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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中国制造何处去,迷茫的打工者/“临时工”泛滥是现代社会之耻
中国制造何处去：东莞的临时工与正式工
中国经营报&&时间：
11:07&& 作者：方辉
上期本报刊发大型专题报道《中国制造何处去?》，引起广大读者热烈反响，本期继续刊发跟踪报道，聚焦低端加工制造业工人的生存现状，为深入探讨这一话题提供另一种视角。
　　来自中国内地农村和乡镇成千上万的打工者，身处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产业链的最末端，他们付出了最多的时间和体力，得到的回报却是最少的，确实值得同情。但他们的境遇，很大程度上是困境中求生的这一行业的极端缩影，看上去日子好过一点的包工头、中小代工厂商等等，不过是庞大而绵长的产业链条上不由自主的一环，对后者任何过分严厉的道德审判，可能都会失诸片面。
　　基于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和中国发展水平的现实，“世界工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们必须扮演的角色，只有承认这一前提，才能客观地面对一切，作出合理的应对。
东莞工头：临时工“管理”不易
　　改变是必须的，但要一步步来。
　　讲述者：陈元均
　　年龄：35岁
　　身份：东莞临时工工头
　　据我所知，现在东莞的临时工主要是85后和90后，大约各占一半吧，绝大多数都满十六岁了(相当于初中毕业的年纪)。他们很多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念到初中毕业的能有30%就不错了，大部分人连合同都看不懂，遇到一个高中生算是捡到宝了。
　　他们很多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广西、湖南等中西部省份，一般是由工头从老家乡镇招揽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或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有的是连哄带骗地拉过来的。
　　流动性大
　　在东莞的工厂里，一般来说，除了工作不够稳定外，干同类的活临时工收入与正式工没有太大差别，特别是“用工荒”越来越严重之后，许多厂家急需用人，他们就吃香了。
　　在我们这些30多岁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看来，这些年纪轻轻的临时工的想法让人很难理解，或者说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想，本来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但他们宁愿生活得像个乞丐，也不愿受一点委屈。
　　比如刚进厂的时候，厂方会要求那些染发、卷发、长发的人都收拾得整齐一点，不要怪里怪气的，但他们都会说没有钱去理发，如果晚上不上班，他们一个个精神焕发，跑去蹦迪、溜冰、喝酒，甚至吸毒。
　　据我所知，东莞临时工总数至少几万人，具体多少说不清，政府也不会做统计，因为这是个灰色地带。我个人觉得政府肯定清楚临时工的状况，但并不想干预，毕竟这确实解决了部分企业的用工荒问题。
　　虽然临时工总量不少，但每个工头手下的人并不多，一般在20人至50人左右，毕竟组织不正规，在社会上也没法正名，规模很难扩大。不过我们工头之间可以互相“拆借”，较短时间内也能组织大量人手，我就曾为一家工厂找到400人，占该厂当时总用工人数的三分之一。
　　通常情况下，工头都会跟某些工厂建立长期关系，工厂可从工头那里随时补充人手，同时也会与工头达成“不将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默契，除非他们完全脱离了工头。临时工很少做技术活，一般都是手工活，即通常所谓流水线工作，临时工自己不能选择工厂，一切都由工头说了算，不合适再换。
　　临时工的流动性很大，往往干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几乎所有离职者都以“不适应”为由，有的人连班都没去上过，也说“不适应”。没钱的时候老打电话给我要求找工作，上了一段时间班后就辞职不干，跑到外面玩，过几天又打电话来说没钱了，要回来上班。比如我为那家工厂找的400人中，只有80人做满了半个月。就算留下来的，仍然是临时工，他们有些人也不想当正式工。
　　这些年轻临时工，尤其是90后特别喜欢“抱团”，同在一家工厂上班的，如果其中一个人离职，一起来的人大都会跟着走，所以工厂雇佣的临时工通常是成批的换，很多时候让厂方措手不及，也让工头们大感头疼。
现在不仅工头们，很多工厂主都习惯了年轻临时工的“作风”，办理其离职手续都缩短到20天左右，最短的3天内可结清工资。
　　打工还债
　　我觉得临时工频繁跳槽与他们的心态有关系，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花完明天的钱”。工头们管理临时工的方式，也是针对这种心态“设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经济控制”和“提前消费”。
　　通常情况下，工厂会把临时工工资打给工头，而不是直接交到临时工手里，这些临时工都由工头组织住在一起，平时工头们会提供烟、酒，节假日还会借钱给他们出去花，一切都是记账的，但工头们放债不是为了赚钱，给临时工的烟酒都是市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住他们。也就是说，临时工们先欠下了工头的债，去工厂干活挣钱实际上是还债，同时要把身份证给工头作抵押，这种循环债月复一月，临时工只能乖乖地干活，工作可以不停地换，欠下的债却必须得还，如果没有还清债就跑了，抓回来就要使用暴力，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
　　每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大多数临时工除了还债，只能拿到100元至200元，我见过最少的只拿了30元。只要他们身无分文，就不会乱跑了，一旦身上有了点儿钱，就很难安心在一个地方工作。
　　遇到特别难缠的临时工，工头们会有一些手段去整治，比如把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如果他们不愿意去，就只能自谋生路，挣钱还债。有一次一个工头把手下三个不听话的90后临时工送到离东莞好几十公里外的广州一家工厂上班，结果他们辞工后身上没钱，只有从广州徒步走了两天一夜，一路乞讨回到东莞找工头，媒体经常说90后工人自尊心很强，但他们这样的做法又怎么解释呢?
