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优秀的文学精神面对农村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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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秀的文学精神面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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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弘扬传统智慧文化（认识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
人类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近十年，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国超级强势地位的日益弱化，随着中国等第三世界新兴大国的不断崛起，当今世界又一次兴起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激烈碰撞与相互融合的新高潮，一个崭新的世界文化正在新世纪悄然孕育。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已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被某种文化洗脑控制，未来的世界新文化将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学术门派的人类共同文化，未来的世界新文化，将是为全人类所共同尊重、普遍认同的文化，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也将是对人类未来文明发展更具有积极建设性意义的文化。
根据世界文化历史发展规律，引领人类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一定是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再复兴，它不会全盘否定、贬低现今已广泛流传世界的各种优秀传统文化，但它会去伪存真地引领各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它同时也会促进现代科学文化的飞跃性发展，并最终成为凝聚世界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共识的世界新文化。
引领这一世界新文化潮流的国家，必将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领先的国家，中国能否在人类世界这一千古难逢的机遇里扮演这一角色，关键就看中国能否率先孕育出能承担这一重要角色的社会新文化，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否涌现一批胸怀全人类，并慈爱一切众生的文化智者、科学巨人，更取决于中国政治领导人能否拥有这同样的博大胸怀与崇高境界，来助推并弘扬这一归属于全人类的新世纪世界文化。
1.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首先要解决文化认识论问题
中国近代饱受屈辱，经过几代人的发奋图强，如今已恢复了应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但在科学、文化方面却没什么国际地位，就象小学生一样，即使发表见解，也得不到国际承认与回应。
因为文化意识形态没地位，因为文化自卑，中国当年不得不妄自尊大地“9评”苏修，如今仍不得不就美国年度“中国人权报告”，一一加以反驳或解释。
因为中国文化意识形态没地位，因为文化自卑，申办举办北京奥运会屡遭抵制，诺贝尔科学奖遥遥无期，如今却遭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再次欺辱，有些国人因此对“诺贝尔科学奖”发出“自大加自卑”的抱怨。
因为文化没国际地位，中国人出国后，只好通过大把花钱，通过老外的羡慕目光，来提振一下类似暴发户的自卑心态，或者通过卖弄祖先格言给自己脸上贴金，或者通过展示老外还承认的中国古代文化给自己提气壮胆、撑自信，或者说些“你们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穿上绫罗绸缎”、“我们汉唐祖先比你们现在风光”之类的话，来慰藉受伤的文化自尊。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化压制与抵制，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文化即将影响现今国际经济文化秩序的一种正常“心理”反应，这就象一群老贵族，对一个新暴发户的正常反应，如果暴发户不提高文化修养，会把整个国际社会都带得日趋功利，日趋狭隘民族主义，所以，缺少博大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很难被人当贵族尊重。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确实对中国存在文化偏见，但中国现今文化本身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普遍地缺失高尚精神文化信仰，人们只信仰经济效益，导致人们对物欲经济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规则的攫取，导致科学文化教育领域的普遍腐败，这绝不是一个文明古国所应呈现的富强与文明。所以，当今中国很难不被人当暴发户看待。富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家族可以子孙万代、千古长存，暴发户则很难持续三代，只有建立在高尚精神文化信仰基础上的国家，才能保持持续的富强与文明。
中国目前的科学、文化问题，既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缺憾，也将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就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讲话：“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我们要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历史条件下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温总理在最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指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德育的核心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崇高的人生目标，使学生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有奉献精神的人。智育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点燃人心智的火焰，把受教育者内在的潜质开发、启蒙出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追求新知。”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德育放在教育的第一位，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培养人的高尚品德奉为文化教育的核心宗旨，因为拥有高尚精神文化境界的人会充满智慧。无论信仰什么主义与学说，无论信奉什么宗教与文化，如果脱离这一点，就脱离了中国文化之根，如果脱离了智慧精神引领，中国文化、教育、科学这三大核心软实力就失去灵魂。
但部分部委、省市领导“文化”讲话，则往往将胡总书记、温总理的文化战略理解、落实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事业调整改制为企业，全部推向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多数官员仍停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解决温饱，为发家致富而努力奋斗的政治意识形态里。
文化、教育、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属于人类精神文明范畴，精神文明有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这不是通过承包、市场化、股份化，或者体制制度改革等物质文明的经济刺激手段所能正确引导的，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国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结果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也很难收到如期效果。
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束缚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精神文明不能引领物质文明，沿正确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持续健康发展问题。因为在缺乏高尚文化信仰的人们眼里，物质经济利益第一，在利益面前，任何体制、制度都被潜规则得如同虚设，所以，最根本问题是解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信仰问题。
