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婉拒吟诵《乡愁》 自言被遮住了真面目 | 新华网重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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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婉拒吟诵《乡愁》 自言被遮住了真面目
日 09:48:11 　来源：
　　日，“琼台兄弟情 两岸一家亲—诗意中国”2013两岸诗会讲座在琼州学院举行，图为“桂冠诗人”余光中与大学生们在互动。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日，余光中在琼州学院与大学生互动，台下有不少学生举起手机“追星”。 李英挺 摄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小学课本上，孩子们可以读到余光中的《乡愁》，这首诗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感应”，余光中从那时起也成为了一个以“乡愁”触动全球华人内心情感的诗人。
在2013年与2014年的跨年之际，来海南参加2013年两岸诗会的余光中，在最后一站琼州学院讲座时，向广大学子和他的忠实读者们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12月31日下午，冬日的阳光播洒在中国最南端的大学—琼州学院，85岁高龄的诗人余光中携着太太范我存沿着那条银色的校园路缓缓走来，吸引了校园里学生们的驻足，有的学生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位老人，有的学生交头接耳地问：“这就是余光中吗？”等缓过神来，已有不少学生拿着余先生的诗集前去索要签名。
“四度”文学空间
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的阶梯教室，却硬生生塞下了1500个人，同学们有的站在阶梯上，有的两人挤在一个座位上，有的蹲在讲台前面，最后排的学生甚至踩在凳子上，还有的堵在门口。大家盼望着，盼望着。
下午2时30分，从门口传来急促的通风报信：“来了，余光中来了……”紧接着，坐在前排的学生站起来张望。
“哗……哗……”一阵阵热浪般的掌声涌来，一名工作人员挤过人群在前面开路，身材瘦小，但依然神采奕奕的余老先生慢慢地跟在后面挤过人群，临上台前还差点摔了一跤，被围在身边的同学们马上扶住了。
等余先生坐定，全场又响起潮水一样的掌声，一浪接着一浪，足足持续了2分多钟，最后在余光中不断地双手示意感谢后才停止。
“中国人讲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无能可以立功，但对‘立言’却比较感兴趣。”一番开场白后余光中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回顾一生的创作历程，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空间称为“四度”文学空间，而支撑这四度文学空间的，则是他用一生孜孜经营的四种文学追求：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
余光中坦言，他一度自称“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意思是诗歌是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经营对象，而散文则是副产品。但没想到的是，更多人却对他的散文表示更多的好评，于是他后来就改变初衷，把诗歌和散文当成了自己的两只眼睛，双眼并用，从此更加立体形象地看事物，看人生。
对于四种文学追求，余光中表示拥有同样的兴趣，并不存在偏爱哪一种。而在他的四度空间中，这四种文学追求也时不时相互碰撞，时不时打破了相互之间的文体界限。他的作品中文体界限的“模糊”也时常会引来不少评论家的质疑和批评，“诗歌中有散文的影子，散文中有评论的态度”，但余光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并不十分在意，对他来说，只要文字言之有物便可，并不过分追求文体上的条条框框。
“从高中开始写诗，开始写旧体诗，然后转为新体诗，后来受到民国初年新月派整齐的格律诗影响，再后来进入大学读外文系，对浪漫主义的风格也有所吸收。到台湾之后，又受到现代诗的影响……”余光中的丰富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和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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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闻排行最好的诗歌教育就是吟诵 余光中鼓励厦门中小学多开展诗歌教育_新闻_宁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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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诗歌教育就是吟诵 余光中鼓励厦门中小学多开展诗歌教育
张燕娟&许小梅
宁德网　　台海网消息（记者 张燕娟 实习生 许小梅）日前，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应邀出席在厦门举办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双年会”。在厦期间，福建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专门去探望余光中，请教“怎样让诗歌走进校园”等文学教育议题。余光中提出建议，“最好的诗歌教育，就是吟诵”。
　　为让诗歌进校园，余光中走出粉丝的重重包围，利用会议间隙与厦门演武小学交流，并给演武小学题词“演武不忘修文”，这是余光中首次为祖国大陆小学题词，意在鼓励老师让孩子们多接触文学，特别是诗歌教育。近日，全程参与余光中在厦门交流访问活动的厦大台研院教授徐学，向导报记者独家披露了余光中关于诗歌校园教育的精辟观点。
　　通过吟诵体会节奏韵味
　　培养语感中小学阶段最重要
　　余光中在厦期间，福建省委宣传部和厦门市委宣传部的相关领导登门请教，“怎样让诗歌走进校园?不论是中国古诗还是新诗，跟学生的生活更紧密结合起来”。
　　据徐学介绍，对于这个话题，余光中已经思考多时并屡屡撰文呼吁：“中文是美丽的、了不起的文字，语感的培养注重吟诵，通过吟诵去体会其中的气势节奏韵味。用分析的、概念式的东西来教诗歌，会破坏美感，败坏学生的文学胃口。”
　　徐学说，“我当时插了一句话说‘如果用余光中的诗来考余光中，余光中也不一定及格!’”对此，余光中莞尔回应。
　　余光中还认为，培养语感，中小学阶段最重要，他相信稳定根底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等到大学再来补救就太晚了。“四川乡村桐油灯下习诵古诗文，真正进入古人的情感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因此番吟诵垫底，日后我诗文中才有多姿丰厚的古典风格。”余光中每每忆及少年读诗，都有深深感动。
　　余光中指出，即使学生将来不当诗人，诗文教育也能内化为高段品位，有中文构成的民族文化品位的基石在，人会更懂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会超凡脱俗。
　　曲高未必和寡
　　作家应多进中小学校园讲学
　　余光中虽然出身外文系，但按徐学的观察，中文对余光中来讲，是一种宗教。在余光中眼中，方块字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他觉得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记忆。余光中曾对徐学解释该观点，英文是音译文字，过几百年，就读不懂;但国人读2000多年前的诗经，依然可解、依然美丽。中华文明能延续，能在多方言环境下形成共同的民族记忆、共同的向心力就靠方块字。
　　余光中认为，善于运用中文，绝不仅是舞文弄墨。他说“把中文写好，等于在语文上有个国防大军，不让过分的西化侵袭扭曲中文”，中文传统是实现发扬中国梦的重要工具，应该从中小学课堂教育开始。
