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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对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影响
| 发布时间： 10:40:12
【摘要】文
化价值观变迁是社会深层结构变迁的重要表现。通过对558例来自上海、山东的民众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接触电视、广播越频繁的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
支持度越高，相反，接触互联网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低。值得注意的是，接触互联网越少的人文化价值观开放度反而高，其他媒介接触对文化价值
观开放度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地域、学历和收入等人口学因素也对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媒介接触；文化价值观；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及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是对什么是好的、是应该的总看法，是推动并指引一个
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1］价值观的形成总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背景有关，反过来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形成了不同的文
化价值观。相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更为缓慢。基于此，威廉·费尔丁·奥格本就曾提出过“文化堕距”（Culture
lag）理论［2］，它就是探讨文化相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可能产生滞后的情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迁，那么
文化价值观呢，它是否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背景相匹配？
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构建出作为“现代人”的若干标准［3］，这些标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文化价值观的。那么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国人原来的即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
具有代表意义。如他认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根据波纹来推断出亲疏远近。［4］这种模式即许多学者所提出的“情理社会”的逻
辑。［5］而这种逻辑是与从西方舶来的“现代人”基于“理性”原则的处事方法所不同的。［6］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进一步被运用于中西文化比较中，如一般认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以家庭、集体、国家为重；而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崇尚个人自由与权
利等。中西文化的差异影响甚至反映在外交观念中，如华人学者郑永年分析中国文化是防御性文化，所以“外交”处于从属性位置，而在美国，外交部长却占据显著
的位置，并借助基辛格的“围棋”和“象棋”来比较中美文化。［7］
以上都说明，研究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变迁中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相较于经济、社会等物质层面的变迁，研究“长时段”的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显得更为重要。
基于此，我们于2012年5月同时在上海和山东开展了一项《2012传播与文化价值观调查》，意在从传播研究的视角揭示当前中国人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本文
就是从媒介接触的视角来探索当前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影响因素。那么当前关于文化价值观，特别是传播的文化价值观研究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传播与文化价值观研究的两种类型
通过CNKI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国内关于传播与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存在两种研究类型：
1.传播是本体，文化价值观只是观察的视角。这类研究典型如《从文化价值观差异看中西方新闻报道的特点》［8］，其中，文化价值观只是作者分析中西方新闻报道特点的视角。这类研究广见于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各类影视作品的研究中。
2.文化价值观是主题，传播只是切入的角度。如《中国大陆的文化价值观——以2004年网络广告内容分析为例》
［9］，文章通过对网络广告的量化和内容分析方法，揭示了“实用性价值”与“象征性价值”“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在广告中的呈现状况。同类型的还有
《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大众化报纸广告为视角的研究》［10］等。
这两类研究在丰富当前传播与文化价值观“构连”研究的同时，却没有针对“文化价值观”的主题性呈现，同时研究方法也多以文献法和文本分析为主，缺少针对“文化价值观”的主题性实证调查研究。
（二）文化价值观实证研究状况
实际上，在传播学的中国化过程中，早在1992年，笔者就从大众媒介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角度开展了大型实证调研，该研究通过对西北五省2800个调查样本
分析发现，中国人（主要指西北人）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在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出现游离于传统的现代倾向，同时人际关系中的功利性倾向也
开始明显增加。该研究的成果被集结在《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11］一书中。近年来以实证方式开展文化价值观调查的研究还有宣召凯主持的《中国社会价值观
现状调查研究》，其附属成果《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调查报告》［12］也涉及了中国人的媒介接触状况与对待各类文化的态度。即将开展的研究还有由陶东风
主持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等。［13］
可以说针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随着转型期中国的剧烈变迁将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已有的针对文化价值观与媒介接触的直接相关研究还没有发现。而运用较高层次的
统计分析手段分析实证资料的文化价值观研究，主要存在于针对大学生的群体价值观研究（如《东西部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及原因》［14］）以及品牌接受与