如果不解决核心意识形态文化问题，试图通过市场化改革“自然而然”地解决文化问题，这就相当于放弃主动权、能动性，是凭天由命、无所作为地推行文化发展战略，很难解决中国当前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通过教育与宣传媒体，自言自唱地宣扬那些与当今社会文化很难共鸣，与现实社会很难呼应的思想文化，不但没效果，还会让人们对其中的正确思想文化也升起逆反与烦感，就像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把宋朝理学文化问题迁咎于儒家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教育界越来越重视文化研究，各思想文化学派纷纷就中国文化发展发表各种看法，主要观点不外乎三类，一类是把中国五千年文化都当宝贝，提倡包容一切传统文化学说的“大国学”，这名义上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大国学”，实际是混淆是非、好赖不分，会把国人又引回迂腐落后的文化老路；一类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拐弯抹角地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面引进近现代西方文化，如果按这个路子走下去，中国人将成为没有文化归宿的黄种流浪民族。第三类，就是中国近30年来采取的“中国模式”，那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历史形成的政治文化；在经济上，引进现代西方经济管理制度；在文化上，前20年主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近10年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
古今中外，任何成功学习外来文化的国家民族，都是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再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欧洲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主流的传统天主教文化逐渐被新“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化改造、取代，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又分化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为西方殖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提供学术理论支持，并获得了欧洲人民的广泛认同，由此在欧洲酝酿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是由欧洲移民组建的国家，在文化方面，是以基督新教为国教，再吸收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化形成的，虽然有种族主义，但不是主流，更没发展出民族主义，美国因此在二战中扮演了“拯救人类”的角色，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大增，其所奉行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文化，也在战后成为西方的主流文化。冷战之后，美国试图让其成为“普世”的世界统一文化，结果遭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抵抗，自“911”后，美国逐渐步入衰途。
苏联解体以后，感觉被西方自由民主文化欺骗的俄罗斯，不得不重新继承起沙皇俄国时期的东正教等传统文化。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虽然学习现代西方文化，但并没有放弃传统文化，日本社会比当今中国还保留更多中华传统文化礼仪，近现代中国人还反而向日本人学习围棋、茶道，甚至儒释道文化。但日本传统武士道文化与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嫁接形成的日本军国主义，既祸害了别人，也损害了自己。因为死守那偏狭的“大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日本至今仍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
世界各国国际外交政策，虽各有经济利益目的，但更受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经过了阶级斗争与市场经济文化熏陶的当代中国人，则总是透着“功利”“斗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国际事务，越来越难以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情结。&
中国应深刻反思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教训，其中，最关键是要区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哪些中国传统文化是糟粕；哪些西方文化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哪些西方文化是鸦片、误导。目前很多学者都分辨不清，许多新国学先生只是鹦鹉学舌地泛泛介绍诸子百家思想，却分辨不清诸子百家相互争鸣、互相矛盾的地方，更不敢加以判定和纠正；多数自由派学者，只知道呼吁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文化，却不知道人在未体会本性智慧情况下，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标准各个不同，其结果必然是各执己见，相互纷争与斗争。
国家的强大，取决于民众的团结一心，国家的统一，取决于国民的思想文化统一，中国历史最强盛的王朝——汉朝、唐朝，都是如此。相反，国家的动乱、分裂与战争，最初则都源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争鸣与斗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可某些自由主义者竟愚蠢地设想中国象欧洲那样，通过国家分裂来获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文化复兴”。&
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反思：“中国古代为什么没形成现代科学体系，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为什么落后于西方？”“中国如今已实行新文化教育100年了，为什么中国文化土壤至今还培育不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同样受社会主义熏陶的前苏联和俄罗斯，总共获得了16项诺贝尔科学奖；同样东方文化，后部分西化的日本，共获得15项诺贝尔科学奖；至今已有7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其中5位出身受教于台湾，2位出身受教于香港，还没有一位是出自解放后的中国大陆，诺贝尔科学奖委员会绝不会愚蠢到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拒绝授奖，这说明中国大陆解放后的科学文化教育是确真有问题的，前苏联也获得很多诺贝尔科学奖，说明不是仅因为中国大陆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造成大陆或大陆籍诺贝尔科学奖至今零蛋，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老科学家钱学森多次发问：“中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竟问题出在哪了？如果回避这些问题，如果仍找不到根本原因，即使投入巨大科技文化教育经费，也改变不了当今中国总是跟踪别人，而实际科学文化水平却越来越落后的尴尬窘境，如果不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即使个别海外归子获得诺贝尔奖，也改变不了中国科学文化目前的整体落后局面，更何谈树立起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与赢得世界人民的文化尊重。&
任何改革、革命都是通过文化观念更新、思想文化革命实现的，思想观念不变，任何体制、制度改革都形同虚设，只有社会信仰、思想文化更新，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文化更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在根本上是中国人民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更新。人类近现代史的三次产业经济革命，是以三次科技革命为基础形成的，而这三次科技革命则是以社会思想文化更新为基础的，而社会思想文化更新，则源于社会哲学思想、文化信仰的重大变化，那重大哲学思想、文化信仰变化，又源于什么呢？那就是社会文化的认识论变化。
“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关系，认识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毛泽东对认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列宁也有过类似说法。因为世界观、方法论都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无论唯物还是唯心主义，核心问题都是意识、认识与物质存在的关系问题，核心问题是“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
李约瑟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问题，与中国人时常反思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社会？”“中国为什么至今未获得诺贝尔奖？”等问题，这实际都是文化认识论问题。&
