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教师：离幸福还有多远
&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
&&21世纪将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
&&对教师而言，追求幸福是职业生活的价值所在，因为孩子的幸福观、幸福品质和幸福能力主要从教师那里获得。但不久前，本报进行为期半年的“教师幸福指数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调查教师普遍感到工作辛苦、精神疲惫、报酬偏低，幸福指数偏低。
&&调查显示，在当前的工作中，最影响教师幸福指数的问题依次是：学校风气不正，管理水平低下；社会地位和收入偏低；学生厌学，管理难度大；无谓的检查过多，干扰正常教学；考试评价不合理；职称评定竞争激烈，专业发展困惑；工作负担重，缺乏成就感。
&&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
&&“归罪于外”说明了什么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教师都把幸福指数偏低“归罪于外”：认为是社会重视不够、学校风气不正，学生不好管，家长不配合……几乎没有教师“反求诸己”。
&&一位教师甚至在调查问卷上这样写道：“希望学校能帮助教师制定专业发展目标……”
&&教师们提出的外部环境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也的确亟待解决，但“归罪于外”的心理值得注意。心理培训师闫方博认为，这种“归罪于外”的心理，虽然可以帮助教师减缓内心痛苦，却制约了反思和学习的发生，像一种糖衣炮弹，好吃但危害很大，因此尤其要注意克服。碰到问题时，应该少怨天尤人，少诿过于他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绝大多数教师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部环境的改善上，这种心态折射了什么？是否有助于教师幸福指数的提升？
&&在《幸福多了40%》一书中，美国心理学教授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提出一项幸福感公式：幸福感=50%的遗传+10%的环境+40%的个体行为。
&&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儒德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对人幸福水平的影响，大约只能起到10%的作用。持久的幸福不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假如有100个人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生活环境，他们的幸福水平仍然存在40%的差异。如果观察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在忙碌的同时享受着幸福。他们在忙于寻求对事物新的理解、为新的目标而奋斗或者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一个经常不开心的人想要享受人生的乐趣、热情、满足、平和与幸福，通过学习幸福的人的习惯和行为，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的幸福水平有4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变的40%，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和思维来提升或降低的40%。”刘儒德说。
&&没有路可以通往幸福，幸福就是路本身。新华社知名战地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聂晓阳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就像在镜子里，同样的一个自己，一些悲观的人看到了‘老之将至’，而另一些乐观的人看到的是‘风华犹存’。决定幸福感差异如此之大的，不是上帝的不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差异。所以，所谓好世界、坏世界，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好心态、坏心态。”
&&这正如心灵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所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有外在的世界都是人内在的投射。回观自己的程度，决定着命运的品质。”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有类似的说法：“谁向外看，他就睡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醒来。”
&&教师成长忽略了什么
&&“各种培训持续升温，教师疲于应付”，“没有骨干教师、名师的帮助指导，教师难以快速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调查中很普遍。
&&为什么教师对培训疲于应付？在北京大学教育文化战略研究所王继华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教师把工作当成谋生的工具，把生命与工作割裂开来，缺乏做好本职工作的强烈意愿！
&&这一判断在《成功长青》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作者美国管理学家波拉斯公布了一条坏消息：“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危险的。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你不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终将会被那些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情的人击败。”
&&成功=意愿+方法。当人的意愿足够强烈时，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会自动呈现出来。王继华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最缺的不是知识、技能，不是方法、技术，甚至也不是理念，而是发展的意愿。教师的发展意愿不仅决定着自身专业的发展层次，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状况。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学校并没有注意到教师的发展意愿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每个人都在提教师专业成长，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更多的应该是教师的发展意愿，还有教师的精神成长。