　　工头谋利的主要方式是从临时工工资中提成，比如7月份东莞工人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920元以后，正式工人的基本工资折算为5.23元/小时(按每天8小时、每月22个工作日算)，加班费另计，但临时工大部分只有4~4.5元/小时(包括加班费)，有的甚至低至3.5元/小时。这主要不是因为工厂区别对待临时工，而是工头拿走了“提成”，一般工头会拿走每人工资的三成，最多的可达到五成。这么大比例的“提成”不是工头一个人所得，比如我是跟工厂签用人合同的“总包”，谈好的工资6元/小时，然后我找张三弄人来，给他5.8元/小时，张三再找李四借人来，给他5.6元/小时，层层转包下去，有时候用人工厂的主管也会从中“抽水”。
　　正式员工：企业管理漏洞太多
　　讲述人：张伟
　　年龄：23岁
　　身份：苏州工业园某代工企业工人
　　我是苏州工业园区里一家代工企业的普通员工，去年8月刚刚进厂，至今还不满一年，我所在的车间主要负责生产半成品包装盒。
　　这家代工企业是苹果公司iPhone手机触摸屏的主要供应商，我们加工的手机触摸屏将转运到富士康的工厂，在那组装成品。今年厂里订单特别多，除了为苹果生产手机触摸屏，今年4月又开始生产上网本的屏幕了。
　　我们厂里长期全天两班倒开工，白班是早8点到晚8点，夜班则是晚8点到早8点，中间吃饭的时候有半小时到1小时的休息。据我所知，全厂一天可生产10万~12万个手机触摸屏，我们车间60个人也是每天两班，一天生产将近两万个包装盒。
　　进厂大半年，很少休息过，今年春节厂里本来说放5天假，但最后还是要加班，结果连家也没回成。
　　5年前，我刚刚从老家江苏连云港出门打工，曾在富士康待过一年，我觉得，跟富士康比起来，我们厂对工人关心得更少，富士康还开设了员工心理咨询室和员工关爱中心，现在的工厂里根本就没有。
　　在员工管理上，我们厂也存在很多漏洞，比如车间的班组长们从来不正经上班，在车间里像监工一样到处晃悠，甚至把零食、茶杯带进来，不时围在一起吃喝玩闹。上夜班时，他们可以在一旁打瞌睡，但看到普通员工不顺眼，随时就破口大骂，这些事情，在富士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把食物带进车间，很容易招引老鼠，老鼠咬破电线会引发火灾。
最让我不忿的是，不管班组长怎么吊儿郎当，一个月照样拿四五千元工资而我们加班加点，一个月顶多拿元。
　　工厂为工人提供食宿，但条件很差，我进厂快一年了，早餐从来没见过供应包子，也很少能吃到面条，一般是把前一天食堂晚餐剩下的米饭炒一炒，再和着咸菜吃，集体宿舍里每个月每人要扣80元住宿费，空调的电费都要工人掏腰包分摊。
　　由于流水线上工作压力特别大，工人经常流失，我们车间60来号人今年才过半就换了10多个。几乎平均两三天就有员工累得晕倒，轻的送到厂医务室休息，严重的要送到市里的医院去。去年12月份，一个25岁的工程师突然发病死在上班的厂车上，厂方还发动全厂工人为他募捐。
　　由于平日劳动强度很大，下班回到宿舍洗完澡倒头就能睡着。没进厂前，我很喜欢上网，但现在上网和逛街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现在唯一的减压方式，就是不当班的时候，跟几个工友一起到宿舍外面的小饭馆里，点几个菜喝点酒聊聊天。
　　至于将来的长远计划，我想等赚到一点钱后，买辆面包车在老家跑出租，也比眼下这样打工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采用化名，本报记者何勇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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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将往何处去
中国经营报& 时间：
30年光影如在眼前，你伸出手去，却几乎什么都未摸到。
　　如今，曾为中国经济动力引擎的代工制造业，光景似已“江河日下”。在涨薪潮等诸多外部环境变化的当下，长期以来依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国代工企业正走到十字路口。成本升高、利润缩水正成为外向型代工经济的最严峻考验。
　　还不止于此。
　　全球金融危机在度过2009年各国的经济刺激、复苏期后，正面临二次寻底。适逢欧债危机爆发，出口风险再次不断累积、叠加。同时，由于股市和房市利空，国内流动性过剩迹象亦在加剧;苦于没有好的投资渠道，炒作游资进入到原材料领域，各类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
　　可以说，以代工国外品牌为主要依托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涨薪、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四大利空。
　　此外，从中国代工的外部竞争环境来看，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还经受着来自东南亚的冲击。印尼、越南等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如同爱琴海上海妖Siren的歌声一样“诱惑”着港资、台资代工厂。倘该种态势持续下去，长此以往，“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何在?
