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网-抱歉，没有找到该网页
你输入的网址可能不正确，或者该网页不存在。&或者
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文网文[号··京公网安备号·甲测资字
文化部监督电子邮箱：wlwh@··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谈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细读《在酒楼上》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3.00
&&¥3.00
&&¥1.00
&&¥2.00
&&¥1.00
&&¥2.00
&&¥2.00
谈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细读《在酒楼上》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把文档贴到Blog、BBS或个人站等：
普通尺寸(450*500pix)
较大尺寸(630*500pix)
你可能喜欢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喜欢此文档的还喜欢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把文档贴到Blog、BBS或个人站等：
普通尺寸(450*500pix)
较大尺寸(630*500pix)
你可能喜欢stein's Blog
字号：大 中 小
&&&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张在中国节制人口的主张，也在那时遭到激烈攻击。马寅初，，1906年到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任大学教授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马在1940年代在公开演讲中严厉攻击过蒋介石政府，遭短期监禁，因此被称赞为反蒋英雄，他在1950年被新政权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科学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页48）说，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发起的运动，恐怕不能归给马寅初。但是他在那时候确实表现非常配合也非常积极。上文写到了1952年他如何给朱光潜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多番检讨。1955年7月，他主持召开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在北大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问题”，即那一年全国性“肃反运动”。从1950年以来，马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但是，很快他也堕入了他组织批判过的教授们的处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组织的围攻。中共党报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的理论，北京大学也贴出了大量大字报攻击马寅初，连他的住宅北京大学“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马曾经说过中国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艺生活，生孩子太多。这样的事实描述被挑拨性地指控为“诬蔑劳动人民”。日，教育部长杨秀峰到北大传达了国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当时的北大中共党委书记陆平为北大校长。在马去职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由教授学者来当的时代就结束了。
　　马寅初搬出北大，政府给了他北京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个胡同里有一些旧时代留下的大住宅。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经有进入马寅初家的人说，“马家大极了，房间一个接一个，走来走去，好象进了迷宫。”（《世界日报》日，D15，“二伯也住东总布胡同”，作者沈宁）。“迷宫”一说，可能只是这位当时全家只有两间小屋住的目击者的主观感觉。马寅初的房子也许没有大到这种程度，但是和当时其他北京学者和普通百姓的拥挤简陋的住房条件的巨大差异，应该是事实。
　　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后，并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论的胜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没有作过四十年代他作过的对那时的当政者的那样言辞激烈的抗议。文革中他遭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据说他以气功调节身体，忍耐了红卫兵的折磨而活下来。他的性格大概不会和从前有太大不同，但是他忍耐而没有抗议，应该是由于他了解时代和他从前在国民党政府时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样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他说什么抗议的话，没有一家媒体会加以报道；如果他被捕进监狱，他会像1955年被捕的胡风那样，被判处长期徒刑，从社会中完全失踪，或者甚至被红卫兵当众打死。不会有别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更不可能被大众认为是“英雄”。
　　和趋炎附势投机转向的人相比，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种反抗，但是，他毕竟闭上了嘴巴，没有继续再说任何批评的话。闭嘴也是一种屈服。有人说，他反对过国民党政府，那未必是因为他勇敢，而主要是因为那个政府不那么残忍或者当时不可能作到那么残忍。没有人反抗的时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时代残酷的。
　　这个说法看似严厉批评了马寅初这样的人，但是其实也可以当作为他的辩护，因为不然就反倒令人怀疑他的贯穿一生的原则是什么以及有无原则的问题。是空前的残忍阻挡了他作第二次反对强权的行动，而不是他因为得以住进了一所大住宅就轻易放弃了反抗的权利和力量。
　　粮食亩产量，人口增长数字，从“知识”的角度说，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之所以亩产可以万斤，节制生育不准实行，这不但是“知识分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识”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用数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断然否决，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更无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丰富的人。1922年，他写了关于中国女性的自恋的心理分析的书《冯小青》。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研究中国人心理和传统文学的开始。这本书很薄，但是相当富于创意。后来他研究“优生学”，翻译注释过《性心理学》。他的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实，这些研究虽然不能马上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显然能帮助中国人提高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成为“右派份子”，潘光旦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当时有明确“规定”，“戴帽子”的“右派份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连数学书都如此，更不要说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了。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数学教授马明强，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他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了他写的数学书。潘光旦不能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文章，于是开始作翻译。他的英文和中文修养都非常好。他开始翻译达尔文的一部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帮助他一起翻译。这部大型译作在文革开始前，已经基本完工。
　　1958年之后，发生了大饥饿。那些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们，高强度劳动加上饥寒交迫，相当多的人在劳改营里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运，还留在学院里，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劳动。他的两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权的人物。潘光旦的一个女儿在1958年生头胎孩子。产妇需要吃鸡蛋，国营商店没有鸡蛋。他的女婿在海淀从一个农民手里买到一小篮鸡蛋，还没有回到家，鸡蛋就被“执法人员”没收了，因为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市场”，不许农民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样，产妇要吃鸡蛋成为非法。
