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大婚前的性教育
中国古代皇帝大婚前的性教育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几乎所有的皇帝、小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幸过女人，有着熟练的性经验，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西晋的痴愚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在做太子的时候，13岁时结婚。在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东宫，以身教导太子，让太子知道男女房帏之事。谢玖离开太子的东宫时，已经怀孕。谢玖后来在别处宫室生下一个儿子。几年以后，太子司马衷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晋武帝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他大为奇怪。同样，北魏文成帝拓跋浚17岁结婚，但他13岁时刚步入便已临幸了，14岁就做了父亲。清代宫中明文规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先由宫中精选八名年龄稍长、品貌端正的宫女供皇帝临御。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从此成为宫中有身分的女子，每月拿俸禄，不再像其他的一般宫女从事劳役。因此，这份差使也一直为宫女们所企盼，希望藉此脱离苦海，一步登天。这八名宫女的名分一般是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即司仪、司门、司寝、司帐。清代宫中的这种规定，目的是使皇帝在婚前对于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以便在和皇后一起生活中不致窘迫慌乱，能够从容不迫。皇帝在婚前和哪些女人发生性关系？这在中国的历代宫廷中，并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完全看皇帝个人的兴致。对于青春年少的小皇帝来说，性的问题是令他紧张的，还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很容易被挑逗或产生冲动，也就很容易和身边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太子住在东宫。太子行冠礼以后，便被视为成年，没有皇帝的诏命，太子从此不许随意出入后宫，以防和后宫嫔妃发生瓜葛。太子在东宫中则没有顾忌，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任意猥亵任何一个侍女，也可以和她们任何一个发生性关系。从可能性上说，谁是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性体验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不是会成为皇后或嫔妃?这实在难以确切地回答，谁都可能成为皇帝的第一个女人，被临幸以后也一般都有相应的名号。但总体上说，最可能成为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的是他们身边的宫女，有些时候则是他们的乳母。宫女和乳母在宫中都是女仆，是没有名分的一类。宫女如果被临幸和得宠，则会取得名分，从而改变其卑贱低下的地位。乳母能自由出入宫禁，即便被临幸，但其乳母的名分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人们无法接受当年乳养皇帝长大的乳母能成为皇帝的嫔妃，更不能接受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从心理上说，惟我独尊的皇帝对于他的第一个女人感情浅淡，不会持久，也不眷恋。这个女人令皇帝羞涩，会使皇帝想起初次性生活的紧张和怯弱。皇帝在她面前永远不会轻松。皇帝自然而然地会避开她，转而扑向其他的美女。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5岁时朱翊钧即被立为太子，10岁时即皇帝位。17岁那年，朱翊钧有一次路过慈宁宫，看见了宫女王氏，一时春心荡漾，不能自制，朱翊钧便临幸了她。王氏从此却有了身孕，这样重大的事情，随驾的太监当然作有记录，日簿也有案可查，但冲动以后的却并不喜欢王氏，不再临幸她，也不记挂。此事被慈圣太后得知，抱孙子心切的太后照顾着，王氏在宫中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有一次，太后兴冲冲地告诉神宗，讲述了这件事，但神宗对此反应淡漠，装作没有听见。神宗的冷淡，王氏册封嫔妃当然无望，无氏所生的儿子同样遭到无辜的冷落。但历史上，皇帝和他的第一个女人也有例外，如明宪宗朱见深和宫女万氏。万氏是四岁时进入皇宫、成为一名宫女的。万氏最初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英宗是宪宗朱见深的父亲。万氏进入青春期以后，日益娇艳秀美，加上她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侍候太后体贴入微，所以极得孙太后的宠爱，成了孙太后的心腹和不离左右的小答应。宪宗朱见深是英宗的长子，生于正统十二年。两年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太后命将朱见深立为皇太子。代宗朱祁钰即位，在景泰三年，废朱见深为沂王。英宗复位以后，又被立为皇太子，这年，18岁。8年以后，英宗死去，朱见深即皇帝位，为明宪宗。早在宪宗做太子时，太后就派心腹宫女万氏去服侍太子。万氏大太子18岁。太子就在这个和乳妈年龄相仿的宫女万氏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逐渐长成为一个英俊少年。聪明绝顶的历万氏不知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勾引了少年，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太子从此不能自拔。太子依恋着万氏，离不开万氏，万氏成了他生命的寄托。年轻的朱见深对于万氏除了感情和性欲的需要以外，还有驯服和敬畏。朱见深18岁即位，万氏已经是36岁。青春正盛的朱见深却依旧宠着中年妇人的万氏。赐给她名号，以至做到了贵妃。万贵妃恃宠而骄，横行宫中。她在后宫颐指气使，以残酷的手段使其他受孕的女子堕胎。宫中人人都惧怕她。老年以后的，宪宗对她依旧宠爱不衰。万贵妃在58岁时，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闻讯后肝肠寸断，喟然长叹：万贵妃去了，我还能活多久?没过几个月，宪宗便在郁闷愁烦中随万贵妃长去，终年40岁。同是明代的皇帝，为什么王氏和万氏命运如此不同?两人姿色相当，宫女的身分也一样，从情理上推测，可能在于皇帝在性生活上的感觉，是快乐还是恐惧抑或是痛苦。