　　下一步，“中国制造”将往何处去，利益角力之下的代工业将选择何种转移路径?《中国经营报》记者分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制造业密集区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制造业变化全景图。
　　六月下旬，记者给十几家珠三角企业发了随机问卷，关于“富士康加薪后贵公司有否跟进”一题，全部回卷都是否定的。
　　“哪能那么快，你这不是逼我跳楼吗?3月份我们才加了一次工资。”13年前就到东莞投资的香港人刘志铭也睁圆了眼睛。对最近的涨薪潮，这位东莞骏业服装厂的总经理也是满肚子的怨言。【】
　　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自7月15日起，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涉及钢铁、玻璃、农药、橡胶等四大类406个品种，其中入围的40多个税号钢铁产品，几乎涵盖了目前所有热轧产品和部分冷轧产品。
　　在粤东河源市经营一家年产能10万吨的小型钢铁公司的刘阳(化名)，就是这些遭到当头棒喝的老板中的一员。刘阳的钢铁厂八成以上都是外销的热轧产品，出口退税一直是他们最主要的利润来源。6月份钢价下调，厂里已基本无利润可言，出口退税一次性取消，企业肯定要亏损，除了关厂，他几乎别无选择。【】
　　肖勇(化名)是东莞一家五金制品厂的老板，今年他最大的感慨是，生意比以往更不好做了，别的不说，今年原材料价格的疯涨，至少吞掉了企业近一半的正常利润。【】
　　6月19日，央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两周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0.7%。
　　这对广东省中山市的陶瓷洁具代工商崔广德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已要求公司的财务主管，密切关注汇率变化动向，设法减少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因为汇率的微小变动，很可能随时让他们这样的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的利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不做内销不行了。”
　　东莞健泰花边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泰”)董事长王添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金融危机爆发后，内衣的外销利润很低，基本是零利润，而内销则有20%的利润。”
　　外贸的几番反复，让许多外向型企业坚定了转型内销的决心。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在外销市场叱咤风云的企业，在内销市场却连连碰壁，鲜见成功的范例。【】
　　在越南北方新兴工业省份永福省的一个普通工业园里，中国商人杨斐浩每星期至少要接待两个以上的参访团，这些络绎不绝的访客，几乎都是在珠三角投资开厂的企业主。
杨斐浩经营的禾群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在越南已取得两个工业园区的承租执照，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这些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近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一度陷入低谷的越南投资潮再度回暖，富士康在永福省兴建的一家手机装配工厂，停工一年多后又开始动工了。【】
　　“其实工会也是弱势群体，因为工会手中没有‘筹码’。”江西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主任张少翔说。
　　张少翔认为，“谈判”是工会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但谈判恰恰也是工会组织最为薄弱的环节。“我们既不能得罪企业，也不能不让职工满意。”【】
　　不久前，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名单正式对外公布。广东希望通过抓住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产业，推动产业经济顺利转型升级。这是广东实施“双转移”策略之后，首次披露其未来的产业重点与产业布局。
　　在实施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政策的同时，某些产业园区未能充分考虑产业扩散特征、政府政策缺乏长期性与稳定性等一些被忽视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所以绝大多数日本低端制造企业面对外部压力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就是不断挖潜改革，用日语说来就是“再拧一把干毛巾”，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降低造价，加快速度，同时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生产国外还暂时不能生产的产品。【】
　　东南亚国家并非刚刚起步，过去想进去、该进去的企业都已经进去了，这种被迫迁进的现象应该不会太明显。【】
　　此起彼伏的“涨薪潮”并非仅仅意味着中国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表面的喧闹之下，更深刻隐含着“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人”的重重危机。【】
　　如何看待目前的涨薪潮，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什么，中国制造下一步将往何处去，中国现在真的是不需要这些代工企业了吗?在这场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中，如何才能避免“老鸟”走了，“新鸟”没有来的糟糕局面?在这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之战中，我们要避免的最坏结局是什么?就上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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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廉价优势已成为过去
新京报&&时间：
10:43&& 作者：刘晓忠&&
诸如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廉价优势，一直被誉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主要竞争优势，遗憾的是这些是长期有违市场机理所带来的市场价格扭曲，而非真的有那么低。
　　近来，东莞制鞋业风声鹤唳，不断传出工厂关闭的消息。东莞中大型企业如安加鞋业、飞利达鞋业、联运鞋业等公司已关闭或搬迁，麦斯鞋业、惠丰鞋业、永盛鞋业等多家鞋企正在大范围缩小生产规模。(据《第一财经日报》)
　　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各地纺织制鞋等轻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归因于用工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并以向用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内陆省份转移以减缓压力。