　　徐学强调，余光中很鼓励大学老师、作家，多去中小学讲学，还留给徐学一句话：“曲高未必和寡，深入方能浅出。”所以，余光中听闻厦门演武小学，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诗歌教育上有诸多独到的做法，欣然为其题词，“演武不忘修文”。修文者，涵泳文化之谓也。他还当面鼓励演武小学蔡校长，要多让孩子们接触美丽的文学，多尝试邀请更多文学学者、作家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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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3两岸诗会精彩瞬间：余光中“点拨”海南学子
原标题：回顾2013两岸诗会精彩瞬间：余光中“点拨”海南学子
　　在诗意的海南天空下
　　日晚，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礼暨以余光中先生力作《乡愁》为主题的交响乐诗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办。著名诗人余光中(左二)、郑敏(因故未到请人代领)、姚风(右一)、阎安(左一)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日上午，以&琼台兄弟情，两岸一家亲&―――诗意中国”为主题的两岸诗歌高端论坛在海口举行。来自台湾、澳门等地区以及内地的60余位诗人、艺术家出席本次盛会。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 戎海 侯赛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岁末年初,海南岛上诗意盎然。
　　日至2014年元旦，2013两岸诗会在海南举行。从2011年起，两岸诗会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除了第一届相对简单外，后两届在形式和活动内容上都比较接近，这标志着两岸诗会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再造诗意中国，两岸诗会坚持从人文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和人的内心的影响，呼唤用文化的力量，来提升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于是，雾霾的爆发，让环保成为本届诗会论坛的主题;而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出现，则让“乡愁”成为贯穿2013两岸诗会的情感……
　　本期海南周刊特别推出“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专辑，向读者展示诗会的盛况、诗人的风采以及风格多样的华语诗歌。
　　2013年的最后一天，在美丽的三亚大东海边，参加2013两岸诗会的海内外诗人、艺术家欢聚一堂，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在中国的文化中，天涯海角是别具意味的。让华语诗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们在天涯海角的所在地跨年，让人越发感觉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
　　或许这正是两岸诗会所追求的目标和境界。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60余位海内外诗人朝夕相处、坦诚交流。从自然环境的保护到华语诗歌的发展，从民族文化的保护到中华文脉的传承，话题丰富、讨论热烈。而透过这些热闹的表象，人们感受到的，分明是同样的文化基因所形成的文脉和情怀，博大深远，生生不息。
　　有了诗意的自然
　　才会有诗意的生活
　　日上午，“2013两岸诗会?两岸诗歌高端论坛”在海口举行。余光中、阎安、姚风、李笠等60多位台湾及海外华人、大陆诗人发出倡议：自然至上，再造诗意中国。
　　就在论坛举办前不久，一场巨大的雾霾风暴席卷全国。对于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的担忧，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雾霾时代，诗意何存?于是诗人们发出《倡议书》，呼唤自然至上,以诗为旗,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保护生态环
　　境,诗人先行,以对美的追求取代对功利的追求。
　　这种看似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宣言，其实更多的是诗人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对文化的坚守和内心纯净的一种自省和反思。余光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要做到“天人合一”，面对山川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
　　大陆著名诗人阎安则直指当今诗坛所面临的浮躁，他说，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碎片化阅读成为趋势，在此背景下，当代新诗中出现的低俗化倾向，可以看成是对现代化、全球化的一种应急，很不成熟。诗人们应该回到自身内部的自然规律，解决自己的问题。
　　环境的恶化、社会的浮躁以及内心的焦虑，让生活诗意不再。改变这一切，让生活重归诗意和品质，这是两岸诗人们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当代“乡愁”
　　是一种文化认同感
　　余光中的经典名作《乡愁》，在本届诗会中被多次吟诵，并且专门为之举办了专场音乐会。这也让“乡愁”成为本届诗会的又一大主题。余光中在回顾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时说，当时正值197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之间看不到一丝松动的迹象，他有感而发写了短短的4段，隔了一段时间后才拿去发表，结果没想到在大陆引起轰动。
　　如果说当年《乡愁》唤起了人们因为地理隔阂所带来的思乡思亲之情，那么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和各个领域交流的不断加强，如今的乡愁，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情感的互通和文化之源的归属。《乡愁》主题音乐的创作者、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晁岱健告诉记者，《乡愁》被谱成歌曲不下10个版本，但是能够真正挖掘出《乡愁》的深层内涵的作品却不多。晁岱健说，《乡愁》其实诉说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从爱情、亲情再到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而支撑起这一情感的，正是中华5000年的文化传承，两岸同根同源，才会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93岁的台湾书法家任汉平先生用行动演绎着自己的“乡愁”。作为于右任先生的弟子，任汉平在他退休后谢绝各界的邀请和社会活动，潜心钻研书法。他告诉记者，每天除了写字外，他最爱做的就是研究各种字典。不管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他都能从中找到相同的文化渊源。至今仍操着一口家乡方言的任汉平先生说，在家乡的土地上写字，是他最快乐的事。
　　两岸诗会要成为
　　华语诗坛的品牌
　　从已经举办的3届诗会来看，除了第一届略显简单外，后两届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如何让“两岸诗会”推陈出新，办出特色?省台办主任刘耿表示，我省已经开始筹备建立“两岸诗会基金”，不断扩大诗会的影响和规模，创新办会形式，把“两岸诗会”打造成华语诗坛知名的活动品牌。
　　在本届诗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宣布，将出版两岸诗会作品集。他告诉记者，从诗会以往的情形来看，创作是一个弱项。而作为一个诗会，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希望从这届起，每届诗会，都能留下诗人们在海南的灵感之作。
　　“将来，我们的两岸诗会或许会在台湾举办。”刘耿讲述了他对未来两岸诗会的期许。筹备成立“两岸诗会基金”，无疑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刘耿说，两岸诗会肯定会继续办下去，而且会邀请更多的海外诗人参加，成为华语诗坛的一大盛事。