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第二类研究中，早在1978年，J.P.班尼斯特尔（J.P.Bannister）和J.A.桑德尔
（J.A.Saunders）就通过英国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态度发现了国家形象的刻板印象［15］。
（三）国外针对媒介接触与文化价值观相关分析的研究
那么国外关于文化价值观和传播视角的交叉研究又有哪些呢？
在这方面，首先可见《西方大众媒介接触和中国文化价值观——香港案例》（Western Mass Media Exposure and
Chinese Cultural Values：The Case of Hong Kong）［16］，作者布莱斯T.麦金太尔（Bryce
T.McIntyre）与张玮玉（Weiyu
Zhang）通过两种抽样方式（CVS、RVS和CVS并行）下调查样本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在第一种抽样方式下（CVS）（687个样本）关于西方媒介
的接触对受调查者中国文化价值观有否定性影响，而在第二种抽样方式下（RVS和CVS并行）（452个样本），却没有发现二者的显著相关关系。作者进一步
讨论了媒介接触对于“西化”的影响远没有“现代化”的力量大。可以说这是一篇建立在方法讨论基础上关于媒介接触与（中国）文化价值观变迁关系的佳作。
而在另一篇《广告中的价值观对中国×世代青少年的影响》（Cultural Values In Advertisements To The
Chinese X-Generation）［17］文章中，作者张京（音译，Jing Zhang）和莎朗·施威特（Sharon
Shavitt）通过对463则广告分析发现，通过电视中的广告来传递“集体主义”和“传统”的价值观比在杂志中更易为青少年所接受。研究也解释了广告在
形塑青少年文化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而他们所采用的两对价值观范畴就是现代—传统、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这些研究都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媒介在文化价值观变迁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而本文就是期望从媒介接触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
三、研究方法与假设
（一）研究视角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18］一书中描述了文化“想象”对于族群认同形成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和传播媒介的发展，由电子媒介构筑的信息空
间对于人们与“认同”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大。如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一书中就通过把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相结合，
分析了电子媒介在改变人们信息环境，冲击原有的“前后台”区分后，对人们角色行为的影响。而追溯传播学的重要奠基性人物李普曼的著作，在其《舆论学》中，
作者就分析了大众媒介对新闻和信息的加工、选择而构造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结合三者的理论，可以得
出一个简明的假设，即媒介环境会影响人们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行为的形成。
在这一方面，廖圣清等人从社会刻板印象视角出发，将其追溯到社会认知理论，并结合格伯纳的涵化理论，通过媒介使用和社会接触双重变量来解释大学生国家形象的形成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展示。［20］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从媒介接触视角来观察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可行性。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同的角色和处境也会影响他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参照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不同人的人口学属性所代表的不同角色和处
境势必会影响其行为观念的形成。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中大量地运用人口学背景资料作为自变量的相关性研究就是丰富的例证。
（二）研究假设
结合以上两重研究视角考量，针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素，我们推出如下假设：
1.不同性别、地域、民族、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的中国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会表现出差异；
2.不同媒介（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接触状况的中国人，其文化价值观也会表现出差异。
（三）研究变量
1.自变量：研究假设中涉及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人口学变量与媒介接触变量，它们分别是：
（1）性别：1)男；2)女。
（2）省市：1）上海；2）山东。
（3）民族。
（4）年龄。
（5）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中专、技校；4）大专；5）大学本科；6）研究生及以上。
（6）月平均收入：1）1000元以下；2）元；3）元；4）元；5）元；6）30000元以上；7）不清楚。
（7）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的媒介接触状况：1）每天；2）一周几次；3）一个月几次；4）几个月一次；5）从不。
2.因变量：本研究中文化价值观作为因变量，主要由两个指标构成，它们分别是衡量民众“对传统文化支持度”的指标和
反映社会急剧变革价值观念的“开放度”指标。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指标，是因为对于衡量转型期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来讲，这两个指标相对较能代表他们在社会
急速转型、媒介环境变迁的情境下的文化价值观状态。这两个指标分别由一些研究陈述构成，它们的构成状况分别是：
反映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标之所以选择以上六大陈述，是因为它们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国家、集体、家庭、老师的重视。如陈述（1）、（2）、（3）
分别代表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国家、集体、家庭的重视，而（4）、（5）、（6）则可参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纲”的论述，即“臣以君为
纲，妻以夫为纲，子以父为纲”，以及“弟子规”“孔雀东南飞”等民间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参见韩瑞霞等《差异中的同一：中美文化价值观比
较》［21］）。而选取以上五大陈述来反映社会急剧变迁给人们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则用来反映转型期中国民众价值观念的“开放度”。
表1：文化价值观因变量指标构成与赋值
（注：在此表中态度变量的赋值仅仅相对于衡量相对应的文化价值观指标而言，不代表研究者本身的价值取向。）
四、研究结果
（一）样本人口学特征描述
