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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完整版）
（宋石男 原刊腾讯大家，刊出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完整版，转载需授权。原专栏地址： ） 国民党为何在1949年败于共产主义革命，几乎永久地失去了大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作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么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学的回答将要求首先对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暴风雨的强度，进行仔细的考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它也已经倒塌。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或者无论暴风雨是否来临，它都必然倒塌吗？ 易劳逸是站在胡素珊的肩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胡素珊是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代表作《中国的内战：年的政治斗争》是研究中国内战的奠基著作之一。也许会令军事迷失望，此书几乎只字不提内战的军事力量对比、战略与战术的成败，而是聚焦于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 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竟是它走向溃败的起点。历史为何如此吊诡？胡素珊认为，根源在于国民党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是失败的。城市民众对国民党的幻灭始于年，这正是它回到沦陷区的时期。八年来，国民政府一直代表民族的不屈意志，如今却让所有人目睹它的无能与腐败：为接收城市而建立的行政机构混乱不堪，在机构中做事的人也贪婪肮脏。通货膨胀、赋税沉重、劳资纠纷、实业厄困……这一切导致人们持续的抗议，却未能得到令人宽心的回应。国民党就如一个生了重病的领袖，对愤怒的子民不闻不问，或者即使想要回应，也力不从心。 同一时期，共产党在城市的治理却是成功的。共产党治理城市的经验起于张家口、哈尔滨和东北的一些中等城市。在处理城市问题时，共产党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的冲动，将目标定为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同时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在共产党接收的城市中，不受利诱的官兵主动保护公有和私有财产，工商企业得到尊重和庇护，市民生活正常运转。共产党在城市成功建立了各种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联盟，最明显的做法体现在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党暂时忽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尽力笼络他们，并将部分人安排在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上。
尽管如此，在失去大陆之前，国民党并未彻底失去知识分子的心。自由派知识分子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专横，但他们从未完全拥护共产党。关键原因正如著名自由派领袖储安平所言，自由在国民党治下只是“多或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不过，储安平这样清醒的政治分析家，却在1948年底偷偷溜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 吴世昌也指出，反战的学生总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请愿。他们没有真正倒向共产党一边，他们依然将国民党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认为它有能力制造战争，也有能力带来和平。请愿者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不无哀怨的支持者，而非坚定的反对派。胡适对叶公超的一段话道出了这种状况的深刻原因：“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 国民党真正彻底输给共产党，是在农村。农村几乎是国民党遗忘的地方，或至少是不能成功建立起有效治理的地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底色，本是偏左的（常被马列史学家称作“国民党大右派”的蒋介石，以今日眼光视之，仍然是个左派），它对乡村中的土豪，也是有下手欲望的。1942年国民党在龙岩的土改，就是延续孙中山“平均地权”的路数。不过，国民党的土改试验，远较中共“温情脉脉”，主要手段是从地主手中征买土地以扶植自耕农，而非“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资源获取，必须依赖地主阶层，尤其在统治本就薄弱的后方，它不可能推行对地主太过残忍的政策。而龙岩的土改，也未能在国统区全面推行。按国民政府地政部长李敬斋的说法，以国统区土改的试验进度，要在全国实现自耕农化，至少需要五百年。综上可知，土改是当时的国民党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之相反，无论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均无需倚重土豪，可以放手将之打倒。如一位论者精辟概述的，共产党“以土改来保障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赤裸裸的交易。党的高层在土改初期鼓励、放任群众的‘过火’行为，在运动后期再用‘反左倾’来加以局部微调，其深意在于：农民们在对恶霸、地主、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进行物质剥夺和肉体摧残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防止反攻倒算。而贫农团、妇女会等等新型组织的活动，定期非定期的全村大会，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营造一片热烈的气氛，让得到果实而不愿当兵者感到羞愧”。 由此，胡慧珊得出结论：蒋政权覆亡的根源，在于忽视意识形态教育和党组织建设，而腐败、无能、不公与通货膨胀等等，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延安整风使共产党完成了领袖加组织的党政军一体化的构建，由此强劲崛起，不可抵挡。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在此过程中，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 对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胡慧珊的著作着眼于两党政治差异，饶富洞见，但也有严重缺憾，比如未论及美国与苏联在国民党失去大陆过程中的作用，而这是相当重要的议题。她也未能详析，国民党统治的结构性问题及蒋介石本人的致命局限。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是另一本研究中国内战的精彩著作，可作为胡著的补充与延展。 在易劳逸看来，国民党从未创造出一个完善而坚固的政治结构。1927年他们夺得政权时，继承的是已经分崩离析多年的政治制度，此后二十多年里，他们未能改变国家分裂的现实，其权力继续受到各省军阀的限制，以及乡村豪绅阶层的抵制。与此同时，国民党未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感受民众需求、实现其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行政机构，从而使其结构进一步削弱。 蒋介石的崛起让国民党的结构性问题更加固化及深化。在蒋介石时代，他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政府的统治部门，他本人也成为政权中凌驾一切的存在。悲剧的是，蒋介石的政治观完全是传统皇朝型的，对他来说，政治就是统治上层的争斗。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操纵和联合了一部分上层人士去反对另一部分作为他的对手的上层人士。他似乎从未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强人是成功动员绝大部分民众而不是只获得上层社会支持的那些人。他的对手、最终将他驱逐出大陆的毛泽东则早已意识到，通过获取统治结构以外的支持而产生新的权力来源是可能的。毛最终从农村中找到这种来源，从而打倒“蒋家王朝”。当然，毛能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抗战需要超额获取并消耗资源，经过八年抗战，国民党的军队极大削弱，不再是紧密和有效率的了。 苏联的介入是共产党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易劳逸指出，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基础上，苏联在8月对日宣战后，很快占领整个东北。