　　余光中“点拨”海南学子
　　“不一定要读余光中”
　　日，“琼台兄弟情 两岸一家亲―――诗意中国”2013两岸诗会讲座在琼州学院举行，图为“桂冠诗人”余光中与大学生们在互动。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日，余光中在琼州学院与大学生互动，台下有不少学生举起手机“追星”。 李英挺 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戎海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小学课本上，孩子们可以读到余光中的《乡愁》，这首诗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感应”，余光中从那时起也成为了一个以“乡愁”触动全球华人内心情感的诗人。
　　在2013年与2014年的跨年之际，来海南参加2013年两岸诗会的余光中，在最后一站琼州学院讲座时，向广大学子和他的忠实读者们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12月31日下午，冬日的阳光播洒在中国最南端的大学―――琼州学院，85岁高龄的诗人余光中携着太太范我存沿着那条银色的校园路缓缓走来，吸引了校园里学生们的驻足，有的学生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位老人，有的学生交头接耳地问：“这就是余光中吗?”等缓过神来，已有不少学生拿着余先生的诗集前去索要签名。
　　余光中的
　　“四度”文学空间
　　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的阶梯教室，却硬生生塞下了1500个人，同学们有的站在阶梯上，有的两人挤在一个座位上，有的蹲在讲台前面，最后排的学生甚至踩在凳子上，还有的堵在门口。大家盼望着，盼望着。
　　下午2时30分，从门口传来急促的通风报信：“来了，余光中来了……”紧接着，坐在前排的学生站起来张望。
　　“哗……哗……”一阵阵热浪般的掌声涌来，一名工作人员挤过人群在前面开路，身材瘦小，但依然神采奕奕的余老先生慢慢地跟在后面挤过人群，临上台前还差点摔了一跤，被围在身边的同学们马上扶住了。
　　等余先生坐定，全场又响起潮水一样的掌声，一浪接着一浪，足足持续了2分多钟，最后在余光中不断地双手示意感谢后才停止。
　　“中国人讲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无能可以立功，但对&立言&却比较感兴趣。”一番开场白后余光中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回顾一生的创作历程，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空间称为“四度”文学空间，而支撑这四度文学空间的，则是他用一生孜孜经营的四种文学追求：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
　　余光中坦言，他一度自称“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意思是诗歌是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经营对象，而散文则是副产品。但没想到的是，更多人却对他的散文表示更多的好评，于是他后来就改变初衷，把诗歌和散文当成了自己的两只眼睛，双眼并用，从此更加立体形象地看事物，看人生。
　　对于四种文学追求，余光中表示拥有同样的兴趣，并不存在偏爱哪一种。而在他的四度空间中，这四种文学追求也时不时相互碰撞，时不时打破了相互之间的文体界限。他的作品中文体界限的“模糊”也时常会引来不少评论家的质疑和批评，“诗歌中有散文的影子，散文中有评论的态度”，但余光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并不十分在意，对他来说，只要文字言之有物便可，并不过分追求文体上的条条框框。
　　“从高中开始写诗，开始写旧体诗，然后转为新体诗，后来受到民国初年新月派整齐的格律诗影响，再后来进入大学读外文系，对浪漫主义的风格也有所吸收。到台湾之后，又受到现代诗的影响……”余光中的丰富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和翻译家。
　　古典文学中
　　有着丰富的营养
　　“当代年轻人喜欢写夕阳的诗歌，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较多。”余光中在讲座中提到了年青一代进行诗歌创作时的一种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他同时也发出隐隐担忧：时下年轻人读古典文学的比较少，有的也只是泛泛地读，很少做到精读和消化吸收。
　　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余光中表示，古典文学的力量远比现代人想象的强大，对他来说，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他创作风格的“大传统”，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是他创作风格的“小传统”，渊源流传的古典文学，强有力的西方文学支流，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冲击，都对他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正是对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同文学营养的吸收，让余光中掌握了自己独创的“白以为常，文以为变”八字文体技巧，他表示“文言文可以成为白话的润滑剂，当写文章需要高潮，需要诉诸权威，或者需要铿锵，需要对仗的时候，就需要用文言文来丰富笔下，来帮忙了。”
　　余光中提倡在写作文体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用文体和钞票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文体和钞票完全是两码事儿，钞票大家都在用，而且越用越脏，但文体应该是自己独家经营的，千百年后依然保持新鲜，这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古典文学中有着丰富的营养”在余光中的讲话中，这句话的频次最高，他告诉学子们，古人的诗歌其实是写得非常巧妙的，只是古人不会用现代人的写作技巧来进行分析，其实很多现代诗的技巧在古诗里面都能找到痕迹。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引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诗人在期待未来与妻子相聚的场景，在未来回忆今日，那今日就又变成过去，这种时间的转换并不比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来的简单，但古人在并不知道任何现代写作手法的情况下，就可以写出这样美妙的诗歌，因此写诗歌不但要看表面的字句，还要把握背后的美学，那需要相当的心得。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的热情很让余光中感动。
　　“同学们，不好意思，这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主持人舒羽告诉大家。
　　这时学生们“骚动”起来，有的学生开始双手合十地向主持人作揖，希望争取到最后一个名额，本来说好要点边上的同学的，点了左边，右边的不同意，点了后面的，前面的同学也不答应，最后有的同学hold不住了，径自跑上讲台，跑到余光中身边，希望得到这个提问机会。
　　“余爷爷，我也喜欢写诗，但是我觉得押韵是个头疼的事情，你觉得写诗必须要押韵吗?”“我想知道怎样写出地域特色的诗歌……”“您当初写乡愁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写的?”对于同学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余先生都耐心地予以解答。
　　被“乡愁”遮住的
　　诗意人生
　　在大陆，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是从一首《乡愁》开始认识余光中，《乡愁》已经变成了余光中的一张名片，而对于这张名片，余光中遗憾地表示，“这张名片总是遮在我面前，让别人看不到我的真面目。”