研究所使用数据由558例样本构成，分别由300例上海样本和258例山东样本构成，总样本回收有效率为93%。其中男性占53.5%，女性占
46.5%，男女比例基本达到1∶1。学历构成方面，高中及中专、技校以下的人数占21.7%，大专、大学学历层次所占比例为57.2%，研究生及以上所
占比例为21.1%，呈橄榄形分布。而在收入层次方面，月平均收入依次为：1000元以下（4.6%）、元（25.7%）、
元（27.2%）、元（19.5%），10000元以上13.1%，另有8.8%的调查对象回答“不清楚”。调查样
本涉及汉、回、满、壮等7个民族，职业分布广泛，平均年龄为36.7岁，其中最小受访者的年龄为15岁，最大的82岁。整个样本的分布特征都说明本次调查
样本在代表当前中国人（特别是中东部人）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高可信度。（二）所涉及变量的总体特征
1.当代中国人的“媒介接触”状况
表2：各类媒介的接触频率分布（%）
从表2可见，“手机”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接触最为频繁的媒介，高达80.8%的受访对象每天使用手机。同时也能发现，每天使用“互联网”（59.4%）的人
数比率已经高于收看电视（56.5%）的人数比率。这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应该是个巨大的变化。“报纸”和“广播”的接触频率在其他媒介的冲击下相对
进一步通过比较均值并进行卡方检验发现，上海民众与山东民众在所有媒介接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上海民众比山东民众更经常收看电视和使用手
机，而山东民众比上海民众更经常接触广播、报纸和互联网。而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比女性更频繁接触广播和报纸，在其他三种媒介接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
在学历、月收入水平与调查样本对各类媒介的相关性方面，通过皮尔森卡方检验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人，越少接触广播和报纸；学历越高的人，越少接触电视和广播，越多使用互联网和手机。（见表3）
表3：性别、省市、收入、学历与民众各类媒介接触状况相关分析结果
**.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2.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
表4：对各项反映传统文化价值观陈述的“支持度”（%）
从表4可见，对涉及个人—国家、个人—集体、个人—家庭、父母—子女、婆—媳、师—生的六个反映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陈述中，支持率最高的是关于“个人与家
庭”的论述，即68.6%的受调查民众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支持率最低的为关于“婆媳矛盾”（44.3%）的论述。
3.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开放度”
表5：对各项反映文化价值观“开放度”陈述的态度分布（%）
从表5可见，在涉及反映当代社会急剧变迁而带来的对价值观念可能产生巨大冲击的五大现象中，当代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婚外恋”现象，接受率只有5.9%，价值“开放度”或宽容度最高的是“子女有多个男女朋友”（27.5%）。其他详见表5。
（三）假设检验结果：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
1.对传统文化价值观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把性别、省市、民族、年龄、学历、收入、各类媒介接触频率引入方程后发现：性别、省份、学历、收入、电视、广播、互联网的接触频率对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支持度”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
（1）男性比女性对传统文化价值观更支持；
（2）上海民众比山东民众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低；
（3）民族、年龄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没有影响；
（4）收入、学历越高的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低；
（5）接触电视、广播越频繁的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高，相反，接触互联网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低。（详见表6）
表6：传统文化价值观支持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a.因变量：传统文化价值观
2.对文化价值观“开放度”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省市、学历、互联网的接触频率对当前民众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民族、年龄、收入、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的接触频率没有显著影响。具体为：
（1）上海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开放度没有山东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开放度高；
（2）学历越高的人文化价值观开放度越高；
（3）接触互联网越少的人文化价值观开放度越高。
表7：文化价值观“开放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a.因变量：文化价值观“开放度”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上海、山东两省市558例调查样本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假设检验，可以尝试得出如下结论：
（一）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率”达到50%，而他们的价值观“开放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随着近年来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反映社会价值滑坡的媒介事件的报道（如“我爸是李刚”“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价
值观的讨论越发激烈，甚至谈及“礼崩乐坏”［22］。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六个陈述中，平均有50%的民众表示赞成，尤其
是关于个人与家庭的价值序列，将近70%的民众认为“家庭优先于个人”，这间接印证了何辉所说的“当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不能看平时的表现形式是
怎样的，而是得看扎根于千千万万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理念是什么”［22］，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深刻度。
这一点反向表达在当代中国人关于价值开放度的五个陈述态度认知中，其中涉及“婚外恋”陈述的接受率最低，只有5.9%，而对于“恋爱”和“未婚同居”的接受度最高，分别有27.5%和26.8%的民众表示支持。