几代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科教兴国、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推进自主创新”等重要国家科技战略思想，科技部门领导纷纷倡言“提高创新理念，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创新能力”。但到底什么是创新，如何提高社会创新能力，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什么美国教授总认为中国学生缺少美国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国留学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既是思想信仰、精神文化问题，更是文化认识论问题，阿里巴巴公司的马云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中国也要向美国学习：激情创新文化体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赶上科技（应该是技术）很容易，但要培养创新文化体系却是当今中国的一大难题”“我觉得我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大多数都是错的。很多商学院都教学生赚钱和经营之道，但我要告诉人们，如果你想开公司，你必须先有价值观，即懂得如何为人们服务，如何帮助人们，这是关键”
“如果人人都在向钱看，那么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我们来这个世界上是享受和经历人生的，不仅仅为赚钱的。”“想想如何帮助人们，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钱自然会来。这就是我们为何能在中国成功，这就是阿里巴巴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很注重文化、创新，相互扶持、互相帮助，而不单单是赚钱。与华尔街不同的是，我们把顾客排在第一位，员工第二，股东在最后，这就是我的信仰。”
中国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大企业，无论海尔、联想，还是华为、阿里巴巴，都因其“以顾客、员工为本，不纯为资产增值”的企业文化决定的，这引导企业各方正确地对待各自利益关系，从而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优秀企业文化管理榜样，而这些优秀企业文化，则主要与企业当家人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有关。&
社会文化表面看似与政治无关，实际，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都是受主流政治集团的世界观、认识论引导的，“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国君喜欢打牌，全国人就跟着打麻将；国君喜欢淫乐，老百姓就会以淫乐为流行雅兴，国君充满斗争思想，就会引导举国人民都跟着互相斗争；如果国君耽于物欲享乐，全国官吏乃至人民也跟着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执政集团信仰倡导正道文化意识形态，信仰倡导高尚精神文化，会引导国家走上文明富强之路，执政集团奉行强权霸道国家意识形态，信奉邪道精神文化信仰，会引导国家走上穷兵黩武的战争之路；执政集团喜好物欲功利，信仰功利物欲文化意识形态，会把国家引上奢靡、腐败、堕落、灭亡之路。
执政集团的文化信仰主要出自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主要出自社会哲学文化，而社会哲学文化则是由社会文化认识论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认识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那中国近现代文化认识论存在什么问题呢？中国文化病根到底出在哪呢？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简要介绍一下西方科学认识论。&&
2.古今中外重要科学文化认识论思想介绍&&
2.1．古今主要科学认识论简要介绍
所谓真理，就是经实践检验，结果总能如事前预想那样重复出现的一种正确认识。所谓认识论，就是研究人的正确认识（真理）到底如何得来的问题。被世人视作真理的人类认识很多，其中获得最广泛公认的真理是基础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其次是应用物理与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学等实验科学。所以，关于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真理形成过程的认识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认识论，下面就介绍几位对人类科学史起决定性影响的数学物理科学巨人的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科学文化体系的最初奠基人，是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给科学作了精细的专业分科，为现代科学体系率先在欧洲建立奠定了哲学基础与学科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对世界能达到那样广泛而深刻的认识，这不是通过学习前人知识或整理归纳个人实践经验认识论所能解释的，请看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人的灵魂分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如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即思维、理解、认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灵魂的思考才能获得”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是启发人的理性灵魂。
亚里斯多德说：“在人的感官经验到任何事物之前，理性完全是真空的”“理性是统领万物的善”“欲望所求为虚善，理性所求为真善”“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正的善”“达到理性，那是最愉快最幸福的”。这些说法与佛教所说的“人人心中本具的清净无我、极乐至善、一切皆空的空性（佛性）智慧”惊人地相似。
西方近代科学与哲学是从被尊称为“近代科学始祖”与“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开始的，他同时也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通过代数解决几何学问题，形成解析几何，为量化描述物理运动打下了数学基础，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笛卡尔）看的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开创了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笛卡尔认为：人的观念（思想念头）来源分三类：“有一些是我天赋的（先天的），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有一些是我（后天）制造出来的，这三类观念中，只有天赋观念是真实可靠的，判断一个认识是否真实，其标准无需外求，在理性自身就能解决”“演绎就是从确知的直觉知识出发，所进行的必然推理，知识体系就是以少数天赋观念为基础，经严格而正确的逐级演绎得到的”。
但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并被马克思尊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另一位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培根认为：人类对经验的归纳整理是科学认识（真理）的唯一真正来源，他不信任演绎与数学推理对科学的推动作用。“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科学方法，首先是要寻找新的原理、新的操作程序和新的事实，这类原理和事实可在技术知识中找到，也可在实验科学中找到，当我们理解这些原理和知识以后，它们就会导致科学技术上的新应用。”培根的认识论是实验定性和经验归纳。
在科学哲学史上，对科学发展真正起革命性影响的大哲学家，同时也是大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培根的名字虽然在哲学领域与笛卡尔并驾齐驱，但在物理、数学学术方面，培根只体会到学习科学知识的乐趣，并没有做出任何重要科学建树。这很说明问题，“卖生发剂的人不应该秃顶，否则，那生发剂是不灵的”，同理，培根不能指导自己发现科学真理的经验归纳认识论，也不能指导重大科学发现。
但培根的“实验定性和经验归纳”认识论，对近代学术影响很大，人们宁可考据、信服经典知识，也不相信人的智慧；宁相信实验结果、实证证据，也不相信人们对实验结果所作的各种新理论解释，并因此得出“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毛泽东是非常有智慧的政治领袖，他通过智慧总结革命实践得到正确的革命认识，但他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智慧来源，他因此误以为人的正确认识都来自实践，他不晓得，大多数革命家并没有他那样的智慧。人们面对复杂的社会实践与科学实验结果，每人依个人知识、经历、体会，常常会作出五花八门的“科学理论”解释。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为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常常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牛顿定律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显现，道理也不复杂，但几千年都没有被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发现，因为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人们还不懂科学原理的时候，缺乏对原理智慧演绎与预见的实验结果即使频繁出现在实践中，人们也总是视科学真理而不见，社会实践与实验只能把已事先准备好的科学猜想检验成科学真理。