　　每逢回到大陆讲学，余光中经常应学子们的请求吟诵那首《乡愁》，此次在琼州学院的交流之旅也不例外，但余光中却婉言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吟诵了他的另外一首乡愁之作《民歌》，他念了第一遍，全场上千个听众在他的引领下应和着读了第二遍，一呼一应，颇有音乐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他鼓励海南的学子要多留心海南的风土人情和学习海南的当地语言。
　　“不一定要读余光中，读冰心，读徐志摩，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诗人，选自己的喜欢的作品来吸收……”余光中在讲座的最后，表达了对海南学子的期盼，希望学子们可以读与自己兴致相近的作品，同时也学习苏东坡诗歌里面儒家的坚持和道家的豁达，将海南岛的诗魂传承下去。
　　余光中海南解读“乡愁”密码
日，余光中和夫人在保亭槟榔谷采风。 李英挺 摄
　　日，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礼暨余光中的力作《乡愁》为主题的交响乐诗会在海口举办，余光中在交响诗会上。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文\本刊特约撰稿 关向东 张茜翼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2013年岁末，来海南参加2013年两岸诗会的余光中，接受媒体访谈时，向我们解读了他诗中的“乡愁”密码：跨历史，跨海峡，跨山河，跨东西，跨人类与自然。
　　访谈中诗人约定，会为海南写一首诗。这个“地图迷”告诉诗的大致意境：从雷州半岛到海南，如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海南正是那一点。
　　2013年岁末的海口，阳光正暖。
　　来海南参加2013年两岸诗会的余光中，携太太范我存女士接受媒体访谈间，讲述了一个出生在江南书香人家的少年，是怎样经过大时代的颠沛流离，内心的自我拉扯，成为一个以“乡愁”触动全球华人内心深处情感的诗人。他带着我们解读他诗中的“乡愁”密码：跨历史，跨海峡，跨山河，跨东西，跨人类与自然，有亲情、爱情、友情，青春、少壮，以及不老的诗心。
　　我和海南岛有四次缘分
　　“我和海南岛已经有四次缘分，第一次到是在1938年，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母亲带着我从沦陷区，辗转到了上海，又坐了一条轮船，经过香港，要去安南，船必经的就是琼州海峡，那时候我才9岁。再就是十年前海南师范学院请我来讲学，停留了三天，那一次去西部儋州参观了东坡书院。5年以前，海南岛要建国际旅游岛，余秋雨先生跟我有一个对话，之后我们沿东部去到了三亚。这一次大概有机会去中部山区了”。
　　其实，余老和海南还有一次“神交”，因了东坡对海南的“乡愁”，他的《夜读东坡》写到：
　　“从此地到琼州，茫茫烟水
　　你豪放的魂魄仍附在波上
　　长吟：&海南万里真吾乡&
　　蜃楼起处，舟人一起回头
　　愕指之间只留下了海雾”
　　我的诗歌里
　　中西、古今互为“乡愁”
　　“苏东坡是我感到最亲切的诗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难民，李白比较浪漫。”余光中说，“东坡他还告诉我，写诗不一定是在中原，可能是在边缘上。”
　　“苏东坡当时被贬到海南来，应该是赵家江山最南边的领土了。苏东坡在海南，在离中原那么远的地方写诗，对于我们在台湾的人来讲有可比性，我们也离中原很远，形势也是有点边缘化。可是你要写作，写作就要用你的母语，把你的意识、文化的传统都要融入中原。这一点和东坡相像。”所以，余光中用诗歌向中国的文化传统致敬，“其实我写古人特别多，比如写李白、杜甫、屈原、昭君。写古人是一种间接的婉转的怀乡，光是秭归我就写了八首之多啊。”
　　余光中说，“我们跟苏东坡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我们写诗不但还要读古时先贤的作品，还要读外国的。所以现在的作家不仅要母语的传统，也要了解西方，怎样调和中西，调和古今，我的诗歌里中西、古今都会互为&乡愁&。”
　　“《乡愁》这首诗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写的，那个时候我离开大陆已经20多年，当时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回来，所以是在哀愁的心情之下写乡愁。”
　　“作于1960年的《五陵少年》，说的是五陵少年在唐朝。五陵是帝王的墓葬所在地，所以有大唐帝国的雄风，又有长安的市井的风味。这诗里的五陵少年，是幻想看着武侠小说的，他对自己祖先的辉煌，耿耿于怀，他对当代的处境，又觉得不能适应。当时的台湾是&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美国留学&，跟大唐的胸襟又不一样。把这两方面糅合在一起，带一点自嘲、自讽、自怜的情绪在里面。”
　　“我的中国意识可以再分成小的故乡，我生在南京，在南京读过小学，后来读金陵大学。我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人，母亲和妻子是江苏常州人。那时候我在常州有五六十个表亲。写母亲写了很多，写父亲也写了一篇诗和一篇散文，写亡妻的有20首。为我4个女儿也写了很多。包括收到教科书中的《我的4个假想敌》。后来为孙子、孙女、同学、老师也写。”余光中说自己30多岁写《春天，遂想起》这首诗的时候，“是人在台湾了，想起自己少年的时代”。
　　余光中的诗里还有对物件的感想，比如《白玉苦瓜》。“白玉苦瓜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样玉器。我看到了之后，觉得这个苦代表生命之苦，白玉代表艺术的胜利，生命的苦涩可以变成艺术的甘甜，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代表美学的，一方面也是历史的，因为我经历过抗战的大时代。”
　　在余光中看来，台湾新一代的诗人和老一辈诗人有“相当大的不同”。“我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本地的诗人才从日语的语境里转过来，还不太会说汉语，所以他们面临着语境转换的问题，一时还写不出中文的作品来。我们这些从大陆去的少年，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这位耄耋老人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那课余做什么呢?我们就看旧小说，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所以我们都有一点传统的背景，对于古文唐诗宋词我们懂得也比较多。”
　　“中国的新诗，1920年代的徐志摩、闻一多，1930年代的艾青，以及1940年代的卞之琳都不同。至于我这之后，应该有两三代了。大致上他们是工业时代或是后工业时代出现的，互联网、手机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所以他们看到的未来比较多，回忆的空间比较少。”余光中说，“在台湾，像我这个年纪还在写诗的还不少，周梦蝶、罗门、洛夫都在发表作品，是很难得的。”
　　诗人要做一些
　　为人类高瞻远瞩的事情
　　在本届两岸诗会的研讨环节，余光中表达了另一种“乡愁”，他说自己和一些诗人为台湾垦丁公园的图片配诗，就是觉得强调环境保护意识比爱国主义意境更高，“诗人要做一些为人类高瞻远瞩的事情”。
　　介绍近况时，他说：“最近由一家企业资助开办了余光中人文讲座。有5年的计划，每年会办3到4个较大的活动，我们请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者到台湾南部进行演讲、表演等。”余光中说，“这个活动刚办过第一场，是我跟李安对话。第二场我们准备邀请香港的社会学家金耀基。第三位是王安忆。”
　　访谈中诗人和我们约定，会为海南写一首诗，放进明年三月出版的第二十本诗集《太阳眼睛》。这个“地图迷”告诉记者诗的大致意境：从雷州半岛到海南，如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海南正是那一点。
　　郑敏：诗啊，我找到了你
桂冠诗人郑敏。
郑敏与先生童诗白，童诗白是我国电子学学科奠基人。
　　文\本刊特约撰稿 谭五昌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93岁高龄的郑敏先生是“九叶派”诗群至今为止硕果仅存的代表诗人之一。郑敏的诗歌写作生涯，自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下，堪称横跨整个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一棵“诗坛常青树”。