　　到1960年，饥饿越来越严重。大学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学校不得不停止体育课，让学生下课以后就到宿舍躺下以节省热量。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在那时却成批饿死。年年增长的中国人口，这时候出现了负增长。数千万人被饿死了。当马寅初被批判的时候，曾经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一样。马尔萨斯是英国学者。在他的时代，避孕药物和器具还未得到发展。马尔萨斯的书里写到，人类的人口增长总是超过生产增长，无法控制，只是有时候饥荒和战争，减少了人口。当时为了批判马寅初节制人口的主张，也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把他对历史的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张用战争和饥荒来减少人口。实际上，非常讽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剧性的是，在中国，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长之后，就发生了饥荒带来的大量的人口减少，像马尔萨斯描述的一样。
　　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中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页342，北京三联书店，1995）那时候“知识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潘光旦的“右派份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规定的流程。领导先通知本人，说你认错改造有进步，考虑给你摘帽。然后这个人要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总结，再次详细检讨认错，并且对“党和人民”的“宽大”表示感激，然后，当局准予“摘帽”。这是必须的流程，否则不能从那张整人机器的巨口中被暂时吐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后有勇气承认和说出。他没有自欺欺人。
　　4，文革和第四个Ｓ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
　　在文革中，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或者类似级别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斗争”。他们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被戴高帽子，被挂黑牌，被游街，被罚跪，被关押，被殴打。他们被强迫“认罪”和“轻罪”，写检讨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后还得“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大”与“挽救”。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从1966年延续到1970年。
&&& 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
　　在文革前，知识分子在高压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许屈服和投降，都成为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特别“优待”。得到这项“特权”的有郭沫若。日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郭沫若的检讨，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其中经过，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发表这个讲话后，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高等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印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豪华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大宅院，有描梁画栋，很大的花园和假山。这所大宅院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除了郭沫若和其他极个别的少数人之外，别的从前写作和发表过书的人，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免于被“斗争”。即使他们再说一千遍一万遍他们也愿意把他们写的书一把火烧掉，他们也仍然不可能逃脱遭受长达多年的残酷的“斗争”的命运。
　　1966年6月，潘光旦同系的同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在陶然亭公园投湖自杀。笔者访问了当时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一名学生成员，当时他去陶然亭公园收了尸。他说，傅洛焕的尸体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的，后来跳水自杀的越来越多，就传出了投水自杀者死后浮在水面上，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的说法，那是在相当数量的自杀案例上归纳出来的。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了。控制各个学校的是学生红卫兵。各校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据笔者调查的结果，至今没有发现全国有任何一个学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员进过校园“劳改队”。一队一队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园里被展览侮辱和受到肉体折磨与刑罚。这是文革最邪恶的景观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另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1966年他15岁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看到“揪斗”世界史教授周达甫。“斗争”周的人要周说：“我向群众低头认罪”，周按照命令说了。但是他接着就被毒打，因为“斗争”他的那些人－－在一个15岁的人眼睛里，都是大人－－硬说周说的是“我向蠢猪低头认罪”。这位被访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众”说成了“蠢猪”，还是他在愤怒之时，真的这样说了，指责那些“斗争”他的人是“蠢猪”。当时的恐怖气氛和残忍景象，给这位被访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周达甫教授曾经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学，1967年以“特务嫌疑”被逮捕，抓进监狱，关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杨菊淑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职员，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
　　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北大生物系老一点的教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有一天，上文提到的生物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胡寿文，有没有什么经验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因为他自己站不住。胡寿文告诉赵，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
　　后来胡寿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赵一炳先生怎么会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当时60多岁。他30多岁，不体会老年人被“斗争”时体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日，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陈是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生于1911年，比潘光旦年轻12岁。“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梦家也受到猛烈攻击。“院系调整”，陈梦家被“分配”到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陈梦家也被划成“右派份子”“下放劳动”。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吐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8月24日，他被关押在所里。那天晚上，考古所西侧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那天夜里陈梦家服毒自杀未死，10天后第二次自杀身亡。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其实，更为悲惨的是，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这样的教授的遭遇，相比来说还不是最坏的。作为大学教师，他们没有像中学老师那样，被红卫兵学生公然大张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学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众”还不敢公开和直接地杀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学和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里，同样肆无忌惮地进行。