&&知名心理专栏作者武志红认为，人们所有重要的外部关系，都是其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的结果。内在的关系模式是我们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相处的基石。简而言之就是，童年时，我们怎么与父母相处，长大后，我们就怎么与其他人相处。
&&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副局长、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丽看来，对于多数教师来说，之前的教育由于父母、教师过多的包办代替、控制，他们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丧失了独立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爱的能力，活在焦虑、恐惧、悲伤的情绪中，精神上可能还处在“儿童期”。
这样的教师既不能观照自己的内心，也不能观照学生、他人的内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向学生，往往会对学生造成伤害，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典型的“打着爱的名义的伤害”。
&&对于这样的教师而言，仅靠管理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支持、鼓励、认同，而非要求、挑剔、指责、抱怨、批评，他们急需修正自己的心灵地图”。
&&未来学校管理路在何方
&&“努力工作的，不一定在学校混得好，而搞关系的才会混得好，老实人总是容易吃亏”，“为教师创设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留白’，让教师有发挥自我的教学空间，而不是一味地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任务强加给教师，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精神负担”……调查问卷上，大约70%的教师表达了对学校管理的不满。
&&创造幸福学校，意味着一个旧的学校管理时代的结束，未来学校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管理哲学。
&&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专家多尔曾说：“如果后现代教育学能够出现的话，我预测将以自组织为核心。”
&&对于多尔提出的这个预测，河南省辉县市已经退休的赵彬渊校长进行过创造性的实践。
&&赵彬渊每到一所学校当校长，都能在短时间内引导教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使学校发生转型性变革。对此，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谜：没有奖金激励，没有惩罚措施，他为什么能快速点燃教师们的变革热情？
&&对此，赵彬渊说，调动教师的教育教学变革积极性绝不是很复杂的领导艺术，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调动积极性实质上只不过是教师应有权利的归位罢了”。
&&这里所说的“教师应有权利”主要是指教师专业自主权。赵彬渊是通过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变革，来实现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归位的。他把学校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课程资源开发工作、教师发展工作以及各种教育活动等设置为多种项目，然后选择术业有专攻的教师或学校领导担任项目领导，由其配备组员，开展工作或活动。凡在某方面最具专业优势者，即可做项目领导。
&&所以，在他的学校，主要的业务性工作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而是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来推动的，比如课改深化、教师发展性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班主任专业发展等。比如，李二英等3位教师是学校课改深化项目负责人。他们在没有领导带队的情况下，被学校派往某学校考察参观。经过一周的紧张考察之后，3位教师形成了12000多字的考察报告，自发组织召开深化课改动员会，提出了全年级深化课改的策略和举措。
&&项目管理使具有专业优势的教师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教师成了学习和发展的领导者、教育教学的领导者、学校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也在学校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者”的舆论氛围。
&&“尽己之力者下，尽人之力者中，尽人之智者上。”赵彬渊说，“实施项目管理，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其实质就是在构建一种学校自组织文化。行政自动，工作自主，行为自律，生活（专业生活）自创，价值自现，是我们构建学校自组织文化的目标和支点。”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校关系
&&“让教师安心于上课，而不是在补无数的无用材料”，“教育检查不要那么频繁那么形式主义，这样教师会更幸福，教育会更真实，学生会更快乐”，“摆脱日常的无谓的检查、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与上课无关的”……调查显示，大约65%左右的教师认为，教育行政部门频繁的工作布置和检查严重干扰了教师的专业生活。
&&长期以来，教育管理者对“强化管理”顶礼膜拜，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然而，强化管理是否能让教育走向秩序与繁荣？
&&采访过程中，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日，被即将到来的上级常规检查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几位教师在一块儿闲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校门口卖“不翻儿”（一种小吃，制作时不用翻）的小贩，羡慕不已，“人家月入五六千元，是我们的两倍有余”……
&&有人忽发奇想：若是摊“不翻儿”的小贩也像教师一样被管理后会是什么状况？
&&大家议论开来：开学首先要写一个摊“不翻儿”工作计划，摊“不翻儿”职业道德计划，摊“不翻儿”个性化发展规划，摊“不翻儿”个性化成长方案，摊“不翻儿”安全计划，摊“不翻儿”安全演练计划，摊“不翻儿”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摊“不翻儿”……
&&每周开一次摊“不翻儿”例会，每月至少写30次摊“不翻儿”教案和反思……此外，不定期举办摊“不翻儿”月末论坛，摊“不翻儿”省级、市级、校级大小课题研究，摊“不翻儿”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讲评课汇报，评选摊“不翻儿”省、市、校级先进个人……（此处省略若干字）以上活动均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并且各项活动尽量配有照片，进行省、市各级新闻报道……