在黑体辐射实验结果刚出现时，人们拟合了各种“科学”解释，普朗克虽然拟合对了，但却不能给以正确解释，是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学说，才为现代量子力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所以，单有实验结果的重复出现，并不能促进科学发展，是大科学家的智慧演绎解说，推动了科学革命，这一点在今天尤为如此，需要做出合理解释的科学之谜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科学实验结果充斥各学科领域，唯一缺少的是能得到重复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解说。&
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这能得到验证的科学理论解释是怎样产生的？
开创相对论，并为量子力学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科学巨人，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对科学认识论也有着同样深刻的认识。爱因斯坦多次阐述：“在科学发现中，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我相信直觉和灵感”“物理学家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基本定律，而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对经验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我不相信存在通过归纳达到认识的道路，至少作为逻辑方法是不存在的……理论越向前发展，以下情况就越清楚：从经验事实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
我们再看看中国著名科学家阐述的认识论思想：
杨振宁指出：“中国物理教学有一个倾向，让人觉得物理就是逻辑。逻辑，确实是物理的一部分，可只有逻辑的物理是不会前进的，必须要跳跃。这种跳跃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地跳跃，而是要依据许多不断延续的与实际事物发生的联系。由这些联系出发才可以使一个人有胆量作出一些逻辑上还不能推演的跳跃。“直觉、下意识地推理，是所有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一个基本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不太容易作出真正最重要的贡献。许许多多最最重要的工作，是先经过很多思考，后来在没经过逻辑推演的情况下，所得出的新想法。”
中国唯一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钱学森先生认为：“直觉是一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对信息的加工活动，是在潜意识中酝酿问题，然后与显意识突然沟通，于是一下子得到问题答案。”&
包括以逻辑思维见长的数学家，也非常推崇直觉灵感，伊恩·斯图尔特说：“数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直觉与严格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彭加莱说,“数学的证明发现常常产生于无意识的试验,受到审美灵感的启发而不是受思维支使。”
对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影响最大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先生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象归纳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是对观察和实验事实的收集和整理，而是提出大胆的可提供更多信息的经得起实验和批判检验的假说”“我们应该承认，理论的真正提出必须依赖于科学家的灵感”。
二十世纪另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既不是归纳主义者所说的单纯的量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者所说的单纯质的否定，而是常规科学时期量的进化与科学革命时期质的飞跃的不断交替。”关键是科学革命时期的这个质的飞跃是怎样形成的。
大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和努力，但那1%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国人在宣传爱迪生这句名言时，为避免与自己所信仰的文化意识形态发生矛盾，而故意漏掉名言后面更重要的话。如果依前半句，只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人人都可以成为天才科学家，这就是培根的实验归纳主义认识论，但如果把这后一句加上，几乎就把前半句完全否定了，认识论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这后一句的意思是说，即使不分昼夜地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若缺少那1%灵感，即使付出99%努力也成不了科学天才。
世界科学大师基本已达成共识：培根的实验验证与经验归纳认识论并不能导致重大科学理论发现。科学史事实就是如此，虽然科学文化要普及到群众中去才能显现巨大威力，但伟大的科学思想却并非源于“广大群众”对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现代科学体系中的重大科学理论都是由极少数天才科学家建立起来的。
2.2．近代科学认识论误区
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但记述现代科学的书籍也是现成的，任何读书人都可以把现代科学书籍摆满书柜。如果人们都象牛顿那样整天研究类似“苹果落地”之类的科学问题，并刻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那是不是就都能成为大科学家呢？
若果真如此，站在科学巨人肩膀上的后代学术专家都成为大科学家了，为什么刻苦学习这些科学巨人创立的科学知识与文化思想的读书人无以可数，但成为天才科学家的读书人却寥寥无几呢？
一般科学家怎样才能成为杰出的天才科学家呢？这就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哪些哲学方法论对革命性的重大科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现代科学体系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史总是以伽利略实验证伪亚里斯多德的力学学说，牛顿再进一步修正伽利略的力学理论，人们总是把亚里斯多德的力学学说当反面典型，来讲述这一重大科学真理的发现过程，这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科学认识论，让人们只注意到实验检验，只主意对旧学说的证伪，只看到力学方程对构建现代科学体系的重要意义，却忽视了更具有原创意义的第一个力学学说提出者——亚里斯多德，也忽视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及其演绎认识论（探究共性原理）对构建牛顿力学方程的重要意义。
人们只赞美成就牛顿力学理论的最终胜利者，却嘲笑牛顿力学理论的最初构想者，只看到科学理论的最终结果，而忽视了科学理论的整个形成过程。只注重结果，轻视过程的近代科学认识论，导致人们把“临门一脚”的逻辑归纳与实验验证认识论看得比抽象演绎、理论构想更重要的片面认识论，从而更推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经验归纳认识论方法，让人们误以为“人的正确认识是来自人民对实践、实验的归纳与总结”。&
按这一认识论，实践不但是真理检验标准，广大群众征服自然的社会实践也是真理来源，力学方程即使不被牛顿发现，也会被“马顿”在实践中发现。但事实是，道理并不复杂的牛顿定律，几千年都没有被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发现。一起参加革命的人千百万，但能正确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事实只有毛泽东一人，这是因为：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当人们还不懂科学原理的时候，缺乏对原理智慧演绎与预见的实验结果即使频繁出现于实践，人们也总是视真理而不见。所以，如果缺乏对物质运动原理的智慧演绎与正确猜想，人们在实践中是不能发现科学真理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只能把事先已准备好的正确科学猜想检验成科学真理。
数理逻辑虽然使科学理论更完善，更完美，更无懈可击，也正是依靠它的推理，才形成逻辑严密自洽，定理精确可靠的现代科学体系，但构筑现代科学体系的每一个重大基础科学理论的最初发现，却并非源于逻辑归纳，在重大科学理论被提出前，一般科学家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人们总是在重大科学理论获得明确验证后，才恍然发现其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严密的数理逻辑性。数理逻辑只是把重大科学理论维系成现代科学体系大厦的结合剂，它本身并不是构成科学大厦的砖块。