　　不仅仅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受到严重迫害，自然科学家也如此，而且死亡密度也一样很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1969年自杀。他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张宗颖学社会学，1966年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大弟弟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的生物教授，被抓进秦城监狱关了7年多，在监狱中精神失常。（请看关于他们的条目。）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在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5，潘光旦死后
　　潘光旦死于文革的第二年。在潘光旦死后，文革的大规模迫害继续进行。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个工作单位设置监狱关押工作人员，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到了1968年，全国每一个单位都正式建立了关押人的场所，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隔离审查”，民众口语里称为“牛棚”，因为其中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写到的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进了“牛棚”。那时李季谷已经73岁，眼睛患有白内障。笔者在1990年代访问过数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说，1968年夏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有大小“牛棚”三个。历史系一个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个系只有96个人。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日，红卫兵学生“提审”李季谷。李季谷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审讯”中，有学生拿燃烧的香烟烫他的脖子和后背，烧了十几处。“审讯”在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才结束。李季谷当天夜里在校园里投丽娃河自杀。
　　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已经自杀的李季谷。他们用纸画了一个李季谷的漫画像，在像上打了大红的叉子，叫系里的两个“牛鬼蛇神”拿着纸头，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边，一起被“批斗”。死后还要被“斗争”，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笔者也访问过多位北京大学的教师。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建立了一个“牛鬼蛇神监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师、干部和学生被关在里面。这个“监改大院”存在了十个月，里面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议的声音在那里从未有过。“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一步一步具体指挥的运动。被关者唯一能作的努力，只是拼命否认他们被指控的“历史问题”或者其他“反革命罪名。
　　日，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命令排队外出。他们从校园里走过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人。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和鞭子，殴打排队走过的“牛鬼蛇神”。过了这道“夹鞭刑”，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整个北大校园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疯狂的气氛中。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两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
　　上文写到的化学教授傅鹰，也被关在“监改大院”里。1952年，他是“教师思想改造”的模范。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这样背景和经历的教授，都被一网打尽。在文革中，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审查”，无一例外。
　　在“监改大院”里，有一个当看守的女大学生，有个棒子，自称专打坏人。“监改大院”每天有“晚点名”。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坚决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这样的人的思想训练。但是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傅鹰教授为此也挨打。
　　上文写到的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重点的朱光潜教授，文革中又受攻击，而且远远比14年前厉害。1966年夏天，他也在“劳改队”中，他被剃了头发，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个破筐拣西瓜皮，不断遭到来北京大学“串连”和学习“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一位被访者，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告诉笔者说，有一天她在校园里看到墙根下有一团东西，像只死猪，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那里。1968年朱光潜被关在“监改大院”里，有两位被访者说看到他在那里挨打。
　　上文曾经说到，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怎样用“典型大会”来推进“运动”。文革中这种手法被用到了极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被指控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按照当时的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历史反革命”的线上。章廷谦拒不承认。由于他不承认，他就被定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举行的 “宽严大会”上，在北大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章廷谦被戴上手铐拖进警车带走。
　　章廷谦，，绍兴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语丝》杂志。文革中他本人受到这样的迫害，而且株连家人，以致他的妻子疯了，儿子自杀了。他的儿子名叫“小农”，年仅20岁。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的那个大会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象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直到文革后，林焘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着手铐来把章廷谦教授铐走的人是从公安局还是别的“专政机关”来的，也不知道章廷谦教授被塞进汽车后带去了哪里，是监狱还是拘留所。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不知道”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通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他们会镇静一些。在一种神秘不清的权力面前，人们感受到更大的威胁。领导文革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文革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林焘先生被逼承认他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参与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的阴谋，因为他被告知他的大学同学先已承认了，他必须承认，否则就要“从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炸掉水塔。这座水塔如今还在未名湖边，依然是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最美丽的景点。炸水塔的事情已经无人知晓，但是当时这个伪造的故事却把一批人整得死去活来。