&&年终要写以上各项工作的总结。
&&结果，常规工作做得很好，“不翻儿”却一个也没顾得上摊……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却发人深思。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美国教育专家萨乔万尼提出了两个概念：“领导的失败”和“训练出的无能”。
&&所谓“领导的失败”是指，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教学领导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问题是，一旦学校走出困境，学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如果历经几年的努力之后，仍然需要校长强硬的教学领导，教师仍然需要别人为其指点方向，需要监督，需要对他们进行评价，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恰当地开展，那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
&&“领导的失败”导致“训练出的无能”：极其狭隘地着眼于知识、勤勉、技能，以致教师变得越来越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色的能力。
&&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落后的实质是管理落后。新课改特别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充分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的学习力。同样，如果把“学生”换成“教师”、“校长”，也一定能解放教育生产力！有评论指出，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幸福需要制度来保障，有了现代学校制度，有了新型政校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不会离幸福太远。（记者翟晋玉）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教师离幸福还有多远
　　教师离幸福还有多远 21:52:54|&&分类：
|字号&中国教师报记者 王占伟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21世纪将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对教师而言，追求幸福是职业生活的价值所在，因为孩子的幸福观、幸福品质和幸福能力主要从教师那里获得。但不久前，本报进行为期半年的“教师幸福指数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调查教师普遍感到工作辛苦、精神疲惫、报酬偏低，幸福指数偏低。调查显示，在当前的工作中，最影响教师幸福指数的问题依次是：学校风气不正，管理水平低下；社会地位和收入偏低；学生厌学，管理难度大；无谓的检查过多，干扰正常教学；考试评价不合理；职称评定竞争激烈，专业发展困惑；工作负担重，缺乏成就感。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归罪于外”说明了什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教师都把幸福指数偏低“归罪于外”：认为是社会重视不够、学校风气不正，学生不好管，家长不配合……几乎没有教师“反求诸己”。一位教师甚至在调查问卷上这样写道：“希望学校能帮助教师制定专业发展目标……”教师们提出的外部环境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也的确亟待解决，但“归罪于外”的心理值得注意。心理培训师闫方博认为，这种“归罪于外”的心理，虽然可以帮助教师减缓内心痛苦，却制约了反思和学习的发生，像一种糖衣炮弹，好吃但危害很大，因此尤其要注意克服。碰到问题时，应该少怨天尤人，少诿过于他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绝大多数教师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部环境的改善上，这种心态折射了什么？是否有助于教师幸福指数的提升？在《幸福多了40%》一书中，美国心理学教授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提出一项幸福感公式：幸福感=50%的遗传+10%的环境+40%的个体行为。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儒德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对人幸福水平的影响，大约只能起到10%的作用。持久的幸福不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假如有100个人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生活环境，他们的幸福水平仍然存在40%的差异。如果观察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在忙碌的同时享受着幸福。他们在忙于寻求对事物新的理解、为新的目标而奋斗或者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一个经常不开心的人想要享受人生的乐趣、热情、满足、平和与幸福，通过学习幸福的人的习惯和行为，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幸福水平有4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变的40%，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和思维来提升或降低的40%。”刘儒德说。没有路可以通往幸福，幸福就是路本身。新华社知名战地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聂晓阳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就像在镜子里，同样的一个自己，一些悲观的人看到了‘老之将至’，而另一些乐观的人看到的是‘风华犹存’。决定幸福感差异如此之大的，不是上帝的不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差异。所以，所谓好世界、坏世界，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好心态、坏心态。”这正如心灵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所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有外在的世界都是人内在的投射。回观自己的程度，决定着命运的品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有类似的说法：“谁向外看，他就睡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醒来。”