&实践与数理逻辑虽然对科学文化的教育普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推动作用，但实践与数理逻辑并不是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最重要因素，那现代科学体系的重大基础科学发现到底怎样产生的呢？人的正确认识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还是要从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说起，实际是先有亚里斯多德关于物质运动的最初力学构想，然后才有伽利略的实验验证，先有笛卡尔描述运动的数学抽象方法，才有牛顿力学方程，牛顿是站在伽利略与笛卡尔的肩膀上建立的牛顿力学方程，而伽利略则是站在亚里斯多德肩膀上修正了其物质运动力学原理，笛卡尔则是站在欧几里德与韦达的肩膀上建立的解析几何。
科学真正革命性的理论飞跃与质变主要源于重大科学理论的率先提出；科学理论的实验验证与逻辑归纳，主要发生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渐变修正、教育普及与应用推广过程。
只有在出现与既有科学理论严重相背的科学实验时，才会酝酿重大科学理论的产生，如伽利略实验、如黑体辐射实验，但伽利略并没有构想出牛顿力学方程，真正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牛顿力学方程是牛顿构建出来，由此导致了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重复黑体辐射实验的科学家许多，大家都试图以经典物理知识加以解释，是普朗克推出的黑体辐射公式，尤其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量子概念，才导致现代量子力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玻尔的量子跃迁、德布罗意波，以及海森堡矩阵与薛定谔方程，完成完善的现代量子力学理论，由此才有了二十世纪的信息科学革命。
现今科学认识论的最大问题是，把科学理论的原创提出归结为科学家“大胆想象”出来的，以为只要想象力丰富，只要敢于突破性地大胆想象，总有机会“碰到”那个正确的科学真理。但在科学的发展中，能根据实验加以验证判断与逻辑归纳的科学家很多很多，但能象亚里斯多德、牛顿、普朗克、爱因斯坦那样“偶然碰到”重大科学理论的科学家却极少见，是这些杰出科学家更幸运、更勤劳吗？真正认真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是绝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的。
事实是，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当人们还不懂科学原理的时候，缺乏对基本原理智慧演绎与预见的实验结果即使频繁出现在实验中，人们也总是视科学真理而不见，社会实践与实验只能把已事先想好的科学猜想检验成科学真理。
牛顿定律在世人生活中无处不现，道理也不复杂，但几千年都没有被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发现。是先有亚里斯多德关于物质运动的最初力学构想，然后才有伽利略的实验验证，是先有笛卡尔描述运动的数学抽象方法，牛顿是站在伽利略与笛卡尔的肩膀上建立的牛顿力学方程。
在黑体辐射实验结果刚出现时，人们拟合出多种“科学”的解释，普朗克虽然拟合出来了，但他却不能解释原理，是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学说真正为量子力学打开了大门。所以，单有实验结果的重复出现，并不能促进科学发展，是大科学家的智慧解说推动了近现代科学革命。
所以，关键之关键是：能得到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解说是怎样产生的？
2.3．正确的科学认识论
不会游泳的人，所讲的游泳知识是不可轻信的，只有游泳高手所讲的游泳技术才是真正好用的。同时是大物理学家、数学家的哲学家，所阐述认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论，纯哲学家依个人想象所总结的认识论常常并不是那么回事。
“世界科学体系奠基人”亚里斯多德、“近代科学之父”笛卡尔、“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所阐述的认识论，要比没有科学建树的哲学家所阐述的认识论更可信而可靠，因为那是过来者的真实经验体会。科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说：真理源自“完全真空且真善的理性灵魂”、西方近代科学之父笛卡尔说：正确认识源自“无需外求，在理性自身就能解决的的天赋观念”，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说：直觉灵感对科学发现最重要。
为人类开启了古代科学、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大门的这三位顶级科学家的认识论，惊人地相似，实际上，亚里斯多德感受到的“理性灵魂”、笛卡尔感受到的“天赋观念”、爱因斯坦感受到的“直觉灵感”，与佛教“清净无我、极乐至善、一切皆空的空性（佛性）智慧”，是同体异名的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人人本具的心性智慧。
《现代汉语词典》对“智慧”有很明确的注解，那就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换一种说法就是：“智慧就是正确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智慧才是正确认识的真正本源，缺少智慧预测的实践与实验是盲目的实践与实验。
世人常常把“易犯错误的聪明”与“非常正确的智慧”混为一谈，世人常常把知识渊博误解为智慧。那到底什么是智慧，人的智慧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呢？
现代心理学将“灵感”称之为“下意识”、“潜意识”、“直觉”,人人都有直觉、下意识，比如边聊天边开车的老司机主要是用下意识开车，而初学车者则要在意识指引下开车，女人常凭直觉做事，但直觉并不是一直都可靠，具体什么样的直觉、下意识才是正确的智慧灵感呢，要通过怎样的教育训练才能获得能产生正确认识的智慧灵感呢？现代心理学对此说得很含糊。
将智慧解释分辨最清楚的是佛教唯识学：人除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触识、意识这六种感觉意识外，还有末那识、阿赖耶识。意识，就是思维意识；末那识，就是人在一两岁才形成的那个自以为是的“我”识；阿赖耶识就是“内心”“潜意识”“直觉”，但直觉（阿赖耶识）并不是“百发百中”的智慧灵感。为说清楚这个问题，姑且把阿赖耶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智慧体性（空性、佛性、心性、真心）,其余是依体性所累积的记忆、意念。（智慧体性若比喻为水，阿赖耶识就类似水波），99%的努力学习与实践，只是给人的智慧体性输送记忆、意念种子，一般的直觉、潜意识常常是所显现的记忆种子，并非都是智慧灵感，只有阿赖耶识的体性——智慧心性通过综合阿赖耶识意念种子所产生的应机一闪念，才是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那个1%的智慧灵感。
人们通过学习灌输99%的科学知识以后，通过逻辑意识思维（第六识）虽然也能得出一大堆科学假设，但依靠逻辑意识思维得到的科学“推想”“假设”一般都平淡无奇，如果数理逻辑不够严密，还很难经得起实践检验。因为人在用思维意识进行逻辑推理时，智慧本体只顾着处理思维意识问题而无暇显现；但当人们在无私无我、无思无想时，那闲歇下来的智慧心性就能依据储存在阿赖耶识中的记忆种子，得出一个符合事实真相的科学“假设”与“判断”，这就是智慧灵感。
但一般人都很难分清哪个是思维意识，哪个是直觉意念种子，哪个是智慧灵感，这就要通过科学试验来进一步加以验证，也就是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科学理论主要决定于理论假设与实验验证这两个过程，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都有这种体会：依严格数学推理得出的假设，只要初始条件可靠、数学推理严谨，其科学推论也经得起实验验证；如果迫于领导压力，或受商业利益驱动，通过冥思苦想，却不是基于严格逻辑推理得出的“大胆”假设或试验方案，一般都经不起实验验证，因为这种“大胆”假设多源自思维意识（第六识）。内心清正的科学家在早起第一念或不思不想间突然生出的理论假设、试验方案，往往更富有突破性，也更经得起试验检验，因为人在不思不想、无欲无求、内心清净时，更容易显现智慧灵感；富有智慧灵感的科学家，只需几个巧妙实验就能很快发现本质问题，若缺少智慧灵感，即使设计实施很多实验，也很难找到真正原因。
对重大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认识论方法是激发、开启这种智慧灵感，这是一切创新认识之源，其次才是以数学、物理为基础的数理逻辑方法，再次是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实践检验。
2.4．如何学习、实践、体会科学认识论
那怎样才能培养人的创新、创作灵感呢？
亚里斯多德“凡善于思考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通过行动可以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能力和动力”“主观能动性是指主动、自觉地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意愿”，一定要有主动、自觉地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意愿，这种主观能动性，就是智慧的显现，贪婪自私的痴心妄想并不是主观能动性，也不能激发人的智慧，一定要有主动、自觉要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高尚意愿，才能激发智慧，认识世界，认识自然，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创造社会财富。