王氏完全是被动的，她自己都少不更事，恐惧、紧张自不待言，更不用说能够让神宗轻松。万氏则不同，是她看着宪宗长大的，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万氏又大宪宗18岁，相当于他的母亲。万氏的成熟、风韵，从容不迫和长期培养的依恋和感情，自然会使宪宗在性的体验中感到轻松、自如、畅快无比。因此，王氏和她的儿子受到了冷落，而万氏没有子嗣却照旧宠冠后宫，封为贵妃。万氏只是相当于宪宗的乳母，但是，历史上也有过真正的乳母和乳养的皇帝发生性关系的史事，这便是明熹宗天启皇帝和他的乳母客氏。从史料上看，客氏和天启皇帝有过性关系。客氏在明代的宫中是淫乱驰名的。她怎会放过年轻的皇帝?她和天启帝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乳母和养子的关系，从如下史迹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客氏和天启帝关系的不同寻常，从遭遇可以断定客氏最先勾引了弱冠的天启皇帝，直到天启皇帝23岁时死去，两人一直关系暧昧。首先，客氏乳养天启帝，将他一天天养大。一般来说，皇帝在宫中长大以后，乳母的职责已经尽到了，皇帝不再需要乳母朝夕相处，但客氏却不同。史称其每日清晨进入天启帝寝宫的乾清宫暖阁，侍候天启帝，每至午夜以后方才回返自己的宫室咸安宫。如果说是乳母照顾皇帝，没有这个必要，也是多此一举。皇帝已经长大，宫中侍仆成群，还需要一个乳母干什么?如果说客氏是出于慈爱，像母亲一样，每天得看护着年轻的皇帝，守着他，心里才安，那么这又和下一个事实相矛盾——客氏后来和魏忠贤私通，有一天，她和魏忠贤在太液池欢饮，两情缱绻，柔情似水，不远处，上树捕岛的天启帝这时忽然跌落，衣裳破裂，面部出血。客氏却无动于衷，依旧和情郎魏忠贤嬉谈笑谑。客氏在此时不管是乳母还是自诩为慈母，都是玩忽职守，显然客氏都不是。其次，美艳妖治，在天启帝面前从来不以乳母和慈母自居，而是一个渴求受宠的活脱脱的女人，史称客氏即便四十多岁时，面色依旧如二八丽人，而且打扮入时，其美艳和衣饰，和她的年龄、身分极不相称。但客氏的美色和妖冶是十分惊人的，连年轻的宫女、嫔妃们也无法企及，一个个只是瞠目结舌。据说，客氏为了保持美艳，使青春永驻，平时总是以年轻宫女的唾液梳理头发，以保持头发的乌黑光润。秀发如云无疑平添风韵，更具女性的妩媚多情。这样的一个女子在皇帝面前展尽风骚，朝夕侍从左右，已经不是乳母的身分。再次，作为天启帝的乳母，客氏争风吃醋，竟先后害死了几个曾被天启帝临幸过的嫔妃。其中最可怜的是张裕妃，被临幸后怀孕，临产时客氏下令断绝张裕妃的一切饮食，也不派人前去接生。结果，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张裕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接雨水止渴，最后哭喊着在饥寒交迫中死去。除张裕妃以外，还有三位皇子，两位皇女，均因客氏的加害，不幸夭折。至于皇帝临幸过或刚刚怀孕的宫女被客氏残害的有多少，恐怕不会是少数。这和历代后宫中后妃争宠残杀有什么不同?如果客氏仅仅是皇帝的乳母，她完全可以借皇帝的光，称霸乡里，家族腾达，却没有必要搅乱后宫，对的后妃美人们恨之害之。最后，客氏和、魏忠贤关系密切。客氏是一位性欲很强的女人。魏朝、魏忠贤是两位宦官首领，他们可能在入宫之前，净身做得不够彻底，在床上还能对付一阵。客氏知道以后，先和宦官首领魏朝私通。后来，客氏得知魏忠贤血气旺盛，性功能强于魏朝，客氏便毫不犹豫地投向魏忠贤。客氏的这一感情转移，并不是悄悄进行，而是明目张胆，在宫中闹得满城风雨。客氏如此求欢于刑余之人的宦官，对于又很眷顾着自己的皇帝，她怎会无动于衷?而且，史称客氏常将称为龙卵的子鞭之类烹制后献给天启帝，为其大补阳气。滋补的目的，当然应该是自己受用，岂能是让天启帝多御几个嫔妃美人?多生儿女?再又夺之杀之?这些都是说不通的。只有在天启帝和客氏有了两性关系，才能说得清这一切。尽管如此，客氏还是没能像万贵妃那般幸运，有了名号，进入皇帝正式的嫔妃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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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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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对于性教育确实是一直非常的缺乏，更重要的是缺乏这种意识，当然这背后有一定的原因，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关，向来都有谈性色变的一种心理。但事实上，我国早在古代就有性教育了，古人早就知道性教育从娃娃抓起，说的是要抓好孩子的早期启蒙教育。
　　东汉的《白虎通》记载，当时有一种叫"辟雍"的贵族子弟学校，性教育就是教育内容之一。在古代中国，即便是再有才学的教育专家恐怕也讲不出多少大的性学道理，只能用一些东西来对后代进行启发、诱导，这也可称之为“形象化教育”吧！譬如，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些东西叫做它的外形多种多样，有的是水果状，有的呈船状，有的甚至干脆只是一个小盒子。如果把盒子的上盖掀开，里面是一对瓷塑的男女交合形象。当女儿快出嫁时，母亲就从箱底拿出这东西来，掀开盖子，让女儿看，告诉她结婚的当晚应该怎么做。还有一种东西叫实际上是一卷春宫图，画面是不同的性交体位。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就买一卷这种画，放在嫁妆中，带到夫家去。新婚之夜将它铺在床上，夫妻两人照此行事。在古代民间，进行性教育的方式大多为母授女，女为母后再授女，以便代代相传。所以，古代时对于性知识，往往是女方比男方懂得多。此外，有些春宫画、密宗佛像和民间歌谣，也起了性教育的作用。除了“暗示引导”，也有一些性学古籍可供阅读，但不那么普及。少女出嫁时，奶娘、稳婆、小姊妹可能会教她；有时小姊妹们会在新嫁娘窗前唱山歌，这些山歌都有性内容，唱山歌有调笑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约有8张至12张不同性交方式的春宫画，因为社会大量需要，所以多用木版印制，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
　　是一种瓷器，有的比拳头还小一些，外形多为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
　　事实上，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煌煌大旗之下，“秘戏鞋”长盛不衰，“春宫图”生机勃勃；在幽幽暗暗、起起伏伏的古老文化里，性教育一直不曾中断，一直有自己的主张，无论皇宫，还是草堂。在性的问题上，我们的先人或许不够坦率，但绝不落伍。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人类不是非要通过尴尬的方式或只靠实践的方式，我们仍有很多纯净而文明的指导方式，去给下一代传授性知识。（编辑 喻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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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能结婚吗？