　　跨世纪的“诗坛常青树”
　　1943年，郑敏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她的诗歌创作有哲学背景，这一点比较重要。在学生时代，郑敏最推崇的诗人导师是冯至先生，而冯至又最为推崇德语诗哲里尔克。冯至在创作中受到里尔克极为明显的影响，所以冯至的诗歌中有非常多的哲学元素。因此，郑敏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或最为突出的创作特色，就是浓郁的哲思色彩。解放前后，郑敏曾一度访美留学，对于国外的英美文学、现代派文学思潮颇为熟悉。郑敏是一位非常有学养的诗人。她的诗歌与哲学联通，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
　　郑敏最早的一部诗集叫做《诗集：》，这是她20多岁时的作品集，其作品的艺术起点很高，这些作品诗思超脱，手法现代，可谓出手不凡，令人赞赏，郑敏早期的著名代表作《金黄的稻束》就出自其中。解放后至文革期间，郑敏被边缘化了，诗歌创作处于沉寂状态。进入新时期，郑敏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她的诗作《诗啊，我又找到了你》由衷地表达了自己重新获得诗歌灵感的喜悦之情，是宣告其强势回归诗坛的“预言性”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郑敏出版了一部重要诗集《寻觅集》，体现了她在诗歌艺术上的一种探索与追求，或者说，她在重新寻找与确立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随后，她还出版了诗集《心象》，是由其1980年代创作的《心象》组诗而得名，这是一部非常有艺术价值的诗集。《心象》是1980年代最有力度、最有哲理性的组诗之一，它是对世界上很多神秘事物的哲学的概括。上世纪90年代初，郑敏还出了一本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那是一部能够显示郑敏先生创作活力的诗集。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敏新时期二十年诗歌创作成果的精选，即《郑敏诗选(1979―――1999)》，这是郑敏20世纪下半叶诗歌创作精华的集中展示，具有总结性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郑敏先生除了写诗之外，还发表过许多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诗学论文，在诗歌界、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鸣。郑敏先生在诗学上属于“新保守主义”，她认为胡适的白话诗把古典诗的传统全部推翻否定了，认为这对中国诗歌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我觉得，郑敏先生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历史的断裂者，也不是那种激进的现代性拥趸。她的新保守主义其实是站在维护古典诗歌的血脉传统的立场上，很有历史感。如今，在这样一个追逐审美新潮与时尚的年代，郑敏先生回过头来对古典诗学传统的重新打量与对汉语的审美尊重，这种建设性的态度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学习的。
　　“九叶派”诗群代表诗人
　　关于“九叶派”的来历，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1979年，郑敏接到诗友唐祈的来信，约她和其他诗友―――原西南联大的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祈、陈敬容到曹辛之(杭约赫)家里见面。会面后，诗友们都态度积极地想出版一本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所创作的作品的诗歌合集，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九叶集”的书名来命名他们九个诗人的诗歌创作展示。1981年，《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派”也因此得名。
　　“九叶派”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现实和象征、玄学的结合，一方面它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色，同时也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这九位诗人的创作水平比较高且均齐，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高度和广度。
　　在我与郑敏的一次私下交流中，她曾经这样说过：“联大给我的是哲学、是诗歌、是人生境界的影响，是我一生最大的支柱。可以说，在联大我完成了哲学思维的养成，诗歌创作风格的基奠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从西南联大，我走向了自己具有诗歌使命的人生。”话语中有三个关键词―――哲学、诗歌、人生境界。她是把哲学摆在第一位的，郑敏在20世纪末出了一本书就叫做《诗和哲学是近邻》，也就是说，哲学是她的诗歌背景和构成元素，也是她最为个性化的诗歌作品标签。
　　郑敏早期代表作是创作于1940年代的《金黄的稻束》：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这首诗通过对秋日收获场景的描述，传达了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哲思与感悟，这种形而上的主题意向与诸多现实主义诗人笔下的“农事诗”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事实上，“金黄的稻束”给了诗人一个非常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灵感。“金黄的稻束”到了秋天的时候被收割了，于是诗人自觉不自觉的联想到“母亲”。
　　从审美角度来看，这首诗的画面鲜明，色彩丰富，现场感很强，达到了里尔克所强调的雕塑效果，即让思想像雕塑一样可以感知和触摸。所以这首诗写得很饱满，很丰富，也很深邃，它在艺术上非常成功。它带给了我们非常深刻悠远的哲思，重新擦亮了我们洞察事物奥秘的眼睛。郑敏先生的诗歌就是这样，她能从日常万物的身上发现与众不同的哲理感悟。
　　《心象组诗》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是郑敏诗歌中期生涯的一个代表作，这组诗出色的地方在于诗人创造了一种心灵的幻象，并在其中融入了深刻的生命哲学的感悟。现引这组诗的一个诗节：
　　在昼夜交替的微光中
　　心象自我涌现
　　在画布上
　　坚实而又虚幻
　　我捕捉到的
　　不是光滑的鱼身
　　是变幻不定的心态
　　但，听，风的声音
　　不停的信息
　　在沉寂中形成
　　它来自夭折的年轻人
　　涌向你……
　　这首名为“心象”的组诗一共有十三个诗节，诗人把十三个心灵的片段组合成一个立体化的心理景观。这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幻象，更多的是表达了她对生命的哲理性感悟与神秘性体验。
　　诗的结尾令人震撼：“那扇门仍在那儿/但它不再存在/多年以后当人们/扭过头来回顾/才能看明白/那是一扇/通向神曲的门”。
　　通过戏剧性的手法，诗人把命运的庄严感写出来了。通往“神曲的门”的意思就是，你有可能通向地狱，也有可能通向天堂。所以诗人在这里写出了命运的神秘莫测。读完这一节诗，我们对“门”所具有的象征性内涵有了深层的领悟。我们由具象的门，联想到无数扇抽象的代表我们命运的“门”。这个“命运之门”对我们的人生更具重要性。总而言之，作品传达了一种形而上的生命体验。
　　作为一名擅长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诗人，郑敏对死亡主题的触及与表现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间是非常突出的，她在上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均写过数量不少的表现死亡主题的诗歌佳作，但在90年代初，郑敏写出了一首表现死亡主题的出色长诗，名为《诗人与死》。她以诗友唐祈在困境中不幸死亡的事件为诗思聚焦对象，由现实而跃入精神、哲学层面，对诗人之死予以了深入灵魂的艺术呈现，是她晚期作品中公认的杰作。
　　是谁，是谁
　　是谁的有力的手指
　　折断这冬日的水仙
　　让白色的汁液溢出
　　翠绿的，葱白的茎条?