爱因斯坦：“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重要工作（重大基础科学发现）”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追求通过行动可以取得最有益于人类的东西”，爱因斯坦所说的“热忱献身的感情力量”马克思所说的“主动、自觉要创造社会价值的积极意愿”。就是人人心中本具的善心智慧，善心智慧与智慧灵感都源于人的智慧心性。
依照佛教，人一定要时时“诸善奉行，诸恶莫作”，慢慢自然就能“自净其意”，内心清净，自然就能生禅定智慧，禅定智慧一显现，自然就能一法通，万法通。
什么是禅呢？禅就是无我无念的一种高尚智慧精神境界，智慧，就是那个“无私无我”的直心、真心、至善之心。&
要说智慧，先说说怎么样叫没智慧，没智慧的人，都是以“我”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人只要从“我”或者“我所偏执的任一事物”出发，就都是从一个个体的立场点出发，来看世界，世界是不断运动着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单从任何一个相对的固定点来看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偏见，有偏见、有相对地看世界，就很容易看错，若指导实践就很容易做错，如盲人摸象，所以，执迷自我的人无法显现智慧。不信，就留心回顾一下周围人或自己的错误与失误，就会发现：人的一切错误，在根本上都是由于人们单从自我或者某一小团体的私心角度出发而造成的。
要想无偏见地客观看待这个世界，人类必须从自私自我的角度跳出来，自他相换、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为同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地从一切世界众生的角度，看待、处理世事问题，才能客观、公正、圆满、和谐地解决世界问题，这就是大智慧。所以，以真正清净无我的智慧立场看待、处理世界问题，人类就不会看错，旧不会犯错。没有错误的认识，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
中国古代持同样或类似认识论的说法还有：
《道德经》讲“道”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而为”，就是做事不从自我功利目的出发，说的就是“无私无我的真善智慧”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说，心志于道者，依于内心的真道德、真仁义，就可以游刃于世间诸艺术。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要明德、亲民，只要真善、至善，自然就能体会大学之道与圣人之教。&
《荀子》“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说的极清楚，意思是说，功德善事做多了，人自然就会显现圣人之心，心中自得“神明”，所谓“神明”，就是众生内心的本来智慧，只有显现心性智慧，人才能真正体悟圣教道理，才能做好各种事业。荀子因此而理清诸子百家思想，成为战国末期影响最大的大思想家，两汉的政治思想文化都深受《荀子》影响，还把荀子解说的儒家思想文化树立为主流政治思想文化，为中国树立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政治榜样。
佛教说人人都有智慧，儒家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为什么古今很少有人成为智慧圣者、大科学家呢？
传统文化道理，人人都可以学习，人人可以知道，但大多数人却很难切实做到，做不到就更难体会古今智慧者所体会到的这种智慧灵感，连孔圣人都自叹：“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意思说，“虽然我比一般人更知道道理，但要我完全象君子那样做事，也很难完全做到”。
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都可以启发人体会心性智慧，但如果人们只是作学术研究，不事实践，则舍本逐末，不得要领；如果把圣教道理当作个人为政治经济功利奋斗的手段形式，尽学些假仁假义的东西，就会误入歧途，结果不好使，却误以为“圣教正道”是蒙人的，而因此误判中国文化束缚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文化自由，这实在是冤枉！！！
&学习儒释道传统文化，一定要信受奉行，一定要真诚地广修诸善功德才能体会到儒释道文化的真正智慧精神。&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学实践，如果能达到比较高的智慧境界，即使不依靠数理逻辑与科学实证，也自然就知道如何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使人人都可以学习、交流和依靠的数理逻辑、科学实证认识论及现代科学文化体系，在中国古代却没得到充分发展。
&但近代以来，全盘承接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又矫伪过正，既剔除了西方宗教文化与宋朝理学文化“糟粕”，也摒弃了中国儒释道传统智慧文化，所引进的共产主义文化，虽然精神境界比较高，但在1978年以前，却被笼罩在狭隘的阶级、民族意识形态里，科学家为阶级政治的现实需要而“创新”，是不可能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上世纪八十年初拨乱反正，人的精神智慧得到极大解放，但好景不长，很快又被九十年代的市场化、产业化、经济化的社会文化牵着鼻子走，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剩下的教授、专家即使不下海，也得为项目经费而钻营于商界、政界。
近几十年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要么充满政治功利色彩，要么一味灌输纯科学文化知识，缺少博大精神信仰的文化教育是不能培养创新智慧的，如果不能对科学理论问题清净无私地孜孜探索，是不能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缺少高尚精神智慧的知识渊博者，只适合作学者与科学的普及者，并不能发现新科学知识，并不能做出重大科学发现。这就是当今中国科学教育，不能培养“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不能培养杰出科学人才的最根本原因。
人要保持智慧，必须要放下感官物欲，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忙于世事，又忙于娱乐，一般只能偶然得到智慧的启发，瞬间即逝，很难把握。同理，当社会富裕、奢靡无度的时候，整个社会往往越来越丧失智慧文化，但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困难的时候，人们心中的这种传统智慧文化反而会被唤醒，会挺身而出，在中国近现代史，在屡屡败于洋枪洋炮之下，在丧失文化自信、全盘西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选择了与传统智慧文化更接近的西方共产主义文化，但成功后，却疯狂地批判传统智慧文化，断了传统文化传承之根，“皮之不存,毛焉附之？”，由此导致当代大多数中国人完全丧失了传统高尚文化信仰。
汶川大地震又重新唤醒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智慧善心，中国人从此不再鄙视高尚、不再嘲笑道德礼节，不再笑贫不笑娼，但一般人很难持续保持这种智慧善心，人们也很少能感受它的存在。其实，一般所说的理性、良心，就是善心智慧的瞬间显现。精神境界高尚的人，只是更容易显现这种善心智慧，如陈光标先生、李嘉诚先生，给中国人树立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榜样。相反，越是自私自我的人越难以显现善心智慧，如疯狂的犯罪分子、精神病人、自杀者、吸毒者、赌徒，往往连这一点点的理性、良心，都被其贪嗔痴心遮障住了，所以很容易做出极端行为。
&人只要有一分善心，就能显一分智慧，有十分善心，就会显现十分智慧。显现一分智慧，就有一分受用，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如果人在做事时，心态境界真能象菩萨那样慈悲，真能象圣人那样仁义，那么，即使不学圣教经典，也自然就明白圣教道理。
不了解东方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西方文化学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东方文化没有认识论，如果他们能体会、理解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和爱因斯坦的认识论，再看看大乘佛教,就会明白：整个大乘佛教都是引人明心见性，开启智慧的，整个大乘佛教就是一部智慧文化认识论。
但中国宋朝理学大大肆批判汉唐以来形成的自由活泼的大乘佛教文化，又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施以自以为是的人为改造，误导中国读书人，把经典教条知识当天理、真理，导致读书人时常假仁假义，这既截断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智慧文化的准确继承与发扬，又没发展出数理逻辑与科学实证等近代科学认识论方法，使中国自宋朝以后，科学、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落后是宋朝以来科学文化落后的必然结果。
3.宋代理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的误解与误导
宋朝理学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把儒家争论千年的“格物致知”解读成“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把自由活泼的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格物致知”解读为“即物而穷其理”，把“格物致知”的“知”解读为知识，从此把后代读书人引向了“心外求知”的认识论死胡同，彻底改变了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智慧文化（认识论），从此，关闭了读书人的智慧之门。