教师成长忽略了什么“各种培训持续升温，教师疲于应付”，“没有骨干教师、名师的帮助指导，教师难以快速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调查中很普遍。为什么教师对培训疲于应付？在北京大学教育文化战略研究所王继华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教师把工作当成谋生的工具，把生命与工作割裂开来，缺乏做好本职工作的强烈意愿！这一判断在《成功长青》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作者美国管理学家波拉斯公布了一条坏消息：“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危险的。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你不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终将会被那些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情的人击败。”成功=意愿+方法。当人的意愿足够强烈时，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会自动呈现出来。王继华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最缺的不是知识、技能，不是方法、技术，甚至也不是理念，而是发展的意愿。教师的发展意愿不仅决定着自身专业的发展层次，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状况。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学校并没有注意到教师的发展意愿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每个人都在提教师专业成长，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更多的应该是教师的发展意愿，还有教师的精神成长。知名心理专栏作者武志红认为，人们所有重要的外部关系，都是其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的结果。内在的关系模式是我们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相处的基石。简而言之就是，童年时，我们怎么与父母相处，长大后，我们就怎么与其他人相处。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副局长、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丽看来，对于多数教师来说，之前的教育由于父母、教师过多的包办代替、控制，他们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丧失了独立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爱的能力，活在焦虑、恐惧、悲伤的情绪中，精神上可能还处在“儿童期”。这样的教师既不能观照自己的内心，也不能观照学生、他人的内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向学生，往往会对学生造成伤害，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典型的“打着爱的名义的伤害”。对于这样的教师而言，仅靠管理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支持、鼓励、认同，而非要求、挑剔、指责、抱怨、批评，他们急需修正自己的心灵地图”。未来学校管理路在何方“努力工作的，不一定在学校混得好，而搞关系的才会混得好，老实人总是容易吃亏”，“为教师创设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留白’，让教师有发挥自我的教学空间，而不是一味地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任务强加给教师，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精神负担”……调查问卷上，大约70%的教师表达了对学校管理的不满。创造幸福学校，意味着一个旧的学校管理时代的结束，未来学校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管理哲学。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专家多尔曾说：“如果后现代教育学能够出现的话，我预测将以自组织为核心。”对于多尔提出的这个预测，河南省辉县市已经退休的赵彬渊校长进行过创造性的实践。赵彬渊每到一所学校当校长，都能在短时间内引导教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使学校发生转型性变革。对此，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谜：没有奖金激励，没有惩罚措施，他为什么能快速点燃教师们的变革热情？对此，赵彬渊说，调动教师的教育教学变革积极性绝不是很复杂的领导艺术，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调动积极性实质上只不过是教师应有权利的归位罢了”。这里所说的“教师应有权利”主要是指教师专业自主权。赵彬渊是通过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变革，来实现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归位的。他把学校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课程资源开发工作、教师发展工作以及各种教育活动等设置为多种项目，然后选择术业有专攻的教师或学校领导担任项目领导，由其配备组员，开展工作或活动。凡在某方面最具专业优势者，即可做项目领导。所以，在他的学校，主要的业务性工作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而是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来推动的，比如课改深化、教师发展性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班主任专业发展等。比如，李二英等3位教师是学校课改深化项目负责人。他们在没有领导带队的情况下，被学校派往某学校考察参观。经过一周的紧张考察之后，3位教师形成了12000多字的考察报告，自发组织召开深化课改动员会，提出了全年级深化课改的策略和举措。项目管理使具有专业优势的教师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教师成了学习和发展的领导者、教育教学的领导者、学校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也在学校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者”的舆论氛围。“尽己之力者下，尽人之力者中，尽人之智者上。”