总体来说，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和反映社会急剧变化现象的“价值开放度”，都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尽管正在面临急剧的转型，但是它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力度远没有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而这种冲击的力度和方向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
（二）地域、学历、收入以及媒介接触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深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山东民众与上海民众相比，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以及“开放度”都较高，这似乎说明作为“传统文化价值”发源地的“孔孟之乡”与在中国较早开始“现代化”的上海相比，所经受的“价值转型”和“撕裂感”要更强。
而在学历、收入与媒介接触对当代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影响方面，我们可以总结发现，学历和收入越高的人，他们对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接触越少，而对互联网
等新型媒介形式接触越多，他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就越低。这是媒介环境对人们价值观念影响的重要佐证。梅洛维茨通过个案法证明“媒介—人—
行为”的链条，而我们的研究是对“媒介—人—观念”链条的部分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反对并没有一一对应形成民众对涉及衡量“价值开放度”的陈述的支持（除“学历”外）。如接触互联网越少的民众对“传
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持度越高，同时他们的价值“开放度”没有降低反而更高。这在说明研究媒介接触对人们价值观影响的复杂性的同时，也说明当前中国人文化价
值观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特征。
以上发现对于当前从媒介视野探讨中国人“价值观”转型讨论希望有所助益。而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山东”和“上海”样本，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转型，更多的样本搜集（比如中西部省份）将是必要的。
［本研究为戴元光教授主持的“上海085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韩瑞霞主持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2011EXW002）合作成果］
（作者单位：戴元光，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浙江传媒学院；韩瑞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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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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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新闻） （监督）基于心理词汇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兼与施瓦茨跨文化价值观理论的比较--《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基于心理词汇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兼与施瓦茨跨文化价值观理论的比较
【摘要】：“在个体层面，价值观表达宽泛的跨情境的动机目标，影响着个体对情境、偏好、选择以及行动的解释”(Knafo, Roccas,Sagiv,2011)，对价值观的跨文化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内核之一。跨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价值观研究主要从个体和国家/文化层面这两个层面上发现价值观结构或维度的差异与共性（如Hofstede,；Schwartz,a; Schwartz et al.,2012）。进入新世纪，运用心理词汇法针对具体文化与语言中的价值观结构的本位研究不断兴起，以发现价值观结构中的具体文化特性（如AavikAllik,2002; Renner,2003a; De RaadVan Oudenhoven,2008）。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本研究运用本土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试图以中国语汇为价值观研究的起点，采用心理词汇法开发本土的价值观调查问卷，以90后中国大学生群体为样本总体，试图自下而上建构契合中国文化语境的价值观结构，并与施瓦茨提出的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价值观结构进行比较，以揭示中国人价值观结构中的文化特性。心理词汇法（psycholexical approach）的基础是词汇假设（lexicalhypothesis），即人们在生活中的最显著的个体差异最终会沉淀在语言中。基于这一假设，像个性、价值观这样的个体差异最终会表达在语言中。论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通过词汇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维度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假设2：基本本位视角的价值观结构与客位价值观结构仅部分重叠，能体现中国人价值观结构的文化特性。
具体来说，本研究要回答以下问题：
1.运用词汇分析法，从现代汉语语言中可以提取出哪些价值观表达词?(研究一)
2.中国人的价值观的结构是怎样的？在价值观结构的各个维度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二)这一结构可否在新的问卷数据中得到验证？(研究三)
3.基于本位研究获得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和施瓦茨提出的二维结构有无共通性？是否存在体现中国文化特性的价值观维度？(研究四)
论文主体部分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研究：研究一是分析性的，采用心理词汇法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提取并评定出了315个价值观项目，形成基于语汇的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问卷(LCVI)；研究二是运用该问卷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总体收集数据，利用其中的一半数据(n=429)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利用另一半(n=407)数据复制该因子结构，在得到稳定的因子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对各因子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次级因子，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量表(LCVS)。研究三是用新的数据针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n=429），以验证量表结构是否与数据拟合。研究四是对测量价值观结构跨文化普遍性的SVS以及测量中国人价值观的量表（LCVS）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某些关联。数据分析分别采用SPSS18.0、AMOS7.0以及Hudap6.0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回归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最小空间分析。