　　坦率地说，尽管原材料、用工成本和人民币升值等外部压力是导致曾为中国制造贸易顺差的轻工业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但却非根因之所在。应该说，诸如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廉价优势，一直被誉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主要竞争优势，遗憾的是这些却是我们长期有违市场机理所带来的市场价格扭曲，而非真的有那么低。
　　事实上，国内原材料价格低廉源自于要素资源的价格管制所带来的人为廉价，如电价等，同样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并非单纯的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度性因素———大量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而厂商未提供必须的社保福利、劳动力市场缺乏集体议价机制导致劳动力相对资方的诉求弱势等，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人为扭曲。
　　这种要素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扭曲性廉价，虽在改革开放30年来推动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竞争优势，但这种本身以中国福利净流失的比较优势，终将不会是免费之午餐，其代价是中国经济严重失衡、转型之困以及把大量国内储蓄以外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形式暴露出巨额风险敞口———巨额外汇储备。
　　其实，当前不仅是制鞋纺织等轻工业面临着市场对长期扭曲的要素资源价格的修复调整压力，机电等资本品出口也将面临着要素资源成本上升等压力。
　　当前原材料、用工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本质上是市场对过去人为压低要素资源和劳动力等价格的修正，这一修正过程不仅远未结束，而且国内通胀面临新的压力，这将致使通胀更为长期化;而通胀的最终结果使中国的资本品和劳动密集商品不再具有廉价优势。
　　由此可见，当前东莞制鞋业等暴露出的出口之困，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模式之惑，而非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秘密源自技术创新等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非要素资源投入和规模优势。随着美欧经济陷入政府债务危机之中，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更不现实，中国要真正借助全球经济危机壮大自身，就需为国内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提供稳定而便利的环境，如加快市场化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等，以增加自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能力;否则，继续沉思在所谓的廉价优势将错失发展和转型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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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进入敏感期 制造业“失血”加速
中国经营网&&时间：
15:20&& 作者：刘晓午
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经营环境日益恶化，中国工业经济运行进入敏感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共同发布《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
&&“问题严峻，不容乐观。”一些参与报告发布的官员和学者对当前的中国制造业环境表示担忧。
结构分化、增速下降数据显示，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今年一、二季度分别达到14.4%和14%，7月份增长14%，月度增速出现波动。
&&“疲弱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表明需求增长仍然乏力，值得留意的是，7月单月工业利润率大幅下滑。”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从结构上看，中国工业出现分化趋势，与外需相比，工业受内需拉动明显增强。1~7月，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29.6%，其中内销产值增长31.3%，占全部销售产值的比重达到87.7%，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
&&多个行业经营效益出现悖离。1~7月，石油加工行业主营收入利润率几乎为零，利润同比下降94.8%，而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主营收入利润率高达36.04%，利润同比增长37.2%。火力发电行业主营收入利润率只有1.59%，利润同比下降37%，亏损面高达48.9%，而上游煤炭行业利润高达13.35%，利润同比增长32.6%。
&&在区域上，中西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于东部。前7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前7月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8.1%和17.3%。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指出，东部地区生产增势趋缓、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盈利水平下滑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东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高、对外依存度大，对内外需变化反映更敏感，经济运行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更快。
&&在报告发布会上，工信部预测全年工业增长13.5%，但由于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运行正处于敏感期，业内人士不敢断言下半年工业走势。
&&石磊认为，由于外需回落，同时调控政策较紧，预计实体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放缓，工业生产回落态势明显。
&&制造业环境趋向恶劣