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科学大家、文化宗师，是靠研究物“理”，或整天从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而开启智慧的，朱熹将“格物致知”解读为通过“穷物之理”而达到“无所不知”，导致王阳明格物多年也不知道“道”理，后来通过习禅，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致知者,
致吾心之良知也”，由此开创出对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反思起深远影响的“阳明心学”。
儒家传人里本来有荀子、董仲舒、范仲淹等境界高明的智慧大儒，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朝理学家，放着久经历史考验的正宗儒家思想不继承，却偏偏沿袭“功利、有为”的韩愈道学思想。宋朝理学名义上信奉、倡导儒家思想，却依据主观想象的尧舜禹三代政治理想，而批判中国历史最强盛的汉武唐宗时期政治文化。宋朝理学家并未体会到人人本具的智慧心性，却依据个人思维理解的孟子心性学说，自以为是地将汉唐时代形成的主流儒释道智慧文化改成了学术化、教条化、功利政治化的“程朱理学”文化。
而政治家又习惯从政治角度，倡导更有利于眼前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宋朝理学文化正是满足了这种政治需要，而占据了近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主流地位，极大地束缚了宋、元、明、清四代政治思想文化。从此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死读书”型教育文化，使自宋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或者把格物当作求知正道，或者把儒家经典教条奉为天理，把经典理论看得至高无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为“只要死命读书，人人都能成功”，导致古今中国知识分子总试图从儒家或马列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实际却总是根据各自所需断章取义、自以为是地解读经典理论。在遇到不符合理论的现实实际问题时，总是让社会实践适应经典理论，总是牵强附会地给经典理论寻找各种“合理”借口，这种机械教条的文化认识论，导致后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方面越来越难以超越智慧古人、前人。正因为中国读书人一直都被宋朝理学误解的“格物致知”认识论误导，中国古代科学文化自宋代以后逐渐失去智慧灵性，使中国社会文化日趋迂腐落后，也导致中国自宋代以来，多次遭受外民族政治文化的大规模侵略与蹂躏。
近代以后，中国传统的“把经典当天理”和“格物致知”认识论，与近代西方哲学家培根的的经验归纳法以及他的“知识就是力量”认识论方法又不谋而合。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科学文化，虽然大力批判儒家传统文化，却偏偏继续继承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认识论。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其文章中说：“科学初到中国，没有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怎样做。到了宋朝，许多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不同解说，其中最有势力的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新文化运动”全面引进西方“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实证”“数理逻辑”等近代科学认识论，这虽然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实验验证和数理逻辑方面的认识论不足，却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智慧文化，这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放弃儒家理学文化束缚，但却又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当真理。近代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意识形态是物质经济实践产物，这更导致现代中国学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人不停地读书，只要人类不停地思考总结实践经验，人人都可以成为大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但事实是能正确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只有毛泽东，因为缺失了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支撑，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革命队伍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又习惯性地将马列理论奉为经典真理，在革命战争时期误导革命，在革命建设时期误导社会建设。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拘泥“马列理论知识”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极大危害，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赞六祖慧能的“主观能动性”，但他在革命建设中仍没能突破“马列主义”书本理论知识束缚，从而导致中国多走了二十年弯路。
因为缺失了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支撑，继承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全面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与思想文化知识的近现代中国人，只知道模仿、跟踪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科学文化至今局限于“知识经济”、“知识就是金钱”“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这些十九世纪的偏谬文化认识论上，导致大多数国人至今仍把“知识、读书、聪明、能力”看得比品德、智慧更重要，导致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一直都以灌输各种知识为主，以为人只要学习、掌握各专业知识，只要通过各专业文化知识考试，获得相应的学历文凭，就一切OK。结果，当今“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不文明”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工作，越来越不值钱；中国科研经费越来越增长，但整体科研成果水平却越来越下降。&
好在中国唐代出了一位不识字，仅跟五祖见三次面，就开启智慧的六祖慧能大师，开演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的《六祖坛经》，开创了中国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使中国文化还保留着一点智慧的文化认识论：“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为魔说。”，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亲身体证，仅依个人想象，照本宣科地讲演佛经，会冤枉佛教与佛法的，但如果所讲的“佛法”与佛教经典的本质精神违背一字，都是魔说”
禅宗文化使中国人明白：同样经典、文件、著作，不同的人会从中领会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思想，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对立。（人们对经典理论知识的领会与掌握程度主要取决于心性智慧的显现程度）
古代读书人正是受禅宗禅诗偈诵文化影响，才有盛唐时期的高雅唐诗文化，这是充满小资情调的宋词元曲远无法比拟的，正是受禅宗文化影响，才有范仲淹、王阳明这两位明白儒学真精神、文武兼强的真正儒家传人，也正是受禅宗文化思想启发，中国现代革命史才有“把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哲学认识论思想。也使中国人明白：“学习中央文件，关键要领会文件精神，领会经典理论精神实质，而不是教条地执行文件具体条文”
4.&当代主流文化在认识论上的突破以及尚存在的问题
虽然共产主义文化精神境界比较高，但在1978年以前，中国被笼罩在狭隘的阶级、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里，如果科学家仅为阶级政治需要而“创新”，是不可能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彻底打破了宋代、近代以来把“圣人经典、西方文化知识奉为天理、神明”的文化认识论束缚，由此展开了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而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即解放思想，在意识形态文化方面不争论，一切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能促进经济生产力发展，那就是好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检验政治经济体制的唯一标准，甚至意识形态都要依这一认识论标准加以改革调整。
