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to 1937为什么秋战军阀混战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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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变迁:军绅政权(选载)
军绅政权绪论定义、范围、方法近代军队主要的任务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一方面对付外敌侵蚀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一方面对付内敌分割政府统治之下的土地与行政权。“敌”由国家最高政治负责人或负责的机关来决定,不由军队自己决定。这就是说,军队服从最高政治领导的命令,因此而产生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系统。这才是国家的军队、统一的军队。
这样的近代军队从民政机构取得军饷、给养、装备。它本身不干预民政,用中国军阀时代的话来说,就是军政和民政分开,军民分治。
近代的军队另一个任务是训练、教育在役的士兵,使他们在退伍之后有职业训练和就业的资格与能力。这样,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对国家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能提供积极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队也能因此而对现代化有所帮助。
但是年中国的军队,既不反击侵蚀中国领土主权的“外敌”以保卫国家的主权(十九路军上海之战是例外),而又自己决定了谁是“内敌”。即使有中央政府来讨论决定谁是“内敌”,那个中央政府也常为军人所操纵。一个军人集团所操纵的中央政府,也常常受到另一个军人集团的反抗。许多大小军事领袖的行动不受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指挥。这时期中国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军队管理系统。
这样一来,各个军事领袖必须在不同的程度上自筹军饷,于是不得不干涉民政。这是私人军队形成的基础。私人的军队和私人企业有些相同的地方。军官的主要考虑是筹饷来养兵,士兵和低级军官的主要考虑是当兵来找一条生路。能干的军官好像能干的企业家,能多找钱使军队的粮饷充足装备精良。钱多半来自农业,所以土地和农民变成了私人军队必须控制必须争夺的对象。私人的军队也必须控制一个区域中的民政系统,才能从那个区域中取得养兵所需的资源。
在贫穷的经济状况之下,能取得的养兵资源不多。这些私人的军队只能关照到粮饷、装备、服装,没有余力兼顾士兵的医药、教育、文化生活,更没有余力照顾军人退伍以后的生活。这样的军队对国家的现代化无益有损。
中国产生了这样的军官和军人,就是军阀时期一切主要问题的来源。
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不考虑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看法。那是他们对他们的问题的了解,那样的了解对问题和问题的处理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国问题会变成外国人所了解的中国问题,会多多少少地失去了问题的真实性。但这只是真假的问题,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对自己的问题了解得既真实又正确,那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又何必对中国问题插嘴?
远在1913年,梁启超就注意到中国的分裂,他称之为“部落思想”。他说:“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之中又有其小部落。”《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饮冰室合集》,1936年,第30卷,第17页。这些梁启超所说的“部落”到1920年代初才被一些学者直呼为“军阀”。《胡适文存》,1953年,第2集,第3卷,第111页;《陈独秀的意见》,见《胡适文存》,同卷,第109、122页。但那时的官方文件,例如1919年南北和平谈判的文件,还说那不过是“集团统治”,既不是“部落”,也不是“军阀”。
到1922年直奉战争时期,张作霖与吴佩孚都说对方是“军阀”,崇文书店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2集,第146、160页。但是彼此还不承认自己是“军阀”。他们的看法是,自己在那里谋求国家的统一,消除统一的障碍。统一的障碍是“军阀”。那种人祸国殃民,无人道,无法纪,既不合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水准,也不合于国家的法律。
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改组之后不用阶级分析而仍然用民族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军阀问题。《革命文献》,第14卷,第563—564页,第16卷,第46页;《汪精卫集》,1929年,第3卷,第138、190页。那时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军阀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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