&&与工业数据相比，微小制造企业经营环境更为严峻。今年以来，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令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中国工业制造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一是生产成本上升过快，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原油、棉花、铁矿石等价格处于高位；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非常突出，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职工工资普遍上涨。”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说。
&&而深圳银监局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20个监测行业中，有14个行业经营成本增加。其中人力成本指数环比上涨约10个百分点，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小企业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温州市经贸委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该市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四分之一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经所所长金碚最近刚到温州等地进行制造业的调研，发现了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有较大的变化。“现在沿海地区这两年跟金融危机的时候不一样。如果说2008年以后企业接订单压力很大，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订单问题可能不大，是产品的生产出现了问题。一是融资难，另外是招工难，招工难本质是工资待遇问题，而大幅度地提高工资，企业肯定亏损破产。”金碚表示。
&&重压之下，困难企业亏损程度在逐月加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7月份，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1~2月为22.2%，1~6月上升到41.6%，1~7月进一步上升到46.9%。
&&不仅如此，中国工业还面临着政策的步步收紧，由于货币紧缩基调未变，银行全年信贷规模仍在严控之中，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恶化。大量中小企业被迫通过民间借贷解决燃眉之急，借款成本已高达50%至100%。
&&系列政策将出台
据黄利斌透露，政府将尽快发布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的专项规划，并制定推动相关规划落实的具体方案。
&&“目前，有四个新兴产业规划将要出台，现在正处于会签阶段，最后由国务院发布。”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日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已经联合发布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是指中央财政资金通过直接投资创业企业、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活动”，集中投资的领域为：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技术、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技术服务业等。
&&面对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中小企业整体利润率不到3%的现状，黄利斌表示，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也将召开，届时，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将出台。下一步将加快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配套政策，并根据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重点扶持小微型企业。
&&除了扶持政策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制造业自身的转型升级。金碚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中国来讲，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还可以靠增长扩张型的模式来支撑工业的增长的话，金融危机之后这条路基本上走到头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创新。整个工业都需要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转型升级。”
&&金碚表示，中国的转型升级有不同的层面，从国家层面来讲，转型升级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环境和培育战略新兴型产业；从地方政府来讲，各个地区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各个地区的转型升级要在国家的大背景下，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从产业层面来讲，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自己行业的技术标准；从企业层面来讲，应该是要把握趋势，发展特色。
&&下一步将加快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配套政策，并根据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重点扶持小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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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漂”临时工的真实生活
财新《新世纪》
孙永飞终于出院了。这位20岁的河北小伙脱下病号服，换上条纹T恤和紧身牛仔裤，穿上尖头皮鞋。脸上一道道已结痂的粗短划伤，在他年轻的面庞上格外显眼。
　　“这是从鬼门关走出来的标记。”他的父亲说。孙永飞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露出折断的门牙。
　　一个多月前，北京南郊马驹桥发生一起恶性车祸。16个人挤在一辆准载六人的金杯车中，与一公交车侧面相撞。金杯车上三人当场死亡，一人抢救无效身亡，两人重伤，五人轻伤。坐在车厢撞击一侧的孙永飞，脸部被碎玻璃划伤，脑部遭到严重撞击，昏迷了整整三天。
　　这辆班车上，全是和孙永飞一般年纪的年轻人。19、20岁，初中毕业或是高中辍读，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每天乘坐中介公司的车，去不同的工厂打临时工，一天约挣60元。