赵彬渊说，“实施项目管理，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其实质就是在构建一种学校自组织文化。行政自动，工作自主，行为自律，生活（专业生活）自创，价值自现，是我们构建学校自组织文化的目标和支点。”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校关系“让教师安心于上课，而不是在补无数的无用材料”，“教育检查不要那么频繁那么形式主义，这样教师会更幸福，教育会更真实，学生会更快乐”，“摆脱日常的无谓的检查、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与上课无关的”……调查显示，大约65%左右的教师认为，教育行政部门频繁的工作布置和检查严重干扰了教师的专业生活。长期以来，教育管理者对“强化管理”顶礼膜拜，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然而，强化管理是否能让教育走向秩序与繁荣？采访过程中，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日，被即将到来的上级常规检查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几位教师在一块儿闲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校门口卖“不翻儿”（一种小吃，制作时不用翻）的小贩，羡慕不已，“人家月入五六千元，是我们的两倍有余”……有人忽发奇想：若是摊“不翻儿”的小贩也像教师一样被管理后会是什么状况？大家议论开来：开学首先要写一个摊“不翻儿”工作计划，摊“不翻儿”职业道德计划，摊“不翻儿”个性化发展规划，摊“不翻儿”个性化成长方案，摊“不翻儿”安全计划，摊“不翻儿”安全演练计划，摊“不翻儿”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摊“不翻儿”……每周开一次摊“不翻儿”例会，每月至少写30次摊“不翻儿”教案和反思……此外，不定期举办摊“不翻儿”月末论坛，摊“不翻儿”省级、市级、校级大小课题研究，摊“不翻儿”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讲评课汇报，评选摊“不翻儿”省、市、校级先进个人……（此处省略若干字）以上活动均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并且各项活动尽量配有照片，进行省、市各级新闻报道……年终要写以上各项工作的总结。结果，常规工作做得很好，“不翻儿”却一个也没顾得上摊……这个故事虽然荒诞，却发人深思。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美国教育专家萨乔万尼提出了两个概念：“领导的失败”和“训练出的无能”。所谓“领导的失败”是指，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教学领导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问题是，一旦学校走出困境，学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如果历经几年的努力之后，仍然需要校长强硬的教学领导，教师仍然需要别人为其指点方向，需要监督，需要对他们进行评价，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恰当地开展，那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领导的失败”导致“训练出的无能”：极其狭隘地着眼于知识、勤勉、技能，以致教师变得越来越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色的能力。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落后的实质是管理落后。新课改特别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充分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的学习力。同样，如果把“学生”换成“教师”、“校长”，也一定能解放教育生产力！有评论指出，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幸福需要制度来保障，有了现代学校制度，有了新型政校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不会离幸福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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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离幸福还有多远
中国教育报记者&
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请看凤凰教育网给你带来的报道。
21世纪将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
对教师而言，追求幸福是职业生活的价值所在，因为孩子的幸福观、幸福品质和幸福能力主要从教师那里获得。但不久前，本报进行为期半年的“教师幸福指数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调查教师普遍感到工作辛苦、精神疲惫、报酬偏低，幸福指数偏低。
调查显示，在当前的工作中，最影响教师幸福指数的问题依次是：学校风气不正，管理水平低下；社会地位和收入偏低；学生厌学，管理难度大；无谓的检查过多，干扰正常教学；考试评价不合理；职称评定竞争激烈，专业发展困惑；工作负担重，缺乏成就感。
中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偏低折射了怎样的深层问题？提升教师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了什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
“归罪于外”说明了什么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教师都把幸福指数偏低“归罪于外”：认为是社会重视不够、学校风气不正，学生不好管，家长不配合……几乎没有教师“反求诸己”。
一位教师甚至在调查问卷上这样写道：“希望学校能帮助教师制定专业发展目标……”
教师们提出的外部环境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也的确亟待解决，但“归罪于外”的心理值得注意。心理培训师闫方博认为，这种“归罪于外”的心理，虽然可以帮助教师减缓内心痛苦，却制约了反思和学习的发生，像一种糖衣炮弹，好吃但危害很大，因此尤其要注意克服。碰到问题时，应该少怨天尤人，少诿过于他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绝大多数教师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部环境的改善上，这种心态折射了什么？是否有助于教师幸福指数的提升？
在《幸福多了40%》一书中，美国心理学教授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提出一项幸福感公式：幸福感=50%的遗传+10%的环境+40%的个体行为。