他的老同学之所以承认了要炸水塔，也是因为被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他想承认了这件最离奇的事情，可以混过了眼前的折磨，以后可以说清楚那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可是实际上不但后来无法辩白，连他的同学朋友也只好在高压和恐怖的逼迫下承认要炸水塔。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尊严、诚实和友谊是最被强调的内容。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道德水准当然因人而异，但是他们长大的时候，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们互相“揭发”。在这种轮流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必须把自己的关于尊严、诚实和友谊道德观念统统抛弃和摧毁，从而在道德上也彻底投降。只是在起码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人格的道德方面的伤害和扭曲可能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这些“互相揭发”，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但是，如果因为重新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光彩而拒绝重新检察历史，这是会造成第二次遗憾。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会在强权下被击败和扭曲。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把人锻炼成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刀枪的制度。
　　在经过了死去活来的近一年的“审查”之后，1968年1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当然应该有“出路”。这样的说法隐含了本来他们应该是“死路一条”的，现在让你存在是一种开恩。毛泽东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冯友兰和历史教授翦伯赞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那时候，把毛泽东的话叫做“最高指示”。于是北京大学的“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立刻到“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宣布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至于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别的人，照旧被关。
&&& 在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园后自杀，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被当作玩弄的对象和不愿意被收买的骨气。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是大人物。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现在令人会想到的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赞的自杀报告给毛泽东。现在没有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留下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然是在拒绝接受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笔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胡建忠同志介绍经验讲话》打字稿，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讲话日期是日。当时这个讲话在各单位传达。从“介绍经验讲话”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这个讲话不但是清华大学所作的，也是要全国照此奉行的。在这一个讲话里，有一部分照录如下：
　　“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政策问题。梁思成是清华的一级教授，搞大屋顶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触了，靠边站，从他的小楼里赶了出来；刘仙洲是研究机械学的，他写了本书，竟是些木头、石头，也是个权威；钱伟长是很臭的人物，57年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项职务，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清华副校长、教授，后来全撤，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过去有人称“三钱”（即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搞火箭炮研究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批”字当头，就是八个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问题。”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语言风格，而且是文革实际上进行的。而且，“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不只是通过口头的和笔头的方式来进行的。除了精神的心理的攻击之外，还有体力的。清华建筑系的教师陶德坚在1990年代写的自传（陶德坚的自传《风雨人生》载于她的丈夫陶世隆先生所办的网站“五柳村”）中，写到梁思成怎么被“批判斗争”。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更可悲的是，梁思成的这种悲惨境遇，与其他一些学者教授相比，并不算是最严重的。而且，这还只是公开场合人们看到的情景，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发生的虐待和侮辱，如果受难者死亡而没有机会说出，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至于对看到这些迫害场景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慑力，是不难想象的。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人敢于同情被批斗者，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这种迫害。
　　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这个“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报告的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了。大学停课也已经停了三年了。学校的教师已经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然后，就在那年10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都被逐出城市中原来的校址，搬到乡村，然后，在那里继续进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两个新“运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员们被驱赶到江西鲤鱼洲，要他们自己在沼泽地上开荒和盖房子。此外，那是一个血吸虫病的传染区。
　　非常清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这样的工程科学教授，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授，作为个人，当然各有经历也各有优点缺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这个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有非常紧密地关系。这些学者也都曾经到西方留学。文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些个人，从而也“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一套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学术。
　　和翦伯赞在同一天被毛泽东“给出路”的冯友兰，后来被拉入文革领导人的写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在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以后的人们恐怕很难明白这些讲两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即使在文革后，“梁效”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而遭到否定，这些文章的罪名也仅仅被解释成是执行“四人帮”的旨意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实际上都明白，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肯定文革的残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残忍的理论。因此，他们才连篇累牍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别的是他们宣传孔子也曾经杀了少正卯，他们不是以此证明孔子学说的虚伪，而是以此证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个世界只可能充满“斗争”和“专政”。