　　没人知道在马驹桥一带，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临时工。这个紧邻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乡镇，聚集了大量来京打工的外地人。按官方统计，当地外来人口将近8万，两倍于本地常住居民。但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85后、90后，可以轻而易举在工厂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却更愿意当临时工。
　　不独北京，制造业密集的东莞、广州等地，年轻的临时工也在增加。他们由工头组织，每日辗转于不同的工厂，成为企业的后备军。
　　临时工经济
　　车祸之前，孙永飞刚到马驹桥不到一个星期。
　　这里是通州区与大兴区的交界处，紧邻北京南六环，是典型的京郊城乡接合部。尘灰飞扬的道路旁，是一栋又一栋灰砖堆砌的平房，劣质大喇叭放着嘈杂的音乐，油腻的小吃摊堵住人行道，满地是垃圾与横流的污水。
　　孙永飞在读书和打工时认识的同龄人，大多辗转集聚于此。
　　初中毕业后，孙永飞先在老家跟着亲戚跑了一阵货运，后在河北省内好几个城市当建筑工。今年春节一过，他独自来到北京做起了塔吊工。塔吊工是工地上的“高端”工种，工资待遇不错。但几个月前，孙永飞开的塔吊钢缆突然断裂，数吨钢筋砸向地面，虽无人员伤亡，却把孙永飞吓得半死。他决定重找工作，几经周折，来到马驹桥。
　　朋友们告诉他，在马驹桥，几乎所有工厂都缺人，满街都是中介，随时都可以找到活。有的工厂甚至连体检、面试都不用，找工作的中介费，则由企业埋单。
　　工资待遇也比前两年大幅提高，一般普工的综合工资都在每月2500元以上;一些技术岗位，如焊工，已达到3000元-5000元。
　　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孙永飞不愿意去工厂做长期工。“你只要去工厂做一天就知道了。”孙永飞数落起流水线上的种种不是：基本工资太低，要挣钱只能靠超时加班，动不动就被管理人员呵斥，日复一日重复机械、毫无意义的动作，完全没有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他选择更自由的临时工。没钱了便去打工，有钱了便歇着。想干活就干活，想玩就玩。如果按照打长工的时间强度去做临时工，一个月算下来，收入差不多。
　　8月12日，是他第三次去打临时工。
　　早上6点刚过，他来到马驹桥商业街。中介提供的岗位种类繁多，覆盖全北京各行各业。除了印刷厂，最近电子厂接到紧急订单，大量招工，每天都需要上百人，到厂就直接上流水线。有服装厂要人，去给成衣剪线头，或给品牌服装换包装袋。去毛巾厂的通常要叠一整天毛巾。此外还有发传单，贴“牛皮癣”……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报价不高，一天能挣60元到70元。
　　也有复杂一些的。如去家具厂搬木料，到快递公司送快递，给物流公司做搬运，到绿化队挖坑植树。甚至还有强拆——一个工友说，中介告诉他就是做拆迁，没想到要拆的房子里面还有人，他们一人领一面盾牌和一根棍子，把人赶出来后便开始拆房。这些岗位工资相对较高，但普遍不超过100元一天。
　　工人们每天早上把身份证押给中介，由中介或工厂派车，统一送到工厂。工作十个小时，再加上午饭和晚饭各一小时，整整12个小时后，又被送回中介公司门口，由中介发放工资、退还身份证。
对企业而言，招用临时工更加便宜，省去了社会保险和经济补偿金等支出。尤其对于电子加工厂等以订单型经济为主的企业，使用临时工也更加灵活。
　　即便如此，在用工荒大背景下，大多数工厂还是倾向于招长期工。
　　“就算是最简单的岗位，也有一个上手、熟练的过程。每天都来不同的人，都要重新教一遍，这也是成本呀!”一家印刷厂的人事主管表示，当前之所以大规模招用临时工，更多的原因还是长期工招不上来。即便是临时工，工厂对十天一结、一个月一结的工人也开出了更高的工资——例如在某一电子厂，一天一结是每天70元，而一个月一结则是每天一百元。
　　可惜，“长工就是没几个人来问，几乎全是来找日工的。”一个中介老板说，明明做长工有保障、挣钱多，“他们就是不愿干，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想的”。
　　黑中介灰色生存
　　孙永飞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
　　不管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餐馆打工，从来没有谁和他签过劳动合同。至于每月要从工资里扣社会保险费，在他看来更是多余。他只求每晚能结清工资。按他的方法算下来，当临时工收入并不比上流水线做长期工差。
　　介绍临时工的中介数不胜数。整个马驹桥地区有近百家中介，其中只有七家有相应资质。其他“黑中介”大多是家庭作坊，老板们在自家临街的铺面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雇佣一两个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便招揽工人。有的中介挂着劳务公司的名头，有的写着家政公司或是信息咨询公司，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一侧用作小卖部，另一侧用来招工。
　　每年春节前后，通州、大兴及市级政府部门都会对这些黑中介们“联合执法”。查封铺面，扯掉招牌，抱走灯箱。但第二天，黑中介们就撕开封条，收拾房间，又重新开张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人天天守在那里。人手不够，执法力度有限。”通州区劳动部门一位官员说。
　　即便政府部门时不时突击执法，但在旺盛的用工需求下，黑中介的生意竟越做越大。开发区里的工厂，依然以订单经济为主，用工流动性极大。加之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企业人事部门难以直接招到足够的工人。这些大型工厂往往与正规的劳务派遣商合作，由后者负责招募工人。劳务派遣商会把任务分解，最后层层转包分包，便到了黑中介的手上。
　　“我们这儿位置好，北边全是工厂，南边全是工人，北京没有第二个地儿招人比我们快。”一个黑中介老板如是说。
　　工人与中介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为了一些好的岗位，一些年轻人会和中介打得火热;中介为了招工，也会给经常帮他们拉人的年轻人一些小恩小惠。
　　还有中介一边招工，一边顺道组织卖血。
　　据工友们介绍，此前一个月左右，商业街上不少中介都打出献血的招牌，和招工的黄色海报放在一起。中介将工友们组织到通州某医院“献血”，每“献”200毫升血，可以拿到160块钱和5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
　　不管是招工还是“献血”，中介老板都从中抽钱，工人们看得一清二楚。据一位在中介打过工的年轻工人介绍，每介绍一个临时工，中介可从中得30元。临时工的岗位名实不符，到了工厂又被“倒卖”、或者拖欠工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工人们对付的办法无非是用脚投票。哪家提供的岗位好，哪家工资结得高，哪家中介就能招募到工人。
　　事实上，这些中介扮演的，更像是劳务派遣公司的角色。在法律上，对于企业一些“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派出工人担当。劳务派遣公司应该与工人订立合同，并为他们购买保险。
　　不过，这些年轻的临时工，什么都没有。他们处于完全灰色的用工地带。从劳动安全到工资支付，各个环节风险潜伏。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在乎。
　　直到孙永飞8月12日挤进那辆仅能乘坐六人的小面包车，他从未意识到可能有的风险。
　　这样的金杯车在马驹桥极为常见。中介们大部分都自备这样的“班车”。也有的租用“黑车”运送工人上下班。大多都是6到8个座的小面包车。
　　面包车里的第一排座椅被放平，六个女孩挤着坐成一圈;第二排的座椅被拆掉，年轻人蜷着腿挤坐成团。孙永飞在左后轮胎凸起的地方捡了个座。8人座的金杯车里，甚至可以挤进30个人。