日10:36:16　　徐兆寿
　　某军医大学一对男女同学，因恋爱而发生婚前性行为，女方怀孕了。这时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是做人流还是等毕业后两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他们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他们信得过的一位老师，但万万没想到这位老师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向校方汇报了，校方对这两个学生的处理则是“开除学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
　　刘达临：这是我们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觉得这两个学生的确不应该发生这种性行为，但如果发生了，并不是什么大罪。我在军队工作过２０年，我知道“开除军籍”意味着什么，这两个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徐兆寿：这个事件呈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大学生能不能发生性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学生能不能同居？您今天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仍然觉得他们不应该发生性行为？
　　刘达临：从根本上讲，我是不赞成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发生性行为的，不要太早地摘青苹果吃，青苹果是没有熟的果实，吃起来肯定是很酸的。另外，我也不是太赞成同居，性行为是一种与责任心相连的行为，在大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承担这些行为的后果时，尽量地不要使它发生，因为性行为一般可以通过避孕来免除后患，但如果避孕失败或没有避孕而导致女大学生怀孕，那就会增加许多麻烦，而且一般说来，学习生活中加上性，会分散他们的学习精力，会影响学业。还有，他们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稳定中，同居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未来是否能生活在一起还不一定，他们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物质保障、相互负责都是谈不上的。但如果非要同居，就要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实行科学的避孕。
　　徐兆寿：前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湖南某大学两个同居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了，但是这两个学生却把校方告到了法庭上。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校方和社会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也做过一些粗略的调查，大部分大学生赞成在校期间同居。如果我们公平一些说的话，大学生已经是成人了，他们的行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定，而不是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学校、家庭、社会应该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实际上，他们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很多大学都配有自动售套机，就说明已经认可了这种行为。
　　当今天的大学生们在听了上面两个军校大学生的遭遇后，可能会庆幸他们生活在今天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心理会是平静的，真的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这样的事仍然在发生，还将不断发生下去。学校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大学生也同样是矛盾的，可是这种矛盾会产生多少不幸啊！
　　在我的《非常日记》出版前，《兰州晨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消息时，也发表了我对大学生同居表示理解的观点，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鼓励学生去同居，但要进行性教育，如果发生了同居现象，也不要进行严酷的开除，而要视情况进行教育，学校在这方面要宽容，要尽可能地人性化一些。结果，在甘肃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大学生思想政治和健康状况调查时，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的导向是错误的。我极力为自己辩护。
　　刘达临：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谈过，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学生在校期间同居，但如果发生了，也要宽容一些对待，毕竟是２１世纪了。军队院校当然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处理也会严肃得多，但这是那时观念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军队院校也会相对比地方院校严格得多。
