧正司,清代因其职称。度碟,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唐代又称为何部牒,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道士们的度牒,又名为箓。  丛林住持的和尚,虽然由僧众推选产生,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方官的同意聘任,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甚至,还可以追回度碟,勒令还俗,便变成庶民,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这种制度,一直到清代以后,才渐渐变质,不太严格。因为清代在精神上,乃异族统治,变相松弛,是另有他的政治作用。中国历代政权,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有宪法规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并不是严格的管理,只是严整的监督。  (5)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住持的职位上,是全寺首脑的住持,由他选拔僧众,分担各种执事的职务,但是却叫作请职,并非分派。请职,等于说以礼聘请,并不以命令行为。各种执事的职位,虽然由住持所请,但一经请定了,便各自执行他的职掌,秉公办理,即使对住持,也不能徇私,因为他们有一最高的信仰,尽心尽力,一切都为常住,才是功德。常住,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代名辞,也就是佛经所说佛法常住之意。所以几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以决定之,不能一意孤行,至少,也有两序执事长老,或少数重要执事参加决定才行。因此,住持在职位上,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他却像中国旧式教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便是指导全寺僧众们的实地修行,和品行的督导,关于这一方面,他却有无上的权威,也有无限的责任感,所以古代的丛林,有些住持,根本就不问事务,他认为执事的职掌,已经各有所司,毋须他来多管,他只须自己努力修行,随时说法,行其身教就是,要能不使学者走入歧途,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  (6)住持和尚请两序班首执事:住持就位,就要选请全寺的执事,所谓执事,百丈旧规,称为知事。班首,旧规称为头首。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胜任,而且足孚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虽然不经过选举,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的。他要发表各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字职位,写在一个牌上(等于现代的公告牌),挂了出来,大家就得遵守之,须在每年正月十五、或七月十五挂牌。在请职以前,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就命侍者去请某某师等同来吃茶,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得到了同意,才一一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挂牌示众。然后在就职那一天,午斋的时候,先送到斋堂,依次就座用膳。饭后再绕佛经行,送到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再礼佛就位。晚课以后,各请新的执事,便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告诫尽心职务,遵守清规。退而再至各老职事房中,一一拜候,便叫作巡寮(巡寮这个名辞,在戒律上又作别论)。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请职的时候,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互为副助,或数人同任一职的,偶也有之。但各职执事职司,虽由住持请出,却不像上下级官吏的组织,他是平行的,可以说,只有圆的关系,既不是上下,也不是纵横的隶属,他们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  2.