&古今中外的社会改革很少有改变意识形态的，但中国教训深刻，中国古代一直以儒家文化意识形态治国，自宋代以来却深受儒家理学文化误导，“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破除了“程朱理学”教条，却又习惯性地照搬马列意识形态理论教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教训让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痛定思痛，中国从此开始了不再拘泥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名义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并不受意识形态限制，而是按照“经济发展是检验政治经济体制的唯一标准”实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但“实践检验标准”，毕竟是后验认识论方法，如果事先“大胆想象”出来的是馊主意，就只能眼看着实践失败，即使事先想出好主意，在没经过足够试点经验的情况下，一刀切地随意推行，仍可能失败。
&最关键是“发展是硬道理”引导国人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和唯一衡量标准，这虽然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正确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解放了政治经济思想。但在把物质经济文明改革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广到精神文明领域时，在以“经济发展检验标准”指导中国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当中国知识分子把“经济发展”当作科学文化的实践标准与发展目标时，思想不知不觉就被“金钱权力至上”的市场经济文化改造，从而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中国科教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经济效益化改革，导致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不下海的专家教授，也得为项目经费而专营于商界、政界。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科学、文化、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作为社会先知与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功利短视，越来越缺少崇高理想与智慧精神引领，全社会也因此被引向日益奢靡的物欲消费主义，人们都变得越来越聪明投机，从而形成功利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体制、制度虽然越来越完善，但在聪明投机的社会文化面前全都失灵，并未带来预想的社会公平与文明。在这种以物质经济为出发点的社会文化下，知识分子越来越短视功利，越来越缺少智慧，当然就越来越难以做出重大科学文化创新。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检验标准调整为“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不再盲目为发展而发展，不再搞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的短期经济发展，这在认识论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虽然政府倡导树立了理论上能启发智慧的“以民为本”思想出发点，但在“经济发展是检验社会体制的唯一标准”下，在人们普遍丧失高尚精神文化信仰情况下，在功利的现实社会中，也变得苍白无力。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是经济发展，政治强大，科学文化却越发展越腐败落后，这导致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新一代年轻人，越来越难以树立高尚的思想文化信仰，越来越缺少高尚精神文明，这又进一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制约高创新性、高质量标准的高新技术经济发展。
&“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当年美国总统奖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则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着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等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拥有智慧，掌握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但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结果，忽视实现过程，不思索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官本位在他们的观念里根深蒂固，社会上对金钱的过分热衷追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中国孩子们的选择，清楚地映照出我们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问题。”&
5.只有弘扬传统心性智慧文化（认识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伟大复兴
实际，并不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缺少智慧，纯正的中国儒释道文化，尤其是佛教，核心宗旨就是引导人明心见性，觉悟心中的本来智慧的，只因宋朝理学误解歪曲中国传统智慧文化（认识论），才误导中国知识分子们接受“格物致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可以拥有一切”“知识决定一切”、“物质决定意识，认识从实践中产生”
“从感觉、知觉、表象认识到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想飞跃”这些缺乏智慧指导的文化认识论，读书人只是机械地学习古今经典教条文化理论，却越来越难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精神，也越来越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大智慧，从而制约了自宋代以来的中国古代、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科学文化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从认识论方面消除了经典理论给社会实践所造成的思想束缚问题，对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比新文化运动更“革命”的思想文化进步，消除了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形态束缚，为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认识论基础。
但实践本身并不能产生伟大的科学真理，古今中外的大智慧者无论西方大科学家、西方科学哲学家，还是东方文化圣者，所共同体会到的这种心性智慧，才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认识论，即：真诚无私的高尚精神智慧，是产生人类科学真理与正道文化的唯一源泉，人类一切科学真理、一切正道思想文明，在根本上都源于人类内心的这种高尚精神智慧。既创造同时又超越理论知识的高尚精神智慧，才是人类文明之本。
当人们真诚信仰无私无我的高尚精神文化时，心中自然就会生出智慧，这是人类改造自身、改变世界的最根本力量源泉，智慧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更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与科学文化发展。
在传统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人们在和平时期会自觉自愿地投身社会建设，在国家危难时期会舍生忘死地承担起救国救民的无上责任，凡是对人类科学、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化圣人、大艺术家，都无一例外地显现了这种高尚精神智慧，他们也时常在社会实践中给人类展示这种高尚的智慧精神文化。&&
如今，人类已步入互联网时代，科学、文化知识都已变得唾手可得，但光有死知识并不能改造世界，真正对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对推动人类文明良性发展起决定意义的是崇高的人类智慧与智慧文化。
如果中国能及早发扬复兴宋朝理学前的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真诚无私的高尚智慧文化精神，同时继续发扬近代西方科学实证与数理逻辑等科学认识论方法，智慧灵活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合并了东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新兴中国文化将如虎生翼，也自然能形成胸怀博大、境界高尚的社会精神文化，这样的中华文化必能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引领世界人类文明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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