　　徐兆寿：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能不能在校期间结婚？如果认可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发生性行为，可以同居，婚姻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再加上这几年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了，学分制的实施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和修学的机会，读学位的年限也放宽了。最重要的则是，有些大学生的同居实质上与婚姻生活相差不大，他们大都在学校周围租了房子，除上课外，他们在那儿做饭，过性生活，经济上一体化，与那些结婚后不生孩子的夫妻差不多。这种假婚姻能不能变成真的呢？诚然，要想结婚，除了他们已有的爱情基础，还有很多，如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原因，还有，毕业后能否在一个地方就业，等等，需要的条件似乎还很多。武汉大学据说是第一个出台大学生可以在校期间结婚的高校，但第三天却又否认这种政策。教育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自我国调整大学生入学年龄以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该发言人指出，这个决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由学校自己作出。
　　刘达临：这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他们在校期间没有能够结婚的基础，如经济上和心理上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问题跟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有点相同，就是没有结婚的青年在服兵役期间是不能结婚的，而结婚的青年是可以服兵役的。如果说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的青年，年龄也比较小的话，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
　　徐兆寿：现在大学生入学的年龄放宽了，而且各个大学都在试行学分制，就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修完学业，不一定非要在四年里修完本科学业，这样就有一部分青年有了创业的机会。这些青年若返校，其经济基础要比其他人好，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他们能不能结婚？
　　刘达临：这个不太好处理，不能一刀切，如果他们的条件允许了，我想是不是可以允许他们结婚，但可能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全部学生。
　　徐兆寿：第三个问题便是，大学里面要不要开性教育课，谁来开这样的课？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达临：在我们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在问及谁传授的性知识丰富有用的问题时，认为是同学、朋友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４２．５％，大学生占８０．７％；认为老师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５８．９％，大学生只占０．６％。许多大学基本上就没有性教育课。所以有８５．１％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太保守。但是大学阶段是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大学里面必须要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性教育。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课呢？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１自身要破除性神秘感，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２知识面要广，因为性教育涉及教育、生理、心理、社会、民俗、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３自身作风要正派，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４善于清楚地、生动地、有分寸地表达，因为性教育要讲究“适时、适宜、适度”；５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教育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能和老师讲心里话，使老师更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徐兆寿：第四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受众只是大学生吗？现在一般都认为，大学里面还是要开性教育课，因为大学生的性知识太贫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该听听性教育课。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但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学校和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若不接受性教育，他们如何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进行性教育呢？诚然，我们可以由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来授课，但是家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学校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家庭和社会问题。
　　刘达临：所以性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徐兆寿：最后一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部分。是一些性知识吗？是一些必要的性预防措施吗？仅仅是生理上的吗？还是冠冕堂皇的理论框框？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些性知识，它不是真正的性教育。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