接下来，苏联人为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北提供各种便利，并向后者移交了日本人的大批战争物资，而理论上，这些物资本应该是国民政府的战利品。不仅如此，苏联人还阻挠国民党在东北重建行政和军事系统，并从东北运走了许多工业物资。假如苏联人没能进入东北并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关内地区的基地，国民党也许有可能将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被迫立即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假如国民党获得东北，他们可以将东北的丰富资源重新并入中国关内经济体系，也无需因向东北军队运送大量粮食而加剧关内农民的贫困和愤怒。国民党还可以利用日本人所创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提供重工业产品以利于关内工业复兴，提供轻工业品以缓解战后消费品的巨大匮乏。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还可以避免因东北问题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恶性通胀。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大约等于军事开支的数额，如果没有东北作战，国民党可以大量缩减军费，从而大幅减少财政赤字，避免极度通胀。而疯狂如精神病人的通胀，正是压倒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 美国的放弃是国民党失败的另一要因。对此，美国学者邹谠的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提供了有力解说。赫尔利对中共的低估，谢伟思对中共的误解，马歇尔调停国共的失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美国自身的政治传统，使得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国民党。 1944年9月8日，在一份发自延安的报告中，谢伟思写道：“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它不是酝酿直接暴力革命的党。它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而致力于寻求它所认为的在中国的长期利益”。谢的结论是：“农民支持、参加共产党军队并与它并肩作战，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人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这些利益是……走向民主的。” 谢伟思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普遍看法。 邹谠对此分析说，谢伟思等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运动也可以激起人民的巨大热情。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不同，前者高度重视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往往能够成功得到它。“区分极权政府的群众支持和民主政府的群众支持的标准是建立政府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一党垄断对一切有效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以上的权力中心通过宪法程序为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支持而展开竞争”。 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它的目标是一旦有可能便夺取政权，它的方法是利用一切途径激发群众的不满，并通过各种组织实现这一目的。党的极权主义性质既来自它对全部权力的渴望，又来自它的组织原则。 然而，美国的政治传统基于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之上形成的一致意见，倾向于掩饰社会的分裂，并凭借自己的印象乃至想象来看待外国事物。美国的政治传统还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这就导致当时美国官员和舆论领袖对共产主义性质的幼稚看法、与苏联合作的肤浅乐观，以及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虚假希望，最终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错误的评价与行动。 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这或许是痛苦的，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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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　　中国为何能够改革开放成功。有人说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不然。从中国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全面完成，到1979年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其实中国满打满算也就实行了20年的社会主义。而当时的高层领导和广大上了年纪的中国老一辈人其实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陌生，知道资本主义那个玩意到底是什么个东西。　　所以，苏联人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也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方面的改革。但是，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前苏联已经实行了70年了，前苏联人早就忘了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在西方那些经济专家的忽悠下，什么休克疗法之类的，把前苏联人忽悠的眼花缭乱，导致前苏联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试想一下，一辈子在社会主义环境长大下的前苏联人怎么能比得过来自西方资本家的奸诈和狡猾呢。　　但是，中国人就不同了。毕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间太过短暂。而当时刚改革开放经历过民国资本主义的中国人大有人在。所以，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方面的改革后，中国人显得驾轻就熟。因为当时很多年龄较大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陌生。所以，中国当时经济改革就是非常顺利的。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当时都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时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领导层根本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调整而已。我就记得当时股市刚兴起来的时候，我的父母非常想一夜暴富。但是，当时我的外祖父就警告过我父母，那个玩意民国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要想好啊，那玩意不好玩。所以，改革开放对当时很多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很适应。毕竟残存在当时很多老一辈的中国人脑子里的资本主义记忆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认为当时的改革开放是很有大方向的。当时的老一辈中国人既吸取了社会主义的精华，有吸取了资本主义的好处。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搞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
楼主发言：3次 发图：0张
　　中国为何能够改革开放成功，而前苏联为何却失败了。有很多人把问题分析的很复杂。我认为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主要原因。
　　当然，对当时经济改革开放最不适应得就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应该是40-50人员最多吧。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很陌生，大概半辈子都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不要乱写
　　这是由DNA决定的。
　　@傲慢与灼见 4楼 　　这是由DNA决定的。　　-----------------------------　　+！
欧美人的进化过程中 少了中庸之道这个过程
欧美人的所有主义 要么极左 要么极右 反正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不知道融合变通。。　　其实
挺佩服苏联人的 能把极左玩个70年
中国人就玩了10年 就反应过来 不干了。。
　　兔纸比较现实