丛林的风规  (1)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唐、宋时代,正当禅宗鼎盛的时候,大凡出家为僧的,不外四种情形:①部分研究佛学经论的称为义学比丘们,有的是因政府实行佛经的考试既经录取,便由朝廷赐给度碟出家的。②自动发心,离群求道,请求大德高僧剃度的。③朝廷恩赐,颁今天下士庶,自由出家的。唐时,政府有几次为了财政的收入,还有鬻卖度碟,听任自由出家的。④老弱鳏寡,无所归养而出家的。在这四种情形当中,如有未届成年想求出家者,依佛的戒律,还须得父母家族的同意,才能允许出家。  既经出家受戒,取得度碟以后,就可往丛林讨褡长住,讨褡大约分作两种,各有不同的手续:①普通少住数日或一短时期的,便叫做挂褡(俗作挂单或挂搭)。挂褡的僧众,为慕某一丛林住持和尚的道望,远来参学,或是游方行脚经过此处,但都须先到客堂,依一定的仪式,作礼招呼,依一定的仪式放置行李,然后由知客师或照客师依礼接待,并依一定的禅门术语,询问经过,既知道了他挂褡的来意,便送进客房,招呼沐浴饮食。普通僧众住的客房,术名叫寮房。接待游方行脚僧的,又叫做云水寮,唐宋时代,旧称通叫做江湖寮。最普通的过路挂褡也要招待一宿三餐,等于归家稳坐,绝无歧视之处。如遇参学游方的,有些比较大的丛林,在他临行时,还要送些路费,叫做草鞋钱。倘要久住些的,便要随大众上殿念经,参加作事,虽然居在客位,劳逸平均,仍然不能特别。②要想长住的,使叫作讨褡。要住进禅堂内修学的,便叫作讨海褡。讨了海褡,就算本寺的正式清众了,这必须要先挂褡,住些时日,经过知客师及各执事们的考查,认为可以,才能讨得海褡长住,旧制称为安褡.常住的僧众,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衣布,或衣单钱,以备缝制衣服之用。除了施主的布施以外,常住每季,还发一次零用钱,也叫做衬钱。  凡是已经受戒,持有度碟,而且是常住的大众,身份与生活,便一律平等,上至住持和尚,下至执劳役的僧众,都是一样。对于衣、食、住、行方面,都要严守佛家的戒律,和丛林的清规。如果犯了戒律和清规,轻则罚跪香或执苦役,重则依律处罚或摈弃,便是俗称赶出三门了。  衣。普通都穿唐、宋时代遗制的长袍,习禅打坐也是如此,作劳役时便穿短褂,这些就是留传到现在的僧衣。遇有礼貌上的必要时,便穿大袍,现在僧众们叫它为海青。上殿念经,礼佛,或听经,说法的时候,便披上袈裟。中国僧众们的袈裟,都已经过唐、宋时代的改制并非印度原来的样式,到了现在,只有在僧众的长袍大褂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博大的气息,窥见上国衣冠的风度。僧众们的穿衣,折叠,都有一定的规矩。都是训练修养有素,就是千人行路,也难得听到衣角飘忽的风声。  食。依照佛教的戒律,每日只有早晨、中午两餐,为了种种正确的理由,过午便不食了。食时是用钵盂,以匙挑饭,并不像印度人的用手抓饭来吃,但到了中国,已经改用碗筷,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完全实行大乘佛教,一律终生素食,而且是过午不食的,除了少数担任劳役的苦役僧,因恐体力不济,晚上一餐,还只是作医治饿病之想,才敢取食。凡吃饭的时候,一律都在斋堂(食堂),又叫作观堂,是取佛经上在饭食时,作治病观想,勿贪口腹而恣欲之意,这个规矩,大家必须一致遵守,虽上至住持和尚,也不能例外设食,这就名为过堂。如有外客,便由知客陪同在客堂吃饭,住持和尚于不得已时,也可以陪同客人饭食。大众食时都有一定的规矩,虽有千僧或更多的人,一听云板报响,便知已经到了食时,大家穿上大袍,顺序排列,鱼贯无声的走入膳堂,一一依次坐好。碗筷菜盘,都有一定次序放置,各人端容正坐,不可随便俯伏桌上。左手端碗、右手持筷,不得有饮啜嚼吃之声,添饭上菜,都有一定的规矩,另有执役僧众侍候,不得说话呼喊。斋堂中间上首,便是住持和尚的坐位,住持开始取碗举模,大家便也同时开始吃食了,等到全体饭毕,又同时寂然鱼贯回寮。住持和尚如有事情向大众讲话,正当大众饭食之时,他先停止吃饭,向大众讲说,这便名为表堂。每逢月之初一、十五便加菜劳众,或遇信众施主斋僧布施,也要加菜的。’  住。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便名为清众,旦暮起居,都在禅堂,其余各人都有寮房,有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的。依照佛教戒律和丛林规矩,除早晚上殿念经作功课,以及听经法以外,无事寮房静坐,不得趱寮闲谈,不得闲游各处,无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喊叫。如遇住持和尚或班首执事,以及年长有德者经过,就必肃然合掌起立,表示问讯起居。  行。各人行走,或随众排列,必须依照戒律规矩,两手当胸平放,安详徐步,垂脸缄默,不得左顾右盼,不得高视阔步。如要有事外出,必须到客堂向知客师告假,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不得随便出外。即使住持方丈,或班首执事出寺人寺,也须在客堂说明,告假几天,同时还须向佛像前告假和销假。其余生活各事,如沐浴、洗衣,各有规定。