　　刘达临：性教育首先应该给学生传授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如生理上的，如何对待青春期的性，如何避孕等；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方面的教育。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我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吴阶平教授。开会的第一天，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会叫“性知识教育”座谈会呢？按照我的理解，性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在开预备会的那天，我们几个与会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后来，参加预备会的同志回来说没有采纳。第二天开会，到我发言时，我按我的理解说，吴阶平教授打断我的话说，他说他在昨天的预备会上没有理解我们的意见，现在听了我们几位的发言，觉得我们的提议是全面的。
　　现在，除了性的人格教育、性的知识教育以外，还有一种性教育，就是你说的性的历史与文化教育。这算是最高层次的性教育了。
　　徐兆寿：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的本位教育，即人的教育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与人最近的，但几千年来我们却离它很远。我甚至觉得性教育应该作为一门主课，它是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好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毡，没有床，睡在地上。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画，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
　　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尺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
　　１９８９年４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１５岁，女孩１３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一会录像什么的，就走开了。他们都习惯了。
　　在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到处都摆着有关性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件陶土雕塑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和尚，他的全身都被铁链锁着，包括他的手脚，但是有一个东西却直挺着，而且很长很大，很具有震撼力，那就是阳具。我问刘教授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他说：“锁不住的东西。”
　　徐兆寿：首先的问题是您在家里的摆设上有没有上面两位外国教授的嗜好？
　　刘达临：没有。我有自己的博物馆，性文物全在那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你看到处都是。
　　徐兆寿：谈谈您收藏的情况。
　　刘达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２３００件古代性文物，花去我自己的费用１００万元以上。
　　徐兆寿：中国有没有这样大胆的性学专家和收藏家？
　　刘达临：据我所知，少量收藏的人是有，不过很可能又不是性学家。
　　徐兆寿：您有几个孩子，也在家里和客人随便地谈论性的问题吗？孩子们怎么看？
　　刘达临：不怎么谈论。我在研究性文化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大了。如果他们还很小，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
　　关于婚外情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
　　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多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朝鲜遨游时，和一个朝鲜女子春红结下了一段露水姻缘，双方难舍难分。但张大千是有妇之夫啊，怎么办呢？他就在一张和春红合照的照片后面写了上面这两首诗寄给了他的妻子凝素夫人。从后来的情形看，“老奴”并未藏此“小星”。
　　徐兆寿：历史进入２０世纪末期时，我们不得不把“通奸”一词改为“婚外恋”。民国时期，文人的婚外情是最多的，郁达夫、徐志摩等的风流韵事一时还被传为佳话，至于革命英雄蔡锷和小凤仙的婚外恋更是人人皆知。似乎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者的婚外恋便是正确的，可以言传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要是做出这等事来，谁还能饶得了他？
　　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一个叫“第三者”的蒙面人却悄悄地出现了，刚刚稳定的家庭就此不安了。报纸上几个大字赫然惊报：“第三者”插足婚姻。问题终于出来了，而且一时之间，这个蒙面者好像走遍了大江南北，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妻离夫散。
　　据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６年上海、天津、南京、郑州、广州等五个城市的调查，凡是“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离婚的约占离婚总数３０％至４０％；而且，凡是有“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的离婚案件，就很难调解，夫妻很难破镜重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０年在全国进行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近８０００名２５岁至４５岁年龄组的城乡夫妻，回答在婚后有没有过婚外性行为这一问题时，回答“有”的占被调查人数的５．４％。其实，这只是一个“下限”，据估计，实际情况要几倍于此数。据全国妇联最新抽样调查分析，目前在中国普通公众中，每１００个人中就有８人有过婚外性行为，而且这些人多以城市居民为主。
　　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关注，当时有些什么说法呢？
　　刘达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当时很多报纸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株洲讨论５个月之久，结果认为“第三者”是一种公害，破坏他人家庭，必须予以铲除。