　　金杯车驶上南六环，向大兴开去。它要在七点前把工人都送到工厂。6点45分，金杯车自东向西，行至马驹桥一号桥下。一辆空载的342路公交车，从六环南侧辅路由西向北左转，直撞在金杯车左侧。
　　公交车被认定负主要责任，公交公司为伤员们支付了医药费，并在出院时，和伤者一一协商赔偿数额。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是金杯车负主要责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孙永飞说。第一次打临时工就遭遇车祸的李丽，右侧身体多处骨折，至今还不能坐立。事故之后，她弟弟曾去商业街找过那家黑中介，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场车祸对马驹桥的黑中介们却毫无影响。事发一个月后，当地的中介依然使用超载“班车”接送工人。
　　政府部门并非不知道此类安全隐患存在。
　　通州区劳动部门一名官员坦言，临时工确实缺乏保障，但对这种灰色的用工模式，法律也没有明确规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马驹桥商业街街头。他们知道不可能打一辈子临时工，可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人生应该怎样去规划。
　　孙永飞的爸爸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打临时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活，挣到足够的钱，给儿子修了新房子，希望他在老家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农村留不住年轻人。”
　　马驹桥有太多孙永飞这样的年轻人。不用打工的时候，一些人喜欢窝在出租屋，没日没夜地看肥皂剧和玄幻小说;有的在村头打台球、泡网吧;手头有些钱时，他们也会邀约去镇上唱歌、蹦迪、溜冰、喝酒。
　　秋季开学，在学生返校、部分工人返乡秋收等因素作用下，马驹桥临时工的工资还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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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的永远都是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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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人民群众凭借微博等网络工具，着实挖出了不少态度恶劣、欺压民众的政府工作人员。这里面有某市的城管殴打老人案、某市警车压人逃逸案、某市工商员工怒发冲冠案，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女民警发飙打人事件。然而这么多的事件，每次处理结果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有关部门出面宣布，此人乃临时工，是被聘用的，已被开除出队伍等等。此次的女民警发飙打人也是一样的，早在其处理前，广大深谙其道的网民就已经得出了其势必为临时工的结论了。
　　只是临时工群体也未免太过冤枉了。这个成为继有关部门之后，第二大神秘群体的组织，究竟有多少成员我们尚且不知，但他们前仆后继、甘当炮灰，每次都充当了问题的制造者、麻烦的作俑者，事故的追责者，其大无畏献身精神让人敬佩。
但临时工群体的异军突起也让我等抱着“珍爱生命、远离临时工”底层人士犯了难。要说之前城管、工商等部门中哪些是临时工我们还是好认的，毕竟人家衣服不一样，而且城管长期坚持着城管动口、协管动手的办事原则，我们很容易辨别来者身份并躲开杀伤力极大的临时工群体。但我辈民众真没想到的是原来穿警服戴警号的也有可能是临时工，看来他们已经打入了政府内部，如此一来可叫我们如何避灾呢?
　　显然，政府在处理此类堪舆和群众问题的方法是有失偏颇的。首先不论其犯错者身份究竟如何，都属政府雇员，政府都是逃脱不了管理责任的干系的，岂能靠着一纸快速辞退将自身脱离于事件之外?
　　其次政府此举人为的制造了编制内员工与临时工的巨大鸿沟，临时工们干活干的多、拿钱却比其他人少、出了事还没组织给顶着，而是一股脑把所有错都推在人家身上，这种做法不论对临时工还是当事受害人都是不公平的。
　　再次，这也给了群众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编制内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思想觉悟高、素质高、工作认真，但临时工们工作马虎，上班斗地主、骂群众、看电影，下班还开公车出去肇事。笔者很好奇，这样的临时工是怎么进入政府的，选人入职者难道就不用负一点责任吗?而我们又是雇临时工来做什么的?政府的工作难道真的到了人手不够的地步，非得再雇一批人来玩电脑吗?还是说政府现在都学精了，雇佣临时工干活担责，自己人都闲散无事?
　　犯错的是临时工不可怕，犯错的永远都是临时工才可怕。这就与早年的时候，错的永远都是老百姓一样，政府是为民着想，最多是好心办坏事，而老百姓则是不领情、不感恩，还添乱的代表。这与犯错的永远都是临时工一起暴露出我们政府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即公务员阶层独立和其趋利避害的问题。不容否认，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阶层，并有着极强的阶层维护能力，遇到利益、涨工资的问题，可以大呼疾呼;遇到错误、麻烦，则全部推给阶层以外的人。
　　同时我们也应明白，人只要干活就难免犯错的，犯错的都是临时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编制内的人不干活或很少干活。所以，当我们的临时工队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舆论焦点事件的责任人之后，我们不妨去看看其背后的编制人员在做什么，也不妨设立个“连坐制度”用以约束其集体行为。毕竟，临时工不该是成为责任的挡箭牌的，群众也不应该被如此糊弄了事。而对政府来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错真的大到无法挽回之时，难道我们要说自己的市政府班子也是临时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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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泛滥是现代社会“难言之耻”
中国经营网&&时间：
最近经新闻媒体披露的“中华脊梁”收钱评奖事件连日来持续发酵。先是“中华脊梁”活动的两个主办方——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均表示公章被冒用，接着承办方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称，活动文件是单位一名临时工伪造并发出的。对于当事方明显在推卸责任的表态，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予以强烈质疑和谴责。由此，久被诟病的“临时工”现象再次引发强烈关注。
　　近年来，在诸多事件进入责任追究阶段时频现“临时工”的身影：抄袭领导讲话稿的文员是临时工，上班打牌的机关工作人员是临时工，银行业务出错的是临时工，违规申请保障房的是临时工，强制拆迁民房的是临时工，引发火灾的是临时工……这次收钱评奖的活，竟然也是临时工干的。这“临时工”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吃了什么豹子胆，又是哪来的这般通天本领?