研究发现：
1.运用词汇分析法，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提取并评定了315个表达中国人的价值观的词汇，这些价值观在概念上基本是独立的，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2.因子分析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由五大因子以及十个次级因子构成。五大因子是：因子一中庸与集体主义，因子二人情温暖，因子三积极进取，因子四名望与权力以及因子五保守与自我满足。十个次级因子分别是：中庸、集体主义；人际温暖、家庭温暖与幸福；进取心、包容心；成就、权力；保守与自我满足。对五因子结构的复制研究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在得到稳定的因子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由65个项目组成的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量表（LCVS），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会聚效度和区分效度。
3.性别对因子三积极进取和因子四名望与权力两个因子以及进取心、权力以及人际温暖三个次级因子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男性对积极进取、名望与权力、进取心、权力的评定高于女性而女性对人际温暖的评定高于男性。
4.施瓦茨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理论基本得到证实。基于LCVS的最小空间分析表明，虽然在价值观项目的组合上与施瓦茨的十大价值观类型存在差异，但是施瓦茨提出的价值观理论的高阶维度得到支持。
5.中国人价值观结构中的中庸、集体主义、保守性以及自我满足等维度没有得到施瓦茨价值体系的充分解释；施瓦茨价值观类型中的快乐主义（Hedonism）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在LCVS量表中未得到充分体现。测量人类基本价值观普遍性的施瓦茨价值观量表和测量文化独特性的中国人价值观量表既存在关联，也存在区别。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力图摆脱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思路，试图将语言、文化（价值观）与心理结构建立关联，从本土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对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作出贡献；它首先采用主位视角提取了中国人价值观的维度结构，然后又将主位研究的发现与施瓦茨提出的客位理论框架结合起来，检验客位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该研究首次将心理词汇法运用于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
主要贡献是本研究提取了基于中国语汇的价值观五维度结构，并在高阶维度上验证了施瓦茨提出的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价值观二维结构。基于价值观五大维度和十个子维度开发的中国人价值观量表（LCVS）可以更好体现中国人价值观结构的具体文化特性，从而补充施瓦茨提出的客位测量工具价值观调查问卷（SVS）。二者虽然在价值观项目的覆盖面和组合方式上不同，但其二维结构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级别】：博士【学位授予年份】：2013【分类号】：H136;G122【目录】：
Acknowledgements4-6Abstract6-9摘要9-11Table of Contents11-14List of Tables14-16List of Figures16-17Abbreviations17-18Chapter One: Introduction18-28 1.1 Motivation of the study18-22 1.2 Purpose of the study22 1.3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22-25
1.3.1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22-23
1.3.2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23-24
1.3.3 Practical significance24-25 1.4 Research gaps25-26 1.5 Organiz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26-28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28-91 2.1 Introduction28 2.2 Key constructs28-42
2.2.1 Culture: Which aspect and what level?28-32
2.2.2 Values32-42
2.2.2.1 Defining values32-37
2.2.2.2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lues and other constructs37-41
2.2.2.3 Sources of values41-42 2.3 Culture and values42-43 2.4 Values, language, and lexicon43-44 2.5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tudying values44-55
2.5.1 Levels of analysis45-46
2.5.2 Etic and/or emic46-47
2.5.3 Quantitative and/or qualitative47-48
2.5.4 Data elicitation methods48-51
2.5.5 Sources of value descriptors in major surveys51-54
2.5.6 Analytic techniques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values54-55 2.6 Chinese-values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55-63
2.6.1 Review studies of Chinese values in China’s mainland55-56
2.6.2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values in China’s mainland56-61
2.6.3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values in non-Mainland China61-63 2.7 Etic frameworks for comparing cultures63-80
2.7.1 Kluckhohn and Strodtbeck’s values orientation theory64-65
2.7.2 Rokeach’s values theory65-67
2.7.3 Hofstede’s 6-D cultural dimensions67-70