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儒德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对人幸福水平的影响，大约只能起到10%的作用。持久的幸福不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假如有100个人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生活环境，他们的幸福水平仍然存在40%的差异。如果观察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在忙碌的同时享受着幸福。他们在忙于寻求对事物新的理解、为新的目标而奋斗或者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一个经常不开心的人想要享受人生的乐趣、热情、满足、平和与幸福，通过学习幸福的人的习惯和行为，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的幸福水平有4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变的40%，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行为和思维来提升或降低的40%。”刘儒德说。
没有路可以通往幸福，幸福就是路本身。新华社知名战地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聂晓阳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就像在镜子里，同样的一个自己，一些悲观的人看到了‘老之将至’，而另一些乐观的人看到的是‘风华犹存’。决定幸福感差异如此之大的，不是上帝的不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差异。所以，所谓好世界、坏世界，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好心态、坏心态。”
这正如心灵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所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有外在的世界都是人内在的投射。回观自己的程度，决定着命运的品质。”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有类似的说法：“谁向外看，他就睡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醒来。”
教师成长忽略了什么
“各种培训持续升温，教师疲于应付”，“没有骨干教师、名师的帮助指导，教师难以快速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调查中很普遍。
为什么教师对培训疲于应付？在北京大学教育文化战略研究所王继华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教师把工作当成谋生的工具，把生命与工作割裂开来，缺乏做好本职工作的强烈意愿！
这一判断在《成功长青》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作者美国管理学家波拉斯公布了一条坏消息：“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危险的。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你不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终将会被那些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情的人击败。”
成功=意愿+方法。当人的意愿足够强烈时，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会自动呈现出来。王继华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最缺的不是知识、技能，不是方法、技术，甚至也不是理念，而是发展的意愿。教师的发展意愿不仅决定着自身专业的发展层次，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状况。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学校并没有注意到教师的发展意愿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每个人都在提教师专业成长，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更多的应该是教师的发展意愿，还有教师的精神成长。
知名心理专栏作者武志红认为，人们所有重要的外部关系，都是其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的结果。内在的关系模式是我们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相处的基石。简而言之就是，童年时，我们怎么与父母相处，长大后，我们就怎么与其他人相处。
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副局长、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丽看来，对于多数教师来说，之前的教育由于父母、教师过多的包办代替、控制，他们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丧失了独立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爱的能力，活在焦虑、恐惧、悲伤的情绪中，精神上可能还处在“儿童期”。
这样的教师既不能观照自己的内心，也不能观照学生、他人的内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向学生，往往会对学生造成伤害，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典型的“打着爱的名义的伤害”。
对于这样的教师而言，仅靠管理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支持、鼓励、认同，而非要求、挑剔、指责、抱怨、批评，他们急需修正自己的心灵地图”。
未来学校管理路在何方
“努力工作的，不一定在学校混得好，而搞关系的才会混得好，老实人总是容易吃亏”，“为教师创设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留白’，让教师有发挥自我的教学空间，而不是一味地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任务强加给教师，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精神负担”……调查问卷上，大约70%的教师表达了对学校管理的不满。
创造幸福学校，意味着一个旧的学校管理时代的结束，未来学校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管理哲学。
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专家多尔曾说：“如果后现代教育学能够出现的话，我预测将以自组织为核心。”