　　1976年毛泽东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称为“四人帮”的很快被逮捕。“四人帮”被逮捕后，在北京和外省都传过一个说法：冯友兰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这话的意思相当明白，是说黑夜快要过去文革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冯友兰却在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个说法相当生动，但是个传说。如果冯的妻子没有说过，该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在当时这个故事博得很多人的一笑，因而也流传甚广。但是，当时的反应还不只是笑。有人指出，如果“四人帮”比较懂得“团结”的道理，他们其实是可以网罗到更多的冯友兰这样的人的，不会有困难。有不少人是想要他这样的位置而不得罢了。这样的说法相当真实而又苦涩，无法使人发笑。
　　毛泽东的死亡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结束。然后，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然后，一些关于文革的神话开始出现和建立。各种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坏女人，悲欢离合，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都制造出来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们却依然在记忆和叙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后，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虚构作品中，往往被描写成新的反抗“英雄”，至少也是文革时代的纯洁的好人。实际上，对1980年代在中国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描述，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到文革怎么被简化为“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应该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们又被如何简化了。
　　关于文革，事实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记载，法律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德方面的检察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
　　知识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所作。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情况里，能作得怎么样？能作得比他们好一点吗？实际的回答应该是很难很难。经受那样的精神和物质的剥夺，经受那样的侮辱和殴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
　　但是，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有可责备的。他们是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像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接触现代思想资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误以为“自由主义”只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那一代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芝麻酱票，但是从来没有机会用过“选票”，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别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潘光旦这一代人知道，他们知道有另一些选择，有另一些社会理论和实践。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来对他们的一生，作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在冯友兰出版的《三松堂自叙》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说他在文革中参与“批孔”是违反的“诚”。虽然这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一种反思，但是他的叙述相当含糊，后人不易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他们相当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向老友说出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但是他说出了部分真实，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结语：胡适的预言
　　回顾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当写作此文的时候，笔者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胡适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为一本书（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写的导言。这本书的作者在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书里描写了他怎么在林彪的部队里经历了“割尾巴运动”，这个“运动”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旧社会尾巴”和“旧思想尾巴”，他不愿承受，设法离开大陆逃到了香港。在书里，这个作者说，“一张红色的网正在向我们收紧。”
&&& 胡适在导言中引用了这个正在“收紧”的“红色的网”的说法。另外，胡适也引用了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毛泽东的文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列主义宣传工作者。”
　　上文已经写到，金岳霖这篇检讨的题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一批教授的检讨之一。
　　胡适在导言结尾处为金岳霖教授的命运深深担心。在看到报纸发表的金岳霖的检讨之后，胡适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在1962年去世，他没有能活到文革发生，没有看到那张红色的网最后如何彻底收紧，也没有看到他预言的黑暗的迫害时代如何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但是，胡适的观察和预言不幸都非常准确。再没有比此更不幸的准确预言了。
　　作为后来者，见到胡适的这一说法，笔者曾经感到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过“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学校里发生的，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文革发生的迫害，在规模和人数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俄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所谓“知识分子”。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方式的折磨往往更为漫长和邪恶。
　　胡适知道这一点，最主要的，应该是他了解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知道支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这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後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里，没有自由思想的位置，没有学术的位置，也没有学者的位置。这不是在中国偶然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根源早已存在了，只是要大多数人清醒认识到需要时日。
　　胡适的预言说明，这样的黑暗和灾难是可以预测的，也不是必然在每个地方或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这是回顾这段充满恐怖和羞辱的历史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有的一点乐观。
作者:王友琴
function open_phone(e) {
var context = document.title.replace(/%/g, '％');
var url = document.location.
open("/ishare.do?m=t&u=" + encodeURIComponent(url) + "&t=" + encodeURIComponent(context) + "&sid=70cd6ed4a0");
！觉得精彩就顶一下，顶的多了，文章将出现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大 名:&&[]&&[注册成为和讯用户]
(不填写则显示为匿名者)
(您的网址，可以不填)
请根据下图中的字符输入验证码：
(您的评论将有可能审核后才能发表)
已成功添加“”到
请不要超过6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