　　这是历史决定的！历史怎么沉淀，决定你的国家会走什么路线！　　
　　@老坛牛肉 5楼 　　+！ 欧美人的进化过程中 少了中庸之道这个过程 所以 欧美人的所有主义 要么极左 要么极右 反正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不知道融合变通。。　　其实 挺佩服苏联人的 能把极左玩个70年 真牛逼 中国人就玩了10年 就反应过来 不干了。。　　-----------------------------　　这才是真相。中庸二字简直就是长在中国人骨子里，左过了就往右拉一拉。专制有点僵化就尝试下民主，民主撒的太开就回头专制。意识形态感最弱，言论几乎是全世界最宽松的。　　反而是民主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社会主义基本上是雷区，谁也不敢踩，更别提尝试了。
　　邓小平理论看来还是很大作用的,答案全在里面。LZ说的是正确的,但只说中0.01/%,还有999个要素在邓小平理论内。多多学一下吧!　　
　　如果目的是对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极端主义左派思潮的反思终结拨乱反正的话，中俄两国都是成功的，甚至俄国更成功些，中国至今毛左还在叽叽歪歪哩，俄国有斯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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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闻改革失败的启示
作&&&&者：
来&&&&源：
摘&&&&要： 文章通过对苏联新闻改革的分析,认为对我国的新闻改革的启示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政党应牢牢掌握舆论工具,坚持党报的领导地位;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同时,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在推进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时,要严格限制滥用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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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改革为何失败
作者：陆南泉 &来源：经济观察报 & 点击数：621
更新时间： 11:48:29
&&&&&&&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在这个时期发生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有关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与对苏东剧变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是普遍关注并有不同看法的问题。
　　失败的客观因素--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阻碍机制（припяствиемеханизма）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受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已经形成一种十分顽固的机制。
　　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
　　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是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的&。这是因为，这些人在那时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意识到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从会议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物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阻碍机制具体体现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在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但实际上，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中央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在改革的一开始，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改革也必然涉及权利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很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利。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另外，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当时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过去的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
　　另外，人民一方面赞成改革，另一方面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当时苏联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人们一开始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长期以来，苏联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并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阿甘别基扬认为，目前&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最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
　　失败的主观因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却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受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
　　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都来自农业。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失控到使其对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起不到促进作用。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才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之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
　　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
　　苏东剧变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有人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些结论是站不住的。回顾改革历史可以看到，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有人还把东欧发生剧变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他们把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视为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以下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作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我们给苏联带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1989年，波兰首先发生剧变，共产党失去领导权，瓦文萨上台，那么是不是戈尔巴乔夫派兵镇压才是正确的呢？不镇压，就成了对东欧的出卖了呢？
　　2002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正值我主持会议，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发言后，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而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
　　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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