对于多尔提出的这个预测，河南省辉县市已经退休的赵彬渊校长进行过创造性的实践。
赵彬渊每到一所学校当校长，都能在短时间内引导教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使学校发生转型性变革。对此，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谜：没有奖金激励，没有惩罚措施，他为什么能快速点燃教师们的变革热情？
对此，赵彬渊说，调动教师的教育教学变革积极性绝不是很复杂的领导艺术，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调动积极性实质上只不过是教师应有权利的归位罢了”。
这里所说的“教师应有权利”主要是指教师专业自主权。赵彬渊是通过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变革，来实现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归位的。他把学校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课程资源开发工作、教师发展工作以及各种教育活动等设置为多种项目，然后选择术业有专攻的教师或学校领导担任项目领导，由其配备组员，开展工作或活动。凡在某方面最具专业优势者，即可做项目领导。
所以，在他的学校，主要的业务性工作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而是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来推动的，比如课改深化、教师发展性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班主任专业发展等。比如，李二英等3位教师是学校课改深化项目负责人。他们在没有领导带队的情况下，被学校派往某学校考察参观。经过一周的紧张考察之后，3位教师形成了12000多字的考察报告，自发组织召开深化课改动员会，提出了全年级深化课改的策略和举措。
项目管理使具有专业优势的教师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教师成了学习和发展的领导者、教育教学的领导者、学校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也在学校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者”的舆论氛围。
“尽己之力者下，尽人之力者中，尽人之智者上。”赵彬渊说，“实施项目管理，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其实质就是在构建一种学校自组织文化。行政自动，工作自主，行为自律，生活（专业生活）自创，价值自现，是我们构建学校自组织文化的目标和支点。”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校关系
“让教师安心于上课，而不是在补无数的无用材料”，“教育检查不要那么频繁那么形式主义，这样教师会更幸福，教育会更真实，学生会更快乐”，“摆脱日常的无谓的检查、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与上课无关的”……调查显示，大约65%左右的教师认为，教育行政部门频繁的工作布置和检查严重干扰了教师的专业生活。
长期以来，教育管理者对“强化管理”顶礼膜拜，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然而，强化管理是否能让教育走向秩序与繁荣？
采访过程中，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日，被即将到来的上级常规检查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几位教师在一块儿闲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校门口卖“不翻儿”（一种小吃，制作时不用翻）的小贩，羡慕不已，“人家月入五六千元，是我们的两倍有余”……
有人忽发奇想：若是摊“不翻儿”的小贩也像教师一样被管理后会是什么状况？
大家议论开来：开学首先要写一个摊“不翻儿”工作计划，摊“不翻儿”职业道德计划，摊“不翻儿”个性化发展规划，摊“不翻儿”个性化成长方案，摊“不翻儿”安全计划，摊“不翻儿”安全演练计划，摊“不翻儿”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摊“不翻儿”……
每周开一次摊“不翻儿”例会，每月至少写30次摊“不翻儿”教案和反思……此外，不定期举办摊“不翻儿”月末论坛，摊“不翻儿”省级、市级、校级大小课题研究，摊“不翻儿”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讲评课汇报，评选摊“不翻儿”省、市、校级先进个人……（此处省略若干字）以上活动均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并且各项活动尽量配有照片，进行省、市各级新闻报道……
年终要写以上各项工作的总结。
结果，常规工作做得很好，“不翻儿”却一个也没顾得上摊……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却发人深思。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美国教育专家萨乔万尼提出了两个概念：“领导的失败”和“训练出的无能”。
所谓“领导的失败”是指，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教学领导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问题是，一旦学校走出困境，学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如果历经几年的努力之后，仍然需要校长强硬的教学领导，教师仍然需要别人为其指点方向，需要监督，需要对他们进行评价，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恰当地开展，那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
“领导的失败”导致“训练出的无能”：极其狭隘地着眼于知识、勤勉、技能，以致教师变得越来越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色的能力。
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落后的实质是管理落后。新课改特别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充分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的学习力。同样，如果把“学生”换成“教师”、“校长”，也一定能解放教育生产力！有评论指出，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幸福需要制度来保障，有了现代学校制度，有了新型政校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不会离幸福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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