　　是谁，是谁
　　是谁的有力的拳头
　　把这典雅的古瓶砸碎
　　让生命的汁液
　　喷出他的胸膛
　　水仙枯萎
　　新娘幻灭
　　是那创造生命的手掌
　　又将没有唱完的歌索回
　　将我尚未闭上的眼睛
　　投射向远方
　　那里有北极光的瑰丽
　　这是长诗的第一节，奠定了沉思死亡的叙述语调。经过了许多浓烈的情感的倾泻之后，最后，一贯以哲理诗人形象矗立在新诗界的郑敏还是将死亡与永生(永恒)联系起来，并由唐祈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亡结局：“将我尚未闭上的眼睛，投射向远方，那里有北极光的瑰丽”。这里已将死亡高度审美化了。到结尾的时候，诗人甚至对死亡怀有更为瑰丽动人的精神向往：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
　　在此，诗人把死亡的境界进行了审美的提升，哲理的提升，灵魂的提升，整首诗的境界因此得到了空前升华。它以典型文本的方式，凸显了郑敏诗歌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艺术风貌。
　　姚风：让生命在诗意中灿烂
姚风诗集《当鱼闭上眼睛》
桂冠诗人姚风。 宋国强 摄
　　文\本刊特约撰稿 符力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姚风，原名姚京明，诗人、翻译家，1958年生于北京，后移居澳门，现任澳门文化局副局长。发表过大量诗歌、翻译和随笔作品，著有中葡文诗集《写在风的翅膀上》、《一条地平线，两种风景》、《瞬间的旅行》、《黑夜与我一起躺下》、《远方之歌》、《当鱼闭上眼睛》，以及译著《葡萄牙现代诗选》、《澳门中葡诗歌选》、《安德拉德诗选》等十多部。曾获过多个诗歌奖及葡萄牙总统颁授的 “圣地亚哥宝剑勋章”。
　　又是一年紫荆花绽放的季节，冬日的暖阳照着海口西海岸，海风吹着，刚好摆动海南新国宾馆外面那亮光闪闪的小叶榕树、椰子树、木麻黄、扶桑花、九里香……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对体格健硕的澳门诗人、翻译家、“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姚风来说，是凉爽，而不是寒冷。在可以看得见大海的开阔的露台上，姚风取消了午休安排，跟笔者聊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诗歌翻译与写作，以及促成中国与葡萄牙文化在澳门的联系与交流。
　　我还没有把灿烂的部分用完
　　符力：12年前，你促成诗歌刊物《中西诗歌》的诞生并出任主编之一;最近几年，还参与举办“澳门文学节”和“中葡诗人对话”，你如此积极参加澳门文学活动，初衷是什么?目前和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姚风：诗人西川说，如果中国人更多地走出去，并且做一些切实的事情，中国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在澳门也是这样。虽然大家在澳门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气息，但还是没有深层次的交流，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和葡国人没有多的交流，好像两个人相遇了，却没有相爱，心灵上没有共鸣。对澳门了解不深的学者常说澳门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其实，只能说是两种文化并存而已，没有碰撞出火花来，说不上交汇。《中西诗歌》是澳门、广州和珠海三地共同创办的诗歌刊物，在澳门创刊，继承澳门开放的历史传统，不仅努力促进中国诗人之间的交流，也试图为中外诗人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架起一座桥梁。
　　“澳门文学节”是全球首个让中国和葡语系国家进行文学艺术交流的盛会，今年春季举办第二届，我参与其中，希望更多人了解澳门，了解澳门人的生存与发展，希望中国和葡语系国家的人们深入建立物质与精神上的关联。我相信，如果有人漫步澳门的古街小巷，被某一种历史细节所触动，或者被现实的某一个场景所启发，从而惊醒了他的文字，那么他们所写下的文字和澳门文学也会建立起一定的关联。
　　我认识的一个澳门土生葡人作家叫“飞历奇”，用他的名字为标题写了一首诗：
　　我向前走去，步履显得蹒跚/但我留给你们的，留给这个世界的/不仅仅是一个背影/阳光多么灿烂/照在我的身上/我还没有把灿烂的部分用完。
　　飞历奇虽年事已高，“步履显得蹒跚”，却仍然充满对人世的热爱，精神饱满地“向前走去”。这首诗以“我还没有把灿烂的部分用完”做结尾，体现了我对飞历奇的了解和良好祝愿，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人世多美好，不论是我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还是与此相关的澳门乃至华文世界的文化活动，我都会尽力付出，让生命中的还没用完的那部分灿烂起来。
　　符力：2005年，诗人黄礼孩出资印行你翻译的《安德拉德诗选》，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受到国内诗歌界的追捧，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诗集?
　　姚风：的确是这样的。2001年10月，我参加在葡萄牙南部城市法罗举行的国际诗歌节和我的葡文版诗集《黑夜与我一起躺下》的发行仪式，遇到了旅居荷兰的诗人多多。他十分健谈，在大西洋的海边，我们用母语畅快地无所不谈。谈到各自喜欢的外国诗人，我说出了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名字，多多眼睛一亮，说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不仅仅我们喜欢
　　安德拉德，还有更多的人喜欢这位“我的手如何变成海员”的诗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翻译过安德拉德的《雨中的家》：雨，雨又落在橄榄树上。/我不知道这个下午为何又下雨了/既然我的母亲已经远去，/不再走到露台上看雨/不再从缝纫中抬起眼睛/问我：听见了吗?/我听见了，母亲，又在下雨/雨滴落在你的脸上。诗人刘春在他的《雨中的母亲》一文中说他读到的最让他感动的诗，就是安德拉德的《雨中的家》，这首只有八句的短诗，说的是孩子对逝去的母亲的回忆。每一次读到它，他都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他在文章的结尾抄录了这首诗，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一个读者如此看重这首诗，我深为安德拉德感到自豪，也为翻译了这首诗而欣慰。介绍更多的葡萄牙诗人作品给国内的诗歌读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美好意愿，我将为此继续努力。
　　翻译诗歌不是劳役，
　　而是快乐
　　符力：你的葡萄牙语诗歌翻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西诗歌对当代诗意中国的再造有何启迪意义?