　　就在这个过程中，云南昆明一女子寄来了一封信，她是这样说的：“……现在许多人都纷纷谴责‘第三者’，我公开宣称，我就是‘第三者’，而且我是有理的。我可爱的他是一个研究员，他有理想，有抱负，才华横溢；我钦慕他的为人，热爱他所从事的工作，愿尽我的一切力量给他以关怀、帮助。他也爱我，但相见恨晚。他的妻子待他远不如我，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对他的生活从不关心，不给任何照顾，经常和他吵架、顶嘴，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鬼混，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鉴于他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也十分可观，所以，他的妻子才没有和他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爱了。但是，有人却骂我是‘第三者’，我不服。我为什么没有爱的权利？他为什么没有爱的自由？难道一个人结了婚，即使这种婚姻是多么痛苦和不幸，也得一辈子被这种婚姻捆死不成？我和他的相爱，无论是对他的生活、工作乃至社会都有好处，有啥不合理？你能给我解答么？”许多人对这位女子的坦率感到吃惊，同时也感到对她的观点很难予以有力的驳斥、回答。
　　武汉有家晚报就“第三者”的内涵、外延和社会影响开展了讨论，试图能作出是非明确的道德评判，结果是枉费心机。编辑部每天都收到数以百计的参加讨论的信，但是看法千差万别。有人说，婚外情是卑鄙无耻的；有人说，婚外情是勇敢高尚的；有人提出质疑：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婚外情者推上“道德法庭”的审判台，为何婚外情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等等，讨论到最后，也难以统一意见，只好不了了之。
　　徐兆寿：我插几句。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基础的问题是应该重新考虑的：一是讨论的报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千差万别的家庭和感情。人们都说，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婚姻的问题从某一方面看就是感情问题，婚外情更是如此。为什么报社收到的意见是千差万别的？有千百个家庭，就有千百种感情和生活。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所有的人都得过同一种生活的思维定式，我们的百姓很少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生活应该与别人的不同，我们的幸福肯定与别人的不同，我们应该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相反，我们很多人只有一个大脑、一种习惯、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和别人一样？谁越出了我们的范围？有人说，这是“文革”的沿袭，是极“左”思想的遗腹子，实际上，它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造成的。
　　第二个基础性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上。求稳怕变，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人们往往认为，没有离婚的家庭就是幸福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去问那些表面上幸福的家庭，他们真的幸福吗？我们有没有去深入询问正在婚姻中的人们，他们的婚姻质量究竟高不高？没有爱情的家庭是不是不道德？
　　为什么我们很少有人去把性当成婚姻的主要标志之一，而始终以其他的因素占居主导地位？我们真正地研究过什么是爱情吗？
　　刘达临：《北京青年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人间指南”特别版，曾就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的婚外情报道作了一个专辑：
　　１９８６年，“第三者”被一般人唾弃，被社会舆论谴责为道德的败坏者。《社会》杂志呼吁对“第三者”要造成舆论压力，进行综合治理。而《婚姻与家庭》杂志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不要一刀切，要区别不同的情况，有区别地对待。
　　１９８７年，中国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光明日报》有篇文章把“婚外情”看成是自由化的反映，是违背道德的行为。
　　１９８８年，形势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关于“第三者”的质疑：什么是第三者？婚姻的第三者与感情的第三者有没有区别？怎样评价缺乏爱情基础的“凑合婚姻”？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而造成这种婚姻解体，是进步的，还是应该谴责的？等等。
　　９０年代初，人们的态度较为明朗了。据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在近８０００名城乡的已婚者中，认为一个和配偶感情破裂的人和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是可以理解或不必干涉的占５０％以上，认为对“第三者”要加以教育引导的占７０％以上，认为要“绳之以法”的只占１６．５％。
　　２０世纪最后两三年，国家有关部门在讨论、修改并准备颁布共和国的第三部《婚姻法》时，它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人主张对“第三者”绳之以法；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从世界上看，一些保守、落后的国家都对“通奸”者处理得十分严酷，而一些发达国家已先后废除了“通奸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但是，不论人们对这个问题怎样争论，社会总是向着开明、开放的方向发展，尊重人性，崇尚自由，提倡以科学、健康、宽松的态度对待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作者：徐兆寿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邮购指南：中国青年出版社社科中心 高育红 TEL：010-3 北京东四12条21号 100708　FAX：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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