病时大丛林中,自有药局处方,告假居房养息,不必随众上殿过堂。倘若病重,进住如意堂,便有自甘执役护病的僧众来侍奉,如意堂,也就是旧制的安乐堂。死了,便移入涅槃堂,举行荼毗(俗名迁化),然后收拾骨灰,装进灵骨塔(即俗称骨灰塔)。  总之,真正的丛林集团生活,绝对是作到处处平等,事事有规矩,由一日而到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都是循规蹈矩,至于详细细则,还不止此。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看了丛林的僧众生活,便叹说:“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2)劳役平等,福利经济:百丈创制丛林,最要紧的,便是改变比丘,不自生产,专靠乞食为生的制度。原始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可以耕田种植,恐怕伤生害命,那在印度某些地方,可以行得通,到了中国,素来重视农耕,这是万万行不通,而且更不能维持久远的。所以百丈不顾别人的责难,毅然建立丛林制度,开垦山林农田,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副。耕种收获,也如普通平民一样,依照政府法令规定,还要完粮纳税,既不是特殊阶级,也不是化外之民。平日于专心一志修行求证佛法以外,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便由僧值师(发号司仪者)宣布,无论上下,就须一致参加劳动,遇到这种事情,丛林术语,便名为出坡,旧制叫作普请。出坡的对候,住持和尚,还须躬先领头,为人表率,百丈禅师到了晚年,还自己操作不休,他的弟子们,过意不去,就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来,他找不到工具,一天没有出去工作,就一天不吃饭,所以禅门传诵百丈高风,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并且以此勉励后世,由此可见他人格伟大的感召了,现代的虚云和尚年届一百二十岁,还是身体力行,终生奉此不变的。  丛林的经济,一切收入与支出,要绝对公开,术名便称为公众。收入项月、悉数都为全寺大众的生活,尽量为大众谋求福利,还有盈余,便添购田地财产,希望供养更多的天下僧众。一班执事等人,多半公私分明,绝对不敢私自动用常住一草一木,因为僧众们在制度以外,更是绝对信仰因果报应的,乎时经常传为宝训的,便有:“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被毛带角还。”因此,他们对于在禅堂里真实修持的僧众,都是极力爱护,不肯使他们受到丝毫惊扰,希望他们成道,以报天下、国家、社会上和施主们的恩德。从前有一位宝寿禅师,在五祖寺库房执事,那时的住待和尚戒公偶然因病服药,需用生姜,侍者就到库房里取用,宝寿便叱之使去,戒公知之,令拿钱去回买,宝寿才付给他。后来洞山缺人住持,郡守来信,托戒公找人住持,戒公便说:那个卖生姜的汉子去得,他便去作洞山的主持,所以后世有“宝寿生姜辣万年”的句子,相传为禅门的佳话。一九四一年,笔者在成都的时候,见过一位新都宝光寺的退院老和尚,其人如苍松古柏,道貌岸然可敬,住持大寺数十年,来时只带一个衣裳包袱,退位的时候,仍然只带这个破包袱,对于常住物事从来不敢私用分毫,自称德行不足以风众,背不起因果,相对数言,便令人起思古之幽怀,这便是丛林大和尚的风格。  (3)信仰平等,言行守律:所谓丛林,顾名思义,是取志在山林之意,其实,它具有此中明道修行者,有如麻似粟、丛集如林的意思。他们都坚定地信仰佛教的佛法,尤其信仰禅宗心地成佛的法门,要住丛林,便是为了专心一志的修证心地成佛法门,所以他们除了恪守丛林的清规以外,在寺内更笃守佛教的戒律。相传过去天台国清寺有一得道高僧,已经有了神通,有一天晚上,在禅堂里坐禅,下座的时候,他偷偷问隔座的僧众说,你的肚了饿了吗?大家不敢答话,有一僧说:饿了怎么办,规定大家过午不食,谁又敢去犯戒?即使要吃,厨房里都没有东西,哪里有吃的呢?他说:不要紧,你要吃,我替你弄来,厨房里还有锅粑呢!他说了,便伸右手人左手的袖子里,一会儿,就拿出一大把锅粑来请这僧吃。这时,那个住持和尚也有神通的,他严守戒律,决不肯轻现神通,到了次日清晨,住持和尚便向大众宣布,昨天夜里,禅堂里有两位僧人犯戒,依律摈斥出院,那个有神通的僧人便伸手拿起包袱,向住持拜倒,自己承认犯戒,由此就被赶出山门了。南宋时,大慧宗果禅师,他未经得法时。依止湛堂禅师,有一天,湛堂看了他的指甲一眼,便说:近来东司头的筹子,不是你洗的吧!他便知道师父是责他好逸恶劳,立即剪去养长了指甲,去替黄龙忠道者作净头(清除厕所)九个月,由于这些例举的一二操行,就可知他们的规矩和戒律,言行和身教,是多么的自然和严整啊!  (4)众生平等,天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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