　　姚风：我1958年在北京出生，初到澳门的时候，为稻粱谋做过各种文本的翻译，但最热爱的还是翻译诗歌，它让我感觉翻译不是劳役，而是快乐。1987年，我第一次读到安德拉德的诗，他的诗让我深感震动。于是，我开始翻译他的诗，1991年选译他的五十多首诗作结集出版。在里斯本举行的诗集发行仪式上，我结识了安德拉德，并与他一起朗诵他的诗作。他为我把他的诗歌翻译成中文而兴奋。事实上，他一直对东方诗歌情有独钟;东方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1993年，我又翻译了他的诗集《新生》。他在为中国读者所作的序言中比较了中西诗歌的异同，还提到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甚至说他最喜欢的一首中国诗是李白的《送友人》。他还写到：“很高兴我的诗歌通过你的手，抵达了&万物源于斯&的东方。也许我紧贴大地、超脱俗世的诗句所传达的质性自然会融入你的语言之中;也许一些魂灵，只要屏息谛听，也会听到雨的喧响和山雀的啁啾。”安德拉德的作品始终围绕着自然与人这个主题，在“人这个悲伤的家园中”歌颂阳光、大海、果实、天空、土地和生命，“紧贴土地、超脱俗世”一词道出了他的诗歌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安德拉德跟中国古代诗人有着共通之处。
　　大自然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灵感来源，对自然风物的吟诵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或多或少流露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与亲切感。然而，正如余光中先生在2013两岸诗会上所言，在唐朝，杜甫遇到“国破山河在”，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却是“国强而山河凋敝”。必须承认，我们已背离了大自然，越来越彻底地丧失了像陶渊明、李白、王维、苏东坡那样享受自然及其诗意存在的权利，正走在一条让人惶恐不安的迷途中。这就是说，当代诗意中国能否得到再造，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及其我们对身边的一草一木的态度。
　　海南自然风物让人着迷，
　　我们应带着诗意活着
　　符力：作为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生于斯，长于斯，你如何看待我们当前的“自然”?
　　姚风：今天，我们面对自然，感到很无力。
　　我们没有中国古人的那种情怀，没有寄情山水享受诗酒年华的那种趣味，纵使有那样的情趣，我们又能从都市里出发，去哪里找到没有被烟霾遮蔽的青山绿水呢?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了。
　　我来过几次海南，这里的生态系统保存得比较好，自然风物让人着迷。而这次到海口，我跟诗人李笠和几个朋友出去走走，经过某路段的时候，看到很多原木堆放在路边，那是被锯掉并不远千里从国外运到这里来的木材吧?树干直径大的不止两米，数百或数千年才能长成的那么高大的一棵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砍掉了，想想很悲哀。日益发生的自然灾害，跟我们的欲望有关。我们少一点对大自然索取，少一点制造垃圾，生存状况才可能得到改善。而事实上，环保意识的淡漠，热爱自然及其长远发展之心的缺失，导致我们在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越来越严重地破坏了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李笠从他移居的瑞典回来，习惯了清洁精致得几近完美的北欧小镇，看到国内到处施工，不得一刻消停，烟尘铺天盖地，连舒舒服服地呼吸一口空气都做不到，内心反差非常大，很痛苦。我们都能理解李笠的感受，我说我们缺乏美的意识，城市生活没有诗意。
　　其实，我们不应该活得越来越愚蠢，我们应该带着诗意，栖居在这个伟大的国度。
　　阎安：从黄土高原到碧绿海岛
　　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森
桂冠诗人阎安。宋国强 摄
阎安诗作《玩具城》
　　跨越海峡的呼唤―――2013两岸诗会
　　从陕西来到海南岛的阎安，有点沉默，这一届两岸诗会共评出四位桂冠诗人奖，阎安是获奖者之一。在来之前他已经获悉自己获奖，但在交流之中，他从不提及此事。
　　阎安，原名阎延安，1965年生于陕西延安乡村。先后出版作品《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乌鸦掠过老城上空》、《境况》、《鱼王》、《玩具城》等。曾为《延安》杂志总编，现为《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3年岁末的两岸诗会，汇集了海峡两岸多位诗人，他们在海南岛上，在阳光海风绿树蓝天之下，讨论着一个不无严肃的话题。内地很多大城市都笼罩在寒冷之中，笼罩在漫天迷蒙的雾霾之下。从多地赶来的诗人，都在气候与地域的差异中，感受着冬天海南岛的别样诗情，在散发着自然之美的海南岛，诗歌是人们最愿意说的话题。
　　诗歌，表达的是整个世界
　　本届两岸诗会的诗歌高端文化论坛主题是“自然至上、呼唤诗意中国”，在论坛的主题发言中，陕西诗人阎安论述到个人关于诗歌的思考时，表达了诗人特有的气质。他认为，诗歌这个问题有着两点特性：一是无休止的创新;二是综合整个世界。一首诗无论其短长，都得在其有限的篇幅内，在形式、语言、意象等等方面做出创新的努力，类同的表达，将会使得诗歌变得平庸、僵死。诗歌的篇幅固然是有限的，可一首诗要获得自足，诗人就得在这首诗中容纳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一首诗得有自己的之所以称为诗的合理性，一首诗得表达诗人完整而又锋芒毕露的心灵史与世界观。
　　当前，中国诗人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时代，而是整个世界，是站在一个全人类的格局上表达，因此中国的诗歌显然也应该要提升到这个视野上来，而不是在一个小空间中洋洋自得。在这个时代，很多因素导致我们对物质的“应急”，我们总是手忙脚乱地应对着物质大潮的汹涌而来。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在物化，语言也在物化，有些诗歌的价值、审美立场，也已经调整到把物欲提升到合理性上来。
　　时代的价值多元，诗人面对的问题是，尚没有完成语言的孕育，语言、形式、表达等等都饱受束缚，显得十分不成熟;而要解决这种问题，需要诗人回到当代汉诗的内部规律中，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阎安认为，现代性与古典并不相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也是一个古代诗人，他们内心的追求，有着相通的地方。
　　海南岛与现代的乡土
　　林森：由于这届诗会仍是放在海南举行，所以想请您谈谈对海南岛的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南还有一些乡村习俗得到很好的传承，对海南人的心灵抚慰是不言而喻的。海南的年轻人在外奋斗多年，也大多愿意回到这座岛屿上。乡土在心灵归宿方面，其作用也是巨大的，您对此怎么看?