2.7.4 Michael Bond’s CVS studies ()70-73
2.7.5 Schwartz’s cross-cultural values theory73-80 2.8 A lexical approach to values80-87
2.8.1 Lexical hypothesis80-82
2.8.2 Lex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studies82-85
2.8.3 Lexical approach to values dimensions in six cultures85-87 2.9 Critical evaluation87-90
2.9.1 Statement of problems in previous Chinese values studies87-89
2.9.2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89-90 2.10 Chapter summary90-91Chapter Three: Research Methodology91-146 3.1 Introduction91 3.2 Study One: Development of Lexically-based Chinese Values Inventory (LCVI)91-99
3.2.1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as source of values items91-92
3.2.2 Extraction procedures of value descriptors92-97
3.2.2.1 Stage One: Establishing a preliminary list of values descriptors by direct extraction93
3.2.2.2 Stage Two: Establishing a preliminary list of values descriptors by indirect extraction93-94
3.2.2.3 Stage Three: Comparing direct extraction with indirect extraction94
3.2.2.4 Stage Four: Open-ended survey elicitation94-95
3.2.2.5 Stage Five: Further reduction by elimination of synonyms and blending of synonyms95
3.2.2.6 Stage Six: Rating the list95-97
3.2.3 The pilot study97
3.2.3.1 Research purpose97
3.2.3.2 Participants97
3.2.3.3 Procedure97
3.2.3.4 Revision of the LCVI97
3.2.4 Comparison with other questionnaires97-99 3.3 Study Two: Structuring the domain of Chinese values99-129
3.3.1 Research questions99
3.3.2 Participants99
3.3.3 Instruments99-100
3.3.4 Data collection100
3.3.5 Data analysis100-101
3.3.6 Results101-129
3.3.6.1 Descriptive statistics101-104
3.3.6.2 Five factors of Chinese values104-114
3.3.6.3 Replication of the factorial structure114-118
3.3.6.4 Sub-dimensions of the five factors118-125
3.3.6.5 Construction of the Lexically-based Chinese Values Survey (LCVS)125-126
3.3.6.6 Correlation between scales and/or sub-scales126-127
3.3.6.7 Gender differences for five factors and ten sub-factors127-129 3.4 Study Thre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129-134
3.4.1 Participants129
3.4.2 Model construction for the LCVS129-130
3.4.3 Goodness of fit of the Model130-132
3.4.4 Path model for each factor132-134 3.5 Study Four: Relating to SVS value domains134-145
3.5.1 Smallest Space Analysis of the SVS items135-138
3.5.2 Smallest Space Analysis of LCVS items138-139
3.5.3 Correlations of LCVS scales and SVS value domains139-141
3.5.4 Relations between the LCVS and the SVS141-145
3.5.4.1 Partial correlations of the LCVS with the SVS value domains141-143
3.5.4.2 Correlations of the LCVS with the SVS value domains143-145 3.6 Chapter summary145-146Chapter Four: Summary of Results and General Discussion146-163 4.1 Introduction146 4.2 Summary of results146-147 4.3 General discussion147-162
4.3.1 Establishment of the Lexically-based Chinese Values Inventory148
4.3.2 Emergence of a five-factor and 10 sub-factors model of Chinese values148-156
4.3.3 Comparison with Schwartz’s values theory156-162 4.4 Chapter summary162-163Chapter Five: Conclusion163-169 5.1 Major contributions163-165 5.2 Implications165-166 5.3 Research limitations166-167 5.4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167-168 5.5 Chapter summary168-169References169-192Appendices192-235 Appendix 1: Evolution of the SVS from the RVS and the CVS192-196 Appendix 2: Open-ended survey question and results196-200 Appendix 3: The Chinese Values Inventory (LCVI)200-211 Appendix 4: SVS codings for the SSA211-216 Appendix 5: Match of the LCVI with CVS (CCC, 1987) and NCVS (Kulich, )216-219 Appendix 6: Factor loadings of 315 value items in the PCA219-229 Appendix 7: LCVS and coding229-231 Appendix 8: SSA analysis of SVS items231-233 Appendix 9: SSA analysis of LCVS items2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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