　　人们不禁还要问：既然执法的是“临时工”，违法的也是“临时工”，“担责”的还是“临时工”，甚至起草文件的也是“临时工”……那“正式工”都在干吗?身为负责人的领导干部在干吗?
　　所谓临时工，是指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临时招聘的工人，与正式工相对。临时工这一称谓，其实是近十多年才兴起的。以前我们的国家很少有临时工，所有人都有固定身份，要么是机关干部，要么是工厂职工，要么是公社社员，但今天，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临时工”的时代，到处都是“临时工”。目前临时工有一个正式称谓，叫“临聘人员”。
　　根据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已经没有了“临时工”一说，只要签订劳动合同的，都是本单位职工，而不签用工合同，则是违法行为。但法律归法律，现实归现实。如今在一些电视台和报社，里面最忙活的人，不是实习生，就是没有编制的临聘人员;政府部门也充斥着大量“临时工”，从司机到文员到秘书，基本上各种职位的都有;一些医院里，到处都是实习医生和临聘护士，再加上护工，一眼看去，好像活都是这些人在干。
　　这些机关和事业单位，既然有那么多正式职工，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临时工呢?表面上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单位编制太少，事情太多，不招临时工，许多活没人干，单位就难以保证正常运转。
　　比如央视，就曾出现过数以千计的临聘人员，按聘请部门不同还分“台聘”、“中心聘”、“部门聘”、“栏目聘”等不同类别。这些编外员工，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他们属于单位里的“二等公民”，是被打入另册管理的。这些人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由此会产生深深的失落感。
　　政府部门、医院、科研院所等单位招聘临时工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临时工和正式工最大的区别就是工作量和工作待遇。“聘临单位”都非常乐意向临时工压担子，不管是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非常富有“挑战性”。而待遇方面，和正式工相比，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临时工一般月收入只有1000多，正式工往往是临时工的3-5倍，除非和单位关键领导有特殊关系，不然临时工们永远也别想转正。
　　笔者就曾“荣幸”地在某省级政府部门当过两年“临聘人员”。虽然我的顶头上司只是个小小科长，我的地位也在所有科员之下，但值得“自豪”的是，不少以厅长冠名的报告稿、发言稿、致辞皆出自我手。可能有人要问，那么多官员干什么去了?笔者相信凡有过此等经历的人，都只能苦笑以对。
　　这几年来，在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员工“下岗”的同时，公务员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但这些“正式工”依然无法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机关还是人浮于事，很多“正规军”无所事事，把工作交临时工做去了，“正式工”们落得清闲，也无形中凸显了自己的地位优越。
并且，临时工还常常不得不扮演“替罪羊”的角色。现在政府部门和某些事业单位只要出事就声称是临时工干的，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权力”共识。而一些临时工在“犯事”后，马上就被有关部门开除，以示政府部门与临时工彻底划清界限。
　　作为推脱的借口，临时工被用得太多太滥了。事实上，临时工的存在，不仅助长了相关单位的懒憜作风和侥幸心理，更让很多真正的责任人免于责任追究和法律制裁。有权必有责，权责要一致，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为什么一出事，就把责任算在“临时工”身上?
　　“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可如今还是有太多的人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内心深处总想高人一等。这种等级观念一旦与好逸恶劳的人的劣根性结合在一起，“临时工”现象就难免泛滥成灾。而“临时工”泛滥，实在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种耻辱。政府部门自身深陷其中，这种耻辱就成了一种“难言之耻”。有人认为，中国何时能同工同酬，何时就算迈向了文明，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大量招聘使用临时工，甚至连主管劳动人事的部门也违规使用临时工，不签合同，也不买社保，其他福利待遇也基本为零，不仅直接损害了临时工这一群体的平等劳动权和获得相应福利待遇的权利，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以及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有关部门也早已意识到了临时工现象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中央和省级党委曾多次下文，严令清退临聘人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了执行层面，要么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每一次“清临”工作都是无果而终。
　　“临时工”没身份没地位，没有与所从事工作相对应的待遇，却还总是被当作推脱责任的“挡箭牌”，总是成为被问责的“替罪羊”。这种现象不仅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相违背，背后还可能藏着惊人的渎职和腐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不仅要对每一起“临时工”事件进行彻查问责，还要花大力气健全劳动用工制度，在事实层面早日实现每个公民都平等享有劳动权，真正做到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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