　　阎安：现在的乡土和以前的乡土，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现代的乡土，是开放性的，也应该是开放性的。现在在一个非常偏远的乡村里面，无线电可以用了、互联网可以用了，现代化是一个体系，需要把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所以现在就很难有绝对意义上的乡村了。绝对意义上的乡土，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在当下和未来有发掘的意义，但其本身再也难以实现那种辐射性的意义。文化的乡土性，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态来说是必要的―――乡土文化是某种自觉的传承方式。乡土文化有着某种源初性的意义，能够一直保持，当然好，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永远不变。
　　岛屿与大陆
　　林森：因为是两岸诗会，台湾来了不少诗人，在你的想象、视野当中，在你的黄土高原的背景看来，海南、台湾这种岛屿型的地方，这种被海水包围着的地方，和“大陆”有着什么一样又不一样的地方?
　　阎安：其实，岛屿和大陆也有着相似性。虽然说岛屿可以每天面对大海，但当你没有那个航行能力、航行意识的话，它是一个孤绝的存在。大陆的话，比方说，在农耕时代，靠步行，要迁徙是很困难的，和世界的沟通能力也是很差的，相对来说，也是封闭的。但这种封闭，又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跟其人文传统、觉醒程度、意识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唐朝时，西安成为了世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由于自然的不同，有着各自的优越性和局限性，但核心问题，还是文化―――文化的到来，会改变一个地方。
　　文化的核心，又是人，所以台湾这个海岛貌似小、孤绝，但台湾保存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它的底蕴还在。台湾的特殊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夹缝里，多重的挤压、挤兑中，产生的一个特殊存在。台湾文化中也有着殖民性的东西―――美国、日本等给它的那种殖民性、寄生性的东西。
　　像海南、台湾这样的岛屿，或许有着某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漂浮感。
　　文学在时代中的变化
　　林森：陕西的作家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都曾给中国文坛留下过厚重之作，他们的作品，曾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人生成长，可以说，陕西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这在中国文坛都是很少见的现象。可是，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感觉70后、80后的陕西作家，影响要小得多。您对文学在当前的时代中所处于的位置，怎么看?
　　阎安：我觉得，是时代变了，文学也随之变了。我们现在一直说到文学的边缘化，这个时代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文学已经不再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了，它不再是社会大众、社会人群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文学在边缘化、弱化，精神整体萎缩，但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文学本身趋向在多元化、文学生态正在变得多元化，文学祛除了它在历史上承担的很多社会责任，它以前所承担文化功能的局面不在了，文学当前只用文学性和人、和时代发生关系的时候，文学从传播上、影响力上都在减弱―――尤其互联网新媒体到来以后，对文学的冲击就更大。
　　我倒认为，现在从写作群体的绝对数量上来说，远超以前;而若是从写作水准上来说，纵向来比较，当前年轻作者比起以前来，其实水平都提高了。所以说，年轻一辈写作者，遭遇的已经不是和前辈作家一样的社会背景，他们产生影响的方式，也早已经不一样了。表面上看来，文学好像跟普通人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但是呢，文学其实是在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在。有的文学作品，是在隔了几代人之后，才重新被发现，重新焕发光彩，以接力的方式影响继续前进的历史。
　　现在大家心中觉得文学的衰败、边缘化的感觉，是某种强加在文学身上的历史幻觉、特权幻觉在起作用―――其实，这是对文学本质认识上的误区。文学就是人们内心的、灵魂的、精神的力量。无论是读文学作品的，还是写作者，都应该是在某种在个性的、个体的生命中获得的体验。
　　诗歌与现代化
　　林森：讨论中，很多诗人对现代化好像都过于痛心疾首，对自然、乡土怀有某种乡愁式的皈依感，对此，你怎么看?
　　阎安：现在很多诗人老是反现代化，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把现代化生活的好处全部都要享受到，而作为写作者，却又自然而然在观念上要反对现代化、要批评现代化，把其变成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仍旧没有把握到文学的本质。甚至有些人认为，反对现代化，就是要重新返回乡土，以农耕文化作为参照、背景和基础，他们就喜欢那种乡土所散发出来的所谓“诗意”。
　　现代性是结构的，它不是乡土自然、社会人文的简单的小结构，而是很复合的结构。现代性很交叉、很纠缠，很多元。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元性的一种呼应。这种混杂的现实，若是只在细节上而不是整体上去考量的话，尤其是在不少环节上，现代化可能会呈现出某种“很暴力”的现象，让人们对现代化产生恐惧和怀疑。
　　艾略特的《荒原》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不光是传统的乡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性，现代坚硬的、钢打铁铸的，曾被认为是非常变态的、暴力的现代文明，也能提炼出来诗性，也可以对其进行诗意的概括―――关键是写作者灵魂的力度强度，语言的力度强度，能否达到一个高度?现在在各个文体上向自然回潮的倾向，这往往是美学上不作为的一种策略。这种倾向一旦成为潮流，必然会重复，一个重复一个。
　　刘亮程出来以后，他的乡土现代主义写作变成了很多人追随的潮流，这种美学上的鸵鸟政策，美学上的不作为策略，不正视自己的时代，不正视某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家都在敌视雾霾，但中国庞大的人口，让我们不得不向前发展。唐朝的时候，中国才五千万人，而且唐朝那么强大的一个朝代，没有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几乎年年闹饥荒，饿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当时只有五千万人，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十几亿人，不向前发展，怎么办?还得靠发展。当然，我们的发展，不该以那种席卷一切、摧毁一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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